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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十二宫的插画与传说

独角兽资讯 — Sun, 12 Oct 2008 20:47:00 +0800

插画作者：Peter Lawman

“黄道十二宫”（zodiac）一词来自希腊语zodiakos，意思是动物园。在希腊人眼里，星座是由各种不同的动物形成，这也就是十二个星座名称的由来。在天文学上，以地球为中心，太阳环绕地球所经过的轨迹称为“黄道”。黄道宽16度，环绕地球一周为360度，黄道面包括了除冥王星以外所有行星运转的轨道，也包含了星座，恰好约每30度范围内各有一个星座，总计为十二个星座，称为“黄道十二宫”。

太阳在黄道上自西向东运行，每年环“天”一周。在黄道两边的一条带上分布着十二个星座，它们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地球上的人在一年内能够先后看到它们。古巴比伦人对这些星座进行了长期观测，通过观测定出了黄道，又把黄道分成12等份，每等份30度，称为1段。太阳在12个月内绕黄道运行1周，因此它在黄道上每月运行1段。在古人看来，太阳是阿波罗神，它休息的地方定然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因此，他们就把黄道上的1段叫做1宫。这样，黄道上的12段便成了“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的名称与黄道附近的12个星座类似，即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和双鱼宫。虽然黄道十二宫的名称与黄道附近的12个星座的名称相同，但它们有本质的差别。黄道十二宫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宫与宫的大小是固定的。都是30度，太阳进入每一宫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现在每年3月21日前后太阳来到春分点，进入白羊宫；6月22日左右来到夏至点，进入巨蟹宫；9月21日前后来到秋分点，进入天枰宫；12月22日左右来到冬至点，进入摩羯宫。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日时，太阳正好经过自己的星宫，所以一个人是不能在自己生日时看到自己所属星座的。

十二星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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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十二宫

黄道十二宫相关参数
拉丁名          所有格           缩写　汉语名     面积   星数
Aries             Arietis           Ari 　白羊座    441    50
Taurus          Tauri            Tau 　金牛座    797   125
Gemini          Geminorum Gem 　双子座   514    70
Cancer          Cancri          Cnc 　巨蟹座    506    60
Leo                Leonis          Leo　狮子座    947   70
Virgo             Virginis         Vir 　室女座     1294  95
Libra              Librae           Lib 　天秤座    538    50
Scorpius       Scorpii         Sco 　天蝎座    497   100
Sagittarius    Sagittarii      Sgr 　人马座   867    115
Capricornus Capricorni   Cap 　摩羯座   414    50
Aquarius       Aquarii          Aqr 　宝瓶座   980    90
Pisces           Piscium         Psc 　双鱼座  889   75

白羊座
牧羊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也是古春分点的位置，它即是希腊神话中的金羊独角兽论坛" alt=黄道十二宫的插画与传说 src="http://haokanbu.s3.amazonaws.com/picture/external/259753ee45764487a30c1a8bd913d934.jpeg">
Zodiac-01-Aries 白羊座

牧羊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也是古春分点的位置，它即是希腊神话中的金羊。在希腊神话里，牡羊座指的是一只有神奇能力的羊，他帮助一对苦难的兄妹脱离险境。古希腊波底亚国王阿塔马斯娶了云中仙子尼菲尔 (Nepele) 做王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哥哥是普里克思 (Phrixus) ，妹妹是赫雷 (Helle) 。然而，阿塔马斯始乱终弃，将尼菲尔王妃赶出宫，再娶底比斯的公主伊娜为妃。伊娜虐待前妻的子女，视他们为眼中钉。当伊娜王妃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乃决定要杀死尼菲尔王妃所留下的唯一双胞胎。她收买占卜师向国王告状：若不将前王妃所生的孩子送给宙斯当祭品，众神将大怒，则今年将闹饥荒。尼菲尔于是向奥林匹克天神中的汉密斯求得一头全身金毛，长着双翅的羊，叫自己的儿女骑上金毛飞羊逃生。途中女儿赫雷不慎落海，只有普里克思逃到科尔奇斯国，受到国王欢迎，并娶了公主。普里克思感念神恩把金羊宰了献给宙斯，于是金羊得列于众星之中，普里克思还把金羊毛送给科尔奇斯国王，国王将之挂在战神马斯（ MARS ）的圣园，由一昼夜不眠的巨龙看守。后来伊阿宋为了夺走这金羊的羊毛，还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冒险故事。牧羊座也被称作 “ 白羊座 ” 。

Zodiac-02-Taurus 金牛座

关于金牛的身份有两个说法。一是说流经希腊哈莫尼亚地方的贝纳斯河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国王贝纳斯有位美丽的公主叫欧罗巴（ Europa ）。天神宙斯仰慕公主美色，很想把她抢到手，却又一筹莫展，害怕善妒的天后赫拉知道后，会大发雷霆。有一天 , 当欧罗巴和侍女们在海边游玩时 , 看到一头健美并如雪花般洁白的牛 , 以极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其实这只牛是宙斯变的。欧罗巴不禁走向温驯的白牛身旁，轻轻抚摸它。由于公牛显得非常乖巧而温驯，于是公主就放心的爬到牛背上试骑，忽然间牛奔跑了起来，最后跳进爱琴海。公主紧抱着牛，海里生物皆出来向宙斯行礼，公主终于知道牛是宙斯的化身，到了克里特岛后，就和宙斯举行了婚礼，化身为牛的宙斯和欧罗巴公主过着幸福的日子，并为宙斯生了三个儿子。欧罗巴是最初到达这块土地的人类 , 欧洲（ Europe ）也以她的名字为纪念。至于宙斯所变成的白牛 , 也就成了金牛座。另一说则是说金牛是海神波塞冬（ Poseidon ）对克里特国王的惩罚。在克里特的土地上，有个牛头人身的怪物且专吃童男童女，国王只好请狄拉达斯造一座迷宫困住公牛（据说连狄拉达斯也无法走出迷宫，只好造翅膀飞出来），并每年需要进贡童男童女喂它。雅典王子帕修斯（ Perseus ）决心除害，打算混进童男童女中，不小心克里特公主爱上了他，送帕修斯一把锋利的刀和一个红线球，帕修斯便凭此刀杀了牛，并循红线走了出来，当然，最后公主就嫁给了帕修斯！

Zodiac-03-Gemini- 双子座

顾名思义双子座的确是一对双胞胎，而且是 PLAYBOY 宙斯的杰作。某天他化做天鹅和美丽的斯巴达公主幽会，结果公主生了两个蛋，一个孵出导致特洛伊（ Torjan ）战争的绝世美女海伦，另一个蹦出了这一对孪生兄弟。公主把哥哥卡托斯（ Castor ）属给自己老公，弟弟普勒克斯（ Pollux ）属给天神宙斯，于是普勒克斯拥有长生不老之躯。长大后两人都成为非常英勇的战士，卡托斯精于骑术，普勒克斯精于拳术，两人在战争中立下不少功劳，但在某次战役中卡托斯不幸丧生，普勒克斯非常伤心，他甚至祈求宙斯以自己的性命换哥哥的生命，并立誓为卡托斯报仇。宙斯很感动，于是让他们在天上长相左右，成为双子星座。后来，希腊船远航，遇到暴风雨时，两兄弟的头上出现星星，暴风便停止下来。因此双子座也成为了航海的守护星了。每每从冬天的黄昏到夜晚，都可以在天顶的位置看到它。

Zodiac-04-Cancer 巨蟹座

敏感多情的巨蟹座是母性的象征，双臂环绕着胸前，则表现出母亲护卫子女的天性。不过，就另一种象征意义而言，怀中婴儿代表了无助脆弱的自我，而环绕的双臂，则说明了巨蟹座浓厚的自我保护意识。故事得从希腊传说中的英雄 —— 赫拉克勒斯说起。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人间女孩阿克梅妮所生，因此遭到了天后赫拉的嫉妒和憎恨。相传，在赫拉克勒斯还是婴儿的时候，赫拉曾派两条毒蛇去暗害他，结果那两条蛇却被他捏死了。后来，赫拉克勒斯成为希腊最伟大的英雄，也是世间最壮的人，连神明们都是靠着他的协助才征服了巨人族。以后，他和德贝的公主结婚，生了小孩过着美满的生活。而正是因为赫拉的咒语，使赫拉克勒斯失去了理智，并手刃妻子。宙斯为了让他赎罪，要他完成十件功绩，而其中的第二项任务，就是除掉伤害人畜的九头蛇许德拉。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德拉有一只巨蟹前来助战，钳住赫拉克勒斯的脚，却被赫拉克勒斯用大棒将蟹壳击碎而亡。而那只沼泽中的怪兽许德拉也被杀死了，成为现在的长蛇座。神后赫拉非常憎恨这位英雄，于是把巨蟹放在天上成为星座。在二三月的夜晚，在南方天空可以看见巨蟹座。

Zodiac-05-Leo 狮子座

　　面对挑战者，直来直往单打独斗的王者风范，是狮子座的象征，相传狮子座的由来也是赫拉克勒斯的工作成果。赫拉克勒斯为赎罪而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制服在希腊尼米安 (Nimean) 谷地的食人狮。这是一头刀枪不入、铜筋铁骨、力大无比的大雄狮，怒吼起来如狂风暴雨，专吃家畜和村人，人人畏惧。以前曾有人来制服，但未见生还者。来到尼米安谷的赫拉克勒斯也是迷了路好多天，才发现狮子的踪迹。赫拉克勒斯欲射箭攻击，但因狮皮太硬而无效。用剑砍剑也弯掉了，于是用橄榄树制成粗棍，用力往狮头打去。此时不怕弓剑的狮子也畏惧发怒的赫拉克勒斯，被赫拉克勒斯勒住脖子，终于窒息而死。于是宙斯把狮子升上天空，以炫耀赫拉克勒斯的战绩。另一个传说: 面对挑战者，直来直往单打独斗的王者风范，是狮子座的象征，相传狮子座的由来与赫五力有关。

　　赫五力是宙斯与凡人的私生子，他天生具有无比的神力，天后赫拉也因此妒火中烧。在赫五力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放了两条巨蛇在摇篮里，希望咬死赫五力，没想到赫五力笑嘻嘻的握死了它们，从小赫五力就被奉为“人类最伟大的英雄”。

　　赫拉当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杀死赫五力，她故意让赫五力发疯后打自己的妻子，赫五力醒了以后十分懊悔伤心，决定要以苦行来洗清自己的罪孽，他来到麦西尼请求国王派给他任务，谁知道国王受赫拉的指使，果然赐给他十二项难如登天的任务，必须在十二天内完成，其中之一是要杀死一头食人狮。

　　这头狮子平时住在森林里，赫五力进入森林中找寻他，只是森林中一片寂静，所有的动物，小鸟、鹿、松鼠都被狮子吃得干干净净，赫五力找累了就打起嗑睡来。就在此刻，巨狮子从一个有双重洞口的山洞中昂首而出，赫五力睁眼一看，天啊！食人狮有一般狮子的五倍大，身上沾满了动物的鲜血，更增添了几分恐怖。赫五力先用神箭射他，再用木棒打他，都没有用，巨狮子刀枪不入，最后赫五力只好和狮子肉搏，过程十分惨烈，但最后还是用蛮力勒死了狮子。

　　食人狮虽然死了，但赫拉为纪念他与赫五力奋力而战的勇气，将食人狮丢到空中，变成了狮子座。我们可在四月下旬南方的天空中看到狮子座。在天空上你由巨蟹向东看，看到狮子，跳过室女，就是长蛇，然后是武仙座，而武仙座就是赫拉克勒斯本人，在天上看着自己的杰作，很有意思。古埃及也崇拜狮子座，有人说人面狮身像就是用了狮子的身体。

Zodiac-06-Virgo 处女座

处女的希腊名字是德墨特尔（ Demeter ），她是宙斯的姊姊，掌管农业。她有个漂亮女儿，名叫普希芬妮（ Persephone ），普希芬妮是春天的灿烂女神，只要她轻轻踏过的地方，都会开满娇艳欲滴的花朵。有一天，普希芬妮在西西里岛采花，忽然之间看到一棵异常娇艳美丽的花朵在盛开着，于是正当她的手指刚刚碰到花瓣时，地面裂开了，一辆马车由两匹黑马拉着，冲出地面，将普希芬妮虏走了。原来，刚才普希芬妮采花时，恰巧被到地面上看看的冥王哈德斯（Hades ）瞧见，于是哈德斯对普希芬妮一见衷情，立刻捉了她回地府。德墨特尔痛失爱女，无心照顾耕稼，大地一片荒芜：种子不再发芽，肥沃的土地结不出成串的麦穗，人类都要饿死了。于是宙斯出面，派人交涉，哈德斯答应放人，但却又设计 Persephone ，让她吃下地府的石榴（若吃了地府的东西，就得永远留在地府）。结果 Persephone 只吃了一半，所以每年只能和母亲相聚半年，这时人间草木蔚然、谷物生长，是为春夏；当 Persephone 回到阴间，大地一片肃杀之气，是为秋冬。秋冬代表死亡，春夏代表重生，春夏秋冬则象征万物的兴衰循环。而根据罗马神话，处女座又名阿斯特里亚（ Astraea ），是宙斯与维纳斯女神的女儿，是正义女神。黄金时代末期，世事纷乱，恶行猖獗，众神厌恶这个世界，纷纷远离。但雅斯德莱仍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奔走，但仍无进展。只好遗憾地离开人间，升到天上成为处女星座。五六月的傍晚，在南方的天空，你可以看到处女座眷恋地俯视着人间的身影。

Zodiac-07-Libra 天秤座

天秤座是正义女神阿斯特里亚（ Astraea ）在为人类做善恶裁判时所用的天秤，阿斯特里亚一只手持秤，一只手握斩除邪恶的剑，为求公正，所以眼睛蒙着，这也就成了天秤座的象征。从前的众神和人类是和平共处于大地上，神虽拥有永远的生命，但人类寿命有限。因此寂寞的神只有不断创造人类。在黄金时代末期，世事纷乱，恶行猖獗，人类好勇斗狠，恶业横行，众神在对人类失望之余回到天上。只有阿斯特里亚女神舍不得回去而留在世界上，四处奔走，教人为善，并带着天秤继续为世人衡量公平。尽管如此，人类仍继续堕落，于是战争频起，开始了打打杀杀。最后阿斯特里亚只好遗憾地离开，放弃人类而回到天上。而天空就高挂着钟爱正义和平公正的天秤座了。另一个传说是说，天秤座是希腊神话里女祭司手中那个掌管善恶的天平飞到天上而变成的，因此也叫 “ 天平座 ” 。大约公元前 2000 年，此星座和巴比伦宗教主宰生死的审判有关，天平用来衡量灵魂的善恶。

Zodiac-08-Scorpio 天蝎座

希腊神话里，海神波塞冬与亚马孙女王欧里亚蕾的儿子猎人奥瑞恩（ Orion ）是位有名的斗士，不仅是美少年，又是有强健体魄的美男子。然而他却脾气暴戾，而且骄傲自大，常常任性地闯祸。他常吹嘘自己是天下第一、武功盖世，最终引起天神不满，天后赫拉于是派出得意大将杀手大毒蝎刺杀猎户奥瑞恩。天蝎悄悄溜到毫不知情的奥瑞恩身边，以其毒针向其后脚跟刺去，奥瑞恩根本来不及有所反应，就已气绝身亡。（另一类似说法是，奥瑞恩因追求月亮及狩猎女神阿尔忒密斯（ Artemis Diana ），因此触怒了赫拉，于是赫拉就派毒蝎咬死了奥瑞恩。）另外一次，天蝎施放毒气攻击正驾着太阳神马车经过的菲顿，而使宙斯有机会发射雷电，将奔跑中的太阳车击毁。因为有此功勋，所以天上就有天蝎座。即使现在，只要天蝎座从东方升起，奥立安座（猎户座）就赶紧向西方地平线隐藏沉没，这两个冬夏大星座永无在天空相见之日。天蝎座的心宿二是两三千年前夏至的标准，又名大火，诗经里有一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意思是说，七月份大火已接近地平线，再过两个月秋天就到，要准备衣服了。

Zodiac-09-Sagitarius 人马座

射手是希腊神话中一“ 匹 ”能文能武的人马，即为肯陶洛斯族人（Centaurus ），名叫喀戎（ Chiron ）。因他具有半人半马的形态，有动物和人类的双重面目，因此也叫 “ 人马座 ” 。喀戎是个著名的先知、医生和学者，他是希腊许多著名英雄的师父：伊阿宋 (Jason) 、阿基里斯 (Achilles) 和埃涅阿斯 (Aeneas) ，赫拉克勒斯、神医依斯寇拉比斯（Ophiuchus 蛇夫座）、天琴手欧非斯、双子卡托斯（ Castor ）和普勒克斯（ Pollux ）都是他的门生。喀戎在被创造时，就被赋予了永垂不朽的生命，在肯陶洛斯族里是很受尊敬的贤者。然而，喀戎却死于赫拉克勒斯不小心射出的毒箭之下。那天，赫拉克勒斯来到肯陶洛斯族人的居住地来拜访朋友，并使他的朋友为他打开了全族人珍藏的美酒给他喝。正当赫拉克勒斯沉醉在酒的芬芳甘醇之际，酒的香气早已弥漫了整个部落，所有肯陶洛斯人都厉声斥责赫拉克勒斯。于是赫拉克勒斯怒气冲天，拿着他的神弓奋力追杀肯陶洛斯人，肯陶洛斯人则仓皇逃至最受人尊敬的族人喀戎家中。喀戎听见了屋外万蹄奔踏及惊慌的求救声，开门直奔出去。说时迟那时快，赫拉克勒斯拉满的弓瞬间射出去，竟然射中了喀戎！因箭端沾了许德拉怪物的剧毒，具有不死之身的喀戎痛苦不堪，并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后来喀戎要求众神让他脱离这永无休止的痛苦，并愿意用生命做交换以释放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 ，一个因从诸神那里偷取火苗送给人类，而被绑在石头上任老鹰贪婪地吞食他不断重生肝脏的泰坦族人）。最后宙斯终于答应释放普罗米修斯，并让喀戎安详而死。随后，宙斯将喀戎移到天上，追射天上的毒物 — 天蝎，张弓斜对着天蝎的心，成为人马座 (Sagittarius)

Zodiac-10-Capricorn 摩羯座

摩羯座严谨而内敛，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希腊神话中，他管着宙斯的牛羊，他们都叫他牧神潘（ Pan ）。潘很喜欢睡午觉 , 并十分厌恶吵杂扰人的声响 , 一旦被什么东西吓到 , 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据说，“ 恐慌 ”（ panic ）一词，便是源自他的名字。有一次，潘和下山来的宁芙仙子（ nymph ）席琳克丝（ Syrinx ）偶然相遇。席琳克丝是狩猎女神阿尔忒密斯（ Artemis ）的随从。席琳克丝姿容娇美，潘对她一见锺情，无奈席琳克丝看见潘粗野的长相，竟吓得拔腿就跑。森林中的宁芙仙子脚程比想像中还快，以羊脚急跑的潘怎么也赶不上。两个人你逃我追地逼到河堤边，席琳克丝因走投无路便向父亲河神求救。潘以为自己终于抓着了席琳克丝的胳膊，岂知手上握住的却是河边的芦苇，宁芙仙子则消失了踪影。潘一阵茫然后回过神来，割下数根芦苇茎，把它们缠在一起作成笛子。潘将笛子取名为席琳克丝，虔心地吹奏。如今这种芦苇笛子又称为 “ 潘笛 ”（ Pan's flute ），就是将芦苇茎切成长短不等的管子，再按音阶顺序排列而成的笛子，有人说它是管风琴的雏型。潘一直随身携带这根笛子，吹奏优美曲调。当众神在尼罗河边聚会时，潘也如常地吹起芦笛。谁知百头巨妖泰丰（ Typhon ）竟然出现，众神被这只妖怪的恐怖吼声吓坏了，纷纷化身为动物各自逃命。潘在情急之下，过度惊慌失措，而无法完全变成一条鱼，便以未化身的模样飞奔进入尼罗河的浅滩，浸入水中的部分变成鱼尾，露出水面的部分则保持原来的样子。于是宙斯（ Zeus ）按照潘后来的模样，将潘变成了星座。摩羯座（ Capricrnus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即公元前 7 ～前 6 世纪，当时冬至太阳的位置便在摩羯座内。在北半球，太阳于冬至时在南方最低处，于冬至以后逐渐朝北方爬升，有人把这样的太阳比喻成攀爬岩石的山羊。

Zodiac-11-Aquarius 宝瓶座

特洛伊［ Toroy ］的王子盖尼墨得斯［ Ganyedes ］（又有说法是盖那梅德［ Ganymede ］）是个黄金般的美少年，他的俊美容貌，连城中美女都自叹不如。有一天，神界将举办宴会，而原来天上的宝瓶侍者 —— 负责给宙斯［ Juze ］斟酒的希碧公主已经嫁给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由于宙斯非常喜欢盖尼墨得斯［ Ganyedes ］的俊美模样，于是，在盖尼墨得斯［ Ganyedes ］牧羊时，宙斯［ Juze ］变成老鹰，把他捉到奥林帕斯［ Olympus ］，并让他代替希碧公主原来担任的工作，负责给宙斯斟酒。从此，盖尼墨得斯［ Ganyedes ］成为御用牧羊人，宙斯赐他永葆青春，可是却必须要终身担任斟酒职务。卡尼梅德斯觉得相当光荣，总是勤奋的工作。深受感动的宙斯，乃送给他一个装满智慧之水的水瓶，日后也被封为天上的水瓶座。从天上看来，他提着酒瓶斟酒的模样正是水瓶座形状，倒出来的酒正好落在双鱼座的嘴里。在古代罗马，太阳的位置在这个星座的第一个月为雨季，所以定名为水瓶，也称 “ 宝瓶座 ” 。

Zodiac-12-Pices 双鱼座

美神维那斯（ Venus 希腊名 Aphrodite ）和她的儿子爱神丘比特（ Jupiter ）有一次被巨人堤丰 (Typhon) 所追逐，双双跳入幼发拉底河中，化身为鱼身逃走。密涅瓦 (Mineave, 雅典娜的别名 ) 将鱼化为星辰至于天上，以纪念这件事。另一传说：有一天，众神见天气晴好，乃在河畔设宴。爱好音乐的众神们快乐的唱歌和弹奏乐器，气氛相当热烈。突然传来凌厉的叫声，这是肩膀下长出一百尾蛇、拥有大羽翼的怪物巨妖泰丰（ Typhon ）率群妖围攻神殿。众神一看不妙，乃四处逃走。宙斯化为鸟，阿波罗化为乌鸦，赫拉化为牧牛，裘林梭斯化为山羊，众神皆以动物之姿逃离。爱和美之女神阿佛罗裘特与其子 ---- 恋爱之神耶罗斯化身为鱼，遁入幼发拉底河中。这两条鱼为了不被冲散，决定用绸带将两人尾巴系在一起，永不分开，就这样顺利从怪物手中逃脱。母子俩就这样以尾巴相连、永不分离的姿势升天，这就是双鱼座的由来。星图上画成两尾跃入水中的鱼儿的模样。而成为一端代表躯体，一端代表精神的双鱼座。双鱼座的守护星是海王星，即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天神宙斯的弟弟帕西顿。

文字来源：百度百科
转自：独角兽论坛人文的苍穹

斯坦利·费希：请做好本职工作，教授

独角兽资讯 — Sun, 12 Oct 2008 12:28:00 +0800

作者：斯坦利·费希
译者：吴万伟译

　　课堂不是你的政治舞台。

　　打开任何一所大学的招生宣传，你都会发现让你觉得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非常广泛的如下说法：治疗世界上所有已知的疾病，不仅是棒球场上的文盲和文化无知，而且是贫困、战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性格缺陷、偏见、不宽容、环境污染、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美国帝国主义、沃尔玛霸权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变得更长。

　　威斯利安大学的宗旨开明宗义，发誓要“培养校园氛围，让学生学会批评性地思考，参加建设性讨论，从事有意义的探索，”（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有意义的探索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看到“形成认识、尊重、欣赏经验、兴趣、信念和身份的多样性”的意图。认识当然没有问题，知道外面的情况当然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教育学生在评价兴趣、信念和身份以及采取措施之前要“尊重”它们的多样性呢？这里缺乏的一个词是思想工作关心的内容“评价”。重要的是评价而不是欣赏兴趣、信念和身份，毕竟，兴趣是基础，信念可能是错误的，身份常常和探索没有关系。

　　老师不能 —除非偶然地—塑造道德品质或者培养某种性格的公民。

　　耶鲁学院的宣传刚开始也很好，承诺寻求“各种背景的学生”，“用心智训练教育他们”，但是接着心智训练却成为获取更大价值的东西的工具，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公民素质、创造能力。”我完全赞同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公民素质、和创造能力，但是我不敢肯定我或其他老师在这方面能做到多少。道德品质好坏与阅读小说或者与统计学课程或者实验室操作步骤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训练某些技能，但是不会改善学生的道德状况。我猜想所谓的公民素质大概是表现出负责任公民的能力，但是这不可能单靠你了解美国政府的基本管理结构，或者阅读联邦党人文集（这都是好事）而获得。你在所有政治学和公共政策课程上取得好成绩，但仍然可能休学，到树林里生活，或成为隐形炸弹人。至于说创造能力，文科学院提供创造性写作课程，艺术学院提供绘画、雕塑、陶瓷、摄影、绘图,以及演奏种种乐器等课程。这些课程虽然位于文科院系，但它们更多地属于专业教育的世界而不是到学术探索的世界。如果你想创作什么的话，这是艺术创作的方法。

　　我不是说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美德与大学课程表中列举的课程没有任何联系，你遭遇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或许老师说的一句话打动了你的心弦，让你步入另一个本来不会挑选的道路。引起共鸣是可能的，但是这些是偶然性的影响，它不能被事先设计，不应该当作追求的目标。（把你的目标确定在只有偶然成功机会的结果上决非使用时间的良好方式。）

　　那么，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怎么做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大学老师能（合法地）做两件事情：1）向学生介绍知识体系和探索传统，这些是他们从前的经验中没有的东西。2）让这些学生掌握分析技能、辩论技能、了解统计模型、实验程序等，这些能让他们更自信地进入那些领域，在课程结束后独立地研究。

　　能够被设计的东西是向学生介绍划定界限的课程、反映学科知识现状的阅读书目、检验学生把所学内容用在新情况下的能力的考试和试验、以及刺激学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课堂练习等。在这个目标，即在具体到教学任务和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目标背景下，对这些结构（以及相关的）和措施进行设计是有道理的。

　　老师们依靠自己的训练和专长能够以让新手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解复杂的材料。老师们还能让学生拥有该领域最新研究者使用的分析工具，但除了在定义上不能指望的偶然性外,不能指望老师塑造道德品质或者灌输对他人的尊重或者培养具有某些品格的公民。或者他们无法做到这些事情，除非他们放弃了根据合同属于他们的职责，同时肩负起本来属于他人的职责。责任。但是如果他们非要这么做，他们是在非法情况下实施的，而且效果可能很糟糕，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做。不幸的是，这一切都发生了，人人都是失败者。学生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出钱购买的东西（或许说他们得到了更多，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更少）；大学失败是因为它的资源被为了非学术性的目的而消耗掉；高等教育失败恰恰是因为老师把自己当作道德家、心理治疗师、政治顾问、全球变化的代理人而不是关注败坏高等教育（常常被看作接收的前奏）名声的方式并看到自己机会的教师。

　　这是否意味着必须禁止在课堂中讨论价值问题和时事问题呢？根本不是。任何问题、议题或者话题是可以在教室里讨论的，只要它是学术对象而不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观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区分这些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其实很容易。

学术化的必要性

　　实际上，很久以前提交给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教工委员会报告宣称大学存在“只是为了有限的教学和研究目的。”它提出论证说“因为大学是个只为有限和独特目的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可能在对时事议题采取集体行动时不危及自
身生存和有效性的条件。”(关于大学在政治和社会行动中的作用的卡尔文委员会报告，1967年11月11日)当然，它在与教育使命相关的议题上（学术的正直，抄袭的罪恶，自由教育的价值）能够和应该采取集体（个人）行动，实际上大学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及时宣称自己的立场常常是失职的表现。但是大学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教授作为个人都不应该鼓吹除了学术观点外的个人的、政治的、道德的、或者其他任何观点。

　　在课堂上唯一应该鼓吹的东西是鼓吹学术美德。

　　在课堂上唯一应该鼓吹的东西是鼓吹詹姆斯·摩菲（James Murphy）所辨认出来的学术美德——彻底性、坚忍不拔、思想诚实，这成为“在追求真理中认真尽责”的最主要学术品德的组成部分。(请参阅“好学生和好公民”《纽约时报》2002年9月15日) 最近的哈里斯调查（Harris Poll）显示在公众眼中，教师是最有可能讲真话的专业人士，我认为，这意味着讲真话是公众期待老师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从事追求真理的事业，你就不配呆在大学里。

　　对于这种严格描述大学教授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做法引起很多反对意见。其中总是被提出来的问题是“你如何划定界限？”即使你的意图是良好的，你如何克制自己不粗心大意地提出在课堂上提出不合适的议题呢？我这为“对不可能的事情的反对”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说老师是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他们已经接受过一定的课程训练，参加了政党，拥抱或者拒绝宗教忠诚，发誓从事种种政治活动，被劝说接受各种不同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主张的真理性。简而言之，老师们相信一些东西，事实上很多东西，让他们摆脱这些性格形成中的信念，用纯粹学术性的方式在课堂上表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他们提供的判断和他们得出的结论难道不是受到政治承诺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决定的吗？这写政治因素不是我说的教师应该摆脱的东西吗？

　　这种反对意见促成了人们把纯粹性的不可能无性（我当然承认）转变为区分背景和适合这个背景的行为的不可能性。即便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从前做的事情的影响是真实的，过去是通过主要用来组织我们日常生活的传统差别过滤过的，比如，我们明白在歌剧中的适当行为不同于在球类比赛中的适当行为，我们也明白家庭餐桌上的适当行为不同于公司聚餐时的适当行为。有可能追溯我们在所有这些背景下的行为到很早以前做出的决定或者形成的信念，但是这些行为仍然是可以通过标明不同社会背景的常见措施辨别出来。我们把多年前形成的签字风格带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上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我们总是在做同样的事。我们当然能够根据当前活动的规范相应调整我们的行为，虽然我们在这些规范上的“表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在其他地方确认的规范的影响。

　　我们要试图克制自己不把私人爱好添加到每次谈话或者情形中。

　　但是把自己的信念和承诺分隔存放是容易的吗？是的，很容易。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这么做，比如我们克制自己不把宗教信仰或者私人爱好添加到每个情形或者谈话中，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这么做的人肯定遭到邻居们的冷遇，成为斯威夫特或者狄更斯等作家笔下讽刺的对象。为了从事教学工作，把敦促我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政治信念放到一边（虽然教学本身受到信念的指导，但那是具体教学行动的指南）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那不是因为我们情不自禁要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故意选择了表现出非专业人士的态度。

　　第二种形式的“对不可能的事情的反对”是政治和学术之间不可能有界限，因为任何东西都具有政治性。反对的理由是在很多课程，尤其是在法学院和政治科学系的课程中，学习的材料都充斥着政治、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含义。如果不跨越我划的界限怎么能教这些材料呢？难道把它们删掉或者首先编辑过，把大部分内容删掉后才能讲授？根本不是如此。我不是在敦促对于教学内容的限制，任何意识形态、议程甚至圣战事业都是研究的适当对象。我宣扬的是如果这些东西被带进课堂后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内容的限制。如果一个观点或者政策被作为用来信仰的候选对象，得到老师的帮助，学生们来决定他们在这个观点或者政策上的看法，那么课堂就成了宣传政治偏见的舞台。

　　但是如果一个观点或者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它的历史如何？它是如何演化的？它的主要鼓吹者是什么人？对这个观点的支持和反对意见都有哪些？这个政策往往伴随着其他什么政策等？那么，它的政党偏见将被减弱，因为它已经成为分析对象而不是热爱对象了。

　　在二〇〇四年秋季，我的新生和我分析了约翰·克里（John Kerry）（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演说，发现演说逻辑混乱、矛盾、不成熟、说服力弱小。六个星期后我去投票，仍然支持克里。我在课堂上做的是把克里的论证放在学术探讨的质疑中。这些论证是否主题一致，是否连贯？是否对应议题？是否有说服力？他落选了，但是当我前往投票时，我提出的是另外一套问题：克里是否代表或者说出了最接近我利益的利益？他的政府里要用什么样的人？他的外交政策动议可能是什么？他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我对于学术问题的答案与我对于政治问题的答案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是个人还是政策，在一个场合支持，在另一个场合不支持完全是有道理的。

　　不管是个人还是政策，在一个场合支持，在另一个场合不支持完全是有道理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可能认为虽然某个政策缺乏为之辩护的技能（学术结论），但是它是对于国家来说是正确的政策（政治决定）。在课堂上，你可以探索政策的历史，你可以揭示它的哲学渊源，你可以考察它的隐含意义和可能后果，但是你不能敦促学生支持它。任何事情都取决于保持两个判断和产生这些判断的活动分割开来。

　　也许有人反对，把对于《失乐园》的正确理解的辩论保持在学术界的范围内是容易的，但是当讨论的话题是伦理学，比如当学生在争论干细胞研究到底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的时候，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但是学生不应该争论干细胞研究到底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他们应该研究干细胞研究的各方观点提出的论证。即使在集中争论伦理学问题的课堂上，我划定的界限也是存在的。分析伦理问题是一回事，在伦理问题上做出决定是另一回事。只有第一个问题才是适合学术探讨的活动。我要再次说明，我没有排除在课堂上讨论政治话题的意思，但是坚持认为当政治话题引入课堂后，不能用政治的态度讲解它，即不能提出支持或者反对某个特定政治立场的看法。

　　我把政治爆炸性议题变成学术探讨的对象的过程命名为“学术化”。把一个话题学术化就是把它从现实世界紧迫性的背景中抽出来，放置在学术探索的背景中。前者需要投票或者拥抱某个议程，后者需要做出描述解释和进行分析。

　　我们看一下植物人特里·夏沃（Terry Schiavo）悲剧这个例子。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事件在讲授时如何做到不在它提出的问题上采取立场呢？其实仍然很简单：把她作为构成从美国缔造者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美国政治思想传统紧张关系的当代例子。也就是在扎根于强烈的绝对是非意识上的“实体正义”和确定采取的步骤和授权采取步骤的人的形式法则有关的“程序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提出问题的那些人：对于特里·夏沃能做的道德上正确是事情是什么? 另一面是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些人：暂且不管我们觉得这些决定在道德上是否公正的，谁在法律上有权做出相关决定？一旦辨认出这两个立场，它们的根源就可以落实在洛克、康德、穆勒、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著作中，这些来源和特里·夏沃事件的关系就成为分析的焦点。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即话题被学术化后，在课堂上选择立场的压力就越来越少，准确和完整地描述双方的历史和哲学先例的压力就越来越多。一个政治命题就被学术命题给取代了。没有任何话题，不管它的政治意图多么强烈，能够抗拒学术化的过程。把包含明显政治内容的议题去政治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容易的。

　　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在进行学术化过程呢？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试验：我是让学生生产评价对一个恼人的政治议题的描述，还是让学生表达他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有些情况是非常容易的。在巴勒斯坦诗学的课程后面附加告诫“保守派学生应该到其他地方听课”的写作老师显然就没有尽到老师的学术责任。同样的，如果教授为了参加政治集会而不去上课也是没有尽职，即使他们的学生没有得到鼓励去参加集会，信号还是被发出来了，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些老师上来就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相信这样做等于给学生们打了预防针，警告他们被灌输思想的危险。但是如果政治问题在课堂上分析而不是做出决定的时候，老师的政治立场是无关紧要的。抹杀你的政治倾向或许是避免政治纠纷的方法，但是它传递的信号是在这个课堂上政治判断成为课堂内容的一部分，这仍然是错误的信号。

　　机构信号

　　不仅机构而且机构雇佣的人都能传递机构信息。大学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基本试验应该采取一个简单问题的方式：做这个（或不做这个）的决定是否建立在教育基础上？让我们假设话题是大学应该不应该资助学校间体育运动的项目。有
些人认为应该，他们觉得体育运动有利于学术使命完成，有些人说不应该，他们认为不是这样。如果问题是被决定为肯定的，那么所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有足球吗？我们应该卖汗衫吗？我们应该组建运动员进行曲乐队吗？等都是经营问题，它们应该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待，而不是全球平等的角度。一旦大学承诺要开展体育运动，它就需要承诺让它尽可能赢利，如果只是因为赢利，赢利将变成为学生运动员或者其他人提供奖学金。

　　我并没有打算把政治话题从课堂中排除掉的意思，而是坚持如果讲解政治，不应该从政治立场来讲解。

　　同样的推理适用于投资策略。投资经理的责任就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获得政治或者社会或者经济正义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或许作为个别公民或者作为投资俱乐部的成员希望做这些事情，但是作为大学官员他们的责任是通过任何可能的合法手段增加捐款。这样的论证同样适用于负责维修和后勤设施的官员。目标应该是用尽可能低的工资聘用最好的工人，而不是通过单方面提供高于市场的待遇来调整贫富在经济上的差距。

　　当大学确定工资的时候，它确定了工资和期限（有时候，雪茄不仅仅是雪茄）。行动有自己的内在运行机制,尽管一个人总是能从活动中抽象出更大的背景，其中采取行动的具体性消失了，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采取立场”，但是除了所指内容更加模糊外，很难看到有任何收获。逻辑（“任何东西都是政治的”口号的逻辑）的容量过大，因为它等于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他或者她都在一个政治争议中选边，采取某种“立场”。

　　但是自我意识到的政治行动（比如我妻子的行动，她拒绝购买从事动物研究或者从中获利的公司生产的商品）和根本没有政治意图的行动之间的差别，虽然它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影响（至少从广义的政治定义来说）。大学支付工资有两个意图：(1)确保工作人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员工，那些从事所需工作并且尽职尽责的人不离开；(2)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第一个意图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和劳动力总量、供求法则、本行业现行模式等密切相关。第二个意图与政治密切相关，大学说“这里我们宣称在当今最重大问题之一上的立场”，这不是合适于教育机构的立场。大学因为在道德上不赞同某个国家或者公司而抛弃人家的捐款也是不合适的。

　　如果大学必须与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任何机构保持距离的话，那将有很长的名单涉及到他们需要放弃作为生意合作伙伴的人员、公司、企业：经纪人公司、医药公司、网络游戏公司、石油公司、汽车生产商、房地产开发公司、化妆品公司、快餐店、惠普（Hewlett-Packard）,微软、沃尔玛、塔吉特（Target）、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格罗索（Richard Grasso）和纽约扬基棒球队老板乔治·斯泰因布里纳（George Steinbrenner）等。如果你打算唾弃参与苏丹问题的公司，那么参与北朝鲜、伊朗、叙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工、委内瑞拉、阿根廷、俄罗斯、以色列以及（在许多左翼美国人士眼中的）美国的公司，你怎么办呢？

　　这些名单几乎是没有办法穷尽的，而且在不断增加。从纯粹的意志出发采取立场将证明是代价高昂的主张（即使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削减）而且耗费太多时间，因为大学成为人权观察的延伸物。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他们的捐款，你难道不是赞同了他们的伦理观了吗？不是事实上成为他们犯罪行为中的帮凶了吗？不。如果你接受了他们的钱，你只是拿了他们的钱。就这些。他们犯下罪行应该在别的地方被处理，只要资金还没有被没收，事实上仍然在提供捐款的人的合法拥有时，接受捐款的行动就是感谢捐款并把这些捐款用在学术用途上，没有别的意思。

　　那是否意味着除了从法律上看来源不明的（不是道德上）钱的情形外，是否有大学应该拒绝接受捐款的情况吗？有一种情况，如果捐款附加有条款，当捐款人说我想得到某些结论或者这些是希望你们聘用的人员名单，或者这些是我希望你们讲授或者停止讲授的课程名单等。每所大学已经有反对接受类似规定性捐款的规则了，烟草公司遵循这个限制并不期望（虽然他们渴望如此）他们的捐款将产生对他们的事业友好的结果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

还剩下什么？

　　但是，不参与时代重大议题的大学难道不是失去激情的地方了吗？课堂失去了活泼的讨论和争论的地方么？当然不是。尽管政治问题紧迫性在我想象的教室中可能消退，但它将造就更加活泼的课堂。在我想象的教室里，学生们情绪是高涨的，当他们争论如果适当理解的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原因是否禁止足球比赛中学生组织的祈祷，或者罗尔斯式从“无知之幕”背后创建权利统治的观点是否有道理，或者对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是否不可避免地破坏它的完整性。我看到学生们讨论这些问题或者类似问题时，如果不是接近于大打出手，至少非常接近上蹿下跳，挥舞拳头般激烈了。这些学生绝非冷漠和超然的，但他们关注的是（这再次是非常重要的差别）他们对被劝说的立场的真理性认识，尽管这强烈认定的真理可能导致后来某个时候做出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候选人或者政策的决定，但这不是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我设想的教室的隐含假设是真理以及对真理的和追求永远都应该得到维护。

　　通过提出真理标准，我已经回答了课堂学术化（分析政治和道德议题而不是拥抱它们的教室）将是没有价值观和相对主义盛行的反对意见。如果任何东西都有价值，真理也一样。我设想的教室的隐含假设是真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永远都应该得到维护。当然，真理不是唯一的价值，也有在某些情况下位于核心的其他需要维护的价值，但是真理是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真理的坚持恰恰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反面。

　　你会在我的任何课堂中听到有些人说甲另外一些人说乙到底谁来评判的问题。我试图和学生们一起确定的内容是对某个事件的竞争性描述（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对”“错”不是道德相对主义的词汇，使用这些词汇的学生所包含的承诺和那些针对激烈争吵的社会议题的人的承诺同样大。被要求对比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记》、和华兹华斯的前言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模式的学生，或者被要求用图表画出美国缔造者在阻止国会建立宗教时的意图的法律理解变化过程的学生在讨论的时候至少和他们在寝室里关于最热门时事话题的讨论同样热烈。只是在你忘记学术问题有历史，那些历史有投资，那些投资常常是跨学科的或者交叉学科的时候，才让你产生思想的错误，把自己局限于问题中抗拒所谓“更大”问题的诱惑将造成没有精神和能量的经验。真正学术研究的教室不仅是充满激情和承诺的，而且比其他情况更加有趣。

　　真正乏味的教室是里面坐满了一群十九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辩论得到帮助的自杀、医生开的大麻、或者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提问“你怎么看”的回答。不错，很多学生可能会说点东西，但是他们说的东西很多是预料之中的，几乎全是你在星期天脱口秀节目上听到的内容的翻版。简单地说是观点的彩排，与此同时，你将失去学术讨论的真正兴奋，而只有在学术讨论中你才能学到真东西，而不是随口说出一些没有知识支持的观点。老师和学生共同追求的是知识，从来不能提出“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除非你是在进行调查公众舆论的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应该是“真理是什么？”答案必须经受涉及数量和质量的证据、论证的说服力、结论的可靠性等的挑战（还有其他）。

　　在过程的结束（当今），学生和老师都学到一些他们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你总是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难怪拥有观点很容易），他们将通过发挥认知能力来学习这些，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狂喜而仅仅是自我满足。分享观点的阶段就像快餐食品，它们让你肚子里塞满了淀粉，让你觉得又饱又饿。而对于一个事物的持久的真理探索过程几乎就是运动实验，它可能让你精疲力竭，但是它也让你有所提高。

有什么用？

　　但是，它不会提高你的道德或让你成为更好的人或者更好的公民。一门文科课程的好并不因为当你步入投票箱或者协商合同的时候，告诉你要做什么。文科课程的好是因为它介绍你认识到不知道该怎样提出的问题，至少暂时地为你提供
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你对得到的答案该怎么做？你怎么对待经过四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思想和身体问题、dna结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的讨论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思想习惯呢？

　　问得好！就我所知，那些为学生提供的思想习惯和文科教育并不能让你做任何事情，更糟糕的是它们也不能阻止你做任何事情。

　　我提供的这种高等教育观点或许被人们适当地认为让人泄气，它把灌满了气的气球里的气放出来。它排除了讲授道德或者哲学的哗众取宠的空话能够让实践者认识到自己是变化的代理人或者“转型经验”的设计者的可能性，我最讨厌这样的词汇了。我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有转变的作用。一门好的课程能够把起初对这门学科了解很少的学生变成对这门课了解一些的学生。这是你应该或者能够期待的转变的全部了。尽管大学里正在进行的辩论常常被认为好像牵涉到道德、哲学、甚至神学等大问题，但实际上，真正牵涉其中的更多是关于专业行为和工作表现的管理判断问题。

　　教学是一项工作，所需要的不是高超的敏感性或者心灵和意图的纯洁性而是技能的熟练掌握。优秀的教师可能是绝对糟糕的人，而品德高尚的人可能是糟糕的老师。那些更喜欢给该行业添加宏大主张和野心的老师是那些破坏教师行业贬低其价值的人。

　　关于教师的宏大主张的方便的总结可以在《文科教育》的杂志某期上发现，下面是其中一些句子：

　　讲授批评性分析和尊重别人的辩论等美德的教室至少能够为更加成熟民主社会培养公民。

　　帮助年轻人学习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尊重别人说话的文科大学将做出很大贡献，产生有思想和有潜在创造力的世界公民。

　　强大的文科教育的目标包括影响伦理判断，培养关心他人的洞察力等能力。

　　当今文科教育必须超越课堂关注社会的挑战，工作场所的复杂性，世界上的重大问题。

　　学生们需要掌握生活在需要做出道德决定的世界中的能力。

　　对这些，我的回答是不不不不不。讲授批评性分析的教室（有时候被称为“批评性思考”一个没有内容的术语）将产生能够做批评性分析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管他们的分析能力多么熟练，决不能因为这些技能就变成“尊重他人”的人。在辩论中学会如何表现并不能保证你接下来的论证的质量或者道德性。街头流氓能做的糟糕的论证、糟糕的决定和糟糕的行动，优等成绩毕业者（Phi Beta Kappa）同样能做。而且，正如我前文所说的，尊重他人声音的观点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你不应该仅仅因为这些声音是他人的就尊重这些声音。（这是多元文化主义信条的一个错误），你应该尊重他人的声音，如果你发现他们的论证或者建议是连贯和和有说服力的。

　　至于笼统的伦理判断，毫无疑问你遭遇的任何事情帮助塑造它，但是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并不是获得它的特别钥匙，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例子说明亨利·詹姆斯或者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或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读者像任何别人一样可耻、残忍和奸诈。学生们需要掌握生活在需要做出道德决定的世界中的能力，他们最好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或许从父母、基督教堂或者犹太教堂或者清真寺里寻找。我也不能同意“当今文科教育必须超越课堂关注社会的挑战”的观点，因为这是个微小的一步，从这个命令到认定在文科教室做的事情不过是超越它之外的东西的初级阶段，一个微小的判断，文科教室里做的事情是从发生在他处的事情中获得价值的。那么根本不需要再走一步就可以得出结论文科教室里所做的事情只能被教室外的回报来证明其价值。

　　你或许能让你的学生变成很好的研究者，但是你不能让他们成为好人，也不应该这样尝试。

　　这里我们来到事情的本质，即人文教育的合理性。你知道如下问题：它有助于经济吗？它会塑造有知识的公民吗？它能推动正义的事业吗？它能让任何事情变得更好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不不不不不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最终都和我们接受的教育有点关系。但是如果文科教育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做其他机构委托的任务，它将不把带来世界上的某种变化作为自己的目标。特定的影响或许能产生，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它是一个机构的意料之外后果，这个机构如果要保持真实的自我，就必须绝对自我参照，必须牢记本分，必须不要回答“它有什么好？”之类的问题。在一篇题目为“柏拉图会允许什么？”(Nomos37, 1995)的文章中，政治理论家杰里米·沃尔登（Jeremy Waldron）思考了对有人问哲学家“你的著作的价值在哪里？”或“它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变化？”的合适回答时，他回答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们实际上不是在搞哲学，因此矛盾的是，我们很可能没有多大用途，除非我们基本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活动的价值内在地存在于它的进行中，对于课堂外的世界产生的影响是难以预测，难以预料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们难以预测，难以预料，把它的教学建立在获得这些影响的希望上是错误的做法。

　　如果到了学期末你给了学生对某个学科的总体介绍（正如课程的题目和课程表中所做的描述），向他们介绍了本领域的最新发展，指明了他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如果他们希望继续研究的话，那么你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后来在生意中用你教给他们的东西做什么事情，你不需为他们做的错事承担责任，也不应该为他们做的好事而受到表扬。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一次对劳伦斯·奥利维尔（Lawrence Olivier）说，“我终于学会了忽略糟糕的评论。”奥利维尔回答说“好，现在学会忽略美好的评论。”

　　你应该承担责任的东西也是你应该追求的目标，你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你能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实现的目标，而不是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你能够通过自身教学上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学生拥有一些知识和培养他们一些技能（解释性的、计算性的、实验性的或者档案性的）甚至（虽然这非常难以预料）灌输对于本学科的热爱。你并不能总是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即使用最好的意图和最佳的备课计划，总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总有思想分散的学生，总有缺席的学生，总有不预习的学生，总有心思在其他星球上的学生，但是至少你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能让他们呆在教室里四个月没每周都有几个小时和你在一起。

　　但是，一旦最后一次上课结束后，他们从你的教室离开进入别人的空间后，然后再进入更广泛的世界后，你决定他们能够用你为他们提供的东西做什么的机会将非常小（这完全是侥幸发现的东西）。

　　你没有任何机会(缺乏让人怀疑的、危险的门徒)确定他们的行为和价值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世界之外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你或许能让他们成为好的研究者，但是你不能让他们成为好人，也不应该尝试这样做。

　　译自：“Professor, Do Your Job”By Stanley Fish

　　作者简介：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是迈阿密弗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学教授和Davidson-Kahn 杰出教授，是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院长。最新著作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拯救世界》(牛津大学出版社)。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26074024.html

来源：光明译丛

“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

独角兽资讯 — Sat, 11 Oct 2008 12:07:00 +0800

作者：周宁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1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

　　从梁启超最初提出国民性批判理论到鲁迅为这种理论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阿Q，①国民性批判构成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专制暴虐、战乱摧残、民生艰难造成国民的卑劣品性或奴隶根性，诸如“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2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陈独秀在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卑劣无耻退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认为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3鲁迅弃医从文，据说也是因为醒悟到医治国民之精神比医治国民之体格更重要。他塑造出表现“国人的魂灵”的阿Q，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自贱又自大、怯懦又残忍、愚昧而充满奴性，为国民性批判提供了一个典型代表。②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到《东方杂志》、《新青年》，国民性讨论的高潮持续了近20年。在普遍的观念中，不仅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要为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历史负责，改造国民性也肩负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化起点，体现在这个起点上的西方话语霸权，不仅使国民性批判本身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性受到怀疑，还可能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许多人注意到《阿Q正传》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①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过该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阿Q的种种性格特征，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可以找到，鲁迅在思考国民性问题时也一再提到明恩溥这本书。②然而，《阿Q正传》与《中国人的性格》的关系问题，不仅限于文本与文本之间，更重要的是文本与特定话语的联系。因为个别文本的写作总是在话语体制中进行的，用萨义德的话说，文本是话语的“织品”。明恩溥有关中国的国民性的论述，是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中国人的性格》中的许多看法，不仅在明恩溥同时代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赫尔德、孟德斯鸠。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来源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

　　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本文在这一前提下试图重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话语霸权体现在思维模式与观念主题两个方面。前者为中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国民性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下讨论中国的国民性的③；后者为被西方所假定、界定、否定的，种种固定的所谓中国人的特征或与历史分离的抽象的“本质”，如奴性、愚昧、懒惰、麻木、懦弱……这些所谓的特征或东方性本质，是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系统，随着西学东渐与现代化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在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无意识层次上行使着知识与学术、文化与道德权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原型中进行，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这场批判与改造的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中，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

　　本文描述与分析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知识谱系，并非要否定国民性批判本身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并不认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就可以超越或消除它。事实是话语霸权存在，你可以接受它，也可以反对它；但即使反对它，也必须以它为前提。博尔赫斯在《长城和书》中想象秦始皇通过修长城与焚书，确定了空间与时间范畴，后人即使拆毁长城、抹去他的声名，也还是成为他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本文对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批判，用意只是关注中国现代化文化的“外源性”或“翻译性”问题，揭示西方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霸权，反思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历史角色与独立性，提问他们是否能够为他所属的文化的现代化提供自由的主体性与合法性证明。

　　一

　　哥尔德斯密在《世界公民》的第七封信中说：“欧洲的旅行者们越洋过漠，如果仅为了测量山川之高低、描绘河流与瀑布、或历数各国之物产，那么这些发现也许只可使商人和地理学家获益。”但对一位哲学家，他“渴望了解人类心灵，希望揭开不同的气候、宗教、教育、偏见和喜好对不同人性形成的影响与作用。”4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前者是政治、经济地域的扩大，后者是知识的扩大。在这两次大发现的基础上，西方思想开始以自身为中心、以理性为尺度规划世界的观念秩序。这个观念秩序在空间上体现为不同的民族国家的法政制度，在时间上体现为以不同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进步的历史；前者的代表作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后者的代表作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一个关键是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

　　孟德斯鸠就是那类为理解世界建立起观念秩序的哲学家。《论法的精神》试图探讨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自然条件、精神条件与组织制度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政体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使“每个国家将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5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学研究，从自然环境到种族的精神气质再到政体形式、风俗习惯。它首先确立不同政体在法律及其机构上的不同，然后分析这个政体所由产生的必然原因：气候与土壤等自然环境及其造就的国民的精神气质。自然环境决定法的精神或民族的一般精神，不同民族自然环境不同，民族精神各异，政法制度也有差别，如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他有关国民性格的分类理论。

　　首先是北方与南方人性格的差异。北方寒冷地区的人，精力充沛，勇敢自信，直爽而少猜疑诡计。相反，南方的炎热使人的身体懒惰，精神上也萎靡不振，生活在炎热的南方，如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软弱将失望置入人们的心灵中，人变得畏惧一切，毫无自信。孟德斯鸠总结，“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气候炎凉决定了人的性格软弱或勇敢，狡猾或直率，猜疑或自信，也影响着人的情感特征。在寒冷的北方，人的身体魁伟，动作迟笨，感觉也有些迟钝。他们的情感往往深厚持久，性情也恒一不变，“对一切可以使精神焕发的东西都感到快乐”，诸如运动、冒险，北方气候下的人民“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与之相反，南方炎热国家的人民，“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他们往往性情浅薄而飘忽不定。只有情欲没有爱情，而耽于享乐、放纵情欲又势必产生各种犯罪，所以南方国家的人民往往邪恶多、品德少，“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6

　　孟德斯鸠所谓的南方与北方，在欧洲范围内指南欧与北欧，在世界范围内则指东方与西方。从埃及、小亚细亚、波斯到印度、中国，都属于南方。孟德斯鸠试图为每一国民确定几个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也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气质，诸如勇敢进取、自信率真、或软弱懒惰、狡猾浅薄；同时，也试图解释这种国民性格或精神气质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在他的理论原则中，气候炎热会使人的“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萎靡颓废的状态将传染到人的精神，没有丝毫好奇心，没有丝毫高尚的进取心，也没有宽容豁达的感情；一切嗜好全都是被动的；懒惰在那里就是幸福；心思的运用也多得比刑罚还要难受；人们可以忍受奴役；但不能忍受精神的动力”。7

　　从孟德斯鸠的理论看，北人与南人的区分，几乎就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分。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本人所意识到的，个例经常破坏他的原则，所以他必须在确定一般原则之后还需不断进行补充解释。比如，同样在炎热的印度，人们为什么一边软弱、忍耐、顺从，一边又表现出残暴的勇敢，如印度男人的苦修、女人的自焚；同样是炎热的南方，为什么西班牙人就非常可信可靠，而中国人又惯于欺诈、说谎？同样在南方，中国人为什么勤勉而不懒惰，节俭而不放纵？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时而软弱时而勇敢，有的狡诈有的淳朴？同样在中国，也有南方与北方，可为什么中国的南方人勤勉进取，中国的北方人却相对懒惰守旧？这些矛盾，有的出现了，也被孟德斯鸠在自己的理论系统中解决了；有的出现了，却被孟德斯鸠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有的尚未被发现，后人将提出这些矛盾，后人将继承孟德斯鸠的理论进一步补充解释①，后人也可能将动摇孟德斯鸠的理论另立所说。

　　孟德斯鸠为世界各国的国民性格分类。他认为决定民族一般精神差异的，除了该民族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外，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社会制度也塑造着国民性格。专制国家的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因为品德，诸如诚实、勇敢、坚毅、善良等，只存在于共和政体中。孟德斯鸠没有进一步讨论制度如何塑造人的性格，只是反复论证地理与气候决定人的精神气质。对于孟德斯鸠来说，中国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将勤奋与狡诈可怕地结合起来了，就像西班牙人将诚实与懒惰结合起来一样。所以孟德斯鸠说应该注意的是品德与邪恶如何混合起来造就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8

　　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表现出某种共同的、统一的性格特征，否则就谈不上区别不同民族的精神气质。孟德斯鸠强调自然环境决定国民的性格，休谟则强调制度与习俗塑造民族的性格。他看到在中国“那块辽阔的国土上各个不同部分的水土和气候差异很大”，但中国人的性格都是一致的。

　　休谟首先批判那种将民族性格极端化的倾向，认定一两种品性就是该民族的性格而不容有任何例外，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至于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民族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精神因素……至于体质因素，我完全怀疑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9“所谓精神方面的原因，我指的是一切对人们心灵长期起作用的情况，即动机或理智，它们能使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习惯性风度。这类情况因素有：政府的性质，公共事务的变革，人民生活的丰匮，该民族与其邻族的关系以及其它这类情况。所谓体质方面的原因，我指的是空气和水土的质量……”

　　休谟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正相反，他提出了充分的论据说明社会文化塑造国民的性格。一个大帝国辖地广阔，从南到北气候地理条件差异甚大，但同一种国民性格却扩展到整个帝国，这难道不说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塑造国民的性格吗？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同一国家不同地理气候可能有同一国民性格；同一地理气候不同风俗制度，人民的性格也不同，如相邻的雅典人与底比斯人。国家政治疆域的界限往往是民族性格的界限，还有语言文化、习俗法律、宗教信仰，都是决定人民性格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至于所谓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差异，就更难以成立了。如果说北方人比南方人聪明，那么，不论就世界还是欧洲范围，都不具有普遍意义。世界之南方的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埃及人创建文明的时候，北方的欧洲人还用石刀耕种，住在洞里；欧洲之南方的希腊人、意大利人讨论哲学的时候，北方的不列颠人、日耳曼人还在野地里围着兽皮追赶野兽。最荒唐的莫过于说北方人强悍凶暴、南方人懦弱胆小，所以北方经常征服南方。与其如此，倒不如说是贫困匮乏的北方人经常征服丰足富裕的南方人，勇敢是因为饥而不是因为寒。

　　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有偏激的深刻，休谟的社会文化决定论则有理智的周全。他们二人对决定国民性格的因素强调点不同，但关于世界不同国民性格的评价却基本相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他们眼里已经显现出最初的反面特征。这种反面特征不断被“发现”、被“加强”，以至赫尔德1784年写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讨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厌恶之情已经无法克制也无须克制。

　　赫尔德在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决定论之外，开始强调国民性格的种族遗传因素，他认为性格可以像肤色体型一样遗传。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无论考察其民族整体还是个体，其遗传特征都是很明显而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梁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①作为蒙古人的后裔，他们天生听觉敏锐，所以才发明了那一套繁复无比的语言，欧洲人的耳朵和发育器官根本学不会汉语。中国人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他们发明了一套矫揉造作的礼俗，处处追求声色的热闹，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盖内心的骚乱。他们不懂得自然率真、宁静、美与尊严，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艺术上，却愚昧无知。“大自然毫不吝啬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为了获利和忠于职守，他们终日不停地忙忙碌碌，永不停息地奔波……”10赫尔德一方面认为，人种遗传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生存环境使他们愚昧野蛮，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无条件地服从。另一方面，赫尔德又将这种自然原因与社会教化联系起来，因为“人的自然状态就是社会”。中国人的国民性，除了种族遗传的因素外，也是中国道德教化的产物。赫尔德同样承认社会教化对国民性格的重要意义。中国那种按照蒙古游牧民族传统强调“孩童般服从”的道德教育，使中国人的品性表里不一，表面上他们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阴毒狡猾。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这种国民性格的象征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愚昧是理智上的，狡诈是品性上的。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使人愚昧，野蛮的专制社会使人充满奴性，动荡不安、灾祸不断的生存条件又使人自私贪婪，多疑心多诡计。狡诈是弱者的求生本领。赫尔德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至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已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

　　赫尔德在国民性形成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种族遗传。至此，西方关于民族性格形成的基本思想就已经奠定了：首先，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建立在少数几个最基本的气质特征上，内在于种族情感生活，外在于行为实践。它包括智力与道德两个方面的因素，但以道德品性为主，有优劣高下之分，有成熟衰败的过程。其次，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的、超稳定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全民共有之特征”，另一方面又必须超越个体的差异，不断重复出现在该民族或国民不同的个体身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个人才成为民族或国民的代表。再次，民族或国民性格的形成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性格的生理基础，即人种与遗传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因素指制度与文化的塑造性，它包括语言与教育、政治与法律制度、习俗与道德观念、宗教与艺术等。在这方面，以国民为单位理解特定的群体性格比以民族为单位更准确。国民强调的是社会政治因素，民族强调的是自然因素。最后，民族或国民性格，既是历史的成果，又是历史的原因。一个民族或国家特有的生存环境、祖先的遗传、文化制度塑造了这个民族或国民的性格，而民族或国民性格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与恒一性，从而制约着国家与民族历史的发展。性格即命运，对于一个个人与一个民族国家，都是适用的。民族或国民性格决定了该民族与国家的兴衰成败，是一种隐潜在历史背后的宿命力量。总的说来，启蒙主义强调国民性格是历史的成果，其中具有激进的革命性；而种族主义强调民族性格是历史的原因，其中具有保守的宿命性。

　　二

　　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是一部兼有启蒙主义思辨与浪漫主义激情的大叙事式的大著作。他要为人类写作一部哲学的历史，但他从最遥远的地球的物理特性及其与其他星球的关系开始论起，从无机物而有机物，从植物、动物到动物生命的最高形式人。他计划《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写25卷，用了5卷才写到人，最后也只完成了20卷。他反对启蒙主义者奢谈的普遍的、非历史的人，认为人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环境、种族遗传与人类精神的作用下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而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都被同一种精神或气质所塑造、所鼓舞，创造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并表现出该民族共同的性格。赫尔德一方面有否定普遍史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主张发展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在他民族多元化的世界观念中，又包含着优劣等级化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每一个民族都按自己的尺度安排生活、结构历史，世界民族多元多样，自然条件、民族心理各不相同。但是，人类又有一个共同的人道与理性的尺度，在这个尺度下，各民族就有优劣高下之分了。赫尔德敬仰希腊，他认为希腊是最优美的民族，希腊在地理气候上处于南北之间、寒热之间，温和适度，古希腊人在性情上统一了感性与理性，达到完美的境界。赫尔德不喜欢东方民族，在他看来，东方民族尽管曾经创造了人类文明，但在可怕的停滞中已经衰落得可耻可恶了。中国人正是在东方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中堕落的“一群”，被赋予某种堕落的“本质” 的族类。哲学家需要像科学家给自然分类一样，为人类分类。世界将在他们的文本中获得观念的秩序。

　　萨义德分析现代东方学出现有四种因素，一是旅游文学的繁荣，二是比较历史学的兴起，三是对人类文化的内在认同的思考出现，四是对自然和人进行分类的愿望。而对人类进行分类的方法不过是根据生理-伦理形式命名，尽量“夸大事物的总体特征、将大量庞杂的物体概约为易于处理、易于描述的少量类型的普遍倾向”。强调“这一关于种族、文明和语言之间显著差异的真理是（或被假定为）根本性的，无法消除的”。11从而为不同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与历史中确定了一种从本源上注定的宿命。在赫尔德的庞大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由堕落的国民性确定与区别的抽象的、非历史的中国人，最终不过是一个被文本创造出来表达某种自然与历史的道德意志的沉默的符号。他们作为“他者”，被对象化为没有个性、面目模糊、表现出某种怪异的“东方性”的异类，与欧洲中心形成强烈的对照，这种对照所根据的巨大差异甚至可能夸大到人与动物或人与物。赫尔德认为整个宇宙呈现着向自由精神发展的等级阶梯秩序从无机物到人，人是大地生命力的最高产物，它处于动物与精神世界之间，而构成人类不同等级的民族，有的更接近于精神世界，如欧洲人，有的更接近于动物，如东方人。中国人由于其自然环境、种族遗传、政教制度塑造的堕落的国民性，就属于那些接近于动物的族类，所以赫尔德一再使用动物或无生命物的形象比喻中国人，如蠢驴与狐狸、奴隶的座椅、木乃伊……

　　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然流行于19世纪，但基本观点在18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西方不仅开始描绘、评价中国的国民性，而且试图对一种确定的有关中国的国民性表述，提供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种族遗传等方面构成因素的解释，将人们观念中的杂乱的印象统一到一种确定的概念上，并为这种概念找到典型形象或象征。赫尔德论述的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至多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文本的虚构。赫尔德认为直到他写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途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而他本人对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的描述，“对中国人特性的敌意诋毁，相反它是从中国人特性的最狂热的维护者的报告中一点点地概括起来的……这不过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几一个民族的真实写照”。12赫尔德没有任何直接的中国经验，他解读中国的国民性的根据不外是那些传教士的传教书简。同一些书简曾经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现在换一种解读方式，又可以提供完全相反的意义。中国的国民性是在西方特定的解读语境中构筑的，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所谓真实不过是文本制造的幻象，只是人们忘记它的幻象本质。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11卷第3部分对中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从主题到意象，对西方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黑格尔、史莱格尔、谢林、马克思一直到20世纪的许许多多相关的言论，甚至中国的国民性批判，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层层迭置，以至人们都忘记了这些主题与意象最初的来源，比如说中国人性格中的孩童般的奴性幼稚与老人般的世故狡猾的结合，将中华帝国比作“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13

　　西方构筑中国国民性的写作是一个表述过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认为“表述”(representation)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虚拟某种指涉对象并假设某种本质，实际上却只是在特定话语系统中的文本的虚构，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14我们研究的前提不是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如何反映或歪曲中国的国民性，而是假设国民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为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虚构的文化他者的幻象，它的功能是在自然、种族、文化格局中突出所谓中国国民的异质性、怪诞性、落后性、堕落性，巩固以西方现代白种（或雅利安）民族文明的优越与统治地位。在此前提下，我们只是追溯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文本的历史，揭示其意义生产与分配的方式以及这些文本构成一种话语传统的过程。我们发现，始于启蒙时代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到早期浪漫主义时代，已基本成型，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中有关表述，具有典范性，不仅代表着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观点，而且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经过启蒙时代近半个世纪不同文本的磨合表述，最终在浪漫主义时代早期确定下来。回顾这一话语构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表现在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不同层次上的明显一致化、规训化的过程。启蒙运动时代总体上看是欧洲赞美中国政教人文的时代，传说中的中国不仅可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伏尔泰得知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逊(George Anson1697-1762)在《安逊环球航行记》说中国人既不文明又不诚实，官吏百姓全是骗子、盗贼，15感觉有必要为他理想的中国人的形象辩解，他说安逊上将“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方设法欺骗英国人，便鄙视和讽刺中国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吗？”伏尔泰赞扬中国的礼节“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16但是伏尔泰赞美中国人的品性的时候，欧洲印象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已经开始恶化。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是启蒙运动时代欧洲的中国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杜赫德神父描绘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复杂矛盾，有肯定方面也有否定方面，但总体上看是否定多于肯定。17他说中国人一般都很温顺，人情味浓。从皇帝到百姓，“十分尊重老年人”，而且举止文雅，“他们的谦逊也是令人惊讶的。有学问者非常稳重，事事处处表现得十分得体。女性似乎生就品质端庄，”中国人没有粗鲁的行为，很少性情暴躁①。但也并非没有丧失理智的时候，他们一旦被触怒，可能会暴跳如雷，而且报复心极强。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这个民族的习性。“欺骗常见于老百姓之中”；中国人性情温和，连“盗贼都很少使用暴力，他们宁可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要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慢激发起哪怕是最卑贱的中国人瞧不起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尽管杜赫德神父不愿意说太多的中国人的坏话，而且认为有些恶习是中国人谋生迫不得已的技巧，诸如“在自己出售的东西里面掺假”，但他还是承认，“诚实确实不是他们喜爱的美德。尤其是当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会使出欺骗的手法并且还大言不惭。还有一些人在欺骗被人当场抓住时，竟然厚颜无耻地抱歉说自己骗术不高明……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 最后，杜赫德还想“再补充一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尽管他们十分邪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热爱那些有所追求的人身上的美德的……”

　　西方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其人种特征；然而才是中国的人文，其文化特征，最后才是其人性特征，其国民性格。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开始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格，看法不一。诚实公道或奸恶油滑，勇敢无畏或软弱无能，勤俭节约或懒惰散漫，虚伪世故或热情友爱，无知地自大或自卑，耽于声色享乐或严肃刻板……这些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印象，到启蒙运动结束的时候，似乎已经变得清晰确定了。孟德斯鸠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国民性表现的矛盾，他认为可以将种种相互矛盾的特征统一到勤劳与狡诈相结合的基点上，这个基点在价值上已经带有否定色彩。哲学家关心的是思想中逻辑的一致性，大众则根据印象传说。勤劳与狡诈或愚昧与狡诈，不管怎样，他们在这个遥远的民族那里发现的美德总是少于缺陷；而且缺陷越来越多，美德越来越少。早期旅行家、传教士在中国注意到的一些现象，现在都归结为本质。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代表该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相对持久不变的、具有精神内在渊源、行为外在表现的人格特征。老爷们大吃大喝，说明中国人纵情享乐；穷人们溺婴鬻子，说明中国人残暴无情；边境的奸商弄虚作假，朝廷的大臣礼节繁多，说明中国人虚伪狡诈；皇帝拥有无限权威，百姓们俯首贴耳，诺大的帝国，却一再被野蛮的游牧部落征服，只能说明中国人生性软弱。西方视野中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的皇帝，然后是中国的哲人，连皇帝也是哲学家，最后看到的是中国奴隶般的百姓，连皇帝在精神上也有奴隶心态。赫尔德说中国皇帝也是那幼稚虚伪的礼俗的奴隶。中国既无明主又无哲人，只有怯懦狡诈的奴才百姓。谁能代表中国人？愚昧狡诈的农民、虚伪无能的官吏与昏庸残暴的皇帝！哪一种形象能够代表中国人？蠢驴与狐狸、幼稚的孩子与狡猾的老人，奴隶的座椅与画满象形文字的木乃伊！

　　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出版于1784-1787年间，此时他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观点如果还有些惊世骇俗的话，到1894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归来，中国国民性的恶劣形象在西方似乎已经不足为奇、不可动摇了。马戛尔尼勋爵率400多人的庞大使团访华，他们上岸后对中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忙忙碌碌的一群，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一律是蓝布衫、宽袍长裤，连面貌表情看上去都没有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孩子惧怕父母，百姓惧怕官吏，官吏惧怕皇帝。在使团的印象里，中国人不仅没有个性，而且没有尊严与道德。不道德的现象在中国人中间似乎是普遍的。他们接触到官吏、商人与农民。用使团总管巴罗的话说，“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18中国人作为个人没有个性，但作为整体，似乎又有某些品性上的共同性，比如说欺诈、偷窃、残暴、肮脏……马戛尔尼回忆出使的经过时说：“在中国期间，所有与我们有过接触的官员，无一不表现得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然而，他们虽礼貌周全，却都不诚实。”19马戛尔尼的评价似乎有所保留，他的使团总管巴罗却毫不客气“这个民族（指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自私，他们将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结为一体。表面上看，他们在谈吐交往中表现得极其单纯直率，实质上他们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20使团的随团科学家丁维提博士说启蒙时代那些 “中国迷”的著作“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蒙蔽了整个欧洲。他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21理论上的中国人是仁义的典范，而事实上的中国人却时常表现得残暴。奴隶的驯服、狡诈与奴隶的残暴是可以合为一体的。中国人勤劳温顺又懒惰残暴、狡诈又迷信、守旧又投机，或许还有肮脏，衣食住行方面都不卫生。22

　　马戛尔尼出使无功而返，甚至有些狼狈不堪，用他的仆从安德逊的话说，他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北京居留那一段像囚犯，离开北京时像小偷。然而，他们虽然没有改变中英贸易与政治外交关系，却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使团回去的人，都成为新闻人物，贵族到仆人、管家到科学家、商人到士兵，纷纷发表自己的观感。他们描绘的中国人懦弱、顺从、迟钝、懒惰、虚伪、撒谎、残暴、冷酷、肮脏、迷信、好赌博……哲学家们坐在书斋里，从各种见闻中思考所谓本质的东西很可能是虚构，旅行者远游他乡，在陌生的人群中有形形色色的见闻，他们的表述也未必就是真实。使团在中国的行动，始终处于天朝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他们乞丐、囚犯、小偷式的经历，从根本上限制了他们的见闻。老斯当东抱怨他们的船队被中国官员以世界上最有教养、最热情友好的方式全程“押送”穿过中国，岸上的百姓被赶得一干二净，只有列队的士兵与纤夫。他们要求上岸活动的提议总是被各种各样巧妙的理由拒绝了，有两位英国人犯规上了岸，还让天朝的士兵按在地上揍了一顿。除了见闻有限外，他们的见闻也不可能摆脱欧洲视野中的想当然。每位旅行者的看法、说法，实际上都有一个预定的视野，受个人身份际遇、知识和价值观念、以及他们共同分享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就像马戛尔尼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没有什么比以欧洲的标准判断中国会犯更大的错误。” 10多年后，小斯当东评论他们发表的那些“见闻”时说：“中国人迄今在欧洲没有得到弗厄泼赖精神（即公平一一译者注）的对待……”23

　　使团从中国回到英国时，黑格尔刚从图宾根大学毕业，他无疑读过那些使团成员的游记或报告。在他关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庞大精密的哲学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本如何成为他思想的素材，而孟德斯鸠与赫尔德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又如何启示他以逻辑的清晰与想象的丰富。黑格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野心勃勃要为整个世界构筑一个完整的观念秩序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的观念体系中，理性精神统治着世界，自由意识是理性精神的内在原则。自由精神体现在人类社会世界历史中不同的民族国家主体上，就成为所谓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体现在不同民族国家的现实的各个方面，“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4黑格尔讨论的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根据其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现实方面的表现。

　　不同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中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在世界格局中表现为空间中的等级与时间中的阶段，每一个民族都从这种秩序中认同自身的身份与位置。民族精神表现在该民族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如信仰、风俗、政体、法律，也成就在该民族的历史活动中。自由精神在非洲大陆还没有展开，在亚洲才刚刚开始，在欧洲正在全面展现。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民族精神，停留在自由意识的起点上，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在他看来，东方的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堕落的、原始的奴役精神。“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的阶段。在这阶段里，恐惧一般地是主要的范畴。意志还没有从这种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也还不是自由的；因此意志可被认作是有限的，而有限的就可被假定为否定的。”25而这种东方的奴役精神在中国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最彻底也最有特色。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中国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

　　三

　　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立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扩张提供了启蒙与自由大叙事下的正义理由。中国的国民性话语的四个条件已经齐备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中。首先他在自由精神展开的世界秩序中将中国的国民性本质确定为奴性，然后一一论述这种本质的奴性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表现，最后他也在人类历史的进步与自由的绝对原则断言被欧洲人征服是各东方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国也将屈服于这种命运。

　　黑格尔对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分析，在许多方面继承综合了孟德斯鸠，尤其是赫尔德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像孟德斯鸠那样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但依旧认为“地理的基础”是“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是‘精神’所从表演的场地，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赫尔德强调中国的国民性中幼稚的奴性，黑格尔则将奴性当作中国的国民性特征的本质。这个奴性本质表现在宪法精神上就是一种家庭精神；这种家庭精神主导下的政体就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政体；这种专制政体塑造的社会关系就是专横暴虐的皇帝与驯服幼稚的臣民的关系；中国的宗教缺乏内在自觉，只是培养人的依赖性的迷信；中国的科学缺乏自由精神，仅仅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经验，连中国的文字都是笨拙原始的，阻碍思想的交流与发展；中国的伦理不过是表达义务的教条，没有内在的自由精神实质，直接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黑格尔也谈到赫尔德所说的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模仿技艺，“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民族性，就是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26

　　黑格尔从不同方面论述中国的国民性特征，首先是“法的精神”。在这个奇特的、封闭的、具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的东方帝国里，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皇帝是为所欲为的家长，百姓都是些幼稚的孩子。在别的家长式政治制度中，黑格尔看到的不是伏尔泰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是残酷丑恶的现实。就像家长制原则赋予父亲以绝对的权威一样，家长式的国家也赋予皇帝以绝对的权威，皇帝主宰臣民的一切，从他们的财产到生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皇帝的自由，其他人的选择只有服从；在中国，人人平等，但只是被奴役的平等。从官吏到百姓，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暴政面前，人人平等。黑格尔从他的实体精神和个人精神统一的原则中演绎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家庭的精神”，作为家长的皇帝，代表着普遍的意志。“皇帝--他的法律造成一切的意见……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切实而且更加符合它的观念的，便是家庭的关系。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即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27

　　中国是家长式专制的典型，在家长制度中，只有“纯系统天然状态”的道德，没有国家必须的、体现自由的法律。在这种基于家庭关系的政治中，臣民就象奴隶，可以随意惩罚、甚至出卖。残暴的统治、绝对的奴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与缺乏安全感，使这个民族即使充满了道德教条，还是欺诈成风，道德败坏。因为专制消灭个人的荣誉感，培养自卑意识，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有自发自律的道德律令。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性实际上就是低劣败落的奴隶品性。他们没有荣誉感与尊严，只有自卑自贱；没有进取抗争，只有软弱服从；没有知识，只有迷信；没有真诚友情，只有阴谋欺诈。关于西方人普遍认同的中国人的欺诈本性，黑格尔有另一种解释。孟德斯鸠认为那是因为中国的生存条件艰难，赫尔德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生性软弱又贪婪，黑格尔的解释则在于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的道德败坏与这种堕落有关。他们以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就进行欺骗而闻名。朋友欺诈朋友，如果欺骗没有成功，或者被对方识破了的话，谁也不因此生对方的气。此外他们还采取一种狡猾和奸诈的方式，使得欧洲人和他们交往时不得不加倍小心提访。”28黑格尔的根据或许是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报告，其中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29

　　另外，道德的堕落也跟中国缺乏内在的宗教精神有关。黑格尔所理想的宗教是自由的具有内省精神的完美体现个性与权威关系的基督教新教，而在中国，宗教的意义不过是些“简单的德性和行善”，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身精神与“最高实在”的关系。皇权专制将臣民变成奴隶，教育堕落成培养奴隶训诫，道德充满无聊的奴才信条，科学也变成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的工具，数学、物理、天文学远远落后，医学夹杂着迷信，历史只叙述事件，没有判断推论，法学只阐释法律，伦理学只陈述义务，哲学不过是些常识与道德格言，美术不懂得透视与阴影，他们发明了火药与印刷术，可他们自己却不会使用，总之，“这就是中国民族各方面的性格。它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皇帝对人民讲话，始终带着威严和父亲般的仁慈以及温柔，而人民本身却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认为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皇帝的政权拉车的。沉重的担子在他们看来是必然的命运。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自杀当作复仇的工具。遗弃婴儿，则是普遍而常见的事。这一切都表现了对己、对人极其缺乏尊重。如果不存在出生的差别，每个人都能得到最高荣耀，那么这种平等就不是内在的个人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含义，而是低级的，还没有形成差别的自尊心。”30

　　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在黑格尔那里最后确立，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庞大精密，无疑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完整性与深刻性为其谋得话语权威。按照霍尔的观点，话语“结构主题，解释并生成我们知识的对象，决定一个主题如何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又为什么有意义，还影响到观念如何导致行动并用来左右他人的行动”。31我们发现黑格尔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在西方具有普遍的影响力，19世纪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基本上是黑格尔总结与确立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他们那一代人发起的中国国民性批判，关于中国人的奴性或“怠惰框怯之劣根性”，所谓“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之类的讨论与批判，都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甚至孟德斯鸠。中国现代化文化批判开始在西方话语中思考自身，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规定了在这场批判或反思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这是世界现代文明中西方话语扩张与话语霸权实现的典型案例。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在精英理论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我们注意到精英理论对大众舆论的整合提炼利用，实际上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中国的国民性话语经常表现出精英理论与大众舆论的互动转化的动力机制。大众舆论中的各种零散的印象、“套话”，为精英理论提供思想的素材，而精英理论又为大众舆论提供观念的核心与价值尺度。中国国民性话语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一个整体稳定但内部流动的文本场，其中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文本相互参照、对应、协作、共同传播，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原则的观念体系、规范与机制。

　　精英理论层次上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终结在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大众舆论层次上的文本却以其特有的发散的丰富性延续着，它以某种“套话”为中心，各种混杂的印象虽有一个统一的趋向，但也不无矛盾之处。“套话”如丑陋、怪诞、邪恶的中国佬（Chinaman），典型形象是留着猪尾巴一样的长辫子，裹着小脚，打着伞，拿着扇子，男不男，女不女，细眼睛似笑非笑，诡计多端，说话怪声怪气，从早到晚抽鸦片，吃猫、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溺死女婴，以残忍为消遣，愚昧无知，信奉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神，软弱可欺又经常妄尊自大，容易受宠若惊又容易忘恩负义，既是奴隶又是叛徒……总之，中国人是一个愚昧、懒惰、不诚实、肮脏甚至可能凶残的劣等民族，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甚至没有做恶的能力。黑格尔预言的所谓英国征服中国的战争最终爆发了，鸦片战争后大批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角色从“乞丐”、“囚犯”、“小偷”变成主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近距离看中国，中国的国民性就没有哲学家“高瞻远瞩”的论断那么清晰确定了。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他们虚伪、懦弱、懒惰、狡猾、贪婪、残忍、淫荡……；也还有人认为“天朝”百姓中不乏好人，他们勤勉、精明、善良、宽容；甚至有人感慨中国人的性格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致性，逆来顺受、温和软弱、乖巧柔顺、勤劳刻苦、知足常乐、欢快活泼、服从长者、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等美德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与之相伴出现的是说谎、欺诈、残忍、嫉妒、奉承、贪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格雷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32。

　　大批的西方人深入中国，有大量的见闻、著作，然而，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的国民性容易确定，具体表现在个人品行或性格上，却越是具体就越是混乱模糊了。你怎能假设一个中国人既是好人又是恶棍呢？你怎么能将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与精雅文化传统的民族与一个愚蠢昏聩、怯懦变态、虚伪残暴、吃死猫老鼠的野蛮民族的形象统一在同一群人身上呢？卫三畏牧师以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验试图指出中国人性格的多面性：“总的来说，中国人表现为一个混合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赞扬，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批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恶迹，可他们比其他绝大多数异教民族又具有更多的美德。33综观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印象，总的趋向有两种：一种是简化，在漫画式丑化中国人的同时将中国人的性格类型化，夸大某些方面的特征，如撒谎、懒惰、残忍、肮脏，使一个民族成为人类几种恶劣品性的代表。另一种是细节描述的复杂化，他们不断在中国人的个体身上寻找可以代表民族性格的特征，结果发现的特征越多，矛盾也就越多，甚至威胁到中国人性格的可知性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特征并从中归纳出有效的性格模式，所有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探讨，都是虚妄的。

来源：独角兽论坛会思想的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