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色倾城

《金陵十三钗》：处女保卫战

霍倾城 — Fri, 13 Jan 2012 10:08:00 +0800

　　

　　《金陵十三钗》：处女保卫战
　　
　　* 霍倾城
　　
　　关于《金陵十三钗》，网上不乏溢美之辞。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所拍过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还有人说，如果这部电影都不能获奥斯卡奖，以后咱亚洲人就甭凑那热闹了。
　　而路金波更是连用“浑然天成、无可挑剔、精彩绝伦”三个成语高度评价了这部电影。
　　平心而论，这样一部电影，不管是从画面还是音效来看，都有所突破且渐臻完美，对于从未拍过战争片的张艺谋而言，这份初次交上的作业，起码从外观上而言，是令人惊喜的。
　　毕竟，不惜血本、不远万里从好莱坞搬来的威廉姆斯特效团队不是吃素的，尽管无法睥睨《拯救大兵瑞恩》里诺曼底登陆的精彩，但开头部分的战争场面确实让我们小小地震撼了一把。
　　其实这部电影被命名为《金陵十三钗》，还不如叫《处女保卫战》来得贴切，因为它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拯救一群教会女学生的故事而展开。
　　在被屠城血洗后的昔日南京，当这群青衣短发的少女出现在画面中时，所有的一切都开始不同。
　　她们如同一群受惊的野兔，跑过满目苍夷的废墟。背后是穷追不舍的日兵，耳边有弹片呼啸而过的声音。生与死，黑与白，只隔着0.01微米的距离。
　　一支原本可以安全撤退的国军德械教导队余部，因为她们，而放弃了出城的机会，用十几人的生命作代价，拼死守护这些稚嫩的花骨朵儿。
　　一个偶然闯入的白人假神父，因为她们，而从吊儿郎当的浪子一夜间脱胎换骨，升格成为肩负神圣使命的正义之父。
　　12个浓妆艳抹、活色生香的青楼女子（外加一少年伪娘），因为她们，最终选择了舍生取义、慷慨赴死。
　　佟大为的演出很真实，当在教堂外独自坚守的李教官打完枪膛里最后一梭子弹后，拉响身上的导火索从楼顶轰然坠落，我们的泪不由得默默流了下来。这个悲情而孤独的英雄，让人联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永远紧握毛瑟枪的那个“坚定的锡兵”。
　　贝尔版的假神父也很出彩，他能演出一个一见女孩就吹口哨的二流子的玩世不恭，也能演出其“真神父”上身以后的悲悯和义正词严，不同人性在同一个体里面的复杂蜕变，在他演来游刃有余。
　　但是这部电影的结局依然看得人胸闷。12个妓女，用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换取了12个处女的生命。
　　尽管那一曲《秦淮景》弹得着实催人泪下，然而妓女们的出发点竟是“要做件有情有义的事情给人们看看”！由于失贞而一向被世人轻视，卑微到尘埃里的她们，终于有了一雪前耻、重塑尊严的机会，哪怕要以牺牲性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突然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个为赎罪而倾其所有去捐门槛的祥林嫂，她们和她，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贝尔才一脸困惑地说：上帝说人生而平等……
　　然而贝尔的迷惘也仅止步于迷惘而已。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妓女被拽上车，最终绝尘而去。即便这其中，还有他最心爱的人。
　　而那些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被保全下来的女学生们，甚至连这群妓女的名字都不曾晓得。
　　妓女们的牺牲，只赢来了她们勉为其难的一声“姐姐”，姐姐们都要去送死了，她们还只会一边流露出呆傻的表情，一边问一些弱智天真到极点的问题。
　　或许，这就是张艺谋永远成不了斯皮尔伯格，而《金陵十三钗》之流也永远无法媲美《辛德勒名单》以及《拯救大兵瑞恩》的原因吧。
　　如果失贞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也抹灭不了的原罪，那么，或许唯一的解决之道，便只有以肉体的毁灭来换取灵魂的重生。
　　这古老中国臭到流脓的丑陋疮疤，再一次被张艺谋用华丽丽的形式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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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腰体：能否撑起我们摇摇欲坠的道德脊梁

霍倾城 — Mon, 28 Nov 2011 14:34:00 +0800

撑腰体：能否撑起我们摇摇欲坠的道德脊梁
　　
　　* 霍倾城
　　
　　天涯的铁哥们给我出了道考题，要我谈一谈2011的年度流行语。
　　扫了一眼他给我的总结帖，发现少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撑腰体。
　　事实上，每一年年度汉字或流行语的评选，几乎都是对该年度最具代表性的民生或娱乐大事的一种里程碑式纪念。
　　它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更是某种包涵指标意义的社会符号。
　　它们，就仿佛一粒粒深埋于地底的地雷引信，寥寥数语背后，埋伏的，却是我们积压了一整年的喜怒与感伤。
　　感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神奇而多彩的国度，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提供最新鲜热辣且源源不断的雷人、雷事、雷语，从而让我们的眼睛永远保持清醒，让我们的生活永不乏味。
　　
　　在2011年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是骇人听闻到刻骨难忘的，首先当推“温州动车事故”，其次便是“佛山碾童案”。
　　它们，都同样牵涉到了一个两岁小女孩的命运。只不过，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在鬼门关冒险走了一遭后终于安全获救，可是，我们的小悦悦却在18个路人的冷漠注视中，永远阖上了她童真而无辜的双眸。
　　悦悦的死去，仿佛一记当头棒喝，重重地敲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
　　微博上，有人哀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可耻的时候了。
　　我们是继续沉睡装死，还是幡然猛醒？
　　在这看似无法理解的表象背后，郁结的却是我们心底经年不愈的伤疤和年深月久的寒潮。
　　在一个正义已死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维护这如空气般稀薄的正义？
　　在一个良知已泯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维护我们内心摇摇欲坠的良知？
　　在一个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相信真相？
　　在一个好人不得好报的世界里，谁来扶起跌倒老人，拯救车轮下被碾的儿童？
　　
　　对此，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这段被戏称为“撑腰体”的话经微博传播后，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并火速掀起一轮新的造句运动，一时间，各大学版、各地方版以及各职业版的“撑腰体”争先恐后、纷纷出炉。
　　北邮方校长说：你是北邮人，看到老人跌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你就和他理论，要是你败诉了，这事校长保证，一个网民都讨论不了！
　　西政校长说：你是西政人，看见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不用怕，警察是我们的人，司法系统是我们的人，媒体是我们的人，连监狱都有我们的人！
　　天涯总裁9爷说：你是天涯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法律论坛版给你提供法律援助，天涯杂谈版替你鸣冤，娱乐八卦版替你人肉，要是败诉了，经济论坛版替你赔偿，股市论谈版替你买房子，莲蓬鬼话版替你索命！
　　“撑腰体”的爆红，是这个人伦日丧、良知失守的国度对于道德回归的深切呼唤，尽管人世黑暗，却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光的渴望。
　　而“撑腰体”，便是那一束划过夜幕，破晓而出的光芒。
　　它试图扶起的，绝不是一两个跌倒老人，而是我们岌岌可危的道德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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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的奇葩：程乃珊

霍倾城 — Tue, 25 Oct 2011 14:53:00 +0800

　　
　　城市这个名字其实是空的，它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一个不会制造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算是城市，不能称为都会。这就是上海的魅力，我以生为上海人而自感幸福和骄傲。　　
　　——程乃珊
　　
　　
　　她用一生来书写上海传奇　　
　　——海派文化的奇葩：程乃珊
　　
　　* 霍倾城
　　
　　
　　她曾说，张爱玲是夹在上海史册中一瓣犹散发着沁香的花瓣，郑念是划过上海上空一丛耀眼的烟花。
　　
　　而继这两位以描摹老上海故事和风情走红的昔日名媛女作家之后，上海，幸而还有一个程乃珊，从而能让那些惊鸿一瞥般划过世纪之夜的上海传奇得以拂去岁月的尘埃，活色生香地跃然纸上。
　　
　　对于程乃珊而言，她的出生本身，便已承载了太多的传奇。
　　
　　名门之后的家族背景，动荡年代的世事变迁、辗转流离，这一切的一切，成为了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贵素材。
　　
　　更何况，她还对老上海的人与物有着那样一份情有独钟、终生不渝的眷恋？
　　
　　《上海素描》：抛砖引玉
　　
　　2011年8月的上海书展，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程乃珊携她的新书《上海素描》隆重登场。尽管气温高达36度，然而炎热的天气依然阻挡不了读者和粉丝们火一般的热情，更还有著名作曲家陈钢、画家谢春彦、陈逸鸣、歌唱家王维倩、金牌主持方舟等一众私交甚好的文艺圈老友们前来祝贺捧场。
　　
　　由于场面过于火爆，以至签售会从原定的一个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仍有许多排队的读者没有得偿所愿。出版社只得决定十月国庆期间在上海书城再举办一次同等规模的签名售书活动。
　　
　　这是程乃珊自从08年母亲仙逝后重拾心情所出的第一本书，延续了其近几年一贯的风格，在纪实为主的基础上，添加进了一些描写上海生活随感的小散文。开篇的《家族之树常绿》乃全书的主干和灵魂，结合老照片一起，讲述了程氏家族五代从祖籍桐乡移民上海且扎根繁衍的故事，据乃珊透露，这将是她下一部长篇的缩减版，正所谓抛砖引玉、投石问路是也。
　　
　　此外，书中还记录了一代名媛郑念、中国首位女殓仪师邝金枝（曾为鲁迅和李小龙主持过遗容化妆）以及爵士之父吉米金、百年建筑世家张继光（从外滩1911年造的东方汇理银行到中苏友好大厦再到淞江大学城的建筑均出自张氏家族之手）等等海上名人的传奇故事。
　　
　　时光孕育出来的真正贵族
　　
　　走进程乃珊的家，你会有刹那间坠入时光隧道的错觉。
　　
　　那些贴墙而立、庄严古朴的高背雕花座椅以及年代久远的红木家具，让你不由自主间陷入一种莫名而温柔的怀旧气息中。
　　
　　这一切，便仿佛程乃珊书中无处不在的老照片，在最简洁素雅的黑与白之间，向你默默诉说着光阴背后曾经的宠辱与波澜、欢喜与忧伤。
　　
　　在《上海素描》的封底，是一张对程乃珊一家而言极具纪念意义的照片。那是1949年春的上海，准备举家迁往香港前，三岁的小乃珊和爷爷奶奶的合照。
　　
　　照片中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穿着翻白领的红色呢子短大衣，站在中山公园的石凳上，一双小手被背后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拽着，而那双大手的主人，便是她的祖父——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金融界巨子程慕灏先生。
　　
　　气宇轩昂的祖父身边站着的，是她端庄而美丽的祖母，梳着当时上海最时新的发式，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系出名门的高贵与优雅。
　　
　　这就是那个年代淬炼出来的真正贵族。
　　
　　然而这份高贵优雅的生活，是经由祖辈多少发愤图强、克勤克俭的努力和坚忍所换来？在程氏家族广为流传着一个四十块银元的故事：昔日乃珊的太祖父送祖父到中行学生意时，从怀里掏出四十块银元给他作应急用，嘱其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这笔钱。三年后，祖父练习生满师回乡省亲，拜见太祖父母和大哥大嫂时，四十块银元一个不少如数归还，再另掏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十银元（练习生一月包吃包住只得三块银元生活费，还要剔除剃头洗澡及去夜校补习英语的学费）给太祖母作家用。
　　
　　就是凭了这样的勤勉和坚韧不拔，这位出身桐乡，15岁便入银行学徒的的平民之子，才最终能成为此后中国最杰出的银行家，并先后荣任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以及香港中国银行副行长之职。
　　
　　捡拾起沧海遗珠的美丽
　　
　　程乃珊家的壁炉或许是全世界最与众不同的壁炉，因为它用的是一种极其特别的颜色——绿色。
　　
　　这要源自于程乃珊对于绿色割舍不掉的情怀，而此份情怀便来自她起初的成名作：《蓝屋》。
　　
　　读过该小说的人都知道，《蓝屋》的原型便是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绿屋”。而这栋昔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墙圆形建筑，背后也承载了一段沧桑凄美的历史和传奇。
　　
　　它是由曾经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所建，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靠开发军绿色颜料而起家，绿色自然成了他的“lucky colour”（幸运色），故此他决定造一座绿色的城堡来做自己的家。房子是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为其亲自设计，总共四层并配有电梯，应属上海私人住宅里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门为弧形木制，阳台上没有柱子，这样别出心裁的造型在193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现代的。邬达克曾对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房子再过50年，也是最现代的。”
　　
　　只可惜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吴同文就因经受不住打击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牵手自杀了。待到被发现时，两个人的手已无法分开。
　　
　　儿时的程乃珊每次路过绿屋，总会被这栋独特而美丽的建筑所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驻足遥望许久。孰能料到，上世纪70年代她结婚之时却发现，原来她所嫁的先生居然就来自于这座神奇的老洋房，他便是吴同文的外孙——严尔纯。
　　
　　她仿佛天生便与绿屋有着割舍不了的情缘。或许，人生便是如此，充满了各种奇迹般的偶遇，这无数偶遇串联到一起，便组成了繁星般缀满夜空的海上传奇。
　　
　　寻找和记录传奇是她毕生使命
　　
　　有评论家说，她是最了解上海和最懂上海女性的作家。
　　
　　这样的赞美其实毫不为过。尽管她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富贵千金，从小被家人呵护在手心长大，然而毕业后数十年在上海棚户区教书的经历，却让她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她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生存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住在空间逼仄、没有抽水马桶的房子里，一根竹竿扯起来便可以晾衣服；他们推开窗便可以听见隔壁小孩的哭闹，闻着对面楼里的饭菜香……
　　
　　这是与她过去20年成长岁月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使她对上海从此有了更加立体而完整的认识。正是在此期间，程乃珊写出了其久负盛名的代表作——《穷街》。
　　
　　巴黎有句名谚，巴黎街头掉下一块砖头，说不定砸到的就是一个艺术家。而程乃珊说，上海街头要是掉下一块砖头，砸到的人一定是somebody，是有点来历的人。
　　
　　1990年，由于祖父的原因，程乃珊去了香港。事实上，香港对于程乃珊而言就仿佛第二故乡，在她心中有着特别的地位和感觉，只因那里曾留下过她最难忘的童年回忆。
　　
　　在她看来，香港和上海就像是一对门当户对的恋人，香港仿佛是上海繁荣的一个延续。解放前夕，大批老上海名流迁往香港，为香港带来崭新的资金、idea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香港明日经济的繁荣。然而，无论时光如何荏苒，那种深入他们骨髓的老上海格调和情怀却始终不曾更改。无论置身何处，那一身绅士十足的做派或举手投足的优雅，让你一眼便能将他们从人群中辨识出来。
　　
　　或许正是这一点触动了程乃珊。她倏然间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海派文化的传承做些什么。于是，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平媒周刊工作的机会，做了大量的前期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
　　
　　从2000年起，程乃珊开始正式涉足与老上海有关的纪实文体，她深入上海的各个阶层，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批有口皆碑的代表之作，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先生》等等等等。
　　
　　她认为：“上海最大的魅力在于她是一个有女性妩媚的城市，因此连带上海男人都带几分儒雅。因为半殖民地的租界时代，或多或少总还有点西方洋人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下，上海女人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无论大场面小角落，街头弄内，还是歌台舞榭，直至白领职业场所，上海各层次的女人在其间生活着，成全了不少旷世的都会传奇……”
　　
　　程乃珊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被时间蒙尘的传奇发掘和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且记住。多年的写作生涯，令程乃珊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喜欢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四处寻找上海老人，听他们讲述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她说：“我手头有个长长的名单，都是一些老上海的见证人，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很大，我等不及了，我要趁他们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他们叙述的故事记录下来。”
　　
　　传奇之所以成其为传奇，还在于它永恒延续的生命力。程乃珊觉得，她所做的并不是要怀旧，而是让海派文化真正的精髓传承下去。她写的老上海纪实文学，以及她所做的“老上海系列讲座”，真正的目的也即在于此。
　　
　　
　　（发表于《快乐生活》201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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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冷漠是一剂砒霜

霍倾城 — Fri, 21 Oct 2011 17:15:00 +0800

我们的冷漠是一剂砒霜
　　
　　* 霍倾城
　　
　　小悦悦走了。
　　中午，将自己关进一个人的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听着耳机里的大悲咒，眼泪不由间潸然而下。
　　那不是一个普通生命的逝去，它犹如一记棒喝，瞬间惊醒了梦中的我们。
　　原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有多么令人齿冷，冰冻的程度，赛过了南极洲千年不化的冰川。
　　而我们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在自己怡然自得的小宇宙里，不痛亦不痒。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与其说死于滚过的车轮，不如说是死于我们砒霜一般的冷漠。
　　在第一只轮子碾过的时候，她的生命还是滚烫鲜活的，随便哪个路人的相扶，便可将受创的几率和程度降至最小，可是，马路上人来人往，就是没有一个愿意上前。
　　那七分钟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那18个路人，排成一排，冷漠得如同一堵坚硬的，用任何子弹都无法穿透的高墙。
　　最终，是那只老茧丛生的、拾荒的手将她抱起。
　　
　　我们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了呢？
　　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愿意相信任何人，帮助任何人？
　　有位哈师大的教授说：小悦悦被撞后，为什么陈贤妹会伸出援手？这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受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过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不注意理论学习，不主动接受宣传，没能改造世界观，结果导致良知未泯，天性犹存。
　　虽是笑话，却也于调侃之中，道出了一部分真实。
　　我们的教育传授了我们知识，却没有交给我们良知和做人。我们空背得出来孔子一系列礼义廉耻的教条，却不明白其中真正之要义。
　　从小我们接受的铁血教育就告诉我们，“人善人欺”，而且，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于是我们吃不得一点亏，为了一粒糖就要大打出手。而且，即使在不饿的时候，我们也要拼了命地哭喊，以期引起大人关注，只留下那些老实的倒霉孩子在闷骚中饥肠辘辘。
　　于是，在弱肉强食的残酷中，我们逐渐习惯了在拥挤中相互争抢，并为自己的胜利果实而理所当然、沾沾自喜。
　　我们还患得患失、贪得无厌。当我们拥有越多，就越怕失去。
　　我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的角色，准备要竖起全身的刺来奋起抗争。
　　可是，唯独在面对其他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却习惯性地退避三舍，避之唯恐不及。谁也不愿冒着惹祸上身的危险多管闲事。
　　我们的自私源于我们的自命不凡和明哲保身。我们的冷酷，就是在这样无耻的自私当中，一日一日修炼而成。
　　唯有陈贤妹一无所惧，因为她原本就一无所有。
　　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呢？
　　可是，也许有一天，躺在马路上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你、我，或者他（她）的亲生骨肉，到那时，你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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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患上了集体间歇性失明

霍倾城 — Thu, 20 Oct 2011 10:40:00 +0800

　　我们为何患上了集体间歇性失明
　　
　　* 霍倾城
　　
　　2011年10月13日的佛山，因为一起意外之祸，被冠上了一个新的称号——“最冷漠之城”。
　　年仅两岁的小悦悦在巷子里独自玩耍时，被一辆面包车卷入了右侧车轮下，车子停顿片刻，加大油门，后轮从女孩身上再次滚过。几分钟后，一小型货柜车驶来，同样的碾压再度重演。
　　事实还不止于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事发后长达七分钟的时间里，从女孩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全部不闻不问地扬长而去。最终将小悦悦救起的，竟是一个58岁的拾荒阿姨。
　　这不是《三刻拍案惊奇》里才能听到的骇人故事，这是真实的一幕，就在我们身边残忍上演。
　　而今，这个小女孩还躺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濒临脑死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据说采访该新闻的一个记者，回来到了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地步。
　　虽然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奇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虽然作为媒体记者的我们早已练就一副百毒不侵的钢筋铁骨，然而这般的冷血、麻木和残忍还是让大家前所未有地震撼了。
　　是须得怎样的心硬如铁，才能让他们对这样的惨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这18名路人里的前三位，随便哪一个将小女孩抱起，就不会出现第二辆车的碾压。
　　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肯停下脚步，伸出援手，哪怕只是拨打一个报警电话，小悦悦或许就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不会陷入如此危重境地。
　　可是，他们却最终一个个视若无睹地走过，让这个无助的小女孩孤零零地躺在血泊之中，直至呼吸衰竭。
　　在那长长的七分钟时间里，从那副幼小身躯上反复碾过的，除了罪恶的车轮，还有他们凌迟的目光。
　　然而，我们在齐声谴责乃至唾骂他们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躬身自照，设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将如何反应？是否真能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假如将相同场景移植到任何一座类似佛山的外来人口聚居城市，又焉能保证同样的结果不会再度发生？
　　其实，冷漠和痼疾丛生的又岂止是佛山？道德的缺失和集体沦丧，才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伤痛。那18个路人的群像，不过是今日中国的一个缩影罢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南京彭宇案一出，让一度善良的中国人从此对搀扶跌倒老人顿生恐惧。当做一件简单的好事却可能给自己惹来终生难以摆脱的麻烦，甚至让好人沦为反遭蛇咬的“东郭先生”，片刻间便寒掉了所有国人的心。
　　由此诞生的蝴蝶效应，就好比潘多拉的魔盒，一发而不可收拾。讹人的主体还从老太太迅速升级扩散到了老头、中年妇女以及其他各种年龄层次、性别特征的人。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当所有人不敢再去搀扶和帮助所有人的时候，佛山事件便应运而生了。
　　也许有人会问，自己不扶，打110总行吧？
　　可是，别忘了，彭宇案就是司法机关给一锤子错判的冤案。
　　当连法律的力量也已无法主持正义与公道之时，谁还会相信有正义与公道的存在？
　　正因如此，当世界召唤正义之时，怕死的人们才全部选择了集体间歇性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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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生》：民国，妖孽横行

霍倾城 — Tue, 20 Sep 2011 17:26:00 +0800

　　《大武生》：民国，妖孽横行
　　
　　* 霍倾城
　　
　　关于本片，有网友甩出了最给力的一句话短评：一写歌的带着几个唱歌的and变魔术的拍的电影。
　　直白但却一针见血。
　　尽管高晓松请到了号称“中国第一编剧”的邹静之以及蜚声华人影坛的洪金宝助力加盟，尽管该片的音乐、画面以及武打设计的确赏心悦目、堪称精良，然而，这些便好比一盘周围镶了层金边的马兰头，金边再美再值钱，依然改变不了它马兰头的属性及命运。
　　这部电影最饱受争议的当属选角了。它奇迹般地云集了当前中国最具聚焦性的各路话题明星。高大叔自然首当其冲、当仁不让，尽管因一场醉驾而被捉去“杀鸡骇了一回猴”，然知名度却不降反升，也算不幸中之大幸。紧随其后的便是刚与某“京城名少”闪婚的大S，尽管强作镇定，然拍片始终，都掩饰不住脸上“事业爱情两得意”的春光灿烂。还有从“牵手门”、“离婚门”到“不雅照”门门相扣绯闻滚滚的伊能静，嗨，这个女人是有多害怕被人遗忘啊……
　　更不得不提的，还有那两枚亮得人眼瞎的超人气美男，尽管老妈始终不屈地认为那文莱小子和“留韩海龟”还不及咱家六姨父帅，可依然不影响他们甫一出场便引爆的少女们肆虐的尖叫。
　　于是乎，我们便看到了长相神似郝邵文的孟小胖在断头台前摇头晃脑气定神闲地哼着老生唱腔，被台下看热闹的孟一龙一眼相中，大呼：“好个武生坯子！”（瞧这自相矛盾的，编剧是有多不靠谱？）
　　于是乎，我们便看到了有史来脸型最逼近日全食圆环的“面瘫版”（据说是肉毒杆菌打太多的缘故）刀马旦，还稀里糊涂跟仇人孟二奎谈起了……我在考虑此处该用“姐弟恋”还是“母子恋”较为合适（原谅他吧，谁让这娃儿自小便没了娘呢）。我对脸型其实没有任何成见，但想不通的是，民国那会儿瓜子脸和鹅蛋脸是有多奇缺，才会让这样一张超级 “甩饼”脱颖而出发展成京剧界奇葩的？
　　对吴尊，除了帅以外，其它就没什么印象了。至于韩庚，这小子眼神里还是有些戏的，估计以后有继续挖掘的潜力。这部戏里最扯的，不用说当属刘谦版的史上最另类警察局长了。他那窗帘布般遮了起码三分之二张脸的厚刘海以及红嘟嘟的樱桃小口，还有眼角眉梢流转的妩媚和阴柔之气，再一次令人视觉崩溃，你说民国时期有阳刚的纯爷们都上哪儿去了，轮着这等妖孽横行世间？
　　这里面若要说选角真正成功且与人物完美契合的也有，便是那个偷情的师长夫人。那种徐娘半老、风骚更甚的神韵以及“我偷情我怕谁”的悍妇气质，由实战经验丰富至极的伊能静演来可谓如鱼得水、丝丝入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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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生代美男作家葛红兵

霍倾城 — Thu, 08 Sep 2011 17:46:00 +0800

　　
　　
　　对话新生代美男作家葛红兵
　　——30岁之后，我是我自己的大师
　　
　　采写：霍倾城
　　
　　他，28岁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和批评家，同年创作的《未来战士三部曲》首版即达8万册销量，31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35岁成为博导。
　　
　　他是享誉国际的资深学者，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美男作家。
　　
　　他曾与米兰·昆德拉在巴黎的街头促膝长谈，他年纪轻轻，便已登上世界最顶尖学府——英国剑桥大学任访问学者。
　　
　　他出身贫寒，却从不向命运低头。他才华横溢，笔耕不辍。
　　
　　在他43岁的年纪，便已拥有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一切荣耀和声名。然而，即便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执着地认为自己是农民之子。他说，他愿意站在中国最苦难弱势的群体一边。
　　
　　他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个圣斗士。
　　
　　1999年，他的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引发文坛轩然大波。
　　
　　2003年，他的小说《沙床》又犹如一颗巨石，霎时激起千层浪。
　　
　　他敏感而高傲，为了捍卫灵魂的自由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掩藏不住他思想的锋芒以及一颗时刻为真理而跳动的心。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接近卢梭的作家，他的《沙床》是一部《围城》式的知识分子作品。
　　
　　他说，30岁之前我努力寻找大师，30岁之后我向我自己学习，我是我自己的大师。
　　
　　
　　对话葛红兵——
　　
　　【快乐生活】在您身上有许多醒目的标签，例如教授、知名学者、文艺评论家、美男作家等等。在这些标签里您最看重和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对于“美男作家”这个称呼您如何看？
　　
　　【葛红兵】在我二十二三岁时，这些都曾是我努力的目标，我渴望自己能够成功，拥有名声、地位以及相当的金钱。然而经过近20年的努力奋斗后，时至今日，我该得到的几乎都已得到，再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便会觉得所有的名声和头衔都已不重要了，大可不必把这些外在的荣誉看得太重，人生若仅为这些东西而活实在没多大价值。
　　
　　至于提到“美男作家”，长相是父母给的，父母给的一切我会很尊重和爱护，但不会当成自己炫耀的一种资本。如今的我真正在意的是内心的平静、安宁及大欢喜。我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追求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可能跟我很早就拥有了这些名衔有莫大关系，但在此基础上，我今日达到的自我要求已跟外在声名完全无关了，现在的我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的丰满、与真正自由的灵魂无限接近的程度，以及如何利用它抵御一切物质世界的诱惑。
　　
　　【快乐生活】提到您，就不得不提到您那部著名的《沙床》。您在回应当初关于这部作品的争议时曾说：“现在回头看《沙床》还为时过早。人类花了50年才看清梵高绘画的价值，中国人理解张爱玲小说也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而今沙床获奖，您觉得已经到了可以正确看待这部作品的时候么？
　　
　　【葛红兵】我觉得还不到，可能还得再等50年。因为它是我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即我三十三四岁之际看我自己的一部作品。当时一方面我刚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教授职称和海内外学者的地位也已建构起来，同时又遭逢一些亲友的变故，于是便开始思考人生的真正目标，思考疾病、爱情与自己的关系。
　　
　　此前的我一直在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告诉自己要为一个更高的真理而活。当我突然来到一个人生的转折期，面对一系列关于疾病、爱情以及财富的问题时，顿时产生了猛烈的碰撞和交汇，我运用曾学过的古希腊和基督哲学去面对我的生活，却觉苍白。中国人依靠的爱情和情欲的力量也不能帮助我，于是我写了那么一部非常虚无，非常自我怀疑，同时也是对生命的真谛发出拷问的小说。
　　
　　作品出来后，很多人为它的赤裸以及展示出来的生命的真相而震惊，尤其震惊于它居然出自一个学者之手。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都很少出现这样的作品，它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实际上是不大被认可的。首先，它依靠古希腊哲学思考人生的短暂和虚无；其二，它依靠基督哲学，思考人生的永恒和未来；最后，它对情欲和爱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以上种种都跟儒家哲学里的仁义礼智信等教条相去甚远，等于是个完全离经叛道的作品。
　　
　　这种生命状态，也是与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大城市崛起等时代背景，与我们从乡村、儒教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化过程中所面对的思想碰撞有关，很多人都感觉灵魂和生活找不到依傍，这部作品反应了那时候一大批人整体的倾向，所以它后来非常畅销。我只是写出了我自己，但它的确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以及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彷徨与苦闷。直到如今它还是不能被完全认可，但我想它在未来还是有它记录的价值，有它反应内心生活的价值。
　　
　　【快乐生活】但那部作品在那个时候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评价，甚至差点惹上官非，会不会觉得特别委屈？
　　
　　【葛红兵】那时我对于这类东西的承受力已经很强了。最早是在我作为批评家的时候，曾提出“身体写作”的概念，很多文学前辈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我是强打精神牌，为晚生代“流氓作家”提供理论支持，那次受到的打压甚至影响到我博士毕业后的求职。2000年我又写了一篇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悼词，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影响到我工作。到了《沙床》阶段，我便觉得我必须写出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其实遇到这些压力时，我个人已经有抵抗力了，只是我的家庭和学校也被拖入进来，这是我于心不忍的。
　　
　　这种问题我后来也有遇到过，比如那篇《我们如何纪念二战》，当时甚至有人扬言要刺杀我，学校和家里电话被打爆，还有人到我们学校示威游行。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深知作为一个思想者，在思考国家、民族以及人类的问题时的确是会跟同时代的人有一定距离。
　　
　　这种距离经常会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又如当年美国向伊拉克开战之际，我写了《一个人的声明》，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是否想利用这些捞取名声？我说，我的名声已足够大了，之所以这样做，只因我认为这是真理，我应该把我自己想到的贡献给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为此我要遭受各种责难甚至批判，包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和压力，那也是我应该承受的。如果上帝给我这种力量，让我看到真理而不说出来，那么这种内心的压迫要比因为说出来而受到的压迫远远大得多。
　　
　　【快乐生活】很多人认为《沙床》是一部去政治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为它探讨的也是关于爱与死的命题，在这方面您跟米兰·昆德拉有何区别？
　　
　　【葛红兵】昆德拉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非得如此不可？昆德拉的问题可以扩展开来，拷问我们的人生，比如我们为什么非得结婚？为什么我非得这样恋爱？为什么我非得这样活着？为什么我非得这样死去？在我的家乡，曾祖父以及曾曾祖父都已过世，我每年回去看他们的墓碑，就会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活下去？
　　
　　我感觉我和昆德拉对于生命、政治和家国的疑惑是一样的，昆德拉之问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在发酵。原因很简单，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品尝过那种贫穷困窘的生活，一天两顿粥，饥饿如影随形。经历过那些的人，就时刻在问：为什么我要在这儿，为什么我要过这种日子，这是我要的么？昆德拉遇到的也许不是饥饿，而是政治问题，比如《布拉格之春》，为什么他的民族要承受那样的压力？他为何不能离开？
　　
　　2004年我到巴黎去做访问学者时曾遇到他和他的助手，他正好要去海边度假，那天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彼此有非常类似的思考和命题，都置身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学者出身，又都面临大改革大冲击，所以我说你提的问题很严重，它其实不是我跟昆德拉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只是我们的解决方案还不一样，但看起来虚无是一致的。
　　
　　昆德拉最后选择了逃离，他去了法国，用法语写作，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法国式作家。而我还留在中国，只因我热爱这片土地，而且，实际上一个中文作家很难用英文写作，我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发现，离开了中国环境我几乎无法写作。
　　
　　【快乐生活】《沙床》的结局相当灰色，男女主人公选择了双双自杀，如若今天的您重写《沙床》，小说的结局还会是那样的么？
　　
　　【葛红兵】不会，我也许会跳开情欲的枷锁，处理成一种更加平和与超脱的开放式结局。我正准备写一部关于苦行僧题材的小说，描述一个苦行僧通过苦行修炼，为了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寻找精神解脱的途径。它解决的不再是情欲的困惑，而是信仰如何使我们幸福的问题。情欲不能使我们幸福，对肉体以及生命的有限迷恋也不能使我们幸福，金钱和财富更不能使我们幸福，真正能让我们幸福的是什么？或许便是信仰。有了信仰，你便可以把苦当成乐，把卑微视作高贵，所以人活在世上最终还是要寻找到一种信仰的力量。
　　
　　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没有强大的宗教背景支撑，总体上一直生活在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环境当中，所以《沙床》才让他们震惊，是因为《沙床》会刺痛每一个人的神经，但这部书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经过《财道》、《上海地王》这样两部新的长篇以后，我现在想写一部真正的屈原似的小说，向更高的真理发问。
　　
　　【快乐生活】您如何看待“身体写作”这个概念？
　　
　　【葛红兵】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人的生命遭到了各种外界污染，但更严重的污染实际上来自灵魂。在过去数千年中，我们的种族记忆在污染我们，我们的童年记忆、青春记忆在污染我们，各种清规戒律也在污染我们，使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迷失本真。
　　
　　老子曾说，赤身和婴儿状态才是人的本真，但从我们出生之日起，那些本真就一点点消失了，就像我们一天天走向死亡一样，无可挽回。但清醒的人会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非本真状态，应该对接受的那些东西保持怀疑，甚至于我们都应该怀疑一下，我们必须要买房吗？必须要有一份固定工作吗？为什么不允许过流浪的生活呢？这些让我们感到恐惧、离经叛道的发问真的发疯了么？未必。可能正如德里达及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想法一样，发疯状态或许才是最真实的状态，所谓理性只不过是平庸的代名词而已。
　　
　　那么“身体写作”是个什么概念呢？让我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最原始本能的声音，问一问身体，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想吃，当我们饿了的时候；我们想爱，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想奉献，当我们觉得自己活得卑微，需要参考更高尚生活的时候。这些也许才是发自内心，更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一些高高在上的教条。所以我觉得作家应该提倡一种真正的“身体写作”，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按照身体的律令去写作，揭开身体之谜，写出能让每个读者都看到内在本质的那类小说。
　　
　　【快乐生活】您曾说，30岁之前我努力寻找大师，30岁之后我向我自己学习，我是我自己的大师。为什么如此？
　　
　　【葛红兵】我觉得大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这种力量认识他。认识伟大的人需要同样伟大的灵魂，一般人的智力水平跟大师们相差几乎半个世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过50年才能认识我们同时代的某些人。就像我们对于鲁迅，可能现在还远未认识清楚，也许还需要50至100年的时间。但是过去我们被各种各样虚假的大师和代言人给迷惑了，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者很多，受诱惑或屈从于某些压力，为各种利益集团服务的人很多，与其在这个昏昏昭昭的世界里到处寻访大师，不如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从自己内心去寻找大师。大师其实就在我们心中，遵循真理，说出自己内心想说的真话，也许这就是大师。
　　
　　【快乐生活】您如何看待韩寒现象？觉得这一代年轻作家中有希望出现大师么？
　　
　　【葛红兵】我认为韩寒代表了一代人的成熟。在有文学修养却写出奴颜媚骨文字与文学修养看起来不那么高，却能写出赤裸裸，呼唤真理之文字的人之间，我认为后者肯定更接近于文学大师。文字是次要的，因为文字只是形式，且是死的形式，只有内在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渴望，以及那种不懈探索的激情，才是最可贵的。
　　
　　很多人骂韩寒，因为他曾为上海被钓鱼执法侵害的人呼吁过，韩寒能看到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很多人都看到了，但他能说出来，这就奇怪了。因为这是需要勇气，甚至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我们当代社会不缺少真理，只缺少敢把真理说出来，并且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勇气。我是一个历史进步论者，韩寒的出现就证明，他比许多五六十年代生者要成熟、勇敢、纯粹得多。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勇敢、更纯粹、更无所顾忌的年轻作家。
　　
　　【快乐生活】您曾说，王小波的早逝是中国文坛的损失，因为他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在90年代最有力正确的方向。在他之后，您相信中国依然会有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么？
　　
　　【葛红兵】当年我曾和小波一起在《中国青年》上开专栏，那时我还不知道王小波是谁，但每一期他的文章都和我放在一起，我感到惭愧，他写得那么好，而我的文字竟跟他并排而列，让人汗颜。我看过他的好些作品，觉得他对于自由、民主以及人生的见解的确超越同时代的人。
　　
　　就像诗歌里有海子，小说里幸而有王小波，他的早逝注定是中国文学界一大损失，但也许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承担的苦难之一，当我们想要拥抱大师的时候，大师却总是擦肩而过，仿佛寒夜里一道星光。不过我不悲观，我认为有很多新生代的大师们正在冉冉升起，一定会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点亮明灯。
　　
　　【快乐生活】您觉得农民是对自己最大的赞美，此话怎讲？
　　
　　【葛红兵】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愿意自己站在中国最苦难、最弱势的群体一边，因为我认为只有这部分人才能代表这个民族的真理，这个民族的渴望以及未来。只有解决好了这部分人的生活，给他们以安妥，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而我就来自于这个部分，貌似已经脱离，但事实上这个群体才是我永远朝拜的精神故乡。
　　
　　【快乐生活】在博客中您写道，自己是世上少有的对时间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而且你们家族男性的遗传寿命只有73岁，那么您是一个宿命论或悲观主义者吗？40之后的您是否已经不惑？
　　
　　【葛红兵】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困难，但是我对于时间的流逝的确敏感。或许是常读史书的缘故，我看到的大历史总是成千上万年，人生沧海一粟的短暂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我总在考虑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总是活在那些时间以后，但这种人是很难被世界理解的，因为他总在预见未来，对当下不满，对现实保持一份批判。如此一来会活得有点累，但40以后的我已比较能够承受这种累，这并不代表我不再有希望了，而是我已能承受这种希望带给我的焦虑和痛苦。比如我希望我们的祖国若干年后更加开放，更遵守人类普世价值，跟发达国家间不仅物质距离，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距离也更加接近。这个过程过去我很难忍受，我常问，为什么我们还要等那么久？今天我已经能够承受这种漫长的等待，是岁月的力量让我变得慢慢可以等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虚无了。
　　
　　
　　
　　【葛红兵简介】
　　
　　1968年11月生，知名新生代作家，评论家，文学博士，文艺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东方所访问学者，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澳洲世界双语学会副主席，《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20世纪中国文化散文精选》编委，中国作协会员。
　　
　　曾独立承担“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陈展总创意”，并入选腾讯十大网络意见领袖。小说《沙床》入围文化部及中国作协评出的“建国60年影响力长篇小说500强”（排名第95）。
　　
　　代表作有：《我的N种生活》、《沙床》、《财道》、《上海地王》以及《直来直去》等。其长篇小说创作因“深入的剖解及批判意识”、“代表了一代人的苦闷和彷徨”而享有跨国界影响，每一部都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数部长篇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剧本。
　　
　　美国文派若萨大学副教授诺宾·薇拉在评价他的《沙床》时曾说：“反映出当代社会普遍的心理危机及信仰危机，浓郁的爱欲气息、深重的悲悯情怀、真切的罪感意识构成了葛红兵创作的主基调，这些让他非常接近卢梭。”
　　
　　
　　【倾城出品，翻版必究】
　　
　　
　　
　　
　　
　　
　　
　　
　　
　　
　　
　　
　　

有一种需要，叫尊重

霍倾城 — Tue, 06 Sep 2011 15:10:00 +0800

有一种需要，叫尊重
　　
　　* 霍倾城
　　
　　昨晚赶稿至深夜，次日早上起来照常生龙活虎去上班。只在临近下午四五点时，开始觉得困而且饿。一夜不曾好好休息，毕竟是累了，体力有所不支。
　　
　　正在难熬的当口，办公室的门忽然被轻轻敲开，闪身而入的，是新来不久的扫地阿姨。每到下午五点，便是她们的打扫时间。
　　
　　她手里攥着一袋封好的精致蛋糕，放到我桌上说：“美女，一天没见你，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来呢！”
　　
　　道完谢，心中浮起温暖的感动。我知道，这是公司用来招待贵宾的豪华自助餐所余的西点，这些富贵阶层平日司空见惯的食物，对于普通劳动人民而言或许便是奢侈的盛宴。
　　
　　想来，她必是中午去食堂吃饭时瞥见我不在，于是默默藏好，等有机会再给我拿上来。
　　
　　难为她如此记挂着我。这只不过是一袋小小的蛋糕，我们每天早上路过西点店都可以见到，难为的是她如此用心特地为我留着，还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拿将上来。
　　
　　她来到这里的时间尚短，我也从不曾对她施予过任何所谓的恩惠，甚至连话都不曾说过许多。
　　
　　我只是在每次遇见她的时候，无论是办公室、走廊还是洗手间门口、食堂打饭的人群中，但凡遇见，都会微笑打招呼，抑或在人群散去，而她还独自一人忙碌之际，轻轻说声：辛苦了！
　　
　　有那么一次，在一边吃饭，一边跟厨房的做菜师傅及洗碗阿姨聊天时，阿姨说：你跟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同。
　　
　　我问：哪里不同？
　　
　　她答：你从来不会走路头抬得老高，看不见其他人。
　　
　　听罢莞尔一笑。事实上，我也没什么不同。我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在每一次见面时，给了他们应有和对等的尊重，就那么简单，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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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心疼一位父亲的悲伤，请转

霍倾城 — Fri, 19 Aug 2011 15:26:00 +0800

如果你心疼一位父亲的悲伤，请转
　　
　　* 霍倾城
　　
　　【宝贝回家】
　　邓起昌，05年9月生，09年1月2 日下午在老家广西防城港东兴市江平镇那漏村冲余组走失，至今下落不明。走时身穿淡蓝色加灰色毛衣、深灰裤、黄白相间波士顿鞋。左眉有缝针疤痕，龅牙，臀部有淡黑胎记。疑为人贩拐卖，有知情者速与其家人联系。电话：13977085116、13807708003。好心人请转。

　　
　　这或许，不仅仅是一则简单的寻人启事。
　　这也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微博。
　　这是根据一位父亲两年多以前，发在天涯论坛里的一则寻人贴所浓缩而成的140字。
　　就在发帖的一个月前，他三岁半的儿子在村里独自玩耍时，被一个陌生女人给抱走了。
　　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个尚未能学会完整表达的八岁小朋友，对于这所有过程，不管事后如何追问，都只是瞠目结舌、语焉不详。
　　而他，就站在离儿子二三百米的地方和乡亲说话，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
　　待到发现儿子不见，却为时已晚。
　　该如何去形容一个父亲痛失爱子那一刻欲哭无泪的心痛和追悔莫及的心情？
　　那时候，新浪还没有微博。
　　那时候，我们出了任何事，除了找人民警察，还别无他法。
　　幸好，这位农民出身的父亲，用了他最大的智慧和勇气，找到了天涯。
　　于是，那个被湮没在一堆寻人启事里的帖子，才终能作为小起昌曾经存在过的最后凭证，被珍贵地保存下来，并在两年后的某一天，被某个陌生的好心人顶起，然后进入我们视线。
　　时光荏苒，当初跌跌撞撞、咿呀学语的小男孩已长成了六岁，可是，在这位父亲心中，永远都只记得他三岁离开时的模样。
　　或许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起身离开，从此岸到彼岸，从甲城到乙城。
　　可是这个名叫邓起昌的小男孩，自从离开后，就再也不曾回来。
　　或许，你见过的流浪儿童太多，多到你几乎习以为常，漠然忽略他们的存在。
　　但是，请你记得，他们每一个，都是家里唯一的珍宝。不管时光过去多久，父母的心痛永远不会停歇。
　　如果你看过以上文字，有那么一点心痛。
　　如果你心疼一位父亲的悲伤，那么，请转。
　　因为它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只需你手指那么轻轻一点，而且，浪费不了你一分钱。
　　

我们没有掩埋，我们只是挖个坑放了

霍倾城 — Mon, 01 Aug 2011 14:39:00 +0800

我们没有掩埋，我们只是挖个坑放了
　　
　　* 霍倾城
　　
　　中国老百姓真是好安抚。
　　91.5万，便为这件轰动全国的特大动车追尾事故画上了休止符。
　　尽管时至今日，该公布的依然迟迟未公布。
　　尽管，我们依然无法获知藏在这起事故背后最残忍真实的原因，我们甚至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踏上了这趟死亡列车，又有多少人最终永远无法下来。
　　一切都仿佛成了无法再解开的秘密。
　　短暂的喧嚣和骚动后，一切便又重归岑寂，死一般的岑寂。
　　毕竟，在人潮拥挤、地大物博的中国，少几个人就仿佛少几只蝼蚁般稀松平常。
　　谁会去关注，谁又有那个能力和闲情来一直关注？
　　可是出了那么大事儿，我们等不来责任部门一声真心的忏悔、一句良心未泯的道歉，我们甚至听不来一句真话。
　　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我们的铁道部副部长斩钉截铁地说，那一切都是造谣，我们从没停止过搜救，我们也从没掩埋过车头，我们只是挖了个坑，把它放那儿了……
　　他甚至还说，你们对我们这样的质疑，已深深伤害了在事故救援第一线2000多名铁路职工，3000多名地方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群众的感情。
　　他的演技还差点，最好再搭配上泪流满面的表情，就更栩栩如生、以假乱真了。
　　可惜，两岁半的小伊伊还不会说话，而那些会说话的，又已阖上双眼，永远无法再醒来。
　　真相，仿佛只能就此被掩埋。
　　只是，我们要如何去告慰那些因此逝去，抑或不知所踪的生命？
　　他们或许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又或许，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同胞的生命，岂可如此廉价？更毋庸说某些业已消失却挤不上名单的名字，连“被廉价”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没有要干嘛，我们只是要讨一个说法。
　　难道，连这，也这么难吗？
　　我们要的不是铁道部的敷衍了事、讨价还价，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能对得起死去同胞，也对得起全中国老百姓的说法。
　　否则，谁能保证下一次的动车追尾不再发生？
　　谁能保证下一个丧生车轮的，不是你？
　　
　　
　　【倾城出品，翻版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