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挥的分享

走下神坛的投资银行金融卖方正土崩瓦解

魏武挥 — Sat, 19 Nov 2011 22:52:33 +0800

Citron做空奇虎360报告全文：移动业务营收为0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21:56:45 +0800

北京时间11月1日晚间消息，中国概念股做空机构Citron今日发表报告，认为奇虎360与斯凯一样，均故意夸大公司业务，旨在迎合华尔街。Citron同时将奇虎360目标股价下调至5美元，较当前股价低75%。

以下为报告全文：

今年5月2日，在斯凯股价高达18美元之际，Citron发布报告，称斯凯采用的是即将被淘汰的商业模式，同时将斯凯目标股价定为3美元。当时斯凯进行了回击，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随后多名分析师调高了斯凯股票评级。但四个月之后，斯凯的股价如实报于3美元。Citron称，这不是因为它的报告，而是其业务模式的必然发展结果。

今日，Citron又挖掘出一家与斯凯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公司：奇虎360。我们预计，奇虎360的股价将降至5美元，较当前股价低75%。与斯凯一样，奇虎360也故意向华尔街美化其业务，旨在赢得更高的市值。在这两起事件中， Citron分析师均果断地给出结论：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

奇虎360的上市时机较为适宜。2011年春，中国所有的互联网股票都表现强劲，新浪股价逼近150美元，优酷超过50美元。虽然营收有限，但奇虎360却为公司未来制订了过高的标准。看过我们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期望不切合实际。

奇虎称，他们拥有“3亿多活跃用户”，“80%以上的渗透率”，“基于活跃用户数量是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而我们的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奇虎21%以上的营收来自谷歌，但谷歌旗下Doubleclick ad planner数据显示，360.cn访问量在中国网站中仅排名第21位。链接如下：http://www.google.com/adplanner/static/top100countries/cn.html

现将奇虎与业务模式相类似的搜狐和凤凰新媒体进行比较：

奇虎与业务模式相类似的搜狐和凤凰新媒体进行比较

10%的网民覆盖率意味着360.cn仅拥有3000万至4000万用户，与奇虎自诩的3亿多相去甚远。

Alexa的数据更糟糕，360.cn网站访问量仅排名第35位。链接：http://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CN

Alexa的数据更糟糕，360.cn网站访问量仅排名第35位

奇虎与搜狐在估值上对比：

现将奇虎估值与搜狐进行对比。搜狐被视为奇虎的直接竞争对手，下表可以看出有，两家公司在估值方面的对比结果简直可笑。

奇虎估值与搜狐对比

与搜狐对比时，需要考虑到搜狐持有畅游67.1%的股权，价值约6亿美元至8.85亿美元。

搜狐持有畅游67.1%的股权

在Doubleclick和Alexa排名中，搜狐分别排名第7和第9，而360.cn分别排名第21和第35，相差数倍。搜狐还持有搜狗65%的股权，而搜狗在Doubleclick和Alexa的排名均高于奇虎。

韩国投资公司未来资产证券(Mirae Asset Securities)分析师称：奇虎确实在发展，但速度远不及搜狗。

以下为在奇虎、凤凰新媒体、搜狐和金山四家公司投资1000美元所得回报：

在奇虎、凤凰新媒体、搜狐和金山四家公司投资1000美元所得回报

也许有人要说，奇虎不仅仅提供广告服务，还有自己的安全产品。因此，我们将其与金山进行对比。

Citron称，奇虎股价仅值5美元，这已经是十分慷慨的预期了

基于上述对比，我们慷慨地预计，奇虎股价仅值5美元，这已经是十分慷慨的预期了。

管理层

在创立奇虎之前，周鸿祎创立了一家名为3721的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搜索引擎。周鸿祎于2003年以1.2亿美元的价格将3721出售给了雅虎，然而3721软件却通过间谍软件的方式变得非常流行。该软件引入了弹窗，给用户带来麻烦。一些人认为，3721将间谍软件带入了中国。

由于他的“傲慢”，以及没有能力雇佣擅长英语的员工，周鸿祎被迫离开雅虎。这其中发生了一系列诉讼。2010年下半年，在中国互联网热开始之前，外界认为，由于周鸿祎的声誉不佳，而奇虎的产品可能并未摆脱间谍软件的根源，因此奇虎可能永远无法上市。根据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资料，周鸿祎的声誉非常不好，而雅虎CEO于2010年12月对西方投资者表示，“不要信任他在中国的老熟人”。

由于在诉讼方面的历史，以及业务模式面临质疑，因此如果奇虎是一家美国互联网公司，那么永远不可能上市。Citron给出的5美元股价已是非常慷慨的。根据中国许多互联网领袖，以及法庭的说法，奇虎的管理层判断力令人质疑，因此奇虎的股价应当被赋予极大的折扣。

在奇虎准备上市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与许多为生存而努力的公司类似。奇虎的浏览器产品市场份额下降，在快速变化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中已不是很重要。奇虎试图在桌面电脑中挤走竞争对手。奇虎软件的安装迫使用户卸载竞争对手的产品，一些时候会进行误导性的提示。这引发了非常丑陋的公众争议，例如公众谴责奇虎窃取并泄露用户的隐私信息，并蓄意发布恶意软件。奇虎曾与腾讯、杀毒软件竞争对手金山，以及搜索引擎的领先者百度发生纠纷。

尽管做出了大量公开解释，但奇虎在这3起纠纷中都最终失败。一起诉讼能够证明奇虎管理层的绝望。在这起诉讼中，法庭判决周鸿祎侵犯了金山软件的名誉权，要求周鸿祎赔偿损失，进行公开道歉，并收回此前的言论。

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这样做，那么将永远不会被批准上市。

奇虎的“移动”业务

比失实的数据更令人不安的事情是，厚颜无耻地撒谎。奇虎在招股书和季度财报中都自诩是“中国领先的移动安全提供商”。

有人信吗？奇虎目前甚至连移动安全市场都未涉足，只是在上个月才宣称推出了移动浏览器。事实是，迄今为止移动服务未给奇虎带来一分钱收入。根据奇虎提供的最新10-Q文件，这一事实无可辩驳。

2011年6月，多达9家公司进军这一领域，但里面找不到奇虎的名字。这难道是“中国领先的初生移动设备安全市场”的现状吗？

经过我们的一番梳理，相信大家对奇虎的印象不过是一家web 1.0公司：推出过一款曾经拥有大量安装量的浏览器，但现在却试图在一个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奇虎没有颠覆性技术，没有诸如微博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产品，只有浏览器，而且功能非常简单。对于那些需要上历史课的人来说，浏览器不是业务，而只是工具。作为浏览器行业的“鼻祖”，网景现已关闭，一家非盈利机构拥有其开发的浏览器。

浏览器在美国不算是一项业务，在中国同样不是。易观国际分析师徐东(音译)说：“随着完全开放的互联网向数字世界半封闭平台的过渡，浏览器往往赚不到一分钱，厂商主要将它当作一种打造现有核心产品的工具。”

奇虎的症结就在于，它没有“核心产品”。这家公司只是在忙着推销游戏和来自其互联网流量的链接。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我们对奇虎浏览器能否具有像他们所说的那种渗透率表示严重怀疑。

即便对于浏览器业务十分突出的公司而言，一个坏消息是竞争日趋激烈。拥有中国搜索市场75%份额的百度近期刚刚推出自有浏览器，其一大特点就是专注于互联网安全。

百度新推浏览器旨在巩固其作为搜索领域霸主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就像谷歌开发Chrome 浏览器用以吸引和留住网民一样，其目的不是作为一个新的营收来源，而只是确保谷歌在搜索市场的地位。

结论

Citron计划在第二部分继续追踪奇虎的故事，第二部分将主要叙述与奇虎有合作关系的投资银行向公众提供的大量误导信息。同MOBI一样，我们在看到不少分析师的报告时也感到十分惊讶，它们只是打着独立分析的幌子，重说一遍管理层对未来的期望。

我们期待着他们能捍卫自己的声誉，希望他们能提供更多真实数据，而非管理层对未来的展望。同时，我们建议独立投资者应该去寻找独立数据，做出自己的判断，尤其是那些能证实奇虎真实营收状况的数据，而不是更为关注奇虎描绘的“未来计划”，尤其是从未产生任何营收的计划。(李明维金轩辰)

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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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21:56:45 +0800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29日)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谈物理，哪怕他只是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人们知道物理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尖端科学，没经过多年训练的人胡乱说话只能闹笑话。可是当一个社会学家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哪怕他旁征博引了好多东西方先贤的经典理论，别人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不管专家怎么说，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认为自己知道汽油涨价是怎么回事，每一个网友都认为反腐败的出路是明摆着的，每一个球迷都认为如果从来没搞过足球的韦迪能当足协主席，那么我也能当。

这也许怪不得大众。实践表明，像政治学这样的软科学，其“专家”的实用程度很可能并不显著高于“砖家”。1984年，伯克利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Tetlock要求专家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比如某个国家的未来政治自由状况，提供出现三种可能性（保持现状，加强或者减弱）的大致概率。这个研究做了二十年，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到2003年，Tetlock总结了这些专家给的答案，发现他们的总成绩还不如索性把每个问题的三种可能性都均等的设为33%。也就是说，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在自己专业外领域更差。

所以《纽约人》杂志在评论Tetlock描写自己此项研究的《政治专家可靠么？》（ 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这本书的时候对专家相当悲观，最后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我们还是自己思考算了 – 尽管Tetlock的研究显示专家的得分其实还是比普通人略高一点。

但社会科学并非无路可走，它可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前夜。哥伦比亚大学Duncan Watts的新书《什么都是显然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提出，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硬科学一样，依靠实验和数据。传统专家的预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依赖的很多直观“常识”，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想当然。事实上，哪怕一个最简陋的统计模型，也能比专家预测得更好。Watts 这个说法当然并不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里拿一百年前的所谓经典说事了。此书的最大新意在于，因为Watts同时在Yahoo!研究院研究社交网络，他在书中描述了几个其本人参与的有趣研究。

谈起社交网络，中国读者会立即想到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这本书提出，一件东西要想在人群中流行开来，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关键人物是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是普罗大众中的意见领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能实现把地球上任意两个人用不多于六个人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六度分隔”。根据这个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是找名人做广告。名人在微博上说一句话，应该比普通人的“口碑”重要得多。有传闻说现在中国有百万粉丝的名人发一条营销微博可以获得一千元，其实这个数字还算是少的。美国女星Kim Kardashian一条tweet的价格是一万美元。

“关键人物”理论完美符合人们的思维常识。我们总是强调伟人对历史的推动，强调“一小撮”坏分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强调明星对时尚潮流的引领。问题是，这个理论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统计影响力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测量一个人是被谁影响的。现在微博客Twitter的出现给这种测量提供了可能。Twitter的一个特别有利于研究的特点是，如果用户分享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URL会被缩短，自动形成一个唯一的代码。通过跟踪这些短代码，Watts与合作者就可以分析信息如何在Twitter上扩散传播。具体说来，就是如果有人发布了这么一条代码，而他的一个“粉丝”如果转发这条代码的话，那么这次转发就可以被视为一次可观测的影响。广告商的愿望，是希望信息能够这样被一层接一层的转发传播开来，形成所谓“Twitter瀑布”。然而通过分析2009年两个月之内160万用户的七千四百万条信息链，研究人员发现98%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被推广传播。在这千万条信息中只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消息其实是特例中的特例。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微博成名，就好像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困难。

那么名人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Watts等人使用了一个巧妙办法。他们使用统计模型根据第一个月的数据把那些粉丝众多，并且成功引发了Twitter瀑布的“关键人物”挑出来，然后看他们在第二个月中的表现。结果相当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第二个月再次引发瀑布的可能性相当的随机。平均而言，“名人”的确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也许最好的营销方式不是拿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而是批量雇佣有一般影响力的人。

如果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之处，或者就是其幕后一定有推手。但Twitter上的研究表明所谓幕后推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某些书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么？Watts参与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

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实验。实验者创办了一个叫做Music Lab的网站，在几周之内招募到一万四千名受试者来给48首歌曲评分，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下载其中的歌曲。有些受试者的评分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而其余受试者则被分为八个组，他们可以看到每首歌被自己所在组的其他受试者下载的次数 – 他们可能会设想被下载次数越多的歌曲越好听，这样一来他们打分就会受到社会影响的左右。

实验表明那些好歌，也就是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曲，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其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更高；而坏歌在社会影响组的表现也更差。所以当听众能够被彼此的选择影响的时候，流行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流行，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然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哪首歌能够登上排行榜的最前列，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有些歌曲可能会因为实验初期纯粹偶然地获得更多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受这个影响就会以为这首歌好听，以至于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脱颖而出。独立组仅获第26名的一首歌，在一个社会影响组居然排第一，而在另一个社会影响组则排第14名。尽管特别不好的歌肯定不能流行，但好歌想要流行还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对能够互相影响的一群人，不能以常理度之。撒切尔夫人曾经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作为个人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可是你不能用研究一个人的办法来研究一群人。就算你能理解这群人中的每个人，你也未必能理解把这群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他们之间的社交网络结构，会导致一些非常偶然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无法用任何常识去预测。一般人的历史观总是有意无意的把一个集团，比如说清廷，想象成一个有思想有行动的个人，好像辛亥革命就是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三个人之间的事一样。这样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孙黄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后居然在一个完全想不到的时机成功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影响的社会。我们想起来去听一首歌，也许只不过因为朋友的推荐。我们想起来去看某个电影，也许只不过因为我们恰好在微博上跟随某人。旭日阳刚可能的确唱的不错，但在某个平行宇宙里他们将不会登上春晚舞台。如果历史重演一遍，芙蓉姐姐、周迅甚至李谷一都未必能成名，《哈利波特》的第一集未必能获得出版。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常识只是特别善于在事后“解释”事件，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十月革命爆发了，我们就说俄国局势导致革命必然要爆发，可是革命之前有谁能这么肯定呢？中国女篮以三分优势击败韩国取得奥运参赛权，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最后几个球偶然没投进，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我们看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或者反思，总是觉得它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事先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呢？

比如如果有人说来自农村的士兵会比城市士兵更适合部队生活，读者很可能会认为这是显然的 – 农村本来条件就比较艰苦，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所以农村士兵肯定更能适应部队。然而据社会学家Paul Lazarsfeld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拥挤、合作、命令、严格的衣着规定和社会礼仪。这两方面的常识看上去都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从复杂的随机事件中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实验。如果中国女篮跟韩国队在同样的条件下打100次能赢95次，我们就可以确信中国队强于韩国队。如果一首歌能在每一个社会影响组都进前五名，我们就可以确信这首歌的素质的确出众。然而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知道最后发生的结局是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却总能用“常识”给这个结局一个解释！像这样的解释如果用于预测未来，甚至制定计划，怎么可能不失败呢？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追求用各种想当然的常识指导未来，不如把历史当做一个数据库，从中发掘统计规律。

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经常认为社会科学更简单。如果你看那些社会科学的论文，会发现其中逻辑通俗易懂，结论往往也是显然的。物理学经常能得出一些违反直觉而又绝对正确的结论，然而社会科学中常识却总能大行其道。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观，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引进到社会科学中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亨廷顿曾经在某项研究中颇有科学精神地写道“62个国家的社会挫折和不稳定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然后一个数学教授跳出来说这纯属胡扯，“亨廷顿是怎么测量社会挫折的？难道他有一个社会挫折表么？”其实像这样的批评也许只不过说明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做。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想要找几万人做歌曲评分实验，或者分析成百上千万的社交网络和信息传播，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了互联网，社会科学终于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显然”的研究结果了。所以社会学家已经在使用新方法搞科研，遗憾的是实用专家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理论上。一个原因也许是统计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更多有实用价值的判断。但不论如何，正如Watts所说，现在社会科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就等开普勒出来总结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了。

————

几点说明：

1. 此文中关键事实，凡是没有直接标明出处或给出链接的，一律来自这本书。以后写书评也是如此，不再注明。

2. 我曾经在《分析 Facebook 上的两场捐款战》一文中使用过“关键人物理论”，并且以此对比中国用户的捐款数据，得出结论是中国用户对网络的使用习惯还停留在论坛时代。而当时数据的确显示有些人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似乎有点矛盾，但数据也许并不矛盾。“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也许并没有人们事先设想的那么强。另一方面，这个捐款“实验”也可以作为对本文提到的url转发统计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3. 我觉得新浪微博可能比 Twitter 更容易用来进行社交网络研究。首先转发次数是明摆着的，其次也许用户量更大，另外新浪这种明星体制也许会导致整个网络结构跟 Twitter 很不同。不论如何，希望能看到有人对新浪微博进行类似的大规模统计分析！

值得一读：Myspace转型失败的五大教训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21:56:45 +0800

作者：MichaelJones

在过去两年里，我担任了Myspace的联合总裁和CEO。我经常被问道：“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工作？”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之前是一个创业企业家，因此，Myspace的这份工作似乎与我的个性并不吻合。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其实非常适合我，原因如下：

Myspace当时面临着很多挑战，我想知道我们究竟是否能够让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互联网品牌实现复兴。

我想深入了解这样一个巨大的媒体资产运作的机制。

我想在我的老家洛杉矶工作。

一年前，我们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互联网品牌执行了一项最重大的改版。我们将Myspace重新定位成一家社交娱乐型网站，并且引入了全新的技术平台、产品和内容。但是改版后的Myspace在消费者中引起的反响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热烈。

今年八月，在Myspace被广告技术公司Specific Media收购后，我卸任CEO一职。此后，我得以有时间思考我在Myspace的经验和教训。虽然还有很多关于Myspace的故事可能无法在本文中一一道出，不过我还是愿意与诸位转型期的CEO、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以及满怀激情的梦想家们分享一些重要的教训。

Myspace究竟发生了什么？

Myspace当时的确面临许多组织上的问题，影响了公司的转型速度。但是说到底，还是公司的基本面拖了我们的后腿。许多其他历史悠久的网络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学到的一些最重大的教训。

1. 消费者有很长的品牌记忆。

2. 实用性比娱乐性的生命力更长久。

3. 感知到的势头=感知到的价值

4. 大型企业的内部变革必须以大刀阔斧的行动为中心展开。

5. 单一门户=单一故障点

长期品牌记忆。这个教训是专门针对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老品牌的：要记住，通常说来，创立一个新的品牌所获得的回馈，要大于投资于一个现有的品牌。例如谷歌（Google）推出了Google Plus这个新的社交平台，而不是投资改进现有的Buzz或Orkut。美国在线（AOL）花大力气推广新产品Patch，而不是现有的AOL Local。而我们却选择了保留Myspace的品牌，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再怎么改进产品和营销信息，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记忆还是太强大了，使他们无法用全新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Myspace。我们始终无法超越Myspace的动态GIF在他们心中的经典地位。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营销资金，我们可能最终能够改变消费者对Myspace的观念。但事实上，大型的品牌活动对于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也同样没有效果。比如雅虎（Yahoo）在“It's Y!ou”广告活动上砸了1亿美元，但最终收效甚微。我不认为一个大型的消费活动就能显著改变Myspace的命运。说到底，我相信如果我们当初把Myspace改版成为一个全新的品牌，也许它成功的机会更大。

实用性比娱乐性活的生命力更长久。Myspace Music这个品牌有很强的娱乐性。它有个叫做Secret Shows的流行功能，为Myspace的用户独家呈现了一系列顶级歌手的免费演唱会，在用户的线上和线下体验之间成功地搭起了一座桥梁，并且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一定的品牌口碑。在网站改版时，我们希望能够捕捉Myspace Music的精髓，并且将它延伸到网站的其它娱乐门类。

然而，Myspace最缺乏的是实用性——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种促使用户每天都要登录网站的产品，一种对于消费者来说具有长期实用性的产品。比如Facebook从一开始就要求用户实名注册。这一做法帮助Facebook建立起了一个真实世界的社交图谱，它对于用户来说有着绝对的实用性。换句话说，它有着长期的价值。虽说Myspace也有它的娱乐价值，但考虑到它的匿名性和娱乐性，Myspace主打的是兴趣图谱，它在实用性上从来没有达到Facebook的水平。

雅虎和谷歌也是很好的例子。雅虎是一个内容型的娱乐品牌，但也提供邮件和照片等实用性功能。相比之下，谷歌几乎完全主打实用性。我们的教训是，市场和消费者先天就是更倾向于实用性，而不是娱乐性，因为实用性可以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而消费者更容易与这些实用功能培养出更长期和持久的关系。

感知到的势头=感知到的价值。到2010年8月，Myspace每月都与1亿多名用户进行互动，网页访问量数以十亿记，歌曲下载量达数亿首。尽管这些数据十分惊人，但Myspace的市场价值却远远低于许多规模更小，但提供相似服务的公司。

我们的教训是：市场是根据对一家公司势头的感知，来确定这家公司的价值的，不管这是一家小公司，还是一家大型的老牌公司。而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我敢说势头就是一切。在给初创公司提供咨询时，我往往建议他们，要么着重展现吸引用户的能力，要么着重展现吸引收入的能力——但一般来说，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很困难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家初创公司在这两方面的势头都比较一般，无法展现出清晰、强劲的增长势头。

大型企业的内部变革必须以大刀阔斧的行动为中心展开。大企业的业务惯例是为了支持大型的组织机构而设立的，如果没有彻底的人事变动，大企业往往难以快速转型。在Myspace，我们也在人事和组织结构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我们发现每次变动都可以提高决策和产品研发的效率。但是这些变动还不够彻底，无法解决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千万不要低估惯性的杀伤力，它在公司的流程和人员之中藏得很深，哪怕对人员进行了重大变动，也往往无法使效率提高到你所需要的程度。只有对体系进行重大的变革和完全的颠覆，才能刺激整个组织围绕着新的目标努力，才能使我们看到效率的提升。缓慢的行为变革只能带来缓慢的流程变革。与之相对，重大的行为变革却会造就彻底的流程变革。

单一门户=单一故障点：许多大型互联网公司，比如Myspace和雅虎，都有一个单一的“品牌”门户，也就是只有一个进入网站的入口。用户可以在进入这个门户后发现多个产品线。不幸的是，一个单一的门户，在消费者看来就是一个单一的故障点——哪怕这个门户后面的产品线很强劲。

Myspace改版后，许多主要的衡量数据稳定了下来，产品和用户参与的某些领域也出现了增长。我们发现新老用户行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虽然整个网站都出现了这种明确的势头，但由于我们只有一个门户，所以我们无法轻易地展现这种势头。

网飞（Netflix）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老式的DVD租凭业务压制了消费者对流媒体业务和公司总体的感知势头，因此网飞对两条业务线进行了区分，并为两种业务分别建立了网站。虽然他们后来撤销了这个决定，但是从长期看来，分别建网站的决定可能是正确的。

除上述五条建议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想法，送给未来的转型期顾问、董事会和高管们：

在数字世界，建立新品牌要比扭转老品牌的颓势来得更容易。

一个大型的单一站点或单一门户如果行之有效，那的确很好。但最好能有一部分离线收入作为保障，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设立多个用户进入点。

没有拙劣的员工，只有拙劣的流程。要想理顺流程，就要进行彻底的文化变革，千万不要尝试缓慢的企业文化改革。

互联网仍然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更为成熟的企业里，展示让老树发新芽的能力，对于长远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在老业务之外打造新的业务，是实现迅速增长、吸引更多用户的最佳途径。

本文作者Michael Jones是一名互联网高管，也是一名资深的企业家、投资家和顾问。他居住在洛杉矶。最近他曾担任Myspace的CEO，期间主要负责Myspace、Myspace Music和Myspace Mobile的全球业务战略与运营。任职期间，他负责了Myspace的改版，这次改版也是互联网行业最引人关注的一次转型之举。它稳定了长期以来一直走低的用户访问量，把运营成本削减了近90%，并且将Myspace由社交网络转型成一个社交娱乐门户网站。作为一个连续创业的互联网企业家，他也曾创立并卖出过许多企业，包括咨询公司PBJ Digital、应用平台Userplane（后被美国在线收购），Tsavo Media和Myspace等。他现在仍然以投资者、顾问和董事会成员等身份，积极参与许多早期初创公司的事务。

2011年中国消费类B2C生态图谱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21:56:44 +0800

新的一版电子商务图谱做出来了~~~这次的图谱，@韩冰bill 老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心力，从9月第一版后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调整和资料收集、数据分析，最近还遭遇了macbook pro崩溃的惨烈痛苦，这是崩溃前的硕果仅存的高清截图，输出于10月10日，10日之后电商领域风起云涌，好戏连台，但可悲的是很多修改都付诸东流了，这些精彩内容只能期待3.0版了。还要隆重地感谢 @裘然老师，在美国 retailer online Top500的分析时，裘然老师组织了数据团队进行数据分类和分析，使得这张中国电商的生态图谱和美国有了直观的对比。如果各位朋友感到这张图对了解中国电商市场有启发的话，请热烈地给二位老师鼓掌，并且果断关注~~~
在此也感谢各位牛人老师的指点，以及微博网友们的互动和讨论，新版是大家的智慧结晶，谢谢，欢迎各种讨论，中国电子商务仍然在不停地演变，这个图谱也将不断地完善~~
相比于上一版，这次在归类、路径发展等方面有几个大的调整：
1、新版把传统品牌，淘品牌都收进来了；
2、新版增加了路径的概念，一个商品从生产到最终消费者，在整个电商生态系统中的路径绘出来了；
3、重新调整了分类，品牌商（卖自己牌子），平台商（卖别人的牌子，还要别人来经营，只提供场地），渠道商（卖别人的东西，自己要备货），flash sale（兼具平台和渠道的功能，但是做限时特卖），团购（大部分是生活服务，只有少部分在线零售，归类可以跨界）；
4、去掉了B2B的部分，为了让整个流程合乎逻辑，而且B2B应该和供应链等放在一起，又是一张新的图谱；
5、在图上增加了一个数据说明部分，两大块，美国在线零售top500中各个品类的占比情况，亚马逊开拓新品类的时间表。
6、补充了大量电商配套服务的品类和服务商，包括许多淘宝上的TP，或许今后可以做一张淘宝生态图。
关于中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思考：
1、中美在线零售品类演进有差异：相比于美国市场，中国电子商务在垂直品类的演进上仍然有很多空间，家居装饰、户外运动、汽车周边等品类还未在中国爆发，由于欧美市场和中国消费习惯的不同，在美国做得很大的垂直品类未必在现阶段的中国得到爆发，比如办公和文具；
2、关注淘宝上成长性极快的品类：从2007年至今，淘宝扮演了中国在线零售市场孵化器的角色，它培养了消费者对于垂直品类网购的消费习惯，在淘宝上成长性极快的品类，第三方垂直B2C也有机会获得成长，比如服装、3C等都是是淘宝最大的类目，淘宝之外有凡客、Masamaso、梦芭莎、京东商城等独立B2C；
3、淘品牌当年的神话是否能延续？当年淘品牌创立时几乎是天时地利人和，传统品牌鲜有上网、淘宝从免费开始收费需要树立标杆、中国外贸转内销的一批企业需要转型做内销渠道……这一切成就了当年的淘品牌。之后B2C们的蓬勃发展令淘品牌们又迅速地进入到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第三方平台。但是现在，互联网品牌的创立门槛正在变高，尽管仍然有很多机会，但是市场需要有创新的玩法；
4、很多品类在互联网零售在进一步演进分化：比如服装已经分化为男装、女装、童装；鞋分化为女鞋、男鞋、运动鞋；化妆品分化为美容护肤、精油等，比如精油在过去两年间成长迅速。每个垂直的细分领域里，如果能做深做透，也仍然有机会；
5、 APP经济逐渐兴起，第三方服务商是一个新兴市场：开放平台衍生了APP经济，围绕开放平台，第三方ISV也有了更多成长的的空间。E店宝、宝尊、五洲在线等各种电子商务服务商正在高速成长。
6、欢迎补充，欢迎探讨，欢迎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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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隐私与隐私权？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16:02:43 +0800

网络杂谈之四

【本文可以看成是对本专栏第1、2篇的小结，熟悉的读者尽可略过】

网络世界已经或正在改变着我们对隐私的感知和看法。首先，随着技术的发达，个人隐私可以被系统记录、搜集、加工、分析、出售，变成中性的个人信息，从而进一步成为商业资产的一部分，因为这可以和新兴经济的商业模式相契合，个人化的定制可以实现更好的消费者服务，消费者用他们自己的个人数据与隐私来换取更便利的服务，众多的个人偏好正在被不同的商家聚合起来，重新打造一个个消费者形象。试想，未来的超市手推车上将安装智能电脑，直接将你领到你最喜欢的商品面前，甚至还会善意地根据同类型消费者的偏好进行推荐，比如卓越网的推荐系统。很多人也许不会觉得商家侵犯了其隐私，的确，一台智能手推车和从前的记忆力超好的售货员本质上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方便而放弃一些基本个人信息。

其次，我们的网络行为很难说是一种隐私。按照传统隐私的概念，我们在私人处所中的行为属于隐私的一部分，任何偷窥、拍照都必然侵犯了这种独处的权利。但是网络行为不必然是独处的行为，一方面网民可能在同外界互动，例如聊天、参与论坛讨论、撰写博客，这就是带有某种公共意味的行为。另一方面网民的网络行为无一不被信息系统自动记录下来，即使清除了上网电脑上的使用记录和cookie，你的痕迹仍然保存在服务商的路由器或服务器上面，那可能仅仅是IP地址，但你所访问的网站内容也很可能通过深度检测技术被进一步识别（Greg Conti: 《Google知道你多少秘密》）。最近不是爆出facebook在用户清除cookie之后仍然可以追踪用户吗？要想知道还有哪些网站试图这样做，不妨试下苹果OS系统中的cookie管理，你会有惊奇的发现。声称网络服务商或网站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你使用互联网必然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不加思索的信任是我们使用信息技术的基础。我们放弃独处的权利同样是为了获取信息和交流的便利。

第三，我们很难阻止别人谈论自己，因为人总是要生活在某种社会关系中，个人的事情无论有多私密总会被其他人或多或少得知并私下传开，特别是当很多人共同从事某些活动的时候，例如交谈、工作，隐私总是处在某种社会关系当中。这些私事在互联网产生之前的社会中以八卦、流言蜚语甚至谣言表现出来，造成的影响大小不过是传播的范围大小而已。但无论如何，这类隐私都处于某种语境当中，一旦离开了当时说话和行为的语境，个人隐私很可能被扭曲和恶意利用。换句话说，人们对于未脱离语境的流言和议论并不会觉得受到了侵犯，口耳相传也不会跑得太远，基本上限制在小圈子里面，无论这些小圈子是以职业、血缘或其他关系组建起来的。正是小圈子里面的共同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约束着个体的行为，流言这时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有力约束条件。社会网络服务便是迎合了人们这一社会关系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是为了与人交往的便利而放弃了绝对的控制自己一切信息和生活安宁的权利。

最后，更为常见的反倒是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种经历和好友分享。在博客上贴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上传自己喜欢的歌曲，转载自己读过的文字，甚至记下几乎是关于自己一切事情的日记——这在过去是最为私密的行为。我们变得越来越希望和人们分享自己的想法，积极地和人们互动，这带给我们更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我们却毫不在意地书写、传播，心理满足感使我们放弃了本来可以守住不说的秘密。

上述描述的四类隐私权（私人信息不受披露、私人领域不受干扰、真实形象不受歪曲、肖像不受滥用）正是作为西方隐私权理论基础的核心要素（William Prosser, “Privacy”）。在信息技术时代，由于属于隐私的“默认设置”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架构的改变，书本中和法庭上的隐私和隐私权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一些学者号召大家警惕个人信息财产化和对人们“认知剩余”的无偿占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网民们并没有采纳这样一种极端理性的隐私观念。尽管上面几段说的是我们为了某种其它价值而“放弃”了隐私，但这种“放弃”往往是无意识的，人们并没有想得太多。

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可以解释这类现象：除非受到相当的警告或冲击，人的大脑对抽象的而遥远的东西并不敏感（例如个人信息滥用造成的长远可能的危险），而只对当下眼前的好处和满足感反应迅速；人们选择使用电脑、加入社会网络无非是网络效应的从众结果，当整个社会生活都搬到网上的时候个体就几乎无法抗拒；人们并不是事事都精于算计的，合作与分享实际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本能或“第二天性”。有了这些解释，也就无怪有研究者认定，人们的本性没有变，变化了的技术环境反而可以将人们原来无法展示的好的一面更加凸现出来（Clay Shirky, Cognitive Surplus）。因此，人们是在“分享”而不是“偷窃”数字作品，人们的大规模协作和同侪生产基于的是“礼物经济”而非“商品经济”。这些观察提醒我们，在将现代隐私理论引入中国之时，不能忽视既有的普通人隐私观念和日常实践，特别是作为一个集体行为的无意识是否和流行的隐私权概念相一致，否则就会出现两张皮现象：一方面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面赋予个人信息使用以相当多样化的伦理意义（比如信任、交流与分享），另一方面法学家们却在强调在统一的法律观念下加强隐私保护，认为大众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这就再次提出了古老的问题：在商业化和权力横行的时代，多样的隐私伦理实践显得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是否真的有意义？

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有多乐观地拥抱信息技术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遭遇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零散的个人信息会被数字技术迅速整合到一块，一旦被人窃取或要挟，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同样的，网民在虚拟空间的足迹也会被一一记录，国家或个体可以很容易地追查到你的所在，人人都将知道你是一条狗；原本流传在熟人社会网络之内的流言在新兴的SNS上面很可能被脱离语境地滥用或曲解，超出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从而遭致其他非语境下舆论的攻击或“人肉搜索”；而这种搜索的结果恰恰来自你自己的公开披露，原本是同好友分享的行为一下子要面对全世界的陌生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人从哪里在默默地监视着，直到对你的信息搜集完毕的那一刻才会采取行动。只有受到伤害，人们才会开展自救。就像人肉搜索第一案表明的那样，国家的救济力量已经被证明是效果有限的，我们变得需要时刻加以警惕，提防来自不确定地方的未知力量把自己卷进无底的漩涡中。

换句话说，互联网上日常的伦理实践已经由很小的圈子扩展至无法预测的边界，参与互动的人们不仅行为规范有很大不同，更可能破坏原来人们珍视和熟悉的旧有的规范系统。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本身是无法像在物理世界中那样自足的，一切都联结起来了，一切都发生在数字平台上。也许正是和多数人的互动产生了新型的伦理和价值，并将既有实践层层扩展，人们对这第一点可能并无异议。但是我们往往忽视的是信息技术平台架构本身对我们的影响，这种架构是我们今天一切互联网问题的根源。

除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互动产生的从众和压迫以外，网络时代的新权力形式还体现在软件与互联网的架构，以及这背后作为驱动力量的商业模式。软件自动更新、扫描病毒和木马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由软件服务商进行着。作为技术外行，普通人不知道（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软件正在进行着的活动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至于自动更新更是不加思考就会选择“是”。这种状况下一旦出了问题，例如软件之间的不兼容战争，人们才惊呼他们的桌面早已不再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电脑作为私有财产只不过是表象，在未来的云计算时代，个人连终端设备都不必拥有，他们只需要一个登入认证帐号，其它一切都将运行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云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3Q大战中的隐私争辩仍然是依托于传统隐私理论，即把个人电脑视为私有物品，个人的网络行为可以和公共行为相互区分开来。

然而，在一些人看来，现实并不真的如此。首先，人们没有像专家那样理性看待这些问题，而认为这是使用电脑软件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正是由于互联网的创生能力使得网络攻击和散布病毒变得相当容易，网络安全隐患成为互联网商业和繁荣的首要威胁，QQ医生最早不就是起源于防止猖獗的QQ盗号吗？无论我们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虚拟财产，无论公安部门可能会采取何种措施加强虚拟财产的保护，这类物品的技术保护措施才是最为关键的。用户会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自救措施，但网络提供商更有动力和能力自上而下地直接施加保护措施在终端电脑上。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为了保障用户的安全，需要对终端所有相关系统、文档和软件进行悄无声息地扫描。我们也会选择或容忍这种行为，放弃所谓的私人领域和隐私。随着互联网的进化，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会扔掉现有的个人电脑，接受一个免费的云终端设备。

因此，在他们看来，传统的隐私理论和隐私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变化和商业扩张的阻碍，特别是在隐私权根深蒂固的西方国家。最近读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网络服务商可以通过深度检测清楚地知道哪些电脑染上了木马，但是却因为怕被起诉侵犯用户隐私而最终没有告诉用户这些安全隐患，用户只能自我承担风险（Richard Clarke and Robert Knake, Cyber War）。同样地，版权法也在发现安全漏洞上面起负面作用，因为其他软件制造商即使发现了竞争对手的漏洞也无法披露，因为这可能会遭致侵犯版权起诉。这些问题部分是技术架构改变造成的，部分也是网民自己集体选择的结果。问题的实质就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我们会理性地做出选择吗？目前大众媒体尚未对网络安全进行常规而全面的评估和报道，这使得人们低估了目前的安全隐患，而很容易对像360隐私保护器那样的“暴料”反应过度。一旦未来的网络攻击变得猖獗，我们可能会拥抱更加封闭的软件服务商和互联网，因为它们为了留住用户会加强安全保护，同时也会得到“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拥护支持。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较少创新的互联网，但这正符合监管者和少数巨头的意图，安全、控制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对未来互联网产生巨大影响。它们要求我们为了安全放弃隐私，还将声称：互联网的未来不过是一种智能设备而已，人们不应当在其中寻求基于个体财产和私人领域的隐私。基于安全问题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将比强制安装绿坝一类的软件更为精细，权力的运作将更加自如。绿坝的反对者会以不能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由对所有终端电脑一刀切，但安全问题却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当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正逐步搬移到网上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架构上的两难选择：互联网如何变得开放而安全？

现在的网络世界更容易变成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人们时刻担心来自网络舆论的侵扰，也担心无名的病毒和攻击，这都要求政府和网络服务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控制，就像需要一个利维坦出面执掌秩序一样。是恐惧而不是骄傲使我们放弃了分散化网络带来的其他种种价值，转而寻求一个个封闭“部落”的庇护。如何平衡这些价值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这个技术变化趋势对隐私权保护的影响。网络时代的法律不只是对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的确认，也将是对既有技术架构的承认。技术架构远远不是中立的，人们通过消费者行为的公共选择可以改变架构，从而改变我们珍视的那些传统价值、改变法律，这一切改变都起源于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我们如何看待和保护隐私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互联网。

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首先，我们没有一个明确可操作的物理世界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利的法律定义；其次，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以类比的形式规定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隐私问题，而必须重新构筑统一的隐私权概念和体系，在缺乏达成共识的隐私权概念时，这势必引起诸多争论；第三，多样化的伦理实践无法被纳入现代隐私权框架中，如何平衡大众权益和商业利益永远是没有答案的实践问题；最后，技术带来的隐私架构改变的事实如何得到承认？特别是大众有意无意的集体选择带来的对一个封闭互联网的欢迎，如何通过立法加以平衡？这样看来，隐私权保护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权益保护的问题，而涉及到诸多重要的方面，法律是否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通过政治行动动员社会民众加强隐私保护措施？这些都是尚待讨论的大问题，已经过时了的3Q大战不过揭开了冰山一角。

Moglue：会PPT就能做电子书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16:02:43 +0800

数字出版的兴起催生了一大批提供电子书制作和发布的平台与应用，我们此前也陆续报道过百家争鸣、myMemoir、hyperink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在具体使用操作上各有差异，但是共同点都是让普通人也能制作电子书，并能发布出来供其他人下载阅读。作为Techcrunch Disrupt北京站的竞技项目之一，moglue也是一个电子书制作和发布平台，独特之处在于它让数字出版变得更加简单。

“只要你会用PPT（Power Point），就能制作电子书”，这是moglue的宣传口号。这对那些有兴趣尝试新事物的作家和出版商来说，无疑很有诱惑力。而moglue前期主要的面对的也正是这两类用户。Moglue的客户端中内置了丰富的电子书模板，用户不需要掌握任何编程、设计等专业性技能，只要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素材添加到模板中，系统就能自动生成一本具有交互效果的电子书。整个过程非常简单，真的像是在做一个PPT。完成电子书的制作后，用户还可以以App的形式将它发布到iOS和Android平台上，供人下载阅读。

从基本功能看，moglue与百家争鸣、Memoir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操作上更为简单而已。不过，moglue还有一个突出之处在于，它自建了一个电子书商店，这就使得其拥有了从电子书制作到发布下载的完整链条，而不需要再看Appstore和Android market的脸色行事。众所周知，Appstore的应用审核非常严格，而Android market上的应用也鱼龙混杂，对于那些想为别人提供优质的电子书或者想找到优质电子书的用户来说，moglue这样的专业应用商店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问题是，moglue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影响力够不够大。否则，到头来也只是消遣娱乐而已。

亚马逊提出的“图书产业链上只应该有作者和读者”的观点给不啻是对传统出版社商的当头棒喝。不过，囿于各种规则、政策以及盗版等因素，数字出版想要成气候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moglue现在做的事情跟亚马逊的理念倒是有些相似，不过，数字出版究竟会成为作者和读者的天堂抑或是地狱，目前还不好定论。尤其是在国内，出版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而且国人的版权意识极为淡薄。这不，就在小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QQ群里已经出现了《斯蒂夫·乔布斯》传的PDF版本下载链接，让人情何以堪。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应用下载市场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16:02:43 +0800

2007年，随着苹果iPhone的发布，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移动计算时代。仅在2011年，我们估计iOS应用和Android应用的下载量将达到250亿次，而Flurry预计，这一数字在2012年还会翻番。

如同其他创新性技术一样，iOS和Android首先在北美及西欧发展开来，不过，随着老型号iOS设备的降价和廉价Android机的扩张，在欧美之外其他国家的下载量也在增加。如下图所示，从今年1月到10月，美国市场移动应用下载量所占比例已经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除了美国之外排名前十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印尼、韩国和中国）下载量比例从28%增长到了31%。

在以上国家中，中国的表现最引人关注。中国拥有13亿人口，GDP排名全球第二，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实体之一。此外，上个星期，工信部刚刚公布了最新的同居数据，中国拥有9.5亿部手机，是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手机数量最多的国家。

Flurry统计了从1月到10月全球手机应用下载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国以870%的增幅名列榜首。

凭借广大的用户基数、强劲的增长数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应用市场。今年10月，有12%的新应用下载来自于中国，而年初的时候这一数字仅为1.2%。Flurry称，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底，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应用下载市场。

Flurry的统计数据涵盖超过12000个移动应用。但是，这一研究仍然可能低估了中国移动应用的下载情况，因为Android官方应用商店尚未正式进入中国，用户往往从其他非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而Flurry更多统计的是官方数据。

Via Flurry

上帝掷骰子：APP Store是赌场不是金矿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16:02:43 +0800

无数应用开发者希望借助App Store一举成名，为自己赚取百万家财，但毕竟成功者总是少数，他们大多数人的梦想在此破碎，化作App Store色彩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像素。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App Store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应用开发者又如何获得成功？以下就是开发者们前赴后继，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中得大奖的故事。

淘金App Store

他们聪明能干，他们雄心勃勃。他们心怀梦想，在卧室和车库里开创自己的事业，绘制未来的移动应用程序。他们使用苹果笔记本和廉价的手机工作，他们做着“成为下一个Angry Birds”的梦，他们希望在App Store一夜暴富。他们是应用开发者一族。

用户在苹果App Store的每月花费高达2.5亿美元。迄今为止，App Store已经售出了超过100亿份应用，有79000家软件发行商加入了苹果iOS俱乐部。打个比方，App Store就是苹果出品的海洛因。

当苹果在2008年推出App Store的时候，《连线》杂志（Wired）曾称：“iPhone软件开发或会带来自1990年代PC大发展以来最大一波软件淘金浪潮。”到现在，“淘金”一词已经成为与App Store联系得最紧密的标签之一。

在App Store成功的潜力和失败的风险都是巨大的。然而，主流媒体往往只注意那些令人激动的成功事例，却选择性地忽略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在App Store每天有500多个新应用上架，要想在如此多应用中脱颖而出，这应该可以用“千里挑一”来形容其难度，我们也可以说，在App Store，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着成千上万的失意者。

轮盘赌

是不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App Store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就不揭晓结果，这回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想想坐在水畔一边一瓣瓣撕去手中花朵、一边喃喃自语“他爱我、他不爱我”，在一种忐忑的心情中等待结果的小女生吧，想想就让人心醉。

有开发者称iPhone应用的开发是一场“App Store轮盘赌”，因为他觉得“你必须要靠运气”。

没错，与其说是在App Store淘金，不如说是在这里“赌一把”。一旦你的应用进入qian50的榜单，那么就会开始产生稳固的收益，但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而是在赌自己能不能上榜，就和在赌场里押宝一样。

许多人会猜测，苹果App Store会是一个有序的系统，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条。但实际上，苹果App Store里面和菜市场没什么两样，要不也不会出现“切小鸟”这样的山寨游戏排到排行榜第二的情况了。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我自己也有一本书曾经上过排行榜，那种人们蜂拥而至来抢购的感觉非常棒，这或许是激励越来越多人投身于App Store的原因。我在许多会上听到过许多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讨论App Store是如何赚钱，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面对的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软件市场这一事实，但真正接触这个行业的开发者们往往不会这么想。

为什么新人会觉得App Store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这或许是因为开发一个应用的成本与可能获得的收益的巨大差距，这就像一个赌场一样，他们会知道他们这个应用可能会失败，但在下一个可能会翻本回来，他们对这个赌场又爱又恨，典型的赌徒心理。这些开发者们希望自己能刚通过应用成为百万富翁，现实却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有机会捞上的几百美元——然后在网上的许多论坛里我们就看到许多苦逼开发者在吐槽，说为什么主流媒体光是报道App Store的光鲜一面。

开发一个好的应用很难，但开发一个成功的应用就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在排行榜外，我们一样能找到许多优秀的应用，这并不是他们做的不好，只是缺乏一个机会。这犹如好莱坞世界，无数编剧为了写出一部好剧本费劲脑汁，但真正成为大片的少而又少。App Store的世界也是如此。

好几年前，你在大街上拦住一个人，他可能对软件没有什么需求，也不想谈软件。但这两年来风气大改，他们会问朋友，“你知道这个应用吗？”苹果把编程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许多人将自己称为“新开发者”，但这实际上与我们过去俗称的“码农”没有本质区别。不得不说，苹果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这就是苹果给我们玩的最大的把戏。苹果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程序员或者应用开发者可以成为光芒四射的超级明星，但是你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哥们，这只是个赌博。

Via Fastcompany.com

雷锋读图：风险投资商VS创业孵化器

魏武挥 — Sat, 05 Nov 2011 16:02:43 +0800

这是一张反映近年来创业公司启动资金来源变化的图表，正如你所看到的，通过像Y Combinator这样的创业孵化器的成长起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而风险投资的影响力正在衰减。许多创业者不再依赖传统的天使投资或其它形式的风险投资，以Y Combinator为代表的孵化器模式正在改变整个产业。在前两天举行的Techcrunch Disrupt大会北京站上，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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