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剑无锋

青春音乐库

重剑无锋 — Sun, 10 Aug 2008 19:18:04 +080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库。那是在你无聊时最先哼起的音乐；是你刚装完一台电脑首先迫不及待的下载下来，看到文件夹里有那些文件才会找回安全感的音乐；是你每次听到未必会感动却一定会回忆起某段让你感动的经历的音乐。我也有这样的音乐库，规模不小，却也不甚大；有些不为人知的藏品，但大多也是些耳熟能详的大路货。——但是，不要以为某些旋律你也听过无数遍，就以为你能懂得我从中听到了什么。

高中时代，一块破烂的爱华随身听，一盘转过无数遍的盗版张信哲或许美静，能让我缩在被窝里听到浑身发抖。很多时候，我戴着耳塞沉沉睡去，次日醒来发现随身听早就没电了。而更多的时候，我忍住瞌睡，一首首的听下来，手里捏住不知是哪里来的杂牌耳塞，——必须要捏住才能听，因为其中一侧的线早就断了，必须小心翼翼的让它保持某个位置才能正常发声。A面结束了，我却并不将磁带取出来换一面。静静听着空白处那沙沙的卷带声，觉得宁静而温暖，直到磁带转到尽头，随身听的按钮咔嚓弹起，发出一声脆响。

大一那年，每周要跑两次早操。一大早6点钟，掀开被窝就像掀开自己一层皮。从学校南门出发，跑到西门，请值班老师在考勤本上盖个章。那时很多人都买了某种奇形怪状的耳机形收音机，跑步时戴在头上，还拔出一根亮闪闪的天线……于是每天早上6点，在西工大围墙外，你都能看到一群天线宝宝半闭着眼睛，哼哧哼哧的跑过。我也是这些天线宝宝中的一只，半梦半醒中听到一个声音反复的唱“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时的陈奕迅还是新人，刚刚唱过《K歌之王》。

依旧是大一那年，某天晚上有罕见的大规模狮子座流星雨。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操场熬夜看流星，操场上三五成群，要么是一帮朋友集体出动，要么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每当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就能引发操场上一片惊呼。我昂着头看了半天，直到脖子发酸，终于觉得看流星也有些无聊。转而看那些沉浸在浪漫中的情侣们，顿时觉得落寞不堪。那年我十七岁，纵然有这样思春的情怀，也大抵是甜蜜的忧愁吧。……无聊落寞中，想到前不久听过某首关于流星的歌曲，想哼唱哼唱，却又还没学会。——那就是后来臭了大街的F4和《流星雨》了。

如此种种，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很久不听音乐了。

当然，我还是每天戴着耳机，各种悦耳的声音纷纷灌将过来。还是偶尔会有一些旋律让我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随即顺手存到硬盘里。——但那些声音响过之后，便沉寂了。它们经过我的耳朵，就像水流过大理石，水珠残留在石面上，却从不曾浸润到深处。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百无聊赖的时候，偶尔翻书翻到眼花，看碟看到瞌睡，望望外面阴沉的天又没有丝毫走出房间的兴致的时候，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打开播放器。看着满硬盘的MP3，点击的却依然是罗大佑、唐朝、郑钧之类的文件夹。这些古旧的歌曲，从爱华随身听走来，从三块钱一张的盗版CD走来。如今他们是MP3，数字音乐，不死之身，千秋万代，永无损耗。——可一遍遍的听来，早已不知是喜爱，还是习惯。托妮•莫瑞森在《所罗门之歌》里写到：“这不是喝下去幸福得流泪的第一杯啤酒，也不是为了扩大第一杯的快感而喝下去的第二杯啤酒，——这是因为它在那里所以喝下去的第三杯啤酒。”

我的音乐库在我20岁之前就大体关闭了。不是因为这些音乐有多好，而是因为它们在那样的时刻出现，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杯啤酒。而20岁之后，我已经走过很多的路，见过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事，喝过太多的酒。

大学时代，十分喜爱一位名叫郑单衣的诗人。前不久我还念念不忘的买了他一本诗集，读到那首《青春》时，竟失望的发现自己并没有格外激动。可那是我当初读到心潮滂湃的一首诗：

啊，青春
你过早地搅乱了我的心
过早地
让我闻到昏迷的硫磺

啊，美酒
你过早地灌醉了火车的肺
过早地
让我在飞驰的车头眺望

啊，疯狂的女人
你们头脑里溶解了太多的盐
过早地
过早地让我粉碎了膝盖！

啊，未来的动荡之海
我曾奋力投身的梦幻之海
让我
让我用眼泪把你排干

啊，住嘴吧，命运！
别再对我说灵魂是
宝石
宝石损害了我的健康

啊，受惊的火红之马
别再诱惑我了
难道
难道还不够吗？

啊，骑士，骑士！
亮出你的手掌让我细察
过早地
我过早地——抛下了青春

也许，我也已经过早的抛下了青春。

北京的哥阎连科

重剑无锋 — Thu, 07 Aug 2008 00:58:40 +0800

　　北京有多少出租车，就有多少政治家。从建国门开到首都机场，车费都近百了，那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都停不下来。中国的现状怎么样？——糟糕！糟糕的原因是什么？——腐败！
　　
　　诸如此类的话，说得真没错，让人没法反驳。可这样的话有什么独到见地么？有什么发人深省的地方么？或者简而言之：这样泛泛的指责谁不会说？说了又有什么意思？
　　
　　当然了，的哥们很幸苦，只要服务热情，开车稳健，准确送达目的地，不兜圈子不蒙人，那就是一名优秀的的哥。至于批判社会，那是人家的副业，又不收钱。——可是，如果一名作家，尤其是头戴“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光环的著名作家，批判现实的水准仅和北京的哥们一个档次，只怕就说不过去了吧？阎连科大师，我们读您的书是要花钱的呀，你怎么能拿的哥们免费赠送的那套东西来糊弄我们。
　　
　　《风雅颂》批判高校腐败，罗列了一堆现象，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不好意思，正因为这个“耳熟能详”，让我看不出《风雅颂》的价值何在。批判现实的经典文学作品有很多，要么对现实揭露得深刻，要么对症下药给出解决方案，而这两点，《风雅颂》里都看不到：究竟高校腐败的原因何在？我们的学术界出了什么问题？教育机制的病根在哪？身在其中的人又经历了何等痛苦挣扎？他们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在《风雅颂》里，这一切都答案欠奉。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正如的哥们会用各种精彩的俏皮话和段子来说事儿一样，《风雅颂》的所谓“荒诞”，只怕也有掩盖批判力度不足的嫌疑：写不出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杨科，就只好写一个发了神经的、杀了人的杨科。那个老故事怎么说的来着？——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批判现实正如画犬马，太难；荒诞手法正如画鬼，容易得很。真功夫没有，咱来点花拳绣腿，至少略具观赏性。阎连科和北京的哥有什么区别？看罢《风雅颂》，我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的哥们更会开车。

索尔仁尼琴：不识抬举的一生

重剑无锋 — Thu, 07 Aug 2008 00:57:19 +0800

索尔仁尼琴去世了。纵观索氏这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叛逆的一生，骂人的一生，不识抬举的一生。

索尔仁尼琴的前半生颠沛流离：1945年2月，他因为在信件中批评斯大林而被判八年劳改，继而又遭流放。直到1957年才恢复自由身。这一年，他已经39岁。

1962 年，半生坎坷的索尔仁尼琴终于一朝闻名天下知。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一时间苏维埃轰动，莫斯科纸贵。从惨遭流放的囚犯到“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何尝不是有再造之恩？索尔仁尼琴还有什么理由不对赫鲁晓夫俯首听命呢。

然而，索尔仁尼琴，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却是：“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换句话说，我谢谢你，但我不是你的人！

赫鲁晓夫下台，政局变幻，索尔仁尼琴开始遭受打压。不知幸或不幸，索尔仁尼琴恰好又生逢冷战。鉴于他当时已经具备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东西方阵营开始拿他当作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块重要高地争来抢去：他在苏联越受打压，在西方就越受追捧；一面是在西方世界声望日隆，一面是在苏联国内越发走投无路……这慕闹剧终于在 1970年登峰造极：前一年，索尔仁尼琴刚刚被苏联作协开除，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他。

1974年，索尔仁尼琴终于被自己的祖国放逐。还来不及做丧家之犬，美国佬就兴冲冲的递过来肉包子：来美国吧，你就是我们的荣誉公民。——然而美国人显然对索尔仁尼琴不识抬举的劣迹缺乏了解，他们满心以为收留的是一只丧家之犬，却不知那是一只永远咬人的恶犬。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流亡二十年，却拒绝学习英语。他坚守俄罗斯宗教传统，对西方世界抱持明确批判态度。——1978年，索尔仁尼琴受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语出惊人，称西方文化“虚弱而堕落”、欧美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最后还使得当时的总统卡特的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索尔仁尼琴，不识抬举，一至于斯。

随着冷战结束，索尔仁尼琴终于等到了来自故土的召唤。 1994 年，74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应叶利钦之邀返回俄罗斯。时过境迁，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争议烟消云散，没有人再怀疑他伟大文学家的地位。在这样一种宽容轻松的氛围中，亲自请回索尔仁尼琴的叶利钦显然大意了，——而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忽略索尔仁尼琴不识抬举本性的自作多情之举，最终都会碰一鼻子灰，—— 1998 年，叶利钦总统愿意为索尔仁尼琴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索尔仁尼琴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是不由自主的一生：沦为囚徒，是斯大林时代的冤狱；暴得大名，是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需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时代的国际斗争；流亡西方，是被故土抛弃……直到晚年，当他还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发现大家都已经拿自己当成泥像木偶，没有人再关心自己说些什么，其晚年著作《崩溃的俄罗斯》发行量只有区区五千。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却又是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生：多少人出于政治需要主动向他献媚，试图招安，结果无不碰了一鼻子灰。试想，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一生中和“赫鲁晓夫、卡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一起吃过饭”，吹嘘出来，是不是很牛逼？然而索尔仁尼琴的经历则是：“赫鲁晓夫、卡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想和我一起吃饭，…我没理他们”。

所以，2007年，普京给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荣誉奖”，看上去倒更像是索尔仁尼琴给普京颁奖。

不畏强权，不畏打压，这样的硬骨头我们多少见过一些。可面对招安还能拒不合作，如此不识抬举软硬不吃，实在少见（想想被小布什召入白宫就感激涕零的余姓某君，想想曾经唱了多年绿岛小夜曲如今却搞起“神州文化之旅”的某白话文大师）。也正因为从不接受招安，从不依附强权，索尔仁尼琴才得以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我们可以说，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次政治事件，却不能说索尔仁尼琴配不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的某些作品有过度政治化、文学性不足的弱点，却无法否认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文学精神，——如果我们都同意“文学”二字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中的话。

索大师，一路走好。

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重剑无锋 — Fri, 25 Jul 2008 14:14:36 +0800

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7-24 10:48:06 · 来源： 新京报

唯一华人普利策奖获得者谈摄影与媒体

　　苏联解体，刘香成用快门记录下了这个时刻，也是这张照片，让刘香成成为获得普利策奖的惟一华人。

　　刘香成

　　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1951年生于香港，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 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引子

　　1976年，广州。

　　广播里回荡着哀乐声，人们胳膊上缠着黑纱，神色沉静，但脚下的步子明显轻快了。饭店墙壁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也装进了黑色的相框。

　　《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刘香成站在街头，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切。

　　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繁华的欧洲诸国穿梭。刚刚采访完法国总理，刘香成就在地铁站看到一张报纸，登出整版的毛泽东照片。“中国出事了。”刘香成想，“我要回去。”

　　1 大事件

　　对刘香成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大”故事。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用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众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我差点被火箭筒轰掉。”而在苏联，他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

　　“做新闻的人总是贪婪的，喜欢越做越大。”2008年7月11日上午，刘香成在北京的家中，微笑说道。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为之巨变，刘香成觉得，很难再找到更大的新闻故事了。“让我再去白宫，或者欧盟，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了。”

　　于是他再次选择回到中国。

　　上次回来，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1978年，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记者，刘香成异常兴奋。在他的镜头中成像的，有不少大人物，比如站在主席台上鞠躬的邓小平、胡耀邦，比如坐在故宫广场上一脸茫然的爱新觉罗·溥杰。但更多的照片上，则是无数普通的中国人：天安门前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贴满大字报的破旧墙下，羞涩地谈情说爱的情侣；披头散发高呼“自由”的艺术家；三个穿军大衣却戴着墨镜的小青年……1983年，《China after Mao（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出版，这本摄影集收录了刘香成在中国拍摄的96张照片。在他按动快门之前，西方媒体罕有对神秘中国的真实描绘，以致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说过：“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

　　“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有无限的可能。”刘香成说，“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

　　2 普利策奖

　　“平时出门旅行，我从来不带相机。”刘香成说，“没有随便照相的习惯。”

　　他的四合院就在紫禁城边，北京的中轴线上。院中可闻鸟鸣，可品香茗，岁月如水流淌。

　　但是那些过往峥嵘从未远离，相机一旦举起，就像军人拿起枪，意味着进入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无异于战争。

　　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时间迅速滚动到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刘香成跟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一路混了进来，他成为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一个超级大国，即将不复存在。

　　刘香成在等待机会。他目测距离，悄悄调好相机的光圈、焦距。

　　演讲稿一共4页，戈尔巴乔夫读到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电光石火间，刘香成手中的快门“喀嚓”作响。

　　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刘香成后背。

　　刘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释，甚至恳求，自己没有恶意，只想赶快发稿。

　　克格勃终于把刘香成推了出去。克里姆林宫鲜艳的红地毯上，这个抱着相机的记者一路狂奔。

　　大门外，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刘香成冲出来，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们大骂，“这家伙拿到了独家新闻！”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一个时代结束了。1992年，刘香成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

　　3 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

　　57岁的刘香成早已不做记者。1997年10月，他出任时代华纳集团驻华首席代表，2000年9月，他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常务副总裁。现在，他是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

　　昔日的一线记者，顺利转型成为跨国媒体集团的管理者，按中国传统说法，刘香成走着一条“荣华富贵”之路。

　　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却还是记录时代的冲动。

　　“明年我可能会拍25个影响中国服装变迁的人。”刘香成说，这是洪晃的提议，“我还是很喜欢拍人像。”

　　因为拍人像，刘香成很早就结识了中国文化界许多杰出前辈，这些采访对象都成了他的忘年交。1981年，刘香成30岁生日那天，侯宝林送来了亲笔书法，黄永玉教刘香成吃大闸蟹、听俄罗斯民歌。还有吴祖光、黄苗子，“他们把我当小弟，今天给我上这个课，明天上那个课。”刘香成笑道，“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

　　他也不急着拍摄这些大师，而是先和他们聊天，深入了解。仿佛回到他少年学艺时，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跟着摄影大师米利（Gjon Mili），几乎无所不谈。大师唯独不教他的，就是具体的摄影技术。光圈多少，快门多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思想。”

　　出师之后，他开始了满世界的历险，专往动荡不安的地方跑。有段短暂的美妙时光，是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每天开着敞篷跑车，带他的法国娇妻兜风。可没过多久，他又向美联社提出申请，要去新德里。“刘，你疯了？”同事们大惑不解，“全美国人都爱南加州，你为什么总要去鬼地方？”

　　哪有什么“鬼地方”啊？刘香成不能忘记的，是1969年的中国，武斗正凶，四处喊杀。那年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见捆绑起来的尸体，在珠江水中浮沉。后来，他去了香港，接着又赴美求学。本想念新闻系，被父亲劝阻：“新闻是不要学的。”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也是资深报人，在《大公报》供职。即使在6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也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

　　尾声

　　和刘香成谈话非常愉快，当然，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他用词精准，时刻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

　　“欲望，”刘香成斟酌了一下，选择了这个词，“什么都压不住，中国人改革的欲望。”

　　《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封底，是刘香成拍摄的照片：一个滑旱冰的青年，双臂张开，宛若飞翔———而他身后的背景，则是一尊毛泽东挥手的塑像。

　　那是1981年的大连，刘香成出差去大连理工学院，偶然看到了这个正在玩的小伙子。

　　“含义太丰富了。”本报摄影记者赞叹，“恢复高考啦，青年自由啦———可是毛主席的影响还在。”

　　刘香成微笑不语。

　　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 对话

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

　　30年媒体变迁

　　新京报：30年前你作为最早入华的外国媒体记者，工作环境怎样？

　　刘香成：各方面管制很多，中国人面对外国媒体时，说话非常谨慎。我甚至会遇到危险，有一年中国女排输球，我去天安门，被激动的人们抛下来，幸亏有人保护我。有时我拍摄人群，会发现他们也拿相机拍我。

　　新京报：你揣摩当时人们的心态是怎样的？

　　刘香成：就是里外有别。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普遍自觉意识，认为西方媒体过来就是光看我们阴暗面的，要防备记者。我去成都、上海，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通知当地的外事办。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奥运来了，外国媒体也大量来了，到处都可以去。中国人更有信心面对世界了，如果不是这30年改革的步步推进，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新京报：说到奥运，你觉得对中国的改革进程，意味着什么？

　　刘香成：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可是西方人不明白。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编成书给你看，什么叫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包括直面国际舆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中国人更有信心了。这么多困难都克服了，下一步的改革还难吗？只不过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种信心不要变成过分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中国很多摄影师都是从你这里惊奇地发现，照片还可以这样拍，拍这么细微的东西。这是一种习惯，还是临时的灵活反应？

　　刘香成：是思想，思想决定了你怎么去拍照。我小时候出身不好，全班唯独我一个人没资格戴红领巾，说我是“黑五类”。等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从海外回来，在珠江岸边，看到那些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我就知道，包袱已经放下了。我从记忆中寻找旧时代，跟现实对比，就能发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新的时代。有生活经验，然后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发现细节。

　　海外看中国的视角

　　新京报：成长和生活的背景，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前几天我看到许知远写你的一篇文章，有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很多海外华人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

　　刘香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存在的。因为戴不上红领巾，我被儿时生活的环境所排斥，对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来说，这种影响是很深的，可是反过来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当年能够去香港的人不多，到“文革”时期，好多是逃难出去的，或者游泳（偷渡）出去的。对他们来说，心里想的是不要再回到这个国家了，走得越远越好，去纽约、去温哥华。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一定会回来。

　　可是当我终于回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大家说，刘香成是美国人———他把你一下子摆到另一个框架里了。

　　新京报：不过中国的媒体同行在提到你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羡慕，你有了世界级的平台。

　　刘香成：是的，这个评价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平台背后所做的努力。你可以说，因为有美联社，因为有《TIME》，我在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得到最高的荣誉，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我自己也很陌生的地方。

　　新京报：我们想知道美国媒体的真实状况，在“新闻自由”的旗号下，是否也有一定的约束？

　　刘香成：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所谓“自由”是指，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但是有所谓正统、主流的思想，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说到底，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你只是可以存在。

刘香成摄影作品

　　《滑轮者》

　　《巡逻的年轻人》

　　《爱情》

　　《伤者》

安利纽崔莱，你这倒霉孩子

重剑无锋 — Wed, 09 Jul 2008 00:04:18 +0800

北京时间6月1日消息，2008年纽约田径大奖赛今天打响，在刚刚结束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牙买加人乌塞恩-博尔特以9秒72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之前纪录是由鲍威尔保持的9秒74。

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古巴小将罗伯斯在捷克俄斯特拉发田径大奖赛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的成绩，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此前由中国选手刘翔所保持的世界纪录。

提问：

1.安利纽崔莱请刘翔和鲍威尔做广告，共投入多少资金？

2.刘翔和鲍威尔的记录接连被打破，该广告价值缩水几成？

3.以后还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敢给安利纽崔莱做广告么？……

北岛：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重剑无锋 — Tue, 01 Jul 2008 13:29:20 +0800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多难兴邦”是一种承诺

重剑无锋 — Wed, 18 Jun 2008 00:24:06 +0800

温家宝写了句“多难兴邦”，引发诸多非议，这实在让我惊诧莫名。

地震以来，政府在各个不同场合有过各种不同表态，虽然这些表态也有诸多不妥之处，但肯定不能归纳总结为“多难兴邦”这四个字。非要挑这四个字出来说事儿，那叫：断章取义。

就这四个字本身而言，作为成语，其涵义是清晰明确的。不顾其实际所指而无限发挥其能指，非要曲解成“只要多难，就能兴邦”、“一旦多难，必然兴邦”、“已经多难，兴邦在望”，那叫：望文生义。

断章取义+望文生义，这种搞法连吹毛求疵都算不上，吹毛求屁罢了。

所谓“难”，可以是包括一切天灾人祸在内的社会危机。那么，“多难”何以能够“兴邦”呢？

首先，社会危机可以集中暴露社会矛盾。就拿这次地震而言，偷工减料的校舍，被震断了钢筋；红十字会猫腻的冰山，被震垮了一角；范跑跑所代表的社会道德观念矛盾，被震出了水面……这些矛盾久已有之，但地震使得它们集中的、剧烈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剑悬于顶久矣，而今锋芒毕露，也就未必会继续悬而不决。

其次，社会危机可以集中社会资源。改革任务艰巨，社会力量有限。很多时候，由于缺乏外力推动，许多本来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放在那儿迟迟无人过问。所谓积弊，亦多由此而生。而一次突发的社会危机，作为一种巨大的外力，迫使我们在短期内举全国之力救灾抢险，很多积弊也有望借机得到解决。

最后，社会危机往往可以让一个民族空前团结。这点不必多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总而言之，“多难兴邦”的意思无非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契机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契机。这一说法在理论上符合辩证法，在现实中也有许多史实可以引为佐证，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么？在灾难之后，一国总理引用这句成语来激励群众，唤起民心斗志，有何不妥？

有个朋友质问：“多难可以兴邦，本身没有错。但难道就不能不多难的兴邦吗？”

我回答：“现在的情况是，灾难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究竟是争取一种兴邦的结果，还是争取相反的结果？”

——我这位朋友的质问，其实还是建立在把“多难兴邦”曲解为“只有多难才能兴邦”的基础上。拜托，按这种搞法，我甚至都能证明诸如“失败是成功之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类的名言统统都是政治不正确的屁话。但如果这样搞，说屁话的那个人恰恰是我自己。

那位朋友又问：“如果中国足协现在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还能接受么？”

哈！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愣住了！

想了片刻，我回答说：“这个例子说明：说和做要结合到一起看。”

中国足协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当然是屁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中国足球而言，失败只能是失败之母，失败又是新一代失败之母……并非“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足球的实际表现决定了它永远不会兑现这句话。

中国足协绝对不是一个能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足协，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个能够从多难中走向兴邦的政府呢？

“多难兴邦”不是简单的空谈，不是华而不实的口号。“多难兴邦”是一份承诺，一份由总理代表政府，向人民做出的郑重的承诺。

这四个字说出来，十三亿人都在拿眼睛看着你！

如果政府在灾后的后续工作中表现出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政府兑现了“多难兴邦”的承诺；如若不然，今天所说的“多难兴邦”这四个字就是放屁。乱开空头支票的下场，就是和中国足协一样，变成一坨猫不闻狗不舔的烂肉。政府的公信，经不起这样的挥霍。

而无论这个承诺最终能否兑现，在多大程度上兑现，现在都还不是批判的时候。

四摸范美忠

重剑无锋 — Sun, 15 Jun 2008 04:10:09 +0800

最近一期《一虎一席谈》请来了范美忠和一位职业道德家郭松民。结果范跑跑完胜郭跳跳。其法度严谨，招式绵密，将对方所有的道德攻势都化解于无形，为自己争取到大量舆论同情。

抡起道德大棒，却左右打不下去，这对职业道德家而言实在是让人气堵胸闷的一件事，看着郭跳跳同学一次次跳起来，又一次次憋回去，真让人于心不忍。好在我早就发现道德大棒不是件合手的兵器，一早放弃了道德家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对范美忠老师，我只想轻轻的摸上几把。

一呀摸，二呀摸，摸到范老师的头发边

这一摸不要紧，竟在范老师脑后摸到高高隆起的一块反骨！扒开头发一看，头皮上隐隐约约刻了四个大字：“自由主义”！好哇，范老师，原来你是投靠伏地魔的食死徒。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横行当今中国的几大黑魔法之一，其阴毒邪恶，倘没有一身过硬的黑魔法防御术，很容易中招吐血，更遑论破解。郭跳跳同学就是被范老师念起自由主义的咒语，搞得全无脾气：“你可以做雷锋，但你不能逼我做雷锋”；“道德的标准不是你说了算”……

必须承认，范老师运起自由主义的身段相当矫健，他的那套逻辑在自由主义体系内完全自洽，一旦被他绕进去，那就完了。但是啊，范老师，你有没有想到过：自由主义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却还远远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先验的普世价值。即便自由主义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但绝非一家独大的价值取向。总而言之，自由主义这座靠山并非不可撼动，背靠自由主义，也未必那么理直气壮。无论怎么推崇自由主义，都不能否认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固有的组织性。如果将自由主义走到完全漠视社会伦理的极端，就会成为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借口。

把自由主义矮化为自我中心主义，就好比把好端端的《九阴真经》练成九阴白骨爪。范老师，您还真是自由主义的梅超风啊。

请注意，我压根没提道德。

二呀摸，三呀摸，摸到范老师的胸口上

这一摸不要紧，竟摸出范老师心率不齐，跳成了一曲《将军令》！范老师啊，据我诊断，如果你不是有唐伯虎那样的绝世内功，那就一定是先天性缺心眼儿啦！而缺心眼儿，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情商太低，EQ为0。

其实，范老师近期的遭遇如果换一下顺序，或许就全然无可指摘了：step1.地震中扔下学生逃跑；step2.被道德家抡起大棒唾骂；step3.在博客上撰文自辩反击。——倘若如此，我一定会毅然跳出来顶范老师一把。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逃跑之后，压根没人知道这一出，范老师却出人意料的上网自曝找骂，平白给自己找了一堆麻烦。我们不由要问一声：范老师，您这是干啥啊？何苦啊？动机何在啊？

妄自揣测，可能的原因有二：一种可能是，范老师跑了之后，扪心自问，反思良久，终有所得，于是不吐不快；另一种可能是，范老师长期以来早已形成了一套自由主义核心的价值观，于是趁此机会借题发挥，以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来抒发胸臆，炮轰假想敌。——无论是哪种原因吧，如果以“无事生非”的理由埋怨范老师的举动不明智，多少都有点庸俗。毕竟我们必须承认，范老师引起的这场争论还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我批评范老师不明智，绝不会采取那种庸俗的手法。范老师，就算你的言论有再多合理性，就算你引发的讨论多么有价值，在地震之后马上发表那样的言论就真的合适么？当然，地震过去一个月了，多数人那种剧烈的悲伤情绪都已大为缓解。但回顾地震刚刚发生的那些日子，令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哀伤依然记忆犹新。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时期，连一贯对政府挑鼻子挑眼的中国网民都大多放弃了冷嘲热讽，少数人质疑这个问责那个，都招致一片谴责。何也？不是质疑谴责的做法本身不对，而是不合时宜。计划生育是好事，难道就能把“把人口降下去”的标语刷到火葬场门口？——范老师，你自以为振振有词的一番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触犯了众怒。这是任你用什么逻辑都推导不通的，谁让你缺心眼，没EQ呢。

请注意，我还是没提道德。

三呀摸，四呀摸，摸到范老师的裤裆里

这一摸不要紧，我却大惊失色：范老师，下面……如何没有了？！范老师却神情坦然：“我都承认我胆小怕事，遇到地震就魂飞魄散了……全中国人民都知道我没种，你不知道？又不是道德问题，有什么丢人的？”

啊，范老师，您如此过硬的心理素质，真让我钦佩。我这辈子也做过很多矬事，出过很多糗，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丢人不好意思说。现在想来：对啊！又不是道德问题，我为啥就觉得丢人了呢？被同学装鬼吓到尖叫，是道德问题吗？线性代数考了23分，是道德问题吗？下棋输给一个小学生，是道德问题吗？……

可是不行啊，我还是觉得丢人啊。

范老师，我真的不觉得你在道德上有什么丢人的，可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道德上的欠缺才丢人。构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因素有很多：德智体，真善美，等等，等等。对一个壮年男性而言，除了基本的道德要求，我们还会希望他：强壮、可靠、稳重、勇敢、机敏……总而言之，“男子汉”三个字可不是单纯的道德高标。当然了，一个男人有没有种，往往得于先天，和后天教化没太大关系。没种固然丢人，但至少不是你的错。——但已然没种了，为什么还非要跑到博客上脱掉裤子自爆其短，洋洋自得唯恐天下不知？范老师，你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儿么。

您看，我还是没提道德。

四呀摸，五呀摸，摸到范老师的屁股下

这一摸不要紧，我竟被狠狠的电了一下！范老师，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电臀吗？——再一看：哦，原来范老师死死的坐在一根高压线上，上面写着四个字，“道德底线”。

范老师在一虎一席谈中有如下精彩论述：“道德有两种，一种是底线道德，一种是高尚道德。底线道德可以责人也可以责己；而高尚道德只能责己，不能责人。”——说得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但是，范老师话锋一转，把“高尚道德”的标签用502贴到“救学生”的行为上，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固守底线道德了。

但是，道德真的可以简单的一分为二，统统划到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这两级么？在底线道德和高尚道德之间，难道就没有比高尚更平凡、比底线更高尚的中间地带？

范老师，您口口声声说不能用“牺牲自己生命来救学生”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你。可当时的情况并不是“一块石头砸下来，不是砸死你就是砸死学生”的两难局面，救学生并不必然要以你牺牲生命为代价。站在讲台上，哪怕稍微组织一下大家自救呢？哪怕喊一声“大家快跑”呢？要说牺牲，也不过是牺牲你一点逃生时间，增大一些危险罢了。当然，你也可以很夸张的说“大大增加了我的死亡几率”。——这话随便怎么说都行，反正也没人能给出量化的数字，说明延误那几秒钟究竟会增大死亡几率百分之几。

但是，范老师，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并不必然要做到绝对高尚，你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些相对于底线道德而言更高尚一些的事情。然而你毫不犹豫的跑了，你的屁股紧紧贴在道德底线上，拒绝了哪怕比底线更高尚那么一点点。

底线之所以是底线，就因为它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不能有任何比底线稍高的道德表现，这对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知识分子而言，只怕都是很不堪的事情。范老师，你还吹什么吹。

摸到第四下，我终于稍微提了提道德。最后送范老师一句话：

你谈不上卑鄙，但真的很卑微。

寿司装（含图）

重剑无锋 — Mon, 09 Jun 2008 21:40:53 +0800

周五，和几个朋友去亚运村的龙顺园麻辣香锅。后面那桌坐了个前卫女郎，穿黑色抹胸，肩背全露。我们同桌的周同学感慨：“她穿得好像驯兽师啊……”

周同学是湖南人士，不具备发卷舌音的生理机能。她那句话听到我耳里就变成了：“她穿得好像寿司啊……”

我一愣，再看：靠！真的是寿司耶！

顿时敬仰之情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周同学，你太有想象力了！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那位寿司装的女郎，形象大概如下：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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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一段对话：

XX 说 (21:10):
突然想起老男孩里面讲的
XX 说 (21:11):
一个好的料理师手掌要冰冰凉才好
XX 说 (21:11):
这样才会制作出好的寿司和刺身
卢十四说 (21:11):
恩，而且不要出手汗
卢十四说 (21:12):
手潮的不能做料理师……
XX 说 (21:12):
明明很45度的一个话题，被你一岔就变得...
卢十四说 (21:12):
恶趣味……

何必这样傻傻的逼？

重剑无锋 — Sun, 18 May 2008 04:53:47 +0800

地震了，各界名人、企业纷纷捐款。同时，大众也瞧在眼里，心底设了个模糊的“捐款及格线”。姚明捐了50万，很多人嫌少，破口大骂，直到姚明又捐了200万并表示“这只是个开始”。万科捐了200万，很多人又开始破口大骂：“王八的儿子是王九，王九的儿子是王石！”……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捐款本是善举，却遭受如此道德绑架，遭人“逼捐”，委实令人唏嘘。本来没有捐款的义务，好心捐了反而成为罪名，怎不让人不由产生“倒不如当初不捐”的念头。

“逼捐”的不妥，在我看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本文无意就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再做详细论证。但另一个早有定论的事实是：中国的富人和企业，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的力度十分薄弱，远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如此一来，就产生了悖论：如果富人和企业捐得少乃至不捐都不应被指责，那么我们岂不是不应该抱怨他们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如果他们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那么为什么不能被指责？

怀着这样的疑问，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此处暂举其二：

现象一：很多国内的富人不是没有善举，但他们放着诸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机构不用，反而舍近求远的跑到香港从事慈善捐赠。

现象二：很多跨国公司素来享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美誉，却对中国的公益捐赠十分冷漠。偶有，也往往和企业的营销结合密切，做的是表面功夫：“一些跨国公司捐10万元的时候，他们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该捐赠行为，以达到1000万元的宣传效果。”

中国富人冷漠吗？可他们在中国香港很大方。外国企业热衷公益吗？可他们在中国市场一毛不拔。何以出现这种“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现象？且让我们看看“橘”在“淮北”的遭遇：

遭遇之一：捐款还得交税。——匪夷所思吧？可这是事实：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联会长倪乐在一次会议上说：“曾经在一次水灾后，我给某山区捐了100万，结果要征收17%的纯利税、33%的企业所得税，而因是以我个人名义捐赠的，还要交个人所得税，最后交了共60多万元税，等于我一共捐赠了160多万元！……我捐款100万元，最后还要交税近60万元！这样做善事，问你干不干？！”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没有“捐款税”这种怪物，相反的，企业本应正常缴纳的税项还会得到减免。通过这种手段，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款热情得以大大提高。反观中国呢？倒也不是没有地方政府在行动，比如北京政府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企业和个人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居然“很多人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了，办理具体免税手续还有十几道程序，简直就是存心不想让人捐款。

遭遇之二：做善事没有回报。——可能有人要问了，“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美德。奢求回报，那还叫做善事么？”——恭喜你，就这句“做好事不留名”，吓跑了一大堆本来想做好事的企业。在一个文明社会，企业确实应该热心慈善，但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人家是要赢利的，人家捐的钱也是辛苦赚回来的，人家做善事肯定也是为了树立企业形象，打造商业品牌。哪有真正不计回报、不图功利的企业慈善行为呢？

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赔偿金。孔子说：“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又有一次，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从这两个小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做好事求回报，不但不可耻，反而能更好的调动社会行善的积极性。

看看上文那个例子：外企捐了10万，要花100万来宣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不自己花钱宣传，大概根本没人会留心他们的善举，那10万块钱捐出去，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请问我国强大的媒体行业为何如此不关心企业的善举？我国的民众为何如此吝惜对善举的支持和喝彩？——现在倒是很多人在关心企业和富人的捐款了，只不过并非支持和喝彩，而是纷纷嫌少，骂声满天飞。捐款挨骂，还捐什么捐？犯贱啊。

遭遇之三：说来令人心痛，但这确实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前几年，“希望工程”的善款遭人贪污；历次灾害，都会听闻某地捐款被侵吞。至于国内各类慈善机构，包括红十字会在内，谁能在网上查到他们的详细财报？谁能查到我跟谁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红十字会的财报就公布在网上，下载来一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慈善机构不透明、不公开，没有合理的运营机制，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这还让人怎么调动起慈善捐款的积极性呢？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在“胡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已连续三年名列第一，03年至今共捐善款30亿元。1988年，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却得知，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也难怪慈善家们不再信任现有的慈善机构。根据2006年胡润慈善榜的调查结果，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

慈善家自己建立慈善基金，是好事！慈善捐款渠道单一，几乎必然导致贪污腐败。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发展，必然不能长期依赖那么寥寥几家慈善机构。目前中国有100多家慈善组织，你觉得够不够？——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00万。

中国的富人和企业，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投入太少。但请不要仅仅把眼睛盯着富人和企业，继而沦为简单粗暴的仇富，动不动就“逼捐”。富人和企业对待慈善公益事业的态度，实际上折射了中国整个慈善公益事业的不足，个中原因一言难尽，政府、企业、民众、社会观念、社会发展现状……各有责任，远不止上文所述的三点。政府引导不足、政策支持不够，自不待言。即便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在指着姚明鼻子骂小气，指着王石鼻子骂王八的同时，我们真的能那么心安理得的享受道德优越感么？再让我们看几组数字吧：

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有10%来自平民百姓；而在美国，慈善捐赠85%来自民众。

我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在美国，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我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我们还能建立起什么样的道德优越感。我们真的有资格骂富人和企业小气抠门么？

当然，正如富人和企业对慈善公益的投入少，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我们普通百姓对慈善公益参与不足，也不完全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才刚刚起步，任谁有了好心，都难免在事实面前感到无力。对此，大家还是相互体谅的好。

在诸多的资料中，倒也看到两条好消息：

1.中国的富人和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力度正在逐年攀升。这一点，从04年至今的历年胡润中国慈善榜上就能一目了然，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

2.中国的慈善法近年来一直在积极筹备。民政部早于2005年正式启动慈善法的起草工作，几经周折，慈善法已于2007年再度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民政部正在积极进行调研，推动该法的立法进程。

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路上。

——用了一天思考，两个小时查阅资料，一个多小时归纳整理，我终于写出了如此有分量的一贴。此刻，我深深被自己这种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在许多人张嘴乱骂的同时，我居然默默做了这么多深入研究分析的工作，实在堪称楷模。如果中国人都能像我这样聪明勇敢，踏实肯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岂非指日可待？！

最后套用下岗女工老师当年的一句名言，劝各位逼捐者们一句：“何必这样逼捐呢？而且是这样可爱的、傻傻的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