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博客

吴念真小说集-特别的一天

吴念真 — Fri, 04 May 2012 13:35:56 +0800

4月27日吴念真在大陆首发小说集《特别的一天》，书中还有一封吴念真写给大陆读者的信。这一收录了七部短篇小说的集子，描写了台湾北部矿区人们的生活，以“审视个体在社会洪流中的无奈”。吴念真称，写下这些小说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其实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吴念真称，《特别的一天》“是年少时候所写的一些文字。时间大约是1980年代初期，我二十几到三十岁之间。”如今，他“用已然苍老的心境回头去看”，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段充满力气和希望的日子”。“无论在政治、文学、舞蹈、戏剧和音乐、电影上头都有一群年轻人在冲撞限制，寻求改变，并且那么单纯地相信着：总有一天we shall overcome！”
《特别的一天》是吴念真在进入电影行业之前的最后一本小说集，“之后却也就不曾再以小说的形式写过任何东西”。“当时从不知道，时间，其实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一边无情地催人老去，一边却又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改变了所有限制和不可能。”
吴念真1976年初开始小说创作，题材大部分以矿区生活为背景，真实地呈现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和个体在社会洪流中的无助与茫然。

吴念真在这本书中自己写了序言，在序中他写道：重写一篇序，却有写墓志铭的感觉。埋葬的是自己的小说，或者，写小说的自己。

最后一篇小说，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悲剧脚本》，是十六年前写的。记得那年瑞芳枫仔濑的矿场发生灾变，联副的痖弦先生要我写一篇“小说”。
枫仔濑灾变现场的记忆犹新：抢救人员忙着接电加装抽水马达，现场灯火通明，老爸也跟去那儿帮忙，很没有效率，可能也没人理会地大呼小叫。矿务局一个官员跟记者说可能没有什么生还的人了，“因为……”他说：“他们名字的笔画都不太好。”
而，就在大约五十尺外，阻绝“闲杂人等”的红色塑胶绳旁，一个奥巴桑却绝望而认命地在为矿坑里的儿子烧脚尾钱。儿子的儿子跪在一边，从制服的学号看得出是四年级，十岁吧，表情是一脸疑惑、好奇以及因为围观的人多而不得不撑出来的严肃、正经；当时正是薄暮，微雨，燃烧的冥纸随风翻飞，火光时明时暗，是一个悲剧场面的绝佳氛围。我本能地从包包里抓出相机，焦点放在奥巴桑的眼睛和下巴之间，等待她把冥纸放入火中，不得不移近身子时，脸部下沿便有足够的光让我按下快门。
等待中，奥巴桑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只是不经意的一瞥吧，对我来说，却就成了永恒的逼视。
那眼神极其复杂，像是礼貌的致意，像询问、质疑，像埋怨，像咒骂、轻视、敌意……甚至哀求，或者，同情——同情这个正以“兴奋”的心情企图抓住自认为杰出的一刹那的无知的旁观者。而，这个旁观者却正是出身自这个悲剧场景的自家子弟。
后来，我把相机收了起来，此后，直到现在，除了孩子，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我不曾把镜头瞄向其他人。
几天后，我写了《悲剧脚本》这篇小说，因为解除了“虚构”之外，我根本无法掌握真正的情绪和文字进入真实的人间。
小说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影上班了，从此与影像为伍，从此任何文字的终极目标都是为影像服务。
十六年后的现在，父亲过世了，枫仔濑的矿场早就不见了，相机的长短镜头都早已发霉了，机身虽然完整，但连卷片器都生锈失灵了……
而那个奥巴桑还在吗？我常想起她的眼神。她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年那么不经意的一瞥，却让一个人从此和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永远地告别。
《特别的一天》当初远流要出版时拖延了许久，拖延的是我自己，理由正是那种已然决定告别，何必留下痕迹的心情。后来，是当时小说馆的主编陈雨航把所有稿子收齐、打字、校对、编辑完毕拿到我家，我唯一要做的是写一篇序，没想到，我还是照延不误，结果，是好友小野为我写的，许多人都说他的序比我的小说好玩。我当然也这么觉得。
这回，远流再度重出《特别的一天》，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猜，大概是他们知道这个人要再写小说已经很难了吧？干脆就用这本书做这个作者的告别纪念。如果是，我这个序就真的是墓志铭了——是留给自己的小说和曾经写小说的自己。
铭曰：躺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和作者一样，面对可能的礼貌的致意，或询问，或质疑，或埋怨、咒骂、轻视、敌意……或者同情，都只能无言以对——因为两者都已经死了十六年了。

吴念真微电影：台湾女人

吴念真 — Wed, 25 Apr 2012 16:38:59 +0800

吴念真的微电影台湾女人，刻画人物细腻，让人感动，其实旧社会的大陆女人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有这样的大陆女人

吴念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吴念真 — Mon, 02 Apr 2012 16:49:35 +0800

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的“年度杰出作家”奖的奖金由10万元提升至15万元。据介绍，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每一届提名的各个奖项竞争都很激烈，今年尤以年度散文的提名竞争最激烈。最终赵越胜、十年砍柴、刘亮程等5人入围了最终提名。帅彦表示，进入最终提名的散文家都非常优秀，但在2011年，还有很多作家也写出了优秀的散文，比如熊培云、戴明贤、董桥、维一、许知远等等都发表和出版了非常不错的作品，“所以这个奖项的提名竞争特别激烈，得票非常接近。”本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于4月13日在广东台山举办颁奖典礼。

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日前正式启动。30位作者进入最终提名名单，经过十一名提名评委三轮投票, 包括吴念真、骆以军、郑小琼、贾平凹、王安忆、严歌苓、杨炼等海内外作家。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秘书长帅彦称，在本届的提名过程中，各种写作都得到评委们的注意，名单反映了评委们“足够开阔的文学视野”。

吴念真今年要拍讲述女工的电影《本命》

吴念真 — Thu, 02 Feb 2012 15:52:42 +0800

　　这是导演吴念真回想自己2011年一整年的感言是“忙碌胶着，心力交瘁。”，意思就是2011讲的是马不停蹄地广告工作.但是吴念真挂念的是自己许诺要重拾导演筒的诺言，去年未竟，“今年这是首要完成的事。”吴念真今年最首要的就是要把他将讲述女工的电影《本命》拍掉。

　　回想一整年，纸风车文教基金会用五年完成了纸风车三一九乡镇儿童艺术工程的计划，加上舞台剧《人间条件》系列一到四集在一个月内连演完毕，“其实很丰足，很精彩。”吴念真说，这些年做三一九，他最担心的不是下雨，也不是没有人潮，而是车祸，“我总暗暗设想，这件事千万不能发生，一发生对捐助者无法交代，对演员无法交代，也会让这件事情停滞。”吴念真说，忧虑的还好没有发生，一切都圆满结束。

　　进剧场对是一种放松，“《人间条件》演出超过几十场，大家就像一家人，笑话任由来去，非常愉快。”吴念真说，他很希望有长时间可以安静下来做一件事情，“老年对我来说，感触很深，我能做事的时间到底还剩多少，我存疑。”

　　今年最首要的就是要把他将讲述女工的电影《本命》拍掉，“今年是龙年，我拍的是一个属龙的女人的故事，工作做很多的台湾女性宿命。”

　　阅读就是休息，没有事情时，宁愿不打高尔夫球，待在家里当宅男，把书看完，独处，带狗散步，生活对六十岁的吴念真来说，仍然是兢兢业业地超越。

吴念真2012年1月~5月微博

吴念真 — Sat, 14 Jan 2012 16:22:10 +0800

1月14日11:29：今天是投票日，八点到四点投票，顺利的话晚上七点就可以看到结果。而小野却选在这个晚上嫁女儿、宴客。他的朋友遍佈红橙黄绿蓝靛紫，开票结果有人欢畅的同时必然有人受伤。所以想在宴会厅门口放上一个立牌，写著：请关闭手机、网路，请专心祝福。

1月23日02:28：拜年。在雨声与远方断续的炮竹声中。愿人世静好，岁月无惊。愿大家心无罣碍，日日好日。

1月25日22:59：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车祸过世。真心敬重的创作者又少了一个。山田洋次先生，请你一定要长寿。

2月17日11:55：两岸语词使用上的差异我们的马总统举了一个例子，说「吹喇叭」在对岸的意思是「拍马屁」。是吗？我不知道。但敢用「吹喇叭」这三个字当例子可证明他还真不是普通的「清纯」。其实最近一个例子更好，NBA的转播里出现一个观众举了个牌子，「e04 lin teacher TW pride」，好笑极了，但马先生绝对不懂。

3月2日18:41：连续假期连续湿冷。上班日...阳光普照。开春以来最像样的阳光晒进办公室。

4月13日23:58：不过几年前而已，台湾媒体经常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说两人长得像，都长得好看，都很有才能、魄力，都是未来希望。最近这两人的新闻又一起塞满媒体，说一个无能、一个不堪。结论是：唯有百姓英明，才不用老在苦苦等待英明的领导人。

4月21日17:53：人在南方国度，暂时的逃离。旅店窗外凤凰花开出一片火红的盛夏。在台湾凤凰花开正是毕业的季节，很多人作文常这么写：凤凰花开，骊歌高唱。小学毕业歌里有一段是这么唱的：青青校树，灼灼庭花。记取囊萤窗下，笔砚相亲，晨昏欢笑，奈何离别今朝....。觉得五十年前的歌词写得比现在的有气质多了。


4月24日14:27：「阿勃勒」，南方另一种夏季的颜色。办公室外也有几棵，但不知是纬度的关系或者城市性格，总是开得不干不脆、拘谨做作。旅馆里的英文解说写得很浪漫：...一如阳光的碎片在你的眼前定格。


5月3日23:56：接到编辑的mail，问我地址，说要寄书过来，才知道「特别的一天」已经上市了。之前在微博看到的封面照片等等都以为只是发行前的告知。二三十年前的文字重新要面对的却是全新的读者，那种心情很像老年再娶，竟还广发喜帖....是高兴，但「不好意思」的感觉更多。还是一句话：感谢江苏文艺的「勇气」。

吴念真2011年12月微博

吴念真 — Fri, 30 Dec 2011 16:11:44 +0800

2011-12-1020:52：上星期去了一趟美国，五天裡跑了两个城市，休士顿和底特律。休士顿的天气像台湾，底特律则冷多了，抵达的当晚甚至还下起雪来，但屋子裡有朋友、有酒、有暖气，所以毫无寒意。台北今天整日苦雨，气温十二度，在没有暖气的屋裡断续看著电视上候选人毫无情感温度的辩论，忽然觉得冰冷彻骨。

2011-12-1723:44：和这位女士一起度过三十个寒暑。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她原本是精神科护士，孩子出生之后就辞职了，因为得「专心照顾家裡两个疯子」。朋友都叫她大嫂或阿瑞姊。最近很多人都说她是「白头髮的蔡英文」。晚上的週年盛宴是「什锦烩饭」，我煮的。

2011-12-2201:56：晚上看到李国修癌细胞扩散因此得暂时离开舞台的新闻。和他的交集不多，但他和屏风几十年来的贡献我们都看得见，一路走来的艰辛，尤其是在创作上，我感同身受。请上天赐福国修，因为我们持续地需要他用感动和欢笑支撑我们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一如他所说的「当兵生涯」。国修、王月、屏风，加油！

2011-12-2610:45：星期五星和期六两个夜晚我们在台北的自由广场演出「人间条件一」。星期五演出一半开始下雨，志工发出七千五百件雨衣，观众没散。星期六低温十度，一万三千个观众和我们一起度过圣诞夜。有这样的观众…真是剧团和导演最大的幸福。

2011-12-3023:39：2008年开始，台湾的联合报和远东集团也学日本每年选出一个年度代表字。日本今年选出的是「绊」，据说有不离不弃同心协力的意思。台湾选出来的代表字通常和民意不符，例如2008他们选的是「乱」，民间选的是「干」（髒字儿）。2011…要选举了，他们选出的字竟然是「讚」，我TMD笑到差点岔气！

吴念真：最难的时光是现在

吴念真 — Mon, 19 Dec 2011 16:38:45 +0800

　　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八十年代的台湾给我的感受太强了，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

　　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很穷困，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圆圆的黑框眼镜，吴念真看上去始终是《一一》中那个NJ的形象，一个内敛细腻诚实的好人，就像你我身边的每一个ta。

北京的秋天里，读者见面会现场，他坐在人群中谈笑着，带着浓浓的台湾本省人口音。过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时地爆出一片笑声。

人们都是奔着这个“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而来。年近花甲，吴念真觉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忆，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唯一的角色就叫‘回忆’”。那些发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最终都被他变成文字、音乐、影像……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能量和养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N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而他自己从不忌讳“讲故事是被训练出来的”，更多时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喧闹和风趣，常常愿意在安静中思考。最感激的事是“书写和阅读”，而未来最想做的事是卖拉面和旅行。

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吴念真从小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那里是一个金矿，村子里四百户人家怀着同一个梦想去挖金子。那时候的四百户就像一户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个人都是长辈，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饭，从自己家吃到别人家，他们会把整块鱼放在你碗里，彼此之间没有陌生。当时最恐怖的事是村里拉响警报，广播上播放哪个井发生矿难，随后教室门口就会出现一个穿得像“死神”一样的人，叫着死难家属的孩子，“XXX，来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里唯一念过初中的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帮邻居读信、写信，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总比别人多。由于家境贫困，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台北打工并在工作之余读完高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小说，讲述矿工的故事，很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开始创作剧本、写歌词，拍电影、广告，做主持，演话剧……台前幕后都是他的身影，唯一不变的是讲“真实的故事”。

Q：在写《这些人，那些事》时是怎样的感受？

吴念真：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记忆。当时就想把生命的一点点记忆和人分享，通过书写这个过程来抒发掉那些情感。

我很感激上帝给我两样东西让我不会发疯，一个是书写，一个是阅读。比如这段时间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厌倦、忧郁这样子，我整天会抱着王安忆的《天香》，思绪就会进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暂时脱离某些不舒服的状态。

Q：你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故事，比如计程车司机，比如初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这些故事有着特别的地位？

A：老是有人说我很会讲故事，其实我不是很会讲。这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经意被训练出来的，就不得不去讲。有些人的某些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是在沟通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Q：在你的回忆里最难割舍的是什么？

A：我觉得还是最亲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五六十岁，就会觉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种感觉不一样。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属于我们的共同的生命记忆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忆，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现在还经常回去吗？

A：那里现在没有人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这是最悲哀的。当年生活的村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荒草，只有两栋房子的框架在那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回去看一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那些和你相处的朋友都跟着回忆回来了。另外一个意义是，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以前很穷困，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父亲一代是“历史的孤儿”

“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当这些字幕静静地流过画面时，人们都止不住流泪。这是电影《多桑》的片尾，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父亲的骨灰。

这个故事吴念真也常常讲起。父亲从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这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宫和富士山。在他死后多年，一次吴念真出差去日本，带了他的骨灰，碰巧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夕阳西下的富士山，吴念真就拿出骨灰，让父亲看一眼。

在过安检的时候，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讲了整个日据史和他爸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后面等安检的队伍一直等了很久，最后安检人员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吴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为什么会拍《多桑》？

A：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忽然，我听见他喃喃地说，“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然后没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没有第二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拍《多桑》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亲一代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A：你们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从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们经历的人生转折是从“aeuio”变“bopomofo”。可是他的儿子念的书却告诉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听到爸爸讲日本的好话就会觉得很讨厌。有时候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怜，他们是台湾的“历史孤儿”，没有归属感，不晓得归属到哪里去。

Q：你在书中说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

A：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父亲很严肃，跟子女之间不亲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实好远。你没办法知道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告诉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间接告诉我。

Q：父亲、弟弟、妹妹都是自杀的方式离开的，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A：彼此没有关系。我爸爸是矿工的职业病，他当时是没办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种样子很难看，所以蛮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这样过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样，妹妹是忧郁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问题了，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了。

Q：他们这种方式离开对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没有影响？

A：当然会有。我小时候就是在矿区的，矿区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对死亡这件事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最难忘八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1983)一片，讲述了三部关于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的贫民生活的故事。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后来，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场红红烈烈的浪潮背后，灵魂人物就是年轻的作家吴念真。他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合作，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台湾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面孔。

Q：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慢慢开始民主化，整个的思潮都已经在希望突破独裁政治，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文学，都好像在有一种新的力量在动，想要冲出去。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最棒的一群人都朝着一个信念努力：希望把电影做好，希望台湾电影可以让全世界都看到。

在一个蛮美好的时代，可以碰到一些蛮美好的人。他们有已经在台湾拍电影的，你看出来那种聪明跟人家不一样，像侯孝贤；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像杨德昌、柯一正他们，后来越回来越多。

Q：现在和当时的人渐行渐远，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A：当然会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Q：很留恋那个时代的台湾吗？

A：当然。因为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比较单纯，亲密，没有算计。到长大之后，城市已经都是工商业了嘛，感觉是有念书的在掠夺那些没有念书的，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不应该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而应该说那个年代给我的感受太强了，它那个模型、那个样子太美好了，而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对那个东西有留恋，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在那个年代。

Q：你觉得自己最艰难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A：现在。最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吴念真印象

吴念真 — Sat, 03 Dec 2011 18:13:04 +0800

这是一个精力无比充沛的人，把事业的排场铺得很开。其实，他更是一个随性的人，往往对美贪婪的人，才会像吴念真那样把人类的精华照单全收。他是一个说书先生，他其实不在乎别人是崇拜还是起哄，就像某个村头大树底下的长者，和大群小孩述说着村子历史上的各种传奇。

吴念真的村子很大，大到整个台湾，大到全世界。

这个永远保持着泥土芳香的中年人，既懂得规则又懂得真情让人，他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我并不确定,他是因为口才好做了名编剧，还是倒过来。他吃过很多苦，但天生是一个在悬崖上玩杂技的人，他甚至可以恶作剧地把一个不怎么善良的人，抱去玩恐怖剧。他的故事可能比《一千零一夜》还厚，但绝非只是他个人的，那是一部有很多熟人组成的众人世态相。

《这些人，那些事》，一篇篇小说或随笔，但我觉得是一部部电影，吴念真有这样一种功力，把他人生的每一节车厢的车窗擦拭得很干净。很多人看完都会说个“真”字，但我更为感叹的是他的记忆力，这是一种把时间刻进肉里的能力，唯有对他人的生命无比珍惜，才记得住这一切。

吴念真事业的大半部分是幕后的，他决定了台湾新电影的起步，也给《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和《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注入了自己的影子。他是纯正的台湾“本省人”，却比很多“外省人”更关注当时的“社会矛盾”。他奉献的诗意不仅是乡愁篇，更多的是一个庞大的往前颠簸的现代文明世界。

你可以说你搭错了车，也可以无视慈悲的滋味，但你无法拒绝某些人间条件，大概只有那种成精的人，在说出真相时毫无顾忌。吴念真前世一定是一个沉默的享福者，他在今世的确有点鼓噪，但有谁懂得：他把苦涩的往事都做成了甜品，大家尝到了甜头，而他依然寂寞。

他能把他的经历写成书，拍成电影，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美意。当然他不在意你用夸张的神情去读，他就是喜欢制造戏剧效果。有一种经验丰富的人很可怕，因为他的库存深不见底。

他的脾气不会很好，他也容易得罪人，但大家都喜欢讲真话的人，却不想想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台湾新电影，挥手一瞬间成了历史，我可能比较关心吴念真逐渐离开了那个电影圈子的原因，每个时代的见证者都会有本他的历史，相对而言，我更相信吴念真的见证。他是半个参与者，半个旁观者。

喜欢这个无比丰富的人，他的热情背后有种理性，是后天得来的，他能看破别人眼里的东西。

比起人生的厚度，我们早晚会更喜欢人生的长度。

吴念真：人生的福分

吴念真 — Tue, 29 Nov 2011 13:29:13 +0800

　　舞台剧《人间条件》在台湾上演的时候，导演吴念真就躲在侧幕，偷偷往观众席上看。台上的人平静地说着、笑着，台下的人却突然被戳中泪点，哭了起来……大家都已经分不清舞台上下的区别了，甚至包括他在内。然后，吴念真的眼眶湿了。“能和他们心灵相通，我是何其有幸。”』在他眼里，所谓人生的福分，也不过如此。

　　吴念真自述

　　吴念真台湾知名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其电影剧本多次受到金马奖的肯定，分别以《同班同学》、《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父子关系》、《客途秋恨》、《无言的山丘》等5片得奖。另以《海滩的一天》、《儿子的大玩偶》、《芳草碧连天》、《海峡两岸》、《悲情城市》、《多桑》、《超级大国民》等7片获得金马奖剧本奖提名。

　　我出生于台北县瑞芳镇的九份。台湾知名的矿区。那里的村民大多都是矿工。包括我的父亲在内。所有人都懂，这份工作很危险。我经常看着村子里有人死去。那让我从小就对死亡失去了畏惧。死亡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来时走的路不同罢了。

　　比死别更痛苦的是生离。做矿工的父亲死了，他的孩子、我的同学就要停止学业、离开村子，出外投靠亲戚，或者挣钱养家。以前我特别怕朋友旷课—那意味着他家有人死掉了。我会到他家去哭，不是哭死掉的那个人啊，是哭我这个朋友就要走了，还会为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家那么倒霉。那种心情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离别，就是分手的感觉。

　　村子有四百多户人家。每个人都把彼此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的邻里关系真的可以用“相濡以沫”来形容。生活太糟糕，必须要互爱互助，才能更好地活下去。所以在村子里，人跟人之间的帮助是无条件的，彼此的爱和关照都是真的。

　　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一度以为外面的世界也像这样。但当我到了城市里，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隔壁的屋子里住着谁，你根本不认识。在我们村里，那种做学问的人，专门在传达新的资讯—他订杂志，看新的知识，然后和别人分享。但是城市这边恰恰相反，所有人都在被灌输一种观念—知识是用来掠夺的。你书念得好，就能比别人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知道市场降价的资讯，就可以抢在别人之前，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东西。这都是掠夺，不是分享。

　　这让我很忧伤。我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让我很不舒服。这对我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影响。我总会在文字中不自觉地偏向一个主题—希望大家能放下身段，跟别人可以变得更了解彼此。

　　我离开台湾电影很久了。最后拍的一部电影是1996年。实际上，我的人生里，有很多事情的选择都是意外，现在想来都是际遇。当编剧啊，当导演啊⋯⋯都是意外。

　　大学时我在医院兼职上班。上得好好的，突然有个朋友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到电影公司上班。我本想拒绝，可是后来想想，再过一年，我就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后，我可能会去考个会计师或其他什么的。还不如趁这剩余的一年时间，去电影公司看一看。然后我就答应了。再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是尘肺。我很愧疚，开始写爸爸的故事。没想爸爸的故事被看中了，成了后来的《多桑》。一切都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却又走得那么顺遂。

　　我跟台湾几乎所有好好坏坏的导演都合作过。和不同的导演合作，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我想试试看。蔡扬名、朱延平我合作过，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我也合作过。对我来说，我从中学到很多很多。跟侯孝贤讨论剧本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他会讲故事，我也会讲故事，大家都在讲精彩好玩的故事。跟杨德昌讲剧本就很累—你滔滔不绝的讲，但是他没有丝毫反应！后来我问他，他说当时自己在想故事的架构跟哲学基础，如果你讲的这段符合他的需要，他就把故事抓过来记在心里。所以，我懂得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和别人合作也好、相处也好，必须去理解对方，适应他们不同的处事方法，事情才会变得更好。

　　现在我在做舞台剧。电影很简单，一个镜头拍完再接下一个镜头，拍得不好，没关系，可以NG重来。舞台剧不能重来，你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再说电影，一天里边，台东在上映，北京在上映，巴黎在上映⋯⋯导演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只能从票务那边知道这个电影到底卖得怎么样。但舞台剧不是，你身在现场。你可以呆在侧幕偷看，可以感觉到舞台下观众现在有没有专心，此刻的情感是不是和自己有呼应。

　　有次谢幕，我跟观众讲了一番话。我是这么说的：“我做过很多行业。但舞台剧给了我很大满足。我站在侧幕，看到你们在笑，看到你们在擦眼泪，看到你们在分享面纸。这是创作到极致的感觉。此刻我们是在一起的，创作者和观众是在一起的。”台下一直在鼓掌。我突然很感动。“我何其有幸，与你们如此接近。”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是人生的一种福分。人跟人可以这么接近—而且不好意思，他们还要花很多钱买票！

　　拍电影也好，做舞台剧也好，任何人生的际遇，我都当作是一种学习。你现在如果叫我去开一个面店煮面给大家吃，我也觉得蛮好玩的。但说实在的，退休是我根本不敢想的东西。

　　我现在是很可怜的状态，朋友有时候也在讲，为什么我这么老了还这么辛苦。我也觉得纳闷，都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少壮时也蛮努力的呀，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回家还要写剧本，怎么到老还是劳碌命？

　　我还真就去算过命，问算命先生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算命先生讲得特别狠：“很难啦，你死的时候还留下没有做完的工作。”是不是好惨？想想也有可能啦。我写了很多剧本，说不定死了之后还有人拿那个剧本来演。

　　实际上，只要一离开工作，我就会变回一个很安静的人。我没有交际活动，朋友都知道我是个最无聊的人。我每天干的事情就是看书、摸东摸西、整理庭院、跟狗聊天，或者一天都不讲话。

　　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人生下来会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事情都很难说，但是起码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为善的第一步。

　　我现在最想去云游。云游是什么？是去当乞丐，到处去当乞丐。人生中还没有到达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看。我在心里有列一个表，记录我必须去看看的地方。去大溪地，横跨西伯利亚，坐火车到拉萨⋯⋯

　　我的理想生活是最好不要做事。我好累！我希望在乡下有一个小小的房子，有块地可以让我种菜。我喜欢种菜。犁地、浇水、抓虫子，那都是实打实的劳动。它每天都长给你看，每天都在改变。你付出多少，它就能给你回报多少。不像写东西，我写了半天，都不晓得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写成。

　　吴念真新书:《这些人，那些事》

　　给你讲个悲伤的故事对话吴念真

　　记者：能给我讲个近来感动了你的故事吗？

　　吴念真：讲个悲伤的故事吧。前些日子，我看到微博上有张照片—那是一张四十多岁矿工的脸，看上去是个憨厚的人，黑，瘦，脸上沟沟壑壑。他得了尘肺，很快就要死去。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眼泪就“啪”的一声流出来。我爸爸得的就是这种病，过世的时候，他62岁，我很不舍。那个年代的台湾，没有好的采矿设备，干那一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走向死亡。但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采矿的设备多好啊，为什么矿工还是得这种折磨人的病？这个矿工才四十多岁，却要步上我爸爸的老路，这让我很伤痛。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却深深触动了我。我想，讲故事就是这样，必须要先能触动我，我才能用它来触动你。

　　记者：看了你的书，感觉你是随口一诌就是一个故事，张艺谋教你的词—“侃大山”，特别适用于你身上。

　　吴念真：对。讲故事，应该是一种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碰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就会想马上跟人家分享。一说就说成了习惯。后来自己当编剧，做广告，都是类似这样的工作。我总是在做一个沟通者，或者转述者，将故事一点点的讲给别人听。

　　记者：你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

　　吴念真：毕竟情感的归属，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部分。我实在没办法去给大家讲什么理论，一讲就头疼。像你和我聊天也好，做群众演讲也好，我都喜欢举例子—就是说故事。我不喜欢说光秃秃的字眼—有些道理谁都懂，比如要懂得和别人和睦相处。但你光是天天念叨和睦相处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一个例子或者故事，告诉人家这有多重要，他们才能听得进去。

　　记者：讲故事是你的本能吗？

　　吴念真：这肯定不是什么本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把故事说得那么好玩。一开始我总觉得是由于自己当了编剧，编故事有一套。后来想想，不对，这个能力是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小时候，广播剧很流行，全村子人都特别喜欢，天天听，一集都不落下。但是总会有听不上的时候—村子里有人死了，大伙都要去帮忙，就我们这些小孩呆在家里。那么晚上听广播剧的重任就交给了我。当时压力真大呀，我一个小孩子哪里记得住那么多内容，但还是得硬听，因为全村的人明天一大早就在等着你给他们讲故事。再说了，一个小孩子，听到爱情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懂嘛，所以到了要讲给村民听的时候，就只好胡说八道了，有的时候为了让故事听起来像真的，甚至会编一些细节把它补起来。

　　记者：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以前的胡说八道。

　　吴念真：都是唬人嘛。我跟小学同学碰面，聊过去的事。给他最深印象的也是我小时候就很爱讲故事。如果我看了一本课外书，回头就会把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又或者我去台北一天，回来可以整整讲上一个礼拜。（说些什么呢？）把路上的见闻细节都放大啊，或者是把以前自己看过的东西再瞎掰一下，把它掰成自己在路上遇到的，这样也能唬得住他们。（笑）

　　记者：为什么你说的故事比别人说的更好听？

　　吴念真：哎，这我可真不知道。应该是我听过很多难听的故事，所以才知道怎么把故事讲得更好听一点。（笑）不过，讲故事一定有个路子要遵循：讲故事给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听，跟讲给二十岁的人听，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想把故事说得老少咸宜是不太可能的，但你可以根据倾听的对象，来把你的故事规划的更好听。

　　记者：对你来说，讲故事给谁听最可怕？

　　吴念真：讲故事给高官听很可怕吧，讲故事给富豪听很可怕吧。比这两个还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讲给年轻人听。有个当校长的同学叫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我一听差点没给吓死—他们学校，国中（初中）1500人，高中500人，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老师和家长。老师、家长都好对付，大人嘛。我努力一把，高中也勉强能对付。但是1500个国中生，我要怎么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是很不耐烦的，是动来动去的！所以在演讲之前，我就感觉压力好大，要想好多方法去对付这帮年轻人。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思考这场演讲应该怎样讲。从那以后，如果有人要叫我去演讲、去给他们讲故事，我一定会提早先问好，台下坐的都是些什么人。

　　记者：大人就不难对付？

　　吴念真：我经常去做演讲，面对的就是城市里那一拨虚假的中产阶级。（讲什么？）挖苦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很虚假。这拨人其实需要的就是挖苦，他们需要时刻被提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你达到心理的共鸣。

　　记者：那您觉得怎么样的故事最精彩？

　　吴念真：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独特的，是其他人都不懂的。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大家都懂的，比如说爱、怜悯、同情等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故事，一定会是精彩的。但你必须学会听别人讲。聆听很棒！你和那种没有念过很多书的工人或者农民聊天，他讲的东西必定都是深入骨髓的。他们没怎么看书，也不晓得从书里面找很多例子。他只能讲他生活中的故事。他几岁的时候碰过些什么、他几岁生病病得有多重……你把那些细节记录下来，就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

　　记者手记：老先生吴念真

　　眼下，这个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就坐在我的面前，额头流着汗，手里捧着一杯星巴克咖啡。黑T恤，卡其色裤子，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我几乎要以为他是误打误撞闯入采访地点的路人甲。

　　老先生吴念真，这是他在微博上注册的名字。他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老，眉宇间甚至还能看到年轻时的样子。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样子，像是隐没在千千万万台湾人里的最常见的一张脸，没变。他本名叫吴文钦。大家都叫他Akim，是台语里阿钦的发音。我这么叫他的时候，他乐了一会儿，嘴里蹦出了几句闽南话，大致说的是我这么叫他的时候，听起来很亲近。

　　他的包很重，据说里边塞了电脑，还有好些书。采访结束后，出版社的人要帮他提包，他一直推搪，嘴里喃喃道，“太重。还是我来，我来”。他是独自从台湾飞过来的，连个助手都没有。

　　拍摄之前，他拉了拉衣角，检查了一下鞋子，还不忘用手理了理头发，即便那只是一个短得无法理出个发型来的板寸。他语速很快，说到高兴处会手舞足蹈。很难相信他私底下其实是个安静的人——喜欢看书、摸东摸西、整理庭院，还有，跟狗讲话。他说，“我知道你要写东西，所以我会讲很多让你有东西可写。”

　　这大概是一个很懂得照顾别人感受的人。这种态度应了他教我的那些说故事的技巧——要理解对方，设身处地。采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说故事的人为何浑身充满着魅力，而一个故事的力量又究竟在哪里？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或许是一把点燃的火柴，爆发着独有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就从吴念真的故事里，从他的字里行间溢出来。

　　而故事的力量，不是赚得来钱，也不是赢得来名声，而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故事本身最奇妙的地方。吴念真做到了。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却着实通过它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那些曾被他瞎编的广播剧感动的村民们，又比如那些被他创作的剧本触动的都市人。同时，他说的那些故事，也改变了自己的轨迹。

　　等电梯的时候，我忍不住和吴念真说：“您写的《桂花巷》是我最喜欢的闽南歌。”他仿佛被吓了一跳，兴许是没想到自己几十年前写的词，居然也能在异乡找到知音。继而他笑了，一边掏出新书《这些人，那些事》的小别册，翻到上边有这首歌词的那一页。他指着上边“谁知花等人采”这一句说：“你知道吗？这里漏了一个字，你瞧，本来是‘谁知花开等人采’。可能是传真的时候操作失误，‘开’字不见了。后来也就一直没改回来。”

　　然后，他就用闽南话哼起了这一句歌。哼完，他补充道：“少了一个字，还是唱到现在——这就是人生的际遇，谁都想不到。”

文|林夏生

吴念真的光阴故事

吴念真 — Wed, 23 Nov 2011 09:45:07 +0800

他的初恋故事被侯孝贤拍成了《恋恋风尘》，他曾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人称“吴金马”；他自编自导的《多桑》被马丁·斯科塞斯视为自己最爱的十大电影之一。他就是台湾编剧吴念真。

8月21日，人声鼎沸的上海书展，《这些人，那些事》简体版举行交流及签售会。这是吴念真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公开场合。几年前，有人邀请他携舞台剧《人间条件》到大陆演出，他婉拒了。“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讲故事给他们听，我没有把握。”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吴念真如此解释。

直到走在上海的街头，随时都有人叫出他的名字，他才意识到，“这里的人对我其实没那么陌生”。

女影迷直呼他“NJ”，那是他在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扮演的角色。这让他喜出望外，“这部电影并没有在大陆上映啊。”签售会上的书甚至也没有准备够，他有些得意，但随即打趣道：“不过比不上隔壁的蔡康永啦，他随便签售就是1000本啦。”在“康熙来了”的节目现场，蔡康永却羡慕地对吴念真感叹：“你的广告量是我的十倍。”

吴念真有台湾“最红的欧吉桑”、“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的美誉。作家小野十多年前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消遣这位好友：“你要了解台湾的小说和电影，竟然不认识吴念真？”

乡土情怀

人还没进咖啡馆，隔着玻璃窗就听见一个男人抑扬顿挫的声音，语速之快如同百米冲刺，明亮湍急。推门而入，顺着话音望过去，果然是吴念真。一个瘦小、热情，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的人。

“他已经讲了一天啦。即使是重复的故事，照样能把它描绘得妙趣横生。”出版社的朋友把吴念真描述为一个“很会给料的人”，“跟他聊天，彼此都容易进入状态。”

“因为我是狮子座，最怕场面冷掉。讲故事能带热气氛。”谈及此，吴念真笑了笑，“其实我更喜欢观察人，喜欢聆听大过喜欢倾诉。”这一次到大陆，儿子吴定谦为他安排的一系列行程，他都一一挡掉，“我对风景不感兴趣。宁愿与更多的人接触。”比如与读者聊天，或者上微博围观年轻人都在议论什么。然后他调皮地说，“这边的尺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宽太多。但刚看完的一条微博，也会突然不见的哦？”

1952年，吴念真出生在台湾新北市瑞芳区九份的矿工家庭。《悲情城市》和《一一》曾在这里取景，吴念真的故事也从这儿的人和事说起。

“我讲故事的能力是被训练出来的。”吴念真记得，幼年时矿区里讨生活的街坊邻居大多是不识字的本省人。他常被叫去为叔伯阿姨们念报纸，且一定要用闽南语讲述报上的大小故事。“从国语转化为闽南语很生涩，如果直接念出来，就会被叔伯用报纸敲头。”慢慢地，吴念真学会了先把故事看完，然后再转述的本领。比如讲古巴导弹事件，报上记载：“美国总统肯尼迪警告苏联，若不撤走，美国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古巴在哪里，知识分子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但矿工们不一定知道呀。”他如此转述这则新闻：“古巴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苏联在这里安了一根针，美国很难受。他警告苏联，再不拿走，我就打你哦。”他从小就意识到，通俗很重要。

九份的“精神领袖”条春伯也是吴念真的训练者之一。他教吴念真写信的基本礼仪、常用语法等等，也让吴念真试着替村人读信、写信。那些因一封封书信而滋生的家族情感与故事，让参与其中的吴念真体会到：“知识，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有情有义的。”

朋友眼中的吴念真“情感大于天”。侯孝贤曾调侃，“念真，念真，这个笔名意为思念一个叫阿真的姑娘。”吴念真并不避讳。阿真是他的初恋。去金马服兵役期间，她为他买了1000多张信封并贴上邮票，“可我还是遭到了兵变。”

有些情感则无法轻易诉说。2001年，吴念真的弟弟连碧东因负债自杀于车内。车子停靠在九份矿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俯瞰如今成为废墟的他们的故乡。在山的那一头，吴念真曾指着这里对弟弟妹妹说：“这是台北，长大以后，我们要到那里赚钱，这样我们就不会没钱买菜了。”那一夜，雾很浓，外头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他只记得，火车喇叭的长鸣，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样。几年后，他用第三人称写下短文《遗书》，回顾了自己和弟弟一生的交集。“用第一人称写，我会死掉。”他说。

最有故事的人

与其说吴念真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不如说他是最有故事的人。

16岁时，吴念真离开九份，到台北半工半读。扫地，当学徒，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退伍后，他考上辅仁大学夜间部会计系，20岁开始发表小说，连续获得联合报文学奖和吴浊流文学奖。

当兵之前，他没有提笔的念头。一直到看过乡土作家黄春明的书《锣》，才知道小说可以把生活周遭的人写得如此生动。九份的矿工以及到台北讨生活时看到的众生相，就一点一滴进入了他的小说和剧本。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正处于“国片已死”的颓废状态。港片、烂片、录像带充斥着市场，胡金铨武侠片和琼瑶爱情片开始衰微。“侯孝贤那时还是小导演一名，拍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片。比如凤飞飞主演的《恰如彩蝶飞飞飞》。”吴念真回忆，“与其依赖老导演，不如靠自己。”他与同在“中影”担任企划的作家小野商量，能不能大量起用新导演。比如一部电影四个导演一起上，“这样新导演才会迅速冒尖。”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的集锦式的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分别执导其中的一个故事。这种同时推出多个新人的尝试是照亮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第一束光。

“杨德昌、侯孝贤，我们好多人混在一起，聊故事，想剧本。”太太抱怨他，上班弄电影，一堆人回家还看电影、讲电影。“一群年轻人胡说八道，海阔天空。速记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大家以后再整理这份记录。”就在这段期间，吴念真把对九份无尽的诉说写进了《无言的山丘》；服兵役期间的趣事写成了《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许鞍华的复杂身世被改编为了《客途秋恨》。而他自己的初恋故事则被侯孝贤拍成了《恋恋风尘》。这些电影都成为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翘楚之作。

“我没办法写没有情感体验的东西。”吴念真坦言。而1989年的《悲情城市》则浓缩了他一生的叹息。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文化的氛围可谓气象万千。“戒严取消了，蒋经国去世，文艺界开始有意无意地涉足一些敏感话题。”其中，“二二八”事件自然是绕不开。作为编剧之一，吴念真的解读是：“中原文化有一种优越感”。这导致了他和导演侯孝贤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的争议。影片中，妻子从丈夫的遗物中找到一张小纸片，塞在领带里，上面用日文写着：爸爸无罪，要有尊严地活下去。不过，在电影《悲情城市》里，侯孝贤将遗书处理成一块大布，还是用中文写的。

“台湾的‘四年级生’和大陆的‘50后’很相似。我们从日据时代走过，经历了台湾最穷的时候，也经历了台湾民主与领导人的更替。我们的认知不断在改变。”在柏林墙倒掉的那一年，杨德昌对他说，“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我们被迫行走。”而行走的体验则成为了吴念真故事里最质朴的素材。

2007年，杨德昌去世后，吴念真与侯孝贤、蔡明亮也很少联系了。当问到侯、蔡两人已经不回台湾拍片的现状，吴念真感慨道：“有些人只拍小众片，那是个人的选择。”目前，吴念真正忙着写作下一个剧本——《女工》，讲述那些在底层打拼的女性们。“我的电影永远拍给大多数人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