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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革”的对话

赵启强 — Mon, 05 May 2008 21:32:00 +0800

反思”改革”答记者问

（赵启强、陈明、唐昊）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编者按：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它的起点，算起来已经走过了二十六个年头。而有关改革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比如1980年代改革开始时的争论，1990年代的争论。而在近几年来，从旷日持久的国企管理层收购之争，到自下而上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全面反思与质疑，反思改革的浪潮愈演愈烈。近段时间，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平面媒体和网上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新一轮的“反思改革”浪潮正在兴起。
  我们认为，无论是所谓的精英的理性思考还是公众情绪表达，都是基于利益诉求的表达，在这些繁芜复杂的争论和辩论的背后，都是一种对改革何去何从的殷切期待。
  因此，反思的目的就在于：总结过去，正视现实，善待未来。

  ■新快报：从表象上看，这次争论似乎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言下之意是：改革的力量和“反对改革”的力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激烈较量，并将这种较量的输赢上升到了决定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度。而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认为，“这次争论很大程度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在您看来“反思改革”浪潮兴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人们反对的是无法无天的改革

赵启强：严格地说，当今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反改革的力量。“反对改革”这顶帽子，是前阶段改革受益者，强加给要求对最近十年改革进行反思的人的。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那种损害公众利益的改革，是那种无法无天的改革，那种对国有资产进行巧取豪夺的改革；即使现在有人因为不堪沉重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负担，而对毛泽东时代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福利表示怀念，那也仅仅是人在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时，往回看看而已，并非真正要回头走去。因此，当前的这股浪潮是“反思改革”，而不是“反对改革”，是希望改革在革除了计划经济时代弊端之后，能让整个社会受益；是对因攫取了国有资产而迅速成为超级利益集团的强烈不满和追问……

改革不成功的症结在改革者本身
  唐昊：所谓“改革共识的破裂”，多少有点夸大其词。改革不一定要全社会都有“共识”，各个社会群体彼此的利益本来就不一样。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建立这些利益群体为不同利益而进行理性博弈的平台。这个平台之所以难以建立，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高远的理想，而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几乎所有的改革行动都是被动的。这种改革者本身就不情不愿的改革实践，预示着以后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反思改革”作为一股浪潮兴起，而不是对某一孤立的改革措施进行抨击，说明以往一段时间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成功，这种不成功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不成功。这种整体性的失败说明我们进行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有问题的，其根源不在于过程、也不在于改革有多少阻力、而恰恰在于改革者本身。我们注意到，现阶段所进行的绝大多数改革都是由政府发起并主导的，但在具体举措上却总是有意无意地使得多数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种“损害型改革”经常发生，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不能不让我们置疑这些显失公平的措施为什么会屡屡出台？
  至于说改革者为什么总是出台一些有问题的、引发各方利益受损的改革举措？这不是决策上的失误，而是由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党政关系、意识形态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促成的。改革不成功的症结在于改革者本身，反思改革也是对这种政府主导改革的形式的一种置疑，是对政府进行这一系列改革的动机与诚意的置疑，也是对强势利益集团罔顾社会公众利益的一种置疑。

改革不能“没良心”也不能“没脑子”

  陈明：改革这个事件或运动过程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指一套具体的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二是指民族国家寻求富强的意志愿望。作为一套具体的方案，它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寻求富强的意愿，它是对确立改革方案的根据，也是根据形势变化对方案进行调整的根据。目前是不是存在一个反思改革的浪潮，个人觉得有点言过其实。象对国有资产流失等的不满，我就非常强烈，但我并不把它与对二十几年来的改革作必然的联系。之所以让媒体产生“浪潮”的感觉，主要还是由于存在腐败、社会不公，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改革派（在朝的“开明派”和在野的“自由派”）对国际问题的认知存在片面性（国际社会乌托邦意识），给所谓的新左派提供了道德和心理上的支点，触动了社会的神经。
  不同的思想流派、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价值观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和谐社会的标志与要求。因此，对这些声音不应该从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去借读，即使他们真有这样的企图也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老左派与新左派）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可以操作的替代性方案。执政者之所以需要认真对待它，只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
  可以这样说，如果谁对现在的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无动于衷，那是没良心；如果谁因此而希望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是没脑子。需要调整的是改革方案，譬如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有条件做得更好一些、更彻底一些。前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改革不到位。

■新快报：对于目前“反思改革”浪潮的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有评论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精英的寡头化和底层的民粹化。对于这一观点，您是怎么看待的？

大众被排挤在改革之外
  赵启强：人们常常将精英还是大众，作为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分水岭，并将看重公众利益和大众智慧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左翼；但无论左右，如果失去了公众立场，失去了对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良知，而附庸在资本或权力一方，他还能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吗？遗憾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精英主义在中国很有市场。在思考和选择改革的前途时，他们无视大众的智慧，将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社会变革看着是少数精英的历史使命；在重新划分社会利益格局时，他们无视大众的利益。总之，无论是推行改革还是分配改革成果，大众的因素都是不存在的，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成为中国改革式的中流砥柱，他们把持了中国改革绝对主导权，并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以后，三者互相渗透、联手，完全将大众排挤在这场改革之外。

群体间的仇视是最大的外在原因
  唐昊：利益纷争总是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影响政府也是一种正常的政治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一种纷争和影响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公正的还是有所倾向的。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无法建立一种机制，使得各个利益群体进行和平而公正的博弈。这是群体间相互仇视、无法妥协、共赢的最大外在原因。
  片面指责强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更多地影响了政府并对弱势群体造成损害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想使得强势群体更加公正、文明、善良，主要不是靠呼吁这些群体良心发现、更不是靠辱骂和诅咒。历史上看，只有两条途径可以促其转变：一是政府调节；二是弱势群体的联合。而目前这两种路径都是困难的。
  此外，所谓“民粹化”，其实是普通民众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参与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必然结果。人为地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决策改革的进程之外，后果难测。去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万余起，比前年猛增上万起，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底层民粹化是必然的

陈明：底层的民粹化倾向是自然的、必然的。但精英的寡头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联手？这是经验事实吗？我不这样认为。也许他们说的是少数经济学家吧？我不认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有必要收买知识精英群体，也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精英可能被收买！

  ■新快报：在反思改革的争论中，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经济学家的身影，也有社会学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因为提出"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裂"的论断而被看作反思改革的领军人物，我们很少看到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发言，您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造成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反思改革的争论中"失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改革没有人文学者参与很不正常
  赵启强：改革没有公众的参与、尤其没有人文学者参与，当然不是正常现象。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始，到经济领域止。整个改革过程，作经济外的思考是危险的，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的；于是，那些个所谓的经济学家便将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当成他们那个小圈子的专利，即排斥大众的参与，也惟恐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而抢了他们的行当。前些时，当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尖锐批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学理虚弱和良知欠缺时，经济学界的回应是，丁学良不是经济学家（丁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言下之意，不是经济学家就无权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说三道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中华民族历经了重重苦难后迎来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这是千载一时的历史机遇，是关系到中国人能否死而后生的重大历史抉择。
  既然事关整个民族的命运，整个民族当然有权利、也有责任担负起对自己的命运的思考和选择。

改革是地方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共同主导的改革
  唐昊：可能是经济学家享有的言论自由更大些吧。我们一直在回避政治问题，不仅政府在回避，现在连社会、民间、知识分子也在自我回避，这决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政治学家失语的因有两个：一是经过长时期的打击、停办，我国政治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不高，对政治现实的分析难以到位，这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则是固有的意识形态限制，使得政治学的分析话语显得特别敏感。所谓政治学家的"失语"，其实质并不是多数政治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回避，也不是学界政界对政治学分析方法的回避，而恰恰是整个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避。
  不过，尽管存在这种体制性的回避，但政治体制阻碍改革前行这种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需求也始终是存在的。政治学的回答在被人为压制之后，只能通过其他方式的声音发出。于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填补了社会需求的空白、代行了政治学家的职责。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改革的问题的症结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不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人为贬低政治学的分析，只能被视为新时期的掩耳盗铃。因为政治问题并不因没有人分析而就不存在或自动消失。
  有关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假问题，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只是知识分子内部论争，更像是一种玩弄概念的自娱自乐，而无涉于实际的改革进程。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改革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也不是新左派的“政府权威集中”，而是地方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共同主导的改革。

人文学者“失语”肉食者“失策”
  陈明：所为反思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上，所以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出场十分正常。法学家、政治学家"失语"，可能是因为话语空间太小、或者从他们的话语前提出发那些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吧？文化的问题实际也是非常严重，我们也曾从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的角度发声呼吁，但言者惇惇，听者藐藐。或许是这些问题“偏软”，人们抱有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吧？可美国人都把文明的冲突作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基础和主题。如果若干年后我们在“软实力”上吃亏，难道还指责人文学者“失语”而不指责肉食者“失策”吗？

  ■新快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佛利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对改革帮不了忙，而且也起了负面的作用。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应该倡导怎样一种形式？

大众有权追问“我的那一份到哪去了？”
  赵启强：其实张维迎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他甚至还说，“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
  好一幅精神贵族的口吻！可是，现在全民关注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大众”以及他们父辈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国有资产。
  要处置属于每一个公民的这笔财富，大众当然有责任参与讨论：以前管得好不好？以后该怎么管？如果国家不管了，该怎么分？大众当然有权追问——“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这些大事与“大众”如此休戚相关，甚至可以说原本就是“大众”的事，我们的学术精英有什么权力站在“大众的对立面”，反对大众思考和参与这场改革？！

民众参与是改革公平的唯一保证
  唐昊：改革之所以出现目前这样一些罔顾公众利益的局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公众参与。民众参与是改革公平的唯一保证。要想真正深化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寻找到改革深化的动力，这种动力只能存在于社会最广泛的阶层里。只有真正动员起民众，那些所谓的改革上的"困境"才能迎刃而解，改革也才能保持其正确的方向。经济学家在中国广受批评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水平（尽管香港学者说中国内地只有几个经济学家是合格的），而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学术立场。这是相当悲哀的一件事。

互联网的声音不能不听
陈明：互联网的优点是门槛低，缺点是门槛太低。门槛低，所以可以听到真实的信息；门槛太低，所以意见多于观点，情绪多于理性。我认为，互联网上的声音，不可全听，但也绝不能不听。

    ■新快报：解构容易建构难，对于目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您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改革不能变成资本的盛宴
  赵启强：立即停止这种掠夺式的非国有化过程（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对前一阶段改革进行公开地（而不是只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小圈子里）反思和检讨，尤其是让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广泛地参与企业改制、转型以及转型后管理等诸多大事的讨论和决策。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非国企领导和他们的智囊关着门就能完成的；当然，要争取到这样的权力，必须有政策和政治体制的改进，这其实已经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一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那种任由经济精英和学术精英联手的对中国国有资产的转型、改制，只能是一场为倒腾国有资产而发起的无声无息、奇诡精巧、扑朔迷离的造富运动，中国大众三代人积累起来的那点家底将成为资本和企业家的盛宴……

底层民众最需要的是组织起来
  唐昊：改革过程中最需要的勇气、改革者最需要的是理想和信仰、以及对这个国家起码的责任感，由此才能具备改革所必须的牺牲精神和勇气。历史证明，改革者的苟且往往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以灾难收场。以当前形势而论，本来动员民众、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最佳的方法是使其有机会组织起来，与其他强势阶层进行利益博弈、形成一种力量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者太害怕弱势群体的自我组织会带来不可测的后果。但这样长时期地将其排除于体制外才真的是后果严重。只有广泛动员民众，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也才有机会建立起一个社会各利益群体公平博弈的机制。
  中央政府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寻找真正能够支持改革的动力；底层民众最需要的是组织起来；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有承担公共利益的勇气。改革无法前行或者总是走歪路，无非是因为改革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当支持改革最力的往往是某个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其他阶层只能被动地承受改革的后果时，我们知道，这种改革不出问题才怪！唯一的方法是吸纳更多的阶层参与改革进程，形成力量上的均衡，使得改革的方向在多维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不至于向某个强势群体过于倾斜，大致保障改革的公平性。

  ■新快报：很多人都强调“改革产生的问题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那么，在权力未能得到约束的情况下还在弄一系列产生问题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否会继续否定其合法性？

权力结构不可能无视社会需要
  陈明：这个逻辑问题是虚构的。权力结构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它与社会处于一种博弈关系之中，它是不可能完全无视社会的需要的。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但并不难以理解。七十年代的权力结构如何？不照样启动了改革进程走到了现在？

资本是作恶的主体
  赵启强：改革初期，权力对市场法则的干预，曾经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但经过政府多年来锲而不舍地强调按市场规律办事（不是按法律办事！）以来，市场神话已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神话，市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与政府权力分庭抗礼了。尤其是最近十年，当非国有化步伐加速之后，资本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地位逐渐加强，它反过来影响和收买权力，甚至在不作为的权力面前颐指气使，肆无忌惮地对社会实行最大限度地掠夺。可以说，最近十年，虽然中国诸多社会问题背后，大多有权钱交易的黑幕存在，但应该看到的是，作恶的主体是资本。权力的问题，是面对强势资本对公众的掠夺而不作为、甚至吹黑哨、拿红包……在这种前提下，如果还要一味地呼喊“国退民进”（此处的“民”当然不是人民的“民”，而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民”，是资本隐蔽表达）的话，那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这些学人已经为“钱”所用，甚至“钱”学勾结、“钱”学一体了。
  不过，说权钱交易中“钱是作恶的主体”，并不等于说，不与权力勾结的资本就不作恶！
  当下中国最受公众质疑的三件事——教育、医疗产业化和国有资产每年以数以千亿的规模被窃取，就主要是资本的贪婪和榨取使然。所以在现阶段，对资本的警惕、监督和制约非常必要；尤其在社会监督（比如工会组织）缺位的前提下，争取到敦促权力作为的渠道和法规就十分重要。

  ■新快报：这么说，很显然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迫切和根本，是否可以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已具有优先性？

让经济增长变成真正的社会进步
  赵启强：改革之初，把生产力促上去，让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国家绝对地垄断着社会的经济命脉、因而也绝对地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那种情况下，即使是那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也能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进步：它对权力的挑战，对政治等级制度的消解，从而使中国从那个僵死的经济体制中迈出了生死攸关的一步！
  20多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及扩张，虽然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基础，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其在没有法律防线的中国长驱直入，对公众财产的侵占、对公众资源地无偿占有，也同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显然，这些社会政治问题是无法靠经济体制改革解决。
  为了应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掠夺和肆虐，为了让经济增长变成真正的社会进步，我们必须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我们还要强调——政治改革，必须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历史利益！今天，既然我们还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加上了“中国特色”四个字），那就应该在国家、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优先考虑到社会的权益。对这一点，新的领导班子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并出台了许多有助于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政策；尽管，靠这些努力来偿还近十年改革给民众留下的亏欠尚嫌不足，我们还是应该对此表示欢迎。

“改革改革者”是最关键的一步
唐昊：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涉及到的是“改革改革者”，这是改革所有步骤中最困难、但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原来的改革路线是“边缘突破渐抵中心”，但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策略已经宣告破产了，政府权力的改革看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我们只有先解决了这一问题，包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宪政国家、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后，才会保证所有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各项改革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变形、走样。如果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不能解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就将永远地溜走。因为改革并不是一个变革社会的唯一选项，长时期的改革停滞或者多次的改革变形无疑会使得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改革的动力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必须避免这样可怕的前景。

拓展自治领域　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赵启强 — Mon, 05 May 2008 20:53:00 +0800

作者：赵启强、秋风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特约记者　石勇

改革司法体系依法治国

记：没有社会公正就没有社会和谐，而如果没有什么能约束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不可能有和谐。因此，追求“和谐社会”就必然是追求社会公正，并确保公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您看来，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秋风：若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则单纯推进投票式的民主，很可能无助于保障公民权利；在政府权力不服从法律的情况下，权力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也未必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

因此，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最可行、也最有效的改革方案是推进司法改革，改革目前的司法体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不受地方控制的中央司法系统。这套系统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平等地执行全国性法律，尤其是涉及到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宪法与法律，确保公民的权利、利益不受各级政府随意侵犯。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的过程，同时也是约束地方政府权力的过程，这样的执法过程可以确保全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确保地方政府有效地执行全国性法律、政策与政令。

赵启强：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在没有权力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当然是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能掩盖另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庞大而无所作为的权力，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无法无天的资本和腐败的权力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是致命的；我们一方面要敦促权力作为，让其遏制住资本本性中的贪婪和霸气，又要警惕权力的过度膨胀和腐败。因此，法制的建设和政府的廉政建设迫在眉睫。

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的诸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中，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依法治国”放在首位，就是对法治的重视、对民主权利的重视。这给了我们希望———用法律制度管人，用法律制度管事，用法律制度管资本，用法律制度管权力。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操控权力

记：这段时间，舆论普遍关注“特殊利益集团”。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秋风：利益集团并不可怕。任何现实的政治共同体，都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相对于公共利益，任何利益群体、集团的利益都是特殊的。

但是，假如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不同的群体、集团在政治上、法律上不平等，有些利益集团中就会成为“特殊的”，也即，他们享有特权。它们就可以支配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其他群体对于他们则没有多少讨价还价能力，好处全归自己，成本全由他人承担。

在权力主导社会、控制资源的社会中，政府官员就必然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种种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也是按照其与权力的亲近程度而享有不同的特权。

因此，消除特殊利益集团，或者说控制利益集团使之不能要挟公共利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效地限制权力。这既需要制度设计，引入制衡机制，让权力对抗权力，从而使之服务于公共利益；但也需要社会深化、拓展自治领域，积累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使之不能随意侵害自己权利和利益。

赵启强：“特殊利益集团”在学理上的概念比较模糊，我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地方政府很多已形成一种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自利性组织”。以对社会的危害性论，这种政府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化”，甚至超过了非法的贪污腐败，因为它能合法地依据某些地方法规、部门规定对公众实施公开掠夺；这是最无风险的掠夺，即使上级查出，也不会追究个人责任。

十多年前，只是主管财政、人事的要害部门才会令人趋之若鹜，许多清水衙门是无人问津的；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金饭碗”可端，可见，“特殊利益”的扩大化和公开化；

最庞大、最能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某些“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或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或盘踞在公共资源高地而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前些时媒体披露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高达8000元。普通收费员如此，那么，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高层到底攫取和占有了多少公众财富？！

随着“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经济领域“被依附性”地位的加强，它不仅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时还试图影响和规定未来中国的政治结构。它的利益追逐正在从经济转向社会政治领域；这些年，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大多是这个集团发出的。在这种时候，我们也跟着喊放权，无疑是羊群要求为虎狼解开枷锁。

我们在谈论“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权力的参与和权钱勾结；“国有垄断资本集团”不掌控政府权力，但它对其它经济成分、甚至对权力本身的操控是轻而易举的。还要说明的是，这个利益集团的高层不仅享受着严格的行政级别待遇，其中许多本来就是官员出身。因此，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对权力体系的渗透，对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左右，有着先天的优势。可以说，在这个超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面前，社会的呼声和权力的干预是软弱无力的。

底层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

记：最近，有不少关于政策制定必须向底层倾斜的呼声，比如有法律专家提出对于民工初犯应给予轻惩的建议，《南方周末》也有文章提出“执政党将靠制度获取底层声音”，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秋风：在弱势者遭受严重损害之后，人们的本能反应就是给弱势群体以格外的照顾。但是，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对任何一个群体的格外照顾，都意味着对其他群体不公，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它必然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遭到损害者终有一天会形成强烈反弹，社会就总是在一部分享有特权而另一部分被剥夺权利的状态中。

因此，底层恐怕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得到自己本来就应当得到的，也即平等的权利，法律的平等保护。正义是社会唯一稳定的基础，正义的制度就是其内在地具有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并让一切侵害他人的人遭到惩罚。正义应当是治理及变革的唯一指导原则。

赵启强：最近几年，领导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关怀引人注目，并切切实实地制定了许多向底层倾斜的法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废除收容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并未彻底改善，尤其在强势资本的违法行为面前，雇佣者的权益保障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应该切实有效；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也是捍卫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工会对工厂主的监督、抵制作用。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截至9月，今年参加工会的农民工已经超过六百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总数已达到2000万。这是令人欣慰的数字，但问题是，如果工会组织和工会领导人不能独立于雇主而存在，工会负责人怎么可能为了工人的权益，去与给自己发工资的老板作斗争呢？

改革司法体系依法治国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宪政历史与理论及中国古典思想。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宪的技艺》等，译有《哈耶克传》、《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十余种。在多家政、经报刊开设专栏。

●赵启强：学者、电视台导演。现居上海，曾在莫斯科作过“中俄两国国有资产社会化比较”的研究。著有《历史·人·梦幻》、《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俄罗斯非国有化的启示》等。

（原载《新快报》2006年10月18日）

捷克入学记

赵启强 — Sun, 04 Nov 2007 10:51:00 +0800

捷克入学记

赵启强

这是发生在一个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和当地学校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6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带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在这种状态下，孩子上学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所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面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的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学习？”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孩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的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孩子终于上学了。她不仅享受到了免费的教育，还享受到了真正的免费午餐；还有，第一个假期，女儿的学校就组织了孩子们去英国旅游，居然也是免费的……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这些事感动了，我见她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

我有时想，她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的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得到什么样的对待；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得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

历史会记住这个卑微的杀人犯——农民工王斌余

赵启强 — Fri, 02 Nov 2007 08:26:00 +0800

历史会记住这个事件，记住这个在追讨自己的血汗钱时，因绝望、因不堪侮辱而连杀四人的人的名字——王斌余。

这个名字，包含着一代人的苦难，包含着一亿农民工的血泪、屈辱和绝望！

王斌余属于当代中国最低下、最无助、最微不足道的民工阶层。

这个阶层为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为我们经常在世界面前炫耀的“现代化”作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却又毫不在意的巨大的贡献；然而，在这个巨大的成就面前，这个由一亿多人组成的阶层，仍然微不足道地蜷缩在我们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中——

他们像羊群一样拥挤在火车上、汽车上，火车站、汽车站，他们被许多并不比他们聪明、更不比他们为社会付出更多血汗的城里人像吆喝牲口那样的呵斥，像驱赶羊群那样驱使；他们背负着简陋包袱，紧张地、绝对虔诚地遵守着那许多他们刚刚接触到的法纪；也同样紧张地、绝对虔诚地服从那许多违法的指令、指挥。他们默默地服从、服从，带着低人一等的谦卑，忐忑不安地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来了，丢弃了土地，抛下了妻儿老小，但却满带着虔诚和惶恐，满带着不怕吃苦耐劳、不怕作牛作马、不怕流血流汗的决心；

他们来了，如此的茫茫然，却又如此决断地走来；因为，他们心中都带着一线希望——希望那许多茫然、那许多冷眼、那许多屈辱、那许多流血流汗的日子之后，能给他们的父母、子女，或者弟弟、妹妹，换得哪怕最低微的生活改善。

他们像一群灰色的生物，在烈日下、在风雨中，用他们粗糙的手让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我去过那样的工地，我询问过，那些每天10多小时，在这儿流汗劳作的人中，可有城里人？回答是，没有一个！

晚上，他们蜷缩在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工棚里，一群一群地挤在一起，忍受着高温、蚊虫和肮脏。那样的环境，肯定比不上北京、上海动物园的环境；民工的生活条件肯定比不上动物园里动物的生存条件（当然，我比的是普通动物，而决不敢与熊猫、大猩猩那样的尊贵动物相比）。

这种工棚甚至不能遮风挡雨。今年8月，台风“麦莎”在浙江登陆，对上海的影响不大，却仍然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简易工棚被刮倒，将两名农民工活活砸死。

这几年，上海每年都有工棚被刮倒，每年都有农民工被砸死的惨剧发生：2002年7月“威马逊”台风吹倒上海浦东一工棚 5人死亡44人受伤； 2003年9月2日，台风“杜鹃”来临，上海再次发生狂风刮倒工棚的事故，工地上25个民工伤亡。

死的都是农民工。其实上海经历的这几次台风，都不是正面而来，所以我们没有对它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甚至没有听说台风给上海造成了灾难；然而，他们却死了，默默无声地死了，没有追悼、没有对责任的追究、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遗容，他们的死亡只在小报的一个角上留下几个冷冰冰的数字。

他们像动物一样钻进矿井，为每月几百元卖命。笔者见过不到一米高的坑道，农民工要将椭圆形的安全帽横过来戴，才能爬进去工作；民工说，“这种地方连狗都不敢钻进去！”

狗都不敢进去的煤窑，他们钻进去了，用截短了的工具挖煤，为我们的GDP作贡献，为我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创造更多的暴利！

这是卖命的钱，雇佣双方都很明白这一点——矿主即使明白这是带血的煤块，也还是要的、还是敢于买命去挖；农民工即使明知要挣到这区区几百元钱，可能丧命，他们还是卖命地挖煤！

于是，他们双方就签下了生死文书！

可是，这命是那样的不值钱！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契约是笔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今天，在政府干预下，农民工的命钱已经涨到了20万，可他们的血汗钱却没有涨；尽管这十年，物价至少翻了两番，公务员的工资至少增加了四倍，可中西部的农民工每月挣到的仍是十年前的四五百元，千里迢迢来到沿海的，也仍然只有六七百元……

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GDP增长不是连续十多年世界第一吗？我们的税收不是连续多年二位数增长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是越来越富起来而大兴土木，把一个个衙门修缮得那样气派、那样的现代，那样的前所未有，那样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相比之下，许多一流富国的政府部门倒显得简陋、小气，甚至穷酸了……

可是，富起来了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让一亿农民工受益？

还有，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已经从当初的万元户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买奔驰、买宾利，他们有魄力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来摆平一切靠法律不能摆平的事。

他们不仅暴富了，而且还当了委员、当了代表，他们今非昔比了，鸟枪换炮了；什么都改换了，但就是不愿意改一改农民工的生存和生产环境，就是不愿意将民工用血汗和生命拼来的暴利，分出来一点来提高卖命钱——豪宅变成了超级别墅，可工棚还是那样的简陋，还是经不住风雨；相反，暴富使他们有了一掷千金的气势：吃喝嫖赌，行贿、收买权力；今天，他们已经不再是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后面沾点儿小便宜的万元户；现在，他们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在暴利面前，他们胆大妄为，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日中国许多对民众的偷窃和抢掠中，他们已经超过了权力，成为许多悲剧的导演，成为无数次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爬进狗都不敢进的煤窑，给他们运出带血的煤……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富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暴利了，而农民工的血汗仍然如此廉价的原因！

而且，即使如此廉价的血汗钱，还常常拿不到手！

我们知道这区区几百元、几千元是如何挣得的；还有霸道地呵斥、打骂（用黑社会的方式殴打讨要工钱的民工的事还少吗？），还有那种像对待猪狗一样侮辱和逼迫（冷眼、辱骂、停了伙食、赶出工棚！）于是，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命去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幕跳楼的、自残、自杀的悲剧。

可是，那种乞讨般的索讨、那种自残式的抗争是无力的，农民生命是不值钱的，他们无法靠哀求和自伤自残打动那些因暴利而变得更加贪婪和残暴的人；也无法打动那些拿了红包而吹黑哨的裁判；在最初的那种无济于事的关切之后，我们不是听到有人将农民工用命追讨血汗钱的悲剧，叫住“跳楼秀”吗？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像人一样活下去？

他们的选择只能非常简单：要么像牲口一样生存，任人侮辱、任人驱使、任人宰割；要么，做人——但不是做有教养的好人、不是做具有法律意识的现代人，而是那种对抗法律的坏人、罪人；他们对抗法律，是因为法律不能保护他们……

王斌余选择了后者——瞬间的愤怒和勇气使王斌余放弃了逆来顺受、放弃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他选择了做坏人、做恶人、做杀人的人！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成了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啊！

这个小人物所酿成的悲剧震撼了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关注着王斌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这个小人物的生死表示深刻的焦虑和忧伤；赦免王斌余、营救王斌余的呼声铺天盖地地在网站呐喊出来，2005年9月，刚刚从“超级女声”的狂醉中清醒下来的中国，几乎以同样的激情念叨起王斌余的名字……

谁说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呼吁对王斌余的救助，尽管这是绝望地呼吁，但人们还是竭尽全力，因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看到了王斌余的无助、绝望，看到了他身后有一亿个生命和灵魂正经历着类似的生存经历……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它让一个弱小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被剥夺的小人物，拿起刀来，剥夺了另外四个人的生命！

我们说这是一个悲剧，还因为它居然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一个连杀四人的凶手表示同情和声援，它使中国人在人道和残暴之间选择了无奈地残暴；在凶杀和被害之间违心地选择了凶手，它使我们的法律和人道精神都受到严峻地挑战……

但是我们仍然要呼吁对王斌余的赦免，呼吁法律能保留下这个弱小的、绝望的生命，因为，在王斌余身后有一亿人的苦难和希望。

四个人的生命诚然宝贵，但一亿人的苦难更不容漠视……

这个悲剧还没有拉下它的帷幕，而且由于有了更多的老百姓参加进来，这幕悲剧无疑将成为历史事件，就像那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的死亡，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样，这个叫王斌余的农民的名字必将被历史记住。

历史还将记住，2005年9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参与了对这场悲剧的思考和讨论，并且将视线集中地投向这个像羔羊一样任人驱使、奴役而没有任何手段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阶层

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引起了一些法律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法官站出来了，律师站出来了，他们从法律的角度为王斌余说话，希望能救他一命——

石家庄的一个法官说“如果仅考虑杀的人数，不考虑杀人的起因和动机，不考虑自首情节、不考虑悔过程度、不考虑日后的社会危害，甚至不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显然是欠妥的。如果听命于某些行政首长，更是法官的悲哀！”；

北京的一位律师公开表示，要为王斌余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这位律师认为王斌余“罪大、但不是恶极”，因此他将率他的“律师事务所其他律师同仁为王斌余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希望能联系到王斌余的家人，在二审为王斌余提供辩护。”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而对这幕悲剧，知识分子应该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更有责任发出声音——如果他具有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如果他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如果他敢于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

今日的中国，可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1866年，俄国士兵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军官的耳光，被判死刑。为改变这个不公正的判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四处奔走，并亲自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虽然希布宁最终被枪决。但托尔斯泰毕竟将刽子手钉在耻辱柱上。托尔斯泰在“希布宁事件”中所焕发出来的道德良知力量，有力地影响了整个俄国社会——权力受到了公开的挑战，而站在弱势人民一方的良知则受到鼓舞。从此以后，对死刑和司法不公地揭露、抗议始终贯穿在托尔斯泰的著作里。

王斌余案件无疑是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一次挑战，是对我们农民工政策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道德和良知的拷问……

“特殊利益集团”如何特殊？

赵启强 — Fri, 26 Oct 2007 08:15:00 +0800

刚刚开过的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正义”；并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这是执政党在制度建设上，向大众、尤其是向弱势群体的重大倾斜。这种倾斜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并引发出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广泛讨论。

讨论中，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被频繁引用；与之对照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词语。

那么，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比较模糊，所以见仁见智，什么样的阐述都有。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将其与权力的腐败、或权钱交易联系在一起；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类：

某些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紧密的服务性部门。这些事业单位并不具有对老百姓的行政管理权力，却能深刻地影响公众的生活；它们并不持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合法资本，却又掌控着大量的、可以蜕变为资本的公共资源。

蜕变是从“按市场规律办事”（不是按法律办事！）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寄希望于市场经济；到90年代，更进一步，我们更是将中国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市场经济。正是这种期望，使中国迅速地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崇拜”到“市场经济崇拜”的过渡。

让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经济领域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当“市场经济”走出市场、走进公共领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呼吁和尝试，医疗机构从创收指标到全面市场化；甚至，一些准政府职能部门也开始了“算经济帐”。这些事业单位，在获取了“市场权力”之后，轻而易举地将公共资源变为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这结果是，许多贫困农民竟然负担不起自己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教育，大学的学费占到人均GDP的60%—70%，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费仅占人均GDP的6-7%；医药、医疗的高收费更是数百倍于过去的年代。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手术，竟然要花费数千元……为这类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买单，严重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可以说，今日中国老百姓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这两方面，可见其对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破坏有多大。

另一个最招人怨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个别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蜕化成的某种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自利性组织”。这种政府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化”，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贪污腐败，因为它能合法地依据某些地方法规、部门规定对公众实施公开掠夺；这是最无风险的掠夺，即使上级查出，也不会追究个人责任。

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的网上报名中，每一个公务员位置有近百人竞争，个别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竟然超过1：3000。媒体用“惨烈”来形容争当公务员的竞争。公务员之所以成为热门职业，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诱人的工资收入和高福利待遇。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并没有给政府部门以远远高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公务员待遇。这些公开的高收入恰恰是灰色的、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将职能变为权力，将权力置换为金钱的非法收入。十多年前，只是主管财政、人事的要害部门才会令人趋之若鹜，许多清水衙门是无人问津的；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金饭碗”可端，可见，“特殊利益”的扩大化和公开化；

最庞大、最能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某些“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或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或盘踞在公共资源高地而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前些时媒体披露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高达8000元。普通收费员如此，那么，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中高层到底攫取和占有了多少公众财富？！

这些年，政府主持过无数次旨在保护公众利益的“价格听证会”，但由于涉及到一个个掌控着雄厚国有资本或公共资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尽管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与整个舆论激烈地反对，但“听证会”的结果却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涨价会”。在强势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面前，社会是无奈的，权力的无奈的；或者，并非权力无奈，而是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被资本融通了、收买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个利益集团把社会的公共资源变为自己的高收入、高福利；靠着空前的资源垄断和资本规模，“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越来越重：由于它能给其它经济成分提供更多的投资、投机的机会，从而使其他经济成分对国有垄断资本的依赖越来越强。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个集团，而许多大数额的权钱交易，也是在这个巨大的平台上完成的。

随着“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经济领域“被依附性”地位的加强，它不仅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同时还试图影响和规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它的利益追逐正在从经济转向社会政治领域；这些年，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大多是这个集团发出的。他们从初期向政府索要经营管理权（那是“国退”的第一步！）到最近十年，在转型、转制的形势下、在“国退民进”（此“民”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而非人民的民）的口号下，干脆索取国有企业的产权。

那场在经济学家公开地、甚至可以说轰轰烈烈参与下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运动，不就是将数以千亿在法律上属于公众的国有资产，变为这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了吗？！

我们在谈论“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权力的参与和权钱勾结，还要看到那些国有的或民营的资本，即使它们不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而言也绝对是强势。“国有垄断资本集团”不掌控政府权力，但它对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对公众生存方式的影响、以及对权力的渗透，都是举足轻重的；还要说明的是，这个利益集团的高层不仅享受着严格的、政治官员的行政级别待遇，其中许多人本来就是政府官员出身。因此，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对权力体系的渗透、影响，对制定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左右，有着先天的优势。可以说，在这个超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面前，社会的呼声和权力的制约是软弱无力的……

因此，面对着一个个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公众不仅不该呼喊“国退民进”，反而要敦促权力的作为；同时，还要逐步地拓展社会的自治领域，这样社会就可以代替国家分担一些责任，顾一些国家顾不过来的事，将社会监督作为权力制约资本的重要补充；当然，在社会自我防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呼吁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政府……

《瞭望东方》2006年11月7日156期

7、当权力由镇压模式过渡到契约模式

赵启强 — Sun, 02 Sep 2007 13:29:00 +0800

7、当权力由镇压模式过渡到契约模式，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春天

　　这种“非惩戒性权力”是权力的一种新技术，是可以调节的权力。

　　与惩戒性权力不同，非惩戒性权力“不是通过对肉体本身的影响来对个人进行训练。它也绝不像惩戒权力所做的那样停留在个人的肉体上。因此它完全不在细节的层面上考虑个人，相反通过总体机制，来获得平衡化和有规律的状态；

　　……过去君主专制绝对的、戏剧性的、阴暗的权力，能够置人于死地，而现在，由于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续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使人活’的权力。君主专制使人死，让人活，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使人活，让人死。”（福柯《必须保卫社会》P233）

　　中国的权力为什么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了这种转变，而不是相反变本加厉地钳制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课题，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于知识分子的坚韧，以及半个世界的历史证明：仅仅凭借对个体肉体生命的扼杀，权力是无法长久的；当然，以放纵权力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权力进行反思和自我调节。

　　简言之，以林昭、张志新的平反为标志的大规模平反运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一个象征——中国的权力终于从“统治—镇压模式”向“契约—压迫模式”（福柯语）转变了，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也因此从沉重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与屈服”之间，转向了相对轻松的“合法与不合法”之间！

　　对进入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与他们相随相伴的政治权力逐渐从他们身边淡出；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奄奄一息，濒临崩溃，权力不得不收缩它的政治性功能而加强经济性功能，因此，“政治权力在财产流通的经济中找到了它形式上的模式……在经济中获得了历史性的原因、具体形式和当前的功能。”（福柯：《必须保卫社会》P13）

　　权力的这种转移使中国社会从高度政治化逐渐向高度经济化转变。这意味着权力终于从知识分子身边撤离。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多少年来第一次与权力处于休战状态，第一次发现权力渐渐弃他而去，既不用利诱来争取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都盯着他们、防范着他们，使他们的社会存在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的社会存在都重要、都显眼……

　　权力从政治转向经济对中国的意义十分巨大：对社会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可以潜心于财富的追逐和创造而较少担心权力的干扰；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终于有可能、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去专心于自己的功课——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

　　这个功课也已经荒废了二十年，他们的激情和冲动已经被压制二十年；然而，正因为那二十年权力对他们的特别关注，中国知识分子才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更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

　　在那个漫长的黑暗岁月，尽管他们很少作为，尽管他们要有所作为必须付出像胡风、路翎，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所付出的那种代价，但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谁怀疑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从没有人问过“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的问题。

　　知识分子在那个残酷的时代反而能清醒地铭记着自己的知识分子称号，铭记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

　　因此，对80年代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刚刚经历了整整20年的洗劫，尽管这个群体已经遍体鳞伤，其中许多弱者甚至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权力劫去了魂魄、遭遇了精神上的虐杀，但这个群体并没有被权力消灭；相反，正是由于有了他们中的皎皎者用生命和热血所取得的精神上的凯旋和财富，才使得整个80年代，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富有、最为活跃的年代：

　　用科技界知识分子自己的话来说，80年代是他们迎得的一个灿烂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科学家是时代宠儿。那个一点儿也不潇洒、一点儿也不帅气、一点也不阔气，甚至可以说是穷酸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能成为时代英雄、能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就充分表明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人文知识分子则更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从权力的恐怖中走了出来，并且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使命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勇敢地直视着噩梦般的记忆，用“伤痕文学”把自己刚刚才止住鲜血的伤口重新撕开，展示出来；

　　他们在“朦胧诗”里，一点也不朦胧地控诉权力的掠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北岛：《结局或开始》)；

　　他们直截了当地对骗取了他们青春的权力表示愤怒：“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北岛：《履历》）；

　　他们以最大的决心表示与过去决裂：“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

　　他们以深刻的觉悟，呼唤正义、自由、精神解放和爱：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索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北岛：《雨夜》

他们以青春般的激情投入行动，迫不及待：“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北岛：《明天，不》）

　　……

　　中国知识分子正视着过去、向往着明天，带着强烈的焦虑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走进了那座巨大的、刚刚被权力洗劫的文化废墟、精神荒漠，不辞艰辛地进行清理和开垦：

　　以最大的热情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人文精神、民主思想；

　　他们阅读和宣扬孔孟、老庄，他们阅读和宣扬叔本华、弗洛伊德、弗洛姆、马斯洛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他们如饥似渴寻找着一切打上现代主义印记的作品：萨特的、福克纳的、乔伊斯的，以及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意识流小说；

　　他们吸收并崇拜一切与集体化、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观点：亚当斯的看不见的手，弗里德曼、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那真是一个学派纷杂，思想多元到了混乱的年代；但有一点是清晰的、一致的：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从劫后余生的80老翁胡风，到刚刚进入到停顿了十年的大学校园里的两代学生——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而更多的是已到而立之年的爸爸、妈妈们——都在竭力补充知识分子必须的精神养料，都在急切地履行知识分子已经停滞了二十年的社会职责。

　　因此，不管他们当时的思想意识多么杂乱不堪，他们的急切和焦虑毕竟给那干涸已久的精神荒漠洒下了许多珍贵的雨露，给饥饿之极中国奉献了许多精神养料！

　　就像今日为财富和物欲的焦虑使得整个中国变得浮躁和骚动一样，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和重建精神世界的焦虑，使整个中国激动起来、活跃起来：人们寻找着、探求着、祈望着、思想着，那真是一个物质极度贫乏，而精神生活却最为富有的时代——

　　那时，知识分子身上焕发出多少理想、责任和激情啊；

　　那时，书店里有多少好书啊；

　　那时，大学的礼堂里有多少令人心潮澎湃的讲座啊——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莘莘学子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的场面，简直可以跟今天的大学生们面对着流行歌手的疯癫，面对蛊惑人们不择手段立即成为百万富翁的转销演讲的狂热相比；

　　那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倾听着、思考着、呐喊着，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天天都有那么多的文化哲学或社会历史讲座的海报，天天都有那么多的人在为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而思考和争论……

　　北大“三角地”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缩影，那些思考、讨论和呐喊从各个大学的“三角地”、各个研究所的“三角地”扩散到社会、扩散到城市的广场、扩散到每一个同样关心着社会历史、关心着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心里……

　　那时，中国社会真正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份量和价值。

　　但特别要说明的是，知识分子在80年所赢得的这个春天，不是权力的恩准，更不是权力为他们所营造；那是知识分子自己凭着精神追求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争取来的。

　　因此，我们要说的不是彼权力与此权力有何区别，而是彼知识分子与此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差异；如果那时的知识分子自己不作为，如果他们自我放逐愿意用知识分子的职责去获取名利，那么在百废待兴的当时，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因为刚刚经历过权力的暴虐而胆怯地放弃自己的职守去求得个人的平安；也没有因为刚刚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而去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和富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利用权力的短暂退却和休战，夺回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中国的精神解放、文化重建作出贡献……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黄金时代十分短暂，不过十几年，这个黄金时代就被真正的黄金度上了厚厚一层，并且充满了浓烈的铜臭气……

4、一位主编对知识分子整体性苏醒的敬意和珍惜

赵启强 — Mon, 20 Aug 2007 00:50:00 +0800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时间最终还是修复了25年残酷岁月在他俩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晚年的胡风以争分夺秒的急迫坚持写作，他满怀激情，一坐在写字台前，就忘却了写作以外的一切，常常要家人一再地催促、劝说，才离开书桌；还有，他那执着的知识分子秉性也恢复了，在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上，他又能用胡风式的刚烈和语言呐喊出这样的声音：“借用张志新烈士的—句话，‘观点不变’！”

　　聂甘弩在《胡风八十》的诗中写道“不解垂沦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聂甘弩把胡风比作和上帝作战的刑天，刑天被上帝断首，还要继续挥舞兵器。

　　权力用三十年劫难来回答知识分子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惩罚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即使是头断裂了，也还是不悔，还是要挥戈再战。这这就是胡风，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路翎情况要差一些，入狱的时候他才32岁，此前，他毕竟没有经受过权力的击打，作为一名敏感而才气横溢的文学家，他对苦难地承受力显然不如胡风。所以权力对他心灵的损伤更严重一些。但尽管如此，路翎最终还是恢复了人的生活、恢复了一个作家的记忆。

　　“1984年，他被邀出席了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一致推选他担任作协理事。他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谁也不曾注意到他。以后，他每天呆坐在他的小书桌旁，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没有一句多余的对话。他仿佛在紧张地思考，然后断断续续地在稿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还没有人探究过这13年中他的沸腾的内心，直到他的死。”（杜高《路翎的死》《光明日报》1994年3月19日）

　　路翎艰难地写作，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还有新作问世的作家；而且他也真的发表了一些新的诗歌和小说；但他写得十分艰难，而且没有了往日的才华，因为“过去的恶梦总有一种什么力量牵着他的灵魂，使他无力摆脱。他常常独自地在他的屋子里来回走动，自言自语，有时还发出嗤嗤的笑声。没有人知道在他的脑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幻想，重现了怎样的记忆。（《受难者的妻子们》P100）

　　但只要有了记忆就令人欣慰——哪怕是最残酷的记忆；只要路翎能恢复写作就令人激动——哪怕他的作品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只要他记起做人的尊严、记起了一个作家的职责，我们就为路翎感到骄傲和感动。

　　劫后余生的路翎顽强地召回自己的魂魄，恢复了自己的记忆；而且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象征——知识分子终于追讨回被权力所夺去的魂魄和记忆；权力最终是无法长久地、整体性地剥夺知识分子的声音、魂魄和记忆的……

　　正因为如此，路翎的再生是那样地感动了他身边的人、那样地感动了整个文学界。北京一家全国性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曾经表示，“路翎投来的稿件，只要是完整的作品，我们都给予发表。”

　　是呵，路翎的顽强感动了我们，这位主编的“招呼”也感动了我们——我们从他简短的话语里，感受到了他对知识分子苦难的深深敬意，对知识分子整体性苏醒的激动和珍惜……

　　在路翎的坚韧和这位主编的的“通融”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没有功利、没有利害、没有赤裸裸地名和利的交易；今天，这样的通融和招呼很多，只要是某个走红的名字，只要可以吸引眼球、可以媚俗、可以流行；甚至，只要有钱就可以出版任何好的或不好的作品，就可以给写作者带来名利，给主编们的刊物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不管这作品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有益于读者、有益于社会……

　　胡风和路翎的复苏，表明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搏斗，尽管有过阶段性失败，有过因惨烈的失败而招致的失声、失魂和失忆，但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永远匍匐在权力脚下，更不会在权力的扼制下整体性的消亡……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对中国、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共波及到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这些人大部分经历了长达25年的监禁和劳动改造，其中，阿垄、芦甸、张中晓、方然……死了，耿庸失去了妻子，路翎得了神经病，贾植芳、牛汉、绿原、徐放、冀方等人的家属都受到了株连而大多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胡风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还不在于被批、被关押的人有多少，而在于它是一个残酷的、令知识界人人自危的文字狱。但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下来。就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刚刚过去两年，胡风等人还在监狱里等待审判，中国知识分子又有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尽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敢于发出与权力不同的声音……

3、路翎——四分之一世纪的苦难记忆

赵启强 — Thu, 09 Aug 2007 20:02:00 +0800

　　是的，我们必须记忆，必须牢牢地保存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否则，我们将无法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从失声到失魂、乃至失忆的全过程……

　　权力对人的整治，表面是肉体折磨，实质上是为了精神上的制服——尤其对知识分子，首先让他失声，然后让他失魂落魄、直至集体失忆……

　　胡风的声音被阻断十多年以后，终于让他失去了魂魄；站在梅志面前的胡风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老人，他惊恐万分的活着，任凭权力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肆无忌惮地蹂躏和阉割而不做任何反抗——

　　文革开始的时候，当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当那个曾经置他于死地的周扬被说成是“阎王殿”的阎王而被揪出来时，造反派要胡风交代和周扬的关系，并把他当成周杨一伙进行批斗；“四人帮”被揪出来以后，已经不是造反派当政的权力，又要胡风交代和“四人帮”的关系，说他是姚文元的干爸爸（胡风认识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并把他和“四人帮”一起批判……

　　这些，胡风都不再辩解、不再抗争。他沉默了，不仅没有了书写三十万言答辩书的气势，连只言片语地辩护都没有了——他诚惶诚恐地任人罗织罪名，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担惊受怕地等待着更大的灾难降临……

　　这样的失魂落魄，在另一位“胡风分子”路翎身上表现得的更加清晰，更加震颤我们的灵魂。

　　这个人就是路翎。

　　路翎，中国这块苦难土地所诞生的天才作家，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结识胡风并受到他文学思想和人生信仰的深刻影响；20岁就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财主的儿女们》；当时，胡风曾经向世界宣告，“历史将证明此书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从19岁到到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短短的13个年头，路翎相继完成了300多万字的优秀作品：《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求爱》、《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这个被他的朋友称之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人”的作家，在50年代初自愿放弃国家给他的每月200元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部长的工资标准了），靠稿费养家、潜心文学创作。

　　与胡风一样，路翎于1955年被捕时，留下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三个4至10岁的女儿。从32岁的到57岁，四分之一世纪里，路翎被彻底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利，他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有罪之身，接受批判、监禁、劳改。

　　1975年，当这个才华横溢、少年成名的天才作家，这个曾经是感觉敏锐、思维活跃，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的中年人从监狱里出来时，他的妻子看到的却是一个“头发蓬乱而且灰白、衣衫褴褛、一幅叫她心痛的呆木的形象。”

　　经过权力20年肆无忌惮地洗劫,这个虽说已经浪费了20年时光、但按理说还处在一个作家最佳创作期的中年人，不仅和胡风一样，失去了所有的智慧和人性的光彩，而且还依然挣扎在过去的噩梦里，他每天必须像狼一样的嗥叫，才能甩掉他所不能承受的四分之一世纪的苦难记忆……

　　出狱后，这位天才作家继续在北京芳草地街道上接受监督改造：打扫街道，清理厕所，全家的生活就是靠他大女儿几十元工资和街道上给他的每户每月一角钱的卫生费维持。

　　1980年，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几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开过，胡风的案子也部分平反（但还没彻底平反），路翎的难友、同是“胡风分子”的耿墉到北京去看路翎；以下是耿墉20多年后第一次见到路翎的回忆——

　　1980年12月，飞着大雪的那天上午，我去看路翎。我带着两瓶酒，买了一只烧鸡，来到芳草地……问了四五个人，最后得到这样的回答：“姓徐的？是不是扫街的？哦，那边，你回头走，看到没门的那家就是。”“没门”在北京话里是“没门道、没路子”的意思。现在却成了路翎家的特别标志了。

　　我找到了光有门洞，没有门扇的这家。走进门洞，当面挂着发灰了的黑布棉帘。我站在那里喊“路翎、路翎”，里面没有应声，我放大声问：“这儿是徐兴家吗？”棉帘掀开了，余明英出现了，说：“你找路翎？请进来吧。”屋里升着炉子，暖暖的。路翎木头雕成似的坐在那儿，眼睛望着我。我说：“我是耿墉，记得吗？”他动也不动，笑也不笑，可立刻开了口：“记得，你来了？”这时余明英说：“你床上坐吧。”我在路翎身边坐下。

　　他们的两张床都铺着麻布袋。路翎默默地缓缓地卷烟喇叭。我掏出我的飞马牌香烟给他，他放下还没卷成的喇叭，拿出一支飞马就吸起来，却不给我一支。我告诉他几个上海朋友的悲剧和喜剧，他只顾吸烟，一支完了换一支，不应声，也没有表情，也不看我一眼。一个感情火旺的人变成冻铁一样冷漠了。沉默了一阵，路翎忽然站起来走出去了。我和余明英谈了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她说路翎天天扫街，完了，有时就在石板上静静地坐。我问：“他现在又去那里坐了吗？”她说，“不会吧，大概去喊了。”我不解，余明英脸上闪过淡淡地苦笑，我记起朋友说过路翎在秦城监狱时常常嗥叫的事。“我去找他。”我说着走了出去。才到外面，就听见迎风而来的一声嗥叫。我看见路翎面向小路尽头那儿厕所的墙站着。我感到自己战抖着向他大步走去，他转过身走过来了。我突然觉得我这样会伤害他的，冲着他说，“我去厕所。”他停住，伸出一只手说：“厕所就在那儿。”他忽然那么清醒，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回来时，路翎又“固定”在那里抽烟了。我拿出酒和烧鸡。路翎随即问我：“哪瓶酒好？”我告诉他，贾植芳送给他的汾酒要比我买的泸州大曲好一些。他说：“那我们就先喝好的，贾植芳的。”余明英却捧着烧鸡傻乎乎地问：“这个鸡怎么吃？”我一愣，也笑了，“拿刀切或者就撕着吃。”路翎伸手就拉下一只鸡腿，油腻的手往自己坐着的铺在床上的麻袋上擦……（《受难者的妻子们》P82）

　　从失声到失魂落魄，胡风和路翎艰难地走过了25年漫长的岁月；他们从此不再记忆——路翎从不愿跟任何人谈及过去，也不对别人对过去的回忆作出任何反应；而胡风则几乎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一名战士的勇敢和战绩的记忆。

　　1985年，当年任《文艺报》总编的康濯到胡风家里去看望胡风，并向当年对他的错批表示道歉。回忆起30年前批判胡风时，《文艺报》曾经将胡风的文章登错的事，康濯说，“发表文章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你，你很严厉地责问我，你的责问是完全对的。我当时说文章没有登错，那是讲的假话。”

　　胡风却已经忘却了自己在真理面前所有过的勇气和执着。他木然地、呆呆地回答康濯的认错：“那时候，我还敢有意见吗？我不敢哪！”（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2.胡风最终还是被权力打垮了

赵启强 — Sat, 04 Aug 2007 12:26:00 +0800

此时已经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权力最终脱离了领导者的羁绊而登峰造极的历史时期。

　　胡风是1965年被关押十年以后才得到了一个有期徒刑14年的判决。接着，就让他回到北京家中服刑。公安部的人送他回家，还派车陪他参观北京的十大建筑和首钢、国棉三厂等重工业、轻工业基地。

　　按说，他的悲剧已经结束，他可以在家里服完剩下的四年刑期，然后——按胡风个人的意愿——四年以后，他还可以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职责。然而，好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他于1966年元旦前两天回家，刚刚过完春节就要求他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说是为了他的安全，说那里是天府之国，他可以很舒适地在那儿安定下来。

　　胡风当然不知道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要来临；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山雨欲来的感觉，胡风只感觉到了终生放逐的悲凉，他不愿意到外地去当一个老朽无用的老囚。所以他要求留在北京。被拒绝后，他又给乔冠华写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封信。

　　最后，他去了成都，而且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收监，又一次离开了他的夫人和家庭生活。

　　一切都与1955年相同：胡风夫人梅志又一次与丈夫分离，又一次在漫长的五年之内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又一次在念叨“还有没有这个人啊？”的时候，又一次突然接到让她去与胡风见面通知。

　　但这一次，有一点非常不同——梅志见到胡风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真的是他吗？”

　　这是梅志第二次与丈夫生离死别之后的见面——

　　那黑大衣转过头来，偷偷地瞄了我一眼。是他？真是他！但一点过去的神采都没有，简直认不出他了。这时，那位负责同志对他说，“你就和她一起去吧。”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背。看上去比我都矮了。他的行李在地上放在，他只茫然地望着，干部们也都尴尬地望着。我一鼓劲就把行李背起向小院走去，好一阵他才跟干部们进来。干部们又是一阵嘱咐，他只是双手垂直地听着。干部走了，他仍然在阶沿上垂手而立。

　　一向挺直腰杆，轩昂豁达，压不倒摧不垮的我的亲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真不敢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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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他抓住我的双手，用哭声说着：

　　我该死，我该死！我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快要死了！我对不起你呀！”——说着就向我跪了下来，“你知道他们定了我什么罪？滔天大罪呀！什么重罪都加在我身上了，我承担不了啊！你这一来可更不得了啦，我害了你啦……”

　　胡风终于被权力彻底打倒，失去了骄傲，失去了尊严。他唯唯诺诺、自觉地低人一等——

　　一次冬天，夫人梅志给他先头，看见监管人员进来，胡风不顾满头的水，一下子站了起来，恭敬地垂着双手。连管教人员让他坐下，他都不敢；

　　他带帽子，一定要求夫人将帽沿撕下，说是犯人不能戴这种帽子；穿中山装他一定要求将上面的口袋都去掉，说不能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

　　胡风终于被这种无声、无形、面目模糊的权力打倒了；相比之下，当年胡风被周扬声讨，被毛泽东批判——即使是极不讲理的声讨和批判，其中也有着多么温馨的人情味啊！

　　那时，周扬对他的声讨和打击他是看得见的；毛泽东对他的批判也看得见的，所以他可以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可以用自己苦难去捍卫他和他的同志由“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即使他明知这是必定以失败告终的战斗，他也义无反顾，并且得到了精神上的凯旋。

　　然而当那赤裸裸地、非人格化的权力逼向胡风时，他终于崩溃了。

　　是呵，胡风夫人问得好：高大、刚烈、目光炯炯的胡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这位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五年都经历了些什么样的磨难？只知道他在1970年被改判无期徒刑之后，由于对自己和中国的政治前途完全绝望，胡风曾经在劳改中用大石头击打他那硕大的脑袋，企图自杀……

　　但这些都是瞬间发生的事，而胡风被权力关押了整整23年，那8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是怎么度过的，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却很难追忆了。但我们可以想象，能将一根有麻绳那么粗的神经折磨断裂，能将中国文坛上以激情和骄傲称著的学者的锐气彻底打掉，能将一个体魄伟岸、性格刚烈、目光智睿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佝偻着腰，流着鼻涕双手塞在袖筒里索索发抖”的可怜虫，那的确只能是那个从向领袖呼喊万岁，发展到向“专政”呼喊万岁的时代才能完成的伟业！

　　我们重温这段旧事，是因为翻历史旧案成为时尚的今天，正在对许多许多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对岳飞、对鲁迅要反过来评价，对胡适、周作人、曾国藩、李鸿章；甚至秦始皇、慈禧太后、袁世凯也要反过来评价……

　　重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当然不是坏事；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采用另类历史资料重新认识历史人物、见仁见智，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的；但如果我们翻历史旧案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学术成果，而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那么，像“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桩株连人数最多，对新中国文艺思想、乃至精神自由、言论自由影响最深的个案，就不应该无人问津；不应该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住！

　　这个故事和发生这个故事的时代距离今天不过三四十年，可许多人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忘记了胡风和那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和捍卫真理所走过的荆棘路。

　　今天，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胡风的气节和苦难不以为然，说他不过是“忠君”的“谏臣”，说他的争斗不过是争当文化官员而已。

　　一句轻飘飘的而已，就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整半个世界，在权力时代所作的勇敢而珍贵的思考、以及为这些思考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一笔勾销了。

　　这极不公平。

　　任何无视牺牲者的苦难的言行都是不公平、甚至是心术不正的；我们没有付出过代价、没有作出牺牲的人无权对牺牲者的痛苦说三道四。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不愿意多说。我们只希望这些人能读一读梅志先生的《胡风沉冤录》，就像每一个忘却了权力的罪恶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样；这两本书尽管风格上差异巨大，但都是权力罪恶的实录，是人类苦难最真实、最深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应该感谢这两位作者，有了他们，我们这半个世界在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那种惊天动地的痛苦就不会被时间磨灭；有了这两本书，当一些人企图有意或无意美化那个时代时，就不能蒙蔽我们了。

　　这是两本沉甸甸的书，索尔仁尼琴以最强烈的仇恨和愤怒，撕心裂肺地呼喊出对那个时代的控诉；而梅志先生在《胡风沉冤录》中的诉说却完全是东方式的：那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一位经历过人世间最悲惨、最冤屈的妻子如泣如诉地倾诉——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只是冷静地娓娓道来，或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与《古拉格群岛》一样震撼了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