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工作室的blog

写给下一个乔布斯

小石 — Tue, 08 Nov 2011 10:31:36 +0800

这是关于乔布斯的一个纪念或玩笑：

乔布斯这坏小子把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吸引了很多苹果迷。现在乔布斯去世了，苹果迷们变得更疯狂，只有小虫子从“坏苹果”里爬出来安慰大家。

——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

（参Weibo地址）

企业是参与社区和社会建设的主体

小石 — Sun, 23 Oct 2011 20:39:16 +0800

面对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参与社区和社会建设的情况，朋友问：“如果现在NGO能做的事，企业都去做了，NGO还能做什么？”

我的回答：

在我看来，企业本身就是具有自我造血能力的社会服务机构，和许多声称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日夜奔波、居无定日的NGO没有多少差别。差别只在于我们人为地，把企业想象为一个单纯的逐利组织，事先对企业进行了道德上的审判，也正是在这种预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NGO的概念。

现代公益，我认为首先要承认，我们以往对企业的认识是错误的，要因势利导，积极鼓励企业参与社区和社会的共建，发挥企业参与社区和社会建设的主人翁和主体作用。

NGO的主要作用，一是，推动企业、政府和社会来关注重大社会问题、意外事件、弱势群体等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倡导甚至设计相应的社会预防体系、救助体系（倡导）；二是，为发展社会预防体系、救助体系多方面筹集资金等，甚至直接组织或参与这些体系的构建（开放平台的建设）；三是，填补当前社会服务领域的空缺，孵化出一些专业化服务组织（第三方应用的孵化和支持）。

而所有这些作用，都不排除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排除被能够自我造血、甚至允许利润分红的企业家及其团队所代替。同时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NGO，比较理想的发展趋势。

所以，近来NGO忽视对社会问题本身的专业探索，只顾争取社会地位，甚至与自己倡导的主要对象之一（企业）争风吃醋，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公益理念的严重扭曲。

至于美国、英国的NGO和基金会，对于大家所谈的高薪职业经理人和可参与分红的社会企业等等趋势，我觉得这本质上已经和开始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没有多少严格的差别。这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回归、社会正常秩序的回归。

[转载]【转】张广照：教育革命论教育革命 2004年第1期

小石 — Sun, 23 Oct 2011 03:13:15 +0800

原文地址：【转】张广照：教育革命论教育革命 2004年第1期作者：傻子二少爷

张广照：教育革命论

·张广照

标签：教育革命 2004年第1期

    一、中西教育比较

    中国最需要的是创新，然而中国学生最缺乏的也是创新，中国学校最不能容忍的也是创新。妨碍中国人创新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这种并不科学的理念和做法。中国的教育人们对它的批判是严厉全面尖锐的，但并不一定是深刻的。就像孩子发烧，任何人一摸其脑袋就知道孩子病了，也能说出一些分析和责怪的话来，但是对于其真实病因尤其是如何治疗却不是一般人所能说出的了。这就是经验与科学的区别。我对中国的教育批判严厉。概括地说：它用最繁琐的内容最专制的形式最高昂的代价让人学了许多(不能说全部)最没用的东西——正所谓“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教育(商经政界产业界也有类似现象)有意无意地把一张纸变成万卷书来教来学——必须予以革命。
    什么叫教育，谁才有权对别人进行教育？教育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但是只有父母对孩子、师傅对徒弟、主人对仆人、上级对下级、尊者对卑者、胜者对败者、强者对弱者才有权这样做，因为前者有理有利有力有予，而后者无力有错有罪有取。老师与学生、学校与学生、政府与公民不应是这种关系，因而也就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总是居高临下的(所谓教书育人听着就是一种带有恩赐色彩的单向灌输过程)，教育必然以教育者而不是被教育者为主为本，宾语不可能变成主语，客体不可能变成主体。教育也必然是停留在传授已知，必然是专制封闭僵化不平等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我们一样不能创新，对中西方情况作一对比，就可以立即看出我们的问题所在。西方并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教育，或者我们所说的西方教育与中国的教育并不一样。西方的education不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也不是西方的e‘ducation，按照中国式的教育西方很难有创新，按照西方的education中国则一定能创新。education和教育的差别，就像放养动物和圈养动物的差别。教育使人成为知识的奴隶，而education则使人成为知识的主人。在西方词典中，education的第一意义是训练是指导是引出二意义是知识和能力，第三意义才是教育——而且也决不像中国这样沉重。而我们的词典却把教育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意义，显然这是一个有意的根本性的误解。在西方它根本没有中国的教育这个词这么沉重这么高贵神圣，二者不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差别极大。把人家不存在的东西强加于人或者把主要的东西歪曲了，正是自己观念的反映。教育强调的是被动、服从、规律、接受，而不像education那样强调的是主动、探索、创新、发展。
    中国的教育理念发端于孔子，至今也没有超出他老人家那一套。孔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是典型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带徒弟。《论语》几乎全是夫子自道一人独白，没有学生质疑，更没有学生反对他的观点，满堂灌填鸭式，即使有所谓循循善诱的启发式，也不过是启发学生说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诉学生的内容。“引而不发，跃如也。”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这就是教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启发式实际上还是不平等。西方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自称自己的方法是“精神助产术”，(education中的引导之意即来自于此)是自知其无知而引导别人学习，看看苏格拉底的著作，那是学生和老师的对话、辩论而不是老师对学生的训诫教导。西方现在也是这样，上课前老师不一定有什么现成的结论。结论在他们的探讨中。老师启发学生？不，简直是在刁难学生。学生听从老师？不，是在质疑、反驳老师。唇枪舌战十分激烈。他们是师生，更是对手。在他们那里，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符合标准答案的学生也很难是好学生。谁的见解新鲜出奇别具一格，与别人与老师的不一样，有一点创新就是好学生。老师会给他一个高分。即使错了也会受到鼓励。一个人即使倒下也是向前的。“吾爱吾师，可是我更爱真理。”这样的传统和观念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不允许存在的。把真理当作老师和把老师当作真理即求知和求师根本不同。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中西方的差别也正在这里。
    在中国学生是被教育者，老师则是教育者。人只要作为教育者，就有一种教师爷心理，在被教育者面前就永远是正确的高大的(长者为尊早知为尊)。他高人一等，有一种天然的盛气豪气优越感。中国的老师看学生并不顺眼并不喜欢。在一个班级里，教师只喜欢前几名甚至第一名，只喜欢学得好的学习快的，其他的人他总认为学得慢跟不上，因而不为教师喜欢和尊重。孩子一入学绝大多数就被当做“笨”“不聪明”而受冷遇遭贬损了。人一旦作为被教育者，他永远是失败的(是自己和师傅比，徒弟总不如师傅，总难以跟上师傅，学不好的责任好像都怪自己)；中国人对此大概深有体会，没有几个学生真正有成就感！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大都是学习的失败者厌恶者，教育磨去了学生的勇气、尊严、价值、自信、智慧、灵性，而只和学生比的教育者本人也不会有多大进步，中国的教师就是教师就是教书匠而很少创新，多数人多年很难有进步，很难转换职业进步提高，教师其实也是故步自封的失败者。马克思引用谚语说：巴黎最漂亮的女郎也只能给以他人自己所有的东西。教师自己尚且不能创新如何让别人创新？而人作为学习者，无论如何都是胜利的成功的。因为学习是自己和自己比，总比先前有进步，如果没学好老师也有责任！作为引导别人学习的老师，也会在教学中有所发现和进步，大家都始终指向未来和未知。好的教师会在教学中进步提高，才能的提高和职业的转换是正常的。西方教师的出路和流动性就比中国大得多。教育与引导的差别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引导孩子学走路学说话时没有一个父母拿自己的能耐和孩子比，说自己的孩子笨而批评和嫌弃他(她)而总是满怀爱心地引导鼓励和培养他，高兴地看着他一天天进步提高，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在走路和说话上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差别，发展都很健康。但是到了学校在老师那里就没有这种引导观念而只有所谓教育心理，他对学生的方法和态度变了，他从他自己的能力出发从教育的要求出发来塑造学生(所谓“教书育人”)，因而才有了现在的种种矛盾、差别和弊端。引导者不同于教育者，引导者从不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打个比方，这就像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卖方市场，商店售货员自觉高人一等，好像顾客有求于他，是商店养活顾客；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或者至少说双赢互相服务。
    正好网上有几段话很有意思，愿意把它奉献给朋友们：苏格拉底常被誉为“西方的孔子”，而且与孔子一样，也没有留下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弟子们所记述的言论；在孔子，这是由于他“述而不作”，在苏格拉底则是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通过谈话去启发人们去关心和思考真理、追求智慧；两人都以口头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且都把关注的重点集中于伦理道德问题，但他们不论是在伦理道德的内容还是在对话的方式上都有极大的区别。在言说的性质上，只有苏格拉底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的对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问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提起话头和等待教导。与孔子在对话中的“诲人不倦”的“答疑解惑者”形象不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了。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不论大小都没有”。这不是过分自谦，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即他只提问，让对方自由地回答。所以在对话中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双方都是自由的，一个问题将引出什么样的回答并不是预先策划好的，而是临场发挥的，只有话语本身的逻辑在把言谈导向某个越来越清晰的方向。苏格拉底相信，话语有其自身的标准(逻各斯)，但这标准不是他所独有的，而是人人固有的理性，这理性即使是他自己一个人所发现和自觉到的，也要由别人嘴里说出的话语来证实其普遍性。与此相反，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但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分高居于他人之上的，尽管还要“学而时习之”，但总的来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而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他教导学生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至少他认为自己所知的那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必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却从未考虑过是否会有自以为知其实却并不知的情况，后面这种情况正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知和那些号称有知识的人(智者)的知都抱怀疑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的“知其不知”与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苏格拉底是对自己已有的知的一种反思态度，它导致把对话作为双方一起探求真知识的过程，孔子则把对话看作传播已知知识的场所。孔子对自己也不知的东西的确是坦然承认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不认为这些知识是必须知道的。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苏格拉底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孔子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仰止”和不断地体会、学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二、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孔子本人没有什么错，孔子创造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也不简单，高明不高明都是他自己的事情，问题在于后人不敢和不能超越他，把他奉为不可超越的万世师表，这就十分悲哀残酷和无能了。儒家本来就不是提倡创新的思想体系，其保守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它的思想与贯彻其思想的方式相一致。中国传统教育适应中国传统社会，一向缺乏创新机制和精神。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就是一个名声和水平不亚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西方其后乃至如今(当中世纪的西方否弃古希腊传统时，西方也没有什么大师和真理了。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人的创新精神与民主和自由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是哲学家群星灿烂，代有人出。大师带出大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带出了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才是教师的本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反观中国的“教育”，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人没有一个人超过孔子，甚至没有人想过(也不允许)超过孔子。中国在了L子之后的几千年有谁能称为“教育家”和思想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又是多么可悲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就输给了苏格拉底，中国的教育就输给了西方的education。画上一个圆圈，你如何看待它，是看圆圈里面的还是看外面？中国的教育囿于已知，限于自身，是封闭的圆圈，原地踏步看自己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完善美满千古不易一经一理，永远不能超越和创新。只允许自己存在而不允许别的东西存在和试验永远都会证明自己的“正确”。封闭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创新者难以生存而陷于平庸，另一方面又把平庸者推向前台把平庸视为能事，这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在封闭体系中才有至高无上人们必须对之顶礼膜拜的“家”和“王”(最大的“家”最大的老师就是孔子。中国人认老师为真理为权威，真理总是在最高统治者手里)；西方的education走出圆圈超出自身放眼未知，是开放的，越往外看越觉得自己不足无知，永远处于不断的超越和追求之中，创新不断永不满足。只有开放的体系才会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有新的更好的在前头，没有什么(或者说有无数的)“家”和“王”。
    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父子(“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教师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其实这也是对师生关系的歪曲，因为这就必须把师生关系当作父子关系才行，真这样哪里谈得上自由平等民主)、尊卑、上下、官民、猫鼠的关系，西方则是朋友、平等的关系。中国的好学生只长耳朵不长嘴巴，学生谁敢对老师的话说半个不字？学生即使有道理也是对老师不“尊重”(但中国的老师从来没有尊重学生的观念，中国的学生也不是真正地尊重老师而更多地是畏惧和服从。)，态度有问题。老师辛辛苦苦地教你怎能为难他？中国的好学生是符合标准答案的乖孩子，稍越雷池半步就要受到惩罚。这在幼儿园里就开始了。孩子一个个正襟危坐，呆若木鸡。这样喂出来的鸭子如何能自己寻食吃？这样胆怯的鸭子如何能同人家竞争？戴着枷锁的人如何跳舞？在这种方法、观念、传统、体制下，保守是必然的，创新是偶然的；出个大师是偶然的，生产和甘于平庸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创新和产生大师的社会基础。虽然中国人没有“我爱我师可是我更爱真理”的说法和传统，但这是人的本性，人在本性上都是服膺真理追求正义的。老师是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就会把他看作老师，反之则不然。不平等条件下的师生关系随着学艺的结束而结束是必然的。说真的，中国有几个老师能让学生在毕业后记得住自己，有几个老师能给学生书本知识之外的一点影响，有几个老师能说有点创造性的学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多是克服老师影响的结果)？结果造成中国学生畏惧老师并不尊重老师，重视知识并不热爱知识，知识只是某种极其实用的“敲门砖”而已，“教育”使得知识和学习都异化了变质了。而在科学的发展中，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没有激情没有热爱没有对科学的献身和对真理的追求，很难有创新有发展。“教育”使得知识和学习都异化了变质了。我总觉得，在孔子对自己“诲人不倦”，要学生“学而不厌”的背后，在中国教师急切灌输、作业压人、残酷考试的背后，实际上缺乏对人和知识本质的把握，缺乏那种苏格拉底式的从容豁达、宽厚友善、渊博深刻、诚实率真、自信自尊而是深深的浮躁专横、刻薄矫饰、自轻轻人。这是十分可悲的。入学不是人教，科学不是宗教，知识是不能灌输的，人是不能塑造的。但儒学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些准宗教意味，它也具有传教布道、专制封闭、束缚人、不宽容而急于扩张让人接受等某些宗教特征。
    美国国力最根本的还不是资源和人口，而是其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美国的科技为什么比世界其他国家发达，为什么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更加鼓励创新。中国如果提倡和具备创新能力，超过美国不在话下。否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这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前人有创新后人才能有继承有发展，不能创新只会导致倒退落伍从而被淘汰遭灭亡。创新不但是前进的需要，也是存古的需要。鲁迅先生说过：只有革新的民族才能存古，不能革新的民族也是不能存古的。自强才能自保。正是在近代世界范围的竞争中缺乏创新，才使我们落伍失败，中国的命运系于中国的创新能力，系于学校学习之改革创新。创新应是中国富强之术，立国之本。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世界科技中心与世界最强国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创新是社会发展的自变量，社会其他一切变化都是它的因变量是其函数。社会有了创新能力，其他方面的变化就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反之则不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人们研究得比较多，而对创新研究得较少；看来，前者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大，后者的作用则远比人们想像的大。这正是我们常讲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决定性力量的具体体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自身的问题往往需要跳出自身才能看得清楚明白。一位留学美国的原北大学生讲的话很有可信度(不过类似比较随处可见)。他说，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中国开设的课程比国外要深得多。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大概拿奖最多，中国人也很重视这个，可是想想，这不过是让我们的大学生和人家的中小学生来比赛，有什么意义？创新才有意义！中国孩子为了这些知识受了举世无双的摧残！中国出了那么多奥赛冠军不仅对中国获得诺贝尔奖无大帮助，就是这些孩子本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发展。不过是证明了当时会考试而已！中国的孩子最辛苦负担极重(调查证明中小学生是中国最辛苦的人)，除了中国人好学，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之外，是不是和我们学了太多无用的东西有关，有人称之为知识垃圾，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比如关于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深奥空洞，教育部编写的《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就尖锐地指出：“过分追求学科的知识系统，有的地方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的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中小学语文课程；有些教材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削弱了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P30)是啊，只有把教育搞得神秘复杂高不可攀，才能显示出教育的高贵、“有价值”啊！一方面许多东西根本不要学(是教育部门是教材本身是教师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才这样设置的)！根本不要那样学；另一方面，许多真正需要学的东西却又没有学。
    他说，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我们某些大学的老师，爱在莘莘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在西方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人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不屑一顾。人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
    什么是“科学”？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的定义是“有系统的知识”；在英文里，“科学”是science，来自拉丁文，意思是“学习”。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开始于问题”，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创新固然需要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怀疑、批判、问题，但中国缺乏甚至不允许和扼杀的也就是提问，提问也只能提那些老师知道的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即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实质是些伪问题。而那些没有答案的老师不知道的问题即真正的问题倒不能成为问题。真如鲁迅所说，提出的问题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深了是不尊重老师为难老师，浅了暴露了你的无知老师会耻笑你，必须恰到好处地表现老师的伟大和你的聪明，真真为难了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校实际上不是为学生而是为老师存在的，是学生让老师高兴让学校满意而不是相反，如同传统社会是百姓为官府服务而不是官府为百姓服务一样。
    实际上，问的形式甚至比问的内容更重要。让问才有问题，总问才能出现有价值的问题！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中国可能就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故乡了。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矮化自己，往人多的地方站。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甘作“圣贤”的传声筒；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以是某人的嫡传世袭为荣。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为人所不齿。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中国的学校有这种气氛吗？希望和允许这些存在吗？欢迎和能够让学生超过自己，有几人有这样的度量这样的水平？中国的老师要做大师不要做师傅，要带大师不要带徒弟！
    在西方没有创新精神没有特色的学生大概难混，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人们喜欢克隆自己！人自己没有创造性也就不会欣赏更不会领导创新，相反与创新不相容。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改革和创造是没有好结果的。任何改革创新长期地很难得到支持也就很难成功。在它细小的时候把它扼杀简直太容易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社会并不是真正地鼓励创新。每一个大中小学及研究部门行政机关都把创新写在墙上喊在口里，强调创新真真是点到了中国社会的死穴，似乎大家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但是平心而论，有几个单位几个人真正有所创新允许创新？人们有什么压力和必要去创新？创新者又能有几个有好结果？不创新又能如何？只会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劣币必然驱逐良币！创新最多也只能进行他所主导的允许的创新，即跪着造反，而这多为不是创新的创新。中国不是没有人才，更不是没有新思想，缺乏的是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条件！对于学校及科研机构来说，如果说物质的东西是硬件，教材、老师、人才等是软件，那么教法、环境等就是软件的软件，也是更加重要的。决定着这一切的运行和组合及其结果。中国现在前两个方面并不太落后(许多地方的学校设施已经相当先进和高级，当然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不好的多得是)，差别并不大也很容易搞上去，但是为什么就是不会创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方知识获得的方法不同，在于运用知识的环境不同不好。不是看得多学得多而是学得精想得深才能创新。中国教育那真是教育，教者苦教，学者死学，死教死学死知识。这是最勤奋也是最懒惰，最聪明也是最愚笨的做法。我们都对应试教育很反感，都想改变它。但是仔细想想，教育就是教死知识的，必然以考试为目的和手段。教育与应试有着必然的联系，只要有教教教在前，就必然有考考考于后，二者如影随形，互为因果。教育必为应试，应试才是教育，才能促进教育。死教别人一些死知识不考试又有什么办法来显示自己促进别人？如果没有定论，怎么会有考试？如果学习是通向求知为了探索，鼓励百家争鸣，那又如何要得了那么多的考试？已知的东西才要考，管人的人才要考别人，无能的人才要考别人！中国的考试只是将书本上的知识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这样的考试极为害人。和缺乏个性特色的学生相比，大概中国的教师更加缺乏特色个性，对自己所讲的知识并没有真正学懂学好。无问状态下长成的学生就更是如此，并没有吃透书本精神。学习的知识看似懂了其实未必真正懂得，知其然都不一定达到，更不用说知其所以然了。不问不思死记硬背，最多只能达到知识层次，知道老师知道的那些而已！知识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东西，死知识是学不完的学了也是没有用的。实际上，只要把知识学活了，尤其是有创新的勇气和要求，具有任何层次学识的人都能够创新。小学生未必不能创新，博士生未必就一定能创新。要改变观念勇于创新。每个人都是知识的学习者，也都可以成为知识的创造者，参与学习的过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发展和创造知识的过程。中国的学生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传授死知识的教教教考考考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哪有时间哪有心思哪有能力思考？几个人还有创新的勇气和锐气？不要再说中国学生基本功扎实的话了，我们不相信这个说法！创新需要澎湃激情，创新需要勇敢坚定，创新需要机动灵活，创新需要融会贯通，而教育缺乏、反对、扼杀的也就是它们！它使只会接受这种死知识的学生缺乏人文关怀人格发育不健全，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严重暴露了其缺陷。
    现在竟然有什么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提法，连民办学校也被称为什么“民办教育”，明明是一种进入学习市场的投资，适应人家学习的需要，却也说什么要教育人家，真是可笑可悲，不自量力！中国人到境外办学，外国人来中国办学，也都是搞“教育”吗？放下你本来就没有的教育人的权力和架子，回归本位树立服务意识吧！继续教育是什么？不就是对那些想继续学习的人培训，为人家的学习服务吗？这才是学校的本质，但这已经不是教育人家而是平等的关系，甚至是求人家来学习了。现在的大中小学争夺生源已经很激烈了，学校有什么权利教育谁？至于说终身教育更是无从谈起的子虚乌有，是要终身教育别人还是要别人终身教育自己？大概没有一个人需要和能够这样吧！问题本来是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人都要终身处于学习的过程中，社会成为学习型社会，学习成为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是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学习而没有任何人需要别人对自己进行终身教育，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和能力对别人进行终身教育。
    现在牌子上挂着教育二字的机构部门，大概很少愿意放弃这“教育”二字，放下教育人的架子。教育给了他们太多的权力和权利而没有多少责任。只要有教育别人的权力，那就占领了制高点，牢牢地居于永远有理有利有力的主动地位。如同计划经济状态下计划永远有理永远正确一样：一人一月一斤油不够就半斤，半斤不够就三两；一人一年的布票从16尺降到12尺降到10尺降到8尺。计划经济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计划！缺什么就发什么票，计划只对计划自己负责，计划执行得好就是好，而计划是随意的，计划决不会与自己过不去！教育只有灌知识和管人的权利，也是只对自己负责，只对大纲负责并不对受教育者负责，而大纲又由他们自己来制定！你不符合大纲要整你罚你，至于大纲有什么用处，你符合大纲而学了没用的东西，在学校是好学生而就是没有用没人要，对不起，教育者并不对此负责！这种教育真是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中国的“教育”和课程设置集中国传统社会和苏联影响之大成，把课程理解为少数人研制、多数人实施、自上而下单向传递的指令和目标，而为了维护这种指令和目标的权威性，又从不允许对之研究和反思。教育以教师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围绕教师转，教者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你就得学什么考你什么，这必定是以教材以知识甚至以长官意志为标准，其内容恶性膨胀无限发展而侵害学生利益；学生和教师都异化为教材和知识的奴隶，教材内容既多又虚又死对学生的要求又极高，中国的学生负担之重是世界上少有的，缺乏创新精神也是必然的。教育应该也只能按照教育者的意愿来塑造“被教育者”“受教育者”，不受被教育者的任何制约。中国师生的不平等是公开的明显的被歌颂和甚至是被赞美的，“受教育”其实是一个受奴役带耻辱的称号。受教育者有什么权利？有接受灌输的权利、交钱的权利、挨训的权利，一句话无权的权利！这些年一些教师对学生的精神折磨和暴力侵害有增加的趋势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就很难出现这样的事情，出现以后也比较好处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人尤其是权力部门垄断部门如果没有制约，他们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伤害他人利益是必然的！利己必然损人，不利己也要损人。教育者听谁的？谁来制约他们？也许他们受点制约，但绝对不是被教育者！教育者什么时候考虑和尊重过“受教育”者，相反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对被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无限，而他们手中掌握的丰富的国家资源又使这种愿望变成现实。这就像卖方市场绝对不会考虑和照顾而只会想方设法伤害买方的利益一样，在没有制约(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就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谁都会走最轻松的利用自己的权力和优势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也要损人压迫人)的道路。中国孩子负担之重世所罕见，“减负”的呼吁也叫喊多年，但就是减不下来，甚至是越减越多。原因就在于这些负担不是由学生主动要求的而是教育者强加的，标准是他们定的，负担背后甚至有着巨大的利益，是他们的“扩权”和“增收”，不然他们决不会有如此大的积极性。要利用权力“设租”的垄断经营者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动为学生“减负”无异于与虎谋皮。不客气地说，计划经济下的教育还只是学习上“暴政”，出面的主要是教师，痛苦的主要是学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又加上了经济上的“暴利”，出面的主要是权力，权力市场化，痛苦的又加上了所有的家长。本来，“博见为馈贫之粮”，求学是穷人(穷国)脱贫致富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之一，现在的求学则使穷人未必脱贫却先要“致贫”。如今中国的“义务教育”几近崩溃，高中和大学的高额学费重利盘剥更不知演绎出了多少人间悲剧，它加剧了城乡差距扩大了贫富差别，极大地危害着人才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金钱比成绩更重要，这种现象仅仅是开始正在愈演愈烈，“教育”成了中国人的一个黑洞，谁也不知要受多少罪，要花多少钱。中国“教育”有意无意地用最繁琐的方法最昂贵的代价让学生学着许多最无用的东西。我们见惯了多少赞扬父母兄姐为子女弟妹求学而奉献牺牲的憾人心魄的故事，每一个平民求学者几乎都有一本包括全家人在内的奋斗史，中国人如此重视学习令人感动钦佩但更让人心酸和深思，不能用好方法低成本学点更有用的东西吗？“教育”部门向他们开刀于心何忍？醒醒吧，“教育者”们！“教育”部门掌管着文化，但未必是先进文化，未必代表、允许和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暴政之中寓暴利。几百几千年的光环倾刻之间土崩瓦解，这证明了其内在的软弱和虚伪。中国官学管办一体，保守僵化又加上了唯利是图，平民百姓怨声载道，“教育”是中国一个挂着金字招牌的腐败之地，同社会其他地方一样明目张胆地充斥着不义不公。应该剥夺其特权，克服其弊端，还公民以学习权。
    上学是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少年的经历将影响人的一生。学校的做法将影响社会的一切方面。学校是社会的基础和摇篮，蕴藏着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基因。学校与民族精神二者互为因果。中国成为这个样子，与学校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育造就了乖孩子，造就了中国人服从沉稳内向谦卑的民族性格，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这些是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因素，也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当中国面对现代化挑战，在世界范围内从事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时，中国教育的因循守旧、尊卑有序、泯灭个性，压制创新等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立即突现出来了。教育创造了中华一统文明，同时也塑造了民族文化的保守性格软弱态度，造成了民族的孱弱和屈辱。人最可贵的是自尊自信，社会最需要最宝贵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气氛和环境，而这些正是我们的学校所缺乏的。学校本应是最为体现和使人们学会平等的地方，但是教育何曾平等待人？平等又如何进行教育？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平等观念，没有自己权利和尊严的观念，从来没有尊重过自己的人也就从来不会尊重别人。我们决不要这样的教育，或者说要彻底改革这样的教育，摒弃教育这种提法。教育简直是扼杀人才，埋葬财富，学生只是一个接受死知识的容器而缺乏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更被磨去了智慧、信心、灵气、勇气，阉割了创新灵魂。这些东西是在学校丢失的，也应当在学校中补上来。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中科研人员总量并不算少，近年发展更快。但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并没有提高，原创性的核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依然很弱。实际上，能否创新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在于精神。扩招只是数量的扩大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10万人做不到的事情，100万人怕也做不到。扩招只不过是多培养一些熟练工而已，创新精神是扩不出来的。扩招只不过是把就业压力上移，而只有创新才能把就业压力外移。没有创新能力只能是给人家打工，有了创新能力是让别人给自己打工。一个比尔·盖茨就赚了全世界人的钱，不知道给多少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中国的科研人员绝对数已经是世界第二，很快就是世界第一了，可还是缺乏创新能力，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吗？那些想当世界一流的大学知道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在哪里吗？在这里甚至有没有人才都不是最主要的，创新的气氛、环境、条件、制度、方法才是更主要最主要的。提倡什么就有什么！人才、才能是求出来带出来的而不是预成的。创新人才是在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真正地容许创新那将是对我们中国教育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最深刻的触动和变革。革教育的命扬弃教育而代之以学习，对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创新就不难，中国的学校就一点也不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校！中国的学者不笨不懒底子不薄，早就具有了拿到诺贝尔奖的许多条件，变教育革命为学习革命，我们断定不出二十年(二十年差不多能使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博士后)，诺贝尔奖获得者必将大量涌现。中国不仅能是世界的工厂(这个身份我们也可以不放弃)，更能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领跑者！那时中国不仅像邓小平所希望的那样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占领其最高点占据最大份额。十几亿人的创新能力将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三、革教育的命，学习民主化

    关于教育改革教育创新的重点和方法，先前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做在点子上。盖房子、扩招、收费、变教材这都没有涉及教育者自身(甚至扩大了自己的权力造成了很多的腐败)而只是改变外界改变别人，涉及自己也是浅层的表面的，再这样改下去只会越改越糟。必须转换思路另辟蹊径，要改革教育者自身，改革制度本身政府本身。谁说中国“教育”落后？中国人最聪明最勤奋教材最深许多教师的学历很高(这些年教师的学历大大提高了)许多学校条件也很好，凭什么说中国的教育落后？真要说落后，那就是“教育”本身就是落后的。中国是教法落后学法落后，或者说根本不应当是对学生教育而应当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们的思路变换之中。鸭子根本不应饲养而应放养，因而方法也就不是改变饲养的方法而是放归大自然。不要在饲料饲养场饲养设备上下更多的功夫。学生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学会主动学习，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不仅要掌握已知更要会探求未知，要把学习已知的过程变成探求未知的过程。改革也就应该在教法，不，在学法上下功夫，这是最为根本的。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所教的那些内容，而其方法则可取之处不多。如果去除电化教学之类热热闹闹的外观，现在的教学方式实质上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不一定有多大区别！我这里有一个不花一分钱不换一个人而使中国人的学习发生根本变化的方法，而且只有一个字：问。变教教教考考考为问问问，学生问老师，老师问学生，能提问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被问倒的教师不是坏教师。中国教师的权威是建立在不许学生发问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学生的缺乏创造性，是由被动灌输造成的。我们过去是不会甚至不敢面对问题，如果真地直面问题以问为先，那将在起初不知有多少教师不合格，而最终更不知有多少天才师生出现！问像一把利剑直指现行体制的死穴；问像一股清风吹进人们沉闷的心田；问像一把钥匙打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问像一股活水激荡和重组人们的知识；从问开始，我们能涉及全世界的知识。问是一副催化剂调和剂，使人们增加智慧勇气，获得和发扬自由民主平等无畏的精神。有问才能贴近市场才能考虑个人的需要。敢问才有问题，才有灵感才有突破。问才使得学习有方向有目标，问才使所学的知识有归宿和用途。人们常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正是灵感而不是汗水造成了天才与凡才的差别。愿意和已经付出百分之百的汗水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但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始于汗水。人们都承认和崇尚灵感，但灵感必定源于问题，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很难有灵感的！奇思妙想是问题的深入和升华。勤于思考才可能有灵感才会有发现，才会把问题当作机遇和突破口，才会把电石火花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大火。反之则反之。世界上到处都是问题，何以中国人没有突破？谁知道我们错过了多少机遇？谁知我们有多少问题久拖不解没有进步？问题主要和首要的应归之于缺乏思考不敢思考而不是其他原因。怕失败的人才有失败，无问题的人才有问题，不会找食吃的动物才会饿死！问是创新的形式和动力，学生学会了问，就是从娃娃起就学会了创新。问使教学双方都从无的放矢变成有的放矢。教法和学法的改变也必然导致教材从质到量的变化。
    世界上只有愚蠢的自满，没有愚蠢的问题。无疑无问只知接受，任何知识都是死的有限的都只是“鱼”，而深入思考则任何知识都是智慧都含方法都是活的无限的“渔”。死教死学的教育，首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生动活泼的知识变成死的教条，然后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死教死考这些死的东西，扼杀学生的想像力创造性。自问自答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很难深入很难发展，真正的交锋不是这样的！只知接受知识而没有问别说发展，连理解也是肤浅的。有问而不是不准提问，才使人通向未知，获得突破。突破和创新就在问中。有学有教只是传授知识，最多只是“求知”(也是低层次的知)，有问有教才是探索知识创造知识，才是“求真”。知与真不同，真大大地高于知，知未必真，真则必定知。知限于自身已知是有限的，真则超越自身走向无限，知是老师就可以给予的，真则是必须自己求得的。毫不怀疑一古脑儿地传授和接受一切知识、只求知而不求真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反科学的违背知识发展规律的。真正的求知必求真，它必然要强调创新意识、怀疑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必须用科学亦即民主的方法来获得来实现。这样办学，那时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又何止只是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亿万生机蓬勃的良好公民。
    学习、成长、求知、探索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有趣的主动的过程，教育却把它变成一个被动的枯燥的压抑的灌输的让人望而生畏生厌的过程。问问中国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所有学生，有几个对上学真正有兴趣？教育既是学习的扭曲和异化，也是生活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夸美纽斯曾把学校称为“能动性屠宰场”这是千真万确的。从问开始这不难吧，但这将给我们以最大的震撼和鞭策。这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最为重大但又是震荡最小的触动。这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思想解放，是名副其实的对内开放自我革命，是对中国人心灵的解放。科学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求科学必然要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反过来说，没有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没有科学。我们现在对于科学与民主的认识尚且如此肤浅，回头看五四时期人们的认识就更不用说了。那时人们也呼吁德先生赛先生，废科举兴学堂不亦乐乎，学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表面上看也和西方差不多，而实际上方法还是孔子那一套，并不得他人之精髓。中国人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人家最好最难最根本的东西——知识的灵魂，因而学来的知识拿来的器物也就没有起到作用。科学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学不表现为知识的堆积，而是充溢着一种精神于其中。科学之有精神一如器物之有灵魂，没有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变革再好的器物也不能发挥作用。清军甲午海战的失败就是证明。可以说科学是硬件，而民主则是软件，是硬件得以运行的东西。没有或者软件不合适，硬件就不能发挥作用就不是硬件。中国人(一般人也多是如此)之重视硬件轻视软件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总是(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有意无意地不懂这一点，固执地以为知识多了就有本领，武器好了就能打胜仗，因而不愿也不敢进行思想深处的变革。其实知识不会自动创新，先进武器不会自动打胜仗。打胜仗需要本事，而打败仗却是人人都会，不要任何本领。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用民主方法学科学，以科学为模式推民主，因而既没有学好科学，也没有发展民主。直到现在人们也是认为科学是文化上的事情(似乎只是自然科学知识，似乎可以大谈特谈毫无禁忌，似乎死灌死学就能掌握)，民主则是政治上的事情(似乎主要来自人文科学，谈起来要么禁区重重要么十分放肆)。二者相距甚远，几无联系。一切科学知识都充溢着民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同现在的违背了科学精神一样。中国学生缺乏人文精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被我们的学校变成了一堆死知识，学生成了极端缺乏人文精神的单面人而最多达到工匠水平。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材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求末，社会深层并没有出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变化，还很少有人把学校学习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搞民主建设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从学习抓起。这是中国学校的大失败，也是我们今天既强烈呼吁又深感无奈的原因。中国人不是不想要不想搞民主，而是没有找到实现和发展民主的突破口和立足点，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必然流于形式和归于沉寂。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只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而忽略了学校“教育”改革——甚至认为不存在改革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展它的问题，对传统教育这个中国两千多年没有变化的东西还不曾触及，对孩子还放任学校处理，结果大大拖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后腿。
    科学与民主何以如此难于在中国生根？难道创新与民主天生拒斥炎黄子弟？又是又不是！我们剖析了基因，找到了问题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与文化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有时表面上看是政治决定文化其实正好相反，是文化决定政治，是基因决定人的生长，文化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学校是个小社会，社会是个大学校。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中国的学校“以师为吏”，学校这池水映照着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社会民主和平等，自由和创新可以而且必然要由学校开始从娃娃开始从家庭开始。人在少年时的经历经验才能将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再现、反思、总结、运用，许多东西终生都难改变和具备。成人民主肇始于儿童民主，政治民主离不开观念民主文化民主学习民主而不是相反。空中建起的楼阁是脆弱的虚假的。从问开始的学习民主将革教育的命改变的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观念。把学习搞成教育和灌输，不仅造成了人们知识学习上的障碍，更造成了人们民主观念上的障碍，严重戕害民族精神和公民人格。中国民主观念缺乏，民主基础薄弱，民主进程发展不理想，与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没有民主的学习气氛中有直接关系。高等数学来自于初等数学，学校是社会的预科和预演，现在的小公民是将来的正式公民，学习是一个人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人在学校里在学习中是主动者参与者创新者，他在社会上在其他事务中也才能这样。小时平时是温顺屈从的绵羊长大后很难成为生龙活虎的狮子！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他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就会行使自由民主的权利，就会为自由民主而战！马克思曾引用斯巴达人斯培尔泰阿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时诗一般的语言赞颂自由：“希达尔奈斯，你向我们提出劝告，你没有从两方面来考虑。因为你的劝告只有一方面是你亲身的体验；而另一方面则是你所没有体会到的。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一次也没有尝过，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马恩全集第一卷95页)中国社会缺乏尊重人的传统，在学校学生遇到的就是老师并不尊重学生。一个从小不被人尊重不知自由不知自己为何物缺乏人文精神而只知接受的学习机器，设想他成人后能很好地行使自己和尊重他人的民主权利是不可能的。小奴隶只会成为大奴隶或大主子而不会成为真正的敬人敬已的自由人。教书者的教书和育人都是失败的：教育灌输给人的知识是僵化的有限的，同样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格是脆弱的自私的，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也是缺乏凝聚力的一盘散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学校和学习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的许多方面。学校就是小社会，社会就是大学校。学校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学校的放大，你承认不承认认识不认识，我们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这样说。这也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现实。学习方式不改变，不民主不尊重人就会长久地传下去，这种只重视(也不是尊重)权力而不尊重自己和他人人格的现象就不会改变。有学校和学习的民主才有社会和政治的民主，也必有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否则任你什么改革措施都难以落实什么社会进步都很难实现。学校可以而且必须为民主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现在保守僵化专制落后的教育观念和方式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背道而驰的，它对学生轻蔑其人格，剥夺其民主，禁锢其思想，封闭其嘴巴，在坚定不移地挖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墙角，是其掘墓人。不客气地说，学校是一个保守僵化不民主反创新的大本营。和极大改善了的物质条件相比，现在的学校简直更像一个牢笼了。最好的重点学校也不过是高考集中营而已。而一般学校中之不正之风，尤其是侵犯侮辱学生的现象比过去有增无减骇人听闻。学生只被教育尊重这个尊重那个，从来没有学过要尊重自己保护自己捍卫自己。那么多丑恶残忍地虐待学生的现象出现而很少有学生反抗，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学校这个自称教育人的部门，恰恰是最需要教育和改革的。学习民主学校民主学术民主是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的基础、萌芽和预演，它对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民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天外来客，不是一个人到成人阶段才需要享有和掌握的东西。民主并不虚无缥渺。什么是民主，民主在哪里？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与一切人有关，它和阳光空气一样是人人需要且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民主在家庭中，民主在课堂里，民主在社会上，民主在国内外，民主存在于一切有人的地方存在于一切人的关系当中。民主是修养，民主是力量，民主是权利，民主是义务，民主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民主是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民主是自尊尊人，民主是胸怀宽广，民主是自信自主，民主是英勇顽强，民主是坚持真理，民主是勇于认错。民主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但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能力。民主要学习要训练，民主是学来的，民主是争来的。民主是人的财富，总有别人想侵害和剥夺。民主像和平一样，维护它它才存在。学校、学生应当用民主的方法学科学，用科学的方法行民主。要了解民主吗，要行使民主吗，要发展民主吗，那就应该从学校民主学习民主做起，从娃娃抓起。而一旦我们变革自己的学习方式走出了第一步，我们的学习和创新将发生产生新的飞跃，创新引起新的创新，创新层出不穷；民主要求新的民主，民主日益深化。民主是历史的趋势，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人有中国人特殊的素质和韧性，一旦实现了观念变革，给民主一个真正可靠的支点，中国人也许会把科学和民主更好地推向前进。学校朝气蓬勃才有社会的朝气蓬勃。从更大的范围看问题，文化与政治和经济密切相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从战略上重新调整，而以学校学习学术为主的文化战略的调整无疑是其前提和基础。从问开始，从学习民主学校民主学术民主开始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人们的民主观念民主能力和社会的民主程度大大加强，实在是中国进行知识创新实现观念变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亦即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着。学校蕴藏着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基因。从孩子的学习民主开始是中国民主变革最恰当最重要的突破口。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所谓“受教育权”问题。似乎各国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们也都以受教育为荣。然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了，主人还要受谁的教育？政府是人民的公显然公民不需要也不能要这种“受教育”的权利！有人会说这不是笼统地指教导教训，而是指公民有上学的权利，有在学校接受知识教育的权利。但是，公民上学就径直称为学习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说成是“受教育”？我们批判了教育的提法也就自然否定了“受教育”的提法。尽管上学需要有人教，需要跟人学，但这也不能说成是“受教育”！如同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但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公民劳动和休息权利的行使也要听从企业和单位的安排，但宪法并不说公民有被安排劳动和休息的权利，为什么上学却说成是“受教育”？为什么把主语变成宾语？真正主语又是谁？主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结果？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受教育权”提法的错误性和危害性。国家有为公民的学习提供服务的责任而无教育公民的权力！我们提请法学家政治学家和所有公民严肃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公民学习的权利是先于和重于公民劳动和休息权利的东西，正是中国人的学习权利没有落实，学习时间短内容虚方法专制形式僵化，才造成了国民素质差就业难国力弱。变公民“受教育权”为“学习权”，不仅恢复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且使教育的改革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和行动指南，一下子使中国的学习革命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原理类似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而其意义则又比市场经济提法的意义大得多，因为市场经济股份形式等等毕竟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已久比较成熟的东西，我们不过是被迫学习、引进和应用而已，而“公民学习权”则是我们自己的原创观念，我们有理由做得更好。

    (作者单位：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

给中国最年轻博士的职业建议

小石 — Sat, 22 Oct 2011 11:17:48 +0800

我发现各大视频网站比较煽情，柴静对中国最年轻博士（16岁）张炘炀的专访，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已经纷纷更名为“专访中国最年轻博士要求父母全款在京买房”。一夜间，张炘炀似乎已成为了神童教育的一个“丑陋的样本”，在未经任何严肃的教育分析、职业分析的情况下，首先满足了整个社会对神童教育的质疑。

我的看法是：

天才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或者说，任何人都需要考虑生活问题，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难道经温婉的柴静一报道，天才张炘炀也要吃饭的问题，就值得这么举国哗然吗？

我就纳闷，在一个国家，一个聪明的孩子追求自己的兴趣难道就这么难吗？不仅要遭受各种各样的误导，还要遭受各种各样的冷言冷语，甚至歧视吗？

张炘炀既然已经知道生活的现实，同时仍保有对数学的兴趣，那么要给他一点职业建议的话，很简单，继续玩电脑，补充计算机知识，做一个高级程序员就可以。说白了，高级程序员的位子就是为数学天才准备的（欢迎程序员朋友给张炘炀提供更详尽的建议）。

与此同时，希望各位三思！

[转载]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小石 — Thu, 20 Oct 2011 00:35:59 +0800

原文地址：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作者：柴静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

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哈林和钱烈宪提醒，叶先生在哈佛的研究项目普朗克常量，应该小写斜体，我原写为H,已经改过，谢。另有朋友留言说《宋书》第一句应是，“吾狂衅覆灭”，我原文写为覆天，打字错误，改过，抱歉。）

有关神童的社会认识问题

小石 — Wed, 19 Oct 2011 12:32:39 +0800

柴静访谈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北京某大学数学专业16岁的张炘炀，通过对作为神童张炘炀幼年、大学、硕士、博士等阶段的追述，和个人与家庭、与同学、与社会等紧张关系的揭示，对神童教育或者“拔毛助长”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柴静访谈的视频）

我的看法是：

1、一个孩子因为对数学或者其他领域的兴趣，他可能会直接请教各种专家学者，甚至跟着他们研究班学习，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知识涉猎过程（学识）。但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追逐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头上，那实际上是，我们不仅在扭曲人的成长过程（身心），也在把教育变成“升级打怪”，教育本身也就成了受害者。许多捍卫教育的人，往往也成为捍卫这种打怪游戏的牺牲品。

2、这里基本的问题是，（1）如果孩子正常涉猎知识的过程不被打断，可以请教各类专家学者，甚至跟着研究班学习，那么，教育部门、家长及社会包括媒体，应该如何来对待？（2）另外，在目前教育部门和社会尚未对“神童”或者任何孩子的兴趣培养做到“因材施教”的情况下，家长或者说家庭教育应该怎么做？（3）对理论工作者来说，“神童教育”或者说“因材施教”的要求，给现代教育理论或现代教育体系的设计提出了什么问题？

3、说白了就是，柴静质疑的指向是有待进一步分析的。“神童教育”的实质是对因材施教的探索。而因材施教的要求和目前学位教育体系之间的冲突，通过“神童教育”的所谓问题被放大了。

另外，我比较好奇的是：

院士王林等翻译的美国作家布鲁斯·谢克特所著的《我的大脑敞开了：天才数学家保罗·爱多士传奇》中，描述了布达佩斯曾经群星璀璨，其中不乏许多人曾被誉为神童，那么，怎么认识科学教育，以及布达佩斯的那些神童是如何成长的？

略谈对公益基金会的几点期望

小石 — Fri, 30 Sep 2011 00:43:02 +0800

下午参加福特基金会发起的一个“中国NGO资源发展能力建设项目”（他们简称“RD项目”）第十六期工作坊（也是最后一期），其中最后一项议题是收集各个NGO对基金会有什么期望，我谈了以下四点，也顺便贴在这儿。

第一点是，基金会要搞清楚，基金会要通过NGO来影响社会，基金会不应该仅仅是个消费者，不能像消费者一样只是购买NGO的服务，或者说只提供项目费用等，至少首先应该是个投资者，要积极投资或者支持NGO机构的成长。相应地，基金会首先要明白，NGO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在现场”，在现场的话，必然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灵活地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基金会要给NGO提供一定的灵活度。最好是把NGO看作既有核心项目，又有合作交流项目，同时又可能衍生一些自发项目的组织，在支持他们的主要项目的同时，要给NGO的合作交流和自发项目培育等留出一定的空间。

第二点，就是今天是一个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里面，整个现代公益尤其是基金会的一个核心的工作就是怎么调整知识、权力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除了强调政府的开放、企业的社会责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推动大学的开放研究和知识共享，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或者说“教育友好型社会”。因为研究、知识、资讯，是社会各类事业，包括整个公益事业发展的基础。

第三点是，NGO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了，早期NGO主要都是直接服务于基层，但到了今天，实际上主要的问题是怎么从各个垂直领域上去考虑，支持各方面的工作向深入发展。那么重点支持各个垂直领域一些研究性组织、行业支持性组织等的发展，可能就需要基金会认真考虑。

第四点，是谈了“基金会2.0”的话题。谈到现在很多基金会喜欢搞评奖，这还是一个投资人怎么去选项目的做法，和我们整个转型社会目前问题的突出，以及整个公益领域仍非常弱小，仍非常需要培育的现实，可能是严重错位的。我想现在任何一点积极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扶持和引导，而不是被简单地拒之门外。基金会可以尝试采用“资金配比”的方式，对各种积极的尝试进行鼓励，并对累积了一定信用的机构，增加配比的额度。尤其是从许多学生组织的社会实践开始，就应该积极地进行培育，而不仅仅是针对NGO。当然NGO可以担任基金会和学生组织之间的桥梁。

这四点线条可能比较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期望，欢迎探讨。

辨析：“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

小石 — Wed, 07 Sep 2011 01:10:54 +0800

谁都不能代替别人思考，所以说思考本身都是独立的。之所以有人强调“独立思考”，可能还是说与大多数人的思考相比较而言。而“批判性思考”，更多的是强调观念的解构，是思考的一个倾向，这种思考本身可能也是只人云亦云，未必能称为“独立思考”。另外，这些词好像都不是什么严格的概念。

“北京的民工子弟都上学了”引发的讨论，和对改变办学监管方式的一点建议

小石 — Tue, 06 Sep 2011 23:47:20 +0800

开放性的讨论，内容总是非常丰富。
昨天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社科院杨团老师发了条“北京的民工子弟都上学了”的微博，引起了许多争议。

杨老师微博原文如下：

九月一日，北京的民工子弟都上学了。孩子入学只是底线，上好学任重道远。民办校中老板办学年赚几十万的消息最近屡见报端。教师月工资低到六百元，老师资格不经任何审查，以压榨教师和学生为代价的所谓教育不能容许再持续。义务教育是国家大法，政府这第一责任人必须加强监管！不可只给钱不问教师质量。

9月1日 08:21 来自iPad客户端

我稍微整理一下该微博后面的评论：
【对“都上学了”的质疑】：
@0flood6 你确定都上学了？都在玩泥巴和被撵回老家了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何必假仁假义！
@睹物丝人你说都上了学就都上了吗？谁来证明？
@时永安_Andy 都上了吗？你确定？
@不顺眼就一板砖 @任志强北京1。4万学生仅8000多打工子弟分流到其他学校余下的6000多孩子他们怎么办？长大了要他们爱国？
@优雅的白夜真的都入学了吗希望是真的起码做到不失学。
@花言巧雨腾讯首页说有3000多人没学上！
@四角号码回复@花言巧雨:6千多吧，说是五证还是七证不全。
@有米老板是否真的都入学了？还有一部分号称返乡了？
@长夜将明打工子弟学校关门，影响1.4万学生，其中8千今天已转入公立学校，剩余6千呢？北京政府不会一对一追踪他们的去向，只是猜测可能返乡上学或其他去向。
@@宮鈴：2、你確定＂都＂上學了？還有他們是否能融入本地學生以及相關求學生活輔導，是否有單位關心並完成後續工作？3、拆掉的學校土地用途請公諸於眾，以證明政府無私。

【提示新的关停动作】：
@暗流儿刚“收拾”完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又把矛头指向民工幼儿园。近日，仅北京大兴区西门镇就有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被要求于9月1日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

【质疑政府投入不足的言论】：
@李达公广政府的教育投入为什么这么少？！这是个问题。
@crstal-贝宁儿我们国家的教育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国家那么多钱呢？都借出去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失学？我们政府是该反思，其实我们还很穷！没必要无偿贡献，没必要。
@自得其乐chen 教育上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没有尽责；教育投入不足，公办学校不足，民校作为补充，这是在代政府尽责。对民校扶持不足，又是政府没有尽责。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教育支出对比来看，政府对教育是何等悭吝、何等混蛋。贫困、边远地区民办教师比民校教师工资更加微薄，这更显政府的刻薄。
@linda可可酱为什么我们有钱建辉煌宏大的政府、公安、税务办公楼，就是没钱给教育？？？？
@wuxianyi_V 问题不在于监管，而在于：如果政府举办了足够的有资质的学校，目前的所谓的压榨学生的民工学校，请民工的子弟去读说不定还请不去呢。他们为什么有市场？就是因为政府只知道制定义务教育法，而不实施义务教育法，不为孩子举办足够多的学校，扔下适龄儿童不管，才会造成这么多民工子弟学校！
@天下-我信政府的首先要责任不是加强监管，而是更多的投入保障业务教育。如果政府投入足够，也不至于让那些学校出现，是不？

【质疑社会公平，认同“先有学上”，或“先有再管”的言论】：
@爸爸爱童童回复 @史帝文困困男:黑人挤占了白人的资源，犹太人挤占了雅利安人的资源，支那人挤占了大日本的资源，是实行种族隔离，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南京大屠杀？你的选择呢？
@打不死的互联网创业者北京政府最恶心的就是所有学校要不对北京户口降低门槛，要不就是不收外地人。你他吗北京要是没有外地人；北京还能有今天？早他妈成贫民窟了。还讲公平、公正、公开？都尼玛扯淡。最基本的教育问题都没公平，还怎么能公平？
@@光头三爷：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你北京市把入学标准要求设得那么高，五证俱全，让外来务工子弟怎么上学？就算民办学校压榨学生了，总比被你们所谓的正规学校抛弃的好，再不济，也能学几个字。
@happymother韩郁梅起码先有学上，再求教育质量。
@徐永峰律师不管怎么说，能上学了就好，可怜的孩子们，上学的权利如此脆弱。

【对“流入地”政府相关政策的质疑】：
@翼王曰控制民工潮的手段？？？想来北京打工？让你孩子没书读！！！

【希望界定“流入地”权利义务的言论】：
@史帝文困困男杨老师，因为庞大的人口压力，北京的教育资源本身就比较紧张。如果户籍制度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发挥挤出效应，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都可以挤到北京的学校读书，是不是也挤压了北京市民自身的公民权利？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公平？
@_azucar_ 杨老师，打工子弟能入学是好事，但是如果一刀切是不是对北京本地人和长时间在京工作者的不平等呢？本来国家对北京配置的教育资源就是有限的，无限的外来人口的涌入势必会挤占资源。

【介绍外地经验的言论】：
@善良的指尖风景帝都不如杭州，甚欣慰。尽管每个班多了好几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但是办教育就应该是开门迎客的宗旨，有教无类，只要有需要。经费场地都是借口屁话，真的想办好都能解决的。
@黄有仕直把杭州作帝都。//@甘元春律师：为杭州教育部门叫一声好!!

【支持监管的言论】：
@红枫心理咨询师夏琳义务教育是国家大法，政府这第一责任人必须加强监管！
@美基元整形我觉得关于民工学校赚钱压榨老师的事情应该给予曝光和采访。否则普通老百姓不会了解的。只有了解后才会支持政府的各种政策。
@诗淇妹妹教育完全商业化不可取。民办教育应该有政府严格的审查和接受学校学生家长代表的检查，政府有专员和代表们互相沟通，互相牵制。并且代表有向上级民办教育专管部门的反映权。
@PING卿加强监管是对的，就是不让孩子满街去散步，在做每一件事时不要以为结果是重要的，其实过程比结果要重要得多！过程做好了才有结果。

【质疑甚至拒绝监管的言论】：
@康浪的微博你说的那些屡见报端的恶劣现象，恰恰是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提供普遍服务的义务造成的。如果政府能够保证人人有义务教育，那些黑心学校能存在吗？对于公共服务，政府不应该只是监管，而应该是要强化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义务。
@霸沧海越是加强监管越是是权利集中，教育更会走上死路。
@孙磊LaneSun 转发此微博:得，政府还是不要监管吧，否则那些不过关的民工学校全关了，民工子弟全得辍学去混社会。学校虽烂，起码能读读书躲躲雨啥的。
@robertdeniroaa 政府把钱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让它有多远就滚多远！
@王喜军cici 转发此微博:最讨厌说神马政府监管的破话，政府神马时候能做好监管？市场竞争充分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海总001 办学的，监管的都是为了钱，都不是好鸟。

【第三方监管的言论】：
@翻到就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自己亲自和一些曾在这类学校任教的老师交谈过。但这让“有关部门”来监管，估计会起反作用，建议是不成立独立的志愿者团队来照看更合适！

【对官商勾结的质疑】：
@如此简单72 需要质疑的是，政府拿了民办校的多少份子。

【支持民办教育的言论】：
@李军imagine 你的说法是否有依据？义务教育是国家大法，如果没有民办学校，这些孩子就是失学，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政府的作用是做事，不是监管民办学校。同理，社科院如果只是你这种言论，那就是在浪费粮食。

【质疑教育商业化的言论】：
@列冰Brightle 以牟铜钱之利为目的的教育，并非真正的教育，只是赶场子客串临演的商业行为，而这商业行为，是站在无耻队伍中的沐浴而冠者。
@柯华上海看来是私校老板在玩弄民意，北京市也不至于那么糟糕。
@诗淇妹妹我当过民办的幼儿园老师，没有证也进去了。就一个月，我感受颇深————教育不能完全商业化。
@sunkang 打工子弟学校另一面：面临关停风险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的校长，转过脸即是脱离监管疯狂压榨教师和学生的商人。其实输家只有那些一个月几百块的老师、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家庭和那些可怜的孩子。

【尝试对“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界定和探讨的言论】：
@Jeffrey夜风转发此微博:民办校和民工子弟学校是一回事吗？太混淆视听了吧。
@黑夜黑眼睛2010 转发此微博:很多民办学校是以赚钱为目的。一般有两种办法，一是收学生相对低一点的学费，但给老师更低工资。这样的学校不问老师资质。另一类则是收取学生巨额学费，给老师相对较高的工资。但无论哪一类都是功利型的，因为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学校是为了赚钱，所以不论怎样教育在学生心中烙下深刻印象的就……

【担心教师待遇和教学质量的言论】：
@快乐营养起跑Beatrice 在更底层城市如建始，民办小学的师资更加令人担忧，新老师开学一周前还没知道自己会教何年级，何科目。老师准备不足，家长又把教学的责任放在老师，学生会好吗？当地为人父母也无奈，师资如是，他们的孩子只能这样！能走多远算多远！
@刘建莹教师待遇如此低，又怎么能有好教师留下，留下的又怎么会安心教学。

【“在家上学”的言论】：
@乙丙乙如果可以,我选择不让我家小孩上学!

【愤世嫉俗的言论】：
@漂泊的鹌鹑蛋无所谓了，习惯了，他们爱怎么弄怎么弄吧，反正黎明就快来了，你们懂的！
@狮子小妞晒太阳在微薄上转发了那个11刀自杀和另一个自杀的。结果被删除了’真是bs新浪。关键他还说，你的消息被删除了，显示却是“此微博已被原作者删除”，可以起诉侵权吗？以及诽谤。

【对发言人身份和定位的质疑】：
@牛牛-2011 用IPAD发微博的人,不会明白民工子弟上学有多难。

【人身攻击和语言暴力】：
@老马笑西风麻痹，御用学者的狗屁话！

@社科院杨团回复@老马笑西风: 这位博友，人人都有激愤的时刻，只是微博是公共平台，要讲公共秩序和规则。平和讲理不说粗话应是微博公共规则。自治的公民社会需维护公共秩序。另，我郑重声明，我的行为准则是追求社会公义，我的研究从来坚持独立思考，行动光明正大且有错必纠。

@邝海炎2011 这什么鸡巴专家啊，就算这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有腐败，可民工还是选择让孩子去读这样的学校，何也？人是理性的动物，读差点总比没读好。你要提高教学质量可以啊，给这些学校一些补贴，派人监管啊，可政府现在把这些学校关了，这些孩子就没书读了，有这样提高教学质量的吗？真是舔菊逻辑。

@社科院杨团回复@邝海炎A: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没书读，而是没法好好读书。办民工小学能读书就是比没有的好，这是我一贯坚持的，你可看我八月十来号的微博。政府的问题我已经揭示了，现在是需要揭示下一个严重的问题，师资和质量不是监管那么简单的，你用真名登博，不妨理性讨论。
@邝海炎2011 回复@社科院杨团:杨老师是用心思考的学者，我为刚才的粗口道歉。

@广场上最后的流弹草泥马戈壁，个别办学校的人黑心政府有效管理就好了，尼玛关这么多学校干什么？话说的多冠冕堂皇多为人民着想啊，丫操的还不是为了整土地，驱离非北京人。这个国家现在这么垃圾你马社科院的都可以去死了王八蛋。

@社科院杨团回复@广场上最后的流弹: 我刚看了你的微博「每个人都应该正常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人睡醒吧！我们可以说不，对独裁说不，对不公说不」讲的真好，佩服你理性地追求正义。那么，你能否带个头，维护微博这个公共平台的清洁？清新的气氛文明的环境是否更有利于理性的讨论？

@请叫我粪青妈的，杨团收了不少钱吧。公办学校做的好，民办兴不起来，看看公办的都什么鸟样，竟然玩起换牌的游戏。学校拆了给人家搞房地产吧？政府只懂收钱，怎么会给民办学校钱？加名税忘了么？月饼税忘了么？税收不嫌多！

@社科院杨团回复@请叫我粪青: 「关系生死存亡，名誉利益谁都可以违背良心，人不自私何谈无私」以上摘自你的自荐。但我要告诉你，这个世上有太多为别人为公众为国家奉献自己时间金钱甚至生命的人，我以做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相信你也会这样做。小学公办还是民办可讨论，请不要在公共场所说脏字。

@忍俊不住你一个社科院的副主任发围脖怎么如此信口开河？都上学了？昧良心吗？有文化却分不清是非好歹的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害虫！不得不怀疑你的人格。

@社科院杨团回复@忍俊不住: 公办民办校招转校生并开学均有报道，转报是信口开河吗？朋友告我，也有民办校如育红900学生九号开学。我的微博意在深化上学后问题，师资低劣，教学质量低下，贻害教育，贻害孩子。我已通过多家媒体直接呼吁社会关注，还要开政策分析会，这是昧良心吗？
@朱国伟cnpa 回复@社科院杨团:他和您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同的，也误解了您的原意。您的学术品格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宅男蟹爸政府这第一责任人必须加强监管？还学者呢，真是糊涂到家了，让贼捉贼？放开办学限制，各种教育资源会自然通过市场原则匹配，不劳官人们劳神，自然就办好了。但是这教育导向，由谁来把持，官人们才放心呢，还有面对教育市场的大蛋糕，既得利益的官人会放手吗？

@社科院杨团回复@宅男蟹爸: 小学教育放开办学限制，完全由市场匹配资源自然就办好了吗？请大家讨论。

@来福狗:放你妈的屁！你的年终奖可以让多少孩子可以读书？你的存款可以建多少乡村小……

@社科院杨团回复@来福狗: 「让轻爽和激情伴我们度过这个夏天」这来自你的微博，值得推荐给大家。中国孩子当然可以在任何城市读书。但不仅要读书，还要读好书，要提升质量。要给农民的孩子争取有好老师的权利，所以我挺直腰杆。

@陈禾:不必调查、不走基层，凭空就能写出这么富有逻辑性的好文章，这位社科院才子的才学实在令人敬佩呀！
@夏沫朵朵yoyo 调查神马的不符合该院传统做法！

【探讨的声音】：
@社科院杨团回复@天下-我信: 我以为北京市政府投入不足是第一位的。但是上海广州对民办校的投入和公办一样多了，可是仍然未对民办校师资做审查，不顾质量不是北京一地问题，所以才需要社会呼吁和政策研究。
@社科院杨团回复@_azucar_: 让北京市政府头痛的这个问题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所以要研究政策。不仅城市，还有农村，14亿人口，一多半是农民，如何做到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三农，农民工及其子女上学问题还是三农问题的延伸。//@_azucar_:杨老师，打工子弟能入学是好事，但是如果一刀切是不是对。
@社科院杨团回复@-望眼欲穿-: 1不是，现在农村小学的教学质量普遍高于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小学，原因在师资。2有流入地资源不够流出地闲置状况。3这要研究政策，韩嘉玲是专家4上海和北京可比，政府购买民办校服务。5比较复杂，需要计算城市容积率，公共服务只是一项。
@杜尚的小便池几问题，求教杨老师：1、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是否应承担基本的全保障的公共服务？若是，我们是否应将更多焦点集中于政府身上，敦促其更大投入？2、现行财政体制以及管理体制下，北京市一级对于义务教育投入并不大，更多依靠各区县掏钱。如果缺乏市一级的财政统筹，区县政府是否有足够动力去投入、监管？
@杜尚的小便池 3、是否要考虑到流动人口自身特点，进入公办校就一定是最好选择？据我了解，公办校很多隐性成本（比如校服费、午餐费、课外活动费）是很多打工子弟家长难以承担的。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其实是个较为充分竞争的市场，那些办学规模较长学生数量较多的学校，其实是满足了这个群体的特殊需求，才得以存在的。
@杜尚的小便池 4、最后一个细节问题：其实北京市教委很难真正掌握这个群体的数字。所谓的学生数，都是向各个打工子弟学校索要学生登记表后核对完成，有学校并没有详细学生登记，有的有意不上交，且因打工者特点每年大致有10－15%学生是流动。所以，教委的各项表态承诺，都是有问题的。流动人口子女学籍管理亟待改善。

@社科院杨团回复@杜尚的小便池: 同意，教委的数据来自学校层层报送，学生随家长流动，有的上几天学就走掉。像流动人口难有户籍管理一样，学籍也难管。这和固定的城乡社区完全不同。教委承诺我注意到是有意愿上学的孩子一个不能少，就是说，若他自己不去学校报名，就不在此列，其实，这部分在家的孩子也有些。

【其他言论】：
@北京春天的脚步谁说的是真的？？？
@echo的栀子花转发此微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北京相当一部分公办非重点校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建议开展一个专项调查，究竟有多少进城务工子女因为取消民办校失学？究竟什么途径能保障他们能上学，上好学的权利。
@Tajo 教育有很多问题，这只列举几条，1.中小学教师工资太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国家拨的钱远远不够，学校只好乱收费；2.教学条件太差，还是钱不够的问题；3.教师质量有待提高。
@勤劳能致富吗2011 新生家长被要求买各种东西的有没有，什么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花盆，书柜，清扫用品的有没有，我们这就有，普及了。
@尧乾虎转发此微博:9.1开学第一天，神圣的日子！小时候虽然条件艰难但上学还不成问题，现在大楼盖的越来越高怎么上学成困难了，这就是政府一直提倡的教育为本？面子再好但无本那也只能是绣花枕头。
@宇宙中的半粒尘埃转发此微博:开学第一天，我只对教育说一句让孩子怀有爱的信仰！

更多讨论请参杨老师的微博。

看这些讨论，我首先想到的是：
1、开学了，院子里有几个小孩回老家上学了。以前附近有几个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还比较方便，孩子们经常成群结队一块上学。现在这些学校都被关停了，甚至整片社区都被拆迁了。有的孩子转到了更远的学校，有的比较远了父母接送实在不太方便送回老家了，有的回老家纯粹是因为交不起公办校的赞助费。
2、连带的问题是，不少夫妻也因此两地分居，妈妈不得不回家去照顾孩子上学。

另外，对杨老师和改变办学监管方式的一点建议：
1、杨老师不必紧着替政府说话。许多人以有什么事，都会急着找政府，但这种定势思维，也制造了今天大而无当的政府。因此，学者说话要谨慎。在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上，政府当然有监管的责任，但怎么监管，是一上来就关掉吗？——换句话说，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之间，我们缺的是什么？
2、不说办学应该完全开放，也应该探索逐步放宽办学门槛的办法。但监督的话，是不是先积极营造一个公共的信息平台和多元评价的空间？——信息对称了，是不是家长首先就会对办学形成约束？而多元评价，又给自主办学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3、另外，监督的话，我们是不是先倡导和建立一个信息披露制度？（比如，哪些信息是家长最为关注的，哪些信息是教育专家最为关注的，哪些信息是捐助或投资办学的人员最为关注的，哪些信息是政府最为关注的，等等）进而，从倡导办学方主动信息披露，到第三方的监督和评估，再说政府的监督和管理问题？

欢迎探讨。

“NGO反思”系列之：对发展领域“赋权理论”的质疑

小石 — Mon, 25 Jul 2011 16:12:36 +0800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熟悉发展领域所谓的“赋权理论”，我只是感受到我们所使用的话语似乎出现了问题，提出我的质疑，欢迎大家帮助我补充相关的知识，或参与讨论。

昨天看望朋友的时候，有幸参加了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网络组织（简称GCAP-中国）和社会资源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三期“倡导能力建设工作坊”最后一天的一些讨论。讨论中我首次在较为正式的场合对发展领域的“赋权理论”提出了质疑，没想到立马得到与会绝大多数NGO代表的响应和支持。组织方为了能让大家尽可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甚至对研讨会议程进行了调整。讨论甚至延伸到对“公民社会”等概念的质疑。

不过围绕“赋权理论”的讨论，昨天主要还是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一理论所产生的质疑和感受到的压抑的释放，并且质疑由私下已经走向了公开，而怎么从理论上给出新的回应，仍然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最初对“赋权理论”的质疑，是5月下旬参加“2011北大-阳光公益组织事业发展初级研讨班”时，听师曾志老师介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赋权” ，我产生了一些质疑，并做了一点笔记。随后和周围朋友的讨论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现把当时的笔记，顺便转给大家：

1、先从理论检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跟NGO讲的东西，NGO能不能给村民讲？我觉得，跟NGO讲完了赋权的概念，NGO可能不太容易直接跟村民讲。从理论上，这虽然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但现实中，问题往往都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系统地进行考虑，而它并非一个简洁、明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操作上，不容易操作。

2、我在想，村民的无力感，仅仅是权力匮乏的结果吗？是不是还有对知识、资本等认识和运用的问题？即使说的确做某些事，碰触到了“权力的边界”（注意，只有碰触到边界的时候，人才会意识到是否想要新的权力的问题），如果要权力，最想要什么权力？又怎么准备来用？怎么平衡其中的责权利关系？怎么保障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并行不悖？

3、同时，谈论赋权，谈论权力，给掌权者会造成一种什么印象？你不是自己把自己设立成对方的对手吗？而你的对手，目前又是什么状态？他们是不是已经疲于应付，敏感、脆弱、暴躁？这时候讲赋权理论，能形成有效的对话，还是加剧双方的对抗？对村民发展和地方建设创造环境有什么帮助？

4、大家长期关注web2.0的话，大家可能知道“中文网志年会”，在这个年会里面，有许多借助互联网探讨赋权、维权，尤其是把互联网解释为“独立媒体”、“公民记者”等等的朋友，这种讲法，的确很能迎合大家的愿望，也赢得了许多支持，但我们又如何来评价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的负面效应，这样做，给整个互联网发展、及教育和社会的变革，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5、而作为一个农村出来，并长期关注互联网和教育发展的人，我想说说我的感受，我知道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也不赞同过分夸大其重要性，反过来，我更关注，如何在现有的空间内，怎么用科学的方式来处理各类具体的事务，不断充实并逐步扩展各方议题的边界。大多数的问题并非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而首先是怎么拿出双赢的、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

6、另外，对于Web2.0，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人，更强调其“社会性”的一面，先淡化权力的伸张，学习彼此倾听、表达，然后谨慎地尝试对话和相互理解，以便看能不能新的迈出一步。所以，我觉得讲“新媒体赋权什么什么”，这种解读似乎有点问题。对于具体实践工作来说，这种“泛政治化”的倾向，我们并不太赞同。

7、我们看到，许多人受到“教育政治学”（尤其是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的影响，但从教育政治学不等于教育学，教育学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不讲赋权，不等于不追求权力拓展和新的生活。此前我跟isaacmao的建议也是，建议他们调整中文网志年会的策略，如果从网络给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存方式等带来的变化入手，甚至也可以包含对行政和公共管理带来的挑战等，我想路会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