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的铁匠铺

山西五日

天水明夷 — Mon, 04 Aug 2008 01:27:00 +0800

5月12日，晴。坐厦门航空MF8159航班，晚八时抵太原武宿机场。途中得知四川汶川地震，实感忧心！次日，晴。晨起驱车前往大同，这里已是雁门关外，路旁山体，除却乱草，几无植被。云影停留在山冈，半日不见移动。再向北行，树木渐稠。187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太原府赈灾，曾这样描述这个地区：“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同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店，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座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李提摩太后曾参与创办山西大学，这次准备旅途读物时带上了一本他的在华回忆录。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这是继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后我到过的第三个石窟群。大同以产煤闻于世，市内到处都在破土施工，只看了一处九龙壁，这是朱元璋分封大同的一个儿子朱桂所建代王府的照壁，建于明洪武25年，其他建筑皆无存。大同还是明末清初大儒傅山的祖籍地，只是他后来迁居到了忻州、阳曲（太原）。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对之考据甚详。白氏先治国际政治史，再研书法史，这本书对遗民生活的描摹在细节上可补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阙。上周在杭州晓风遇小说家但及，一时心痒又作推荐。这次带的《傅山与交游》谈“朱衣道人”案，也见功力。夜宿泰和春酒店，看电视得知都江堰、绵阳震后大雨，看着废墟中艰难搜救的场景，实感揪心。

14日，晴。“二十里的油面三十里的糕，浑源县的姑娘不用挑”，说的就是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在这里看了悬空寺。崖壁之下，有檐翼然，寺如一只巨大的蝙蝠般吸附于此，已有1500余年。再去应县，看著名的木塔。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系辽宋对峙时所建。下午去五台山，塬上时见烽火台，树种多为杨树、榆树，进入五台山区，始见成片的白桦林。可能是近黄昏了吧，略感凉意。导游说上周这里还下了一场大雪。晚餐后大队人马坐车回去了，乘着酒力，几人步行一时许，惟见明月在天，树影匝地。

15日，晴。由菩萨顶、显通寺而塔院寺，一路而下。这里多黄教寺院，为康熙时改建或扩建。白塔更早，建于元大德五年，塔前的延寿殿，是为万历皇帝生母祈福而建。相比这三处的皇家气派，山下的五爷庙就要世俗得多了。傍晚回到太原，仍住青龙酒店。

16日，晴。出太原城，至晋中的平遥古城。这里是徐继畬的老家，1850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受乌山事件冲击，心灰意懒之下回到了这“传统中国的心脏地带”，做一名教授八股文的馆师。20年后他再获起用，入总理衙门，但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已让这位五十年代最优秀的思想家难有作为。他在七十多岁回到这座古城后不久就死了。登城墙，看老街，还有日升昌票号。转至祁县乔家大院，大红灯笼依然高挂。又至太原郊外的晋祠。祠中的周柏，几乎游人都要一到，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表现北宋仕女生活的三十余尊彩塑，眉眼之间，神情宛然。山的另一侧有傅山纪念馆，时间仓促不得往，泉上亭子，“难老”二字为傅山手书。

潜水采珠人

天水明夷 — Mon, 04 Aug 2008 01:22:00 +0800

　　——评《幽暗的航行》

　　一

　　蔡晓滨先生曾经引用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来评述本雅明：一个潜水采珠的人让隐匿的珍宝浮出了水面。在《幽暗的航行》中，蔡晓滨先生沉潜于思想史的海洋深处，探幽抉微，上下求索，让那些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精神的思想幽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议题重又闪烁在我们的视野。他自己就是一个潜水采珠人。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托克维尔、美国革命时期的杰斐逊至全球化时代的以赛亚·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萨特、阿伦特、萨义德，再至现代中国的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殷海光等，一个个具有自由情怀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的呼吸、心跳、爱憎跃然纸上。作者自称“这是一本以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实践者为主体写作的随笔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众生像”，表明他是在问题和主义的驱动下开始本书的写作，尽管作者自称这种选择“只与读书的偏好有关”，但书写他者即所以安顿自身，从蔡晓滨先生对上述这一精神谱系的梳理中，彰显的正他自身的立场。

　　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幽暗的航行》评述的16个思想家，或中或西，或新或旧，他们集中出现在这一本书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对权力保持警惕，对体制刻意保持距离，对现存的观念、规范的普遍的质疑和反抗。就像林贤治先生所说：反抗是他们的神秘信仰，是他们灵魂的旗帜，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原本高踞思想云端的人物，在蔡晓滨先生的笔下不再是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概念的纠集，而是一个个可以感知的“他者”。这个“他”如何言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在何地？这些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萨特对金钱的矛盾心态、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三人之间的爱与友谊……建立在日常视角基础上的叙事，使得一部思想史有了它自己的骨胳，渗出了生命的情意。

　　《幽暗的航行》所述人物或东或西，却无意揭橥两者生存异相，而是在众生像式的描绘中呈现思想的力量，守护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其情状就如中国早期法学家吴经熊在自传《超越东西方》中所说：“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神圣的本体。”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精神谱系还可作进一步的拓展，比如至少应该把致力于知识掘藏和权力结构分析的福柯和大众文化的清醒批判者桑塔格也罗致入内。

　　三

　　幽暗的航行，同时势必也是一场艰辛、痛苦的航行。

　　艰辛是因为要驶过思想史上的一个个险滩和漩涡，需要大的学养的支撑，更需要大的勇气的支撑。痛苦则来自理念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来自自由、民主、质疑、反抗这些精神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缺失。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蔡晓滨先生要在“航行”前面加上“幽暗”这个前缀的原因了。尽管来自近代中国史学者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这个词，原本只是一个向内的正视和省视，要由人性和人心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不完整。在蔡晓滨先生笔下我们会看到，为寻找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人类已经有过太多的妥协。

　　但重要的是已经上路了，尽管幽暗，甚至不无曲折。这本书也因此显露了一个物质年代里所稀缺的启蒙色彩。它的问世，也是布迪厄尔“墙上有洞，可以穿过去”的一个明证吧。

　（《幽暗的航行》，蔡晓滨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心神远游

天水明夷 — Sat, 24 May 2008 23:34:00 +0800

　　2004年秋天，一个人走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正好手头有一本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撒马尔罕的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汉译本改作此名——就随手塞进了包里。正是这本书使那次行走成了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爱情。那些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物事，在一千余公里的旅途中一一得到了印证。此后每次远门，不论长途短途，都要带几本书在路上读。有时，这书与风景相宜，旅途中便时时悠然心会。但更多时候，走了，看了，也读了，人与事、词与物，却都隔膜着，碰不出一点火星，费心费力准备的书，回来放下行囊，有的还没有打开过。
　　
　　但还是一次又一次毫不气馁地准备着书和行囊，相信“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心头的时候”，相信旅途中会有爱情发生，会有灵光闪现的一霎，让四时沧桑、胸中海岳在某时某地如通了电般，圆融正觉了起来。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每个词都坐到了世界的实处，而凌乱着的物，也在天地间的秩序中一一归位，如同头顶的星空，静穆中却有大美。
　　
　　就像华莱士?斯蒂文斯找到的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凌乱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
　　它君临四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不一样。
　　——《坛子轶事》
　　
　　大地风景无语。“我多么富有啊，我必须奉献”。
　　
　　一颗灵明的心，不能少了来自四时风景触发的欢乐。就像十七世纪日本俳人松尾芭蕉所说，“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呈献与读者朋友的这本《远游书》，记下了心的琴弦被风景轻轻拨动的时刻，记下了在旅途中发生爱情的时刻，记下了心神远游的时刻。这本由人名、地名、地图、季候编织而成的书，也因此成了一个阅读与行走相互交织的独特文本。
　　
　　在行走中阅读，又在阅读中体证行走的人生，这是一次次在词与物的世界里的双重旅行。行走和阅读，在这里成了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们在这种互文中相互诠释，又相互印证。从江南山水到古丝路之旅，从故土风物到欧洲小城，从旅途中的一个个梦到纸上的想像之旅，我希望引领你一同走的，不仅是人文地理的游历，更是一次次精神世界的远行。
　　
　　感谢“良友书坊”臧杰、薛原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在当下出版业并不容乐观的情势下，他们主持下的“良友”所散发出的人文品质和理想主义情怀尤显可贵，其业绩更是有目共睹。感谢周实先生，他的“人活着总要办事”的精神，是我文字生涯中最好的安慰和激励，他不朽的《刀俎》揭橥的中国传统文明中最为酷烈的一面更引发了我对历史的久远思索。从1990年代开始和周实先生交往，为人与为文上让我获益良多，这本书的出版也算是我们十余年友情的一个纪念吧。感谢卢小东先生和张放鸣先生拍摄、提供了部分图片。感谢周俊姣小姐通读文稿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事实上，最初正是她的热情与认真让我重新拾掇起这些散佚在时光皱褶里的文字碎片。感谢关注我写作的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没有你们，一个人的途程会是多么孤单。
　　

（《远游书》，赵柏田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明亮的喀什

天水明夷 — Tue, 29 Apr 2008 19:22:00 +0800

深夜十一时，我像一滴东来的雨落进了喀什城里。这一天是九月六日。东部海滨正是潮湿的台风天气，在这里，又干又硬的空气却让人的鼻腔一阵阵发紧。二小时四十分钟的时差，使得这座亚洲腹地的古城一点也没有睡眠的迹像。白杨树梢戟指着的天空，也好像才暗下来不久。九月初的喀什，夜晚已有了沁人的凉意。大街两边树下的一张张方桌前，围坐着一群群消磨时间的人们。边上的货摊上齐齐地码着馕，还有各式瓜果。有女人穿着长裙戴着头巾走过，黑暗中面容莫辨。年轻人坐在车上打着鼓，车子开得徐徐缓缓几乎跟不上鼓点的激越。

还没来得及看看这南疆的首府之城，就匆匆踏上了去帕米尔的路。通向帕米尔高原的314国道，又称中巴友谊大道，经山上关口可直达巴基斯坦。车子一路跑去，才发觉喀什噶尔实在是太辽阔了。这或许是中亚最大的绿洲了，在它的胸怀里不只是生长了喀什一个城市，还有无数的村庄和市镇。一路都是葱绿的玉米、高梁、水稻和棉花。毛驴拖着车在田野上的林荫道上小跑，青黛的绿荫向前遥遥延伸。雪水在路边急急奔流，一井井平房掩映在挺拔的白杨树林背后，从打开的院门看进去，很大的院子里树荫匝地，头戴花巾的女人在洒水打扫。出城不久，过了克孜疏勒（维语，红色）河就是疏附县，再到其下辖的乌帕乡，辽阔的喀什噶尔绿洲才到边界。乌帕尔，维语的意思是深远之地，再往西就是不见树木只见骆驼刺的高原边缘了。市集上摆满了葡萄、西瓜、梨等水果，西行的车子一般都在这稍作停留。传说11世纪的语言学家、《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穆罕穆德·喀什噶尔出生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死后又归葬于此。

过了乌帕尔，缓缓上升的山路前面像升起一幅巨大的画一样升起了雪山。天是一点没有杂质的蓝，这么蓝的天空映衬着雪峰，几让人不敢逼视。接下来是一百多公里长的盖孜（维语，灰色）山谷，山势陡峻一如刀削，路边水流激涌的就是盖孜河，忽在道之左，忽在道之右。峡谷尽头是一个宽大的河滩，远看草地上缀着一个个黑点，走近了才知是放牧的牛羊。雪峰倒映水中，清竣得像肯特的一幅版画作品。据说这就是玄奘西行时经过的流沙河了。它对面就是白沙山，远看山形如女体柔和，那是因为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沙的缘故。原来以为这都是山体销蚀而成，后来才知道，河滩一到冬天枯水期积淀了大量沙子，穿过盖孜峡谷的风把沙子向山那边吹起，日积月累才有了这样的景观。这是从喀什噶尔到帕米尔的途中最宁静的一处了，日光泻地，风尘不动，空气里静得一只昆虫的拍翅声都能听见。

山地缓慢爬升，雪峰变得触手可及。帕米尔高原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信都昆士山四大山系的交汇处，可说是个雪峰之国了。车行五小时，终于到了今日终点喀喇库里湖。这里已是海拔3600米处，喀湖静静地躺卧在冰山脚下，一边是幕什塔格峰，一边是贡嘎尔九别峰，两峰海拔都在7500米以上。湖水清泠，映照蓝天雪峰，随着时节和晨昏改变颜色。此处常有柯尔克孜族牧民驻牧，半年放牧，半年休憩。柯尔克孜，四个姑娘之谓也。

唐玄奘八世纪中叶来到喀什时，这儿的国民信奉的是“小乘教及一切有部”。这里是佛教东传时最早开化的地区之一。伊斯兰教在中亚兴起后，它成了该教在帕米尔以东的重要基地。早晨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安静无比，阳光透过白杨的重重树荫落在庭院里开成一个个光斑。这里逢到“居玛日”（星期五），做礼拜的有六七千人，逢到盛大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内外跪拜的教徒更有四五万之众。这座全疆最大的清真寺建于十五世纪中叶，距今已有五百六十年的历史。天蓝色的寺门是一个八角形的穿厅，两边砖砌贺柱上各有一个邦克楼，为寺内教职人员召唤教徒祈祷礼拜之用。塔楼顶端立着的铁杆上高擎着绿色新月。阳光透过庭前的树叶照在礼拜殿长廊的地毯上，地毯已起毛，色泽黯淡，不知有几千几万双膝在此叩拜？艾提尕尔的广场上是有名的喀什乞丐。从我手里接过纸币的是一个披着深色头巾不见眉目的女乞丐。不知她此时的表情，是高兴、感激还是漠然。在张承志的笔下，这个城里的居民，戴着小花帽的老人、看不见面容的妇女，连同这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的乞丐，都是有着高贵不凡的气度的。

明亮的路什，阳光下一切都是这样的明暗分明：建筑，树木，脸部的轮廓。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踢踏着干白的尘土。喀什市区北郊的阿帕克霍加麻扎（又叫香妃墓。麻扎为阿拉伯语，意为圣地、圣徒墓）也是南疆著名的穆斯林拜中心。这是全疆境地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伊斯兰教“霍加”（圣人后裔）陵墓。始建于十七世纪中叶，墓主是喀什“霍加政权”之王、白山派首领阿帕克霍加以及他的家人。陵园由高低礼拜寺、主墓室、果园等几部分组成，小尖塔、木栏杆、圆拱顶错落有致。墓中葬有阿帕克霍加族五代七十二人，据传乾隆皇帝的“香妃”也葬于此。她是阿帕克霍加的重侄孙女，因自幼体有异香被称为“伊帕尔罕”（香姑娘）。她于1788年在北京病逝后，皇帝派了一支一百二十人的队伍，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把她的遗骸运回了喀什噶尔。墓道大门口有一香妃小像，是一个鼻子高挺的维族女子像。

在喀什城里乱走，逛过了一个个的小巴扎。黄昏的艾格致艾日克巷，余晖正在白杨的顶梢燃烧着。街口的维族匠人正在打制铜盆铜壶，并在一件件成品上雕刻花纹，他们的目光像创作中的艺术家一样专注，一家家店铺门口，挂的全是他们的作品。烤羊肉串和烤馕的香气飘满了整条巷子。孩子在奔跑，面相庄严的维族老人在街角慢腾腾地走过。巷子的深处是一场正要开张的婚宴，一身西装的维族新郎坐在门前，他的两边，似乎整条街上的青年男子都出来做他的伴郎了。他们沿街坐了满满当当的一长排，好像正在等待酒宴开始。在这土巷里，他们擦得锃亮的皮鞋上却不见一点尘星，这真是一个奇迹了。小巷向深处再一转，一个小铺子前坐满了喝酒、吃肉的人们，也有孩子在其间蹦跳。这浓重的烟火气息，这快乐、平和而知足的生活，或许正是喀什的迷人处了。快到九点了，整条街越来越明暗分明，阳光照到的一边是金黄的，别一边则沉入了黄昏如水的幽深里去。

山东五日

天水明夷 — Tue, 29 Apr 2008 19:20:00 +0800

四月二十日，晴。一夜火车后，窗外已是北方的景色。醒来发现枕了一夜的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弄皱了。泰安站下车，登泰山。自中天门起坐索道缆车至南天门，经天街，至碧霞宫，复从索道下。夜宿泰安，一个人在房间看了《剪刀手爱德华》。

　　四月二十一日，晴。在曲阜，看了孔庙、孔府、孔林。孔林中有孔子64代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墓，不得往。《岩中花树》重排时想找一张他的图片也没有找到，只有一张话剧南朝扇底的海报和人文社出的的桃花扇书影。下午自曲阜去济南，两小时的车程，看刘鹗的《老残游记》。在趵突泉看李清照。从泉城广场打车去山东大学附近的闽子骞路桃源酒店，施战军兄作东，作陪有刘玉栋、李纪钊、美女刘青和文艺社的马兵等。晚宴的位置，据说是旧历城县衙所在地。从这里去下榻的朗茂山一带的利豪酒店，坐的刘青的车，战军兄说整一个城市的对角线。出来才感觉今晚酒喝得有些多，都没了方位感了。

　　四月二十二日，晴。过了潍坊，天空不再似济南时的灰蒙一片。晚至蓬莱，天色明净，蓝得可爱。饭后出去走，有细月。路上看完了《老残游记》，小说写得好看，到后半部分老残和他的知县朋友赎出了两个青楼女子，有了读书人狎游的习气。中间申子平上桃花山一节，于结构虽不均衡，却写得清奇。山中遇虎，深山中弹琴说话的女子，都写得好。

　　四月二十三目，晴。晨起，往游蓬莱阁。《老残游记》即以此处为背景的一个梦境开篇。这里的海域是渤海与黄海的交界。自蓬莱始，中间烟台，三小时到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即往刘公岛。1888年北洋水师在此成立，又在六年后的中日甲午海战中覆灭。中国知识人现代意识的觉醒，实以此事的刺激为肇始。岛上有海军提督署，现为甲午海战博物馆。经丁公路，又经邓公路（为纪念丁汝昌和邓世昌而命名）环岛一周，时常会看到英式风格建筑，这是因为1898年后威海和香港一并借给了英国，英国皇家海军常驻扎在刘公岛（一个不错的殖民地故事的场景）。闻一多《七子之歌》之四即写到威海、刘公岛被英割据一事。岛上有光绪年建造的水师学堂校舍，并陈列有打捞上来的“济远号”残骸：主炮台、甲板，铁猫，鱼雷等。从威海去刘公岛，船行约二十分钟，回来时竟坐在船上睡着了。

　　四月二十四日，多云转阴。从威海出发，中经烟台、莱阳，四小时后车抵青岛。我很高兴在山东境内开始了史景迁写十七世纪郯城故事的《王氏之死》的重读。看崂山太清宫。这里的山体朴拙，有古风，可能是看了太清宫里的一株古树后，短篇小说作家薄松龄写下了一个关于花神的小说《绛雪》。再抵市区，走栈桥，登小鱼山看旧城。旧城颇多德据时代建筑，皆红瓦，精巧。小鱼山有康有为在青岛的居所，恍惚间竟没去。但大概方位还是记住了。《两生花》里我曾写到康带着鹤子姑娘去青岛，还有他在青岛离奇的死。夜住青岛饭店，同样高兴的是在这家有着七十年历史的老饭店里我写完了《从暴民到顺民：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

大进军：战争巨兽驱赶下的人性与爱欲

天水明夷 — Sun, 13 Apr 2008 14:54:00 +0800

这部气势磅礴的小说的第一页上展开的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的早晨：早晨五点钟，砸门声，喊叫声，受惊吓的丈夫和妻子，马车，火把，打包准备托运的瓷器、银器。这个弥漫着惊惶气息的小说开头，把准备逃难的农场主约翰·詹姆逊一家推到了我们面前，同时，我们——读者——还被告知：“他们就要来了。他们正在行军。”

随后，晴朗的天空下，黑人奴隶们听到了北方军队进军的声音。这是真正的战争的声音。当令人期盼、恐惧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战争真的到来的时候，E.L.多克托罗赋予了它一种怪异的云雾的声音。开始还是若有若无，只有空气的柔和搅动，像是耳中低语或是风拂过林地的沙沙声。接着，他们看到天空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一股向上喷涌的棕色云雾从大地上升起，好像这个世界正在颠倒过来”——那是谢尔曼的大军正在火烧佐治亚。当这烟雾横过天空向南移动时，它裹挟着的令人恐惧的声音也传来了。E.L.多克托罗这一定下整个小说基调的叙述方式，无法不让人想起什克洛无斯基所说的那种“奇异化”的效果：

　　这云雾的声音到达他们这里时，那声音与他们这辈子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截然不同。那并不是天空所制造的可怕声音，比如雷鸣电闪或者呼号的狂风，而是通过他们的双脚感觉到的什么东西，一种共振，好像大地正在发出嗡嗡声。然后，挟着一股风，这声音一阵阵的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脚步声……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不知不觉地向大道走去，但是依然什么也没看见。那谐和的扰攘声无处不在，充满了天空，就像那红色的烟尘从他们上空像箭一样飞过，奔向了南方，只留下黯淡的天空，这是联邦军的一次浩浩荡荡的大进军，但是那滚滚向前的，更多的不是它的实体，而是一支大军的魂魄精神。

这低沉而雄浑的声音，正是那只战争巨兽发出的巨大的喘息——“他们有六万人，挥舞着一把三十英里宽的毁灭性的大镰刀，横扫过一片曾经物产丰富的土地”——它迈着笨重的、摧枯拉朽的步子，拉动着小说向前飞奔。本书国内版策划人彭伦先生在一篇出版后记中谈到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末年“浩荡、残酷、气势如虹”的谢尔曼大进军路线图，正是这个小说主要的场景地：从亚特兰大到佐治亚州，从海港城市萨凡纳经南卡罗来纳首府哥伦比亚，最后结束于北卡罗来纳。

　在小说的第二部《南卡罗莱纳》——小说的147页上——出现了摄影师卡尔普,这个短暂出现的过渡性人物作为战争的一个见证者,他出现时正在为这场可怕的冲突作一个图像的记录。他要求南方军白人士兵阿里搂着他死去的同伴摆好姿势。“我为未来的一代代人描述谢尔曼将军的这场伟大进军”。摄影师的身上隐约出现了小说家E.L.多克托罗的影子，小说家要为我们记录了一幅幅什么样的图像呢？在十年前写下的关于《拉格泰姆时代》的一个评论中，我曾说E.L.多克托罗是一个“巨幅风尘画的作者”。到了《大进军》，他的笔墨挥洒得更加恣肆汪洋。他依然保持着对大冲突大场面这些室外场景描写的嗜好，但时不时的会停下脚步，低徊再三，似乎要努力辨清那些穿梭在火光与烟尘中的人物脸上瞬时的表情，他们的痛苦与欣悦，他要让人性与爱欲从战火纷飞中呈现。

小说中有一个晚上，谢尔曼将军视察阵地，月亮升了起来，在阵亡者的身上撒下冷冷的清辉，另外一些士兵他们睡着了。谢尔曼想：“在这些睡着的人做梦的时候，那些死者是否也梦见什么？”他接着自问，如果死并不重要，那么生又有什么重要？“正是由于害怕我自己的死，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要在我正在进行的这场杀人战争中夺取永生”。类似种种小说人物对生死的思索，见出的全然是E.L.多克托罗的悲悯情怀。

战争就像一条洪流，裹挟着所有人。它强大的意志使得生死如同草木，每个人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些人出场，又迅速地死去。于是我们看到军需官克拉克中尉和他的十二个士兵被俘后处决，他躺在监狱外的田野上，手里还紧紧抓着仓促写好的一封信。看到了白人士兵威尔的死：他被打中了，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被打中了，直到他注意到自己袖子上那个洞。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但是一阵“恶心”从他的身体里升起，“紧接着他自己鲜红的血伴着什么东西喷涌而出，他觉得那好像是一种悲伤”。 ——“恶心”与“悲伤”，好像死亡就是一个日常性的病症。摄影师卡尔普是在挖一个埋葬死去的士兵的土坑的时候倒下的：“他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围绕着他的那把铲子旋转起来，好像他要使自己舒服地适应这个他正在挖的坟坑”，他的最后一个姿势是一个手指指着天空，好像他要拍一张天空的照片似的。另一个南方军的白人士兵阿里是在行刺谢尔曼失败后处死的，他死前唯一的要求是挖掘自己的坟墓。还有行军中在沼泽地上倒下的一个无名士兵，E.L.多克托罗这样写他：“在这黎明时分的昏暗光线下，那个死人留下的惟一迹像是那发红的流水，和水面上一块油花”。谢尔曼的随从副官莫里森之死就像是一个高烧病人的幻觉：他发着烧，打着盹，满耳朵都是某种刺耳的声音——就像锯木厂般可怕的嗡嗡声——那是他自己的呼吸。幻觉世中，营地里的各种声音和景像变成了他父母的声音和他儿时住过的房间。他像一个梦游中的人一样策马跑动，举着军刀乱舞。然后他感到自己在倒下去，他睁开眼睛，他被他的马蹄踢踏空气的样子吓呆了。然后马头充满了他的视野，它骨碌直转的双眼中充满了恐怖，从它那张开的嘴巴里发出一声惊叫。“他感到自己的一条腿发出喀嚓地声，他正在痛苦地喘息着，这时他的背梁骨在那尖叫的战马重压下折断了，他被砸得停止了呼吸。”战争巨兽驱赶下生如蚁蝼，那么多生命的消失就像被大车碾过的虫子一样，E.L.多克托罗对生命消失的描述里，充满着悲悼和怜悯，而这正是这个有着强大叙事力量的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在战地医院里，白皮肤的黑人女孩珀尔——约翰·詹姆逊的私生女——目睹了她父亲的死（长久以来，她在她父亲的种植园中屈辱地生长着，战争使她走出了这个家），她对死去的父亲的一番独白正是解放了的南方奴隶对这场战争的复杂情绪的一个象征性描述：

我从来不记得你躺在床上，爸爸。你总是精神抖擞地骑着马到处穷追那些田里干活的长工，到处喊着，跺着脚，我能够听见你的脚步声穿过家里的房子。你不愿意张开眼睛吗，爸爸？我是珀尔，你自己生的孩子在这儿呢。除了我妈妈以外没有人给我施洗礼命名。因为我的白皮肤她叫我珀尔。这是你的皮肤，詹姆逊老爷，我的爸爸。你的光洁的白皮肤。出了什么事儿使你躺在这儿？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么安静。我希望你会醒过来，这样我就能告诉你我自由了。

但总是有坚韧的生命的气息、那些“恐怖与喜剧”（约翰·厄普代克语）交织的时刻，要从到处是火与血的地表下顽强地探出头来。解放了的奴隶少女珀尔在战争中迎来了她人生的初潮，也是她，最早在隆冬的战场上闻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是法官的女儿埃米莉战火中的爱欲，在南卡罗莱纳下着暴雨的平原上，她爱上了军医雷德·萨特里厄斯。她知道现实中有一种爱的肉体力学， “当他发出那带喉音的哽住的呻吟时，她把他紧紧抱住，感觉到他颤抖着进入她和身体。她抱住他，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对他的关切。他竟会这样痛苦，虽然这当然并不是痛苦，而是欲望”。

战争同样没有浇灭白人士兵威尔对女性的想像，没有浇灭骁勇而又粗野的骑兵军长基尔帕特里克的情欲之火。随着战线的推进，骑兵军长的情欲也一天比一天炽盛起来。和他同行的南方小美人玛丽·布泽和她的母亲，一个身上有一种有待看穿的神秘天性，一个的诱人之处在于一个美妙可爱的女人所提供的全部挑战。在他魂不守舍的眼里看来，这两个和他一起行军的尤物坐在一辆豪华的维多利亚式厢式马车上，就像是去进行一次郊外野餐。“她们的衣裙从她们身体摊开去，填满了那辆轻便马车，就好像一片巨大的挂着彩虹的云彩”。他就像谋划一场战斗一样想像着晚上的征服，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他还是一个男孩时，在新泽西的有着灿烂阳光的海滩上，第一次看到女人身体的情形：那时她们洗完海水浴刚刚从水中出来，她们的裙子紧贴在肌肤上。他迷恋小美人玛丽·布泽，为她可以抛下一切，甚至幻想着到一个无人小岛每天摇动椰子树做他们的晚餐，却遭到了无情的抛弃……

就像所有的光束穿过一面凹凸镜。先是收缩的，后来又扩展开去，光束里活动着挨挨挤挤的人影。我曾这样描述阅读E.L.多克托罗的小说的最初感受。从那时的《拉格泰姆时代》开始，我一次次领受着E.L.多克托罗带给我的隐秘的喜悦。当大进军推进到北卡罗莱纳，我知道，一段激动人心的旅行又将结束了。那时，林肯总统已死于暗杀，战争也已接近尾声，最后我们看到，谢尔曼和约翰斯顿——南军和北军的两个将领带着一种对对手的尊敬和同情坐在了一起进行谈判。长达四年的血腥的战争降级为了一场言语之争，“堡垒和突击，嗒嗒的鼓声和军号声，行军、伏击、烈火的燃烧和激战，被转变成一些名词和动词”，但还有什么东西保持着原样吗？没有了，无论是曾经大行军的这支军队，还是它脚下冒烟的土地，无论活人，还是死者。留下的只是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被重新赋予的意义。在小说的最后一节，E.L.多克托罗让一片黑松林进入到了我们眼里，那里曾经经历过战争，而现在——“一只靴子躺在松针中间，还有一件褪色军装的碎片，在一根倒土的原木后面，有一小堆子弹壳。”——那已经是一个历史的陈迹，就像一幅画，迅速拉开了与行进中的生活的距离。

（《大进军》，[美]E.L.多克托罗著，邹海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

天水明夷 — Sun, 13 Apr 2008 14:50:00 +0800

1. 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

2001年，我开始读布罗代尔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是一次有如长途旅行的阅读，其结果是我开始把历史纳入写作的资源。在这之前，我是一个每年生产一定数量不好也不坏的故事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

据说有三种对历史的陈述方式：事件亲历者的陈述，历史学家事后的归纳和陈述，神话化的历史陈述。在“神话史学”中长大的一代人，当他与过去年代里鲜活的人和事劈面相遇，怎不耸然心惊于历史的丰富和吊诡。从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土豆、玉米、小麦和手持小锄的人们的描述中，浮现出了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在那部一百七十万字的巨书的某一页上，我用一支黑色炭素水笔小心地划出了这样的句子：

人的生活一大半淹灭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以来继承下来，无章无序积累，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在的往昔注入了当今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河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于是我开始了这样一项工作，把过往年代里的人和事放到日常生活的视野——

经济、婚恋、疾病、血液、身体——去观照。其实那个时候，学界对历史从社会、政治史向着时髦的身体学的转向已有年头了，如同特里·伊格尔顿所说，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它可以投合知识分子对复杂性追求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铰接点。但陡然从小说世界中撤身而出的我对此竟然不闻不问。在我的工作手册上，这些人起先只是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等十几位民国时期的南方文人，尔后它就像一棵生长中的树，扩展到了王阳明、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戴震、袁枚、汪辉祖等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相比较习见的宏大叙事，我把我的工作界定为对一种“小历史”的书写。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2001年的一个夜晚，我在一张A4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叙事·文本·人事”。那时我就明白，我找到了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我对自己说，行，就这么干吧。接下去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知道以后会写些什么：“不应仅仅把视线局限于人际纠葛和事件的铺陈，要借用历史学家的技艺，要从地理、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精神病理等多个层面来考察；要有小说家的警觉：历史潜行在温暖的细节里；要运用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文本细读和关键词解读，这些看似边缘，却是进入真实的通道。运用得妙，足以呈现时代的精神和一代人的生命景象。”

2、缘源

其实在写于1998年短篇小说《明朝故事》里，我已经让文学和历史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了。这个不无先锋气息的小说，通过一个青年对画道的寻找写徐渭的传奇一生。小说的最后，我让徐渭消失在了他自己创作的一幅水墨画里。这一结尾的处理方式现在看来实在不无对尤瑟纳尔的短篇故事集《东方奇观》的拙劣模仿，比如那篇著名的《王佛脱险记》。但事实上那时我还不知尤瑟纳尔是何方神圣。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在这个方向上我还乐此不疲地写过《一个雪夜的遭遇》、《三生花草》、《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等作品，里面隐约有着苏曼殊、陈独秀甚至魏晋时代的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影子。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重述历史的热情，但“新历史小说”笔下的那种“历史”，只是一种让故事展开的气氛和场景，一种假想式的让人物活动的布景，就像苏童、叶兆言在《1934年的逃亡》和《半边营》里做过的那样。从方法论上看，我那时对历史抱着的态度是去解构它，现在则是要从内部去整理、去重建。无疑，解构是容易的，重建更见难度。如果这重建指向的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则尤见其难。

说到历史写作缘源，我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本书中竟然找到了十多年前自己在书中做过的记号和划痕。可是记忆中，这本书我从没有读过呀。那时，一个把小说作为宗教的年轻人，他的床头读物是福克纳博尔赫斯昆德拉，是约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他怎么会去读这样的书？又是“历史”又是“观念”的。但我回忆起了确曾读过这本书，并在记忆的角落里找到了它带给我的迥异于小说的愉悦。事实上，要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同等重要，都应深植于心。

正如我们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囚徒，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习俗都被历史强大的场影响着。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通过某种古老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我知道了我居住的地区、我每天经过的石桥和街巷，也曾经是数百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文人们习见的生活场景，那一喜好精神辩诘的传统还像暗流一样在当代生活的河道下潜滋暗长（这些优秀的人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努力过，试图描绘出这一精神河流的走向，却又因年少无知而无力泅渡。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了。当我接近四十岁门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我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于是我重新走近了这些消逝的人与事。斯人已逝，而一部思想史像一条没边界的河流总在不断的生长中，在这条大河中我截取了将近五百年：从被称作“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的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经19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一直流进了二十世纪初叶，一个现代中国。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溯源而上，去唐朝或者宋朝旅行。

3、师承

我们了解历史，其实是建立一个自己对历史的观察的过程。一个历史阶段中，可能基于一种视角的观察看上去“真实”一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时会变成垃圾。小说家辛格说，对事实的看法会过时，但事实本身永远不会过时。看着那些触手可及的年代和历史事件被抽象，被装订成册，被一元化，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奈本新鲜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消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写作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一场以民间性和日常化对强势话语的文化抵抗。它不可能彻底颠覆宏大叙事，但起码可以去制衡它，不让历史被一元化和公式化。

在影响我的文学和历史观的读物中，还有一本绕不开去的著作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91年，我从余姚图书馆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了它。当时，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深蓝精装封面的书还没有被任何一双手打开，它在书架上躺了将近十年似乎就是为了我那一次偶然的造访。至今，关于这本书的评述文字和模仿之作已连篇累牍，但当时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言说发现的喜悦。

到了2000年前后，《万历十五年》这样异质思维下的历史叙事作品开始引起惊奇和欢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啊”，他们说。其实历史应该是这样写，黄仁宇只不过让史学回归到了传统，回到了史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亦文亦史、质文并美的传统。

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学徒，我承认还向这些人学过几招：史景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被莫明其妙地被昵称为“瑟瑟”的尤瑟纳尔。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中的普鲁斯特，尽管他写康熙皇帝自画像的《中国皇帝》未臻化境，过于蓬勃的想像力又时时溢出史料的堤坝，他还是启发了我历史叙事应该并且可以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他的书常有一种电影般的特殊效果，并且暴力随处可见。从魏斐德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他那种密实的叙事和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一直吸引着我。尤瑟纳尔从21岁开始就计划写哈德良了，那一年，她在创作手记中说（她写小说时总是同时写着创作手记），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耐心和坚韧，还有找到叙事语调的重要性。我还要提到的是我笔下的人物、我的同乡、历史学家全祖望。为了写出那些命定里的书，蹭蹬一生的他几乎把生命里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抛在了打秋风的路上。“大家必有牢笼一切之观”，他使一向积弱的南方文风呈现出了坚硬的一面。

4、关于王阳明

这个十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其实和我们一样，渴望友谊，希望不朽，爱吃祖母做的甜食，也同我们一样，梦想，思考，用没有恶意的嘲讽的语气与朋友说话，衰老，并死亡。

1995年前后，我就尝试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它。不久我就放弃了它。以后的好多年里，我几乎忘记了曾经想写的这个人，那些片断的草稿也被我有意识地丢弃了。一直到2005年我才继续写他。我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某种意义上那是一个历史学者做的工作——反复阅读这个人的全集，他和帝国官员、文人的通信集，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记述（主要是《传习录》），并在上面做了许多只有我懂的记号。当我决定从内部去重新整理历史学家从前从外部做过的事，我发现了在外部捉摸时最容易忽略的文学意义——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院子，他做的奇怪的梦，他对政治和女人的认识，他和朋友们的交往。正是这些细节坚定了我把它们搭建成一个大厦的构想。

在以十六世纪的眼光、心灵和感觉去阅读这些十六世纪的稿本的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另一项功课，是到了夜晚最安静的时分让自己假想置身于那个时代，并写下一些幻想性的片断：一些词语，一些细微的动作，一些性的遐想和他到过的场景的描述。这些片断大多丢弃了，也有一些像织物一样织进了笔下。因此作品中有了我期许中的某种黑夜的气质。

事实上我要写的不是思想史——要读思想史，我们可以去读钱穆、读梁启超——在我的书写中，更关心的沉潜在历史地表下的普遍的人性，是一代代学人思想传承中的生命的情意，因此，我以思想史为背景，写他们的梦想、忏悔、恐惧、希望、内心的挣扎，同时努力呈现时代的精神状态。这种文体，当然不允许、我也不会像写学术思想评传一样去写，那样的书太多了，且充斥着人云亦云，史料、观点、叙事、结构了无新意的平庸之作。我希望我写下的，是基于人性角度的、体察世道人心的予人以温暖的书。

5、历史真实向着自由的心灵开放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

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五四时期的学人傅斯年从他的德国老师那里，也可笑地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科学一般严谨。历史叙述需要重新拾起想像力。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关于历史的想像力的有段话很精彩：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史学以叙事为正宗。叙事就要讲究叙事策略和艺术。所以我让历史和文学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这一相遇产生的意义，就是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要去处理的一个资源，而是文学应该面对的事物本身——过去的人和事，指向的却是当下的心灵。探究历史的真实，需要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自由的心灵。历史的真实向着自由的心灵开放。

6、传统消逝了吗？

飞速变动的时代引发了双重的断裂——知识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传统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白话文规范的建立和文学程序的建立，泰半都是在西方文化和翻译文体的影响下。同样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一个中学生都能津津乐道，但一说到“乾嘉学术”、“浙东史学”，除了专业人士还有多少人知道呢？其实传统并没有消逝，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传统里。酿一碗怀旧的酒，完成的是对传统的一次遥遥的致敬。因为传统就像一面镜子，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哪里，总能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还可以照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

承蒙主持《**》杂志的**兄相邀，从2006年7月开设专栏迄今，拉杂写来已一年半（2007年1月起专栏定名为“西湖梦寻”）。简要述之，这18篇文章中，《感官世界》、《双城记》、《江湖廖落人安归》《逝水落花间的生命情意》等篇书写的是张岱、袁中道、全祖望、汪辉祖、邵晋涵等明清思想史中的文人和学者；《流水十年》、《说寂寞，谁最寂寞》、《百年约园》等篇把沈从文、徐訏、吴经熊、张寿镛等20世纪以降的现代知识分子放到了日常视野中进行考察。《洋人·妓女·朋友》、《罗伯特·赫德之欲火焚身》、《从暴民到顺民》、《纵横四海》、《庸人列传》等篇，把19世纪中叶以来（习惯上所称的晚清）知识的新旧交汇作为了书写的一个背景，此时的旧文化虽远未退潮，但已过了黄金时代，随着西方势力撞击下国门洞开，新的知识体系使那时候的官员、学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量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这些篇什试图把王韬、林则徐、段光清、罗伯特·赫德等人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个案式的描述和考察。对堂皇叙事感到头疼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写法，身体和爱欲，比之思想史的厚重，似乎更符合了这个实用主义时代的口味。明年，这个系列还将在《江南》杂志刊载，请读者朋友继续垂注。

1980年代的爱情

天水明夷 — Sun, 13 Apr 2008 14:35:00 +0800

1、

你是我在大雨中朗诵的一个想像的听众
你是我长久注视着的墙上的水渍
和水渍幻化出的奔跑的少女
你是四月里飞旋的桐花砸出的小小的水涡
是黑暗中的电影院响在我耳边的轻轻的呼吸
和摊在掌心的一张城区地图

你是一个女孩——啊，是的，曾经是
你也曾是火光，是影子，是音乐
是春天返青的草地，秋天出生的女儿
是邮差的铃声和雪地里的一声鸟鸣
是我在乡村的冬夜写下的第一个句子

2、

我曾经把你比作民歌中一淙低徊的水
我说如果我流泪了那也只因为我在爱着
小小新娘！我爱你们清水的身子蓓蕾的双乳
我爱你们新鲜的裙子挂在春天的篱笆上
我把耳朵侧向你们这一边
你的歌是一株伤茎的水芹

3、

在这座久雨的城里
我时常在一张白纸上聆听你
夜里我最喜欢做的是拆开你的名字
——就像打开你的身体。

4、

你如小小的火焰簇动着，飘浮在树林和街道之上
每一阵轻微的风，都灼痛我的眼睛
哦，什么样的欣喜悬挂在风中
如同初秋小小的橘，让我瘦削的手指充满幻想。

5、

当午夜的星隐匿在一张张阔大的叶子背后
紫荆花开——一群束腰的少女
细碎的芳香，逼近我的倾听
一瓣瓣花，一张张忧郁的脸
焚烧中完成美的极致
这时候就想到会有一盏灯
穿过那么重的雾汽击打我的灵魂
1991年

世上已无吴经熊

天水明夷 — Tue, 12 Feb 2008 21:56:00 +0800

法官和他的另一个角色——关于吴经熊的一桩公案

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蕴藏着神圣的本体。——吴经熊

1、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解说传统中国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蔓延两千余年，到明代而达到了极致。洋洋20万言的《万历十五年》，也全围绕这一观点而展开。法学家吴经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一元论的法律观”：传统中国，向来认为道德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道德的工具。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与人治的文章中，吴经熊评述道：以道德和其他非法律观念逐渐浸润到一种现有稳定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很有益的，但对中国法律而言，已到了一种绝顶过分的程度，这引起一种毒化和梦游的状况。“儒家最终的胜利，把法学送进了坟墓，使之变成木乃伊达二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末期，西方的影响才开始把中国的法律精神从儒家传统的强制外衣下解脱出来。”

作为一个以孟德斯鸠自励的年轻的法学人，也是那个年代首屈一指的法律哲学家，身为南京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吴经熊还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被指定为初稿起草人之一。

在吴经熊的眼中，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肯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在他从事的法律领域里，出现了十几个西方一流的学术大师；在中国，传统法律在西潮的冲击下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他觉得自己是躬逢其盛，一脚踩上了一个好时代。他希望中国的法学家很快就会有普遍得到承认的贡献，甚至还突发奇想：这门学问的中心为什么将来不能在中国呢？

五月，吴经熊在上海用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共5编214条。如此之快的工作速度，令国内外的中行大为吃惊。六月上旬，稿子在报刊上署名发表，征求公众的意见，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吴稿”。

这一时期，吴经熊的法学研究从制度层面进入了文化层面——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试验使他最比利时离开了法学的道路，通过对东西方法律传统的观察与权衡，他提出了一个跨越东西方的法律发展的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法律如何尽可能地促进并充实人生的价值，并随时随地提高人生的意义？在他看来，法律是促进文化之工具，而道德不过是组成文化的一分子，是法律所应承认并予以保障的诸多利益中的一种，而当这些利益相互冲突时，法律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

2、一个理想主义者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通信

1921年11月，在美国法学界享有盛名的80高龄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W.Holmes）与一位年仅22岁的中国年轻学子“约翰·吴”开始了一段充满热忱与智慧的书信往来。这一年，东吴大学法科毕业的吴经熊刚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深造，在《密歇根法律评论》上刚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法学论文，旋即在获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所提供的奖学金后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国际公法。“尊敬的霍姆斯大法官：让我告诉您我为什么来到欧洲大陆……”年轻人给他素所敬仰的大师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介绍自己“生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他坦言，我们的年龄相距很大，但对于永恒而言，岁月与世纪无足轻重，我们的出生地遥距天涯，但对于宇宙而言，汪洋与大陆又算得了什么？年轻人信中那种不受约束的蓬勃的朝气与激情肯定让垂入老境的霍姆斯法官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这些滚烫的句子那么深地感动了他：“我要善用巴黎的环境，我要尽最大努力多读多写，我要最大限度地观察和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国家要拯救，我有一个民族要启蒙，我有一个种族的热情要去激发，我有一个文明有待现代化……”

这是一个老人与一个年轻学子之间的心灵的对话。一个来自苦难深重的国度，一个正通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实践为一种文明繁荣的法律制度作出巨大贡献；一个是带着生命初始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断案无数、阅世多矣的经验主义者。一生专与麻烦打交道的老法官，深谙现实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考验。在给“约翰·吴”的信中，霍姆斯欣赏年轻人身上“对法律表示出来的狂喜”，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我只是害怕当你潜入到生活的艰苦活动中时，这种兴奋会变得黯淡了”。但他自诩看到了年轻人胸中燃烧着的一把火，他希望这火，在现世的坎坷中能够幸存并且改变生活。当“亲爱的吴”在下一封信里建议他写自传时，老人告诉他，“我应该继续我的职务，直到真正力不能胜任为止”，他认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事实上就体现了自身精神的历史：“生活将我抛入法律，我就必须对它赋予无限的感情，尽我所能展示其微妙之处，使它在宇宙的伟大安排中得以突显。”

1924年春天，游学足迹遍及欧美各著名大学的“约翰·吴”行将回国，并矢志以多年历练积累的才智报效国家，行前，他从剑桥给霍姆斯发出了一封著名的长信。信中他告诉老人，六月中旬，他将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下正处于重大革命的前夕。信中他按捺不住兴奋，似乎他已经在革命的风暴的中心，“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与精神的革命，一次文艺复兴！本世纪将目睹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的重生，迎接一个东西方联姻所产生的婴儿。”他相信中国将要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将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他这样安慰老师，“您可以确定，您播的种子将会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获得丰收。”

随后的近十年间，“约翰·吴”和霍姆斯法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他们的通信达100余封之多。他后来检索往事，认为“这是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吴经熊生前非常珍惜他与霍姆斯的通信，将每封信都重新打字整理后庋藏于阳明山家中，并在去世前托幼子保管。

1927年1月，回国后即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的吴经熊在给霍姆斯的信中，告知受江苏省政府委派，即将担任新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一职，“我会有很多机会在法院表现创造力”。

1928年5月，一封发自中国南京的信件中，吴经熊告知，他已经辞去了上海临时法庭的职务，接获了司法部的一项任命，成为民法典的编撰人。他接下来的工作，是开始考察中国的法律制度，并着手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民法作一完整的比较研究。关于他获得的这项新任命，他惊呼，“上帝！我最美的梦想已经实现”，“我将全力扑到这项伟大的任务之上”。

中国的法学道路在传统和现实的重轭下，自不免歧支纷出，危机四伏，霍姆斯不能感同身受，但以一个老人的智慧，他也约略预感到他的忘年朋友会遭受的挫折。他曾含蓄地暗示说，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考验就是看他在困境是对于生活是否还抱着美好的希望，因为人在春风得意之时，难免要高谈阔论。在1928年11月的一封回信中，他告诉“亲爱的吴”：“没有人能够指导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承受奋斗过程中所遭遇的巨大磨难。”

1935年3月，霍姆斯去世，吴经熊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霍姆斯和莎士比亚一样，“他们的心灵属于同一等级。他们的伟大在于将细节的掌握与对无限的经久渴望结合起来。”

3、从“约翰·吴”到“若望·吴”

当二十五岁的法学博士吴经熊揭橥未来中国为“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他对近代中国的这一社会/文化的转型是堪具理性的了解的，他对自我的期许——“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也是了然于胸的。关于他决心投身的法律事业，这位中国法学的开创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法律比作“莲化”——它生长在现实也理想之间的契合点上，“它的根深深植入泥土，而花苞和花瓣向天空伸展”。他还颇为浪漫化地把法律与艺术类比：“法律是一种把物质利益的磨擦转化为理想物之光的艺术”。

这般以永恒的眼光来审视常人眼中务实、冰冷的法律问题，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激情，吴经熊自己也觉出了“离谱的浪漫”。他的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是讲求科学性的，而思想视域上则有着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广阔与悲悯。他自称这是“空灵的法学研究”。在一篇自述文字中，他说除开法学大师，他还求助于老子、莎士比亚、斯宾诺莎、瓦尔特·惠特曼、康德与杜威。他甚至在法律与音乐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之间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而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即使是在判决一个不甚重要的案子时，他自称“对于生命奥迹的意识，像幽灵一样不断伴随着我”，“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满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近法律女神，或许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受过古典精神熏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经营钱庄的商人之家，并在六岁时开始接受“四书”“五经”之类传统中国的启蒙教育。

从一生行状来看，这个温文善良的书生太像个诗人了，敏感多愁，忧时伤世，生活趣味上也不脱江南名士习性。这一切与他的职业可说是格格不入。但不能否认，他是世纪初叶的著名法学教授，又是一位重要的立法者，问题在于，他那些用英文写就、为他博得了首屈一指的“法律哲学家”美誉的法理文章，要在当下的中国转化为法制的智慧，其距离又是何等的迢遥！

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誓愿“拯救”、“启蒙”的法学博士回国后的法学生涯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根本没有来得及发挥出自我期许的“孟德斯鸠式的作用”，竟尔在38岁那年尽弃所学，皈依天主教，与法学彻底分道扬镳，演绎出了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有名的公案。自此之后，诵经祈祷成了他的日课，圣母玛丽亚成了他的灵魂的抚慰者，用这个成了虔诚的灵修者的前法学家的话来说，是“按圣经而生活，非靠圣经来生活”了。

从一开始吴经熊就错了，回国前，他意识到了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却以为那不过是温良的知识与精神的革命，而不是一场政治革命。事实上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既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大变革的年代，更是一个多方力量角逐博弈、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年代。争夺印把子与枪杆子的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便时代的洪流充满着惊涛骇浪，不仅固有的形制被打碎、重组，日常生活更是被冲到一边。法律和法学的功用和目的，旨在于事实的基础上搭建规则，料理、规范人事，服务、造福人世。而这样一个时代，实在是没有一个好的平台给他施展。于是一边是努力将事情办成办妥的事功追求，而事情总是办不成办不妥，因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更不必说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了。吴经熊曾说，“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就在于这种事实基础的缺失，甚或颠倒事实，吴氏所指的“荒唐”事多了去了。面对这样的时代境况，法学人除了做些零打碎敲的杂活，又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像吴经熊这样生当乱世、却又怀着济世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是这样温良的性格与悲悯和情怀，怎不失望？

于是到了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的年头。可以想像此前此后，他困惑过，抗争过，他的精神已经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竟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正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此时的吴经熊，从浪漫主义的峰面跌落到了悲观主义的泥淖，再也没有了十余年的意气风发。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完成于大洋彼岸的回忆录《超越东西方》中，他一种以幻灭的笔调回忆说：“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唯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超越东西方》序言，页5）这可以看作他在外部世纪的动荡与纷扰下内心焦灼的写照。

即便如此，他的内心省察的功课不仅没有放下，反而加紧了。这一年早些时候（或许是1936年的年底）写下的一则札记，职业的审视里无意流露的悲悯足让人动容：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对世界的宗教般的关怀，使他一直把法律当作普世的工具而非“利器”。但他并不相信法律真能救民于水火。他见多了世界的贫乏，终于明白最大的悲剧在于认识不到自身灵性的不幸。“那时，我没有认识到，救人先得救己。我也没有认识到奥古斯丁所曾看出的，即一颗灵魂的价值比整个物质世界还大。”这也从另一方面见证了中国的宪政建是多么艰难。

以法律为业，法律和法学却难堪信仰之寄托，不足以慰藉心灵，他的内心希冀着更大、更广阔的东西。他还说不清那终将到来的是什么？内心的宁静与灵魂的得救？像所有精神世界发生剧烈地震的人一样，惟其信仰缺失时的空白，更觉内心的悲苦：“年近四十，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真是觉得不幸之至。”

知识的洞见无以消弭眼前的困惑、现实人生时时受到良知的感召却又难以自拔，他后来翻译的《圣咏集》中的诗句，也许可以用来描述他此刻的心境：

醒来，我的灵魂啊

　　醒来，诗歌和竖琴

　　我将唤醒黎明

霍姆斯所言不幸成谶。吴经熊“对法律的狂喜”在残酷的现实碾压下瞬息即逝，“约翰·吴”成了“若望·吴”。而胸中那一把“火”，虽幸留存，却终于燃向了灵修。这是吴先生作为法学家的失败处，却是吴经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性灵的超拔处。

文人、学者专业专业兴趣的转向，总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痛，如沈从文的弃小说创作而从事文物研究，王国维的弃文学批评而从事金石研究，与他们不同的是吴经熊可说是尽弃所学、万事从头了，若是深究他何以在1937年作出这一改变了下半生的决定，他的内心又是如何去承受这变化，那是一个人生命内部的秘密了。

他这般解释自已缘何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尽管我是一位律师，却总是偏爱平等胜于严法，精神胜于文字，仁慈胜于正义。没有人比我更欣赏罗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义也是最大的不义”。这也解释了我何以偏爱霍姆斯、魏格莫、卡多佐和庞德的社会学的、人道主义的法理学，而反感19世纪的机械论的法理学。更重要的是，这个经验使我不喜欢儒家的礼仪主义，而全心同情基督对法利塞人主义的斗争。首次读到圣保罗的话，“文字令人死，精神却叫人活”时，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为基督徒。这种体验就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一样。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规范人世、平衡利益的法律为“器”，精神世界的至一才是“道”。在讲述自己的皈依之路的《超越东西方》中，吴经熊说，“道”之一字，意味着无法诉诸语言的终极的存在，是一切美德和事物的来源。“它是朴素，它是至一”。他这样告诉世人。像任何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他还经常这样宣说，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当然也包括他一度沉迷其中的法学）不过是神的预示，万物均在神的秩序当中。藉由对最具现世意义的法律和法学的放弃，他自认为抵达了精神世界的“至一”境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澄明。这是遁跑？还是更为勇敢的面对和担当？

4、一个天主教徒的安魂之所

成了天主教徒的吴经熊，天性中早就存在的宗教、文学与诗歌的成份日益增加起来。他翻译了《圣经》，译笔典雅，古色古香，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以致出版后被称为“经熊本”，与天主教“思高本”，新教“和合本”并称。策动创办了一份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全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他还写了一本把唐诗与季候相对应的有趣的小书《唐诗四季》。

1946年，吴经熊受命为国民政府派驻梵蒂冈全权大使。

1949年后，他成了美国多所大学的神学教授，讲授比较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同时开始把《道德经》翻译为英文，并开始思考技术时代心灵解放的可能性。以一种灵性自白的笔触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其宗教皈依的历程的自传也于两年后完稿，并在美国出版。这个早在世纪之初就以一位国际性的法学家和学者知名于世的老人，终于在哲学和诗歌中安顿了自己。

时光折叠

天水明夷 — Tue, 12 Feb 2008 21:52:00 +0800

好多天了，我都注意到对面十二楼那个擦玻璃窗的男子。下午三时起，那个男子的手就不住地在窗户上抹呀，抹。他是在擦玻璃窗。看不见他的脸，也不知道他做着这事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只有一只戴着蓝色绦棉袖套的手在不住地抹呀抹。在我与他之间，我目测有50米的平行距离。50米的空气后面，是不锈钢防盗窗的棂条，再是铝合金窗。这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其距离就不是可以用米来计量的了。穿过下午阴沉的空气，我的目光捕捉到了一只手在窗玻璃上的移动：从上到下，自左往右，从顶部的气窗到下面的窗档和窗台，如是循环不止。

那只手，他移动着，擦过来，又抹过去，有时轻缓，有时滞重，就好像是一具另有着灵性的生命。再后来，窗子开了一条小缝，这只手不耐烦地伸到了外面擦拭。窗玻璃上映出了这只手的影子。

现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两只擦玻璃窗的手。一只是真实的，一只是它的影子。我可以想像擦玻璃窗的男子此时的身姿是努力前倾着的，踮着脚，头颈偏向另一边，他这个姿势好像要把自己的身子整个的送到窗外去。这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姿势，这个动作所呈现出的力度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蚀入到筋骨里去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这只手还在窗玻璃上抹呀，抹。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间里，这个男子，已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那只戴着蓝布袖套的手也从这扇窗户移到了另一扇。

我突然止不住好奇，这个男子，他是谁？钟点工？下岗工人？退休教师？一个有些微清洁癖的居家男人？这个同灰尘斗争着的男子，他一天天地抹呀，抹呀，就像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人，不住地擦拭着死者的脸。生命一日一日，就这样子抹掉了。抹掉了。我现在这样看着他，我敢断定，他也看着我。他看着对面窗口的那个男子，一会走动，一会抽烟，一张脸慢慢地被升起来的暮色销蚀掉。

我感到我正在被灰尘淹灭。它们一点点地上升，从脚下，到膝，到胸口，到喉咙。我都要透不过气来了。它们占领地板，茶几，电视机柜，沙发，书架，电脑桌、唱片架，餐桌，椅背。它们躲在床底下。躺进翻开一半的书里。它们钻进电脑机箱后面的电线接口，落在收录机的卡座上。甚至电话机按键和电脑键盘中间的凹槽也有着它们微小的颗粒。空气无处不在，它们就无处不在。它们是空气的伴生物。它们就是空气。

它们聚成蓬松的一团，像个小绒球，坚果那样大小，行走时的气流都能带动它们飞起来。灰尘的主要成份：皮屑，头发，体毛，烟灰，衣服上磨损的纤维。最主要的是皮屑。冬天，我干燥的皮肤好像不断地在掉皮屑。可是掉得再怎么多也不会生长出这么多的灰尘啊。它们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难道它们会裂变，会自我复制和增殖？每天下午，阳光射进屋子时就到处都是尘埃，飞扬着，盘旋着。其实它们一直都在，只是斜射的光线把它们彰显了出来。

我被尘埃包围着，被昆虫一样飞舞的尘埃包围着。我抖动衣裤，拍打床单，它们全都飞起来，飞起来。我的屋子就像一个装满了灰尘的大集装箱。总有一天，它们会湮灭我的呼吸。

我一遍遍地擦拭。钟点工走了我就自己干。湿拖把，抹布，吸尘器，全用上了。我伏在地板上，像一只笨拙的树熊，擦呀擦。直到地板像一面镜子能照出我的脸才歇手不干。可是我一转身，它们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一样又长出来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里？这微小的过程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成天战战兢兢，眼睛像探测器一样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发现一星灰尘的颗粒就把伏下身子赶紧把它们擦去。我成天干不了别的事，与灰尘的斗争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扇门出来推开另一扇门。我寻找，驱逐，消灭，清剿它们，可它们好像与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只要我一转身，它们就会长出来。我几乎听见了它们角落处的尖叫，它们促狭的笑。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擦灰尘。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你在干什么？我在擦灰尘。第三个电话，我还是说，我在擦灰尘。再也没有电话了，一整天里，电话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坐着。我也坐着，不说话，不抽烟，不想事。

我的住宅楼的前面是一幢三十层高的写字楼，它顶层的玻璃花房和我房间的窗口构成一个直角，当西天的最后一抹阳光经多次折射后落到我窗前的地上，我感到折垒起来的不仅仅是光线，还有时间。它被折叠，消失到日子的背面，不须寻找，还会重新出现。所有的下午成了同一个下午。在其他的时辰里，我出入过的所有的房间也成了同一个房间。

天色向晚，屋里的光线一点点暗去，桌子下面的脚好像被灰尘埋住了，动一动都很沉。我看着桌子下面我的脚，它们将要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截断。我抚摸着它们，就像抚摸消失了的一段生命，死去的一段时光。

临睡前我洗好澡擦干镜子上的雾汽时，一句话突然跳了出来：我们的心，都越来越顽固了。一张脸，一张因毛细血管的扩张而显得潮红的脸，从污秽的镜子中探出来，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疲惫而又满足的性-爱之旅。我打量着这个被我从镜子里擦出来的男人，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额。眉。眼。鼻。人中。嘴角的细纹。愈来愈显得粗短的脖子。茂盛的耻毛。肌肉上的皱。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我打开照相簿对照着看，越来越这么认为：这是一张被时间伤害的脸。

就像刺猬受到刺激和惊吓会蜷缩起身子，是不是一次次的挫败，也让我们的心紧缩了，坚硬了，顽固了？

如果时光可以折叠，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过去时都成了现在时，所有的文本也成了现在时的文本？发现了这一点我连着几天都很兴奋。过去的时光不再是散漫无际地铺展着，也不再像一棵树，从低处向着衰老和虚无生长。它收缩成了一本书或者一柄扇子大小，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带着它。

是的，就是这样，折叠的时光，它是扇形的，它可以无限地铺展，当它折叠拢来，变得坚硬，黑暗，顽强，不可穿透。

我被我的想法迷住了。我说到某一日，它的背后开始叠现出更多的日子。我想到某个事物的，总是跳出它背后的另一个事物。比如一件早晨刚换上的外套，它久违的气息让我好像闻到了那一年早春青草的气息，我穿着这件外套去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回来的时候又淋了一场大雨。比如这本叫《佩德罗·帕拉莫》的书，它的背后是一次不长不短的旅行、五月的长兴县和一个小个子的小说家朋友。因此我可以说了，这个冬天的后面站着另一个冬天，这本书的后面站着是另一本书。

或许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生活在回忆中了——还有一种猜想是，我把记忆的重筑作为了每日的功课，就像那个从一块小茶点里回想起整个贡布雷庄园的伟大的哮喘病人。他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说出一个事物，然后发现这事物背后的另一个事物，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广大的世界不也是这样联系着？然而我并不是这种新美学的学徒。我没有创造一整个世界的雄心。时间已经、正在、还要把我伤害，我把它折叠，只是藏起它的锋刃，就像把刀子送入刀鞘。折叠时光是我的安全保护证。

我想更老一些，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用一把扇子的形式来结构。日子以几根扇轴为支点繁复地铺展开来，它们是：大楼，街道，转角，路线图，对话，欲望，日记片断，观察笔记，它们一页一页重叠着，写作者的手操纵着扇柄，把他们打开或者折拢。

在这本未来之书里我着力要描绘的是时间的脸，是那张丰富的脸上种种的表情。

2007年12月2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