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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

张建军 — Thu, 22 Mar 2012 16:13:23 +0800

天涯      2011年6期

王开岭，作家，电视媒体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跟随勇敢的心》等。

【博主按】作为CCTV人，作者对当下媒体与社会的观察，敏锐、犀利，认同作者的部分观点。

　　一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
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1990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辨、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談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庆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迹象，这并非“出淤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区分了个体意见和公共传播、自由写作和职业表达，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保持安全距离。二是央视是个庞大系统，各单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强调差异性竞争，并无所谓的统一价值观。多数情况下，它遵循的是传播规律和专业准则，因为它要对收视率负责。比如日常选题，领导并不指令你必须“做什么”，其职责体现在出口即审片上，乃后置性的，或者说它更强调“不做什么”，这个“不做”的标准，可能来自外力，也可能来自专业。
至于“保守”，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的话，我的体会是：你对中国社会了解越多，沉潜越深，愿意承担的责任越大，越会自觉地选择“保守”，因为你会真诚地考虑如何为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总之，从写作者到媒体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说，“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际，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新闻频道，要做一档有纪录片品质的新闻栏目，由于深夜播出，选题空间和自由度相对大，在一番犹豫和考察后，我接受了邀请，担任栏目指导。

二

很多朋友对我说，近年来，几乎不看电视新闻了，尤其央视等主流媒体。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的成绩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甭比电脑了。其实这是好事，说明在信息获取上，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将刺激和倒逼传统媒体的思变与开放，尤其官媒将不得不面对市场叫板，从政治化向专业化靠拢。
“体制内主流媒体”，这是个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个被默认的不规则概念，通常指新华社、央视央广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但无论电视还是纸媒，它们的当下生态都差不多，皆秉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两端即政治功能和媒体属性。这是被规定的境遇，也是被认可的策略。对于我曾介入并了解的央视新闻，我有一个比喻，“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其实，该说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主流媒体。
央视频道和单元众多，体系庞大，结构复杂，且充满周期性变数，整体上談它不靠谱。我下面说的不是全台资源，不包括娱乐、体育、影视、科教等，仅指新闻频道，特指它未改直播前的栏目状态，即由《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新闻1+1》、《新闻周刊》、《世界周刊》、《纪事》等组合的那个晚间状态。该周期的始末标志为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至今有持续影响力的一个周期。
大凡主流媒体，其话语系统都有个特点，即语言的雕饰功夫和装修能力极强，当然属于无奈。它们中从不乏优秀和有良知之人，可惜的是，其大量光阴、智力和才华被“拿捏”、“分寸”“火候”、“平衡”、“遣词造句”这些工序给消耗掉了，这是个悲剧，但是个值得同情甚至尊重的悲剧。你若用心看，它呼之欲出的东西，和那些最尖锐的报刊声音或民间立场近乎同质，但粗一搭眼，你就会怪它，怪它为何糖衣?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为何不将军只拱卒?其实它尽力了，甚至是拉了满弓的，但由于瞄准时间过长而泻了力。它要瞄了再瞄才行，因为它要对事实、方向、观点、预后、舆论引导等“高度负责”。若把批评型报道比作打猎，央视属于那种通常需要与猎物商量和談判的猎人，虽然它的战利品中以小动物居多，但你若见一只滴血的老虎，仔细勘察，其身上多有CCTV的箭头，但并非要害部位。我告诉你，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环，其目标就是使之负伤而非致命。难道负伤没意义吗?
遗憾虽有，但从传播角度，它的受众广，承接面和受力范围大，且它影响的是最普泛的大众和基层权力领域，并非知识精英——这个层面的人很少看电视了。一个农民或乡长镇长或某局长，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会消费央视或《人民日报》，看了他就会想，原来这个事人家是这么认为的，无形中即接受了一份价值观。这个作用力非常大，因为来自他依赖、信任或者说习惯于服从的媒体，双方是对称和衔

接的，型号匹配，渊源深厚。众所周知，主流媒体常被习惯认为其观点是权力支持的，是政策的助手，所以体制内的受众接受起来，即少许多犹疑和顾虑，就像从前惯于从“两报一刊”获取权威信息一样。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看，该功效非常大。
在中国，政府职能履行得如何，只须看看媒体前聚集了多少上访者，只须看看有多少信任票投进了媒体票箱，虽然该箱子是纸糊的，四下漏风(在媒体尚未被《新闻法》正式确认、本身权利尚无保障的背景下，反被民间赋予了权力色彩和诉讼功能，这有点荒谬，但确是现实)。百姓喊冤何以投奔媒体?因为公权力欠账太多，司法欠账太多!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和掩体，一个人唯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指望媒体恰恰说明安全感丧失。央视东门外，每天堆满了举状纸的人，大凡在台址外办公的栏目组，几乎没有敢公示地址的，否则就会成为接访处。在全国媒体中，央视恐怕是最吸引上访者的地点，为什么?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舆论监督力度(这甚至是其弱项)，而是在民间印象中，它和权力有衔接，有一种对口关系，有立竿见影的传声功能和垂直干预效果。就像我们遇到棘手的麻烦，未必找最信赖、最正派的朋友，而是找有关系有路子、能递上话的神通广大者，何况当事人想解决的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而仅是自己的问题。这种解决有限问题的能力，恰恰是主流媒体的天赋。
在传播效用上，体制内主流媒体对行政的影响力，为其他媒体所不具备。这一点，仅从近期曝光的河南“双汇”瘦肉精、首都机场高速违规收费、广西来宾传销等事件上，即可见一斑。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多经媒体披露和网络盛传，但悬而未决，而央视一次触击，就立竿见影，换来地方政府的“紧急行动”。逻辑很简单：权力感应，政治回声。这虽是个让人愤怒的逻辑，但节目播出的实效又是积极的，符合社会期待。在新闻操作上，它们被央视曝光，全是各栏目的自然报道，属自选动作，并无坊间猜测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层授意云云。三

近两年，网络微博——这种被称为“个人媒体”的新事物风靡天下，“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人人雀跃，人人欢呼。尤其在它打了几次漂亮仗后，前景一望无际，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点晕眩。但很快，我发现了新的事实：“真要围住一个东西，不让它逃走，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树，靠的是人海战术。而网络社会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个，忽略无数……对铺天盖地的虫害，围观只相当于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牺牲几只带头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动生成权力的时代，再人山人海的围观，也只实现效应而非效益，它须惊动权力、招来权力目光、引起权力焦虑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于联络和互动，在于彼此激励、增强信心、传递会意。”(以上为我两条微博发言)
我个人以为，围观改变不了中国，社会情绪的一致很说明问题，但并不直接修改什么，相对实体政治的坚固和磐重，它显得过于乐观和务虚了。再强烈的网络效应，也只是属于意见、声音、姿态的范畴，属于系统内繁殖，它并不具备直接和外化的行动品质，而对于其间接性，我们并不陌生，民意储备早就完成了。缺的还是路径，民意合法进入体制并上升至权力的路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取得体制信任，双方都要有诚意，都要不计前嫌，学习妥协，给对方以安全感。
所以，网络时代虽转移了我们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但主流媒体的进步与否仍很关键，它毕竟占据了相当大的受众份额，更重要的，它对体制和体制相关人群的影响力及其符号性，远非网络可及。我常对自己和别人说，不要嫌弃主流媒体，至于它特殊气候下的糟糕表现，你完全可视为无效传播和形式主义。体制内媒体不进步，网络再怎么自由，南方报业再怎么奋勇，我都乐观不起来。共识和卓见不能圈在沙龙里，不能只搞自我复制和近亲繁殖，要推动体制，即要打交道，搀扶也好，安轮子也好，肩扛背挑轿抬都行。而泾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来，或搞空谷足音，立场上很决绝，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于对方的机会，是决裂的意义大还是合作的意义大?要改变一个人，总不能连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变，只盼这个人消失。社会进程是合力的结果，是四面八方交汇和平衡的结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派、中间派——共同化合反应的结果；当然更取决于它们的比例。我推崇并尊重这种合力的阵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时看网上发言，我纳闷为何连我欣赏的一些央视节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鲍肆出身、恶屋及乌?像曾经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新闻1+1》等栏目，我觉得它们已呈现较纯粹的媒体特征了，自选动作远大于规定动作，且以批评性报道为主，传统的宣传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体本能、职业理想和荣誉感、被内外部的竞争。当然，和一些纸媒相比，它的选题空间和话语权还是拘谨的，风吹草动，都会造成它的紧缩和动作僵硬，这也是常被民间诟为“失明”的原因。尽管如此，近年来的重大焦点和热点，比如黑煤窑和矿难、汶川大地震、华南虎事件、许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楼歪歪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王帅事件、孙伟铭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事件、唐福珍事件、李庄事件……它都没有缺席，甚至贡献了较扎实的事实部分，从而给民议、网评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点。
无疑，这个时代对“声音”符号的渴望和消费需求是极旺盛的，总希望你能把意见以最清晰、饱满、露骨甚至刺激性的方式抛出来——并以此去定性一个媒体的红与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这种渴望，也深以为声音的珍贵，但它更适用于有条件的媒体。因为角色和场地不一样。我一直有个观点，即“大事实小言论”，电视不同于纸媒，文章是靠言论取胜的，而电视媒体的重心不在观点和发声，而在于现场部分，你给观众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点就够了，你的“喉结”特征要让位于“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来民间那么多责怨，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只是精神靶子，民间需要这么一面可以吐痰和掷物的墙。选择你当这个情绪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当之无愧，也许你有点冤，也许个体冤而整体不冤，也许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许初衷冤而事实不冤，在现有环境下，你必须为自己的出身埋单。再说对一个占有最大国家资源的媒体来说，对它有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过分。
以上举例，仅指向新闻频道的栏目单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状态。我留意到，民问对央视的诟病，多集中于时政报道。坦率说，许多年来，时政报道的话语系统改进很小，叙事逻辑落后，这一点，主流媒体都一样，几乎被格式化了……即便从宣传上讲，也是低效率的。这样的框架下，连“先进事迹”表彰也报废了，其实，有些“好人好事”作为精神事件和人性闪光，是很珍贵的，尤其道德荒芜的时代，这些萤火虫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读，换

一种目光注视，会更彰显出正面的示范意义。四

媒体的事业空间和理想荣辱，首先取决于大的新闻环境，其次取决于它的管理者团队。在一个职业系统中，良币和劣币总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该比例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扑克牌，怎么组合，怎么出牌，考验管理者的判断和魄力。有时，良币多了会视为问题，因为它改变了构成。劣币多了也不行，因为一个媒体，它在民间的那点信用、口碑和收视率，要靠良币去积攒。过去有个说法：良币是给下面消费的，劣币是给上面消费的。我认为是个过时的策略，因为即便站在上面看，若不能保证良币的繁衍和足够份额，劣币是花不出去的，这是个捆绑式的销售，劣币是沾良币的光，吃的是良币利息。
一个媒体，凡好的历史时期，都和管理者的担当与智慧有关，他们在职业理想和体制职能间找到了结合部，在积极和保守间找到了平衡点，在个人荣誉和集体使命问找到了并行感。央视新闻的黄金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是难以超越的标杆。
大众对电视媒体的兴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实，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也可借这个线索，比如白岩松，他可谓央视新闻二十年来最有标志性的人物。从专业角度，我尊重并欣赏这个人，我跟很多年轻的同事说，他做得真不容易，心很累。他有成熟而系统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很重要。独立的价值观和语言系统，是一个新闻主播最重要的装备，国内大部分主持人都不具备。我觉得在和体制寻找接口与组织有效对话方面，他努力了也尽力了，多数情况下，已把允许的话语能量调到了最大值。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甚至已脱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也给他争取了较大空间。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这种略显克制的角色，这种圆润而不失锐度的声音。再过些年，等我们走出了很远之后，回过头，我们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给予先锋和勇士之后的掌声给予他，感谢他的迂回和断后。
在体制内做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很难，会很痛苦，很受伤，只有身在其中才深知这种难。他们身怀良知，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物以类聚，有时靠个人之力争取一个选题，挽救一段影像、一两句自以为关键的话……从我个人的精神角度，我给了这些同事很高的评价和尊重，我理解他们的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极有限的事。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就浪费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问原《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和悲怆，当你把用尽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识同人那里——却换来满脸不屑的时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面露苦涩：“是，人家在体制外的表达，已走了十步，你才踩着雷挪了两步，这是怎样的龟兔赛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种龟兔聚会的情景。龟是永远赛不过兔的，但这个时代，龟是基数，这个庞大的队伍需要导航。所以，兔子率领兔子，乌龟引导乌龟，龟要胜出的不是兔，而是趴着不动或跑得慢的龟。兔也一样，各在自己的系统里。
要談理想，更要做阶段性的事情，否则什么事也干不成。季羡林有旬流传很广的话，“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学者如此，体制内的良币若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总之，既然放足时代尚未到来，那就先裹着小脚赶路吧。别放弃，别抛弃，别强迫它和别人比，要鼓励它和自己比。（全文完）

通过工行卡号查询开户行的名称的4种方法

张建军 — Wed, 21 Mar 2012 17:06:09 +0800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来查询开户行具体信息的4种方法，第四种短信查询本人使用状况良好。
1、网上银行查询：如果拟查询卡/账户已经注册了个人网上银行，请您登录个人网上银行后通过“我的账户 > 账务查询 > 账户开户网点查询”菜单查询。

2、95588自助服务：拨打开户当地95588服务热线，选择7其他金融服务–>2开户行信息查询。

3、95588人工服务：拨打开户当地95588服务热线，选择2人工服务–>5业务咨询。

4、工行还开通了短信银行服务，您方便时可以试用一下，只需发送短信‘2#卡号’到95588，就能很快收到开户行信息，也便于您保存或者转发。

王克勤：在中国如何做调查记者（新闻专业主义阅读材料2）

张建军 — Mon, 12 Dec 2011 21:44:37 +0800

2011年11月10日，新浪传媒大讲堂第二期讲座。

主讲嘉宾：《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调查记者王克勤。

主题：在中国如何做调查记者。

作为一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称媒体人的责任是打开灯光，这些年一直在尊崇并传播的是这样三句话。第一把人当人，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第二将心比心，你去换位想想，如果受访者是你，你怎么样办。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克勤：很高兴跟各位同学一起分享我这些年积累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经验。感谢清华新闻学院，感谢新浪传媒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我谈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这些年土法生产、土法制作的一些土经验、土办法，希望清华的同学们不吝赐教，多多的指点、多多的批评。

在中国如何做调查报道，我觉得这个点点的好，在中国做调查报道别有一番滋味、景致、感受、体验。大概在07年的时候我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我当时演讲的题目叫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调查记者的天堂”，我到现在对这个观点依然不会改变，我到处在讲这个观点，因此我今天讲的就是调查报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全球调查记者的天堂，更是中国本土调查记者的天堂。在本世纪将会出现最伟大的记者，将会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是因为你是关注中国新闻，做中国本土的调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记者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记者，因为你关注中国故事、中国新闻，你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调查记者，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结论。

媒体人的责任是打开灯光

下面我围绕今天的主题给大家做一下分享。我先把这一段话分享给在座的各位，“媒体人的责任：打开灯光。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媒体人的任务就是努力的打开灯光。这个世界因为光明才美好！而这正是揭发黑幕、揭开黑盖子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调查性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下面围绕今天的主题，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些交流。第一、我们怎样做调查，二调查性报道的理解，三调查性报道的困境，四我们为何做新闻，五是一些其他的话题。

我首先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这样做调查，我以自己做调查的体验和感受，来展示在中国做调查报道的状态。

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这是卡尔马克思的原话，你可以有说不出来的话，或者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话，但是只要说话，请你讲真话。说到这里，我要多说两句。中国现在充斥着假记者，有人问我什么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当下中国根据新闻出版署的统计，新闻行业从业人员有70多万人，有新闻出版署证的人是十多万人，按照新闻法的规定有署证的才是真记者，其他皆为假记者。其实真假记者不是靠证来界定的，就像你是残疾人，但是你没有拿到民政部门颁发的残疾证，就不是残疾人了，这是很荒谬的。说真话的记者就是真记者，讲假话的记者就是假记者。以记者之身份，以报道以名义，从事违法犯罪的新闻从业人均为黑记者，真假记者就这么简单。

一般动态消息，是发生了什么，怎么样，深度报道不仅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怎么样，更要告诉读者背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做景象的分析。

判断新闻价值

关于如何判断新闻价值，我觉得七个方面的要素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点影响力，可能影响很多人的事件，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第二、时效性、新鲜性。第三接近性，发生在传播地区的事件，更具有接近性，就是人们关注自己周边的一切变化。地理层面的接近性大家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个层面这是心理层面的接近性，发生在河北大学或者发生在山东大学(微博)或者发生在浙江大学(微博)的某一起事件，可能对于我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心理上会产生更强烈的感染和印象。哪个大学里面不断的发生学生坠楼事件，哪个学校里面发生校园飙车事件，所有生活在校园里面的同学们都会感觉到不安全，不仅大学感觉不安全，中学、小学、幼儿园也会有心理上的恐惧，这是生理上的接近性。第四显著性，著名的人、著名机构和著名的地方出现新闻。第五异常性，及其偏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与想象的事件，毫无疑问“定州血案”是超越和偏离了我们日常经验和想象。第六反映人与人、组织之间的冲突事件以及挫败与毁灭性的事件。第七人情味。

记者不进是新闻的传播者，更有责任见证重大事件

记者不仅是当下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更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真相的记录者。我们不仅仅限于传播信息，我们还有责任见证重大事件，当我们不能传播的时候至少做见证人，当不能传播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真相记录下来。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人，第一个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将自己在劳改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陈书《古拉格群岛》，但是那个年代这样伟大的著作并不能被出版、传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我们记录和见证的责任，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国，这样伟大的作品得以出版，苏联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去世的时候普京代表俄罗斯给他献上了鲜花。

另外一个人是现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老师，杨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毕业的，并不是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杨老先生毕业以后并没有去造汽车，到新华社做了一辈子的新闻记者。前些年杨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墓碑》，是记录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悲惨的历史，他的前言是这样写的，这个墓碑立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被活活饿死的一个中国人，第二这个墓碑立给和我父亲一样也活活被饿死的3600万中国人，第三这个墓碑立给饿死这么多中国人的罪恶制度，第四这个墓碑立给我自己。杨老师在进行这些写作记录的过程中，清醒的认识到这样的记录在当下的中国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而同时就在他的作品进入尾声的时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当他的作品《墓碑》在香港得以出版的时候，发现此前为误诊，杨老师目前身体很健康。说到杨老师我再给在座的同学推荐一本杂志叫做《炎黄春秋》，这是中国境内我认为品质很高的，很有思想层次的一本杂志。《炎黄春秋》的主编是杨继绳老师，《炎黄春秋》的社长是另一个同样在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他叫吴思，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杨继绳老师和索尔仁尼琴所完成的正是见证历史、记录真相，不能因为历史的更迭或变化，遗忘了我们本来发生过的许多事实和真相。

无现场不新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一个真正的记者，一个做新闻的记者，当你的选题获得通过的时候，第一个产生的概念是到现场去，无现场无新闻。到现场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否则你就是宣传，无现场不新闻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所以我的记者如果不到现场，对不起稿子马上“枪杀”，这是一个铁的规矩。因为我这些年接触了类似太多的事情，很多人在编辑部里写稿，太恐怖的。

07年的时候我带着两个学生到山西境内，做山西境内黑煤窑现象和黑煤窑问题的调查。当我和两个学生到达山西南部地区运城的时候，一直在山区里跑山沟，发现山下有一个黑煤窑，数百煤矿工人在排队下井。我们顾不了许多，把租的车子扔在半山腰，拿着相机就冲下去，先抢拍把证据固化，否则人家就可以说这个山里没有煤窑，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就冲上例了，然后把我们连牵带拽带拉就带到办公室去了。

拉进去以后他们人多，把我们三个人分到三个不同的房子，一看我年龄比较大是领导模样，我估计应该是矿长拿出一沓钱来，说领导你加个油吃饭，想拿钱砸你。我说这不成，这是违法、违规、违纪的，万万不可以，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拿着。我说这是不可以的，你别害我，他说领导你们不容易，就是给你们吃饭和加油。我说这次我们来了三个人，有一个是纪检组长，他如果同意我就拿着，他说哪个是纪检组长，我说就是小个的那个。他们当时就跑过去给他塞钱，我就趁机跑出去跟矿工调查情况。

我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异常情况，我发现院子里空旷地带看到七个年龄的汉子，每个人手里拎了一根铁棍，人人都带着手套，这都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在哪？这么多的汉子站在一起，人人手里拎着铁棍，带着雪白的手套，我明白了他们启动了惩罚程序，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麻烦了要伺候我们了。这个时候我还不能慌张，要故作镇定状，这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也发虚害怕的。然后我跟矿工宿舍的两个矿工打个招呼说我走了，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故意显的很稳健的样子往他们那个方向走，也穿越了他们那个区域。我在走的过程中步子迈的很慢，一直盯着这七个人看，走到大概离他们有十多米的时候，我站了下来盯着他们。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我看了他们大概十几秒钟，其中有两个就拎着铁棍向宿舍去了。我们就赶紧跑，我们的司机已经跟了我们一个月了，特别清楚，我们冲上去车子就冲出去了。在盘山公路上演了一个警匪片，最后吃饭的时候司机告诉我们说制动系统已经坏了，但是跑的时候不敢跟我们说，因为一说我们就慌的，最后我们一直冲到市政府的院子里去了。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进去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打发司机出去洗了车以后，因为我们汽车牌照他们记下了，然后到婚庆礼品店买了婚庆用品，把车牌号全用红喜字贴上，然后开到市政府接我们吃饭了。这就是逃亡的经历，我有类似好多次这样的经历了。

用集束炸弹的方法做专题问题报道

接着我讲一下专题问题如何做报道。

好多人跟我讨论一个问题，他说王老师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报道就会每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样的事件大家也在做，为什么你做出来就出手不凡？我说我是一个笨人、傻人，为什么是笨人呢？我是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捡到这里，捡了很多的弹药放在一起，做了一个集束炸弹。大家求快、求好，就效率、求效益，每天都有稿子发，一天发四五篇稿子，我刚刚做新闻的时候也这样做，新华社有好多记者都这样，在会上能泡出七八篇稿子来，盛产，当然新闻的时效是信息的价值，也是我们新闻业的重要责任。但是你会发现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把不断发生的事件叠加起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和梳理呢？这就延展出解释性报道，甚至调查性报道。我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起研究。我们平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最终一年到头不知道自己写过几篇稿子，可以让自己想起来的没有。我把很多弹药捆绑在一起放在导弹生产线上生产出导弹，可能就可以引人注意。

新闻专业主义就是精准严谨

有人说王老师你胆子大，我说我胆子不大，而且胆子越来越小，是越做越谨慎，越做越害怕，越做越不敢做。所以新闻专业主义，就是采访上的精准、扎实，写作上的严谨、平时你的意见和稿子一定要分开来，不评论、不文学，一切呈现真实准确。今天早上我还枪毙一个稿子，我现在实行的是事实核查制，记者采访的时候采访了多少个人，你把采访清单附在稿子后面，如果我看稿子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不对劲，马上就会给对方打电话，就是用制度来保证一定做的很扎实。我有一个学生做春运的稿子，他说老师今天下雪我就不去了，他说农民工说什么我都知道。

我说你必须去，你今天在西站采访了谁所有的信息必须更准，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才不慌，什么时候都不心虚，所以一定要精准。我们记者写地震灾区重建工作的调查，农户户户受损，这是小标题。然后我说你过来，你采访了多少个村庄多少户，他说我采访了一个村，我说多少人，他说1260户，我说你都采访了，他说没有，就采访了6户。我说你采访了几个就是几个，做新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厚道，不要造新闻，写新闻，要厚道的做新闻。

厚道的做人，厚道的做新闻，只要脚上有泥巴，手中便有好好故事。在采访的时候是捡垃圾原则，写作的是机器人原则，就是你跟当事人任何一方没有关系，没有情感，你关注报道这个事件是你全部的态度和立场，已经足够了，接下来你全部以机器人角色来出现，采访过程是机器人，写作过程是机器人。我一直对新闻是持批判的态度，我觉得所有新闻的灵魂就是真实，而怎样能够实现新闻的灵魂以及真实性，精准的报道才可以实现真实的报道。有的新源是单一新源，我认为太不靠铺了，很多文章话里面只有二三十个字，但是为了这二三十个字我就要采访十几个人。穷尽一切可能的资料，只有对资料大量占有，才能还原事实精神。

我一直提倡一个精神，叫做德国精神，德国制造。我到德国以后深深的体会了这一点，我那年到德国去在柏林喝茶，茶博士把茶叶放进去把开水倒进去以后，把桌子上的沙漏倒了过来以后，上面玻璃瓶的红沙就通过一个缝隙在流，当红沙流完以后茶就好了可以喝了。在柏林吃早饭桌子上有两个鸡蛋，一个鸡蛋写的是5分钟，一个鸡蛋写的是7分钟的，我们都是少许、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在中国很活跃，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精准的概念。做新闻应该是一个严谨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调查性报道必须是科学性概念，因为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逼出来的。你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会给你的舆论监督找麻烦，你的文本、标点符号都会被找麻烦，每一点都要严谨细致的表达，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

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黑报道

讲了一大通关于怎么做调查报道，大体的感受大家已经比较强烈了，接着我对什么叫调查性报道给大家做一些理论上的解释。我是综合国内外学界、业界很多实践经验，以及理论研究此前的一些成果，我最后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调查性报道是职业新闻记者通过独立、深入、细致、全面的侦查式、访问式调查，所完成的一种揭发被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故意掩盖的，损害公民权力与公众利益行为内幕的深度报道。又称之为揭黑报道、揭发报道、揭丑报道、扒粪报道。调查性报道最核心的属性是揭发黑幕，而黑幕往往是以揭发整洁、商界两大领域为己任，是有人故意掩盖的，不愿意被人看见的，被媒体本身属性是公开暴光和传播，所以犯罪和罪恶的特性是隐蔽、遮住和掩盖的。因此媒体这样一个属性，在揭发报道过程中，天然的跟犯罪和黑幕是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在调查性报道最核心的特点也三个特征，一出发点是捍卫公众利益，二是属性必须是揭发黑幕，三是必须是有媒体独立调查所得，缺乏任何一个要件就不能称之为调查性报道。有人为了揭发黑幕爬到黑煤窑里，但是他最后调查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敲诈，正好背离了捍卫公众利益和权利，背道而驰。还有一个是捍卫公众利益和公民权利的，但是是通过公开的新闻信息做的，这样是不能纳入到揭发黑幕的范畴。还有丐帮黑幕、乞讨者黑幕、摊贩黑幕，请记住调查性报道只是对强权的揭发，对政治权力、商业权力的揭发，你那种报道只是奴才打奴才的报道，也许你还站在城管队的脚下，是城管队的打狗棍而已，你只是城关队的宣传员和帮凶。

谈到调查性报道又必然涉及到解释性报道，因为独立问题报道中有三个样式，一个是调查性报道，一个是解释性报道，还有一个是预测性报道。我个人对预测性报道一直不看好，传媒提供这样的咨询和信息，对于整个传媒而言也有它的价值和使命。但是以本报记者的署名来发表预测性文章，这是不严肃或者是违背规则的做法。因此我认为预测性文本，前面署名应该改成本报预测员或者是预测家，不应该是本报记者，既然署名记者，请记住你要报道事实，不可以预测。解释性报道是运用各种要素对主体行为人进行多角度、多层面进行说明，让人们了解事实的全貌，惯常状态下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是相近产生的。

在中国我们不能不涉及到批评报道这个概念，对于批评和监督我个人是这样看的，监督性报道中，舆论监督最强悍的样式就是批评式报道。有人把调查性报道等同于司法新闻，这个解释也太简单了，不可否认调查性报道中涉及到公民的法律权利问题，涉及到大量司法问题，但是调查性报道不仅调查司法利益的黑幕，而且调查政治、经济、文化、环保各个领域的黑幕，只要是对公民利益、权重权利伤害的黑幕，都是调查性报道的范围。而司法新闻是只要与司法有关的新闻都可以纳入到司法新闻里面，司法新闻往往是正面报道。

有人把调查报告等同于调查性报道，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要重视调查性报道，我觉得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媒介市场化，第二个是互联网。传统媒体正在从动态新闻中淡出，甚至没有人购买报纸得到动态新闻，互联网正在淘汰传统媒体，这种状态下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就是深度报道，靠自己专业的集成做出纵深调查。解释性报道是很多媒体，在大家已知的信息做出解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调查性报道是你独立策划、独立调查、独立侦查的报道，因此在未来的传统媒体，运用好、学习好调查性报道至关重要。

调查性报道是最昂贵的报道之一

接着我们要回归到刚才的主题在中国做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做调查性报道最重要的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困境。

全球新闻界都公认，调查性报道是最昂贵的报道之一，不论它花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综合成本都较的多。欧美国家调查性报道这几年呈现滑坡的态势，最核心的原因是经济上的负担太重。我到西雅图邮报，他一年搞一单，花20万美金的采访费用，然后他的工资又是20万美金，不幸的是他的报纸在09年底倒闭了，可能是因为他花的钱太多了，就倒闭了。中国整个新闻界的薪酬制度是比较糟糕的薪酬制度，我认为是让记者没有尊严的薪酬制度，是民工工资的薪酬制度，就是稿费制数量管理。你搬一个砖头，是泥巴砖、瓷砖、铁砖、金砖，是按篇数、按字数算的，这是毫无尊严的状态。香港、台湾、欧美都是年薪制，你可以从容的工作，目前我们团队也在实行年薪制，每年保障很高的薪酬。因为我是身受其害，所以我现在充分的借鉴和学习欧美国家调查记者的薪酬制度，然后来保障兄弟们除了流泪和留学之外，最起码不要更窘迫、更困顿，保障他们基本的薪酬，保障他们出差费用，保障他们出门安全，包括出门在外的意外伤害保险、交通安全保险全部上，这样也化减了报社了成本。还有整个经济对于媒介的收买，还表现在出资人对媒介的收买和广告商的媒介的收买。我跟香港《民报》的总编辑交流，他说他初创的时候经常被广告商左右，因为仅有的广告商就是几百个客户，任何一方撤资的话对他影响非常惨重。当他有几千上万广告客户的时候，某一个客户要抽广告额度，你抽吧，我继续发稿，就会赢得更多的客户，惟有市场化才能让媒介更加成熟、更加独立，我们很多媒介之所以不独立是因为我们市场化程度不够，所以自由的竞争才能出现独立的媒体。

但是我们现阶段的媒体却无法独立，我们所有媒体都是权力许可，特许才能办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不像在新闻自由国家里谁都可以办，经营不下去倒闭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开餐馆一样。现在就很好了，互联网时代到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微博、电子杂志了。

为什么好多中国调查记者，相对来说在经济上比较窘迫，有其基本的原理。纯粹的职业记者不允许任何与新闻有瓜葛的交易。当我对整个新闻专业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对做职业记者越来越成为自己坚定信念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和思想，纯粹做自己的新闻，用自己的新闻来换薪酬。

记者的使命是推动人类进步

第四个部分，是我们为什么做新闻？这是终极的问题，必须要回答，好多人说为什么做新闻还需要讨论吗，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必须要讨论。传播新闻信息这是基础目标，中级目标是报告事实真相，终极目的是守护个人权利。标题看了以后大家可能会很诧异，当下媒体的异化。04年我对国内媒体做的简单的梳理，江苏的行人骑车被车撞倒以后头部撞过去，当地媒体报道叫做“骑车人中头彩”，吉林一个媒体报道一个农民工从楼上掉下来摔死，说“昨晚上演高空飞人”。

当金钱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当利润成为媒体的唯一诉求，人的异化就难以避免，打着市场化的旗帜，将无耻进行到底。我们要反思我们到底为什么做新闻，终极目的是什么？人类是人的社会，没有了人所有的一切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因此人类一切的考量标准和支点，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每一个人，不是人民、不是群众，是人。因此人类一切活动是为了让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安全、健康、自由、平等的活着，这是人一切考量的基础点，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一个出发点。我们作为新闻记者在这个时代关注人类生活中一系列的问题，希望通过展示我们人类在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来改变现行不利于人们权利、自由、尊严、生命安全问题的解决，使这个社会更加文明，让每个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说到这里有人说人类有标准吗？人类是有标准的。什么是标准？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愿意被奴隶、监禁、强暴、杀戮，这就是常识。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权利的捍卫，是人类的常识，因此自由、权利、尊严是人类的基础。

所以记者的使命就在于以新闻力量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接着新的问题出现人生是职业的关系。很多人问我，你到玉树是救人还是拍照？我说救人，他说你不是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的时候我是人，然后我是社会里面的公民，最后我选择了职业做记者，我可以做记者、检察官、木工，也可以做铁匠，这是人的基本常识、基本伦理。否则所谓先进的职业标准，恰恰是反人类、反人道的标准，就是不文明的标准。人类奋斗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更加自由，更加的有尊严，更加的拥有权利，这才是文明。因此首先是人，其次是公民，再次是一个职业的人。所以不能为了新闻而新闻，不能为了职业而新闻，要为人而新闻，所以要学会说人话，先做人后做事，人事人事，人在前事在后。

“把人当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什么是人性？我的理解很朴素，当别人痛苦正在流血的时候，你看到以后心里有疼痛的感觉，说明你有人性，当别人痛苦流血的时候你没有痛苦，说明你没有人性，当别人痛苦流血的时候你有快感，说明你的人性已经异化了。所谓我们要恢复到常态，恢复到正常人，恢复到人性，这是一个艰难的动作，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异化的东西。

因此最核心的我这些年一直在尊崇并传播的是这样三句话。第一把人当人，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第二将心比心，你去换位想想，如果受访者是你，你怎么样办。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这些基本问题解决的，关于新闻从业者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你把技术学的再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更大。道和术之间，道比术重要的多，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把人当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什么是好新闻便影人而就。一篇好新闻并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技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检验一个国家与城市文明的标准，是对待弱者的态度，由此我认为检验一个媒体和记者良知的标准在于，对待弱者的态度。没有对普通人、普通老百姓的关注，何谈有良知的媒体，你在扉页上写上有良知的媒体，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在中国做新闻还牵扯到宣传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所谓新闻是客观发生事实的叙述，宣传是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传播活动，宣传行为的归宿是传着扬其道。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激情与理性的关系，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记者应该是激情的还是理性的，大概03、0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总结，叫做“以激情之心关注，用冷静之笔记录”，因此记者的内心是激情的，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生命，都有普通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情感。记者的写作是积极的，应该有含多探究与感知的激情，一个急着要充满好奇和激情，你的性格里不具备这两个要素，很难在新闻行业里做记者有所成就。激情不仅是理论的陈述，老一辈新闻人对激情有同样的理解。林白水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不报，国将非国。第二个是理性，是思考的要求，更是操作层面的要求。

我讲了这么多，主体讲座已经完成。谢谢大家！

纽约客关于胡舒立的报道：禁区（新闻专业主义阅读材料）

张建军 — Mon, 12 Dec 2011 21:18:04 +0800

2009年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刊载了一篇介绍原《财经》主编，现《财新传媒》创始人胡舒立的一篇文章，The Forbidden Zone。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乔布斯逝世的国外各大网站首页报道评点

张建军 — Fri, 07 Oct 2011 10:56:39 +0800

乔布斯逝世，其对世界的影响巨大，世界各大网站基本都是头条。看这些头条，简单评点一下，一家之言。

1.BBC网站报道

**标题**“Apple cofounder steven jobs dies”，注意语序是苹果联合创始人Steven Jobs逝世，“苹果联合创始人”在“乔布斯”的前面，强调的是苹果。

**照片**：乔布斯与苹果logo。没有在标题突显英年早逝。

2 **华盛顿邮报**

**标题** ：苹果的Steven Jobs，科技先锋，逝世，享年56岁。强调的还是苹果，给了评价科技先锋，这种评价很难讲，是否仅仅是科技先锋？仁者见仁，标题这样的评价，不妥。点出了英年早逝。

**图片**：乔布斯手托笔记本，一下子很难识别出是那家的本，仔细分辨应该是Air，不如Logo的照片好，信息量低。

3 **Wired网站**

**标题**：Steven Jobs，1955-2011，比较简洁，对连线用户而言无需多言，jobs与苹果的关系，1955-2011，说出了逝世的消息，但英年早逝和具体时间没有很好传递。

**图片**：Jobs侧面向前看的头像，深邃远见。

4 **Time网站**

**标题**：Steven Jobs在最前面，突出了人，好。后面是1955-2011，最后“Apple confirm death of its founder ”，罗嗦了，媒体核实信息的过程就别放标题了，而且founder 不如cofounder准确。

**图片**：一般。

5 **华尔街日报网站**

**标题**：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逝世。没有突出人，没有强调英年早逝。

**图片**：乔布斯低头端详Iphone，这个图还是可以的，因为Iphone的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相对普通人的生活的影响），放这个产品不错。

6 **纽约时报网**

**标题**：Steven Jobs Apple cofounder died at 56.纽约时报的这个标题个人认为是最好的一个，将人放在前面，显出尊重，作为大众媒体，讲出苹果联合创始人，准确且必要，56岁，突出英年早逝。简洁、准确，尊重。

**图片**：照片与华尔街日报网基本是同一个，区别在与乔布斯微笑往前看，往前看，不是低头，显示远见。纽约时报胜出。

以上图片来自于网易新闻，谢谢。

纵横2011——那些美食

张建军 — Mon, 26 Sep 2011 21:56:05 +0800

07新闻论文体会：肖瑞“英国驻华机构社会化媒体使用情况研究”

张建军 — Wed, 01 Jun 2011 16:24:44 +0800

博主按：肖瑞的论文选择英国驻华机构社会化媒体使用研究，期间也是经历不少磨难，好在都已过去。所谓的公共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你若想要真正交流，还是困难重重，围观吧。下文为肖瑞的体会。

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给我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

首先，在于对微博的了解和应用。研究论文之前只是有想法去开个微博，但是一直没有落实，论文确定下来之后，便被动接受新鲜事物了。进而了解到twitter、facebook等一系列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

其次，因为研究的是英国驻华机构，很多资料的搜集都得通过翻译外文网站才能得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翻译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看到最后自己翻成的连贯的汉语版条例，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言表。论文的过程也是提高英语水平的过程，也算是鱼和熊掌兼得了吧！

再次，锻炼与人沟通的技巧，比如怎样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这个过程中什么该说什么能说，而什么样的话语是禁忌，是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在与那些比自己层次高很多的人沟通时，这些不和谐可能成为采访最终不能达成目标的绊脚石。

还有，也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分析了解英国驻华机构社会化网络媒介的使用情况，一定要有专业的高度，而不应漫无目的的泛泛谈论，这种专业性同样体现在与人的沟通上。比如，要根据深入的分析了解之后，再去通过邮件咨询一些对于双方来说同样有意义的话题，而不能让对方感觉到发问很肤浅，很没有价值。这样会给后期沟通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可能会陷入僵局。

论文写作过程中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比如翻译、比如内容分析，比如采访、还有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最先着手弄的，也是花费精力比较大但最终因中途放弃而没有成果的一块。那阵就连做梦都在编问题，但最终因为太繁琐没头绪中途放弃，半途而废了，辛辛苦苦播的种却在即将能收获的时候自己亲手毁了它们，感觉很不好，否则我的论文会更完美的。

采访是一件失败的事，刚开始还可以算是比较顺利吧，由于我就自作主张的发了邮件给使馆相关负责人，很快便有回复，问题貌似很不专业…所以最后使馆方面只接受了邮件回答。那些日子是痛苦的，天天各种主页上发面访申请，看着对方发来的各种官话套话，很崩溃。

内容分析使用最蠢的办法，数了好几天。这个怪我过门不懂得施礼，所以走了弯路。后来请教了老师之后，才知道科学的数据统计的方式和重要性。

翻译是一项大工程，要想了解英国驻华机构的一些信息，都需要去翻译。有时google的翻译翻出来不通顺，还得自己理顺语言。

如果重新来做我的这篇论文，我想肯定会出调查问卷，并且会亲自参加一下使馆方面举办的活动，去现场感受一下；其次采访一定是要面访，并且还要访问到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再有内容分析法一定要做的再精致一些；最后论文整体的质量都要提升一个高度。

每次和张老师一起工作都是紧张而充满快乐的，紧张是因为老师一贯的严格要求，快乐是因为张老师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新鲜的事物，很具有挑战性！很喜欢跟着张老师做事情，总是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同时还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到最新的资讯，获得谈资。张老师是一个表面很严格的老师，但是内心总是很替学生着想。比如，说是不管我采访了，但是还是一直在帮我沟通联络使馆方面，帮我修改采访申请。省了我很多纠结…

但是论文写作到后期，一直出不来成果，很担心，很焦虑，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不能很好的完成论文的要求，不能达到张老师要求的高度，所以压力很大。

其实这种应用型的论文对于学生的锻炼是很有帮助的，相对于从海量已有研究中挖掘自己的论文题材，这种通过亲自观察访问研究整理，发现其中的优势和不足，得出结论的方式对于学生自主发展具有更大跟现实的意义。所以在以后的论文题目中应该更多的设计这类型的选题，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建议以后的学弟学妹，在选择论文写作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选题，虽然可能真的很好写，但是从中你不会有多少收获；然后就在是写作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和导师的及时有效沟通，当然这种沟通必须建立在前期大量的理论或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否则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一旦遇到任何专业或者技术上的问题，要学会与导师沟通，会少走很多弯路；因为导师的分配不是自主选择的，所以不论系里把你分配给了哪个导师都要认真的对待，不要抱怨，相信每个老师所作的都是为了你好，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该做的做到最好，不要以为导师很好糊弄就去凑合，如果你这样想并且这样做了，那么你最终不是糊弄了你的导师，而是你自己。一篇论文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很磨砺人的，要懂得去享受这个过程，四年才有这么一次锻炼的机会，很难得，只有抓住了并且从中得到历练了，你的大学生活才算完美了。

（完）

祝建华：大众传播研究谨防的4个“陷阱”

张建军 — Tue, 24 May 2011 12:30:35 +0800

祝建华（Jonathan Zhu），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该校传播与新媒体硕士专业创办人。

转自人民网

访谈者谭跃系祝建华学生，2003年3月，祝建华回其母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讲座。谭跃称“返回香港城市大学后，作为祝老师的学生，我以讲座录音为基础，补充采访了祝老师。”

陷阱一：追逐重大事件

谭跃：您在《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一文中，讲了您在国内、美国、香港等地从事大众传播研究20多年的过程。能否借此机会给我们谈谈如何做高水平的研究？

祝建华：学术研究，无论是大众传播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归根到底要回答三个问题(即所谓的“3W”问题)：第一、研究什么（What to study）？第二、为何研究（Why study it）？第三、如何研究（How to study it）？我上课时，一般是从正面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今天想反其道而行之，从反面来谈谈什么样的研究不要去做、为什么不要做，也就是所谓的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陷阱”与“误区”。这些陷阱，我大多踩过，只是后来开始指导研究生论文和替国际杂志审阅论文时，才发现很流行。如：一、追逐重大事件；二、追逐独特现象；三、追逐突发事件；四、追逐新名词；五、追逐新媒体；六、研究单一原因；七、研究常数（constant）；八、为比较而比较；九、为方法而方法。

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些主要是在选题中发生的问题，即3W中的第1个W。当然，选题（研究什么）与操作（如何研究）也是不可分的。因为有时选题没有问题，但是操作上存在问题。但我认为大部分问题还是在第一步，即研究什么。选题选对了，方法用的不太恰当，会使你的研究有所逊色。但如果选题不好，方法用得再好，还是不行的。为了强调选题不当的后果，我这里选择的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的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论。这绝非我的本意（我不喜欢无谓的概念争论）、但恐怕也难以避免。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这里只讲前面的四个陷阱。

谭跃：追逐重大事件有什么不好？您为什么把它当作是第一大陷阱呢？

祝建华：有的意外吧？我把这个问题当成第一陷阱来讲，是因为我发现这是大众传播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注意我这儿在“传播学者”前面加了一个“大众”，因为相对来说，研究人际传播的学者犯这种错误的倾向就要小得多了。如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比，大众传播学者追逐重大题材的倾向更明显。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大众传播学的水平不如其他社会科学。问题不在于我们比别人“笨”。考新闻传播系的学生，往往都是文科考分中最高的。我想这主要与我们的背景有关系。我们选择读新闻传播学院，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新闻事件有兴趣、事件越大越有兴趣。我30年前就开始替上海的报社做通讯员，后来做过日报和通讯社的记者、周刊的编辑，甚至还当过几次电视评论员。

本来我们的个人兴趣、学科背景、工作经验都是有助于研究的宝贵资源。我绝对不是要抹煞这种资源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学科背景或工作经验也可能成为一个负面的包袱。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这种负面影响就体现在选题时，可能只考虑题目本身的新闻价值（例如重要性、时效性、显著性、接近性等，不管你用那个版本的定义，但总离不开这些要素），然而重大事件（即有很高新闻价值的事件）不一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反过来，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做记者时一定不会去报道，因为没有新闻价值，但是这类平常事，不一定不值得研究。

谭跃：如果选题时不考虑事件的重要性（即新闻价值），那么应该考虑什么？

祝建华：总的讲来，是要考虑其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包括认识论、概念、定义等等。但简单来讲，学术价值是由我们所做的科学研究目的决定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发现、证明（或者更确切地说，否定）那些反映大众传播过程的基本法则或普遍规律。按此标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重大事件能反映普遍规律吗？非也。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中的经常发生的小事相比，什么事情发生的更必然、更经常呢？当然是小事。研究者应该关心的是最经常发生的事，即琐碎小事，从中寻找普遍规律。从这一点来说，学者与记者是站在帮助公众认识世界的两个极端：记者是通过重大事件、学者是平常小事。

谭跃：但是在重大事件中，媒体通常产生重大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发现一些平时不能看到的问题。例如据我所知，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就把媒体有限效果论又变成了强效果论。

祝建华：好，我们来看战争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这一例子。你讲的对，战争与有大众传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大众传播学的起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内容分析的方法就是Harold Lasswell在那次战争中发明、用来分析德国和盟军的宣传手法发明。在二次大战中，Charles Hovland做的劝服研究至今还是传播学理论的基础。越南战争在美国媒体的研究当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记者、评论员都把越南战争说成是“第一场在家庭起居室里（通过电视）看到的战争”。这确实很重要，使得大众传播学者对传媒效果的看法又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从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理论。

但是，战争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影响大概也就到越战为止了。越战以来的战争还少吗？光以涉及到美国的就有1983年的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的入侵巴拿马、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6－97年波士尼亚战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美伊战争。每场战争都有不少研究，但没有一场能重现越战的光彩。

我参与研究的第一场战争是1990－91年间的海湾战争。记得那场战争一爆发，大家又开始给它定义，说其是“第一场用电视直播的战争”。越战不是实时播放的，记者在前线拍好片子后，用飞机从越南运出来，所以它不是实时的，有的相差一、两天。而海湾战争是实况的。今年的美伊战争还没开始时，有人就在考虑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它。可能是“第一场在互联网上转播的战争（但后来发现巴格达没有网络接口）”，或者是“第一场用数码相机拍摄的战争”（也许是，但SoWhat？即“又如何”？）。

谭跃：最近的美伊战争打响后，大家又说这是“第一场有嵌入式（embedded）随军记者的战争”、“第一场通过无线电话传播的战争”（海湾战争中CNN的记者Peter Arnett是用有线电话从巴格达报道的）、“CCTV第一场实况转播的战争”，等等。

祝建华：对，每一场战争你总归可以找到一些技术上、制作上、传播手段上的新特征。问题是，这些“第一场XXX战争”之类的新特征对于我们已知的大众传播的制作、发送、接收和效果（即所谓的media production, delivery, reception and effect）这四个过程是不是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呢？未必。至少我看不到。在对海湾战争的研究中，各国学者们（包括我在内）做了大量的调查或内容分析，出了很多文章和书。十二年后的今天回顾一下，这些书、这些文章大多没有什么留下痕迹（即重大影响）。为什么？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当然，每场战争当然有很多变化，越战时没有聪明武器，现在有了，而且轰炸命中率一次比一次高。但从大众传播的过程来讲，越战中发生的问题以后的战争中都发生了，越战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的战争也是没有解决。比如说军方对消息的垄断，海湾战争是这样、我就看不出这一次美伊战争改变了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我们回过头去看，大众传播研究发展史上有影响的那些研究，有些是发生在重大事件以后的，比方说20世纪30年代火星人入侵或者60年代肯尼迪被刺的研究；但绝大部分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事件的范围和背景，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例如议程设置的第一个研究，即McCombs和Shaw 1972年发表的那个研究，是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们在North Carolina大学所在的Chapel Hill小镇，对100个举棋不定的选民，很不特别的。再看看其他理论。比如第三者效果理论的产生，是Phillips Davison通过观察一个美军的训练营中有些战士之间的对话，发现人都有一种认为别人容易受影响而自己是“特殊材料”组成的、不会受影响的倾向，这本是非常琐碎平常的小事，他从中抽出来一个所谓的第三者效果。再如沉默螺旋理论的产生，是Elisabeth Noelle-Neumann在火车车厢中，观察乘客的聊天，发现在这种环境中，有一个人说过话后，明明这个人发表很极端的观点，是少数派，但其他人没有敢说，觉得其他人都是那么想的。于是大家都说对、对、对。事后她分别问一下，其实每个人都反对第一个发言者，但却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其他人都是支持说话人的。你去看很多理论的起源，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事情中发展出来的。有关的道理，下面还会涉及到。

陷阱二：追逐独特现象

谭跃：在我们所读的文献中，有一些是描述独特现象的，它们经常会启发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通过比较发现事物背后的原因。例如，Steven Chaffee就曾说过，一些现象在某些国家可能是独特的，但在其他国家他就有可能是普遍的，所以在评价概念化演变的时候很有用。您为什么说研究独特现象是一个陷阱呢？

祝建华：我认为，研究独特现象总的说来是弊多利少。Chaffee是“化腐朽为神奇”地开发独特现象的研究结果。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独特现象永远是独特的。

独特现象也是我们读新闻传播专业人的爱好，总觉得独特现象千载难逢、前程无限、非研究不可。我有一位朋友，曾去过地中海中的北塞浦路斯，那是一个未被世界上任何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他问，有无研究价值？我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说，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我回答，对，就是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值得研究。这又一次说明做记者与做学者的区别。在新闻记者的眼中，越独特（用最新的术语，越“非典型”）越好。北塞浦路斯的风土人情，一定可以成为新闻特写、专访的好题材，但却难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好课题。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越普通越好。

谭跃：你不觉得研究独特现象很有吸引力吗？

祝建华：我自己也经常被独特现象所吸引。20年前我在复旦做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在做受众调查。一天，看到报上一条消息，说上海郊区有了第一个电视村。这个村因为副业好，村里拿集体资金给每家买了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机。哇！不能再独特了，马上去那个村做调查。这是上海第一个，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电视村。所以去看一看有什么特别。

谭跃：有什么重要发现？

祝建华：可以写一份不错的“先进经验总结报告”，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从此我学乖了一点。10年前在美国康内迪克大学任教时，附近出现了一个“一周无电视”的镇。镇上居民每年春天约好关掉家中电视机一个星期，男女老少一起出来享受自然和社交。这事传开后，连CNN都有报道。系上一位同事见后，邀我一起去做一研究。我想起以前做“电视村”无功而返的教训，就劝那同事打消此念头。

谭跃：你以后再也不做“独一无二”的研究了吗？

祝建华：当然不是。我在1997－99年间做过香港回归研究。我不是唯一做此研究的，全世界也有很多人在做，为什么？因为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国家主权转移、民族统一的个案。你打开历史来看，其他国家的统一都是经过战争或动乱的，如两德的统一、越南的统一，而且都是意想不到、突然发生的，柏林墙突然一下子倒下来，北越一下子打到了南越。香港是唯一的例外，和平过渡而且事先知道。从1984年起已经计算好的。天安门广场和罗湖边境各有一个计时钟，显示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

大家回顾一下你们看到或做过的研究，其研究冲动是否来自事件的独特、唯一性？一定都有过，只是范围不同。做的不是世界唯一的，就是国家唯一的；不是国家唯一的，就是本地唯一的；不是本地唯一的，就是班里唯一的；再不是班里唯一的，就是你自己历史上唯一的；不是你唯一的，就是你那一段时间里唯一的。

如此推下去，应该已经可以猜到了为什么不要追逐独特或唯一的东西。这跟我前面讲的科学研究目的是相悖的。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而不做其他题目？仅仅是个人爱好吗？不至于吧？你总归是想有所贡献了。这些贡献归纳起来有三种目的：首先你想把现象描述一下；第二、找到背后的原因，来解释现象；最后，也是你最想做到的，就是通过你的研究可以对将来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任何独特或唯一的事件能不能预测将来？没法预测。因为既然是唯一的，将来就不大可能再发生的。北塞浦路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人承认的国家，那研究了有什么用？没有用。这跟刚才讲的不要追逐重大事件是一个道理，科学研究是为了发现或证明普遍规律。凡是离奇的，都是很难重复、没法预测的，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普遍规律，所以不值得追。

谭跃：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这种人就是因为喜欢重大事件、奇特现象，才来读新闻传播的。现在，越读越需要把自己原来的兴趣放弃掉。很痛苦。

祝建华：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这一点。你当然可以继续有这个兴趣，继续关心重大事件和离奇事件。你也可以去研究，但你研究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研究事件背后所反映的规律。

这里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世界经济导报》。我在念本科生的时候在《导报》实习过，比较了解其创办过程和初期的主要人事。以后读到不少研究《导报》的论文，其中有我的同学、朋友和不熟悉的人所写的。看完之后，我总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导报》怎么奇特，为什么中国只有这一份《导报》？如果不能推广，为什么又能够存在8年？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做事总是一哄而起，只要有一个东西脱颖而出，马上就有很多人跟风。我们不缺这种例子。曾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他的论文就是研究媒体企业经营管理中怎么防扩散（商业保密）。因为我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模仿，什么东西一出来，立刻可以克隆一个，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世界一流。那为什么没有人克隆《导报》？说明它一定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它又能延续8年。这不是很奇怪吗？是什么原因？有一位做过《导报》研究的朋友问我，你对此有什么解释？我当然有，但觉得不值得研究，因为太特殊，没有普遍意义。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本书，是写《中国计算机世界》的。我想从中找到能回答我当时有关《导报》一样的问题：《中国计算机世界》是中国唯一的一家由中宣部批准的中外合资的媒体，为什么这种现象没有人跟？这种事情谁都想做啊，港澳台、海外很多媒体都愿意进中国合作，为什么做不成？第二，为什么既然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既没有扩大，也没有克隆，也没有消失，永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计算机世界》存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比《导报》的年份跨度更长。那本书提供了一些线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根本没有写透。可能他们的角度跟我不同。他们想讲的就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我想问的是：如果你在中国能够奇特20年，这本身是一个问题。不一定是你这个报社的问题，这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谭跃：你的意思是，不是不可以研究独特现象。但在研究时，着眼点绝对不要放在它的奇特性上，因为这是不可以重复的。所以没有价值。而是要研究这个独特现象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没有别人能模仿？

祝建华：对。通过独特现象的为何无法普及而找出社会的普遍规律。

陷阱三：追逐突发事件

谭跃：很多传播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突发的，需要当事人的纪录，为什么您认为我们不要追突发事件呢？例如Bernard Berelson，就是抓住一次费城报纸从业人员总罢工的机会，观察人们离开报纸后不适应的现象。

祝建华：为什么不要追突发事件？其实这个道理跟刚才前面讲的不要追重大事件、独特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这三类事件，合起来就是新闻事件的基本特点：重大、奇特、突发。为了叙述方便，把它们分开讲，但其中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突发事件，因为发生得太快，你都很难判断这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小浪花、过眼云烟，还是一个反映事物本质的转折点。如果贴的太紧，很可能被初期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你还来不及收集独立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仅仅依靠媒体的报道（尤其在一面倒的信息环境中），就匆匆下结论，风险很大。现在流行“学术快速反映”一说，我不敢苟同。记者要快速反映事实，时事评论家要快速反应（注意与“反映”的根本区别），而学者则不能跟风，要保持一定距离，才可能做独立、深入的研究。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最近有关非典型肺炎的研究。2003年2月10日前后，广州民间盛传非典消息、抢购板蓝根。当地媒体随即大规模“辟谣”，宣传“非典已得到控制”。2月23日，广州一家畅销报用了整整几个版面，总结媒体在此激战谣言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逼近事实真相”的成就。很快，网上就有学者贴出好几篇论文，用“危机传播”等术语，认证谣言之危害和辟谣之必要。谁知4月20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以后，局势急转。原来民间的谣言大半是真的、而媒体报道的“真相”却是误导，而且酿成大祸、贻害非浅。我猜想有关学者现在可能有点后悔那些言之过早的研究。

谭跃：这真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极端例子。你主张不要跟风（既不要“快速反映”、也不要“快速反应”），但如果事后证明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转折点，不研究它，就没有留下纪录，不是一个重大损失吗？

祝建华：一个突发事件出来后，如果记者不去报道、时评家不去分析、当然是失职，将来的历史上会有空白。但这不是科学研究的任务，理论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有什么空白或损失。如果这个突发事件确实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事后的正常发展规律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

谭跃：如果我要做的是时间序列研究，不紧跟事件发展，以后就追不回这个时间点了。

祝建华：这会是一个问题。如果你去追了，但是事后证明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根本不起眼的一件事情，浪费精力了。所以这是选题中的一个风险，没有任何人可以事先知道当时的做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当然你的研究经验越多、你考虑的理论问题越详尽，你成功的概率可能更高一点。但是没法100%有把握的。

我劝大家不要追突发事件还有一层意思：世界万物天天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突发事件永远也追不完的。如果你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资源，象钓鱼一样，你不知道河里什么地方可以钓到鱼，但在所有的地方都布下鱼竿，总会钓到一条。但是你实际上是没有倒处下鱼竿、撒网的奢侈条件，你只能选择一个成功率高的研究。那么就不要追突发事件，而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平静下来了，你看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那如果每一样去追的话，你也追不过来。追完以后回头看看，就感觉不过如此。

谭跃：那你如何评价“新闻扩散”研究？这种研究专门追踪突发事件，在大众传播学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

祝建华：好问题！你如果不问，我也准备把它拿出来讨论。是的，新闻扩散研究，自1963年研究肯尼迪被刺事件而形成了大众传播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但是，做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并非专注突发事件，而是将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方式、渠道、速度与非突发事件相比较，从而发现了J－曲线理论（参见McQuail and Windahl, 1993，或祝建华、武伟1997年中译版），其要点是重大事件与琐碎小事主要是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大众传媒只是在重要性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事件显示其作用。由此可见，新闻扩散研究并非为突发事件而研究、而是将其作为发展新闻传播理论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新闻扩散研究在方法上是有充分准备的。采用的是所谓“救火队”式的设计，事先已准备好问卷、调查样本、调查员等，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旦有突发事件出来，几小时之内就开始调查。这与我前面批评的事后匆匆上阵、完全依赖于媒体公开报道式的研究，实在很不一样。

最后，如果你去检索一下文献，就会发现尽管世界上突发事件层出不穷、但新闻扩散研究在最近10多年内并不活跃。Marvin DeFleur早在其回顾有关研究的文章中已预见到，由于我们已大体知道新闻扩散的规律，此类研究将日渐衰微。这也说明了为什么911事件这么大的突发事件发生后，专做新闻扩散研究的那些专家们并没有开动他们的“救火队”。而其他不少人抢着做，却毫无建树。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看过DeFleur的文章。总之，新闻扩散研究的兴衰史，在于说明不要追逐突发事件。

陷阱四：追逐新名词

谭跃：研究不是要有创新？既然要创新，就要引入新概念、新名词。但为什么你认为不要追新名词呢？

祝建华：我们作为“新闻爱好者”，不光喜欢追新事件，还喜欢追新名词。这也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误区或陷阱。为什么不要追新名词？这跟我们平时所讲的“新瓶里装的是什么酒”有关系。新名词里面到底装的是陈年老酒、还是名副其实的新酒？我这里讲的“酒”，是指概念。名词不等于概念。这话在语法上好像有问题、但在学术研究中是正确的。概念指的是理论概念。概念一定是个名词，但反过来并不成立。很多名词并不具备成为理论概念的基本要求。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在这里讨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名词，而是集中讨论对概念（尤其是旧概念）的包装（即命名）问题。按照我所信奉的经典科学定义（因此不少人认为我的学风是比较传统、保守的，甚至说我僵化、顽固都可以，我都承认，以后有机会专门讲讲为什么科学是保守的道理），如果你所研究的概念是已经存在的“旧酒”，我是坚决反对再给它包装一下、重新上市的。如果旧有的概念就经存在了，特别是那种已经很流行、很出名、有很大影响的概念，或者是一目了然、人人皆知的概念，绝对没有必要去包装一下，换个新名词。为何不沿用原来的名词呢？因为概念的用处主要是为了沟通，使大家都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你包装一个新的名词，除了引起混乱以外，没有带来新意义、新贡献。当然了说得尖锐、挖苦一点，是将别人的旧酒包装一下，占为己有，好像看上去有创意、有贡献。

谭跃：旧概念、旧名词，讲来讲去有50年，还有什么创意？

祝建华：其实这是对什么是真正的“创新”的一种误解。我是几家比较重要的国际期刊的编委，我们每年都要审阅很多投稿。编委们绝对不会因为你研究的概念太陈旧（比如说Charles Hovland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来拒绝你的论文，反而会觉得你的贡献大。为什么？首先因为旧概念的效度（或叫有效性，validity）和信度（或叫可靠性，reliability）均已被充分验证。其次，如果你对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引用的旧概念做出进一步的发展的话，证明你的贡献更大。相反，越是新的概念，我们越会怀疑，你这新瓶里面装的到底是新酒还是旧酒（往往是后者而已）。所以旧酒用旧瓶来装没有什么不好，用新瓶去包装一定是不提倡的。

谭跃：照你这么说来，新瓶装旧酒不足取。但是，什么才能被称为是新酒（即新概念）呢？如何区分新、旧概念？

祝建华：第一步是比较两者的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为什么有些名词不能成为概念呢？因为概念必须是可以被定义的、可以被测量的、可以被证伪的。名词不一定的。比如说举一个现在非常热的名词：全球化。在中国参加WTO以后更热。什么叫全球化？在海外已经有很多定义。很多概念与以前讲的一些概念已经有重复的了。比如，全球化和媒体的商业化，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商业化，在很多地方讲的就是一回事。例如国际化、交流等等。国际化怎么测量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再比如国内学术界非常热门的“媒体产业化”，我至今没有见到一个有关的操作化定义。我想如果真正给出其操作定义来的话，那么，产业化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可能就是一回事。顺便说一下，市场化（marketization）、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都是从英文中的对应概念翻译过来的。产业化的英文是什么？

谭跃：英文中没有，我们就不可以创造了吗？

祝建华：可以。问题是，媒体市场化不会是中国特色吧？人家商业化媒体搞了200多年，从一开始就是公司体制，媒体兼并、资金运作等也搞了几十年，还没有觉得有必要再发明一个产业化的概念出来。再如，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关“传播禁止论”的讨论。有人查遍了各种汉语词典辞书，发现从未有人用过这种说法。然而，其描述的无法是“信息控制”或“新闻管制”而已。因此，如果你想创造一个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概念，则要十万分的小心。

谭跃：你刚才说，比较操作化定义是区分新、旧概念之的第一步，还有第二、第三步吗？

祝建华：为了不把问题搞得太复杂，我将其余的归入第二步：实证检验概念之间的互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可惜的是，互斥效度不光在国内学术界内很少有人谈道，就是在海外的大众传播学内也不常谈。其实这是造成新瓶装旧酒的一个原因。

谭跃：什么是概念的互斥效度？

祝建华：任何人提出一个概念时，总想证明自己这个概念是有效的。我们通常用来检验概念效度的准则有表面有效性（face validity）、相关有效性（criterion validity）、预测有效性（predictive validity）等等。这些都是用来证明我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概念只有存在与否，没有正确与否）。概念互斥效度，则是用来证明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具体说来，是通过与其他可能相关的概念之间的差别、或者重合程度来检验这个概念的独立性。任何新概念，一定要在这个检验中合格，才能被确认是一瓶新酒。

这是我的研究生们人人看到都头痛的一件事。如大家一样，他们都想做新题目、有新贡献，于是就千方百计找新概念。我对他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有互斥效度吗？比如说，有一学生要研究政治成熟度（political sophistication）。这个概念不是他发明的，已经有很多人用过了。他引用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来证明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我告诉他，你还漏了最后一步、就是要讨论这个概念和一些类似、相关概念（例如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程度、政治知识程度）等等的区别，比如，成熟度是认知层面的概念、而参与程度是行为层面；再如，与知识程度有什么区别、跟政治信念、意识形态等有什么区别，都要一一讲清。不仅要在概念上划清界限，更要有实证数据。在推出一个新概念时，要同时将其他的相关概念都测量一遍，然后算出各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你的新概念可以与其他的相关概念有点关系（如果毫无关系，新概念在相关效度上会有点问题），但是相关程度不能很高，如果超过0.4到0.5，你的概念的独立性就有问题了。

谭跃：我为什么很少看到实证研究中有人报告这种检验结果？

祝建华：原因很简单，需要在一个研究中同时测量许多可能有关的概念，太费时、太昂贵。每年大众传播学几个国际协会的年会上，总会有不少新的理论、新的概念冒出来。绝大部分都漏作了这一步，就是证明你的观点概念和其他概念的互斥的程度。所以，很少有这类论文最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出来。

谭跃：因为过不了像你这样的老派把关人的关。

祝建华：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追新名词上，而是放在完善旧概念的测量和验证旧概念之间的关系（事实其中很多是从未被验证的新关系）上。当然，创立真正的新概念，贡献更大，但是往往需要一个系列的研究，先建立概念的测量工具、接着检验其效度（尤其是互斥效度）、再做可靠性检验、最后放入理论假设中检验新关系。无法一步到位。你不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要有必要的资源。

谭跃 2003年5月谈于香港城市大学

（完）

07新闻论文体会与心得2

张建军 — Wed, 18 May 2011 21:25:48 +0800

博主按：

把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列入07新闻论文参考题目，因其近两年的一些行动，让我们感到些许新气息，研究一下何妨。

初畇畇要考研，还想写好论文，有点纠结。最后论文选了这个题目，考研也报考了汕大。一直没问她考汕大，是不是和我的“忽悠”有关。

结果是考研失利，论文成功。

“人生重要的是经历”，已是烟台报社记者的初同学，这样告诉我。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论文体会

初畇畇

从学年论文的开始到毕业论文的结束，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就像张建军老师说的都是眼泪、又都是收获。

收获很多，首先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其优点与不足有了充分了解，这个过程坚定了我考研的信心。其次，论文中用到了很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从曾经课堂上的懵懵懂懂到实际中的灵活运用，在我的亲身实践中真正的学习到并掌握了。第三，通过一篇简单的论文我认识了很多人，如长江新闻学院院长陈婉莹、副院长范东升、学生韦文毅等。两位院长于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及时回复我的邮件，认真对待我提出的每个问题，虽然不是受宠若惊，但也是感激不尽的。新认识的那些学生，像韦文毅、方泽仪、苗雨露、拾叁等人，虽然我们都是通过网络联系的，但是他们却像朋友一样帮助我，给我出谋划策，特别是在我做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帮我修改问卷、联系更多人参与，并在交谈过程中告诉我学院的真实、具体情况，让我虽然没有亲身前往学院，却对很多事情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把握。

当然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在张老师（军哥）的严格要求下，我不断的遭到批评，不断被打击，又不断地被激励。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有问卷调查和采访的环节，需要草拟调查问卷和采访提纲。每次我精心设计、反复修改无数次的问卷和采访提纲拿到军哥面前，都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几乎是从军哥看的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错误，都是不足，都是无逻辑，都是浆糊，都是批评，都是需要改的。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见面中，看我的采访提纲之前，军哥有说有笑甚至是眉飞色舞，可是自从看到我材料的第一眼，态度就转了一百八十度，表情特别严肃，神情低落甚至是失望，让我一度很内疚，自责为什么不能提前考虑到这些问题。于是我就很害怕跟军哥会面谈论文，因为每次我都会被批评。在越挫越勇之后终于将论文呈现，也感谢军哥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这些过程都是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若干年后回忆起来我还能想起曾经的痛苦与欢笑，这是一笔财富。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种担心，对于新闻教育，我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视角看，我并不太了解新闻教育的其他视角的观点。我害怕别人说，一个还没出校门的学生怎么敢对新闻教育这么大的课题品头论足。尽管现在这种想法还没消除，但是希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另一个疑问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写的越多越发现像是在给这个学校做宣传，并且论文中没有写到任何跟新闻学或是传播学理论有关的东西，这种疑问一直缠绕着我，让我有换选题的冲动。后来在阅读了各种新闻学专著以后发现新闻教育其实是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担心也就释怀了。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样本数量太少，我所拥有的学生资源仅仅是微博、人人网、部分邮件联系人，虽然也通过范院长的微博征集到其他人填写问卷，但是参与度还是不太高，在将调查数据运用到论文的过程中我自己都觉得样本太少，不具有说服力。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决定亲身前往汕大做调查，并面访陈婉莹院长。但是陈院长临时回香港，加上其他事情的耽搁，不得已我将已经买好的车票退掉，没有亲身前往汕大，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当然采访过程也是曲折的，对范院长的采访过程很顺利。我是10月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陈婉莹院长邮箱的，在邮件交流过程中，陈院长一直是用英文回复我，这让我很焦虑，生怕面访时陈院长也用英文跟我对话，以我的英语水平肯定很难应付。跟陈院长约访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陈院长在汕头、香港等地任职，最近又在南非出差，行程忙碌不定，多次约访都失败。整个过程经历了网络Skype聊、面访、邮件采访、等待、网络Skype等曲折反复，几乎将我的信心消耗殆尽，但在军哥的鼓励下，我还依然坚持等待着。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记者的艰辛，并学会了为人处世的一些技巧。

如果重新来过，我想我会好好安排时间，提前做好调查和采访工作，为论文写作早点准备材料，而不是将这些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另外，在采访过程中，如果被采访人拒绝面访、拒绝Skype，只同意邮件采访时，要合理安排采访问题，不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都发过去，被采访对象会以问题多没时间回答为由而再次拒绝。而应该分部分发问题，让被采访人回答某几个问题后再追加其他采访。在我的忙碌过程中，其他组同学曾经善意的给过我质疑，为了一个小小的论文至于费劲精力做调查、做采访甚至要大老远的去汕头吗？我想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不但要做这些事，而且要做的更好。因为我交出的论文所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我的一手材料，我敢说我的论文所提供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因为每个环节都是我自己亲自在做，没有掺假，也不可能掺假。也建议下届人，不要仅仅使用一种文献参考法写论文，那种纯理论研究既不容易获得突破，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创新与收获。虽然整个过程中张老师的要求很多，也很严格，但是这恰好证明了严师出高徒，希望我的论文成品能得到张老师及各位新闻教育人士的肯定，也希望各位看官能从我的写作中获得一点点收获。

08级新闻论文项目

张建军 — Fri, 22 Apr 2011 18:12:38 +0800

1.盲人互联网使用研究

2.艾末末新媒介使用研究

3.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研究

4.农村互联网使用研究

5.翟明磊研究

6.多背一公斤研究

7.Dell社会化网络营销研究

以上题目均以小切口进入。大家有信心，希望有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