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tang的BLOG

无力感

棉花tang — Fri, 05 Feb 2010 18:39:39 +0800

无力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无力感是枯坐在电脑前一个晚上，却无力完成一个句子。网络可以令我们可以象崂山道士一样穿过家里层层锁上的门，越过黑夜随时找到热闹的话语市场，虽然它给我的无数信息碎片，拼得出一个巨大的世界，却无法赐予我一个绵实的睡眠。像个侠客一样我一次次锦衣夜行，期待在这深夜里有熟悉的声音，可到处都是均匀的呼吸声，很好，世界是正常的。只是我，无法完成一个句子。

无力感是街头的四顾茫然。傍晚出门的时候，忘记了钱包，幸好在夹层里摸到被我忘记了的十五块钱。从学校出来，四顾茫然，十五块钱是用来打车还是用来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最后，我选择了打车，去找朋友，温暖在那一刻比面条来得更重要。坐下来喝茶，原本空空的胃在茶水之中寡淡到没有力气谈笑——我足够年长，我却仍时时无力令自己的皮囊不受饥寒之苦。

无力感是当美好的愿望饮下后变成一杯烈酒，喝下时以为可以浇愁，没想到却烧灼了五脏六腑。除了一饮而尽，却别无选择。

现实，是一面模糊的镜子，当愿望举左手的时候，它会偷偷换成右手。当你以为自己是举着水晶魔棒的仙女时，它会将你置换成一个被现实挫败得手足无措的傻瓜，再轻盈俏丽的蝴蝶也会变成扑火飞蛾，听得见翅膀笨拙滞重的拍动声。

2010年1月围脖经典语录（ZT）

棉花tang — Tue, 02 Feb 2010 07:36:28 +0800

2010年1月围脖经典语录（ZT）

* 某人上餐厅用餐，结果菜令他很不满意。对服务生说："你们的菜怎麽这麽难吃，叫经理来。”服务生："经理到路对面餐厅吃午饭还没回来。”

* 看护照是美国人；看长相是日本人；听口音是台湾人；一开口，原来是Dang的人！--网友评阮次山

* 境界：一个好记者只有一件事要做--说出真相（克朗凯特语）。一份好报纸只有一件事要做--不惹麻烦（清远日报总编辑潘伟语）

* 冯小刚评《阿凡达》：“很好看的电影。但我也听到很多声音说中国导演需要检讨，这个我不同意。中美的差距，各个方面都存在，人家的战斗机比我们也先进很多啊。”

* 我吃饭的时候，饭否没了；我唱歌的时候，谷歌没了；我坐公交的时候，博客大巴没了；我在想我要不要申请入党…

* 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是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

* 曹操出土后答记者问：你死在洛阳，为何选在安阳建墓穴？曹：首都房价太贵，二线城市便宜。问：陪你沉睡千年的女人到底是谁？答：嘘，她是貂蝉，字海藻。问：最后可否谈谈你对这个新时代的看法？答：孤已用名字回复

* 黄先生热爱革命，为纪念红军，给儿子取名为'军'，一天送儿子上课，见公交 8路进站，于是冲儿子大喊：黄军快跑，八路来了！

* 互联网就是我们的潘多拉星球，所有的文字一旦上网，就会马上变成无数的阿凡达。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消灭一个阿凡达，也可以在某个地区消灭一些阿凡达，但你永远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区消灭所有的阿凡达。

*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Google一下，你丫知道太多了

* 10 年后我们再次相见。姑娘神秘问我：”生活过得有意思吗？“我说：”没。“她让我第二天早上7点去宾馆。我一夜没睡，早起冲到宾馆，她迎我进去，问道：”你听说过安利吗？“

* 山寨是山寨者的通行证，被山寨是被山寨者的墓志铭。

* 子在川上曰：我是老二

* 北京移动澄清黄色短信处理结果，仅关闭短信功能，未宣布将此类情况停机 -- 网友评论：只能禁黄色短信，不能禁黄色通话，革命尚未成功，傻逼还须努力。

* 网易网友评论《CN域名数量剧减中国拟恢复个人注册》：你叫我滚，我滚了，你叫我回来，对不起，已经滚远了。

* 香港是什么都可以做，除了法律不允许的；新加坡是什么都不能做，除了法律允许的；台湾是什么都可以做，包括法律不允许的；大陆是什么都不能做，包括法律允许的。--唐从圣在《全民大闷锅》里模仿李敖

* 阿凡达被停映的三个理由：（1）阿拉伯人对美国提出诉讼，说是片名侵犯了阿凡提的名字权。（2）影片动静太大，影响地球构造，间接造成了海地的地震；（3）孔子曰，“述而不作，停而不说”。

* 韩寒：从今天起，做一个低俗的人/劈腿翻墙周游世界 /从今天起，污染粮食和蔬菜/我有一个房子面向大海却被强拆

* 扫黄时代的短信：亻尔女马白勺纟工火尧肉木奉木及了！

* 马云评论谷歌退出中国：这是失败者爱找借口。网友Zs评论马云：感觉他像IT界的成龙。

* 通向朝鲜之路岂是一小小谷歌可以阻挡的！

* 在我向你们发表讲话之际，某些**的审查人员正忙着将我的话从历史记录中删除。但是历史早就谴责这种伎俩。--希拉里

* 那个从废墟下活过来的女孩将会活下去、并长大，因为网络可以把被掩埋的声音传出来，让我们一起为后代创造所有我们可以提供的机会。

* 刚才新闻联播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人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然后紧接着又说：自己的事再大都是小事。//我也听到了，默然良久，曰：“牛！”

* 最新消息，上海10086因为发送宣传短信“一次性交纳五百元送话费”，被移动自己给封了

* 教育部六拜：一拜壮美河山污染，二拜炎黄始祖蒙羞，三拜历代英杰不耻，四拜革命先烈糊涂，五拜英雄模范演戏，六拜亿兆黎民遭殃。

* 同学们，努力让韩寒占领全世界李克强前阵子参观阿里巴巴到了技术部，看到一个程序员正编程。此人看到李克强一直看着他，还继续写程序。接待人员怕尴尬，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说，不认识。接待人员无奈提醒他，这可是我们国家的总理啊他马上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说温总理

* 非常不小心说：全国票房重镇上海今天才卖出几百张孔子的票，上海影迷抵制得太彻底了，某些人慌了,经紧急协商，全国没有3D的影院可以继续上映2D版阿凡达，晚上开始部分影院就可拿到拷贝

* 韩寒同学在办杂志受挫之后，频繁使用博客发泄自己的满心兽欲。上海的文化监管部门这是何苦呢？你就让他办一份杂志好了，现在也不会每天那么尴尬，眼睁睁看他弄得烽烟四起，天下大乱。

* 敏感词进化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敏感词--》我爱敏感词敏感词--》我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对不起，该页无法显示。

* 个体活得开心一点、自由一点、求知欲强一点、对他人的胁迫少一点、宽容一点，对群体来说，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了。

* 《低俗》小时候/低俗是一盘小小的磁带 /我在这头/ 丽君在那头；后来啊/ 低俗是一团窄窄的纸条 /我在后头/ 女生在前头；长大后/ 低俗是一张薄薄的光盘 /我在这头/ 电视在那头；而现在/ 低俗是一条短短的信息 /我在里头/ 警察在外头。

* 中新社：联合国确认海地遇难维和人员没有中国人。公安部海地观光团把九常委都忽悠了，还搞国葬，欺君大罪啊。

* 风在吼. 狗在叫. 谷歌在咆哮. 谷歌在咆哮. 马勒戈壁万丈高. 卧槽泥马高也疯了. 绿霸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互联网里, 草泥马们逞英豪! 端起了手机电脑, 挥动着键盘鼠标, 保卫推特! 保卫谷歌! 保卫博客! 保卫全搜索!

*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下的日剧；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红火的《越狱》。网友们都已想不起，下载了多少个G；我也是偶然翻硬盘,才想起 CHINABT。谁封了你的服务器？谁锁了你的IP？谁把你的资源清洗？谁给你做的寿衣！

* 最早的时候，我的twitter上有两群人：搞技术的和谈政治的。后来谈政治的也时不时搞搞技术；搞技术的会时不时谈谈政治。因为，不会点技术的话，谈政治的就没法谈政治；搞技术的时常被政治搞，所以不得不骂两句政治。

* 『曹操墓里惊现两个头盖骨，经考古学家鉴定，其中一个是曹操的，另一个是曹操小时候的。』转自人民网。

* 1949，只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2009，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2012，只有中国才能救地球

* 我在马路边撞倒一青年，把他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了钱, 才判我3年, 我高兴地的说了声, 叔叔再见 //好亮啊

* 狂赞，某豆友在谷歌中国门前献花的祝福卡片留言：“HTTP 404 Page Not Found 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祝福未能显示”

* 中国有个党建出版社，中组部的，这个出版社出的书，都走组织途径。直接打电话给各地组织部，要求订购。一律有求必应，连书都不要。你要订多少册，我就直接把钱打过去，货就不用发了。《孔子》可以走这个路线，让组织上直接买单。

* 新华网：推特杀死知名博客，国外网站风险多多。

* 土摩托日记：说实话，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进步够快了。很多东西根本不是依靠对话能够解决的，大家受到的教育太不一样了。只有耐心等待，直到一批人死光之后，才有可能看到实质性的进展。不信咱们走着瞧。

* 要像白居易一样坚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杜布切克一样牛逼：你可以掐掉鲜花，却无法消灭整个春天。像罗素一样从容：对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像《圣经》一样祈祷：出来如花，又被摘下。像阿垅一样愤怒：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

* 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希拉里

我有围脖

棉花tang — Fri, 22 Jan 2010 03:13:44 +0800

我有围脖啦

过几天写个博后感。

我认为的闲

棉花tang — Wed, 06 Jan 2010 16:07:40 +0800

我要的闲，应没有凶猛、锋利，也没有繁复的修辞密度，但清晰、准确。

一切有情，皆无挂碍

棉花tang — Thu, 03 Dec 2009 15:58:18 +0800

“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枝”。

禅心一任娥媚妒

苏曼殊的出场很特别，它是一幅陈远老师从宁德寄来的狂草：“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卧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无数次读中国文学史，无数次将“苏曼殊”这个名字轻轻滑过，即使在今年夏天走过西湖孤山的时候，它墓前的景致也被我忽略了，西湖浸润了多少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啊，这个半僧半俗、不过行世34年的广东男子并未有能留住我浮光掠影游览脚步。但我的朋友显然是懂得的，阅读这样一幅字在我日趋麻木的生活中，最后演变成一桩事件：我重新开始读苏曼殊的诗、小说、以及传记——人到了一定年龄，往往就知道怎么把自己伺候得舒服——什么不该碰，什么必须绕开，什么又毋需强求答案，情感上很糊涂，精神上就很舒服。很久没有这样去读一个人了，感觉自己像一块虚弱的地基，根本经不住身上忽然盖起这么沉重的房子。

翻看的他的照片，是个清瘦的青年男子，时而西装时而袈裟，眉拙眼重，表情却是始终如一的执拗，还有一点忧苦之色。史家也已讲不清苏曼殊是出家的时间和地点了，15岁随表兄赴东洋就读，20岁只身回国，抬抬笔就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留下了译本《惨世界》《女杰郭耳缦》，然后生活的居无定所与世事沧凉，或许他就是在这一年选择在广东惠州落发为僧的？而此时的香港和上海却是中国南部两座发烫的活火山，入了僧门的苏曼殊数次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计划枪杀康有为，卖画救报社、策划华兴会起义，加入拒俄义勇队，参办《中国日报》……一个壮怀激烈的男人。然而，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为革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结果更像一件件即兴式的行动艺术，革命行动的累次无功而返刚好透露了它作为诗人的底色——性情使然。

诗人的性情各异，但可以确定都是一些执著的人，诗人一生执著的是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感受——美感。这种美感在本质上是孩子的感觉——本质而不雕琢，新鲜而不因袭。然而这毕竟是个成人统治的世界，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早年谜一般的异国身世带给苏曼殊的是被家族的抛弃，重病未曾咽气就被弃之柴房；数次贫病交加，无以度日；人情世故的隔膜导致好友的疏离……他内心的痛苦是冰山垒成的，唯有禅房和花木昭示着：草木一秋，人生一世，终究要归于个“空”字——还是坐而论禅吧。

佛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他抽雪茄，嚼牛肉，大吃摩尔登糖，苏曼殊的贪吃是很有名气的，最后也终因肠疾盛年而死。章太炎在《曼殊遗画弁言》中曾记载：“数以贫困，从人乞贷，得银数版即治食，食已银亦尽。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在时人看来这位身披袈裟的僧人，更像个浪荡公子，每每手头宽裕，他便呼朋引伴吃饭。一旦“客少，不欢也”，便托人辗转相邀，“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即使生病住院，这位诗人挥霍照旧，以至于把随身衣物都典当一空，不得不“赤条条”地裹在被褥里，等待朋友来接济出院。撒手纵情，不顾死生，他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暴饮暴食，以求速死。这个个性鲜明而行为怪异近乎疯狂的诗人在他感到革命步履维艰、前途黯淡时，以禅理来彻悟心境；每当他无法忍受僧侣之苦，或时局有所转机时，他又会以革命者自居，并以其如椽大笔为革命摇旗呐喊，灵魂深处这种双重人格激烈对峙时，他时常“无端狂笑无端哭”，精神常常几近崩溃。

坐而论禅的另一个标志说是超凡脱俗，这种人往往不再儿女情长。然而，没有想到，这个革命者和僧人同时还是一个情种。自古以来，爱情所包含的可怕的酒神式的毁灭力量总是引起人们的震惊，在诗人身上，从爱情到艺术的升华同样要经历一番现实的痛苦，相恋的对象雪梅、表妹静子都为他而死，多次的情爱打击加上自已身世的凄苦使得他更坚定出家的信念。身是已在佛家了，但他还留恋青楼，后人因此对他多有诟语。我以为，他的心境太悲苦，情怀又太炽烈，胸中有千沟万壑激荡，只好在红尘逆旅中不断历劫轮回，作为僧人，他最后不是坚守了性欲最后一道底线么。为表明心志，他随手为自己手画了一个自画像：“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他只是需要如花的女子吻遍他的孤独，他要在一醉再醉中凝固时光。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爱情之服役于艺术是大自然的一个狡计，不幸的钟情者是不自觉地成为值得人类庆幸的艺术家的。首先是疾病，然后是治疗，首先是少年维特，然后才是诗人歌德。苏曼殊用仅有十多年功夫书写了无尽哀痛和无尽心史，留下风行一时的诗作百首；以佛门弟子之身份大胆揭示僧与俗鸿沟之前，宗教徒内心的苦闷，在人之常性的欲望和佛门之清规戒律间徘徊的心态： “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当他的恩师庄湘欲把女儿雪鸿许配给他时，他只能垂泪“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 每当看到此句，心有隐痛，世人皆云苏曼殊修为不若弘一法师，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我恰以为他的心早已经证得佛法，只是管不住自己的身罢了，他对惺惺相惜的弹筝女百助倾心不已，但最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禅心一任娥媚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苏氏的执着，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他的超脱，在于放下。其实，他早证法心了。

据说，苏曼殊的画也很好，往往多有荒江烟柳之象，远山淡影，近处孤树，给人一种无尽的深远幽寂之感。可惜我找不到更多苏曼殊的画作，但那已不重要了，他留给出这个世界最好的东西，不是他的诗，不是他的画，也不是他革命行为，而是他大情大爱、大喜大悲、穿行僧俗的真实人生——也许，在中国，再也不会有那样毫不造作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奇人；即使有这样的奇人，也不会有那样绚烂瑰丽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作品；即使有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有那样热情真挚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读者了！

合上书，望窗外寒意渐笼。再过一两个月，画船听雨的江南，梅花又将开放了吧，仿佛还是那芒鞋破钵，还是那袭袈裟，一个背影在那梅花竞艳时从断桥处施施然远去……

是的，一切有情，皆无挂碍。

这个小孩我喜欢。

棉花tang — Thu, 05 Nov 2009 12:52:52 +0800

公民韩寒

南都周刊

你可以喜欢韩寒，也可以讨厌韩寒，但你不得不承认，像他一样的人不多

    韩寒决定办一本新杂志。
     今年五月份，他在自己的博客以千字1000至2000元、远远高出行业标准的数额对外征稿。
    “我就是要破坏这个市场”，他说。将稿费定为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是要抬高中国文化市场的价码，“中国做文化的人都穷成这样，我没有脸面说自己是文化大国的”，韩寒在博客中写道。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韩寒会办一本什么样的杂志？
    出版人路金波说，这是一本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将会影响百万中国人。
    主编韩寒说，这是一本能够改善作者生活、给年轻人以安全感的文学杂志。
    当然。一贯自信的韩寒，使用的形容词还有“人文的、有观点的、有立场的。。。。”
    但是，从今年五月对外征稿至今，这本杂志却一再“难产”。出版日期一拖再拖、刊号至今未获批准、聚星国际的千万投资被他放弃、刊名“文艺复兴”被毙····
    文艺不能复兴，杂志依然要办。韩寒说，如果十月底刊号申请再遇失败，将考虑改用书号。

    韩寒的耐心已经在拖延中丧失殆尽。
    如果书号还不行呢？
   “那就自己画个‘号’！”韩寒说，反正今年内一定要出。
    韩寒说做定了这件事，他一个人下这个决心，让无数人感到高兴。
    十年前，韩寒没有这个底气，他的悲喜，他的人生，除了亲朋无人在意。
    十年前，韩寒只是《杯中窥人》这篇千字文的作者，虽然靠这篇文章他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决赛一等奖，但是新概念大赛走到今天，得奖者众，大浪淘沙，人们还记得几个？除了韩寒，也许，还除了那个他死活看不上的郭敬明。
    十年前，新概念改变不了韩寒七门考试不及格和被留级的命运，但是17岁的韩寒怒骂一句“不陪你玩了”，改行去当畅销书作家。处女作《三重门》，一个月卖一百万册。说实在话，那时候。与其说是卖韩寒的才华，不如说是卖他的“行为艺术”，人们想知道，这个不带主流规矩玩的小孩，他是怎么想的。人们还想知道，这个小孩今后会怎么样。
     十年后，当年那个前途未卜的小文青，有人说，他已经成长为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一份在网上流传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与艾未未、北岛、陈丹青等人并列其中，韩寒已经习惯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公众也习惯了在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去看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对这些事都怎么说：
    今年9月，上海市民张军遭遇“钓鱼执法”事件。韩寒说，“这事太黑，所以一定是我执法机构办的事”，闵行区交管部门这样做，是为了“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人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今年6月，中国工信部要在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绿坝”。韩寒说，这是“一条毫无公信力的消息”，“众所周知，保护青少年从来是我们国家进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
     今年2月，一场大火将CCTV巨资建造的新大厦摧毁，韩寒说，“一个事实在政府报道中会变成假的。新的一代人已经成熟，他们将嘲笑这些国有媒体越来越多的做法，难怪这些媒体正在被时代所淘汰”；
     一年前的9月份，因为一场与传统作家的激烈争端，韩寒的博客首次打败徐静蕾，以2.09亿的总点击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博主。从2006年开始写博客至今，除了赛车生活，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成为韩寒博客的主打内容。当他的新博客通过审查发表出来时，常常会成为媒体的头条。韩寒受到与他同时代的“80后”、“90后”们的热烈追捧，因为头脑冷静，他把同龄人热诚而混乱的逻辑转化为清晰的思想和犀利的言语；“60后”和“70后”们也喜欢他，喜欢这个小孩聪明，尖锐，并始终保持未被磨灭的激情。
他始终不吝于站在别人的对立面，被触怒的人恨不得打死他。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位高中没毕业的年轻公共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评价，网民称其为“一代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一个时代的象征。”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韩寒并不显得很有兴趣，他说自己只是在由着性子去做，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前只对朋友说，现在对大家说。
     十年后，有人说，假日时日，他就是第二个鲁迅。
     《中国画报》杂志有一份报告，把他的反体制和个人主义称为“西化的”，责问他：“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得’或‘西化的’，”他回答。“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

     “接受少量专访、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韩寒博客上挂着这么一条拒人千里的公告，给他发短信约当面采访谈新杂志，第一条没回应，再发让他回个话，他便爽快答应安排了，出乎意料的顺利让人怀疑做了主编的韩寒是否性情大变。
    访谈约在浦东新区韩寒新办杂志的办公室，这是一个保安森严的小区，几经周折才得以放行。新杂志办公室是一个套房，月租一万元，进门是大客厅改造成的办公间，右边第一件是个简单的摄影棚，韩寒常在这里拍照提供给媒体，再往里是韩寒的个人办公室，两张活动沙发并排放在办公桌前，桌上有三四盆盛开的绿色植物，电脑旁散落着一些纸张，不出忙碌痕迹。
    韩寒不在，他去天马山替所在车队试新车了，他又搞错时间了，这大概就好比他有睡过头错过了一次开会或者颁奖，我们约好在天马山看他试车的帅样。到达天马山时，韩寒正一个人驾驶着装了新引擎的新车在车道上狂飙，突然间浓烟从车身出来，现场工作人员拿着灭火器翻过栏杆冲过去，在众人惊呼中车继续行驶了几百米在距离人群较近的地方停下来。韩寒穿着黑色T恤衫从车里出来。有人喊道，看，我们韩爷多镇定。
    他从冒着浓烟的车里走来，有点得意的跟大家解释，知道我为什么冒烟了还要跑那么远吗,因为我想在距离休息台最近的地方停下来，这样坐过来比较快些。这又印证了采访过他的同行对他的印象—-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越正经他可能越不正经，你下的惊魂未定，他偏轻描淡写。
    今年劳动节当天凌晨，韩寒在博客上贴出了杂志征稿启事，除了引起轰动的稿酬标准，还说明了杂志定价16元，首印32万册，其中30万册是普通版本，2万册是创刊号的纪念版。
    除了被外界高度关注的这本文学杂志，韩寒还在筹备另一本与万榕书业合作出版的文摘类杂志。问他有没有准备好做一个体制内的主编，他不屑一顾的劲头立马又上来了，他批判体制的标准是捉摸不定的，新杂志不会按照体制内的杂志来操作，他会由着性子来做，自己也没打算做一个体制内的主编，至于风险，能生存下去就继续，不能继续也不会觉得遗憾。

龙应台：文化政策反思

棉花tang — Mon, 21 Sep 2009 04:00:22 +0800

文化政策反思

龙应台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转，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推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在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工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光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认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产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运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如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家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的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他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国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

2005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在黑暗里休息

棉花tang — Sun, 20 Sep 2009 14:40:01 +0800

阳台被天抹黑了。

好吧，睡了，

在黑暗里休息。

送礼

棉花tang — Sat, 19 Sep 2009 15:34:39 +0800

原来我也不会用电脑绘画呀。

但是我喜欢那个在诊所里突然遇见的美少女兔子，兔子与饭团http://blog.sina.com.cn/tuzi5656开博两周年，想起，中秋快到，闽南博饼的“开博”就“中状元”的好兆头，决定花一个小时画一个给这两位美少女的贺礼。汗得很……希望她们能笑纳……

更正一下，用了近两个小时，泪奔……

非专业人士向专业人士送礼，真的是很需要勇气滴………………

且以永日

棉花tang — Sat, 12 Sep 2009 14:07:47 +0800

且以永日

韶华胜极也是一种静气。一日日在这灰尘弥漫的城市里奔跑，然而所经历的时光却是最静的。不需要对任何人作交待，不面要假笑面对任何事。日子仿佛流水似的，刚刚聚在一起，转眼便分开了，端的是无声无息。

年纪越长，越喜欢静了。

看得见自己最后的人生是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便疏离于俗世的一切交际，越来越疏离……

只是希望到老了，内心静得能装得下整个河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不急，不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