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

《思想库报告》第360期

思想库 — Mon, 13 Feb 2012 21:05:34 +0800

编辑手记

建立欧洲财政联盟是一个即老又新的话题。说它老，因为这是学界公认彻底解决欧元区危机的方法；说新，是从实际看，视角多。从美国联邦财政的经验看，一个稳固的财政联盟有这样一个顺序：先是联邦政府拥有稳健的财政能力，其次才是各州采取平衡预算。而欧盟刚好反过来了。

中国经适房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的拉动作用？存量上看，银行贷款大多流向商业地产，而流量的情况刚好相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商品房贷款增速降到0以下，那么经适房的增速需要达到两倍，才能防止房地产总体下滑。即，商品房贷款一旦下降，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入经适房。

叙利亚动荡从2011年3月15日爆发，持续到现在，政府军和反对派进入了持久的拉锯战。伊朗的支持，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潜在帮忙，俄罗斯的公开支持，反对派的缺乏凝聚力，都需要国际社会向对付利比亚一样，给予反对派各种势力。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埃及内部的众多派别涌入议会，这对抑制军队干涉政治是有益处的。军队干涉政治是损害美埃关系的原因之一，但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新旧其它政治精英是否能重建一个互利的美埃关系，还有待观察。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11年9.2%的水平上继续回落，但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很低，GDP增速可能在8.5%左右。居民消费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货币政策的放松与人民币升值速度的放慢也将作出积极贡献。

春运问题根本问题不在铁道部，而是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要将资金倾倒到不发达地区，因为研究表明，转移支付更多提高的是政府支出，造成地方政府规模扩大，而不是提高居民收入。解决方法的提议很老套，却很难，即放开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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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andall Henning，Martin Kessler：从美国的联邦主义看欧洲财政联盟

思想库 — Mon, 13 Feb 2012 13:56:47 +0800

欧元区的危机和对财政改革的辩论，已导致许多观察家祈求通过一个现代化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欧洲版本来解决问题。这通常是指，有人能够领导一个稳健财政联盟的运动，并实施这一设想（例如，麦金农2011）。他们感叹，在欧洲相反的是，一个领导人的集合主要旨在对不同国家的选民负责，却不是建立一个泛欧洲的政治运动。因此，他们在转变货币联盟的财政架构方面更加绝望，欧洲官员正在处理财政紧缩的细节，不过，这比起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平淡升级版并没有进步多少。

平衡预算

财政紧缩中平衡预算的规则不一定是错误的；其合理性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最终设计并实施。然而，对财政紧缩的强调，分散了来自欧洲的决策者们关于欧元区危机更为迫切的要求。可悲的是，这种强调是不完整的，并和财政和金融一体化的其他元素排序混乱。在一篇新的论文（亨宁·凯斯勒2012）中，我们认为，美国从建国到目前的财政联邦制的历史，对欧洲的财政联盟的缔造者来说是重要的经验教训。欧洲人不希望重复美国的经历，但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作为计划中的一部分，汉密尔顿建立了美国政府作为借款人的信誉，并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提出了著名的国家债务的概念。联邦救助在1812年战争后被反复运用，对目前美国各州财政主权的概念来说不啻于一个诅咒。但联邦政府的权力增长主要来源于这一决定。建立其权威后，在19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转移到不援助的立场，任由几个州违约。同时期及随后的19世纪中，各州根据自己的记录通过了不同强度的平衡预算规则。今天，除了佛蒙特州之外的所有各州都有这样一个刻在他们法律或宪法上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有漏洞，但国家债务的积累已经相对有限。

债务刹车 Debt Brakes

欧洲各国之间的平衡预算规则是一种类似的努力——在2011年3月欧洲理事会会议上通过，并于2011年12月的峰会上得到肯定。这些措施主要是向欧元区各成员国引入被称为债务刹车（debt brake）的、框架性质的宪法规则或法律。2011年12月首脑会议商定的财政契约规定，除其他事项外，成员每年的结构性赤字应不超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0.5％。

然而，在借鉴美国经验，并得出法律上的债务刹车是欧洲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结论之前，欧洲人应该考虑到美国各州平衡预算规则操作内容中的三大重要方面。

首先，美国宪法的构架与欧洲领导人对欧元区的设计非常不同。欧洲各国的债务刹车是通过联盟授权的，并由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执行。这种不同可能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我们怀疑在所有权和执法权本地化情况下的债务刹车，比起在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更加有效。特别是在可信的不救助规范方面，我们怀疑，与这些采取权力下放方式的规则相比，中央规定的规则可能会更加脆弱。当一个国家违反规则，就像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说明的那样，对其他国家的适用性将更不可信。这不太可能与那些自主产生的规则（本地化自主制定的债务刹车规则）相一致。

我们承认，债务刹车的某些动力来源于欧元区国家内部。目前的危机可能产生了足够大的创伤，并因此引发政治变革，这使得一些最困苦的成员国的债务容忍度自发地减少，正如19世纪美国各州自发从联邦政府那里采纳自主平衡预算规则那样。这种偏好自发的变化将是债务刹车的有效性的预兆。但债务容忍度内部变化的力量是不确定的，并在各成员国之间显著不同。

第二，稳定银行体系主要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责任。因此，在州一级的层面上这一功能与平衡预算规则并不冲突。相比之下，在欧元区，银行监管的协调仍然刚刚起步，银行救援和重组的财政成本仍然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债务刹车的引进将与会员国需要大规模拯救银行系统的需求相冲突。由于这些规定已落实到位，因此更重要的是，欧元区应统一银行监管并共同创建一个财政资源池来救助和重组银行（波森和贝隆2009，贝隆 2011）。

第三，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得到了全系统的联邦权力的支持，其中包括广泛的税收。联邦预算有助于以反周期的方式，稳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民经济。州和地方预算在美国经济衰退时会表现为顺周期的势态。如果联邦反周期政策缺失，那么州级的限制将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维持。虽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经济的自动稳定器比起美国各州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欧洲整体上没有反周期稳定的能力，缺乏欧洲层面的、严格的国家级债务刹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财政联盟的路线？

美国的财政联盟的规则演变，包含了一个独特的顺序。联邦政府首先制定了稳健的财政能力，包括国家债务，联邦债务发行，并获得自身的税收收入。一旦这些成立，各州可采取平衡预算的规定。在建立稳健的财政联盟之前，欧洲先引入的是国家级别的（类似于美国州级）、严格的平衡预算规则——欧洲的决策者们正试图扭转这种顺序。采用这种规则会重新让大家回复对欧洲央行的信赖，并使得其业务稳定扩张，这都是是可取的——但欧元区依然缺乏反周期工具的条款。需要一个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手段并不是新的观察结果，但我们相信这是无法回避的，它的影响尚未被充分纳入欧洲对财政结构的审议中。

财政紧缩的支持者可能会注意到，债务刹车的定义是有结构性的，因此允许了国家级的反周期行动。虽然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通向反周期的路径上散落着衡量结构平衡，外部溢出效应，并协调其他成员的财政立场等问题。通过一个更强大的中央财政预算，发行欧元债券，并取得税务机关的支持，来创建一个普通的反周期行动才将更为可靠。但这一路线需要货币联盟中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强硬的机构，以便与汉密尔顿所做的相匹配。

有人担心，现代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能出现在欧洲，因为欧洲缺乏类似于1789年后美国的政治联盟。但欧洲政治联盟的缺失，既不是绝望的原因，也不是结果低于预期或措施半途而废的借口。记住，作为华盛顿将军的参谋长，费城公约的代表，及五分之三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汉密尔顿自己帮助创建制度化的先决条件——年轻国度的宪法和理事机构，以应用他的计划。在比欧洲的决策者所面临的财务状况更不利的状况下，他和其他开国元勋获得了成功。

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龚海林

原文地址：Lessons for Europe’s Fiscal Union from US Federalism

Daniel L. Byman：为何世界目前需要除去巴沙尔·阿萨德

思想库 — Mon, 13 Feb 2012 13:53:39 +0800

简言之，这个叙利亚独裁者并未强硬到能将反对派镇压，同时反对派也并不足够强大到能把他赶下台——这造成了持续内战的局面。

阿萨德并非在单打独斗。伊朗看似把赌注都压在了它唯一的阿拉伯盟友——叙利亚这边。虽然德黑兰自身也处在压力下，但它能给阿萨德政权提供经济救助，以及足够把反抗者打趴下的子弹大炮——这或许是逆转现状的源头。另一边，阿萨德和伊朗的共同伙伴，黎巴嫩真主党，是叙利亚政权的另一个盟友，以通过从黎巴嫩走私作为对叙利亚政权的经济帮助。那个急切地想要帮助德黑兰的伊拉克政体，可能也会对走私者把货物和武器从伊拉克领土运往叙利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俄罗斯的存在——这个武器提供国，同时也是联合国中，拥有否定权的、不可动摇的障碍，横亘在其中，阻碍着多国孤立叙利亚政体的企图和动作。

或许对阿萨德而言，最大的希望是反对派自身的解体。反对派没有魅力非凡的领袖使之团结统一。叙利亚有其强烈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叙利亚反对党国家委员会的派别主义，从基本事实上反映出这个问题。叙利亚国家委员会为几个叙利亚人说话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对此评论家们声称，它是被伊斯兰教徒控制的，而非是为多数叙利亚人说话。相对于利比亚叛军而言，叙利亚国家委员会为很多时候是在流亡，因为这个势力在叙利亚没有一块受其控制的领土，能使其无风险地作为根基。毫无疑问，在国内忍受着政权暴行冲击的人们，和那些在叙利亚之外享受安全生活的外国代表之间，有非常尖锐的分歧。至少到目前为止，叛军享受着来自于国际政府的一些同情，但在最大限制内，那些来自于大国的积极支持——这里指国际军事干预——并未放入议程。

因此，若要阿萨德离开，可能需要国际社会推他一把。特别重要的动作是，建立起叙利亚反对派的势力：团结反对势力，并且训练其军队，以使他们在战斗中发挥更多力量。同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促使反对派避免宗教教派主义。这不仅可以使阿拉维派和其他少数民族派别更为努力斗争，它也能使叙利亚更难治理，从而使阿萨德下台。在利比亚，西方国家采取的一个不怎么有戏剧色彩，但是很关键的一步是，建立其利比亚反对派势力，使之成为一个更有代表性、且对付现有政权更有效的力量。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主任。

译者：龚海林

原文地址：Finish Him: Why the World Needs to Take Out Bashar al-Assad Now

Shadi Hamid：穆巴拉克之后的美埃关系

思想库 — Mon, 13 Feb 2012 13:50:21 +0800

长期来看，我对埃及采取乐观的态度。转型的困难，部分要归因于混乱的政治进程，这一政治进程缺乏合法性和透明度。就其体制本身来说，它存在众多的势力派别和决策力量——穆巴拉克时期遗留下来的军队，巨大的官僚体制，以及令人恐惧的安全部门。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又陷入低迷的情报总局（GID）——埃及最大的间谍机构，尤其令人担忧。然而，也就意味着，埃及目前终于存在了一个可以声称有广泛支持进而合法的民选机构。通过这样的议会，埃及政党将拥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平台来挑战军事政权。除了这些正规的领域外，埃及人可以持续的通过公众力量来获得更大的影响，以众人的意志和数量逼迫军方作出让步。

如同埃及政治的分化一样，舆论集中在这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军事力量的作用。所有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都认为，军队应该回到军营，并停止对政治的干预。在具体细节上存在不同观点——例如，议会对军事预算多大程度的监督，高级官员的豁免条款——但是，不管军队在这方面运筹帷幄以对付这些势力，军队在政治影响力上将会被大大削弱。

一旦今年下半年发生权力交接，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一名新上任的总统，他们就必须证明，除了可以大玩政治权术之外，他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他们应该领导并推动其选区克服现实难题，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民意。那将意味着，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如补贴改革和税收政策，要站在不受欢迎的一方，意味着他们能够抵制住寻找能够分散国内问题的替罪羊的诱惑。在埃及这样一个存在着广泛反美情绪的国家，穆斯林兄弟和埃及新旧政治精英们，他们能否与他们的美国对手重建一个崭新的、互利的埃美关系，还尚不得知。

由于埃及的军事统治者自身的玩世不恭和无能，他们不可挽回地损害了美埃关系。如果埃及杰出的伊斯兰主义者能够形成更好的盟友关系，那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是，考虑到埃及军队设置的障碍非常低，那这种情况也不能全然令人惊讶。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主任。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U.S.-Egypt Relations after Mubarak

Nicholas Borst：经适房能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吗？

思想库 — Mon, 13 Feb 2012 13:48:22 +0800

中国的经适房计划被许多人认为是给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线希望的曙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里昂证券中国宏观战略分析师安迪.罗斯曼认为中国政府将“投入巨大资金到经适房计划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经适房计划的实施目的，是为了抵消房价高增长的影响。国务院已承诺将在2011-2015年间建成3500万套经适房住房。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20%的城市家庭能够负担得起低租金住房。

经适房计划由多种类型的低成本住房构成：

两限商品住房

住宅方案受到那些存在房型和价格双重限制的地方政府欢迎。房型上必须是两房及以下，并且面积在90平米以下。住户拥有所有权，但是在转售时将受到限制。

经济商品房

建筑用地由政府划归，并免除了各种费用和税金。一旦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能承受得起房价时，这些豁免会取消。住户对自己的房屋具有限制的所有权。中档户型面积在80平米及以下，小户型则在60平米及以下。住户拥有所有权，但是在再售时将受到限制。

廉租房

由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拥有的房屋，以低于市场租金水平租给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租户。那些被出售的房屋户型分别为35平米的一室户，45平米的两室户以及55平米的三室户。

棚户区改造

这一项目主要是拆建城市贫民区。这些区域的居民或是就地分配新房，或是安置到城市的其他区域。

经适房计划可谓是雄心勃勃。据估计，2011年的经适房建成量为1000万套，今年预计将建成700万套。技术上，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但这只是因为“在建工程”的定义被衍生到了极致：仅仅在地面上挖个大洞，就被划归为在建工程，并核算在经适房的年度计划内。

中央政府为这一工程准备了足够的资金吗？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看看房地产开发欠下的巨大贷款量，经适房开发充其量只能算是九牛一毛了。

经适房贷款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一年里，尽管商品房贷款出现收缩，经适房贷款却呈现增长势头。这反映出经适房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前景，而商品房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包括瑞银的王涛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适房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必要的防护垫。理由在于，虽然政府不愿让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房地产部门（与房地产相关的部门）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原因是经适房将刺激需求。这一观点的最重要假设是，投向经适房项目的资金将持续增加，并将抵消掉商品房市场的下降。

下面是关于多少经适房建设量才足以弥补商品房衰退的敏感性分析。让我们假设2012年总的住房贷款量将以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速20.7%增长。

2012 商品房贷款增长情况	商品房贷款增长	所需的补贴住房贷款增长
单位	%	%
快速贷款增长	17	46
与2011年同样的增速	10	91
无增长	0	161
下降5%	-5	195

如上所示，商品房贷款增长率的下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商品房贷款增长率下降到0，经适房贷款数量必须增加两倍以上才能弥补商品房的下滑。

为了促进经适房计划的落实，中央政府下达了诸多指令，但是在帮助地方政府实现这些目标时提供的支持却微乎其微。2011年，中央政府只提供了不到总成本10%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借贷和财政收入来筹集剩下的资金。而地方政府的欠债水平已经很高了，并且还面临着因为降低土地拍卖收入面临财政收入下降的风险。当评估认为地方政府能够通过经适房的繁荣发展来抵消商品房市场的下滑时，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一说法。

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Can Affordable Housing Susta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傅蔚冈：扶贫还是开放，这是个问题

思想库 — Wed, 08 Feb 2012 11:29:23 +0800

每年的这个时候，春运总是让公众喋喋不休的一个话题，今年也不例外。经过几年的讨论，大家逐渐认识到春运并不是中国交通运输部门的运力不够，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区域经济不平衡也是产生春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中国目前的经济版图上，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的经济规模和经济表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当劳动力在本地得不到就业机会时，向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就是一个自然不过的选择。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也有不少弊病。由于劳动力都集中在春节时期迁移，这会对交通运输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化解春运压力？不少专家提出要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果各个区域的经济板块表现都差不多，那么劳动力市场上也就不会出现“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这是不少专家的意见，也是中央政府的努力方向——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2003年开始的振兴东北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莫不是为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这一目标而努力。

但是近十余年的努力，结果如何呢？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了巨资，但是劳动力往东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却没有得到遏制。据维基百科的数据表明，2000年春运总客运人数为16.16亿，那么2012年的数据是多少？根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今年春运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数据，2012年春运客流总量将达到31.58亿人次。尽管这里面的客流也包含了学生和旅游客流，但是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探亲还是占绝大部分。

为什么国家的巨额投资并不能够遏制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的巨额投资大都是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以西部大开发为例，该战略主要由四项工程组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但是这些工程对于增加当地的就业并不能够贡献多少。而且，我们可以预见，凡是政府投资的大都是这种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对于解决就业并无多大帮助，而且这种倾向在今后应该是看不到有改变的趋势，但是巨额投资之后能给当地的长远发展带来多少益处，恐怕不容乐观。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就业的增长。

此外，经济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那些从中央财政转移中拿到越多钱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越慢。根据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教授在《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一文中所指出的，始自1999年的地区性发展战略——即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内陆地区，但是这种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拉平的效果却很堪忧，这种转移支付除了导致落后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以外，其它的效果是乏善可陈。他们的结论表明，每一个单位的转移支付会使得政府支出水平上升0.6—1.3个单位，而相同的GDP或者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仅为0.1—0.2；同样，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每增加1万元，会使得每万人的机关人数增加62人，而本地财政收入相同增幅所带来的效应仅为0.037人。

如果以上两个解释成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很自然了：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不能够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甚至加剧了不平衡现象，它唯一的后果就是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

甚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一个伪命题。在任何国家，由于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尽一致，区域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以美国为例，2010年加州的GDP为美国的13.34%，而其人口也为美国的12%。换句话说，其GDP总量和人口总量总是成正相关。其实，这个现象不仅存在于美国，日本也是一样，东京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均占日本的30%左右。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方子可能开错了。目前以地区为扶贫对象的扶贫措施，唯一的结果就是让贫困地区的政府富起来，但是政府的富裕却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无关，甚至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政府纷纷要抢“贫困县”的帽子，一旦这个帽子在手，那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有着更多的资源支配权。

那么，贫困地区的人是如何脱贫？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而在人力资本的变量中，外出务工对不平等的贡献率最大。这也意味着相对于政府投入的扶贫措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摆脱贫困的贡献最大。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政府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越来越多的同时，而跨地区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却越来越庞大。

春运就是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产物。由于市场化的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只要存在着地区差异，那么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会继续下去。在绝大多数国家，劳动力一旦迁出，就不会很简单回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却无法在就业地扎下根来生活。

如何化解这个难题？或许，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放开户籍，让劳动力自由选择其居住地，这样既可以省却外来务工者来回奔波的费用，同时也可以节约大量的扶贫经费。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张明：2012年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思想库 — Wed, 08 Feb 2012 10:27:53 +0800

玛雅人预测中的世界末日，还是这么平平安安地来了。在领导人的相关评论中，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没想到2011年继续复杂，2012年依然复杂。这种没有最复杂、只有更复杂的无奈表达，凸显了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经历的动荡不安与面临的不确定性。

2011年夏天至今，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作访问学者。到美国这半年多时间以来，耳边充斥着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的言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末日博士”鲁比尼（Roubini）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在即、中国商业银行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将大量变成坏账、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均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将变得一片黯淡。在与一些美国基金经理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的热情似乎已经转变为忧虑，以至于他们对中国的投资更加谨慎。

的确，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内忧外患”。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可能造成的投资下滑与金融风险、地方投融资平台资金断裂与效益低下可能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拮据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可谓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内忧。欧债危机恶化升级加剧的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抑制中国出口增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了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伊朗危机恶化升级可能造成全球原油价格高位振荡，可谓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外患。

对于经济研究者而言，做预测是充满风险的。我们经常听说的一句箴言是：“你可以预测时间，也可以预测价格，但不要同时预测时间与价格”。但鉴于读者们的记忆通常是短暂的，而且目前的注意力都集中于“韩方论战”之上，我在这里悄悄做点预测也无伤大雅。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11年9.2%的水平上继续回落，但出现“硬着陆”的风险很低，估计全年经济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GDP增速可能在8.5%左右。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上述内忧外患，但与忧心忡忡的外国经济学家或基金经理们不同，我们更看重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因素：其一，中国的城市化依然在延续，近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速快于GDP增速，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涨幅强劲，这决定了居民消费增长依然具有弹性；其二，尽管房地产宏观调控可能导致商品房投资增速显著回落，但中国政府关于保障型住房的宏大承诺不可能沦为笑柄，这意味着2012年保障型住房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冲房地产投资的回落；其三，中国政府手中还有很大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目前中国政府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很低；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高于6.5%，大型金融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1%。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是“毛毛雨”或者“分分钟”的事情。（但请注意，我在这里讨论的是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的能力，2008年以来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负面效果是非常惨痛的。）

从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2012年我们不能对净出口增长报以太大希望：外需萎缩、国际贸易摩擦的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均会对出口增长造成显著冲击。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将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这意味着，2012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为负，而消费与投资可能各自贡献GDP增长的一半左右。

在2011年困扰中国经济的通胀压力将在2012年逐渐消融（尽管面临着伊朗危机推高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CPI增速将由去年的5.4%回落至3.5%左右。食品价格涨幅回落、产出缺口由正转负、全球经济增速下降是导致通胀压力回落的主要原因。由于通胀压力的下降，中国央行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也将显得顺理成章。对此笔者的预测是，货币政策的放松将主要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2012年央行可能下调准备金率3-4次，每次50个基点；放慢甚至停止央票发行是放松货币政策的第二种形式，央行央票余额有望从目前的两万亿元左右下降至2012年年底的1万亿元以下；维持较高的人民币贷款增量是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第三种形式，2012年的人民币贷款增量可能达到8-8.5万亿元，明显高于2011年的7.5万亿元；相比之下，央行降息的可能性最低，原因在于目前居民实际存款利率依然为负，且通胀压力虽有所缓解，但持续存在并有恶化的可能性。

自人民币汇改重启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大概每年升值5%左右。然而，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可能显著放缓。一方面，由于出口增长前景黯淡，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可能处于1000-1500亿美元区间内，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可能降至2-3%，经常账户失衡的缓解降低了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另一方面，2012年上半年，短期国际资本可能继续从中国撤离，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也有望下降。不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将继续存在，来自美欧国家的升值压力也会持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强。基于上述判断，笔者认为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可能升值2-3%。

简言之，2012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居民消费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货币政策的放松与人民币升值速度的放慢也将作出积极贡献。然而，中国经济虽无近忧但有远虑。罗比尼对中国经济的忧虑从中长期来看的确存在。即使2012年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实现较高增长与较低通胀，中国政府也不应该弹冠相庆，而应该抓住时机，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从投资与出口拉动向国内消费驱动的艰难转型。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思想库报告》第359期

思想库 — Mon, 06 Feb 2012 17:26:56 +0800

编辑手记

在美国领导的对伊朗制裁中，中国多大程度上合作，对制裁能否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美国若想拉拢中国，就需要从国际压力、美国欧洲市场对中国增加友好、明确波斯湾战争前景、保护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这四个方面进行引导，加强合作。而对伊朗制裁，从历史经验来看，必然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几乎毫无疑问会减少原有产量，并提高原油价格。

在当前对欧债危机的种种争议中，可以简要的概括为对欧元区的两种认知：欧元区是一个整体，对各国而言，欧元是本币；欧元区是一个集团，对各国而言，欧元是外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质上是对欧洲中央银行的看法。据此，欧元区的未来要看德国，而不是希腊和意大利。

中东四方集团事实上的无作为，决定了其形同虚设。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不是重新发动马达启动四方集团，相反，这四方应该从短期、中长期出发，改变现存的活动机制。

在美联储透明化改革中，货币政策是FOMC投票规则的结果，逐渐浮出水面。美联储内部的对立势力，以及制定规则的、党派分裂的国会，将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增加对抗。

非洲出口中，只有10%的份额是出口到本洲际其它国家。阻碍非洲地区见贸易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单一化，地区冲突多，基础设施不足，港口差，关税高，商业活动的政治环境不友好。

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12年走出前低后高之格局，全年GDP增速约为8.4%左右。市场担忧的硬着陆在2012年尚不会发生。由于2012年的经济增长继续回落、通胀压力显著减轻，预计中国央行将会适当放松其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基调将由控通胀为主转变为稳增长为主。

事关中国城市化和经济转型这一重大问题，当政者不努力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有特色的中国经济模式），却将目光聚焦在要不要取消“农民工”称谓这种不痛不痒的议题上。虽然中国城市化的起飞源于充分利用农村资源，但当下均等公共服务是城市化进一步扩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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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angi S. Kimenyi , Zenia A. Lewis 和Brandon Routman：概述：非洲地区间贸易

思想库 — Mon, 06 Feb 2012 13:07:22 +0800

不幸的是，非洲目前的地区间贸易很低——只占总贸易额的10%左右。它们绝大部分出口运往发达国家，进口大多数也是来自这些发达国家。

阻碍非洲地区间贸易水平提高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多元化，地区冲突，基础设施和边境问题。下面对这些因素进行简要的讨论。

经济多元化

许多非洲国家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与邻国相同，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由于相互之间很少有互补品贸易往来，这些国家很难通过比较优势获得收益。换句话说，缺乏经济多样化限制了非洲地区间贸易——并因此降低了贸易水平。反过来也一样：缺乏区域内贸易也限制了这些经济体多元化的能力。

冲突

政治局势紧张，冲突以及暴力也同样限制了非洲国家间开展内部贸易。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的低水平，破坏了必要的出口基础设施，并且放缓和逆转了区域一体化。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并且一直是非洲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尤为严重。冲突和基础设施不足降低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并提高了运输成本。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10年的研究报告，只有约30%的非洲公路已铺设完成，结果是，“将一辆小轿车从日本运往到阿比让将花费1500美元，而将同样的车从亚的斯亚贝巴运往阿比让却要花费5000美元”（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2010）。

非洲的海洋港口也有自己的问题。同一份报告称，非洲的港口生产率只有国际水平的30%。港口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是，非洲港口无法胜任这一使用用途；在非洲总共90个港口中，仅6个港口（3个在埃及，3个在）就承担了总计50%的贸易。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成本问题；在德班（南非东部城市）——撒哈拉沙漠以南最繁忙的港口——停泊一艘船，比世界其它任何主要港口要花费更多的费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边境问题

非洲出了名的高关税给非洲内部贸易设置了另一道障碍。海关征收的高费用是问题的一部分；根据经商2011年（Doing Business 2011）的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11）。贸易上的延迟成本是另一大问题；经商报告显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出现的延迟时间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三倍。罪魁祸首就是过度官僚化。前东非共同体秘书长曾经描述过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间的边境堵塞，那里充斥着繁复的手续和程序，整个过程可能涉及到15个政府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11）。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促进非洲增长研究中心（Brookings Africa Growth Initiative）研究员。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Introduction: Intra-African Trade in Context

Khaled Elgindy：中东四方集团：事后诸葛亮

思想库 — Mon, 06 Feb 2012 13:01:10 +0800

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四大最具实力的国家——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形成俗称为四方集团已达10年之久。四方集团的诞生，是为了应对2000年年底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及其几个月之后和平谈判的崩溃。四方集团看上去非常适合解决看似棘手的巴以冲突。小而强大的成员关系，允许它做出快速而果断的决策，同时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使得它能够灵活应对危机，并推动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尽管对它的成立存在很高的期许，并且它在早期确实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在长达10年的和平进程中，四方集团却鲜有建树。在解决冲突上，巴以没有走得更近。而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政治谈判中，四方集团充当的不过是政治旁观者的角色。同时，四方集团也没能跟得上近几年各地区爆发冲突的戏剧性变化，特别是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过去三年里的几乎呈现为一种瘫痪状态，也未能阻止巴勒斯坦申请联合国席位、并在2011年9月获得联合国成员国地位，四方集团形同虚设。

四方集团当前的机制太过陈旧、功能丧失并且改革无效。能让四方集团重振雄风的，不是另一个徒劳无用的“重新启动”四方集团；相反的，美国、欧盟、英国和俄罗斯应该让现存机制发生改变。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四方集团的代表处需要关闭掉现有的捐助或援救机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需要美国及其国际盟友（无论是这个区域内的，还是这个区域外的），努力达成一个新的围绕巴以双方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全球共识，以及制定一个新的更具连贯性、战略性并且比当前安排更为均衡的和平进程架构。一个可能取得进展的方法是召开一次全球和平会议（以1991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为蓝本），也许会在2012年的上半年，届时将汇集前四方集团的成员国，重要的区域盟国（特别是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可能也包括卡塔尔和摩纳哥），及其其他利益相关者（即挪威、土耳其、世行等等）。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中心访问学者。

译者：高琼

原文地址：The Middle East Quartet: A Post-Mor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