独钓寒江

儒家的生命力;从道不从君:历史角度看儒家生命力

Sun, 19 Jul 2009 16:15:49 +0800

    华夏先民在东亚特殊地理环境的作用下，形成同质的大板块，由此建立起来的古代超级帝国的规模效应，形成了抗衡、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帝国的科举制度虽然强化了文化同质性，有助于文化生命的传承，但也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挫折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几年前我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学术访问，记得他们的研究部主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从中国来的，现在你们中国的国运很好。”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民族和个人一样，都是有它的命运的。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以后的这一百四十年，我们民族充满着灾难、矛盾与深重的困境。大家都说，最近的三十年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四十年中最好的时期。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国难深重，人们自然要追究传统文化的责任，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态度，五四思想先驱者喊出的“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的口号曾经引领了好几代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强大，我们民族的自信心逐渐增强。这些年来，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开始出现重大拐点。政府每年都祭祀黄帝陵，炎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从官方到民间，均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可喜变化。儒家文明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学术问题。今天我想谈的是，从传统、历史来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究竟何在。从历史上看，它有什么优势与弱点。

    一、从地理环境看儒家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民族都是在适应自身环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明特色的。人类自古以来，除了华夏文明，还有希腊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还有印度文明，这些都是在不同环境下逐渐形成并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老实说，我们的华夏文明并不是最早的文明。六千年以前的两河文明，以及五千五百年以前的尼罗河文明，都先后有了金属的使用、定居城市与文字发明。然而，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在四千多年以前已经使用了文字。我们古代的金属使用也更晚些。然而，我们可以自豪的是，我们的文明是迄今为止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几乎所有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大家知道，两河文明是被亚述人征服的，古埃及的文明是遭遇亚历山大东征与伊斯兰扩张而夭折的，现在的埃及人并不是古代法老的直系后代，古代埃及文字已经没有人能认识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的历史，或者是被征服的历史。与这些古代文明的命运不同，中国的方块字，从发明开始，一直沿用到现在，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西方人曾把孔子排在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中的第一位，西方人未必认为孔子的思想就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更为深刻，然而，孔子思想影响的持续力确实是世界第一，从公元前五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七十几代中国人，南宋时，孔子的后人是五十一代孙，现在孔子的后代大概到八十代了。中国文明经历两千年，仍然保持文明性格的一贯性，确实是世界上持续力最强的文明。

    为什么在二十几种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持续存在下来？这首先与华夏的地理环境有关。从地理上可以看到，华夏的中原地区远离地中海。众所周知，古希腊、两河文明可以通过地中海进行频繁交流，形成此起彼伏的文明大合唱。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到过埃及与巴比伦。印度离他们稍远一点，但是印度和地中海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印度也很容易参与到这种文化交流之中。只要越过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山口，古代的亚利安人、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可以从这里浩浩荡荡进入恒河平原，在恒河平原上留下文化的烙印。

    然而，古代华夏则处在遥远的东方，它虽然得不到与其他文明互动碰撞出来的文化成果，但也避免了其他蛮族对我们这个新兴农业民族的侵扰、破坏、干扰、挑战和压迫，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远离地中海风暴的静静港湾中休养生息，并独立生长出来，直到华夏民族发展生成一个古代泱泱大国。

    严酷的地理屏障，也使我们与其他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在我们的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假如没有喜马拉雅山，亚历山大就有可能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在我们文明的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亚根本无法使人类生存，在我们华夏文明圈的东部，浩瀚的海洋是比沙漠更严峻的地理屏障，在我们的南部，是热带的丛林与横断山脉。也许人们会说，汉代张骞、唐代玄奘不是到西域去了吗？元代马可·波罗不是也到中国来了吗?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这些人，五百年才出现一两个，两千年来，一共就那么几个人。先秦的典籍可以说汗牛充栋，然而无论在《三海经》、《论语》、《庄子》、《荀子》中，都很难找到有关其他古代文明的记载。外部的文明世界，希腊、罗马、埃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古人不知道。我们的古代文明，主要是是靠华夏祖先的智慧，在极度缺乏外部文化营养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大一统为特点的帝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得以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

   二、古代超级帝国的规模效应

    大家知道，在古代华夏地区，我们的北方曾有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族对华夏民族的挑战。所幸的是，华夏文明发展成强大的秦汉大帝国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才逐渐兴起，并不断地发动对儒家文明世界的挑战。秦汉大一统以后的儒家文明绝对可以说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超级帝国。它的总面积要超过希腊、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总和。

    这个超级帝国为什么能够形成？其形成对我们文明的持续性有什么关系？这就要谈到古代华夏各地的小共同体的同质性问题。古代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出现了很多支流，比较适宜于农业发展，在整个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起，就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无数先民生活的遗址。这些文明遗址的陶陶罐罐都差不多。这也说明，先民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这些广泛散布在黄河中上游到下游地区、从事早期农耕、生产形态与生活方式大同小异的同质性的小共同体，在后来就形成为很多不同国家，但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从事农耕，彼此在价值观、语言、风俗与生活方式以及经营方式上也比较接近，正因为彼此相近，又没有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之相互隔绝，在互相交流过程中，很容易汇合成一个同质的大板块。到周灭商时，群起从周的有八百多个诸侯国，但是到春秋时就只有一百多个国家了，到战国时期只剩七个国家了，到秦汉则发展为具有巨大规模的超级帝国。

    这个共同体后来被秦朝统一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口资源和规模效应。秦朝统治者建立起统治以后，又利用国家强大的力量，强行推行文化普及，书同文，车同规，形成巨大规模。而北方游牧民族还没有强大到对华夏民族形成挑战以前，秦帝国已经以巨大的人口数量，巨大的资源优势，以及文化力量，形成了对抗外来挑战的巨大优势。当然，随着帝国在中原地区扩展开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逐渐发展起来，它把文明的基因逐渐带到了南方。

    大帝国的形成，对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功不可没。游牧民族从北方下来的时候，要经历那么大的困难，最后才能到达南方。这个过程往往要几十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华夏民族的破坏力大大减少，后来，华夏文明的巨大规模效应形成的虹吸力，使这些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都参加到了民族大家庭中来，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一旦形成超级大帝国，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就得以进一步保障，国家可以通过中央集权体制，强化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兴修大型水利，对社会的赈灾与对危机的统筹能力也得到增强。巨大的规模效应也有利于对边缘地区未开化的落后部落的文化“虹吸”作用，同化能力也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的巨大规模效应，是这一文明持久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纪初在大漠以北崛起的蒙古族对儒家文明的挑战，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当时的儒家文明已经非常成熟了。士大夫阶层在为蒙古人效忠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推行汉法，他们运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说服蒙古人，引导蒙古人，使蒙古人逐渐改变了原有习性。由于儒家文明幅员广大，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入中原地区，一直到蒙古人灭金，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大概有六十年时间，从1213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打到广州时，蒙古统治者经历了四代。忽必烈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已经全面接受了汉法。蒙古族后来也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生命持久历史中值得一提的事情。

    三、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上帝一样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惩恶扬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当政者一意孤行，违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统，那么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圣人之道是高于君统的，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统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君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无条件高于君统；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重，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来当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辅佐皇帝统治社会的时候，始终有一种道德的自主性，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批判、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我们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精神资源；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必须承认，这种以道统观为主的殉道精神，并不总是起作用的。这可能与儒家文化中“从道不从君”与“君尊臣卑”的悖论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了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四、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生命力的双重影响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大家知道，中国在传统王朝时代，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为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现代人类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因为中国古代，任何人，除了贱民以及少数规定人群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等地位；士绅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官僚到一定时候要退休，退休后虽然还有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在中国古代，他的财产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再有五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宋朝官员是贫寒家庭出生。另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明朝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这个对流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在古代，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方面，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举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一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一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世界地理没有用，因为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认识，要远远低于日本人。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来只卖掉一万多册。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儒家文明形态，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同样是一种潜在的缺陷。这种缺陷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但是到了西方对中国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后，它的消极性逐渐表现出来。而中国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正因此，五四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儒家文化强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是把批判传统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起点的。陈独秀当年就说过：我宁愿忍受过去国粹的消亡，也不忍现在和将来的民族不能适合于生存而绝灭。这种观念实际上从五四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了。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天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应该以更客观、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历史，尤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获取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新资源。

    如果要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明，我想，如果我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华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竞争机制的发育成熟，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个人的微观活力能持续保持下去，那么，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有极为广阔的前景。

回归民本主义，重建中国的政治价值

Sun, 19 Jul 2009 16:01:17 +0800

潘维文

摘要：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制度化机制。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的沦丧上，因此，复兴儒家文化只是隔靴搔痒。古今中西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文明、政治价值观，西方是法制加民主，中国是远古的民本主义、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中国需要重建政治价值观，回归民本主义。

　　一、我们的精神出了不小的问题

　　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重物质轻精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共产党原有的价值观被“掏空”了。国家目标或者党的目标，从过去的强国转变为现在的富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30年目标是强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不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后30年目标是富民，主要是为了解决不挨饿的问题。总体而言，前后60年都非常成功，这与共产党人强调物质第一、突出唯物主义有关，强国也好，富民也罢，都需要有物质基础。然而，成功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前30年强国阶段，我们党有很强的精神，但是，到了富民阶段，集体主义这种被共产党人继承的传统、社会主义这种被共产党人开创的精神被摧毁了不少，甚至遭到抛弃。这样的变化，其实并非完全突然，在中国现代史开端也有前车之鉴：中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我们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把传统文化劈了出去，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被抛弃，这种抛弃在进入前30年社会主义阶段时更加明显。从上述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确出了问题，而且还不小。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强调以爱国为荣、卖国为耻。现实又如何呢？比如，最近热播的电影《色·戒》，在官方媒体的大肆宣传中，几乎没有一个对《色·戒》就是汉奸文学进行批判的。文学界，以前我们强调它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些年来转向讲它要有纯粹的美感，近年更是追逐它要获得快感，所谓的“你有快感你就喊”。从责任感到美感再到快感，我们的文学界就这么一路走了下来。

　　再比如，现在的医院不讲究救死扶伤而讲究先收钱，显然，我们这个社会在生命价值观上出了问题。

　　还有，原来的教育讲“有教无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现在是教育产业化，是谁有钱谁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可我们连高中都普及不了，还要收费。显然，我们在教育价值观上出了问题。

　　从上述诸现象来看，我们的价值观的确出了问题。惟物质、惟金钱的价值观肯定是没有前途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轻精神重物质的现象？这是有原因的，人民连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都保障不了，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视物质。但这里一个悖论值得重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不少还很贫穷，连一些日常的基本东西都处理不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年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五万亿，钱多得花不了。设想，如果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上让人民放心，人民在精神层面就会安全一些，提升也会容易一些。而现在吃住行全部地市场化，必然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物质如此，精神亦如此。

　　二、全社会需要一种荣誉机制

　　1.共产党要有统一的价值观

　　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呼唤社会共识。这种共识首先是共产党的共识，党没有共识，社会就没有共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党作为一个精英的中立的领导集团，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不讲究真理、不强调精神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许多官员的孩子都送到国外念书了，他们的钱是怎么挣的？再比如，中央党校发出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的，有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说什么的都有，可以说是社会势力利益多元化在党内的反映。在大学校园里可以有多元的价值观，但在中央党校怎么会有多元的价值观？中央党校不是一所大学，它是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一定要讲究有统一的意志。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同时，毛泽东也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告诉大家，党内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

　　2.价值观要有不同层次

　　中国的传统一直在那里，道德诉求很容易，但无法自动地变成现实。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要找到落实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制度化的机制。新中国成立快60年了，在前30年，我们的精神价值是不错的，但存在着问题：用统一的、共产党人的极高精神层次的价值观来要求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每一个人去做；后30年的问题，就是没有价值观。

　　社会是分层级的，精英集团、领导集团是一类价值观，你不能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去要求乞丐，你不能用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去要求升斗小民。就好比现在提出的“八荣八耻”，谁都不会说有错，但如果让政治局的委员来学习“八荣八耻”，就显得太低了。价值观是有不同层次的，高层必须是非常坚强的集体，要有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所以，当社会上说高薪养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了：你把党的领导干部当成普通市民来要求，而价值观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是有所不同的。

　　3.中国社会需要一种荣辱机制

　　在中国，强调精神，强调价值，需要一种价值观的机制：荣辱机制。荣辱机制的关键是一体两翼：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荣誉，那么，他肯定也不知道什么是耻辱。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有很强的光荣感，不管你是最高层，还是最低层，你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有荣誉机制，如掏粪工时传祥。今天，这种荣誉机制全部被破坏了，只剩下钱了。层级高的就发高的奖金，层级低的就发低的奖金。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问题，除非你给他更多的钱。这就不知耻了，这是因为没有了荣誉感。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有荣誉感这个东西的，同样，西方也有。比如在英国，如果一个普通的人对社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在退休之前会给你一个“太平绅士”，这个人会很骄傲地将它印在名片上；高层次的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可以给他一个“爵士”。这些，都没有金钱，但是荣誉。

　　可以想见：在中国，一个人当了一辈子科长，就会觉得真没有希望，不贪点弄点图什么？但是，如果有一个荣誉机制，则当了一辈子科长并遵纪守法的人，政府会给你一个荣誉称号，这些人会在政府现职人员开会作有关决策的时候，被请来咨询得到尊重，他的荣誉称号就是参与政务的通行证：向你咨询，是因为你是这方面的老人，经验丰富，社会承认你。

　　政府的人，可以一届一届地换，但是，有荣誉称号的人可以永远地参与政治，这就是荣誉。所以，时传祥可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有他的一票可以投，他可以和大知识分子、大政治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这就是荣誉带来的，尽管他对有些问题的理解不够好。因此，对官员这一层级，提拔上去就不给荣誉，没有提拔的要给荣誉；那些兢兢业业干一辈子没有出差错的，政府就要给他荣誉，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其实，教授也好，贩夫走卒也好，全社会都需要荣誉。荣誉有时候比金钱更重要，甚至可以比生命更重要，因为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我们国家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有这个机制：一个战士获得了荣誉，就会伴随着物质方面的好处，不是先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后再得到荣誉，而是有了荣誉才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诚心地恢复这个社会的荣誉感。

　　三、重建中国的政治价值：回归民本主义

　　其实，现在中国最大问题不在于文化和精神上，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政治价值。所谓文化和精神，其实只是泛泛的说法，最根本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最大的精神是政治精神。光说儒家思想，同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只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

　　为什么说精神层面的东西首要就是政治层面的东西呢？这就要说到西方的精神和文化其核心是什么。从历史上来说，古埃及的文明是金字塔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城堡文明，今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制加民主，这就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

　　那么，我们中华文明为什么伟大，其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京剧，有人说是书法，有人说是四合院。如是，则没有京剧、书法、四合院之前，中华民族有没有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本质的东西是政治文明，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一些共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明是民本主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照顾老百姓的利益，还要政府干什么？民本主义不是儒家思想里面的，老子的《道德经》说“无为而治”，“无为”可以治理天下也不是源头。三千多年前，《尚书》就明写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民本主义最初的源头，说的是夏代的事。

　　从远古的民本主义，一直到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这叫万世一系，这才真正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东西。当官干什么？服务于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老百姓没有房子住，没有钱上学，没有钱看病，这些事政府不抓怎么办？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四、共产党决定知识精英的走向

　　在重整政治价值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应承担什么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要附在一张“皮”上。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可以附的有三张“皮”：一个是共产党这张“皮”，一个是西方式的民主主义这张“皮”，一个是中国亿万老百姓这张“皮”。知识分子到底附在哪张“皮”上，这很重要。

　　我们的党永远说：党和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至少现在，我看到了那么多的腐败官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一定！共产党里面的思想分裂了，含含糊糊的：有说民主的，有说法制的，也有说社会主义民主的。至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民本主义的。于是，我们就看到，知识分子处在摇摆不定中：有人要靠向西方，有人要靠向共产党，有人要靠向老百姓。我们希望的是共产党与老百姓利益的坚定统一，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有得靠。但现实却是：知识精英的“毛”在天空飘来飘去。

　　由上，我想强调的是：知识精英所起到的作用，关键是看共产党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产党决定知识精英的走向。知识精英的分裂是必然的，但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站在哪一边，他坚定不坚定，他让那个“毛”附得上去附不上去。否则，你自己把这个“毛”都抖落开了，那这个“毛”肯定就依附到别的“皮”上去了：要么跟老百姓造反，要么跟西方人反共。如果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自己又很坚定，则中国大部分的知识精英就会附过来了。

　　所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对的。中国60年的成功，核心原因是共产党。改革开放这30年，遇到那么多的沟沟坎坎，每次知识界都认为过不去了：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仔细想想，为什么能过来？集中到一条，是因为有共产党，尽管对这个道理知识界基本不愿意承认。

　　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到俄罗斯访问时，俄国一个院士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俄国要复兴是必然的，但是，要想真正地复兴，光靠普京是不行的，光靠一两个英明领袖是不行的，一定还要有某种形式的共产党出现。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组织，把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俄国就没有复兴的希望。

　　结语

　　文明，不是静止的；文明，在时代中变迁。今天，当中国出现轻精神世界问题时，如何看待，如何应对，继承传统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应该并举。在继承上，值得注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不仅仅是儒家文明，尽管儒家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较长，更接近我们，更系统化。在重新挖掘我们的精神世界时，《大学》中的11个字：“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华文明之根。

　　说到学习西方文明，前30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表现得非常有气魄、做得比较好。百年前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罢，一个半世纪前日本人说的“和魂洋才”也罢，都不如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种气魄体现了文明的民族精神，没有什么“体”“用”之分，什么能为我所用就用什么，汲取全世界的营养，不担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被拔了，也不担心中华文明会被摧毁。

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

Sun, 19 Jul 2009 15:54:44 +0800

秋风文

提要：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错误以为，要建宪政制度，必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民主、科学不兼容，结果导致理性一路退后，政治趋向暴力化。

泰国红衫军连续大规模示威，导致东盟峰会无法正常召开，引来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恰在此时，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之印度开始进行大选，舆论同样给予相当关注。

但其实，诸多发表评论的人士对这两国的情形，并无太多准确了解。比如，很多人感慨泰国的民主让民主丢尽了脸云云，这些人士可能不知道，泰国目前其实仍然处于宪政巩固时期，甚至又回到了转型期。泰国于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保守派军人随即控制权力，此后一直是军人独裁的威权政制。一直到1992年，才算建立起文人政府，进入宪政巩固期。但军人又于2006年发动政变，打断这一进程。所以，泰国乱局的祸首不是民主，而是军人独裁。军人用非制度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被军队剥夺权力的他信派也不能不同样诉诸制度外的街头政治手段。

相比之下，印度的宪政制度要成熟得多。印度自1947年独立，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这套制度已经运转六十多年，除了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之外，没有发生严重的宪政制度中断。因而，印度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民主运转得最成功的国家。

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

考察这两个国家，立刻发现两者有一共通处：两国社会都相当地传统，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传统。这一点反而成为两国建立宪政制度的优势。

现代国家的基本宪法原则是政教分离，不过，就像智者托克维尔所说，这绝不等于说，宗教就与政治无关了。事实上，宪政制度的建立与正常运转往往需要宗教的某种支持，广而言之，需要诸多传统制度的支持。宗教、家庭、各种社团等传统社会制度，均有助于宪政转型过程的稳定，也有利于宪政秩序的正常运转。

道理十分简单：宪政制度是一套微妙复杂、甚至有点脆弱的制度安排，需要以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为基础。没有社会秩序之皮，宪政之毛又将焉附？而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宗教、依赖传统道德、依赖传统的社会制度来维持，离开这些制度，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

更进一步，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自由的、民主的文化这回事。把这两个概念扯到一起，本身就是头脑不清醒的产物。宪政制度的建立和运转所需要的，只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正常的传统、正常的宗教、正常的道德、正常的社会组织。所谓正常，就是指他们并不显著于有悖于人们关于正义、关于幸福的理解。

印度是幸运的，它就是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开始其建国大业的。在印度争取独立的领袖人物，不论是甘地，还是尼赫鲁，都具有伟大的人格，都是印度社会的“绅士”。尤其是伟大的甘地，全身浸透了印度的宗教精神。当年办过《观察》杂志的储安平曾预言，靠这种愚昧的宗教精神，印度人不可能实现独立。但印度就靠着这种精神独立了。而且，印度建国以来者设计了相当健全、为国家奠定长治久安基础、可以长期有效运转的宪制，其德性与明智可媲美于美国制宪者。

泰国的宪政制度虽然没有上正轨，但是，泰国宪政转型的历程还是比较平和的，至少，泰国没有发生过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即便是军人政变，也是相当温和的。转型过程的平和，恐怕是全民深厚的佛教精神有极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泰国的街头政治，放到没有宗教精神的国度，恐怕早就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暴力狂潮，进而引来同样血腥的军事镇压与军人独裁了。

作为中国人，看了当下泰国、印度的事件，不由欷嘘，尤其是在五四将要临近的时候。时下，各方都在张罗着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顺便地，人们也对新文化运动大唱赞歌。但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就错得离谱：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以为，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宪政转型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民主、科学不兼容，尤其是儒家——直到今天，还有人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于孔夫子。照此逻辑，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制度，就必须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清除一切传统的思想、信念，塑造出一代新人。

然而，如此大全盘反传统，结果得到了什么？如余英时、张灏等先生所指出，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激进化与政治激进化。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提供历史的、伦理的论证。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而被颠倒：道德反而是虚伪，血腥反而是道德；高贵者最卑劣，粗鄙者反而最优美。

在这种颠倒了的价值支配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向着深渊一路狂奔：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精英——绅士群体，被放肆地使用大规模暴力的群体刻意地消灭，中国社会、政治的领导权力一步一步地落入社会边缘人物手中。新文化运动还是大学教授们发号施令，到五四运动时就不灵了，国民革命是教授的学生们领导，后来，中小学生、大老粗也纷纷登场。于是，理性一路退后，政治伦理飞速堕落，政治趋向暴力化，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

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

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然毁灭文化。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的文化，普遍出自那些远离、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君劢、萧公权、吴经熊、钱穆、牟宗三诸先生。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没有旧，又何来新？不尊重传统的人，怎么可能有未来？因为他连自己是什么、在哪儿都不知道。

今天那些忙着纪念五四的人、高调为新文化运动唱赞歌的人士，似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日本、韩国，研究研究今日的印度、泰国。传统与宪政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支持。糊里糊涂地为持续了百年的一种迷信招魂，不仅看不明白世界，也看不明白中国。

重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Sun, 19 Jul 2009 15:49:58 +0800

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同时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丧失了自我价值性。这里我有一个解释，自我价值就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政治意识形态，过去我们信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社会的主流性价值文化，中国古代有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和利他主义。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丧失了自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

　　近些年来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层面，在经济层面，产生了更多的社会矛盾。更严重的是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迷失。虽然还在讲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具体是什么，跟以前的不同了。过去有，现在没有了。官方也没有告知我们这种社会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在道德层次上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从清末以后政治变革，同时带来的文化变革。这种文化变革，是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近代文化革命的一个起点。五四运动一百年来一直在批判，到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批判传统文化。毛泽东时代在批判的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及相应的道德文化，与他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文化大革命前提倡学习的“老三篇”，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建立的新道德价值观。《为人民服务》讲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纪念白求恩》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益求精的道德价值。《愚公移山》更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勇敢牺牲精神。毛泽东时代虽然破坏了传统价值文化，但也试图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而且相当成功，我们都是受这个教育过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政府不说放弃，至少有非常大的改变，改变得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我们不谈了，就谈发展经济，经济是第一位的，追求经济利益是政府的第一目标。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放弃了。在经济上倡导的，实际上也包括一些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东西，以发展经济为第一，以追求财富为第一目标的社会理念。政府的行为对社会是有示范作用的，这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第一价值，给我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以追求金钱作为价值。人的价值、资源、环境等等，都可以暂时牺牲，自由也可以牺牲。稳定是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这是第一目标。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有一点迷茫。在道德意识形态方面，以追求财富，追求享受，作为思想价值观念。

　　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道德的大倒退。当然这种倒退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许是普遍的。我记得密尔先生说，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如果统治者是万能的，他能力很强，什么事都要管，他不需要社会和知识分子考虑国家问题。人们认为政治都是国家的问题，公民不用去考虑，即使有人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给政府的建议，政府只是听听而已，慢慢人们不愿意考虑这些问题。这样，人就会慢慢变得追求享乐、追求声色。一个政府实际上有两个职能，一个是秩序，保证现有的秩序；一个是进步，推动事物的改变。他说，一般统治者总是倾向于维护保持现有的秩序，如果进步的话，有很多危险。当然一个好制度的标准是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维护现有的秩序。任何事情要改进有进步的时候，在某些方面就有倒退，某些方面就会有退步，比如说社会经济方面如果有一些进步的时候，在道德方面就会退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迷茫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丧失，从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变成非常利己个人的价值观。很多有识之士说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积聚，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的丧失。如果基本的道德文化没有，那么这个社会一旦出现问题，是很危险的。

　　社会秩序的建立，西方国家有三种因素：一种是宗教的因素，它是内在约束力量。第二个层面是道德，控制人的行为，这种控制是通过自我约束的方法来实现的。第三个就是法律，通过外力强制的方法来控制人的行为。我们国家在古代社会，没有宗教的因素，也没有太多的法律制约，主要是道德因素在控制。

　　儒家文化一方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建立了一套官制秩序，规范官员行为；还有社会方面的一种规范。有士大夫的规范，有小人的规范，所以这种力量兼备了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两种力量。所以儒家文化，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有作用的。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国与家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结合。

　　西方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比如法制、民主、人权等等，跟道德和宗教有相通之处，这些价值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有政治上的共识。

　　近代以来，我们打碎了传统道德，确立了民主、科学等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建国以后，我们又批判传统的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建立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东西丧失了，现在处于一种“自由状态”，在经济发展中不好的东西就出来了。

　　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想改革和推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重建。我们的意识形态正逐步向普世的政治意识形态靠拢，比如我们先承认法制，又承认人权，领导层面上向自由、民主、法制、人权靠拢。但在政治上我们还是不承认西方价值。社会道德的意识形态的重建，有很多仁人志士在推动，首先有一种新儒家的兴起，蒋庆先生为代表。也有一些新左派，认为可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出现了不同的重建中国意识形态的努力。我觉得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道德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是，不可能靠儒家和毛时代的道德来重建中国文化。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路口，西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还有毛泽东时代的道德遗产。这些东西来整合我们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以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以后，没有道德价值，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就像一个泥巴可以塑成一个巨人，雪也可以成雪人，沙也可以搞一个雕塑，但是它没有支撑――精神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如何重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我认为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应该公开承认我们接受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观念，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回到人类共识价值。完全靠儒家文化，不是我们的出路。儒家文化应该具体分析，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应该抛弃，但是社会层面上的一些道德意识形态是可以继承的。不要笼统讲儒家文化，靠它全面拯救今日中国，我觉得不太可能。道德层面也不是完全都好，包括男女主仆关系等，这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儒家文化确实有很好的东西，如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交友处世和为人的方法，学习、修炼自己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精神等，都是无价的精神财富。这都可以继承。

　　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念，我认为并没有都过时，有利他主义，甚至有点牺牲精神。问题在于，他完全压制个人的自由、欲望，这是不好的。

　　我的观点基本上是这样，社会道德层面是把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和儒家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政治意识形态承认普世价值。

　　怎么做呢？我也在思考。一个社会道德的重建，政府的推动非常重要，民间也可以做。但政府带着经济的目的，复古、抢祖宗，这样好的东西也做坏了。政府推动道德建设，就像一个家长，更重要的是你的行为，一方面教育人民，另一方又贪污腐败，怎么行呢？政府政治清明才会建立好的道德。否则，提出来的道德标准再好也被人嘲笑。

　　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世界有一点恐慌。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的政治价值观是什么，道德的约束力是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保证人权的标准，国际社会认同。你不讲这个标准，世界有点害怕。我们必须建立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世界都能理解的、有道德感染力的国家。

　　徐景安：

　　蔡定剑是一个法学专家，非常难得从中国的意识形态、从创建中国的文化提出了他一系列的见解。我觉得他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观点：

　　第一，需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他在文中说：“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确实在迅速崛起。但是，在历史上儒家传统被废除而中断，今天毛泽东的道德价值体系实际上被放弃，而西方价值观又因政治原因受到抑制，举国上下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的大潮中失去了自我。”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支撑，只有对财富的崇拜和对享乐的追求，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这一结果。”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当前学术界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利益调整与制度建设，但是利益怎么调整，制度如何建设？这就有一个价值理念、价值判断问题。今天，我们国家唯一的价值理念是发展第一，民众则是挣钱第一。虽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口号，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体制内已没有了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智慧与胆识，需要民间来提供。这就是我发起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本意。但有的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虚骄与狂妄，这样的事，是你能干的？当然，有可能干不了，但总的有人干。由体制外的人来讨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没有了体制的约束，这是民间学者的优势，但由此也就可能“虚骄与狂妄”，别忘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共产党能够接受。而许多学者就是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所提出的主张只是他们的喜爱与偏好，既不顾共产党能不能接受，也不管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能不能接受？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后的中国，那就不属于我们的讨论之列。

　　第二，如何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他认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的基本价值，一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蔡教授指出中国古代以儒家道德取代政治价值，而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以党的政治信念取代社会道德价值。这个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我们至今不分政治与道德，既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政治理念，只是一堆好听的口号；更没有树立真正的道德理念，又用政治口号代替道德。

　　蔡教授认为，在政治层面上，应该借鉴西方文明，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公正等作为价值理念。在文化道德层面，应该继承儒家传统，即仁、义、礼、智、信等。在中国的学者中，主张西方文明的，往往将传统文化如死敌；主张传统文化的，往往将西方文明为垃圾。蔡教授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态度与主张，对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两者怎么结合、如何兼容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他所重塑的国家意识形态包括西方的和传统的，又加了毛泽东的。这样移植、叠加是否可行，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能够被大家所认同、追求，一定具有神圣性与正义性。西方人认为，人生而自由、天赋人权，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神圣、正义的事业来追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尽管我们国家逐步接受了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口号，但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理念。蔡教授说，要敢于承认西方价值观，可是它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最近又掀起了对普世价值观的批判。连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都没有解决，怎么敢移植？儒家道德的背后是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光宗耀祖是价值追求，不给父母丢脸是道德底线，靠这种理念支撑，要做好人，不做坏事。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有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吗？仁、义、礼、智、信能简单搬来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吗？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是与计划经济、公有制配套的，再加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敬畏。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还能恢复这样的信仰吗？

　　政府要发展，民众要赚钱，是当今中国最神圣、最正义的事业。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创建中国新文化，必须有比发展、赚钱更正义、神圣的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告诉你，来世上天堂，对人是有吸引力的。儒学倡导的光宗耀祖，孝敬父母，以及立德、立功、立言，曾是中国古人的神圣追求。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理想也激动过一代人。可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信来世、不信祖宗、不信共产主义怎么办？所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创建中国新文化，必须找到一个终极的理由，这就是人要追求幸福。宗教是追求来世幸福，共产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文明是追求现世幸福。发展、赚钱，也只是在物质层面上对幸福的追求，是人幸福的一个条件，不是人幸福的全部，因此发展、赚钱，不是人的终极价值、终极目标。确立追求幸福的终极理念，就为重塑国家意识形态、创建中国新文化奠定了基础，就有了神圣性和正义性。凡是有利于人幸福的文化都应该继承，相反就应该抛弃。西方文明、传统文化、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幸福过程中创造的文化理念，其中都有值得继承的元素，我就提炼出来，表述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所以，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一定是继承中创新，创新中继承，不能简单照搬、移植。

　　蔡定剑：

　　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不是说希特勒的国家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国家是有领土、人民、统治机构等等组成的。有没有国家意识形态？我讲一个故事，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国家，他要改革，要搞一个宪法，已经在日程上，最高法院成立已经在议会上通过了。宪法要确立什么价值观，要搞一个全民调查，调查英国人的价值是什么，准备写到宪法里去。如果要写一个宪法的话，首先要有这个东西。他就搞一个全民公共参与的调查。他是制定宪法。尽管在我们看来在西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人家看来还是有一个英国国家主流价值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国家主流价值的东西，就影响了多元化？建立主流价值的东西，是不是思想禁锢了？其他价值就不可以了，不是。主流价值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不是像我们过去强制的东西。我们把过去政府强制老百姓的东西作为主流价值，变成我们今天也要建立一个价值来强制民众接受，我们没有摆脱过去思维方式。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念，但影响多元文化没有？美国就是一个最多元化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矛盾，我们思维有问题。

　　对文化道德，我不太主张创新和重建。一种主流的东西，是我们发现他。人民都是一个历史的人，他找到的这些东西，是一个价值的东西，是一个结晶的东西，不是一个完全很新的东西，不是创新。创新一定是有一个过程。西方文化不是动不动就创建，西方近代的法律价值观形成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文艺复兴，不是文艺创新。另一个叫恢复罗马法运动，是恢复，不是重建。现代文明是在一个深厚历史的基础上发现的，然后赋予它一个新的含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我们过去过多的创新，我们应该用文艺复兴，恢复罗马法运动的这种态度建设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

　　幸福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要区分一下价值层次，一个是哲学层面的价值，是终极的价值，真善美，包括信佛。我说的国家意识形态不是哲学层面，因为哲学层面上就没有国家了。这次我的报告，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不是一个哲学的领域。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在政治哲学里建的，而不是在哲学领域里建的。一个是政治文化，一个是道德文化，很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政治的主流价值观，是可以制度化，可操作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可以指导这个国家怎么来建立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的。如什么是公正，我们学法的知道，这个权利是可以通过制度来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很重要的法治原则，你有任何一个决策，你要涉及到相关人利益的时候，他们有权参与这个决策，这就是制度了。我们缺的是政治哲学层面指导我们建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东西。比如说自由，政治哲学层面我们靠政府保护是不够的，根本的还是自我的保护。这样，我们的制度是建立有利于自我保护的制度。不是政府都来保护你。所以应有NGO，应该有自由组织的权利。我也承认幸福，我也承认真善美，这个东西很难指导建立具体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制度下面有一些原则和具体的规则，我们社会就好调节。如果光讲一个幸福的话，很难辨认这个制度怎么做。

一首好听的歌

Wed, 19 Nov 2008 18:59:02 +0800

盖侠士，古为善武、轻利、搏命者。浮生于乱世，名噪于道衰。披轻裘，挟长剑，策烈马，引狂歌。或扶弱济贫，救人于“急难之事”；或除暴安良，解国于“困厄之时”。其言必信，其诺必诚，其行必果。固常以勇武取重于诸侯，以信义显名于天下。鉴侠者之道，立乃立舍生取义之志，结乃结捐躯忘亲之情。今日慷慨赴危难，明朝热血酬知己，垂其丹心侠骨，上惊天地、下泣鬼神！

2008年的年度歌曲，我以为是《天地武魂》。敬请大家听这首大气磅礴的歌，以及，那震人心魄的侠义精神。

歌词：

云涛聚散

烽烟落起

望千古的苍海

你说谁是侠义儿女

情怀永在

爱恨不移

铁骨钢刀舞正气

有道是满腔的血

酬知己

千杯的酒

向天祭

人间是是非非

善善恶恶终有报

沉沉浮浮

悲悲欢欢无穷期

惟留忠肝和义胆

感天动地

阴阳乾坤

正邪风雨

看万代的江山

谁在谱写英雄世纪

江湖信步

生死来去

刻骨柔情不言弃

有道是守承诺

重情义

薄功名

轻禄利

你我执手相看茫茫人间

红尘泪

天马行空扬鞭绝尘

走千里

惟留丹心和侠骨

侠骨和丹心

感天动地

有道是满腔的血

酬知己

千杯的酒

向天祭

人间是是非非

善善恶恶终有报

沉沉浮浮

悲悲欢欢无穷期

惟留忠肝和义胆

感天动地

认识一下韩国

Sat, 01 Nov 2008 11:03:13 +0800

1.你为何否认曾为中国藩属的事实？为何把以前来天朝进贡，以求大国勿起兵伐你的行为，无耻的说成是“两国友好往来，平等的外交互赠“？
    2.你盗用太极图案，剽窃五行八卦中的四卦和阴阳鱼，来当作你们的国旗，经过中国人民同意了吗？
    3.你们自古借用汉字，至今文字中仍夹着汉字，经过中国人许可了吗？
    4.你擅用中华民国的“民国“国号，跟中华民国政府打过招呼吗？你国家那么小，妄称“大“韩民国，这大字明显抄袭了统治你36年的前宗主国“大“日本帝国，你承认吗？
    5.你的所谓“大韩民国宪法“都是抄袭1948年在南京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你敢承认吗？你韩国的法律几乎和台湾的“六法全书“（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完全相同，你翻版当时中国的优秀法条你认不认？
    6. 捷克人能不讳的说，就是因为靠着德国近，参照了发达德国的模式，取其地利之便才发展起来的，你韩国人愿意承认就是因为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非常近，因而学习技术方便和汲取了日本的成功经验，获得了近邻的好处吗？你为何否认？中国人不信你的东邻若是古巴、牙买加，亦或印尼、马达加斯加这样的落后岛国，你穷南朝鲜在1970年代能迅速崛起？

    7.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40年代在上海和重庆办公，今天你们独立了，你们有由衷地感谢中国吗？你们的教科书里有对蒋介石先生感恩载德吗？你们的教科书中有删去什么“中共军“干涉韩战的不实不敬言辞吗？
    8.原产中国的木槿花被你们改成叫“无穷花“，还当成了国花，知道你们的字典里还称呼为“槿花“吗？
    9.你们的国歌里还有视“长白山“为韩国疆土的不当歌词，那里是中国的领土你们知道吗？可以告诉中国人民何时修改吗？
    10.你们的语言中依然有“灭共“、“赤匪“、“武装共匪“、检举“共产党间谍“热线等这些汉字词，反共教育的遗毒仍在你们国民的脑海，你们检讨过教育政策吗？
    11.你们在独立后针对在韩华侨制定“外国人财产限制法“，这部恶法迫使华侨只能做些中餐饭馆小生意，买房子还得用韩籍老婆的名字，导致六万华侨不得不流浪美国、日本、台湾、阿根廷等地糊口生活，至今只剩两万老侨，你们排华比起印尼是如出一辙的，你们对此有歉意吗？
    12. 你们独立后不久，就极端的推行“韩文专用“政策，排斥原来的“汉韩并用“，制定法规不准政府公文书中使用汉字，马路招牌和告示也都“国文化“，在小学不教汉字，中学减少教授汉字数量，只剩下报纸的标题上还偶尔用几个汉字以增加醒目效果，和少数大企业内部文件还在使用，几十年来“去中国化“的恶果，培养了汉字文盲的一代，你们的北方政权更是完全废除了汉字，你们的骨子里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对吗？
    13.1960年代你们屡派官员到台湾考察经济建设和学习台湾经验，你们承认吗？1966年朴正熙总统到台北取经，拜见求教蒋介石，你们还记得吗？“兄弟之邦“自由中国（即台湾，韩国人当年如此称台当局）是兄长，你们是弟弟忘记了吗？

    14.1965年韩日建交，你们强迫日本不准用日本话的汉字读音来念韩国人的名字，要用韩国话的发音来拼读韩国人的汉字名字，吵着要日本政府改称汉城为片假名的“ソウル“（日本话读起来类似“馊捂了“），说这样才像韩语的原汁原味儿，实在无理取闹简直没事找事，日本国民普遍觉得无聊，但还是答应了；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你这套又用到中国身上来了，1992年建交开始，你们就陆续致函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把汉城改“首坞尔“，中国没理你，你越闹越凶，2004 年张罗懂中文的韩国学者开会选字，鼓动市民签名给中国施压，2005年1月19日汉城市长李明博召开记者会径自宣布汉城的中文译名是：首尔。一个外国帮中国挑选了两个汉字译名，强迫中方接受，好，你凶狠，算你厉害，十三亿人民怕你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率先采用，之后逐步汉城就变身为“首尔“了，你作风实在强悍野蛮，你满意了吗？
    15.1988年你们办奥运，自大到把宣传品吹嘘韩国有7000年历史，后自觉修改为6000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祖师爷，东夷们的始祖，大中国才号称5000历史，你们竟然比老师和爷爷的历史还长，可能吗？
    16.1986年汉城亚运和19988年的奥运，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新西兰的运动员都没少吃你们“爱国裁判“的亏，你们为了宣扬激励韩国的民族主义，丧失了友谊，连基本的体育精神都不要了，你知道吗？
    17.1992 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在此之前你们没有通知和你们友好往来43年的台湾当局，追求“国益“秘密闪电和大陆建交，无任何外交照会，只字片语不说，违背先前的断交必先告知的约定，无视外交礼节，循美国、日本、沙特、新加坡的例子来尊重台湾人民，处理断交以后的台韩关系，你的断交方式极为恶劣，实在背信弃义，充分暴露出了高丽人的善变嘴脸，今天台湾同胞都很讨厌你们南韩人，知道吗？

    18.你们经常问访韩的中国人“你知道现代吗？“、“你听过三星吗？“，63层的大楼中国有吗？（另外如也下围棋吗？也用筷子吗？中国有苹果吗？吃吗？看中国留学生踢毽子就问中国人也踢毽子吗？不胜列举）实在令人厌烦，自大无知到让中国人气愤，明白吗？
    19.韩国泡菜？不过是中国凉菜的一种，你前几年和日本争注册权闹的不可开交，这泡菜全人类都会做，四川泡菜、越南缅甸腌泡菜有名的很，西方的酸黄瓜也好吃的很，就你韩国小凉菜好？泡菜就是你朝鲜寡民的专利？鬼才相信。
    20. 你们的民族主义过极端，1995年着手拆除韩国中央博物馆这座欧式精美建筑，只因它是前日本驻朝鲜总督府，世界历史学者和建筑家一片惊呆，那是历史古迹，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景和活教材，竟然用挖土机野蛮的拆迁了，照你这种强盗逻辑，那台北的前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府和长春的伪满皇宫和满洲国机关建筑都要拆了，美国的英国遗留殖民建筑都得拆了，可是我们大国没有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21.1996年你们改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五个直辖市为“广域市“，问其原因，竟然说“直辖市“一词是中文，，，，天呀！你们知道你韩国话里面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来源于中国的汉字词吗？百分之十是英语外来语吗？语言文化本是互相交叉影响的，中日之间、英法之间都是如此，光考究某词是谁的，源自哪国，那世界的多数人都不能说话了，英文大部分来自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你小韩国知道吗？
建议中国，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直辖市叫“广域市“，哈哈！
    22.中国北京、青岛、天津、上海、台北这些韩国留学生多的地方，市民都知道你们的生活恶习，大口吃泡菜，其发酵的腌臭味和死蒜味四溢，令不习惯的本地居民难受，你完全不入乡随俗，不顾旁人感受，你们不学习爱泡妞，直称中国的小姐便宜，每到考试你花大钱请中国同学吃饭圈考题，给钱叫中国同学代写论文，春节、端午、中秋你去老师家送礼，你聚众喝酒，大声喧哗影响邻居，喜欢和当地人打架闹事，和韩国人住过的美国日本东南亚留华学生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向同学借钱，借了又不还，还喜欢乱动东西乱翻别人抽屉，高丽小手不那么干净，你们能改改坏习惯吗？

23.你们为什么老喜欢侵占邻国领土和强迫别国改地名呢？长白山以及天池本属中国，你们利用日属朝鲜和日本傀儡伪满洲国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和无边防之际，输出大量农民偷越边境，来到中国东北私占窃地，大力发扬“北拓精神“，侵占了不少长白山领土，朝鲜建国后更对华强索天池的五分之三湖面面积，无理至极；得寸进尺后，又贪婪要求鸭绿江口的薪岛，

24.这两年你们屡屡得逞后，又要求中国将地图上的“日本海“改成“东海“，你们简直是在放屁，中国人想告诉你们：

1 日本海只是地理习惯称呼，并不代表那就是日本的海，如同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湾一样，并不是全属以上三国所有。

2 日本国的面积和人口都比你们大，比你们多，数百年来和西方接触的时间也比你们早，接触面也比你们大，国力也远远比你们强，日本海的称呼形成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3 日本靠日本海一侧的海岸线比你们长，岛屿也比你们多，证据理论充足，照你们的逻辑，该海在你们的东侧就得叫东海，那该海也是日本的西海呀。

4 你们喜欢展示古地图，证明西方（也就是第三国）有部分航海图称呼它叫东海的，你们知道吗？中国古代称为日本海叫做“鲸海“、“青海“，中国唐代的渤海国还十多次从海参崴遣使横渡日本海，和日本国文化交流，留下了精美海图与文献，流传为千秋佳话，你们不会不晓得吧？
25.你们自1960年代开始，把自古称呼的黄海，偷偷地逐步改称为“西海“，现在你们的地图出版社，已经大部分将黄海标注为“西海“了，但中国人想告诉你们，那是徒劳的，因为英文是“YELLOW SEA“，黄海永远是黄海。

26. 你们动员懂中文的学者开会，帮中国选定了一个汉城的中文译名，叫“汉城“，只因为你们讨厌“汉“这个字，那么你们的汉阳大学（汉城名牌大学）、北汉山（汉城名山）、汉江（汉城最大河）、汉拿山（济州岛最大山）为何不改？你们国土处处皆“汉“，“汉“成份多的改不完知道吗？

    27.千百年来你们从中国学去的传统医学本来叫“汉医“，不知不觉地从这二、三十年开始，逐渐偷换概念，利用韩文中“汉“与“韩“二字的同音，把汉医偷换成韩医了，真是不知耻你们知晓吗？
    28. 明明是中国种，可是偏偏炮制教科书和政治力介入考古和人类学界，想尽办法和汉人切割，和中华划清界限，说自己是古东夷后人啦，一会儿又说自己是蒙古游牧种了，“去汉化“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支，朝鲜民族自古就是半岛上的东夷部落吸收汉人、倭人、和东北少数民族逐步形成的，无需刻意排除汉族血统，今天朝鲜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呀！你们有点数典忘祖明白吗？
    29.韩语（朝鲜语）明明是语系未明，学术界还没定论，你们就自己钦定韩国话是所谓“阿尔泰语系“，生搬硬套把十万八千里外的土耳其甚至匈牙利、芬兰都拉过来说成了是你的亲戚语族，也没问问人家认不认你这个远房亲戚；你的朝鲜文字母（训民正音，谚文）明明是模仿中国汉字创造的，但你的宣传品却扯谎说是“世宗大王“发明的，少数学者也遮遮掩掩只承认参考了梵文、蒙古文字，这也是睁眼说瞎话，你们朝鲜文字（韩文）的构件一（横）丨（竖）丶（点） O （天圆）口（地方）人（人和），和元素都铁一般的事实来自于汉字，否认是徒劳的，你们自从五百多年前搞出这玩意儿之后，一直学习中国汉字采用竖写，横批时自右向左，1950年代以后，中国采取横写，横排自左往右，你们也跟着这么书写了，有点文字学基础的人都可以识破并拆穿你的高丽谎言。
    30.你们长期篡改历史，潜移默化灌输国民中国长白山和天池乃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你们的，炮制所谓“间岛问题“（说吉林省的一部分是韩国的），还将中国华东、华北沿海说成是古朝鲜东夷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三省和海参崴、库页岛一带都是韩国的领土，赤裸地妄言唐朝渤海国是韩国人创建的，公然把渤海史当作韩国历史继承了，歪曲唐史黑白不分地解读唐渤海史料，你们很无耻可恶觉得吗？

    31.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的历史地理考古学者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研究大成，欲把中国东北的最新历史研究成果集合出版，呈现给十三亿同胞和全世界人民，谓之“东北工程“，你们拼了老命反对，去年吵闹了一年，国会议员带头发飙，汉城市民签名抗争，天天到中国驻韩使馆前抗议，喇叭喊话噪音烦人，还敢焚烧我大中国的五星红旗，中国国旗是你们高丽人可以烧的吗？请你们理智克制一些好吗？政治不要干涉学术研究好吗？
    32.近代和你们接触过的中国东北同胞都知道你们坏，叫你们“二鬼子“，你们非法越过鸭绿江、图们江私自开垦，你们为虎作伥当伪满警察拿棍棒打中国平民，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日军的朝鲜兵团冲锋陷阵，砍杀中国军民同胞不计其数，日寇大本部大大地赞扬；这些你们有所愧疚吗？
    33. 每当中国同学、中国朋友对你们提及2008奥运的话题时，你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我们20年前已经办过了“，你觉得北京（或上海）的地铁如何？“比我们韩国差多了，路线很少，北京地铁的指引标志都是学韩国的，你知道我们汉城的地铁是世界第四吗？“，问到你觉得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时，你总要不屑地说“还比韩国落后二十年“，中国人觉得奇怪那你们还来中国干什么？
    34.在韩国生活过的中国人都知道，你们民间以讹传讹，妖魔化中国人不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你们流传中国人不洗澡，看不起近代中国贫穷，盼望当代中国分裂，这是你们社会的共同价值，集体意识，你们的脑海深处这样“污名化“邻国有什么好处？
    35.这五年以来，你们的政界、军界、文化界、史学界、舆论出版界、科研圈，似乎有默契的大串联，对中国发起了一连串猛攻，中国社会招架不住，中国人民感情大伤。
    1 向联合国申报“活字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明究里，竟同意了；
    2 抢注端午节为韩国文化遗产，也成功了；
    3 正在酝酿把孔子、筷子纳入韩国的遗产，不久就要出手了；
    4 官民学大联合，进占中国东海苏岩礁，把我东海大陆架暗礁俨然视为韩国的最南端，指鹿为马的说它是“岛“，以在中国东海捞取最大的好处；
    5 把中医、本草纲目、人参、据为己有，说成是韩国发明的，或韩国的文化遗产；
    6 汉城警察对中国外交官进行迫害，联合媒体教唆记者仗着“本地人“的优势，对孤立无援的“外地人“进行围攻，在欺侮中国外交官的同时，中方捍卫着国格，保卫着外交官的尊严，警察强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下车，其实是以检查是否酒后驾车为名，欲剥夺中国外交官豁免权之目的，双方僵持不下，韩国媒体次日狠狠地大大的曝光这一事件，“中外交人员酒驾，拒我警察取缔“、“中使馆蛮横无理，在我地界闹事“，目的就是丑化中国形象，替韩国加分；
    7 今年长春冬季奥运会上，众多韩国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联手打出“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的韩文标语，在中国的地盘上如此嚣张，不是背后有韩政府撑腰，就是长期以来的歪曲历史教育所导致的恶劣影响；
    8 日前韩国教育部着手修订历史教科书，把韩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千年，超过传授他此项技术的中国；
    9 把今年新版的10000圆钞票（韩面额最大纸币，相当于人民币80元左右）的背面，印上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图案，这意味着浑天仪是韩国人发明的，是韩国的东西；你们韩国真是不要脸，到底知不知耻啊？
    36. 你们利用中日一时的关系不佳，中国政府控制日剧进口数量，迅速推出韩剧抢占市场，填补日剧真空，强力打出“韩流“牌，积极刻意经营韩流在华的蔓延，欲培育 “亲韩的一代“，使此年轻群体将来成为在华亲媚韩国（事务、文化、产品）的代言人，为韩国的利益服务。你们在培养“亲韩派“和“哈韩族“的同时，却在韩国限制 “还珠格格“和“包青天“的播出时间，限制中国连续剧的进口数量，玩两手政策，手段不可谓不细腻高明；盼我同胞都能认清韩国的真实面目与本质，和韩国交往时不要陷入了韩国的圈套和陷阱，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中华风骨。

误解千年的儒家名句

Sun, 26 Oct 2008 08:25:26 +0800

1.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由于上古文字极度简约，且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字词的意义常会发生扩展甚至异变。所以我们看上古文章时，最忌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从表面上去轻率理解古文的意思。

比如这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后人对“上，下”这两个字的认识错误。“上”和“下”，现代汉语单纯做为方位词使用，而在上古，则涵意要丰富的多，在这句话里，则是表示“尊”与“卑”的意思，所谓上尊下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意思就是“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 ”，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庶人社会地位底，就将他们排除于文明社会之外。

《汉书•司马迁传》：“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为什么说士大夫不可不恪守节操？因为士大夫是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人，万一犯法，被法制裁了，就是极大耻辱，是很丢人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做为士大夫，更要恪守节操，谨遵法度！所以《明史•刑法志》有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古时候刑不尊大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是所以用来激励人民保持廉耻之心的。如果象现代人讲的那样，士大夫犯了法可以不用刑事追究，士大夫阶层享有法外特权，还怎么让他们“厉节操”、“励廉耻”？儒者还宣扬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礼不下庶人”，即“礼不卑庶人”，不因为庶人的社会地位卑下，就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儒家“有教无类”“以礼化民”之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更是一桩由于句读错误所致的旷世冤案，不仅现代很多对儒学不了解的人据此底詈儒学，说这句话是赤裸裸的愚民思想，纵使象南怀谨那样对国学有相当深厚了解的人，也都弄错了，也当成是儒学里已不合时宜的糟粕。而事实上呢？这句话被人误解，其实是后人断错了句读！正确的句读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说，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给他们足够的自由权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与素质还比较低，就“知之”，教育他们，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认识与素质。这也正是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的现实实践！这种启蒙教化思想何错之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少先进人士要求推行民主，但如果民众鸿蒙未开，对民主理念与宪政思想根本没有任何了解，更不识其现实操作，不懂得如何通过理性手段去追求民主，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民主能健康有序地推行并最终成功吗？所以在此之前，要先进行民主启蒙，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对民主理念及宪政操作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这种启蒙教化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忘了，西方民主运动之初，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启蒙过程！而当民众具有了深厚的民权意识，民主素养也臻成熟，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所应有的自由权力，让他们自由去做宪法保障内的事。

3.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提出的，同时这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因为人必须要吃饭才能活下去，必须有夫妻之事才能繁衍后代，而吃饭只要健康卫生即可，一夫一妻也更利于家庭和谐。所以饮食和夫妻是天（也就是“自然”）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他要求做人要自然健康，夫妻和谐，而不要贪求淫乐享受。这种要求何错之有？饮食夫妻之天理不该存吗？贪享淫逸之人欲不该去吗？就是放到现代，这种思想难道是落后的、不值得提倡的吗？如果认为朱熹此言反动，那么什么才是先进正确的？天天美馐佳酿夜夜商女笙歌才对？食必山珍野味再养几个女秘包几房小奶才对？

原文链接：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103017329.html

附录：朱熹有生活作风问题吗？

文 / 聃聃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徽州婆源（今属江西）人，曾在福建崇安紫阳书院担任主讲，晚年徙居建阳考亭。

朱熹是程颢、程颢的四传弟子，为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博学多才，对经、史、天文、地理、音乐乐律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一生著作非常多，光是收进《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部，真可谓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集理学之大成，主张道德修养以居敬为主。居敬，是指确定和持守一种状态,也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功夫，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他认为“天分”既“天理”，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父安父之分，子安子之分，君安君之分，臣安臣之分。他极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该扼杀和扑灭。

年轻时我乍一听这“灭人欲”，吓了一跳，可能有人会和我一样想：“灭人欲”是把人的欲望都灭掉，太霸道太残酷了吧？所以骂的人很多。细看原话，却是这样的：“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这理论，无非是让人节俭一些，收敛一些，不要太放荡，太穷奢极侈而已。这理论，用今天的廉政角度、道德角度和养生的角度去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当时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的。可宋朝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们享受惯了，他们役奴仆、厌膏梁，酒池肉林、倚香偎翠大红灯笼高高挂惯了，对朱夫子的这个观点嗤之以鼻。

被后人骂得最厉害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其实是孔子的东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理论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渐渐地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是对妇女的迫害，更为残酷，一个““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把女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到了五四时期，封建礼教被鲁迅等有识之士控诉为“吃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要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年代。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谋偏安江南。在南下的路上，金军穷追不舍，宋部队溃不成军，他们打不过外国侵略者，欺负老百姓倒很在行，散兵游勇们沿途见什么抢什么，害得百姓叫苦连天。

统治者苟且偷安，为了向金人奉上大量的金银财帛，就更加横征暴敛，搜刮人民财产。江南民众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而起，他们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南宋朝廷一边又要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调遣大量兵力镇压农民起义，一边屈辱求和，闹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皇帝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了。

在这种内焦外患，国力不支的情况下，朱熹的理论，无疑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为封建王朝的巩固和不衰而努力。所以被当时的统治者推崇为一种“思想”。

朱熹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冲击至高无上的皇权。南康三年，朱熹向孝宗进言说：“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这不是责怪皇帝心术不正、纪纲不立吗？“文死谏，武死战 ”，朱熹真是拼着一死的勇气说出这话的。孝宗果然气得七窍生烟，若不是大臣赵雄在一旁拦着，朱熹的脑袋可能就搬家了。

这样的人，肥缺、美差自然是轮不着的，能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谋个一官半职，就算不错了。

淳熙五年（1178）八月，朱熹知南康军。他看到当地百姓赤贫的状况，非常痛心。他一边积极发展农业，救灾扶贫，一边多次上书皇帝，要求轻徭薄税，让农民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还发布《劝农文》，要农民不要怠惰，勤劳耕种，他还出台一些政策，让政府给农民贷粮，以利发展生产。在此同时，朱熹还积极办学，亲自讲课，希望能提高人民素质。他还施行一些法治，维护那个动荡的社会。

朱熹的工作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在知南康军任满之后，宰相王淮推荐他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管理常平仓、茶盐等方面的事务。

淳熙八年（1181），浙东风不调雨不顺，饥荒像一个幽灵在台州的上空盘桓，百姓们饥肠辘辘，忧心忡忡。腿脚灵便的外出逃荒，年老体弱的坐以待毙，更有倔强厉害的落草为寇。真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在这危难之际，朱熹被派往台州赈灾来了。

农历十二月初六，朔风怒号，白雪纷飞，年过半百的朱熹踏上了到台州的旅程。从临安（杭州）到台州，山峻壑险，道路崎岖。南方没有车马，山里行不了舟楫。更兼年关逼近，绿寇活动猖獗。在那些个寒冷而危险的冬日，朱熹一行日夜兼程，朝着穷山恶水的台州而来了。

进入台州境内，但见百姓衣衫褴缕，满脸菜色，有的更是奄奄一息了。

当时临安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台州的官员也不甘落后，太守唐仲友（字与正）天天灯红酒绿，聚众豪饮，高级歌妓们则在一旁莺啼燕啭，轻歌曼舞。

朱熹拍案而起。他拒绝了地方官员的接风洗尘，直接取道黄岩温岭。一路行来，一路了解灾情。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夏秋两季，台风一个个接踵而来，揭瓦掀房，倾屋塌墙，更兼洪水上屋，道路行船。还有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百姓死伤不计其数。又遇上八月十五的大潮汛，海水倒灌，农田吃了咸水，水稻倒伏腐烂，颗粒无收。

朱熹一边召集有关人员，分析灾情，一边四处奔走，实地踏勘水利情形。他们查看了一个个旧闸，但见闸板朽烂，闸桥断裂，腐水浊泥堆积数里之遥。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向朝廷打了报告，阐明温黄平原是浙东的粮仓，说温黄熟不但台州足，还有余粮可以支援新昌、嵊县等地。但因为水利年久失修，多有废坏，河闸已淤塞不能用。又因为地方财政困乏，无力检修。要求朝迁调拨兴修水利资金2万贯。

朱熹慧眼识珠，推荐了温岭的宣教郎林鼐和承节郎蔡镐主持修闸。说“林鼐曾任明州定海县丞，敦笃晓练，为众所称；蔡镐曾任武学谕，沈审果决，可以集事”。同时指斥了当时的黄岩县令范直兴“不甚晓事，恐难依仗”。

有了资金，有了得力的干部，招募了民工，台州的水利工程轰轰烈烈上马了。他们浚修河道，挖掘官河，该分流的分流，该疏通的疏通。

最要紧的事，就是在重要的河口重新筑闸。闸的功能是：枯水期，关紧闸门，保蓄淡水，不让宝贵的淡水白白流失；雨汛期，开闸放水，不让大水淹没了庄稼和民房；大潮上涨时，关紧闸门，不让海里的咸水倒灌进来，保证百姓吃上好水，保证良田不进盐碱。

修闸期间，朱熹并没有按他的“级别”住在舒适的官邸里，而是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住在闸旁的百姓家里。有一晚，他宿在海边闸头洪亭长家里。夜深人静，月白风清，朱熹听潮起潮落，思筑闸之各种事务，心潮起伏，睡意全无。遂披衣起，在庭中踯躅吟哦，得七绝一首，题笔写在主人墙上：才到重阳气便高，雁声天地总寥寥，客怀今夜不能寐，风细月明江自潮。

又有一次，他宿在下蒋村，与一陶姓老人探究兴修水利之事，这老陶是有学问之人，且德高望重，说起水利经验头头是道。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朱熹心里高兴，索来笔墨，亲书“静廉”真书二大字，赠予老人。

朱熹在罗适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增加了水闸的科技含量。他悟出了一个“连通器”原理，以保持水位的平衡一致。他对建闸具体执行官蔡镐说：南监（属新河）的五个水闸，基底石必须齐平如一，使河流五道俱通，若一闸稍低，水流都会涌到这个低的水闸去，久而久之，这个水闸必定会淹坏，其余的水闸也要废弃了。

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怎样才能做到“基底齐平如一”呢？武学博士蔡镐想出个法子，他们在新河北边的披云山的烽火台上树起旗帜，放置铳炮。挑了个大潮日子，每个闸处都派有专人守候。蔡镐自己手执红旗守候在海边，待到潮水退到最低位置时，他挥动手中的红旗，烽火台接到信号，立即倒旗放铳，五闸的守候者们都听到看到了，都在这统一时间里划定统一的水平线，然后就按照这水平线打基建闸，那么五闸就齐平了。

在官民一齐努力下，短短的几个月内，中闸、北闸、麻糍闸、下卢闸等四座闸桥初具规模。

他们还别出心裁搞了个“爬梳之法”，每个水闸，都配置了一个梳状的耙子，每隔一段时间，就耙去杂草，梳去淤泥，洗涤净闸门闸槽，保持闸门的启闭自如。使“其间田亩70余万，尽为膏腴。”

朱熹曾振振有词地说：“水利兴则黄岩无旱潦之灾，黄岩熟则台州无饥馑之苦”。世世代代的台州人都不会忘记这几名话，有识之士认为朱熹这话，最为“洞究利害”。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么苦干实干的朱熹，对官僚们歌舞升平骄奢淫佚的生活，当然是深恶痛绝的。

有个女子叫严蕊，字幼芳，是南宋初年台州大腕级官妓。洪迈《夷坚志》第十卷里说：“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周密在《齐东野语》称她“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因此，严蕊红极一时，大小官吏、富豪乡绅都以认识她为荣，求人办事，也常常通过她去开后门。

当时的台州太守叫唐仲友，字与正。唐仲友也是个学者，且风流倜傥。唐仲友也很迷恋严蕊，鉴于自己一把手的身份，不敢轻易造次。但凡有朋友来，必召她歌舞侍宴。严蕊秀色可餐，大家都觉赏心悦目。那严蕊的确是有点才华的，有一次，唐与指着窗外盛开的桃花，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她题词一首。严蕊略加思索，挥笔填就《如梦令》一阙：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吟咏罢，众人拍手叫绝。唐仲友高兴极了，当即赐其锦帛两匹，端砚一方，外加纹银二十两。从此，两人卿卿我我，吹弹唱和，难舍难分。

宋朝有法律规定，凡官府举办酒宴，可以召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得留她们过夜伴宿，违者律处。这跟现在的嫖娼是高压线一个道理。朱熹正为治水之事绞尽脑汁，寝食难安，唐仲友却在那里花天酒地，不管百姓死活。朱熹很是愤懑，就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这一招应该是很厉害的，不但揭发了唐仲友的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还揭发了他是黑社会黑势力的后台老板和靠山！可是唐仲友的姻亲王淮是当朝宰相，他把奏章压下了，朱熹不顾死活的连着上书十次，终于免去了唐在台州的职务。

因为是高官和名妓的风流公案，特别引人注目，新闻价值很高。人们奈何不了唐仲友，就在严蕊身上大做文章。严蕊被关起来了，要她招供和和唐的不正当关系。据说严蕊只承认：“陪酒陪唱陪赋诗作画是有的，决没有陪睡觉。”严蕊被打过两次藤条，始终不肯招供和唐仲友的床第情事，因而名声越来越大。

严蕊是不是真的坚贞不屈？历史上颇有争议。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狱吏诱供说：“你干嘛那么傻，早一些承认了，省得受皮肉之苦。”严蕊却认真地回答：“我是低贱的妓女，就是与太守有私情，也不至判我死罪。只是是非不能颠倒，为了减轻我的罪名，而去诬陷士大夫，我是死也不能这样做的！

文人雅士更是抓到了创作题材，又是写小说又是编剧本的。把个朱熹说成是争闲气的大儒，把个妓女宣扬成了侠女烈女。朱唐之争，两败俱伤，唐仲友朝中有人，只是平调到江西而已，朱熹在台州也只待了9个月就被调走了。这真是我们台州的一个重大损失。

唐严的这段风流公案，后来由岳飞的三子岳霖接着审理。岳霖有点同情她，准备将她放了，他问严蕊，释放后准备到哪儿去？严蕊当堂上口占《卜算子》一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这朱夫子到底是个读书人，除了一身正气，还有点书呆子气。朝廷让你治水，你就只管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好了，干嘛擅权去管别人的私生活？何况是台州一把手的私生活？你屡次上疏唐仲友违法扰民，这大概也算是“灭人欲”吧，但官员们都沆瀣一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你一个出头椽子，不烂你烂谁呢？

朱熹在我们台州只耽了九个月，就被调走了。这不，治水只治了一半，水闸也只建了四座，如果能干满一届两届，可以为台州做出多少贡献啊！

朱熹这辈子，刚正不阿，敢于向最高权力机构开火，又和贪官污吏们水火不相容，所以他的仕途上一直磕磕碰碰。他18岁高中进士，以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做官只做了七年，而真正待在朝廷伴驾的时间则只有46天。更多的时间，他都醉心于教育事业，他也只能做他的教书先生，他在台州短短的几个月期间，还几次跑到仙居桐江书院去上课呢。

但是，朱熹治水功不可没。

据宋《刘宽浚河记》载：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为常平使者，又一次来到台州。因为朱熹的心里有个台州情结，有个治水情结。台州的水闸没有完成，一直让朱熹牵肠挂肚食不甘味寝不踏实。他终于回来了，回到我们台州来了。他一来，就召集有关人马，接着干他的未竟事业，他着手增置回浦、金清、鲍步、蛟龙、陡门等六闸。他和下属们经验丰富，成竹在胸，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苦干，终于圆满地把这六个水闸造好。

和以前造的四个水闸加在一起，朱熹在台州造了十处桥闸了。这十个闸（有些资料上仍称六闸），保证了温黄平原七十余万亩农田的灌溉和排涝，保证了我们台州农民的丰收和温饱。真所谓“温黄熟，台州足”啊。

朱熹修闸的壮举，在台州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并被记入了史册，成为后代官员们学习的楷模。明嘉靖年间，台州知府周志伟，率领黄岩知县方介、太平知县曾才汉一行，来视察朱熹当年的水利工程。他们走了几天几夜，发现河道因长久未浚，海涂淤涨，堵塞了；河闸也因为没有专人管理，牛踩人踏，闸桥断裂了，闸板朽烂了，再也不能用了。周知府急了，赶忙向朝廷奏疏，要重新修闸，并历举朱熹当年造闸的功绩，要求政府拨下治水款项。他在奏章上写道：“金清、迂浦、周洋、黄望、永丰、细屿等六闸，知为朱文公遗迹，锐意修复。”周志伟还盛赞朱熹的治水之策的英明，锐志向他学习。并褒扬众水闸的功能是“潦则泄之，旱则蓄之，潮则捍之。”水利的确是农业的命脉。

我为什么掌掴阎贼崇年

Wed, 22 Oct 2008 21:41:46 +0800

一、为什么要采取行动？

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极限，阎崇年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反/动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

例一，阎崇年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的讲座哪一集不站在满清统治者角度讲话，他吹嘘努尔哈赤的十大功绩，他亲切的称康熙、乾隆老儿为老爷子，一提到这些人就饱含深情，激动澎湃。但是他绝口不提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在辽东屠杀300万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

阎崇年一提到女真人被杀表情就特别激动,而当满洲人杀汉人时则兴高采烈。阎崇年每当讲满清打了胜仗就得意洋洋，甚至大讲清兵把掳掠妇女载在马上，化装打扮。这时他面露喜色，露出八颗牙，简直毫无人性，是“喜剧”还是“悲剧”不言而喻。

当今的世界，还没有人敢把屠杀、奴役、掠夺称为喜剧，就是当代纳/粹也不敢称屠犹是喜剧。各国政府就连他们否认纳/粹罪行都被刑事追究。而阎崇年就敢，做人要有道德底线，突破了道德底线，人人得以诛之。

例二、他在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二讲“康熙帝的志与学”，把野蛮残/暴的“扬州十日”说成是文化融合，极其野蛮反/动。

他说：“文化融合发展。满洲是牧猎文化；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汉族中原的农耕文化。蒙古的草原文化和满洲的牧猎文化融合了，但是和汉族的农耕问题有冲突。扬州十日都是这些文化中的表现。”

“扬州十日”是反人类暴行，绝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是满清野蛮政权用屠/杀来解决反征服，反压迫、反奴役的抗争。这和文化融合和冲突完全是两码事。满清王朝在乾隆年间将准噶尔部落种族灭绝，难道这是满洲的牧猎文化和蒙古的草原文化成功融合？其次，既便是文化冲突，用屠杀来解决，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在他嘴里竟然被吹嘘成“文化融合发展”，是文化问题。可见其世界观、价值观极其野蛮。

例三、为了袒护满清政权，阎崇年竟然肯定文字狱。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问：“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网上传阎肯定文字狱的由来。阎崇年甚至把清廷统治者没有强迫汉人说满语，称为清廷的德政，阎崇年始终以满清贵族的立场上讲清史，他宣扬的“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以及“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如此。称阎崇年为“清遗”，一点也不冤枉。

就这样一个世界观、价值观极为反/动的人，一直霸占着央视，他的节目反复重播，稍有正义感的人怎能容忍呢？中国人是有正义感的，中华民族是有人类自尊心的民族。

二、为什么不采用和平方式

1、阎把握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

我们曾经尝试与阎沟通，和百家讲坛沟通，但是从来没有被理睬过，不少人也有同样经历，阎本人的态度说明了问题：他说：“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你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

2、去年5月在上海浦东图书馆，我质问阎崇年：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为何满清时期打的旗号却是反清复明？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均称自己非中国人，你如何解释？慈禧保满清不保中国，你如何解释？ ”

　　没想到，阎崇年竟然恼羞成怒，呼啦一下从讲台上站起来，说这不是学术问题。

之后，他还当面对我说，下来要与我辩论三个小时，我苦苦等待，却最终没有见到他半个人影半点消息。

毫无疑问，他是在拒绝交流，既然你在公共媒体上宣传你的学术，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质疑，百家讲坛实际就是一家讲坛，比如毛佩琦讲明史，稀稀拉拉三年讲不完，最后还是给关闭了，易中天远比阎崇年受欢迎，但是惟独阎崇年的《清十二帝揭密》能连播五遍，央视国际台也一再重播。只传播不被质疑，这就是媒体霸权，他们不屑理睬更是为了灌输而宣传。明明是一家之言，个人偏见，却在央视反复重复，很明显这是故意让人们误解，把阎崇年的歪理邪说当作了正统历史观、政府行为。

谎言重复十八遍就成了真理，这实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暴力强制，用媒体霸权强迫人们接受阎崇年的价值观、历史观。

而这几年来，一系列对阎不利的活动，质疑的声音，媒体从来不屑报导，同喜欢捕捉明星花边新闻的作风迥异。他本人更是决不会和异议者对话。必须采取行动唤醒人们注意，让国人猛醒，认识到阎崇年的错误和荒谬。

三、一些名人、媒体过激反应说明了什么？

某些文化界精英在这次事件表现过激，“暴徒”、“流氓”、“恶棍”、“毫无人性”、“纳/粹”，他们用尽人间最恶毒的词汇，简直是十恶不赦，他们要求法律严惩，巴不得处以极刑。一个耳光能激起如此大的仇恨，毫无理性和法律意识可言，同他们平常依法办事的调子完全两样。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有人用实际行动开始藐视“精英”了，从此限制了精英们的“自由”。从此他们自以为是的文化教师爷地位被颠/覆。这些人本来就是强霸媒体资源，公器私用，看护既得利益的狭隘利益集团。当然不容许来自民间对他们的半点不恭。

有一篇评论说的好：“强盗!无耻!暴徒!保护学术研究!保护学者权益!”这是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之后，一群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怒吼。不过，现在，在阎崇年老先生这里，浓缩、提高成“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

　打一个知识分子竟可以打成“社会的悲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吧，这种本领只有知识阶级才有，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工朋友，他们是不会有这样文雅的抗议，媒体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打死、打伤的报道，该不知有多少，可他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不幸升华到整个社会精神的悲哀，最多的只有一句“还我工钱”。这种表达或许有些自私、有些庸俗，但正是这自私庸俗才衬托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大公。”（“阎崇年被打是社会精神的悲哀，那农民工呢？”）

四、是不是“大汉族主义”？

现在某些媒体宣称这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来反问？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阎的言论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会出现什么后果，毫无疑问，这肯定引起严重的民族冲突，政治风波，阎不被人打死也一定会被关进监狱，非只一耳光而已。所有的舆论都会纷纷指责他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行，哪里还会说这是学术问题，哪里还去管他是不是老人。

百家讲坛的制片就是满族人万卫，阎发表这些言论，也决非他一人所为，而且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这本来就是严重煽动民族仇恨行为。事发之后，主流舆论竟然还袒护阎，部分群众还支持阎。这是在民族关系已经不正常，汉族被频频侮辱却毫无知觉，麻木的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五、意义何在

1、人民需要正义，人民不仅需要今天的正义也需要过去的正义。

此事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歪曲性报道，专家、学者、舆论纷纷谴责。但是就网站民意调查来看，截至20日，人民网投表决，认为阎崇年该打占91.9%，而支持阎的只有4.8%（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174455.html）。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人民需要正义，不管你用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尊重知识”、“尊重老人”、“民族团结”、“以法治国”等等口号，这些理由全加起来都比不上老百姓认识的两个字－“正义”。再充分的理由没有正义作为支撑，所有的理由戳穿了无非是少部分人的“私利”，一条都站不住。

正义是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尤其在强势集团霸占各种资源为所欲为的今天，老百姓需要正义，不光需要今天的正义，也要维护过去的正义。否定过去的正义，今天的公平正义也保不住，“掴掌事件”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正的舆论环境下的必然后果。最近发生的诸如三鹿事件等都是同一性质，捍卫正义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致要求。

2、 “学术自由”不能超过界限

一些人依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学术、专业地位，试图把道德、法律把一切问题都装进专业、学术保护圈去，妄图以“学术自由”为名霸占住话语权。胡作非为，这可能吗？以西方为例，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地方法庭判3年徒刑。

3、历史的责任须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担当　

现在“耳光”事件曝光后，阎的这些争议言论，名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但阎在央视传播其野蛮、丑恶的价值观长达四年之久，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哪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责任，维护正义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民间来担当。这次事件至少告诉国人，阎崇年反复通过央视传播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狭隘偏见，不是政府的声音也不是知识界的声音。

历史的责任只能由有良知的中国人来担当。掌嘴，是一个开始。醒悟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洋洋得意的北京银行董事长让人恶心!

Sun, 05 Oct 2008 17:01:52 +0800

    昨儿晚上CCTV经济对话栏目就北京银行引入所谓战略投资者ING展开了对话。
    说实在的，对于这里边的主角，我实在不感兴趣。北京银行初上市就爆出猛料，通过股东身份证人们惊讶地发现竟然里面有许多小学生甚至才几岁的人，信用社换衣服上市圈钱一幕演绎得非常拙劣。可是，包括所谓的国际金融专家汤敏、北京银行的行长副行长，都说得口沫横飞。可着劲儿的描吧，人们会记住你们的。
所幸的是，叶檀也在场，她虽然有些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一个正直的经济学者的态度。感觉上，整个对话，叶檀是在孤军作战，她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汤敏和北京银行行长在内的这些人很紧张，也许是怕她的话有时会很尖锐，怕让人下不来台吧。所以，有一次汤敏甚至打断了叶檀的话题。
整个节目太和谐，针锋相对的东西太少，也不够深入。也许是怕展开了不好收场罢，所以，许多东西开始尖锐了就换话题。点到为止的背后，许多人一样会深思。另外，我也发现了有个人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也很尖锐的问题，他问北行行长，ING用不到20个亿拥有北京银行19.9亿股的股份,上市后,他的投资已经成N倍收回了,他完全可以随时撤退。我们怎么办？
    我记得ING的老外一个劲地解释说不会赚点钱就走，他们要在这块开展业务。而汤敏赶快抢话筒，说我们要从中吸取风险意识教训等等。我不知道，吸取这种教训，是在用谁的钱来买单。
    我不想看下去了，国有金融行业如果总是让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用一块钱的价格买一股，我们，广大的股民却要用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上来挺他们，有必要么？公平么？祖国在快速发展，金融也在飞速发展，这没错。可是，到底谁是受惠者？

    看了CCTV2对话栏目，北京银行董事长谈到与荷兰ING合作洋洋得意，说是多么划算，多么值得，我却感到可悲。
可悲的原因在于：北京银行行长的观点是基于合作双方，忽略了国家、社会大众 06年3月25日，荷兰ING投资17.8亿人民币（1.66亿欧元），收购北京银行19.9%的股权，共计10.0048亿股 08年9月28日，北京银行股价8.09元/股(这还是中国股市大盘跌70%后的价格) 短短三年半,荷兰ING已净赚63亿元人民币，净赚3倍多
做什么三年能净赚三倍多？全球这样的好事并不多，全球投资大师巴菲特最好的大单投资也不过如此（如中石油）
63亿从哪儿赚的？当然是中国，这些财富要从中国装到别人的口袋了
    有人说，北京银行通过与ING合作是双赢也赚了，是赚了，赚的也不少，赚的从哪来？当然是国内。谁给的？那就是股民、国家财富通过政策转移的，转移到北京银行和ING
    有人说，国家财富增长，北京银行财富也增长，北京银行干的好，赚的多，ING分的多，双赢！他俩是双赢了，你呢？财富三年涨三倍了？国家三年涨三倍了？股民三年涨三倍了？只有北京银行和ING每年赚的比国家GDP增长率差不了太多那才算正常。再想想我们的国有单位中投、国开行、平安等等去年投资海外，每个几百亿，一年过后赔的都只剩下百分之三四十，一半多没了，给别人送钱。而北京银行和ING则是很高兴让别人来中国抢钱。
    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还有上百个这样的合资银行、上百个独资银行？这几年在中国卷走了多少中国财富？可悲的很多像北京银行董事长这样的只考虑自己的腰包,中国的金融命脉就掌握在北京银行董事长这种垃圾的手上，中国的金融安全从何谈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不当这种冤大头啊？

独钓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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