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的博客

我的右派经历

谭天荣 — Thu, 16 Oct 2008 05:31:00 +0800

青岛大学物理系谭天荣

1. 引言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右派经历”，以还我本来面目。

2. 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沉迷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当时我要是如此这般，我的一生就会如何如何。”与其如此，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这句话应该是积极的。

但我觉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空话。对于某个人来说，在回忆某些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1957年的整风运动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一心一意钻研物理学，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诚心帮助党整风的问题，我们对这次运动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那时的神灵，我也没有少烧香；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看来，对于我在1957年五一九运动的表现，别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过其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那时我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这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难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批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文章，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新社会、对共和国、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毫无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己1957年所作所为的总的看法。

3. 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乡一中百年校庆，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故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在场的18位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在获此殊荣时我微微一笑，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多么苦涩。

被划成右派以后，我“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没有少吃苦头，甚至曾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的冷峻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当医生的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说的是我这一段经历的另一个侧面。

4. 阶下囚的自学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起过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和难友之间的纯真情谊，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在劳改单位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西牢至少是“默许”犯人自学，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对我们自学却深恶痛绝。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偏有人虽然跌入深渊，却依旧心向天空，希望之星还没有完全熄灭；偏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源于“农民的狭隘性”，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虽然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讨厌知识，他们对知识分子虽然说不上崇敬，但也决不仇恨。队长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是经过选拔的，“鲜明的阶级感情”当然是选拔的重要条件，而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阶级感情”的表现方式。事实上，队长们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上级对他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位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位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队长们仇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之类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类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各种“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以显示自己的靠拢政府，“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狡黠的目光四处打探，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得有倒霉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给你判刑，但对你还是有的是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这样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就安排了活儿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候，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计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11年，这些零碎时间的总和还是颇为可观的哩！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书当然谈不上自学。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仪，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面有难色，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答应了，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东西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还是难以抑止兴奋之情，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然利用难得的喘息时间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仪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自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真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5.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几十年后我却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原来真有此决定，只是后来却不知何故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战备疏散”的结果是，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农民并没有“队长”们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之心。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仅限于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课题）！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1969至1979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诚然，这十年我的学习条件也不算好：没有书桌，甚至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而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诃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实政策”，我终于重返大学。

6. 结束语

从我上述的“右派历程”来看，我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就是遇到问题爱刨根问底，比别人多了一点求知欲，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爱胡思乱想，不安分守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热爱学习，追求真理。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在学术上纵马驰骋，披荆斩棘，而不是在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对我自己对别人都会好得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迎来这样的环境呢？

关于定域性原理的另一判决性实验

谭天荣 — Thu, 16 Oct 2008 05:22:00 +0800

关于定域性原理的另一判决性实验

谭天荣

青岛大学物理系青岛 266071

ttr359@126.com

内容提要：法国物理学家G.洛查克已经指出：贝尔不等式来自经典概率论，因此，上世纪关于贝尔不等式的实验，只不过再一次显示量子力学概率不同于经典概率，与定域性原理无关。本文提出一个判定量子力学中的“远程相互作用”观念与相对论的“定域性原理”孰是孰非的新实验。

考虑一个连续地发射成对电子的电子源，让每一对电子都精确地朝相反的方向运行，从而形成相向运动的两个电子束。现在，让这两束电子各自经历一个双缝衍射过程，使得其中的一束的电子通过某一条缝当且仅当其配偶通过对应的缝，让右边的双缝同时打开而左边的双缝轮流打开，则从左边的双缝衍射实验我们能间接地知道右边的每一个电子经过的是哪一条缝。按照定域性原理，右边的双缝衍射实验的干涉条纹不会消失，而按照量子力学，则会消失。

我预言这一实验将取得有利于定域性原理的结果。

关键词：贝尔不等式；经典概率论；定域性原理；G.洛查克；双缝衍射过程

1. 引言

大家知道，量子力学中的“远程相互作用”观念与相对论的“定域性原理”相矛盾，而上世纪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EPR关联”的一场“世纪之争”正是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到了60年代，贝尔用他提出的“贝尔不等式”表现“定域性原理”，并证明这一不等式与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不能同时成立，从而提出一个判决性实验，将这场“世纪之争”孰是孰非诉诸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量子力学的“自旋相关公式”成立而“贝尔不等式”不成立。虽然人们对于这一实验结果是否表明“定域性原理”不适用于微观世界的意见还有分歧，但总的趋势是人们相信在这场“世纪之争”中，坚持量子力学的玻尔战胜了坚持定域性原理的爱因斯坦。

上世纪70年代，法国物理学家G. 洛查克^[1,2]证明，“贝尔不等式”其实只不过是经典概率论的一个结论，与“定域性原理”无关。虽然这一结论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它实际上已经证明，当年关于“贝尔不等式”的实验并没有判定关于“世纪之争”谁胜谁负的问题。

本文提出另一关于“EPR关联”的“世纪之争”的判决性实验。

2. 量子退相干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曼断言：“双缝衍射实验包括了量子力学中的唯一的奥秘。”而双缝衍射实验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实验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结果：

A. 双缝同时打开时的衍射图形，是双缝轮流打开时的两个衍射图形的迭加。

为了说明命题A不成立这一出人意外的实验事实，人们提出了“量子退相干”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费曼在《费曼物理学讲义III》一书中曾经构思了如下理想实验：如果在电子的双缝衍射实验中加上一个光源，放置在第一块隔板的后面的两条窄缝之间，使我们“看得见”每一个通过电子到底通过的是第一条缝还是第二条缝，则屏上的衍射图形就失去干涉条纹。如果移去光源，则又会重新出现干涉条纹。一般地说，所谓“量子退相干”就是指由于“观测”而导致的相干性消失的现象。

“量子退相干”原是为了说明命题A不成立而提出的一种“假说”，但哥本哈根学派的大师们立刻兴趣盎然地把它作为一种“效应”来解释。

波尔的“互补原理”对“量子退相干”作了如下解释：微观物体的运动具有粒子与波的双重属性，但在同一实验中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在电子的双缝衍射实验中，测量粒子通过哪一条缝强调了电子的粒子属性，与粒子性互补的波动性便被排除了，从而导致干涉条纹的消失。

海森堡则用他的“测不准关系”对“量子退相干”作了如下解释：根据测不准关系，准确知道某一电子垂直于路径方向的位置，意味着不能准确知道该电子垂直于路径方向的动量，从而造成屏上干涉条纹的消失。

根据海森堡的上述观点，费曼把测不准关系表成：

B. 不可能设计出一种仪器，它能在双缝衍射实验中确定电子到底是经过哪一条缝，而同时又不扰动干涉图案。

费曼还说：“测不准原理以这种方式‘保护’着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就以这样的冒险而又准确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那么，“量子测量”是怎样导致“退相干效应”的呢？量子物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有分歧，他们的解释可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在《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一书中，冯·诺伊曼提出了或许是最早的测量理论，其中有一个命题

C. 观察者在测量终结时看到仪器指针的读数，是导致被测量的对象从不确定状态过渡到确定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不提到人类意识，就不可能表述一个完备的、前后一贯的量子力学的“测量理论”。

按照这一命题，“主观的介入”乃是量子退相干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量子相干性消失，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眼的一瞥”。

德国物理学家吉·路德维希则持的相反的观点，他拒绝“感觉”、“知识”和“意识”等用语出现在物理学中，并且把宏观仪器看成一个处于热力学亚稳态的宏观系统，把测量理解为宏观仪器受到微观系统的扰动向热力学稳态演化。因此，测量不再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个不可分的链环”，而是一个“微观系统与一个宏观系统之间的一个不可分的链环”。

意大利物理学家丹内里、朗格和普洛斯佩里在路德维希的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精致的测量理论，简称为D-L-P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测量之所以导致量子态相干性的消失，是被观测的微观系统自身经历的一个具有“各态历经”特征的过程，并不需要“人眼的一瞥”。

在路德维希的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另一种的测量理论是“退相干理论”，它把测量过程中量子态相干性的消失理解为由于“量子纠缠”而导致的一个动力学过程，即使观察者不在场也照样发生，其中仪器只不过起着“记录”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用实验来判定上述各种观点孰是孰非呢？

让我们回到费曼的关于“观察电子”导致干涉条纹消失的理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满可以只放置上光源却不观察电子，如果实验的结果仍然出现干涉条纹，则测量过程要求“主观的介入”，如果不再出现干涉条纹，则测量过程不要求“主观的介入”。这是一个理想的判决性实验。

费曼本人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确切的回答。他一方面说：“也许这是由于点上光源而把事情搞乱了？……我们知道，光的电场作用在电荷上时会对电荷施加一个作用力。所以也许我们应当预期运动要发生改变。不管怎样，光对电子有很大的影响。在试图跟踪电子时，我们改变了它的运动。也就是说，光对电子的反冲足以改变其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看到波状干涉效应的原因。”按照这种作用机制，只要点上光源，不论我们观察不观察电子，干涉条纹都会消失。可另一方面，费曼又说：“当我们观察电子时，它们在屏上的分布没有干涉条纹；当我们不观察电子时，它们在屏上的分布有干涉条纹。”照这么说，即使点上光源，只要我们不观察电子，干涉条纹就不会消失。

尽管如此，费曼的自相矛盾的回答并不妨碍我们借助于费曼的理想实验来判断路德维希的观点与冯·诺伊曼的观点孰是孰非，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下事实：电子太小，我们不能在光的照耀下跟踪它。因此，还须作一些技术上的改进，费曼的这个理想实验才能实现。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建议。

3. 一个新的判决性实验

考虑一个连续地发射成对电子的电子源，让每一对电子都精确地朝相反的方向运行，从而形成相向运动的两个电子束R与R’。现在，让R中的电子通过一个开有双缝的隔板L，落在某一可以探测电子位置的屏上。同时，又让R’中的电子飞向一个与L极对称的另一隔板L’。这个隔板只有一条缝S，而且当且仅当某一电子e越过L的第一条缝时，它在R’中的配偶e’会越过缝S。这样，从e’是否越过缝S我们就间接地知道e通过的是L的哪一条缝。下面，我们把这个实验记作T。

对于电子束R，实验T是一个双缝衍射实验。让L上的双缝同时打开，如果观察者跟踪R’的每一个电子，看它是否通过缝S，则观察者就间接地知道电子束R的每一个电子经过的是哪一条缝，从而命题B要求：

D. 如果观察者跟踪R’的电子，则干涉条纹将消失。

那么，如果实验条件不变，只是观察者不再跟踪R’的电子，干涉条纹会不会消失呢？

按照命题C，由于没有观察者的跟踪，对R’的电子的测量就少了“人眼的一瞥”这一决定性的最终环节。在这种残缺不全的测量过程中，该电子不会从“不确定状态”过渡到“确定状态”，从而屏上的干涉条纹不会消失。因此，按照冯·诺伊曼的意见，实验T的结果将是：

E. 只有观察者跟踪R’的电子，干涉条纹才会消失；如果观察者不跟踪R’的电子，干涉条纹就不会消失。

而按照路德维希的意见，R在屏上的干涉条纹会不会消失，只与客观的实验条件有关，与观察者是否知道R’的电子的行为无关。于是从命题D得出结论：

F. 不论观察者跟踪不跟踪R’的电子，干涉条纹都会消失。

这是D-L-P理论与“退相干理论”的所期待的结论。

无论实验T出现结果E还是出现结果F，命题D都成立，即：如果观察者跟踪R’的电子，则干涉条纹将消失。而干涉条纹的消失，则起源于对电子束R’中的电子的观测，只不过对于不同的测量理论，被观测的电子将经历不同的过程。对于冯·诺伊曼测量理论来说，它是最终由于“人眼的一瞥”而导致的一个从不确定状态过渡到确定状态的过程；对于D-L-P测量理论来说，它是由于被观测的电子自身的“各态历经”而导致的一个统计力学过程；对于“退相干理论”来说，它是由于“量子纠缠”而导致的一个动力学过程。

如果命题D成立，则从实验T可以知道到底是冯·诺伊曼测量观点正确还是路德维希的观点正确，但不能判定D-L-P理论与“退相干理论”孰是孰非。

另一方面，命题D要求R’的电子与其R中的配偶有某种“非定域关联”，因此，按照爱因斯坦的定域性原理，命题D不成立，即：

G. 不论观察者跟踪不跟踪R’的电子，干涉条纹都不会消失。

如果实验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则从实验T可以在一个双缝衍射实验中确定电子到底是经过哪一条缝，而同时又不扰动干涉图案，从而命题B不再成立。按照费曼的意见，量子力学的大厦将会因此而倒塌。

由此可见，实验T可以取代上世纪关于贝尔不等式的实验，在量子力学和定域性原理中二者择一的判决性实验。

4. 我的预言

综上所述，实验T可能出现E、F或G三种结果。按照量子力学，将出现结果E或F。其中结果E表明冯·诺伊曼的测量理论正确而结果F表明路德维希的测量理论正确；而按照定域性原理，则将出现结果G。

我预言：实验T肯定会出现结果G，除了“定域性原理”以外，再补充一个论据：

从费曼关于退相干现象的阐述我们看到，问题起源于实验事实A。人们认为：这一实验事实表明经典概率论的全概率公式不适用于微观世界，但晚期的费曼提出了新的观点：

“虽然在量子力学诞生以前，人们没有使用过以概率幅迭加为基本原理的概率论，但这一套做法并不违背概率论的数学结构。譬如，表示命题A的概率公式的失效并不意味着概率论里关于相互排斥的事件的条件概率相加的普遍定律不再成立。因为，事实上，上式右边的两个概率是在两条缝轮流打开的条件下的概率，而其左边的概率则是两条缝同时打开的条件下的概率。条件不相同，本来就没有理由把该式看作是概率论的一个结论。只有在经典物理学的粒子观念支配下，认为粒子只可能通过某一条缝，而这时它所没有通过的另一条缝是否开放，不会对它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只有在这种假定下，才可能把该式右边的两个概率当成两个相互排斥的事件的概率，因而遵从上式的相加规则。

“因为在量子力学中起作用的是概率幅的迭加，从而产生了干涉效应，概率迭加规则就不再成立。由此可见，上式的失效只能说明经典粒子概念的失效，并不说明概率论中的普遍定律不再成立。”

在这里，费曼已经指出双缝衍射实验并未否定经典概率论的全概率公式，但仍然保留了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电子的运动不是轨道运动。”在我看来，从实验事实A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这一事实仅仅表明电子通过某一条缝的运动与另一条缝的启闭有关。从电磁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现象不难理解：电子自己有一个固有电磁场，开启或关闭另一条缝，将会改变这个电磁场的边界条件，从而间接改变电子的运动。按照这种机制，在实验T中，R的电子在屏上的干涉条纹肯定不会因为观察者跟踪R’的电子而消失。

实验T可以有各种变形，例如用“电子通过斯特恩革拉赫装置的不同通道”来取代“电子通过不同的缝”，这样，被观测的物理量就不再是电子的位置而是电子的自旋。或许，这种观测电子自旋的实验更容易实现。

我在等待大自然的裁决。

参考文献

[1]Lochak G. Has Bell’s Inequality a General Meaning for Hidden-Variable Theories? [J]. Eoundations of Physics, 1976, 6 (23).

[2]Lochak G. De Broglie’s Initial Conception of de Broglie Waves [A]. Diner S et al. (ads.) The WaveParticle Dualism [M].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Another Judgment Experiment about Locality Principle

Tan Tianrong

Qingdao University, Physics Department, Qingdao, 266071

ttr359@126.com

Abstract: France physicist G. Lochak has pointed out that Bell’s inequality results from classical probability theory, and thereby the experiments about Bell’s inequality in 20 century only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quantum probabilities are different from classical probabilitie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cality. Herein, a new experiment for judging if locality is true in micro processes is provided.

Consider a source that emits pairs of electrons and two electrons of each pair fly off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ccurately, so that two beams facing each other are formed. Now, let each one of the above beams undergo a double slit diffraction process respectively, such that an electron in one beam passes through one slit if and only if its mate passes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slit. Let the right two slit open simultaneously, while the left two slit open in turn. Then, we can know indirectly which slit a right electron passes through from the action of its mate. According to locality, the diffraction pattern in right ought to be unchanged while on the basis of quantum mechanics it must vanish.

I predict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experiment will be favorable to locality.

Keywords: Bell’s inequality; classical probability theory; locality; G. Lochak; double slit diffraction process

随感两则

谭天荣 — Sat, 26 Jul 2008 15:21:00 +0800

谭天荣

一

偶然在丁弘编的《交流文稿》2008年第五期上的《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看到我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表述的如下命题：

A 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一命题我原来写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的摘要上，但在《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它的创始者却成了南京大学某一教授。不管怎么说，这一事实说明这位教授接受了命题A，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诚然，这位教授接受的方式似乎有太浓的“中国特色”，但相对于这一命题的首创权的荣誉的归属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有没有知音。如果我的物理学理论也能通过这种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即使在人们眼中我自己因此而成为剽窃者，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可悲，但眼睁睁地看到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处于永恒的黑暗中则更为可悲。

然而，我仍然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原因如下：

为得出命题A，我经过了一个推理过程。

首先，命题A的原始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按照恩格斯的表述，这一基本思想是：

B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B作了更详尽的表述：

C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当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归根结底，命题A乃是从命题B或命题C得出的结论。

其次，命题A还受到马克思的另一命题的启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接着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按照这种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总是与她的经济地位同步提高的。从大尺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从较小的历史尺度来看，情况却复杂的多。实际上，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展到某一新阶段时，其政治地位并不是立刻自动地调整到相应的阶段。相反，这种调整往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对命题C作了如下补充：“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那么，“社会革命”是否总能成功，从而总能使得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桎梏重新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呢？未必！除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外，“社会革命”能否成功，还决定于各种其他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还不具备，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有时，革命的失败会使得生产关系过分长期地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种情况甚至对于镇压了革命的统治阶级也是不利的。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统治阶级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变革，以消除那些甚至危害她自身利益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历史现象表述为：

D 那些镇压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命题A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命题的一个推论。

最后，命题A乃是对一个历史问题的回答。

到了二十世纪，出现了新的历史情况：现存的生产关系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代表新的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尚未获得进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地位，但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却已经有力量“夺取政权”。如果这时她果真夺取了政权，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我称这一问题为“列宁问题”。

马克思没有遇到过这一问题，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却似乎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对命题C提出了另一补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正是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对比马克思的命题D，我得出了命题A。在我看来，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证实了这一命题，从而这一命题乃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综上所述，除历史事实以外，命题A还有两个理论上的前提：大前提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思想，用现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前提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情形下，作为上层建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这时往往出现马克思的命题D所表述的历史现象。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革命力量也可能超前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程度。如果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缺乏理论素养，贸然夺取政权，就会导致命题A所表述的那种历史现象。

我之所以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是因为当南京大学的那位教授提到命题A时，既离开了它的大前提也离开了它的小前提，这一命题因此而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这种教条对于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二

在同一期《交流文稿》中，有一篇题为《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其中说：“近百年间，苏联走过从高举列宁旗帜，认真贯彻《共产党宣言》，到否定《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曲折道路。”这一句话包含了如下观点：

第一，列宁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共产党宣言》的原则。

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不是恩格斯表述的命题B，也不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中表述的命题C，而是“暴力革命”。于是上面的命题就变成：

第一，列宁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十月革命则是贯彻暴力革命的原则的历史实践；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就得否定暴力革命的原则。

难道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从俄国与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就学到了这点东西吗？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的命题D，又怎么理解命题A呢？

看来，《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的作者并没有静下心来从头至尾仔细读一遍《共产党宣言》，以致忽视了其中关键的一段话：“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如果作者认真阅读过这段话，就不难看到：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指导思想“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果作者看到这一点，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命题：

第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而列宁篡改了这一思想，并且用“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错误思想取而代之；十月革命则是实践列宁的这一错误思想而制造的历史悲剧。

第二，为了回归马克思，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共产党宣言》的“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来。

如果从这两个命题出发，就难免要把《重读〈共产党宣言〉》一文从头改写。

谭天荣
青岛大学物理系青岛 266071
ttr35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