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飘零女人

中国农民的不平等起源

白雪飘零女人 — Sat, 23 Jan 2010 12:11:08 +0800

我认为人类中间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和生理上的不平等，比如年龄、健康、体质、智力、能力等自然造成的差异；另一种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不平等。后一种不平等赋予一些人以特权，使他们比另一些人更富有、更尊贵、更强大，甚至使其他人必须服务他们服从他们。——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商代据说是古代商品经济主导的一个时期，被农业文明的周消灭后，从此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农业文化。这跟西方由游牧文化转向海洋文化大相径庭。在古代中国，可以说农业是唯一支柱产业，农民是古代中国的中坚核心职业。其他如政治、战争、科技、商业、文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延伸和衍生。

3000多年下来，农民成为中国最古老、最成熟、最丰富、最稳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士、农、工、商”中，农民忝居第二，在手艺人（工）和生意人（商）之上，仅次于读书人（士）。

农民＋土地产生了一切，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母，只有当土地遇见农民，土地才是万物之母。所以说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是古代中国第一生产关系。

私有制是人类财富文明历史起源，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是这样一个人，他第一个圈起一块地，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土地的价值被发现的那一天，也是私有制诞生的那一天。

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角色一直是很清晰的。土地作为资产（财产）一直在农民之间买卖、转让、租赁、继承。契约这种在西方超发达的东西，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与人的关系中，绝无仅有地体现得那么成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土地）契约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白字黑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农业作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支持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农业生产作为古代中国的核心生产力，实际上完全得到了最大释放。因为土地的产权在古代中国是清晰的。

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但那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连“理论上”都显得不那么真实。就像通过暴力和阴谋获得皇帝这种职业的流氓自称是“天之子”一样。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皇帝拥有的不是对土地的占用权，而是对农民的统治权。就如同牧人不拥有青草的占用权，而拥有对羊群的任意宰割权。草永远是羊的，牧人没必要关心哪只羊吃哪棵草。具体土地的拥有者是具体的农民，大多数土地被大多数农民拥有。皇帝出于“维护稳定”的统治需要，甚至要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世俗权利。

在这里说明一点，农民并不是单指耕地的农夫，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切劳动者。这个“农民”有点类似现代中国的“农村户口”——许多“农村户口”就从来没种过地。

如果对农民细分下去，会出现三种社会差别：

地主：

土地的主人，就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根据其名下土地面积的大小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地主有的自己种地，有的雇用“雇农”种地或出租土地，而自己从事土地管理。地主收入主要是自耕土地产出和出租土地的“租子”（租金）。“剥削”是政治学术语而非经济学术语。

雇农：

没有土地，出卖劳动力（打工），从事农业劳动。长期“打工”者叫长工，农忙季节短期“打工”者叫短工。雇农收入就是“工钱”（工资）。

佃农：

没有土地，租赁地主土地，从事农业劳动。除过付给地主的“租子”，余下的土地产出为佃农的收入。

在现代中国，出于政治目的的“阶级成分”，基本依农民拥用财产多寡强制命名，与农民本身的社会分工无关：“地主”财产最多，“富农”即富裕农民财产较多，“中农”、“贫农”、“下中农”财产依次递减。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按官方要求的比例来确定农民的“阶级成分”，结果出现了不少“富农”其实是赤贫，只不过其他人更赤贫罢了。

经济社会是一个微妙完善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此保持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使社会财富保值增值。

地主、雇农、佃农这三种角色如同老虎棒子鸡，互生互克，在经济生活中，自然地发生着有趣的互动和转换。

一个身无片瓦的人在古代中国，只要他勤劳，他可以到地主那里出卖他的力气——成为雇农。不管长工短工，地主一般管吃（饱）管住（好）。逢二月二（春种）、端午（夏收）、秋收（中秋）、年关（春节）等，地主按习惯必须特别犒劳雇农，否则会受到社会谴责。这样的地主要比好多如今五一十一上班不给加班费的“成功人士”老板宅心仁厚多了。

雇农的工钱一般不会被拖欠。如果节俭一点，几年下来，雇农也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银子，娶妻生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房子也可以向地主借（免费）。许多雇农终身都给一个地主打工，虽有主仆之别，事实结果是与地主情如一家。试想，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个家生活，这其实已经成了“事实家庭”。

因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是如此之强，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自然也极为强烈。雇农对地主的依附类似于官吏对皇帝的依附。这种依附增强了雇农的安全感，提高了地主的成就感。雇农传递给地主淳朴的美德，地主熏陶了雇农的人格品德。当然这是理想的关系。

就像《穷爸爸富爸爸》中的“富爸爸”一样，雇农若是精明、有野心，可以省吃俭用进行原始积累。等到土地价格较低时，雇农用自己的积蓄（或者借贷）来置买土地。这样一来，雇农因为拥有了土地就变成了地主。

同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如果不喜欢每天“给老板上班”，他也可以“SOHO”一下，向地主租一块土地，自己种。这种佃农一般有家有室，比雇农境况要好一些，佃农也更自由一些。

佃农的“租子”具体额度经过双方谈判确定。古代没有“法律公证”，但有中间见证人。原则上税收（皇粮国税）由地主承担，租子（租金）在庄稼收获后才兑现，而且一般由地主提供种籽等费用。地主的租子习惯上只收一季。如果佃农夏收缴清租子，那么秋种的一料庄稼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再缴租。

也同样，佃农也可以通过置地完成向地主的转化。

地主因为与雇农、佃农同乡同土，甚至是同宗同族，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体恤恻隐，多有承担宽让。一般赈灾救难施粥修桥补路办学之类的公益支出，也都由地主自愿承担。地主和乡绅的榜样存在，使古代中国一直保持着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能力。

古代中国的官方历来对这种自治是赞赏和保护的。在不少时期，官吏是绝对禁止擅自出城下乡“视察”的，否则以“扰民”治罪。在没有法治的古代中国，这是一种伦理和秩序，值得社会各界严肃尊重。

当然世界之大，“南霸天”“黄世仁”这样的土豪劣绅抑或也是有的，但这种先天怪胎一般在乡土熟人世界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何况一旦治安恶化，为富不仁众叛亲离的财主，下场会很惨的。地主都是人精，谁也不会自毁长城的。所以自古地主亦有“善人”的誉称。

地主是皇帝老儿的民间版。皇帝将统治权遗传给皇子皇孙，地主将土地遗传给儿子孙子。如果生子如孙仲谋，蛋变成鸡，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几代下来，小地主就“和平崛起”变成大地主。

如果生子如阿斗，牛也可能变成蛋，甚至连蛋也打了，那“败家子”地主就会堕落成为雇农或佃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破产的地主往往因为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境况之失败常常连雇农佃农都不如，最终甚至沦为流氓无赖，乃至蜕化为离经叛道巧取豪夺的暴民。

古代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粮食实际一直扮演着稳定货币的角色。土地的价格就与粮食产生紧密的关系。粮食维系着人类的生命与发展，土地的重要性是绝对无可替代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古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跟土地矛盾往往是一回事。

当土地过于集中，略类似基尼系数过大，即超级大地主增多，小地主迅速减少，失地的雇农和佃农难以与地主进行正常“商品交易”。这时，就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土地闲置，粮食生产降低，社会财富缩水，食品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失地农民被迫成为暴民，爆发“土地革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人口迅速减少，大地主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一般，遭到灭顶之灾。

经过战争这种“人类社会的左手”的自然调节，人与土地重新建立较为松弛的关系，土地矛盾消除，社会矛盾也随之消除，中国重新进入“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所谓“盛世”。这大概就是如同谶语一般的古代中国周期律。

即使经过开垦处女地，短期时间内，可耕土地总面积大体仍是一个恆数。这个地主的土地多了，那个地主的土地必然就少，或者地主的数量减少。地主数量少到成为稀有物种时，它就失去安全屏障，该灭绝了。这与自然界的生物圈类似。所以地主的数量一般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合理范围内。

在大多数时间，地主与雇农佃农数量比例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因土地的贫瘠肥沃，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社会格局。简单的说，大地主稀，小地主（自耕农、富裕地主）多，雇农和佃农也不少。和现在相比，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无力饲养那么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所以大多数农民事实上都是多少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保守而又现实的生活写照。如果查阅下资料，“二十亩”恰恰是古代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以户为单位，二十亩完全满足自耕能力，也可满足小康所需。

土地不仅是一种资产，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天然银行。农民在一定时期出卖土地，然后在另外一个时期置买土地，这如同我们今天去银行存款取款一样正常。

一次偶然机会，我意外发现了我家从宣统到民国年间、十来份发黄破损的地契和房契。每张内容各异，但清楚的展示了土地（房产）对家庭经济的命脉意义。比如婚、丧、病、起屋等，都需要不菲的支出，就可以出卖或典当三分或半亩土地，筹得相当的银子，以度过难关。勤俭持家，待到年景好转，如果同村某人银根紧，就可以再从某人处，置办七分或半亩的田地。因为不会异地置地，都是同村甚至邻居之间进行土地交易，通过中人（说合人和代书人）见证，双方签字画押，互相都公平公正、诚信可靠，而且也没有什么官府契税。

我通过比对所有地契后还发现，我家数十年持有的土地，虽然在不同时期大小不等，但从来都拥有自己的田地。后来土改时，我家被定为“贫下中农”中的“下中农”（经济状况中下等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孤例，那么可见，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大多数也是自给（耕）自足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都在下降中，而没有土地的农户也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严格说来，中国已经没有几家大地主，农田是分散在中小业主手中，70%以上的农田是由业主自耕的。”这跟当下的中国城市类似，大富豪毕竟是少数，个体私营小业主比较普遍，打工者也不少。

根据广西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土改前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可见大多数农民是有土地的。比起当下中国社会来，其基尼系数和贫富悬殊简直不值一提。

我想，这种事情实际应该是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一种常态。很明显的一点，可以发现土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增值，不像钱存进银行在贬值，最后肥了银行。

从清朝进入民国，相对迅速崛起的城市，中国乡土农村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农民与土地，地主与雇农、佃农，基本“不知秦汉”，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依然故我。特别是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关中、关外、黄淮海平原、徽州等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男耕女织，民风淳朴，丰衣足食，古风犹存。

沿海区域得近代西风之先，现代资本主义迅速萌芽，完全迥异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现代城市诞生了。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一新一旧，一洋一土，同时在中国有趣地并存。

与资本主义同时进来的，还有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输入国。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暴动失败后，转而将革命重点转向农村。

在一些交通极为闭塞、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农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偏僻贫困山区，共产党通过发动雇农和佃农，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获得了一定的革命成果。赣西南的井冈山、豫东的南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原等地区，均陆续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日本的侵略使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对共产党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和检讨，更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对策。二战结束后，共产党的战争机器已经借机坐大。在朝野内战中，共产党奇迹般获得迅速胜利，在大陆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历史悠久的农本主义进入新奇的共产党时期。

共产党极为成功地通过动员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以“打土豪，分田地”推动社会的动荡，同时激发贫困“群众”的暴力欲望，有效地获得了革命所需的政治本钱和“战斗力”。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的土地并非是公有制，而恰恰相反是私有制的。中国的革命正是建立在这种土地的私有制之上的。“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数亿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也是中国的解放战争之所以能用少数兵力战胜多数兵力打赢三大战役的必备条件。正是几百万农民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支撑之下，用无数的牺牲和小车推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给了农民们胜利之后分取田地的最基本保证。

“新中国”在古老的农民中国诞生，城市里的资本主义火苗被彻底扑灭。在中国所有的农村，以新出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为依托，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在这次运动中，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维持原始自治，或者被重新自然安排。而是按人口、以户（家庭）为单位，每个自然村对土地房产进行无条件平均分配。在这次土地财富大洗牌之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地主。

这一举措自然招致那些几代经营才艰辛发家的老地主的愤怒。“天上掉馅饼”，也使得许多无地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意外获得土地这个“免费午餐”而喜出望外。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为每户农民都发放了由县长签字（章）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土地房产所有权证》第一次以法律和国家的名义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加以厘清和明确，具体内容与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惯例保持一致。即重申：农民个人（家庭）对名下土地和房产（窑洞）等“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新中国”的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同样是真切的。对农民来说，土地是自己身体或生命的一部分，它绝不仅是财产这么简单。特别是获得官方认可（土地证书）的情况下，农民对土地的拥有感更加真实。此举使新政权赢得了大多数传统农民的认可和信任。天时地利人和，随后的几年，全国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新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新政权陷入自身安全感的深深焦虑之中而不能自拔。作为新时期的利益受损群体，老地主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均进一步受到了新政权冷酷地迫害和清洗。乡土中国原始的社会生理机能同时遭遇到毁灭性打击。在揭发告密诬陷栽赃侮辱酷刑之中，传统士绅乡土文化和乡村自治精神被彻底摧毁。

“斗地主”成为新中国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全民野蛮”。老地主的亲人也因为丧失人性的株连法则，被贬为共和国的贱民（“四类分子”）。“阶级成分”制度也使1949年以前的富裕中农开始了漫长的噩梦。

土改之后两三年，因为急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新政府的原始积累，农业合作化在全国陆续大面积铺开。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小农模式，被政府强行以数户联合（小合作社）的合作生产所取代。先是强制农民入社，紧接着从小社（小合作社）到大社（数十户），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时，河南一些知识渊博与时俱进的农民宣布成立“人民公社”。毛万岁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名字，命令马上在全国强行推广。

“人民公社”将各户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集中管理使用。农民以“军事化”的形式被人民公社强制支配劳动。人民公社进入大跃进阶段后，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并入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农民的人身自由基本被剥夺殆尽。农民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等等，均受到严格管制，无条件服从于人民公社的统一指挥和安排。

在此，刚刚到手的土地被“集体化”，农民手中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旋即成为一张崭新的废纸。新政权对憨厚的农民玩了一手极为卑劣的“阳谋”。在新政府眼里，信用和诚意或许连狗屎都不如。

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农民在这一天集体失去了土地，仓皇如同丧家犬，被逐入了“共产主义天堂”。虽然他们仍然在这片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上如牛马一般劳作，但土地跟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从此中国没有了地主。如果有，那也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定义的“集体”。失去土地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自我。全中国的农民都成为“人民公社”的雇农，最后沦为赤条条的奴隶。

打麻雀、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浮夸风、反瞒产等一系列政府教唆的全民疯狂之后，中国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报应就是全国范围内的“三年大饥荒”。无论官方承认不承认（官方将其轻描淡写为“三年自然灾害”），那绝对是中国农民最永远的伤疤，也绝对是共和国最惨烈的民族大悲剧。历史资料证明，官方征收“过头粮”应是悲剧的主要肇因。

3000多万农民饿死在他们刀耕火种的土地上，饿死在军队荷枪守卫的国家粮库门口。在那个黑暗荒诞乃至邪恶的年代，人民公社的牲口倒奇迹般很少饿死，生产粮食的农民却被活活饿死，不说奴隶，农民其实连牲口都不如，至少牲口是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

奴隶的命运与新版的雇农，这两种角色在毛万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年代交相辉映，这就是中国现代农民的真实形象。

毛万岁奄奄一息之际，人民公社和这个不停折腾的国家一样，已经濒临崩溃破产的边缘。“小岗村”的一些农民冒着被官方逮捕枪毙的生命危险，蘸着自己的鲜血，秘密签订了一份民间契约——他们私自“租赁”了“集体土地”。这件可笑而酸楚的事件获得官方有良知人士的同情和默许，随后引发了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后来席卷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以户为单位承包（租赁）“集体土地”，给国家（不是集体）缴清“爱国粮”（租子）后，余下的归自己。

中国农民的忍耐力常常是最令人扼腕的。从奴隶到雇农，再到佃农，即使这种从铁枷换成木枷的些微改善，农民就已经加额称庆了。是啊，在“庆父不死”的时候，除了苟活（像狗一样活着），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仅仅20多年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城市死灰复燃，如今已如日中天。市场经济在这里大行其道，社会财富在剧烈地增值膨胀。人的解放即是社会的解放。人类社会财富并不体现在印钞机的功率上，最终只体现在土地的价值上。土地是人类（其实也包括世间万物）所有财富的本源。土地是永远的、唯一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才值得人类为之奋斗。

对人权，中国似乎没有这个理念传统（皇恩浩荡下只有普通老百姓而没有公民），而对产权则不同。在现阶段，产权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维权的核心目标。经过无数公民（比如“中国第一钉子户”）勇敢而又不懈地努力，中国城市居民在产权待遇方面明显走在中国农民前头。这使得每个城市公民都因此而受益，房屋产权使地产猛烈井喷。产权的伸张使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重新启蒙和觉醒。放眼未来，城市人越来越富足而自信。

然而，在城市繁荣的背后，我们往往很少关注到农民被非法掠夺的一面。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民正遭遇到了当年美洲印第安人类似的厄运。城市借助这种非正义的农民土地产权虚化，将对农民土地的廉价非法掠夺做成既成事实，并得到法律的庇护。

当中国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党的农村60条”组成人民公社时，土地的所有权并非国有和完全公有制。毛万岁认为，集体的土地并非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公有制，农村集体有权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作出所有权处置的决定。国家也不应实行土地的国有化。但82年宪法的修改让所有的土地变成了公有制，连集体的土地也在各种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下，变成了农民集体说了不算的一种变相的国家公有制。

当土地被国家用公有制的方式垄断之后，暴利就随着垄断而产生了。1979年的三资企业法让土地可以租赁和有偿使用了，1991年的55号令让土地可以有偿的出让了，1995年的《房地产管理法》让开发商只能在出让的土地上进行建设和盈利，200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让土地成为了政府垄断供给的商品，土地的收入也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暴利不但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发生了变化，也支撑着地方政府官员升官的乌纱梦。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前30年通过从农村掠夺是进行第一次原始积累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城市第二次通过对贫穷农民更彻底的抢劫，从而获得源源不断、充满血腥的财富扩大再生产。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通过规模不同、成本几乎为零、非正义的“圈地运动”，聚敛了不可思议的非法暴利。

无数原住农民在中国这次城市化浪潮中，被无情地从自己的土地上暴力驱逐，家园被暴力摧毁。面对难以信任的共和国，他们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这种悲情如何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中国农民在30多年的被禁锢和被压榨后，已经彻底被割断了联结土地的脐带。被劫掠一空的农民已经沦为新时代的阿Q，通过赵本山们巧言令色地浅薄出卖，为和谐社会带来肉麻不经的餐桌噱头。中国农民又一次被政治集体割喉，似乎再也发不出自己生命的声音。在父辈留下来的土地上，他们默默啃着馒头，为资本家和新权贵建设金碧辉煌的和谐盛世。

地主的儿子成了卑微的“雇农”，因为他的土地被“偷”走了。没有了土地的地主不叫地主，没有了土地的农民还叫农民（农民工）。农民失去土地，如同一个男人失去了命根子，他从此只会萎缩、卑微、贫穷、胆小、无力、丧失信心，一片宅心也将沦为他人的笑柄。

农民可能还住在埋葬着祖先的土地上，却要被迫背井离乡。祖先的土地被连抢带骗去了，他的房子也没人承认是他的，法律不承认，国家不承认。国家在国家的土地上盖房子可以卖，而且卖出天价来；农民在自己（集体）的土地上盖房却不可以卖，哪怕卖得很厚道。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资本主义和权贵主义在这片土地上纵横捭阖，旋转着珠联璧合的双人舞，“无产”的农民或人仰马翻，或四散奔逃。正义和法律对他们总是那么昏聩吝啬高不可攀。不得不承认，中国农民正被日渐边缘化，沉沦为共和国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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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最难抵抗女人的哪种妩媚

白雪飘零女人 — Wed, 09 Dec 2009 05:06:49 +0800

一个真正让男人心仪的女人真正让男人心动的魅力，是性交的能力、还是性爱的媚术？

　　作为男人对于异性的真正感觉，或是说那些曾经感天动地的爱情，真正让人们为之动情的因素，其实是当事者并不知晓的。因为所有的那些情感的东西，那些真正让人感到销魂的感触，其实是从来不会被披露的。

　　妩媚女人不会乏味

　　因而男人们会在感到极度乏味的时候，要换一下感情的口味，因而性爱的意义被人们有意淡化了。其实男人的感觉是和性联系最密切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已经居家厮守了多年的、已经成为徐娘的妻子，他在这样的女孩身上所感到的不仅是青春的热切和能够唤回的属于男人的热情，而是要像有些人所说的是要找会什么初婚的感觉，因为那样的感觉一经男人进入女性的神秘地带，所有的对女性的感觉就已经全部改变了。

　　就像人们对于女性的神秘地带的那种感觉一样，男人们急于要得到的就是对女人的神秘地带戳入的破坏作用的的感觉。可是一旦当男人知道了真相之后，就会感到女人的神秘并不能带来什么美的视觉美感，因此当男人们知道了聪明的女人所说的那句话，真正会同认的女人在衣着的打扮上真正的感觉，就是让男人见了就要给你脱衣服，而在这个时候真正读懂男人的女人，就会用自己的驯服的动作，让男人在稍微的暗示下，重归自己裸体的本来意义就是用一丝不挂接受性爱的挑逗。

　　男人需要的不止是性

　　可是当男人知道自己要嫖的，这身下的女子就是要得到因性而来的金钱时，会真正的感到乏味，而女人的风情手段，则不过是为了让男人尽快的泄精而已。因此在这种时候，男人们除了对处女感到兴趣之外，依然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充满了获取的贪婪。而男人们好象恰恰不知道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使得女孩会不必用什么最好的感觉的名牌再造处女膜，来让男人心甘情愿地受骗，来让自己再一次为自己的处女之媚会心一笑，就让男人即刻瓦解了全部身心的防线。

　　当然学乖的女人真正的成熟是属于性的，甚至这样的女人会在一个已经同样是色老衰减的老男人那儿，会得到属于自己金钱的而非是属于性爱的感觉，就像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春梅一样的。因为真正作为下层女人的春梅她的感觉已经在她作为潘金莲的同房大丫头的束缚中走出的时候，她对男人的媚术就显露了出来。

　　因为在潘西之间的性事是不会背这这位同房大丫头的，她所得到了关于性交的知识并不会比潘金莲要少，春梅和西门庆的欢情，其实她也是为了金莲的。因为潘金莲是不能容忍其它女人的，其中包括潘金莲的性能力只能与西门庆硕大的阳具相匹配使用，而唯独可以容忍春梅和西门庆的偷欢，而且这几乎是一种公开的行为，作为曾经为主儿的性交“推过车”的，曾经的使唤丫头，春梅是很乖巧的。

　　淫荡不等于妩媚

　　也许，这是人们普遍没有被认识的一个盲点，就像人们在阅读时的那种感觉一样，人们只是知道了潘金莲所谓淫荡性爱的行为，而没有读懂潘金莲，其实也是一个性爱的胜利者一样。

　　因为女人的性使得男人最终会失去雄性的威力，而不得不借助一些性工具的手段，或是因为女人所谓的体贴的含量中不能有性爱相配的感觉，也会让男人最终得不到属于自己舒畅的快意。因而学会乖巧的女人会真正让男人动人的，而这些和男人在没有真正读懂女人之前是不会感觉到的。

在对阅读女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男人们对于女性感觉细腻的描述--而据说，这些和女人的媚情有关:这是关于春梅和他的武将周守备的故事，说他见春梅生得标致，于是与她一起住了起来，而且是一连三天三夜。虽说在书中并没有用尽笔墨写他们之间的性行为，但是春梅在以前所见到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性交场景，却是对此熟记于心的。因此这些就足以让她和周守备的床笫之欢丰富而荒淫。春梅原来是个沉湎于肉欲之欢的女人，如今在周守备雄性膨胀的急躁中，她可以感到藏在她身体中的肉欲之火的焦渴和渴望。

　　而且在周守备的有力底戳入中，会让春梅的性欲之火感到一种真正的惬意。也就是在这种时刻，春梅的性的感受在狂喜之中感到了男人的阳具在她身上身体中的，而作为武将、男人的周守备所感到的，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男人在会用媚术的女人身上的所得到的性愉悦，也是他从在以往所不能得到的。于是这个男人的生命激情被大大地释放了。

　　而作为已经见惯了性力极度扩张的西门府地的性交场面的春梅，自然成功地接纳了周守备的那根已经充分勃起和硬度极佳的阳具，在她的体内兴风作浪的感触，使得男人的权利和男人的阳具一样，在疲软的当口，就为春梅所左右和驱使了。春梅则成了这场性场景中真正把握和操纵男人的阳具的插入和抽动以及不同性交姿势的老手。而作为一个能够充分享受这一切的女人春梅，自然也拥有作为风情万种女人可以驾驭男人的手段。书中所述，也不过是仅仅用了三天的三夜的时间，春梅就让周守备就范了，而且是立马把她娶为二房，还把已经落魄的潘金莲买了回来做妾。

　　什么样的女人才算妩媚

　　叙述这个故事是比较淫涩的，因为人们要真正读懂了才可以。而现在我们所要在一种性爱的表象中去感受女人的学乖，其真正目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会发现一旦女人真正通过性爱驾驭了男人，那么女人乖巧的目的，也就是达到了而最终的目的。就会是因为女人的在男人身上得到了性的欢愉，或是在这种性欢乐中自己就“交”了受制于女人性交方式的“械”。

　　好象当今的女孩不会真正让男人用千金买欢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不管是男人处在何样的位置，男人的魅力没有让你的女人真正为你倾情而献的感觉时，你就不能是真正读懂女人心的男人。

　　乖巧的女孩没有一个男人是不会想入非非的，而当女人通过性的能力而让男人真正尽兴了一把的时候，那么，在欢爱之前有了目的和想法的女人，就会让性爱有了很强的功利目的。

　　而媚术一旦让女人的骨盆的运动让男人的阳物得到温柔和柔性的抚摸之后，就会让男人真正感到有媚术的女人的造爱真得让男人的性感受醉生梦死。男人便会在女人波涛汹涌的性爱的浪潮中，让男人激发爱欲的技巧，并最终瘫软在女人催情的结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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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该不该在男人面前卖弄风骚？

白雪飘零女人 — Tue, 08 Dec 2009 05:15:58 +0800

女人的骚，是女人动态的性感，或者说是女人对性感的生动表达，或者说是女人挥舞着性感对男人主动的攻击。骚是不掩饰的最本质的女性魅力，是女人攻陷男人的积极而有力的武器。偶尔在老公或情人面前卖弄一下风骚，或许会让你的男人兴奋不已，对你疼爱有加。下面美女老师就教你几招卖弄风骚的技巧吧，不过事先声明一下，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适合而止才是最好的，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弄巧成拙。

第一，摆动屁股的样子。

　　女人的臀部是男人聚焦之处，所以女人高喊减肥却不会在这上面努力。虽然《新娘不是我》的主角不是卡梅隆·迪亚兹，但她却出尽风头，就因为她的屁股。

　　第二，只穿丝质吊带裙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种感觉就象一个亮丽的小贝壳在阳光下的沙滩上晃来晃去。格维尼丝在《新电话谋杀案》里穿着淡绿色的丝质吊带裙的场面特别性感，随着她身体的扭动，晶亮柔滑的丝质轻抚着女人光滑细腻的皮肤，足以让男人心跳加速。

　　第三，用舌尖反复轻舔嘴唇。

　　嘴唇是打开女人身体的第一扇门，男人爱一个女人第一想到的是吻它。有意无意地舔着自己的嘴唇，实在是对男人欲望的挑逗。

　　第四，上身前倾乳沟若隐若现。

　　这种姿态几乎成了好莱坞的经典。从上世纪30年代的玛琳·黛德丽，60年代的梦露，80年代的莎朗·斯通，90年代的安德森等性感明星，到不以姿色撩人的朱迪·福斯特都选择了这个充满诱惑的姿态，说明这一招是女人非常有自信的杀手锏。

　　第五，脑袋微倾不经意地弄长发。

　　古代佳人称“搔首弄姿”，这一动作的神奇效果，不仅是以长发向男人展示女人的第一性征，更是让长发披散在女人的肩头，形成绝对性感的画面。

第六，出浴后着浴衣示人。

　　浴后的女人是出水芙蓉，香喷喷、滑溜溜，光洁而又有弹性的身体，浴衣懒散而松垮地用一根腰带系在身上，令人感觉只要轻轻一动便会全部脱落，此情此景要男人不想入非非都很难。

　　第七，衣衫尽湿大方显露身材。

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所有最优美的曲线都集中在女人的身上，女人自知其价值。她在大雨中全身尽湿，但不会遮遮掩掩，发而毫不在乎地挺胸接受男人目光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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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为什么把房事称为“云雨”？

白雪飘零女人 — Sun, 06 Dec 2009 04:17:27 +0800

古代小说不论是传奇小说、言情小说，还是《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写到男女进行房事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写道，“共赴巫山云雨”，或者“不免云雨一番”；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回“宝玉初试云雨情”中写的就是贾宝玉与丫环袭人房事之时的情景；即便是现代的一些媒体也效法古人，常有某官员携某美女到某大酒店“共赴巫山云雨”的报道。为什么古人把房事称为“云雨”、以至今日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呢？

有人说，腾云驾雾如神仙！所以房事高潮的时候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让人觉得快活似神仙，所以古人房事也称“云雨”！其实不然，“云雨”原指古代神话传说巫山神女兴云播雨之事。据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可见巫山确有其山。

巫山，是现代重庆市的东大门，是游览长江三峡的必经之地，是长江三峡库区的重镇。巫山历史悠久，古迹纷呈，资源丰富。早在204万年前亚洲最早的直立人“巫山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巫山自然风光独树一帜。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巫山就拥有巫峡的全部和瞿塘峡的大部。巫峡以幽深秀丽擅奇天下，峡深谷长迂回曲折，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屏列大江南北，尤以神女峰最秀丽。峡中的云雨之多，变化之频，云态之美，雨景之奇，令人叹为观止。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传之千古的绝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对长江三峡巫山那万古不衰的神韵和魅力的概括。巫山“三台八景”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三台”是授书台、楚阳台、斩龙台。“八景”是朝云暮雨、南陵春晓、夕阳返照、宁河晚渡、清溪渔钓、澄潭秋月、秀峰禅刹、女贞观石。由于在这巫山的“八景”之中，“朝云暮雨”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人们将“巫山云雨”作为标志性景观，而观看“巫山云雨”也就成了一种美的享受，如果前往“巫山”而错过了“云雨”便会有过宝山却空手而归的终生之憾。

至于“巫山云雨”成为了男女缠绵情爱之事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辞《高唐赋》、《神女赋》等古文。这些古文写的是楚襄王和宋玉一起游览云梦台的故事。他们在游览云梦台时，宋玉说：“以前先王，也就是楚怀王曾经游览此地，玩累了便睡着了。先王梦见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她说是巫山之女，愿意献出自己的枕头席子给楚王享用。楚王知道弦外有音非常高兴，立即宠幸那位巫山美女。巫山女临别之时告诉楚怀王说，如再想臣妾的话，就来巫山找我，早晨是‘朝云’，晚上是‘行雨’。”

《高唐赋》、《神女赋》等古文问世之后，在后世引起了极大反响，“云雨”一词也越来越多地见于各种诗文辞赋。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曾写《有感》一诗，诗中写道：“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著名诗人杜甫也写诗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然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久而久之，“云雨”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人们认为用“云雨”一词形容男欢女爱既生动形象，又文雅贴切，于是“云雨”便成为了古代小说中描写男女房事的常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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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体收入差距悬殊看社会分配不公

白雪飘零女人 — Sat, 05 Dec 2009 08:17:03 +0800

从群体收入差距悬殊看社会分配不公

首先有必要予以说明的是，本文标题中的“群体”概念是特指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工薪阶层，既不包括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也不包括没有固定基本工资的特殊行业，更不包括神话般暴富的贪官污吏，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按劳分配制度下，工资待遇都同样经上级领导核准审定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群体收入之间的差距才具有可比性，才能客观说明我国现行分配制度是否公正、公平、公开、合理的问题。

早就听说，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拥有最为强大的人才、物质、信息等资源的国家各级电视台主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高薪收入，远远超过我国任何一个其他行业的工薪群体。正巧《搜狐博客》最近发布的《央视主持人月薪前十名大曝光》的文章，证实了这一传闻绝非空穴来风。这里，不妨先将该文罗列的十名主持人名单及其收入情况，略去无关本文主题的当事人姓名和相片，照录如下：

第一名：**、*** 月薪28万（正高级别工资）＋1万化妆费＋18万津贴。

第二名：*** 月薪 26万（正高级别工资）＋1万化妆费＋18万津贴。

第三名：** 月薪月薪26万（副高级别工资）＋1万化妆费＋18万津贴。

第四名：** 月薪22万（中级级别工资）＋1万化妆费＋18万津贴。

第五名：** 月薪26万＋1万化妆费＋每月特殊补贴3万＋年终奖5万。

第六名：** 月薪22万＋1万化妆费＋每月特殊补贴2.3万。

第七名：** 月薪21万＋1万化妆费＋每月特殊补贴2万。

第八名：** 月薪20万（副高级别工资）＋1万化妆费＋12万津贴。

第九名：** 月薪20万＋1万化妆费＋每月特殊补贴2万。

第十名：*** 月薪15万（普通员工工资）＋1万化妆费＋12万津贴。

这里，我们且不论上述收入名目及其收入差别的重重疑点。令人震惊的是，这十位不同级别的超高薪主持人的月均总收入高达28万余元，年均总收入竟高达336万余元。他们的年收入总额是200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的213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的706倍，是2008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31005元的108倍。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按8小时工作制计算，这十位主持人平均每小时的收入就高达1166元，竟相当于一般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一个电视主持人如此高得惊人的经济收入，这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据瑞士联合银行新近发布的《全球城市薪金和生活质量报告》显示，瑞士苏黎世城支付给工作者每小时平均净薪金为22.6美元（约合人民币155元），该报告号称这是目前全球小时薪金之最。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尚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电视工作者的小时薪金，竟是世界之最的7.4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世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廉政建设时强调指出：“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还指出，政府制订每一项政策都应该力求做到“察民情、顺民意、聚民智”。既然如此，人民群众就有权对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制订的国企职工、高管薪金分配标准中，存在变味变样的不同行业群体间工薪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反常现象提出不同意见。

为此，笔者对同是国有企业单位的国家电视台员工和高管这一特殊群体的超高薪收入的特殊待遇，提出如下几点质疑：

其一，请问：以央视为代表的国家电视台员工、高管的特殊收入标准是由谁根据什么规定的？众所周知，由国家近期颁布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国企高管薪酬上限不得高于20倍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凭什么唯独央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就可以高出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均年工资的百倍以上？这算不算群体收入差距悬殊？是不是两极分化？！

其二，众所周知，只有对国家有特殊贡献并通过国家审核认可的各行各业的专家，才能享受国务院奖励的特殊津贴，而央视仅有中级或高级职称甚至普通员工，凭什么也能享受标准竟然高于国务院奖励的“特殊津贴”？他们究竟算哪门子的“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动辄几万、十几万的月薪外的“津贴或补贴”，这不是见不得阳光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又是什么？！纵使国家电视传媒企业拥有日进斗金的垄断性创收的绝对优势，也不该没有节制地将国家的巨额收入首先用来提高本行业高管、员工的工薪待遇。这样做，有利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吗？！

其三，在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十分富裕的情况下，电视传媒行业的高管、员工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几十万月薪、补贴、津贴的超高标准待遇，是不合国情、违背民意的。更何况，全国还有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需要国家救助的6619万城乡居民，甚至还有连住房都有困难的750万城市低收入群体和240万各地棚户区的贫困家庭。

笔者以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民生国情的现实背景下，国家电视传媒行业竟然还在若无其事地实施“高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分配制度，这不仅仅是反映了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更是反映了一种在分配制度上自行其是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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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迁都郑州被提上议事话题

白雪飘零女人 — Sat, 12 Sep 2009 23:56:05 +0800

中国政府迁都郑州被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和环境的日益恶化，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迁都热潮。文明社会中最早最闻名的迁都是美国政府把首都从经济中心纽约迁移到当时位于美国地理中心的华盛顿。现代社会中，继巴西、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迁都之后，统一之后的德国将联邦政府从波恩迁移至古都柏林，新独立的中国近邻哈萨克斯坦把首都从天山北麓阿拉木图迁往中部开阔平坦草原阿斯塔纳，缅甸军政府秘密迁都杉马拉。在我国，由于北京的各种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外国专家早就建议中国政府及早考虑迁都。迁都作为解决北京各种矛盾的有效办法，它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及早迁都中原，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北京的诸多环境问题，而且使新的首都能够效益百倍地对全国进行管理和统治，有效地促进人们自愿地对我国经济低谷地带的陇海沿线和西部广大地区进行开发、改造和建设，加速我国经济重心向中西部广大地区的移动，有效地平衡调节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和科学技术，使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更加趋向合理，并且更加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改造环境。此外，迁都对我国的安全更有保障。

一、迁都是解决北京各种矛盾的有效办法

北京市人口迅速膨胀，规模空前庞大，环境迅速恶化，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解放前，人口已高达四百多万。新中国诞生后，作为首都的北京，由于城市总体建设规划和体制结构方面的原因，使得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迅速膨胀。现在北京市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500万，其中城区居民近800万，流动人口350多万，郊区人口350万。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外交、科学文化中心和全国第二大综合性的工业基地，是我国城市功能最完备的一个经济型的特大城市，它的服务设施，文化建设，行政结构等规模空前庞大。高度密集的人口和空前庞大的城市规模，远远超越了这块地方所能承受的理想负担，因此，北京市环境污染极为严重，交通非常拥挤，能源淡水供不应求，住房甚为紧张，生活费用、土地房屋价格昂贵，产业结构极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严重制约着北京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抑制北京市日益膨胀的规模，改善城市环境，把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从北京分离出来，建设在我国最理想的地方。这样不仅能比较彻底地解决北京的各种矛盾，而且为北京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造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北京重新定位自己在中国城市中的正确位置奠定基础。

迁都之后，北京不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交往中心，城市人口就会大大减少，永远的将来，来北京旅游、经商、做工、转车、候机、开会的流动人口将减少80万，随都搬迁的固定人口将减少20万。由于减少了100万人口，占北京中心城区总人口1050万（包括在中心城区的流动人口250万）的9.52%，从而相对提高了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能源量和物资量为10.53%。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减少，对北京市的内外交通、住房和淡水供应起到了直接的缓解作用。

假定北京每天乘坐公共汽车的旅客为200万，人均占有0.7个客位，只要减少50万名旅客（都因迁都而减少），人均占有量就从0.7个提高到0.93个客位。
同样,假定购火车票、飞机票的旅客人均只有0.8张坐位票，只要减少五分之一的旅客，每个人就都能够买到坐位票。

由于北京减少了100万人口，从而相应解决了最少100万人口的住房，意味着政府在不对北京增加投资的情况下，解决了近百万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因此迁都是解决北京住房问题的最好办法。
大量地减少人口使人均占有的水源、能源和物资大幅度提高，也减少了水源能源的浪费和消耗，从而使企业能够得到充足的水源、能源和物资原料，这就使企业的生产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促使企业生产力迅速发展，带动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各行业的全面发展。

二、郑州市是我国最理想的迁都场所

中原是河南省的古称，是我国古代九州的中心。郑州市位于中原的核心位置，郑州市所辖地区和开封市以西的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地带。因此迁都中原实际上就是迁都在这个区域内（为方便于论述，下面将中原的这个区域通称为郑州市）。将来我国政府迁都郑州市，把郑州市作为最理想的迁都场所，是因为郑州市不仅是我国的“国土中心”，而且也可能是亚洲的“洲域中心”。郑州市在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位置和战略位置比北京、西安等地更为重要、更为优越。
三、迁都郑州实现了我国首都主要职能的综合最优化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它的主要职能如下：

（一）首都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进行高效的管理和统治
首都对国家管理和统治的有效性原理是衡量首都所在地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它的主要特点是首都连接全国所有地理要素特别是连接大中城市的铁路、航线的距离为最短，而且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尽可能是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几何中心。
郑州不仅连接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铁路、航空线的距离为最短，而且靠近全国大中城市的几何位置中心，地理位置非常适中，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在郑州可以从全国各地准确、及时、快速地获得各种信息，并且立即向全国发出反馈的信号，效益百倍地对全国进行管理和统治。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首都能够对本国进行高效的管理和统治。而北京就不能对全国进行高效的管理和统治。

（二）首都的职能是既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改造和建设，促进落后地区的繁荣富强，又要使更多的人因此而得到实惠
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广大地区比较落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有待于集中力量进行全面开发。

河南省是我国中部经济最落后、人口最多的大省，人均收入不到山东省的三分之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山东省的三分之二，经济总量在我国排列第六位。况且人口太多，资源有限，投资又少，难以改变落后的面貌。

如果迁都郑州市，在未来四十年的时间里将使中原及陇海线净增一万亿美元的投资，为河南及陇海地区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每年净增几千亿元的国民收入，使河南的经济规模进入全国四强。

河南人口稠密，人口基数大，迁都中原可以使中原一亿人口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实惠；相反，如果把首都建在一个人口较少、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虽然投入相同的资金，但是因此而获得利益的人口很少，从而建都的整体社会效益就很低。

只有迁都郑州，才能加速中西部广大地区，特别是河南省的开发、改造和建设，才能加速我国陇海沿线和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才能加速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比较均衡和合理。
迁都西安虽然能够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关中平原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但是获得利益的人口较少，只有中原的四分之一，因此迁都西安的社会总体效益比较低。

（三）首都的职能在于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改善城市环境

只有迁都郑州市，才能加速人们对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西部广大地区干旱、内涝、风沙、盐碱、水土流失等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均衡治理，使人们一心一意地根治黄河水患灾害，较快地改善我国黄河流域和西部广大地区的自然环境。

（四）首都的职能在于有效地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一、在战争中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首都首先要能保卫自身安全，才能指挥全国军事力量进行战略防御和反攻。因此首都必须在战略位置上比较安全。
第二、为确保首都和国家安全，首都要尽量避免建在地震带上。
第三、为避免水患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首都应该尽量建在能避免水患的安全地带。郑州市区地面标高110米，比花园口黄河水位标高97米高出十多米，因此郑州市能够避免黄河的水患。而且由于黄河上建有小浪底和三门峡水库，因此黄河发生水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由于郑州可以避免战争、地震和水患灾害，因此郑州对国家的安全更有保障。

（五）首都的职能在于同国际间进行方便的联系

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开辟，郑州到连云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成，以及开辟一系列国际航线，将大大地方便了同国际间进行的联系，把中国和世界融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由此可见，迁都不仅使首都能够效益百倍地对全国进行管理和统治，而且加速我国陇海沿线和西部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加速我国经济中心向中西部地区的移动，有效地改善黄河流域和西部的自然环境，并且更加保障国家安全。此外，它还同国际间进行方便的联系。因此迁都郑州无疑实现了首都主要职能的综合最优化。

四、迁都的最佳方案是建设郑州姊妹城

现在郑州市区所处位置本来是我国首都最理想的选址，但这个位置已经被郑州市各种设施占领，在城区要将这些设施大规模地拆迁，其成本太高，而且建设余地太小，不利于形成一个别具风格、环境优美、创造新型的政治中心，如果改在郑州市郊区（即和郑州市区连成一体）建设首都，其结果必然是郑州市城区人口规模最终会超出一千多万，规模过于庞大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土地价格昂贵等一系列问题，尤如画蛇添足，别扭万分。只有将新首都建在郑州市东南四五十公里处的平原地区，才能更好地满足大部分需要。

首先，可以确定，在郑州市的东面、西面和南面选择地址都有缺陷。西面荥阳太过狭小，地界不开阔；南面新郑市的西面是山地，地界也不开阔。西面和南面不仅会限制首都的发展，而且还可能会对“中路输水线”的水质形成污染。至于东面的中牟县，地势太低，黄河永远是一个不太大的威胁，太靠近黄河使新首都向北扩展的余地受到限制。

其次，在郑州市东南四五十公里处选址有诸多优势：一是这里平原广阔，发展余地很大；二是这里地面标高100m以上，黄河水患不会影响；三是这里全是农村，没有一个县城，地价低廉，能有效降低迁都的成本；四是这里比较靠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五是不会形成环境污染，郑州市和首都的环境分割治理，不会相互污染。

那么，新首都的名称应该叫什么？答案是“孙中山”市。原因是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伟人，他是中国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他最先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以及后来演变为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巨大创造，而且现在非常有利于和平统一。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无限崇敬和爱戴，他是一个和平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人民名符其实的国父。孙中山这个名称气势非凡，可比华盛顿，胜过莫斯科，还能体现新首都在我国的中心位置和地理多山的特点。

五、2011—2021是我国迁都的最佳时期

迁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切身利益，当然应该谨慎从事，必须尽早倡导全民辩论，及早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科学地进行民主决策，完整地制定实施方案，合理地确定迁都时间。在可行的时间内迁都应该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我国迁都最理想的时期？在2010年及以后的十几年。为什么？

首先，把迁都时间选择在2030年以后不太合理。2030年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处于成熟型的经济类型，全中国范围内的生产力布局已经相对平衡和稳定。即使生产力布局非常不合理，想要通过迁都来协调，改变这种既成事实的不合理状态，将千难万难。这同我国的改革一样，如果推迟二十年再进行，困难就会更大，问题就会更多，也同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相似，小时候不改掉坏毛病，长大后积习难改。所以迁都不能拖延太早，更不能听从外国专家的建议，等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再迁都，中国的现代化在2050年之后才可能实现，因此迁都将遥遥无期。

及早迁都能够使新首都尽快地调节、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使全国科学文化基本趋于合理。
迁都郑州不仅使河南省能够进入全国经济四强，使河南经济跨上一个大台阶，而且尽快在我国中部地区形成一条新兴的工业带。陇海地区是我国经济的“真空地带”，同我国长江中下游、京津唐和山东等地相比确实比较落后，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合理。如果迁都郑州市，将形成一条“郑连经济带”，不仅填补了我国经济的真空地带，而且同长江中下游和环渤海经济区平行并列，使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布局更为平衡，更为合理。

其次，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的战略重点将逐步转移到对中西部广大地区进行开发、改造和建设上来，及早迁都无疑加速这一进程，推迟迁都必将阻碍这一进程，使我国中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得不到较快开发利用，将严重制约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西部裹足不前。我国经济战略远景规划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2020年建成中国东部沿海万里绿色工业长城，这里也是投资重点。其过程大致从南向北顺序推进，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长三角到环渤海。
第二阶段：2000—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中部五千里工业长城”，包括举世闻名的两大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将在2008年建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2005—2015年开通。
第三阶段：2010—2050年建成中国西部生态环保经济长廊。最宏伟浩大的工程有：西南地区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西线南水北调和引印度河水入南疆，西北地区太阳能和风能的开发、沙漠化等环境问题的治理，西部交通网络的贯通，使我国地域宽广的西部地区基本现代化。
再次，及早迁都可以尽快实现首都主要职能的最优化。及早迁都能够使新首都尽快地对全国进行高效的管理和统治，尽快地对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调节，更加保障国家安全。

第四，迁都工程浩大，需要投入巨资。在十年时间里，中央政府需要投资1000亿元，但在2010年以后，中央政府每年投资100亿元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而大部分资金需要民间来完成，只要符合新首都的城市总体规划，有组织有程序的加以引导，新首都许多行业均可由私人资本（包括港澳台）和跨国公司来完成。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和建设方式的多样性，是解决迁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最好方法。

第五，2010年后迁都，可能符合我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如果我国在2020年前后和平统一，统一之后的新政府将在新首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仅是一种巧合，而且十分美好。

第六，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诞辰100周年，202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因此这十年是我国迁都最吉祥如意的日子。新首都象征我国自由、民主、团结、和睦、统一、繁荣和富强。

由此可见，虽然迁都需要巨额资金，但是2010年后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如果拖延至2025年后迁都，新首都就不能尽快地实现我国首都职能的综合最优化，不利于我国生产力布局趋于合理。只有在2011年开始迁都，才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符合祖国统一进程和人民心愿。
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开辟，连云港深水码头的建成，“中路输水线”的贯通，南北和东西高速铁路线的建设，郑州在全国“地域中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据估计，2020年前后，我国将实现和平统一，将在世界政坛上崛起和强大，以及为了彻底解决北京的各种矛盾和实现首都主要职能的综合最优化，迫切要求我国政府努力寻求一个象征和平、团结、民主、自由、繁荣昌盛新时代的首都。因此，当三峡工程竣工后，南水北调中路输水线迅速凿通，迁都郑州的论证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只有让这关系子孙万代切身利益的巨大工程早日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家喻户晓，才能在几年后为进行可行性论证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一定会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
中华民族有世界上最悠久的迁都史，早在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频繁迁都。我国不仅是世界上古都最多的国家，而且迁都的次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迁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少挫折。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邑，遭到了王宫贵族的坚决反对；明成祖迁都北京，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样也有人反对。现在我国要迁都遇到的阻力一定会更大。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缅甸，由于要分散特大城市职能和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而迁都。德国由于要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跃，尽快缩小东西差距，改善东部地区的环境，弘扬德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因此德国政府将首都迁住古都柏林，但在迁都之前，德国公民和议会进行了史无前例、世人皆知的最激烈的大辩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垃木图，位于该国东南一隅，太靠近边界而无发展前景，因此选择迁都中北部开阔平坦的草原是明智之举。日本的首都由于人口、环境的压力、城市规模的过于庞大和处在地震带上，日本政府曾多次有迁都的打算，由于没有合适的选址而作罢。在以上已经迁都的七个国家中，只有巴西、坦桑尼亚和缅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新都位于他们国家的“国土中心”，能够高效率地对全国进行管理和统治。同样，我国的首都由于人口太多、环境压力增大、各种矛盾突出和处在地震活动带上，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我国首都主要职能的综合最优化，使新首都能够高效率地对全国进行管理和统治，自发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改善我国的自然环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悠久的黄河文化，因此我国政府必将迁都。我国的迁都以规模宏大和实现了首都主要职能的综合最优化而著称于世界。至此，世界迁都运动已经达到了最高潮，我国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但把世界迁都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而且对世界迁都的理论将是一大贡献。从此以后，世界迁都运动将逐渐趋于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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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问题的严重性

白雪飘零女人 — Fri, 12 Jun 2009 04:19:29 +0800

两年来，深圳市不断出现一些严重问题，所谓暴力抗法事件不断出现，本月初又出现了数千人的暴力袭警事件。这一切都说明：深圳已经是干柴集满，稍有火星，就会出大事。某些领导同志一直企图隐瞒和捂住深圳问题的盖子，其实是最不明智的举动。

　　大量的事实证明：深圳这几年来的问题都和现在的市长许宗衡有密切的联系。

　　　

　　从许宗衡担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长起，他就有目的地插手司法机构，安排亲信。他穷尽一切手段滥用权力。

　　许宗衡1993年利用关系而绝对不是正常组织调动进入深圳后，在短短的十四年时间里，采取各种阴谋手段欺上瞒下、权钱交易，逐渐拼凑了一个以他为帮主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的帮派集团。集团之间相互称兄道弟、拉帮结伙，网罗各种奸商、骗子、江湖政客、三教九流，其成员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互相提携，用金钱开道，用各种卑鄙手段腐蚀群众和干部，在社会上和党内生活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此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总是想法设方、处心积虑地打听和研究党中央及省委、甚至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和风向，以便投其所好、借题发挥。他把整个心思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功夫上了。可是，他却毫不脸红地在2006年7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有些人因社会某一方面，某一件事让他感到不快，就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对此我们必须唾弃和反对。”（见2006年7月14日深圳特区报）

　　他在许多场合不断地散布各种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言论，说明了他压根就不配党的干部，没有丝毫党的政治纪律观念。

　　这个人口无遮拦，说话随便，给人以坦诚的假象，骨子里全是阴谋诡计。

　　许宗衡采用各种手段组织帮派，精心部署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他采取各种方式捞取深圳市各个角落的权力，他的触角几乎布满了各个部门，如果撕不破这张网络，我们的党的领导就会成为空话，党的各种努力也会前功尽弃。许宗衡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住谁的房捣谁的窝”的丧门星。

　　许宗衡十分善于玩弄数字游戏，嘴巴经常背诵一些普通老百姓和一般领导很难识破猫腻的一连串数字，利用全国评比获得的一些美丽光环以便引起热热闹闹、五颜六色的轰动效应以售其奸。

　　他的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骗取更多的权力和职务，为此他们是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的。而获取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更多的钱财。为此，他们广泛搜罗了一批形形色色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成员，采取自然分工和具体分工的各种形式谋取权力和利益。

　　为了蒙骗群众和舆论，他口口声声的叫嚷各种工程都要搞“阳光操作”，其实是大大的暗箱策划。他通过各种手段已经保证了他的同伙和党羽垄断了行业，即使招标也是非其同伙莫属，哪里会有公平、阳光的影子？深圳市屁股大的一块地盘，混迹此地十四年之久的许宗衡动不动就搞什么“调研”，动不动就来个什么“现场办公”，好象他是多么的勤政，其实统统都是在作秀，都是为了抢镜头、出风头，捞取或曰骗取“资本”而已。这些方式，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屡用不鲜的方式，和现代化的办公形式格格不入。许宗衡把这些当年老前辈的办公形式搬出来当作什么新创造、新思维，不是自欺就是欺人。

　　在深圳市，谁都知道凡是卖淫集团，几乎都有黑社会的势力在背后操纵，而黑社会集团如果没有公安的黑手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没有政府官员充当后台，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原公安局局长李锋和他的老婆离婚之后，就又和一个名叫张亮的女子结合到了一起。张亮直接插手所谓的娱乐场所的机构，分别在下沙加旺休闲中心入股分红。该场所有了李锋这层特殊关系，大搞各种卖淫嫖娼的活动，这家中心的老板在2006年初的各次场合都放肆地说：“你们就放心地玩吧，我这家休闲中心是和公安局长的老婆合伙开的，没有人敢来查。上次别人的都查封了，我这里照常开业。”曾经一度时间怕影响太大关了两天门，风头一过就照常开业。

　　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仅福田区人们熟知的沙尾、沙嘴、上沙、下沙等知名的“红灯区”，包括大大小小的休闲娱乐、发廊等场所就有近千家，“黄赌毒黑”现象猖獗。那么我们要问，许宗衡、李锋们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打击呢？

　　到了2006年5月，有人揭露了卖淫场所和深圳市公安局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李锋的老婆张亮把这家休闲中心的股份出卖给别人，自己又办了一个广告公司。在张亮的休闲中心，就经常有公安局的一些人和派出所的人给张亮送钱送物，进行买官卖官的活动。张亮开了广告公司，这类人又跟到广告公司，为其业务打开方便之门。

　　这时，深圳市公安局和许宗衡们着急了，不断发出指示和纪律，不准公安人员参与、组织卖淫嫖娼和其他休闲娱乐场所，等等。为了掩盖黑洞，迫不及待地举行了一些“打击”活动，被海内外媒体谴责的2006年11月29日福田区分别召开的两场赤裸裸地侵犯人权、变相游街的公开处理大会，就是他们掩盖自己问题的把戏。他们一下子抓了百名涉黄人员，一个个被公安人员扭绑带铐押赴会场，拉车警示，声势浩大地公开处理，吸引了数千群众观看。但是，他们偏偏不抓暗中支持卖淫嫖娼的后台和暗中操纵的黑手，他们偏偏不提是什么人在长期支持、容留、组织这类机构和场所，他们不提的就是要掩盖的。冒着“侵犯人权”和“明知故犯”的帽子而搞这类把戏，其实不就是要证明他们的清白吗？但是，他们的行为恰恰暴露了卑鄙的目的。

　　必须提出的是，背后搞这类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广大参与打击的公安干警和群众的动机依然是良好的。

　　这本来不足奇，而真正奇怪的是：李锋的老婆张亮在2006年6月间刚刚把休闲中心的股份卖掉搞了个广告公司，许宗衡就亲自于6月15日下午召开市政府四届33次会议，研究决定设置户外广告必须经过他们严格审批，并从命令从即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各类违法设置和影响市容的户外广告。

　　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紧密呀！他就是要用自己的各种“土政策”、“土法律”等形式保证他和李锋一伙的利益不受任何侵犯，保证他们垄断市场，彻底打击公平竞争，这才是他们口口声声“穷尽一切法律手段”的本意。这些把戏和骗局，引起了深圳市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愤怒反对，他们给许宗衡起了个“许帮主”的雅号，实际上就是称他是深圳市黑帮老大。

　　许宗衡一贯是文过饰非的把式，他在辩解深圳市社会治安的恶化时一再说：深圳市2004年户籍人口是165万，而管理却是1071万，好象卖淫嫖娼的活动和黑社会的雇凶杀手、诈骗、强奸、抢劫等犯罪主要是外地人干的。其实他只是说了一半，因为真正充当后台老板的恰恰都是本地的黑社会所为，而充当保护伞的正是深圳市公安机关或司法机构中的败类。他们之所以总是不断强调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的原因，戳穿了就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人在背后暗中操纵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自从许宗衡一伙把持市政府的权力以来，深圳市大规模的所谓“暴力抗法”事件接连不断，许宗衡诬蔑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其实这完全是一派谎言。

　　就在2007年1月19日和20日，许宗衡部署的所谓执法队再一次遭到数千人的“暴力抗法”。

　　事情发生在南山区西丽嫦螂村，数千深圳市本地农民和百姓包围了强行拆除的所谓执法队，对其暴力进行了暴力抗击。还是看看他们自己的语言吧：“深圳拆违遇暴力抗法，多名警察和城管受伤，僵持逾3小时后数百执法者撤出长源社区。”据媒体自己报道，是“数百执法人员和大量机械设备集结开进桃源街道长源社区”，“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执法队还动员了数百身着防暴服的治安员”，“而在距离长源社区数公里之远，交警也封锁道路，无关车辆只能出不能进”，俨然一副战争戒备状态。

　　当然，群众的行为是阻挡不住许宗衡们的行动的，事后，许多人遭到了镇压，多人被捕，强行仍在继续。

　　许宗衡上台以来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政府变为所谓执法机构，动不动就要亲自出马搞打击、搞拆迁、闹拆除，杀气腾腾、威风凛凛，把自己装扮成什么“铁腕强人”用以恐吓他人，装璜门面。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利用这类近乎非法的武装，打击、陷害、威胁敢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为此，他以“改革”的名义，擅自扩建和转变城管监察大队和中队的职能，搞所谓“综合执法”、“行政执法”、“管理执法”等扩充权力的一系列非法措施，建立和出台了类同军队和公检法管理的三级程序，把指挥权紧紧地抓在所谓政府实际上是许宗衡的手中，事实上形成了一支变相的军队，变相的集公安、检察和法院职能为一体的机构。就以特区报2006年8月24日的报道为例，这个非法的半武装组织“日均执法总量达到6945宗，效率提高10倍”，可见他们的触角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这不是撇开国家正规的执法队伍硬要另搞自己的第二武装队伍吗？这不是要建属于他自己的军队吗？这不是非法的武装编制又是什么？

　　据调查，从2005年5月许宗衡上台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深圳市大小所谓暴力抗法事件已经上千起，在这个惊人的数字里，没有一起事件是所谓境外敌对势力策划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阴谋行动。所有的所谓“暴力抗法”都是由于许宗衡一伙及其策划的对抗党中央、另立一套的土政策而直接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引起的。当然，我是坚决反对一切违章建筑和采取任何过激行为对付执法人员的，包括对付许宗衡这类非法的武装拆除队伍。

　　以许宗衡为首的一伙政治赌徒，是一个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不放在眼里的黑帮集团，党中央三番五次强调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却偏偏要与人民为敌。许宗衡上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直接侵犯了人民群众，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对，所谓的暴力抗法的斗争层出不穷。人们当然要问：为什么改革近三十年的深圳经济特区，进几年来会出现这么多的暴力抗法？深圳市的民主与法制到哪里去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跑到哪里去了？人民的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领导跑到哪里去了？而许宗衡一伙动不动就要用什么“铁的手腕”、“铁的措施”来对付人民群众的维护正当权利的斗争，这不是与人民为敌又是什么？许宗衡是一个十分卑劣、恶毒的反动集团，我们从他们对人民的态度中又可以看到这个集团的真实面孔。

　　深圳市的所谓城管大队和防暴警察，完全是由一伙不务正业而蓄意利用职权牟取利益的人控制而招兵买马拼凑闲散人员而搞起的非法组织。有一个卖水果的男子由于没有上贡和城管发生纠纷，城管野蛮执法动手打人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愤怒反抗。其中一些人出自对这伙集团的仇恨，产生一些过火过激的行动，许宗衡一伙竟然调动防暴大队深圳这类非法武装人员对参与者实行残酷镇压。

　　他们自己宣称：“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市工商部门屡遭暴力抗法，在清无行动中，仅龙岗区就查处了阻挠执法、暴力抗法人员33人。”（2006年7月11日特区报）许宗衡洋洋得意地叫嚷：“去年7月下旬以来，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市、区、街道、社区四级以及三十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累计出动人员35万多人次，行动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我市历史上都是少有的。”（7月12日报）就是许宗衡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和我们耍弄的把戏。

　　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许宗衡上台以来，他们已经拆除违建5609栋总面积284万平方米，有的违建要没收。他们自己划了一条很难理喻的界限，就是凡是2004年10月28日以后的楼顶加盖都将拆除，言外之意这个时间以前的就可以不算违建了，或者说即使违建也可以不拆。这类土政策、土法律的的真实含义只有许宗衡一伙自己能够解释和说明。

　　所谓的城管执法，是前面执法，后面要钱，名曰没收打击，实则坐地分赃。他们今天取缔非法，明天交钱马上可以成为合法。

　　在深圳市，强行拆除所谓违章建筑成了许宗衡上台以来的一个专项运动。他反复叫喊的口头语就是：“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来打击违章建筑”，“要用铁的态度，铁的手段，铁的措施，铁的纪律来打击违章建筑”，“严厉惩处顶风作案”的人和事，等等。他俨然把拆除违章的事件，当作了压倒整顿社会治安和惩治各种犯罪包括十分猖狂的职务犯罪的斗争，显然是小题大做，显然是别有用心。

　　他多次到一些重点的区、街道进行所谓调研，调研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发号施令，夸夸其谈。动不动他就召集数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抓人、爆破、拆除，叫嚣“保持高压态势”。一再叫嚷“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他上台的一年多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他动辄出动几百上千人，不断地进行所谓的执法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我们且不说他们强行拆除的是否真正的违法建筑，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违法建筑，也要依法处理，依法给当事人一定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机会，通过法院的判决等程序进行，而许宗衡动不动就指使一些下属的政府和城管机构、动用防暴警力、社会上的保安和一些非法的机构进行拆除和爆破，完全是对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侵犯，是践踏法律和党中央政策的行为。

　　对街头路面上的各种违章建筑，属于整顿城市市容范围的工作，必须也应该按照法律和政策，由主管部门和队伍出面依法执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动不动就出动警察和所谓防暴大队，甚至出动非法的治安人员对不满的群众实行镇压，用专政的方式解决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不是出自无知就是故意歪曲党的政策，蓄意制造社会治安的混乱或者另有企图。

　　许宗衡一伙就是属于后者。

　　事实证明，许宗衡一伙越是打击违法建筑，那些真正给他们交钱、敛财的活动和生意也就越是十分活跃。

　　许宗衡一伙在深圳市搞的这些名堂，是他无视党纪国法的必然结果。由于他披着一级政府市长的外衣，一时人们很难认识到他的嘴脸，加上他口口声声“执法”，所以即使群众奋起反抗，也只能是忍气吞声的抵制而已。但是，许宗衡们破坏和动摇的是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任，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不可侵犯。

深圳市的广大群众以及所有受迫害的百姓，都在呼吁党和政府的公平与正义之剑，应该对深圳市的腐败集团出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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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宗衡情妇是女星

白雪飘零女人 — Fri, 12 Jun 2009 04:07:04 +0800

根据香港明报报道，深圳市长许宗衡被中纪委调查事件昨日终于获得官方证实。据悉，中纪委调查此案已一年多，突破口来自一名获香港居民身分不久的内地知名女星，此人同许宗衡关系密切。（6月10日《人民网》）

虽然媒体还没有披露这位女星的姓名，从媒体报道来看，此女不光与许宗衡配合默契，而且自身特点非常突出。

首先，她一方面收受了许宗衡很多钱财，另一方面运用自己跟央视熟悉的优势，让许宗衡得以在央视顺利出镜，充分地展示了许宗衡的“清官”形象；另一方面，因许宗衡在香港的事务全部交由这位女星打理，女星利用自己香港居民的身份，全心全意地为许宗衡服务。无论是媒体造势，还是香港方面的事情，女星对许宗衡来说，都功不可没。

其次，这位女星曾对许宗衡表示了两层意思，第一是不破坏许宗衡的家庭，这等于给这位54岁的人夫和人父吃了个定心丸。像许宗衡这样拥有情妇的贪官不在少数，但打算抛弃原配、重组家庭的人并不多。第二是要给许宗衡生个孩子，其实这个孩子是他们对色相和金钱欲望的双重结晶，他体现的是年过半百的许宗衡因官职和钱财形成的“魅力”，以及年龄上足可以做许宗衡女儿的女星对地位和财富的臣服。这位女星兼二奶做得不光十分到位，而且还颇具被包养者的“职业道德”，实在令人叹服。

最后，当许宗衡被告知要接受调查时，曾吞下筷子自杀，但因为他还没有走完他的人生路，自杀当然以失败告终。随着他的初步交待，一些贪官陆续浮出水面。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究竟哪位女星是许宗衡的情妇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可如果当时许宗衡自杀成功，那么那些与他存在金钱、官位交易的“公仆”们；那位尚未被公布姓名的情妇女星，是否还将继续潜伏下去？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对出名的、不出名的女星以及这几年越来越多报考表演、播音主持专业的艺术类女性考生们来点善意的忠告：当女星难，要当获得香港居民身份的女星就更难，要想战胜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做一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女星更是难上加难。

也可能该女星身为“妇道人家”并不知道自己傍的是个贪官，但对自己的二奶身份应该具备起码的识别能力。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因为情夫的双规而使自己的声名毁于一旦，也只能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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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调查报告

白雪飘零女人 — Sat, 06 Jun 2009 03:27:19 +0800

目前，有些地方出现了新的“圈地运动”，农民手里的土得越来越少。谁都知道，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

当土地和财富出现高度集中时，社会就会出现贫富分化的严重现象，随之社会的黑暗面也就出现了，黑社会势力也随之产生，各种矛盾被激活。

就社会财富而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有财富，一部分是创造性财富。对于现有财富而言，有哪些人拥有它，基本上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张三的手里，不会直白的丢给李四。富者永远是财富的占有者，贫者不可能“侵占过来”。就像锅里的粥，你喝多了，别人只能少喝，有的人甚至没得喝。如此，社会必然出现不稳定因素。

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和城市贫民阶层，造成以集体暴力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特别是黑社会势力的形成，对社会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出现了许多政府部门靠黑社会才能解决问题。

至于创造性再生财富，对于贫民来说，谈何容易，富者如何带动贫者。贫者的根基太浅，创业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机会，即使是这三却都解决了，也得需要一个时间周转期，而富者不会停滞不前的——发展是硬道理。两相比较，相形见绌。当然，也有被带动起来的，但毕竟不是普遍现象，大都是些形象工程——喉舌而已。

据有关部门抽样统计，占城镇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镇财富的48%，占城镇居民10%的贫穷者占有全部城镇财富的1.03%。还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后，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而始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生活上受歧视，而且还遭到非人的遭遇，像“黑砖厂”（该网页可能被查封屏蔽）连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拖欠工资、甚至是“老保”一些事呢？

无论哪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若出现大量的贫民和流动人口，必然会出现社会不安的局面，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冲突。由于不公平而滋生的仇恨甚至是玩命的事件不断酝酿发展，于是就产生了超过“临界点”的举动，其中上访是最轻的举动，不过“乌纱帽”还最害怕这一文明举动。暴力、性、色情、人性的贪婪、名利场的黑暗，就会泛滥成灾，恶性循环。这时的“政策研究办公室”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这就是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整个社会文明教化的结果，这就是产生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缺乏温情的社会原因。

真诚地祝愿：共享劳动资源、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的头等大事。

一个民族的复兴，应该是文明的复兴，文化的复兴。

二、猪肉涨价的冷思考

其一，农村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剩下老弱残疾看家护院，许多家庭甚至是关门闭户，别说养猪了，现在是十室九空。13亿人口中，农民占了多少？难道要让4亿城市人去养猪。

其二，可种的土地少只有少，就是在家种地的，也是种点经济作物（很多地方都称之为无粮区，这也是当地镇府的光荣牌），没粮食，哪来的猪。我想，再过几年，连人吃的粮食也得发生饥荒（也就是发生粮食危机）。

其三、搞点养殖业，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时得把羊腿拴在床头上，关键时候，人的铺盖得搬到牛棚里，与牛同眠。（城里的人不信，请你到农村里来调查）

猪吃人运动：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养猪赚钱，套取贷款，圈地开发……地产商摇身一变成了“猪倌”？

想干啥？

1、优惠政策比房地产好得多得多。

2、贷款贴息可渡楼市难关。

3、容易圈地可搞度假村。

醉翁之意不在“猪”，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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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惧怕三重门

白雪飘零女人 — Thu, 28 May 2009 23:33:11 +0800

由于中国的房地产领域，官商勾结的链条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民众进行欺骗、引诱甚至威胁、恫吓，以达到弄假成真，逆势推动房价持续上涨的目的。这种靠掠夺民众维持的虚假繁荣，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隐患，也成为严重损害民生的一大罪魁祸首。但是，靠掠夺支撑的暴利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中国楼市面临的三重门，是他们很难迈过去的。这三重门就是：断奶门、保障门、人口结构门。
    先说断奶门。目前，各地相继暴露出来的假按揭案，令法院和金融监管机构忧心忡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日前表示，虚假按揭贷款案件开始明显增多。这种行为终于招致有关部门的警惕。比如，上海银监局在4月份连续两次印发规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的通知，要求在沪中外资商业银行严格执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首付款比例和利率规定，严禁变相放宽贷款条件，严防“假按揭”和“零首付”。
    在监管收紧的同时，信贷注入也将快速收窄。今年前三个月，信贷投放非常大。比如，3月，新增贷款1.89万亿元，同比增长667.97%，但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延续下去的。因为，我国原来计划的2009年的信贷投放也不过5万亿，一季度就完成了超过90%。果然，今年4月新增贷款降至5918亿元，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27.57%，环比明显回落。
    信贷资金的注入是帮助开发商金蝉脱壳，助推房价反弹的最重要动力，一旦后续资金跟不上，对开发商而言无疑是一场犹如断奶般的痛苦，加之监管趋紧，假按揭难度加大，人造“小阳春”很难继续维持。
    再说保障门。住房供应市场分两大块，一块是保障性住房，一块是商品房，市场的需求量是基本固定的，倘若保障性住房的蛋糕加大，商品房的蛋糕必然变小。因此，开发商极其憎恶、恐惧保障性住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保障性住房设置障碍。
    早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已经明确宣布，要在未来3年投入9000亿元建造700万套保障性住房，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势必会对商品房价格构成巨大压力。就连潘石屹也发出哀鸣之声：普通住宅市场基本被保障房“占领”了，仅存的普通住宅在成本方面也无法与保障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任志强更是一次次抨击保障房，不过，他的角度更高明，以腐败角度攻击保障房，就好像公众所知的权钱交易密集的商品房才是一片净土。
    如果保障性住房供应加大，开发商对商品房价格的操纵能力就会明显下降。
    最令开发商难以迈过，确切的说，是根本迈不过去的是人口结构门。
    我们不妨先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二战后它的人口出生率一度达到33‰，当这批婴儿长大成家后，必然造成住房需求的增大，推动房价和地价的上涨。因此，日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房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但随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一直下降到10‰以内。等这批婴儿长大成家后，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呈下降趋势，因此，日本房价从1991年后开始持续暴跌，这其中有日本房地产泡沫骤然破灭的因素，也有人口结构发生改变的因素，或者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快了日本房市泡沫破灭的步伐。
    再看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鼓励生育，出生率快速上升，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推行“晚、稀、少”的人口政策。1970年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8，到1979年时已经降到2.75。1980年，我国又推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2000年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22。
    对照一下我国房价的走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形成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在新增购买力推动下，我国房价走出了一波快速上涨行情。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实行“一胎”政策后出生的孩子已经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他们替代计划生育前出生的人口成为住房的刚性需求者。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未来房价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将直接对人的消费、投资行为构成影响，并传导到现实的房价当中去。
    而且，我国正在逐渐步入老年社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19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一旦成家，将面临着上养四位老人、下养孩子的双重负担。这种负担也将对未来的住房购买力构成直接制约。同时，独生子女结婚后，在未来某一时刻也将继承双方父母现有的房产，一套自住，其余的一套或多套住房则推向市场。这也将影响未来的房价走势。
    相关数据充分证明了笔者的推断。我专门查阅了1991年至2007年连续17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从1996年开始，小学招生人数开始下降，此后，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
    2007年与1996年相比，全国小学数量从64.6万所减少到32.01万所，减少一半还多！招生人数，从2524.66万人，下降到1736.07万人，减少了788.59万人；在校生从1996年的13615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0564万人，减少3051万人。
    小学生数量及小学学校的快速减少，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约2015年之后，这种变化的影响力会逐步体现出来。看看日本的房价走势吧，那就是最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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