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的BLOG

《写意巴洛克》随想

周可 — Sat, 05 Feb 2011 19:08:58 +0800

《写意巴洛克》一看就知道不是一本新书，但这不要紧。从编辑的角度讲，它是作者同一类主题不同时期关联文章的合集，其实质，确是对一种音乐聆听经验的萃取。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巴洛克？
　　
　　封面好看而得体，深具提示作用。将施罗斯·罗赫劳的这幅《音乐会》铺在褐红色的朴实书皮之上，如同一段无尽的故事跃动于厚重的历史灰墙之上，那感觉，就像是一部老电影要开演了。
　　
　　这幅画因为曾经作为《剑桥插图音乐指南》中译本的封面而被我记住，书的封面勒口上有一段关于这副画的介绍文字：“人声、琉特琴和无键长笛三重奏（乐曲已被考证出是塞米西的一首尚松，名字叫《赐给你快乐》）。此画名为《音乐会》，是16世纪女性半身像大师、维也纳画家施罗斯·罗赫劳的作品”。
　　
　　很有意思，人声也成了三重奏的一部分了！《赐给你快乐》这首曲子我没听过，琉特琴的声音我也没听过，但是我能从曲谱上看到音符的律动——律动，就是巴洛克的精髓。
　　
　　有图像学兴趣的人，可以去追索一下这副画背后的故事，和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再也没有比格林纳威的电影，《绘图师的合约》、《夜巡》之类，能让人领略图像的诡异力量和神奇意味了，于我而言，它挑起的，其实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诱惑。
　　
　　从这幅画进入《写意巴洛克》，我的联想词是：女人。16世纪的画，从画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女人，除了日常的俗务之外还在做些什么。那正好是巴洛克孕育的时期，一个纷扰的时代，这之后500年里我们经历的一切，在那个时候正在酝酿。
　　
　　巴洛克是什么意思？这不用我解释了。我想说的是，巴洛克的价值，说一千道一万，在音乐的范畴里，归根到底，就是使人的情感具有了调性。因为巴洛克，人类与生俱来的混沌情感，被调性化为情调，艺术因此上位，生活也因此熠熠生辉。
　　
　　艺术或者音乐的作用在哪里？作用就在于它让人的生活变得有腔有调，人于是成了人。没腔没调的人，那是粗人，文艺复兴时候的人，都还很粗放，你读读拉伯雷的《巨人传》就知道了，但物极必反，幸亏有了巴洛克，人们开始收拾打磨自己，让一切变得有腔调起来。
　　
　　那么女人呢？她们跟巴洛克是什么关系？
　　
　　从修辞学的意义上看，巴洛克的本质是阴性的。巴洛克为中世纪以后日益世俗化的生活开拓了审美的路径，而女人则奠定了巴洛克的基调，并导引着它的方向。因为巴洛克，女人开始在与文化和生活的互动中释放出能量，获得了地位。她们未必作曲，她们甚至无需演奏——像《音乐会》画的那样，她们的聆听说明了一切。她们也或者不聆听，但某个可见或不可见的时空里，她们总在场。如同中世纪，哪一个荣耀的征程的罗曼司里，没有女人的陪伴和安慰！正是这一点，令我在看那部超级大闷片《安娜·玛格达丽娜·巴赫的编年史》时曾被深深打动。
　　
　　这是个过于广大的话题，但《写意巴洛克》可以作为进入的门径。如果我们只把巴洛克局限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者某种风格类型的概念去理解，那么，马慧元这本书算是白读了。你看马慧元谈巴赫的那副腔调，那真是漂亮可人，这不单纯是一个人私人聆听经验的呈现，她已经告诉了我们太多她个人生命的秘密，我们因为分享而倍感幸福。
　　
　　我在读《写意巴洛克》时，或者在听巴赫的时候偶尔会想，女人会怎么听巴赫？这个问题可以换成另一种提法：女人在巴赫那里求什么？但其实，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女人为什么要听巴赫？环顾围绕在巴赫身边的那些人，为什么最贴近的，总是像兰多夫斯卡、图雷克这样的女人？我以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马慧元在她的书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了，从中，或许可以归纳出很多值得玩味的一二三四来，但其中最要紧的一点是，透过《写意巴洛克》，我在巴洛克音乐中，看到了女人的长成，也因此，看到了文化的长成——女人与文化的相互塑造。
　　
　　对于马慧元来说，巴洛克所能提供的，不是一种与现世对位的趣味技巧，而是一套重返乌有之乡的隐秘符码，朴实、亲切又深奥。

　　

转：快乐自在地生活——访厦大84届校友周可

周可 — Mon, 08 Nov 2010 14:00:53 +0800

题记：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明年将迎来90周年华诞，学校上下很重视这个事儿，届时，在4月5日校庆前后，将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作为校庆前期宣传活动的一个环节，学校安排来自全国各地的在读大学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遍访各地知名校友，以联络校友和母校的情感，也借机把学校宣传一番。

我当然算不上是知名校友，但是，承蒙学校主事儿的老师看得起，把我定为采访对象，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8月的一天，一位俊朗能干的师弟和一位漂亮可人的师妹来到编辑部，对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采访稿现在发表在学校官网的“校友总会”栏目里。读着这篇很有趣的采访稿，看到作者把我写得那么牛逼而且很“萌”的文章，我着实得意又喜欢，忍不住征得学校网站及作者的同意，转发到我的博客里，以期让我更多的朋友分享之。不好意思了，献丑献丑！

快乐自在地生活——访厦大84届校友周可

作者：李有杰

　　来到《新周刊》杂志社，走过那狭长的挂满《新周刊》各期封面的走廊，我们见到了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厦门大学84届校友、《新周刊》副主编，同时也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师——周可。他高高瘦瘦，一身时尚休闲的打扮，带着一顶棒球帽，同时也带着一脸温柔的微笑。虽然从外表看来，周可略显单薄，但是这单薄的外壳里到底藏着怎么样的文化灵魂？他的人生有怎么样的经历呢？厦大母校和周可的生活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近周可。

　　　　　　　　　　　　　　　　　　　　　“一波三折”进厦大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师，所以从懂事起，周可就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着大学校园书卷气息的熏陶。周可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又有着这样的好根基，相信大家都会认为周可考进大学是毫无疑问的，但恰恰就是这样毫无疑问的事却折腾了三年，用一波三折来形容甚是恰当。
　　

身处于文革时代的末期，周可四年中学的前两年是“学工、学农又学军”地玩过去了。到分班准备高考的时候，周可分入了文科班，又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文科老师，只能“老师胡乱教，同学胡乱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年再战江湖前，周可来到了广州任教中学的亲戚家，父母希望周可可以跟着亲戚好好复习，认真备战。结果周可却跟上了一心想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文字专业研究生的表哥，白天就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旁听古汉语课程，晚上就在阁楼上研究和狂背各类“高端”文史书籍，俨然一副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模样。从此，周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套用周可的话“那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小屁孩，哪里消化得了这些‘高端知识’啊”，那年的高考，周可又落榜了。
　　

知道自己分数和录取线还差一大段的周可十分沮丧，一度闭门思过。周可的父亲丢下这么一句话：这是你最后一次考了，再考不上就别考了，要出去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了。可幸是接下来的一年里，周可插班复读，终于高中了，而且分数还超过重点线50分之多。
　　

在那个年代，法律、经济等专业已经开始走红。周可的父亲也想周可报法律、经济等专业，但是周可自己没感觉，便坚决不从。周可的父亲也没有强迫，就让周可自己决定。周可就自己选报大学，自己选报专业。在那么一个年代，能有这样开明的家庭确实难得，这为周可往后自在快乐的人生打下了基础。1980年，周可独自来到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习生活。

不断前进的惯性

　　1984年，周可完成了他的四年本科学习，按国家计划分配，他回到家乡的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刚开始周可对工作也没有什么概念，抱着做一行爱一行的心态，他就这么爱上了教育，感觉教书其实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也有一点是子承父业的感觉，父亲是大学教师，自己也是大学教师。还有就是对大学生活的习惯，在大学，他生活惯了。周可的一生基本上就在大学里度过的，就是这么一种惯性的力量使他一教就一直教到现在。教书，就是他大学生活的延续。但是如果因此读者就认为周可是个安于现状的大学教师，那么不好意思，大家失望了。周可的确是很会把握住惯性的人，但是他的惯性不是静止的，而是匀速向前运动的惯性。他的惯性是不断自我更新，不断进步的。
　　

在江西教书八年，周可开始不满于当时的生活状况了。周可感觉工作他自己可以改善，但是城市环境，一个时代他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用改变工作的方式来换一换环境。因此1992年周可又重新做回学生回到母校读硕士。毕业后他曾经也想过留在厦大任教，可惜以当时厦大一个老师的工资水准他养活不了家，周可迫于生计压力，选择到了由李嘉诚出资兴办、工资收入全国一流的汕头大学任教。结果教了两年，又不行了，他说那个地方太小太沉闷，周可又转到广州这个大码头，投奔到华南理工大学，即现在工作的大学任教。现在的周可可能还想转，只不过他已经没有精力了，这几次已经够折腾他的了。而且，现在周可还有一份杂志社的工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他也习惯在这个新的团队工作，这个团队就是《新周刊》。
　　

1997年，周可来到广州工作。因为生活需要，也是本城风气使然，周可便在教书之余找份兼职来帮补家庭。那时就有几个机会摆在周可面前选择，但是由于周可在华工的教务都是晚上的人文选修课，白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他选择了《新周刊》，开始他的编辑生涯。然后做着做着就开始上手了，做着做着就喜欢上它了。然后也是一做就做到现在，从小编辑做到现在的副主编。这其中当然有喜有悲，有着许多珍贵回忆。例如第一次开的选题例会，怎么出年末大盘点等等。这不只锻炼着周可，也锻炼着这个团队，使得大家一起成长。这也是周可习惯《新周刊》、爱留在　《新周刊》的原因。
　　

这两份工作互有联系，在大学，周可任教新闻传播系，在杂志社的工作可以使他更了解现今的局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使课堂更带有时代气息，更有活力，更加吸引；在杂志社，学校的研究使得杂志的内容更加深刻，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生活，使得《新周刊》这本杂志成为一本引领时代的刊物，影响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思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但是毕竟肩负着两份工作，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限的，周可是怎么兼顾上这两份工作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周可焉知非福的学校职场经历。
　　

周可在江西大学教了八年书，从小助教做到讲师的位置，基本上算是熬出头了，可以升作副教授的，但是他又恰好离开了。等到了汕头大学，虽然周可有资历，但是新手刚到，也不好升迁，所以，还是按兵不动。等两年后又有升迁机会的时候，周可却又走了。到了1997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周可想，在这理工大学里，以我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成果应该可以升上副教授了吧。可惜，理工大学的升职标准不同，98年的评核，周可没有评上。接下来周可再也没有去申请了。周可自嘲说：“我可能是中国大学里资历最久的讲师了。”但是这让周可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投放在《新周刊》的编辑的工作上。周可说如果在学校里当了副教授就要做更多的事情，安于现状就可以保持平衡，这也就使得周可可以兼顾两份工作，而且两份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
　　

《新周刊》的事自然不用多说了，他和他团队已经把这本杂志做得名扬四方，周可还因此经常上电视当评委做嘉宾，成了一个名人。而在华工，只要说起那个戴着棒球帽背个双肩包上课必带一瓶可口可乐去喝的周老师，没有不夸的。华工的学生在网上写过“逃课指南”的网文，周老师的课被荣列为“最不能逃的课”之列。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行，小有名气又受学生喜欢的周可在华工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成立的时候，还当了两年的系主任。说起这事，周可又很老实地自嘲说：“我可能是中国大学里最不称职的系主任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这个到处都说着有压力的社会里，读者也许会想，周可肩负两份工作会不会有很多压力呢？当我们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周可一面惊奇地回答到：“压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怎么会有压力？”
　　

周可是根据自己的喜爱来工作的，他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并追求它。他感觉教书育人很有乐趣，可以和有青春活力的大学生交流，自己也感觉更加年轻，更有朝气。并且他每一节课都有认真地上，至少对得起学生。看着学生一个个有所收获，那样他就能得到快乐。当一个编辑，能够跟广大的读者互动，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及时回应社会的变化，比起在学校里做着没有什么用的课题和写着无人阅读的学术论文，这更加有趣，更有成就感，这也使他快乐。虽然两者时间上安排会有差异，但是对两者的爱是一样的。周可都很喜欢这两份工作。也因此周可也没有再审评副教授了。他感觉那样的名头也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周可工作起来就是没有压力，反而乐在其中。
　　

生活中的周可同样也是很有乐趣的。比起很多人到处参加社交活动，周可更喜欢呆在家里，时髦的说法是当一名宅男。周可平时下了班没什么事就回家，回家不是无所事事，回家反而乐趣多多。周可的爱好很多，主要就是听音乐，读书，看影碟。他说他就是爱欣赏这类文艺作品，“文艺青年大家见得多了，我可以算是一个文艺中年了。”周可通常一回家就放音乐，而且有一阵晚上在家里差不多每天都看影碟，时间不够的话，情愿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周可说，其实人生就是要乐观，要“将就”和“讲究”相统一，拥有良好的心态。对于生活中改变不了的我们要学会将就，对于已经选择了的，我们就要讲究就要做到最好。自己喜欢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周可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朋友，也说很爱看电影，但是因为工作很忙所以没空看。周可就有点来气了，“你是真忙吗？还是你真的很爱看电影？”那个朋友说，“我真的很忙，我…我真的很爱看电影。”“你真忙，你就不是真的很爱看电影，如果你真的爱看电影，你就会抽空出来做你真正最爱做的事。看电影只能算你第二爱，或者第三爱做的。”听完这个例子后，笔者也很受感触，因为笔者也常爱说我很爱干什么，但是没有空去干。

周可的大学观

　　作为一名一生都在大学校园里生活的教师，作为一名热爱生活的文艺中年，他又是怎么理解一个人一生中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呢？不如我直接引述他的观点吧，他说：
　　

“我的大学四年强化了我对知识的热爱，这影响到我后来工作，向教育方向发展等等，对我影响很大。跟我现在所任教的学校相比，厦门大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有一种与中国很多大学不一样的人文传统，有很好的闽南和台湾文化氛围，有一种特别的文艺气质，这种气质影响着我的审美观甚至人生观。我们那时读大学从来不会考虑工作问题，因为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成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相对单纯的读书心态，也让我能在大学四年里专心读书。现在时代变了，大家进学校读书都要早早想着毕业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好工作，学什么专业甚至具体到读什么书都要考虑到好不好找工作，找到的工作薪水高不高。其实现在社会发展迅速，很可能你现在设定好的热门专业，到你读完大学就不热门了。而且，所学非所用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所以，读大学其实就是要给自己打下一个完备的基础，全面地塑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读书，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那么到你出来工作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

后记

　　做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生活中到处都是诱惑，能分辨出什么才是自己喜欢的已经不容易，而更不容易的是能够摆脱世俗的那份攀比之心。
　　

与文学打了数十年的交道，锻造了周可深厚的文化灵魂。不受名名利利的驱逐，独爱自己喜欢干的事。衡量做事的价值是做到自己满意为止。凭借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进步的惯性，逐步积累，不懈怠，不浮躁。工作在周可看来是有趣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或者我们一下子学不到周可的旷达，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一件我们喜欢的事，并享受它，学着感受生活的乐趣。

傅聪弹舒伯特D960之如是我闻

周可 — Mon, 13 Sep 2010 13:02:59 +0800

必须感谢傅聪他老人家，以前我只是人云亦云地奉他为肖邦专家，没想到他“四大件”里的舒伯特竟然会如此这般的犀利而惊艳！当然，我说的仅限于他弹的舒伯特的D960。
　　
　　这首史上最伟大或者说最完美的钢琴奏鸣曲，我听了20多年，好听，但却从来没有给我带来真正意义上属于我自己的那份打动。一年52个礼拜，按平均每两个礼拜听一遍算，这曲子总计应该也听过近500遍了吧，可是直到不久前听到傅聪1997年5月11日在伦敦St.John's Smith Square的那个现场录音，我才感到真正把这部曲子听进去了。所谓醍醐灌顶，所谓淋漓酣畅，所谓茅塞顿开，是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就是神奇。如同你行走于茫茫黑夜，某一刻，天边曙光乍现，一抬眼，天就亮了！
　　
　　带着一种被唤醒的感觉，我听到在傅聪指间，舒伯特所特有的一条条清纯、稚嫩而饱满的旋律线，在大小调的一连串神秘转换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又在无穷无尽的反复中滚滚向前，其间，这个似乎患上青春躁动症的年轻人，一边探头探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流露出他的迟疑、羞涩和张皇，一边却又无所顾忌地将这种迟疑、羞涩和张皇抛诸脑后，以冲动、草率、执着而诚恳的神情，裹挟着无边无际的世事烦忧，在一片风卷残云的气象里尽情撒野，而我，也因此抓狂。那架势，就像苏轼说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关于舒伯特这个人，我看了好多材料，却始终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短暂的31年的生命岁月里几乎无事可说，一辈子过得“简单而朴素”（保罗·亨利·朗语），缺乏那个时代浪漫派人士生平的传奇性。但他有他自己的传奇——他用旋律写了一部传奇，而这旋律的主题，按照保罗·亨利·朗的说法，就是青春。朗这样评价舒伯特的音乐：“从他的作品全集四十巨册（1885-1897年出版）中我们可以鸟瞰他的创作活动的全貌，它接触到音乐的一切领域；这音乐就是青春本身，只有青春才能那么美丽，自由无羁，充满纯正的理想主义的、自然的庄严性。这样的人为了人间遗留下青春的化身，他们必然死于青春时期。”
　　
　　死于青春时期的舒伯特似乎不愿意用日常生活的物料来塑造自己的一生，他抽象的生命几乎没有沾上多少现实的花边，人世间那些被他的旋律逮个正着的爱恨情仇竟然可以与他自己的生活全然无关，这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会不会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抑或是一种难以融入尘世的无奈？反正，这个人和他弄出来的音乐，就像云一样，神秘而短暂，来去无踪影，顾自在广阔的天空中孤独地书写着一腔荒蛮的激情，所有飘忽的游丝乍离乍聚，干净又通透，温暖又惆怅。虽然终究塑不成一个固定的型儿，在霎那间绽放又消失，却有着一种散漫而决绝的美感。如果可以叩问舒伯特何谓永恒，我想他定会指着天上的云，说，那就是了。

我在沉溺于舒伯特D960这首曲子的许多个晚上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手头所有这首曲子的版本——肯普夫、布伦德尔、波利尼、阿劳、内田光子、哈斯姬尔等等——都翻将出来，我甚至还临时抱佛脚地去补了霍洛维茨、鲁普的货，我很遗憾这一阵儿找不到里赫特的版本，我将这些宝贝一一比较，反复琢磨，我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傅聪为我打开了进入D960这个深不可测的庭院的大门？
　　
　　这个看上去极其复杂的问题，往简单里说——说穿了，我感觉，其实还得归咎于围绕这部作品人们习惯上设置的，同时也是我一度深信不疑的那种“晚期作品”、“最后的奏鸣曲”一类概念令我一叶障目，让我多年来在D960的面前不得其门而入。我总是被自己或别人暗示着要把D960（当然还有D958、D959）当作舒伯特的所谓“音乐遗嘱”去理解，就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舒伯特晚年受死亡阴影的折磨是成就他晚期作品悲怆极致升华而有时又能超脱的重要因素”，而所幸的是，傅聪的这个演绎让这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在顷刻间瓦解。
　　
　　傅聪的舒伯特D960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它让我不是站在舒伯特生命的终结点上，带着一种盖棺论定的总结架势去煞有介事地东张西望，而是断然抛弃所谓“晚期”、“最后”这类概念所设定的导向和设置的藩篱，直接以极富青春激情的开放式姿态，激活了一个沉睡于历史中的生命，并赋予了她生生不息的绵延复绵延。于是，我贴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我投身于一股生命的洪流中。
　　
　　什么叫“晚期”？什么叫“最后”？其实，所有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贴在作曲家身上的标签。置身于作曲者生命之外和之后的我们，当然可以把那些作者写于生命终结之前某个时段里的作品称之为“最后的”“晚期”作品，所谓“天鹅之歌”一类的说法，或许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类习语一样，都是基于相同的生命经验吧，只是，作为这个生命体本身，作曲家们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都一概毫无例外地确切意识到自己是在用作品写他的“音乐遗嘱”？
　　
　　从编年史的角度讲，包括D960在内的那三首著名的钢琴奏鸣曲写于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我只愿意在物理意义上使用“最后”这个词。他不是老死的，他其实是西方音乐史上最短命的大师，死时才31岁，尽管音乐史上还有其他几位都没有活过40，莫扎特活了35岁，肖邦活了39岁，但后面这两位都在自然生命的终结前若干年里，确切无疑地感知到了死神降临脚步声的紧张、逼迫与恐惧，这一点，我们从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肖邦编号Op.68的四首马祖卡中可以看出来，可是，舒伯特呢？
　　
　　这个在31岁就悄然而逝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包含在其深不可测的偶然之中，这种美学上的偶然性以一种天然而粗糙的“未完成”姿态，拒绝着“晚期”“最后的……”一类必然性命名。他没有也无须更无意去为自己生命的退场做任何准备，他来不及也不在乎更无所谓要去总结并向某一个末日审判者交待自己的一生。他的音乐里没有对死亡的挣扎与恐惧，也没有基于这种恐惧而激发的对于命运进行抗争的悲剧性激情，他也因此与那个时代流行的所谓形而上的超越划清了界限。

五封学生来信和我的回信

周可 — Mon, 13 Sep 2010 12:39:47 +0800

选自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刊物《赫尔墨斯》——

周萌同学来电话约稿，令我欣喜万分，我慨然应允，为什么不呢？但我其实没时间写，讲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忙活着我度假的事呢，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截稿日前的这一周，我将去巴厘岛享受我的椰林、阳光和海滩了！你总不能让我在印度洋的热浪中为《赫尔墨斯》写稿吧？

既不爽同学的约，又能保全我完美假期的两全其美之策，就是下面这几封我与同学的通信。

这是从我将数十封与新传学院几届新老同学（偶尔也有外院和外校同学）的通信中随意挑选出来的，因为没有征得来信人的同意，所以，要公开发表，就只好隐去来信人的姓名，并删去了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细节。还有，出于我一个语文老师的天性，来信中一些遣词造句上的错误，我也做了订正。这样处理，想必同学们能理解——啊哈，你必须理解！

与同学通信，是我的一个乐趣，也是我的福份。在这些信里，我貌似一个老师一样为同学们“传道、授业、解惑”，而其实，我真正享受的是与这些年轻朋友们交流的快乐，这种快乐伴随着我20多年的教学生涯，让我觉得这份伟大的工作具有了无限的美感和诗意。我没有正儿八经出过书，也不想出书，那种所谓的学术专著在我眼里一钱不值，但是，我想，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或许会把这些来往书信结集出版。这本书如果出版，那绝对是我最想看到的最棒的书，因为它是那么多同学和我精诚合作的结晶。

给我写信吧，同学们！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篇小说很棒，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别让我成为那样的老头哦！

第一封信

周可老师：您好。

我叫××，是××专业的。不知您还记不记得。

我第一次写这样的信，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才会显得礼貌又不唐突，呵～（假装轻松干笑数声）。我想我还是直接进入主题比较好，暑假到了，希望能留在广州，非常希望能去报社实习，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

主题已经表达清楚了，如果老师您还愿意看下去的话，请允许我继续不知道会不会是连篇累牍的叙述。从小我就很有好奇心很喜欢写东西，希望以后能当一名正义的记者或是编辑，并且相信文字如果用来真实的表达内心会成为很好的媒介。可是我想在您的周围，这样的学生一定有很多，他们有比我更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视角以及其他被期望的东西，这让我实在想不到我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以被您注意。不禁小小沮丧，然而看到王小峰最近的博文提到很多人希望他能介绍实习，恍然原来大家都在想着这件事情，我想不管怎样我不能耽搁了。

您说您读书的时候，在暴风雨要来的时候去海边，面对着翻滚的海水大声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对未来充满万丈豪情。或许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吧，觉得自己是可以被塑造的，终会成为一个很牛掰的人，哪怕对未来其实看不太明白，也知道自己可能很幼稚，但是好像一点都没有怕的样子，充满了投身梦想的欢愉和责任感。平时看很多的杂志，可是多丰富的想象也填补了未知，很想有机会能去杂志社实习，想看看一份有品质的杂志是怎样做出来的，也很想证明自己一直以来并不是虚妄的建立梦想，证明我选的未来是适合我的。

所以冒昧地写信给您，一直在听您的课，听您提到有在《新周刊》工作。希望能获得您的帮助，请给我一扇门，去让我看到心中的花花世界。

希望没有打扰到您。

祝快乐。

××同学：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虽然这段时间学生们的来信已经多到竟然占到我所收邮件的三分之一，但我读到你的信，还是很高兴。

先说你的实习请求。直接了当地回答你吧：我不能给你提供帮助。直接的原因，和王小峰博客里说的一样，要实习的人都赶在暑假这个时候冒出来了，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提前下手的人就有得吃，而你来得太晚了！帮不了你，真的很遗憾！

可是，我更想说说间接的原因。关于大学生暑假实习，我一直以来都坚决反对，我其实反对一切形式的实习——读书就好好呆在校园里读书，人这一生进到象牙塔里多不容易，可一个个整天惦记着的，却是如何挖空心思跑到外面去混，美其名曰长见识、学本事、开拓视野、锻炼能力，其实整个就是缺乏自信的机会主义投机占便宜心理在作祟！什么好处都想占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但我总相信上帝是公平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那些老老实实读书的孩子，他们将不会被亏待，因为那时他们应得的。

××，你着什么急啊？我虽然对你不是很了解，但我读过你的文字，我甚至还极为罕见地夸过那些我觉得一般十八九岁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写出的文字，凭着我的经验和绝对有把握的判断力，我知道那是好东西。一个能写出那样文字的人，她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她偶尔当然也会迷惘也会困惑，但我想她应该知道，那其实都是她所拥有而别人无缘也不曾有幸体验到的成长的经验——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财富，精神的财富。

如果让我给你的暑假生活提一点建议的话，我建议你自己，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去旅行，去一个你曾经梦想过要去的地方。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大学生活，就是学期里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而一到了假期，就背起行囊去旅行。或许会有经济方面的困扰，但凭我的感觉，你应该早已为你的旅行在做着准备了吧！但如果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实在不能成行，那我劝你利用暑假，在外面随便找个赚钱的活计干干，宁可出去洗盘子做小工，实实在在地赚点小钱——不是为了了解社会也不是为锻炼能力，就是为了筹措川资，也别想着去随大流实习——那太俗气了太恶心了。

我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别人会这么说我，我相信凭你的智识，你绝对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想跟你描述一年到头在我的杂志社里，整天像乖乖小猫一样猫在角落里连一句话都不敢随便说的怯生生的实习生们真实的实习状况——我想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吧，那实在很无聊的。或许碰巧有那么一两个凤毛麟角的出色的学生，那么我要说的是，他们就算不来实习，缺乏实习经验，将来进到社会里面，照样是凤毛麟角般优秀——既然如此，那么着急出来浪费青春作甚？而那些实习了三个月却不敢在选题会上说超过三句话的学生，就算他们实习了那么长时间，他们照样一无所获。

如你所言，你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还怀有梦想的人，这是一件多好多么难得的事情啊！我们都曾看到无数的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到校园，可是，不知道是谁，至少有他们自己一份，亲手把校园变成了埋葬自己梦想的墓园。这种损失他们一辈子都不能补偿！前些时候我看到许知远在FT中文网他的专栏里回忆起恍如隔世的“武大的往事”，他的感慨强化了我的愤怒，这种被很多世故而又似乎在现实面前很无辜、很无奈的学生看不起的老愤青式的酸腐态度，令我有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棒喝这些自以为与时俱进的糊涂虫们的冲动——尽管我知道很多时候这完全无济于事。而我总是固执地相信会有人愿意听、并且会认真思考我所说的这些话的。

好像有点过度发挥了，其实我还有好多话想说——这段时间有太多比我考虑问题还周全还辩证还理性还务实的同学，让我每隔两三天都会受到一次刺激，受了刺激的我在给你的回信中小小地爆发了一下，我想还是基于我对一个本来就不多见的好学生的看重，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小小的失态。

就此打住，晚安。

第二封信

周老师好！

上您的课怎么也不会走神，太精彩了，太有吸引力了！

有时睡觉之前我都会品味一下您的某些观点。譬如您说“要用你的全部人生智慧去打一辆出租车”，确实让我茅塞顿开。

最近我有点小迷茫，已经是大三下学期的学生了，还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读研究生。我成绩很好，一定有保研的机会，但要保去像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成功率可能不高，而我又不是很想就这样放弃保研机会。说直接工作吧，经济危机之下，怕自己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说读研吧，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年出生的），硕士毕业找工作时一些企业肯定会考虑女生结婚生育等事情，就怕到时也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说不读研吧，很多人都说研究生以后的发展空间要大，本科生晋升的机会少，只能一辈子辛辛苦苦跟别人打工。

或许我想的太多了，搞得自己不知往哪儿走是好。本来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直接工作的，但最近建议我读研的人越来越多。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很想听听周老师的个人看法。谢谢！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同学：你好。

因为这几天没开邮箱，才看见你的来信，迟复为歉。

首先谢谢你夸我，能让你们上课有所收获并觉得有趣，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以后会坚持并争取做得更好。

已经不是第一次回复你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了。说真的，就算我自己觉得自己比较牛逼，仗着自己的阅历和学问而对人生有一点自己的认识，但这真的不足以达到对别人起指导作用的程度，事实上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的人生路得自己选自己走。

和其他很多事情不同的是，人生的事情最让人难以处置最麻烦的（其实也是最让人享受的）就是，它不能重来。所以，一旦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颇费踌躇难以抉择，以至于很多时候事后想来总是后悔不迭——但每一次对前事的后悔又未必带来对一个新的选择的更为明智的选择——靠，真是麻烦。

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自己——我只能说我自己了，只能用一种赌徒的心理去面对，不管做出的选择会导致什么结果，都认了并快乐地接受。但这里面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必须恪守的，那就是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是出于我自己的内心的认同和喜欢，或许作出选择的那个时候我糊涂我幼稚我眼光短浅，但我就是喜欢我真的喜欢，那么就算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我至少对得起我自己。

由此可以说说你的问题了，考研还是工作，我觉得基本上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所面临的一次最重大的人生选择，如果必须在其中二选一的话，那么我只想问你一点：这一刻，你撇开一切实际的现实因素的考量，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最爱哪一个？如果你真的觉得直接读研可能会比直接就业让你开心一点的话，那么你就义无反顾地安心准备继续深造吧，反之亦然！其实，在这个利弊同样存在的任何一项选择中，谁又能真的知道未来谁会比谁更好呢！而一般来说，按照现在社会发展的情况看，以后在将来的职场上，学位高一点肯定会更有竞争力一点的。

至于你如果选择了读研，那么到底是选择保送到本校还是自己再使一把劲搏一搏更好的学校，我就真的说不好了，因为这个和你的实际能力水平有关，也和你的运气有关，你自己看着办吧，如果是我，依照我的虚荣心，且在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我会愿意搏一下，如果失败，以至于把可以保送到一般学校的机会也丧失了，但至少我还可以去自己找工作，走直接就业那条路啊——世上的事情本来就有得有失，有失也有得，患得患失只能让自己不快乐，你说呢？

好了，先暂时说这些吧，不知道你看了我的上述回复后，是更明白呢还是更糊涂。末了，转引一句我女儿常常爱说的人生格言转赠给你——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我自己选。

祝学习快乐，进步。

第三封信

周老师你好。

我是昨天你在华师讲课时听你课的学生。

昨天听你的课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可是关于昨天下午你的一些话我不是很认同。我班的一个同学认为我们专业现在学的东西没有用，你认为我们应该不管东西有没有用，只管学就好，指不定哪一天我们现在认为没用的东西就有用了。你认为我们应该敞开胸怀迎接一切的学校给予我们的东西，无论好与不好。你认为我们不能急功近利的看待我们学习的东西。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

诚然我也认为存在就是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认为没用的东西或许真的在以后的某一天发挥它的作用。可是老师，知识是无限的，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如果不加选择的学习，学习什么东西都无所谓，那么人生只是虚度。与其花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一些垃圾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学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相比于垃圾，那些真正有用的东西以后更能为我们的人生增色。如果要做一条项链，珍珠和沙子，老师你选哪个呢？是啊，沙子在往后的某一天可能会被磨砺成一粒珍珠，可是人的时间有限，真的可以等到哪一天么？就算真的有那一天，为什么不在今天就选择珍珠呢？而且现在大学的四年是我们生命中的黄金时间，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学习了，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在这段时间得以定型，所以这段时间的我们学习到了什么东西尤为重要。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不会去学习一些没用的东西。就像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书，也不能别人叫你读那本就读那本吧，至少要选本好的读。

冒昧打扰了。

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同学：你好。

首先我觉得你给我写信，应该留下你的名字，这是对我的基本的尊重。还有，既然是一封信，咱们应该按照书信的基本格式来写吧。

最近事情比较多，简单回复一下你对我观点的质疑。

你说的那些观点，理论上是没错的，但是，当你连以后将会去做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怎么会知道现在所学的东西什么有用，什么没用呢？什么是垃圾什么是金子，其实都是相对的。如果你确定将来你要做一条金项链，那么你基本可以确定什么是有用的素材。但问题是，人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确定，你现在为将来做一条金项链早早地去做准备，可是到头来，你可能只是去做一条草绳，而相对于草绳来说，你今天忙活半天准备的那些做金项链的材料，就是垃圾！

你说人生有限，不能虚度，这我当然没法反对。你说在有限的人生中，应该早早找到那些有用的东西，而避免一些无用的东西，这我也不反对。只是，我仍然不能搞清楚究竟哪些是真正有用哪些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你能搞清楚吗？很多时候，或许现在的你觉得你已经搞清楚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但多年后的变化可能证明，你当初的判断是对的，而很多时候，这些变化，却完全有可能证明当初你自以为高明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从我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看，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我并不指望你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你对人生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说出我的困惑和我自己对这种困惑的求解。希望对你有参考。

谢谢。

祝好好学习，生活愉快

第四封信

周可老师：你好。

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是从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来评论文化大革命。看完后，我很好奇。老师，你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不是把它当一场热闹来看待？你和你的同辈们信仰过文革中的那些主流思想吗？如果信仰过，文革结束后的转变思想是否让你们迷惑迷茫过？文革给那个时期的青年最深的烙印是什么呢？

还有啊，老师，我觉得我越了解这个世界就越觉得前途渺茫啊。不仅仅是读书就业的问题，现在一看新闻成天就是地沟油啦、蚁族啦、危机啦、转基因大米啦～～加上经济学老师对政府那些没有素质的政策进行的透彻分析，我觉得仿佛人生快到尽头了。前几天我读高中的弟弟跟我聊专业的事儿，我建议他选新闻专业，能更好了解世界。他居然说：“不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是件很纠结的事情。”唉～～望老师指点迷津啊～～谢谢

××：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直接答问吧。

我经历过“文革”，但那只是一种少不更事般的经历，“文革”结束的76年我才13岁，根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自我意识，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基本是懵懂无知的状态，热热闹闹，稀里糊涂，就这么过来了，无所谓信仰和怀疑。那时的事儿，荒唐也好，悲惨也罢，其实都是后来的感受和判断。那时的我们都被时代洪流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管我知晓与否，记得与否，理解与否，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体验的一个不可剥离的部分。我这个岁数的人，“文革”期间还是个孩子，根本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后面的所谓“思想转变”了。有思想是后来的事，在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里探索、追求，慢慢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有过迷惘困惑，而且，现在我也迷惘困惑，但这很好啊，迷惘困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很好的状态，它促我探索。

回忆那个时代，想想“文革给那个时期的青年最深的烙印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我回答不了，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如果一定要找出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烙印的话，我想也只能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东西，比如，即使是今天，当我听着一些文革时期的老歌，我还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甚至有一点兴奋。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七十年代》一书的读后感，发给你看看。（地址略）

我不太认同你这样的感叹——“我觉得我越了解这个世界就越觉得前途渺茫”，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会感到前途渺茫！没错，这个世界真的不怎么样，甚至很糟糕，但人不是只为了在一个好世界而活着的啊。这个世界好不好，跟你自己的前途有必然关系吗？或许有吧，但肯定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关系。世界好了，你就觉得有前途，世界很糟，你就觉得没意思？那是世界啊，你自己呢？你的前途，不是世界给你的，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世界这么糟糕，怎么会让你有“人生快到尽头了”的感觉呢？你可以因此对这个世界很失望，但这种失望怎么可以成为你怀疑人生的理由呢？比如我，我就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感，觉得它极不靠谱，早已不再像80年代那样单纯地轻信一切了，但我一样快乐地生活着，做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认真地、坚定不移地去建立你自己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

先写这些吧，希望我的看法对你有所帮助。

第五封信

老师：

您让我对中国彻底失望了。中国还有什么能与别人比，中国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在我看来，中国就像一个没有个性的少年，却处处要表现出个性，处处要比别人好。哎！

我心目中，新闻记者是世界上最光明的行业，而您却打破了这个幻想。也许您说的是事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但是总还会有心中存有公正的人吧。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公正不公正又何妨？埃德加·斯诺不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记者吗？

同学：晚上好。

纠正你的几个说法。

1、中国干嘛一定要和别人比？应该做到：不以好而喜，不以劣而忧。中国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是什么。千万不要把你自己这个个体和一个国家的关系想得太重要。一个个体本质上和一个国家没什么关系。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好你自己。记住我的话。

2、从职业的角度看，从来就没有什么光明与不光明之分，也不存在什么高尚和不高尚之别。每个职业都高尚或者都不高尚。你觉得记者就比清洁工光明吗？千万不要用道德的眼光来看职业。不要因为自己可能做一个记者就看不起别的职业的人，不要把任何一个职业神圣化——尤其是不要把新闻工作神圣化进而把非新闻类工作肤浅化或不伟大化。记住我的话。

3、谁说埃德加·斯诺是一个伟大的记者？记者这个工作有伟大和不伟大之别吗？他真的就比《广州日报》的张某某或陈某某伟大吗？他可能就是比他们能干些，运气好些，胆子野些，名气大些，做的事情影响深远些，但这与伟大有什么关系？所有的记者，或者，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如果他们是尽职尽责的话，就只有能干和不能干之别，没有伟大和渺小之别。记住我的话。

不说了，认真看清楚我上面对你说的话，至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上10遍，不要试图和我辩论，更别试图来反驳我的观点，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如果你不能理解，那不要紧，你可以用时间来验证我对你说的每一个字。就这样。顺便说一下，我要把你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在我的MSN共享空间里有限度地公开一下。谢谢你给了这样一个让我说出我的看法的机会，但你是我的学生，否则，对于这样一些真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们。

我的博客今天4岁275天啦！

周可 — Sun, 05 Sep 2010 00:02:39 +0800

我的博客今天4岁275天啦！

2005年12月05日，在新浪博客安家。

2005年12月06日，写下了第一篇博文：《榜字00001号/我认识的成都文人排行榜》。

2006年08月12日，上传了第一张图片到相册。

这些年来，新浪博客，陪伴着我一点一点谱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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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年的总结：

不容易
我今天的心情：

不开心
向未来许下一个愿望：

不知道

忍不住说说肖邦

周可 — Sat, 26 Jun 2010 08:36:32 +0800

关于肖邦，诗人欧阳江河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年轻时不听肖邦的男人很可能是个无趣的人，四十以后还整天听肖邦的男人多半是个混混。”继前两年几乎整天都听勃拉姆斯之后，四十好几的我现在有幸沦为一个“混混”，整天都在听着肖邦，听着听着，还忍不住想来说说他。

至少于我而言，因为有了肖邦，钢琴的声音才变得如此贴心。在他之前的那些钢琴音乐，我认为都是属于耳朵的，我们听到，然后着迷，然后沉吟，然后思索，然后为之动容，而肖邦的钢琴声却能直抵我心，无论是谁在演奏，他们的每一次击键，我觉得都落在我的心上，如同我喜欢的女人枕在我怀中，以温润之体及缠绵之气息轻抚我心，和我一起醉生梦死。

听肖邦的曲子，得弱化我们脑子里关于他生平著名事迹的记忆，无论是作为一个执拗地爱着他的国家的义士，还是作为一个被乔治·桑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傻情郎（据说爱是一种折磨），对我们赏听他的音乐，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益处。肖邦的传记作者亚当·查莫斯基的说过，爱国，在肖邦身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情感”。虽然“在当时的巴黎，光是身为波兰人就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但对于音乐来说，我觉得，将时髦的身份转化为犀利的情感，所谓爱国，并不见得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它甚至是一种猥琐的发泄，而所谓爱情，在肖邦的故事里，基本上只是乔治·桑单方面的私人叙事，那是八卦，最多也只是文学，但肯定不是音乐。

听肖邦的曲子，一定程度上还要弱化对版本的迷恋。一般来说，听古典就是听版本，但这种说法放在肖邦身上却不一定有用。各种各样关于肖邦音乐版本比较的说辞基本上是一种传说，有时是不着边际的故弄玄虚。我不太情愿谈论肖邦的版本，是因为在我看来，肖邦的魅力，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两个字：好听——无论谁弹，无论哪个版本，只要能够达到出唱片的水平，都好听。肖邦的音乐很单纯，规模较小，主观性极强，特征很显著，任何一个演奏者想借题发挥的空间不大。比如《夜曲》，汗牛充栋的版本中，鲁宾斯坦60年代的RCA版最受推崇，而像阿什肯纳吉的，或者巴伦博伊姆的，则不招人待见，好像听前者就比较靠谱，而听后者则没品。这其实是扯淡。我自己手头有《夜曲》的将近十来个版本，曾经仔细比较过，差别确实有，而且有的还差得挺大，但绝对没有差到足以分出好坏的程度。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买这么多版本呢？习惯而已。

听肖邦的曲子，我的体会是尽量弱化单曲的概念，务必按照他的作品类型整套地听。除有限的几部乐队作品之外，肖邦写的钢琴曲主要有“圆舞曲”、“波罗乃兹”、“夜曲”、“谐谑曲”、“即兴曲”、“叙事曲”、“练习曲”、“前奏曲”、“马祖卡”、“奏鸣曲”、“协奏曲”以及不多的零星几首“幻想曲”和“船歌”等这些类型，这些作品每一种类型都有一种相对统一的风格和情感特征，一次把一种类型完整地听下来会很舒服。前不久买了张皮尔斯在DG新出的纸板双张肖邦专辑，她从肖邦“夜曲”、“马祖卡”、“圆舞曲”、“波罗乃兹”以及“奏鸣曲”中分别抽出若干单曲混编成两张CD，听得我很不适应。

我是这样来理解肖邦的作品的。肖邦的这十几种作品类型中，“圆舞曲”是他的社交和时尚生活，很装很典雅很宫廷很沙龙，“波罗乃兹”是他的励志，很犟很激昂很铁血很庄严，“夜曲”是他的爱，很娘很柔美很伤感很缠绵，“前奏曲”是他的困扰，很杂很纠结很跌宕很抓狂（虽然其中Op.28之七如夜曲般柔美之极），“马祖卡”是他的乡愁，很纯很活泼很田野很阳光（虽然其中死前所写编号Op.68的那四首却难掩一派愁云惨淡的景象），“练习曲”是他的游戏，很炫很灵巧很精致（虽然其中Op.10之三如悲歌般沉郁顿挫到令人心碎），“谐谑曲”、“叙事曲”以及“幻想曲”是他的回忆、思考和倾诉，严肃而诚挚，戏剧性的冲突元素（浪漫派对冲突一如既往的热爱在肖邦并无二致）与一种高贵的富有哲学思辨气质的沉思交织在一起，舒展而深邃，宽阔如大海，而“奏鸣曲”则是他的仪式，它的每个旋律，都在宣示着肖邦支离破碎的信仰和他对生与死的敬畏心。

至于他的两首协奏曲，相对来说是我不太看重的作品，我认为那不是最纯粹的肖邦。对于我所喜欢的肖邦来说，有一台钢琴就足够了，要一个庞大的乐队来起什么哄？听听“E小调”这首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吧，璀璨华丽的乐队开场确实很好听，钢琴一出场，架子端得也算周正体面，可真正让我着迷的还是呈示部里钢琴蹦出的晶莹剔透的盈盈光泽，精巧美妙如同他的夜曲，而热热闹闹的乐队一出来，我怎么听都觉得是那么的俗啊！好端端的良辰美景就这么给毁了！肖邦这两个协奏曲作于1829-1830年间，那是他离开波兰之前的作品。去了巴黎之后，他再也不写这样的作品了。没错，弗里德里克一离开波兰，他就成了肖邦。

世上最了解肖邦的那个女人乔治·桑这样评价他：“他的天才同任何被他承袭的大师一样广阔、全面和精深；从性格来讲，比巴赫更精致，比贝多芬更有力，比韦伯更有戏剧性。他集三者于一身，然而他还是他，在挖掘情趣时比他们更微妙，在表现宏伟壮丽时更朴实无华，在倾诉悲痛时更催人泪下。”乔治·桑没有提到莫扎特，而我觉得，两者相比较，莫扎特的音乐更像是游戏，是天使的歌唱，不沾一丝尘世污秽。肖邦的音乐是青春的调子，是这个生命用自己的料炸出的原汁原味的琼浆玉液。莫扎特和肖邦的命都不好，莫扎特受的苦比肖邦更多些，但在他的音乐里，他把这些生活里的苦全部抛开，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生活和艺术是分开的，而肖邦是个生活和艺术一锅煮的浪漫派，他一头扎在自己的苦难里（真实的和想象的），用自己的生命作燃料，直把这种苦，煎熬成忧伤的诗。就像那个饥饿的面包，最后没忍住，自己把自己给吃了。

在那个总是想和她的母亲分享肖邦的索朗日眼里，肖邦是“一个天使的灵魂，拖着饱受摧残的躯体被贬入凡间，只为了完成某种神秘的救赎。”但令索朗日不明白的是：“难道因为他的一生是一场延续了39年的折磨，他的音乐才会如此高贵、美好、如此超凡脱俗？”说真的，我也不明白。舒曼说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里的大炮”，而我的感觉则是，肖邦的音乐更像废墟上怒放后零落的花朵，美丽而可怜。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阅读笔记（一）

周可 — Sat, 05 Jun 2010 23:12:51 +0800

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文版一书有35万字，厚达400页之巨，按照我十几本书同时阅读的习惯，要把这本书读完，最快估计也要一个月。因为方便，也是必须，先读的是封底上的四段推介文字和书中的两篇序。封底四段推介文字中唐晓峰和汪民安写的摘自本书的两个序言，刘北成和王军的评介出处不详，摘出来独立成文，倒也言简意赅。

王军的推介语我觉得有点问题。他的行文里有个病句：“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正是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答案。”在一个句子里，以提问形式出现的陈述，都打上问号了，怎么会成为“答案”呢？不过，“问题”被“答案”置换，表露出王军的倾向：150年前奥斯曼持续十七年的巴黎大改造，应该对今日之巴黎的社会冲突负责。但这个倾向是哈维本书所具有的吗？王军好像此处有把自己的态度强加给原作者之嫌，等我读完全书再鉴定吧。这里要说的只是，王军对本书的评介作为推荐语不仅没有价值，反而有误导作用。

刘北成把本雅明拉到一起来说事（汪民安的“序二”也是），应该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提示：“从本雅明到哈维，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的巴黎研究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经济分析的深化。”这个说法我觉得不错，它让我找到了一个思考问题的便捷路径——尽管刘北成此处“文化批评”、“政治经济分析”两个概念的使用是错误的。本雅明对巴黎的研究我多少知道一点，其独到之处在于，他建构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认知巴黎的经验模式，也开辟了一条城市评价的颇具审美意味和人文格调的思考路径，后来者要谈论巴黎，不管有多牛，都绕不开本雅明。所以，就对巴黎的研究而言，本雅明肯定是一个节点，而当我们说“从本雅明到哈维”的时候，大卫·哈维或许又成了另一个节点。

但是，刘北成的“从本雅明到哈维”的这一跨，从时间上计算，估计至少有半个多世纪吧（出版者很不负责任地完全不交代哈维这本书的写作出版时间——版权页所注明的版别未必是初版吧，而且写序的人也不肯告诉我们），跨度太大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空洞而含混。其实，这个跨度的中间应该有个列斐伏尔（又译勒菲弗。好在汪民安在“序二”里谈到了他），他在1972年出版的《空间与政治》对城市空间政治性特质的解读应该是这个思想谱系的关键性节点，把这个节点标出来，哈维的学术地位，恐怕要稍稍降低一点了。所以，刘北成这样“从本雅明到哈维”直接跨过去，有点太粗线条了。

据唐晓峰“序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介绍：“大卫·哈维是一位从地理学角度，以激进批判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后现代思想），研究城市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大家。”他的这本书“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由此展开作者对现代性形成的地理空间层面的探讨。这一点，应该是大卫·哈维的书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地方吧，至于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许如“序一”所言：“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中的魂是资本。虽然在主观上，帝国政治空间被列为首要，但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资本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了巴黎的内部空间。”

在这里，政治和资本作为制约空间的核心要素而存在，而且按照序主的表述，政治和资本在巴黎现代性空间形成过程中彼此关联，但却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替换关系（“很快压倒”），最后是资本主宰了巴黎现代性空间。看起来，在思考地理要素的空间构成关系时引入政治、资本概念，的确有很实际的方法论意义。以巴黎为标杆，如果现代性空间的本质是资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前现代或古典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什么？是政治吗？证之以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应该是，按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分别奠定了城邦空间深度和广度的雅典卫城与广场，其空间属性，就是希腊的民主制。而我们从亨利·皮雷纳的论述中也看到，到了中世纪后期，手工业及商业贸易发达，政治让位于经济，“城邦”变成“城市”。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如果现代性空间的本质是资本，前现代/古典城市空间的本质是政治的话，那么，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本质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大卫·哈维的书里肯定找不到答案，我也只是顺便想想而已。以前读过一点与此有关的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很是晦涩，看得我云里雾里。如果说后现代城市空间总体上呈现出“去中心化”或碎片化态势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瞎想一下也挺有趣，但反观现实，目前全球的城市发展好像还尚未进入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空间转换的阶段吧。

回到唐晓峰的“序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提示的《巴黎城记》一书从政治与资本的关系角度去理解空间的理论旨趣。但读他这个序言，我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他在强调“资本”在构建巴黎城市现代性空间上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时，何以要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架势来弱化“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呢（“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比如奥斯曼所开辟的宽阔的大道，其空间意义，恐怕不只是资本的，而是政治的吧？宽阔的大道不仅终结了暴民巷战，而且还极大地凸显了帝国政治权力的威仪，这一点，对比一下当年巴黎的香榭丽舍和今日北京的长安街，或许可以读出无穷意味。

如果我们知道奥斯曼对巴黎历时17年的大改造，恰恰就发生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之间，那么，其政治意义就不言自明。1871年巴黎公社作为一场城市暴乱被镇压后（其功劳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奥斯曼整治过的巴黎“敞开与压缩”相依存的空间机制），巴黎基本上消停了，直到1968年，“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巴黎重筑街磊，重演他们父辈失败的光荣，再到王军在本书封底评介文字里提到的前些年巴黎的郊区骚乱，我们都能感受到巴黎这个超稳定结构空间中政治底盘的份量。

其实，资本和政治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个概念。有了资本，就等于有了权力，同样，权力通过寻租转化为资本。所以，当你看见资本在改变一个城市的空间性质的时候，事实上，你也看见了权力，资本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说：城市即政治。唐晓峰“序一”里还说到“景观”：“对于现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观，还要看根基，有时，景观只是假象”，其实，景观不是假象，它只是城市的政治修辞而已。巴黎就先不说了，书还没读呢，看看我们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外滩、香港中环，看看我们的鸟巢、大裤衩、巨蛋，看看我们城市里面的“穿衣戴帽”，等等，作为一种修辞，真是趣味盎然。

讨论了资本与政治这一组概念之后，接下来唐晓峰的“序一”开始讨论的是资本与人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连接，也是思考城市空间关系的绝好切入点。他说——请注意一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者讨论问题时所用的语式：“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和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丧失了归属感，群体意识解体，他们分散为新的没有历史深度的阶层、人群。在他们周围，已经没有认同的环境依据。”这里，新巴黎给居民带来了什么不是关注点，作者关注的是他们“丧失”的东西，“没有”了足以给他们带来彼此认同的旧的环境，成为了“没有历史深度”的人，这种否定性的陈述是人文知识分子习惯语式，其便捷之处在于信手拈来的同时，能批判性地抒情，这架势，矫情而无力。

看看序主所引城市评论的人文鼻祖本雅明怎么抒情的：“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序主显然认同这种方式，于是在“序一”的“空间归属”一节中跟着唱和。原文此处就不引了，直接说我的一些疑问和想法。

我的疑问主要涉及归属感的问题。按照序主的说法，奥斯曼的新巴黎诞生之前的巴黎人应该是有归属感的，而奥斯曼一改造，这种归属感就被改没了。这种判断有问题。其实，我觉得，城市一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开始分化，人告别自然这个原始家园开始筑城，寻找新的依托。城市是人的一条不归路，作为人一切社会关系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第一归属关系也随之解体，社会人伦这个第二归属关系开始建构。乡村也好，城市也罢，都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乡下人归属感强，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而且在乡村，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直接，且关系链多而不断。但一到城市就不同，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项关联都被阻隔。人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或归属感不强，是很正常的，但人在城市里还可以去重建一种全新的归属关系，这也是城市生活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所以，贸然指责城市使人丧失了归属感，或者指责奥斯曼的新巴黎使巴黎人丧失了归属感，不过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常规抒情套路的周期性震荡而已，没什么意思。而那些城市书斋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讨论城市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乡下人做派。

“序一”里有这么一段：“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例如，巴黎劳动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变得零碎，这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于是加速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读这样的文字，总会有一种一不小心就被作者拉去为“原有人际关系形态”的丧失垂泪默哀的感觉，原有的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种固有的关系形态就不可以改变一下吗？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在城市里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城市不能建立一种更为广泛、多样而有效的劳动关系，那么城市不就和乡村一样了吗？

青春必须无羁

周可 — Tue, 23 Mar 2010 17:19:37 +0800

    前两天收到一封邮件，是某图书工作室推销几本新书的公关通稿，所推销书目中有本《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关于这本书，公关通稿给出的广告文字是：“一部和20世纪动荡历史交相辉映的青年运动史、青春文化史，关于‘青春期’概念的历史形成、青少年的行动力量和青春精神的最好描摹”，通稿还说：“任何时代，青年都以其敏感的触觉、激进的行动来应对时代浪潮。他们同时是勇敢的先锋、易受蛊惑的信徒、战亡者和享乐者……这一部青年运动史和20世纪欧美各国最动荡的历史交织重叠，为历史提供了新的注解。”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的话，那么这会是一本我喜欢的书——如同我喜欢“青春”这个词，就冲着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指涉的那些历史和生命，这本书，我一定是要找来读读的。可现在书还没读，有些话却忍不住想先说说。
　　
    我一向认为，青春不是一个历史概念——尽管用这个概念来看历史会很有意思，青春是一个生命词汇，超越于历史之上，为恰逢某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所专有，却可能作为一种气质、一种精神甚至作为一种价值，发散开去，弥漫于人的整个生命之中，使之光芒万丈。
　　
    一个人，只要他是青年，无论生活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具有如下品质：充满理想，睁着眼发梦，敏感而单纯，激进而叛逆，生活清苦，但内心清高，永远缺钱，经常挨饿，但对诗歌、爱情、艺术和一切好的书籍的热爱远胜于对金钱和各种物质利益的迷恋——诚实地热爱着自己的热爱，并为此感到骄傲；不安分，不世故，不乖，总是犯错误，但不怕，能认真做自己认定值得做的每一件事，不管大小都投入全力；无视陈规陋习，视一切条条框框为狗屎，不理智，好冲动，为所欲为，飞扬跋扈，只缘自己的内心有一团火，任它冲决而出。不斤斤计较不患得患失，不计后果般地尽情挥霍着自己的所有；苦闷、迷惘、彷徨、忧郁，但从不抱怨，更不绝望，能吃苦，可以忍受狗一样的生活，但绝不把自己真的当成一条狗；身居陋室箪食瓢饮而能心怀天下，很多时候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多，面对一些抽象的信仰，常会有献身做牺牲的冲动——并不限于冲动，而且去做。
　　
    所以，当我听闻有人感概“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的时候，我会满含同情的眼泪与他一同感慨，毕竟，那时，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已经无法为那个叫做青春的激情助燃了，一如某首诗歌所云：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可当一个正值青春期的身强力壮的青年所谓向隅而泣般地哀叹“少无所依”（No Country for Young Man）的时候——这好像是豆瓣上现在大家都在热议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无论这生活有多么艰辛，世道有多么不公，那我也只能跟他说：没出息的家伙，你白活了！

倒霉的理查德·利罕，还有纠结的我

周可 — Sat, 06 Mar 2010 06:47:05 +0800

这两天我在读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感觉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才读到第7页，读到“城市历史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这句话时，我就知道，Richard Lehan要倒霉了，他好好的一本书，眼看着就要被Lost in Translation了。
　　
　　做学问的人应该都知道，将城市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表述，应该叫“城市史”而不是“城市历史”才准确，所以，这句话应该说成“城市史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才正常；如果你喜欢完整地说出“历史”这两个字，那么这句话就应该说成“城市历史学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或“对城市历史的研究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学科”，等等，但译者偏偏不这么说，结果，译文读起来怎么都觉得不到位。
　　
　　同样还是“历史”这个词，接下来有一句：“或在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描写19世纪伦敦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城市的历史记载。”（P7）——难道真有一种叫做“历史记载”的记载方法吗？这句话这样写貌似也可以，但如果写成“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城市历史的记载”会更妥帖一点吧。
　　
　　我承认我有点吹毛求疵了，但这种仅仅让人读着不舒服的小瑕疵，如果发展到让人读不明白甚至要开始怀疑自己的理解力这一程度的时候，那问题就大了。因为之前读过周克希的《译边草》，非常喜欢作者翻译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认真、细致、讲究的派头，可是，读着《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两相对照，我就觉得这位译者是那么的不认真、不严谨，至少是不讲究，他甚至对文句表达是否准确、清晰都不愿意多推敲一下。想想人家作者花了不少心思写出来当宝贝一样的书，被你这样随意打发，甚至胡乱糟蹋，我忍不住要为他叫屈了。
　　
　　我这么说一点也不言过其实，读读这句话吧：“新城市的历史学家们分别侧重将城市概念化的三种方式。”（P8）这都是什么话嘛！能读出这是一个病句吗？这么短的一句话我就找出了两处毛病。
　　
　　一是词义含混有歧义。我虽也读过一些研究城市的史学著作，但我还真不知道“新城市的历史学家”是何许人也。他们是那些专门研究“新城市”的历史学家吗？好像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吧！那他们是一些居住在新兴城市（而不是古老城市）的历史学家吗？哈哈，这样说有意思吗？我猜，原作者要说的不过是“研究城市的新晋史学家们……”或者“新近冒出来的一批研究城市的历史学家们……”吧！译者连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都写不顺，还敢出来混？天啦，读了《译后记》才知道，竟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帮了他！真帮了吗？
　　
　　二是句子残缺不完整。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小标题的句子的主语是哪个？是“新城市的历史学家”，还是“三种方式”？如果以前者为主语，那这句话就得这么说：“新城市的历史学家们分别侧重将城市概念化为（如下）三种方式”，如果以后者为主语，这句话的说法就应该变成：“新城市的历史学家们分别侧重将城市概念化的三种方式（如下）”。写作是一个人自己的私事，但翻译不是，你弄出个这么差的句子，还要栽在人家作者的头上，真不厚道。
　　
　　再读读这句：“城市中破坏性力量的代表是狄俄尼索斯，他的精神后来体现为狂欢，再后来体现为神秘的陌生人和人群中的人，最后用弗洛伊德的神秘理论来说，体现为‘重返的被压抑者’。”（P7）——请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弗洛伊德曾有过“重返的被压抑者”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但我敢肯定译者这里是在胡乱翻译。如果我说错了，你也怪不了我，这个原作者加引号作强调的地方照规矩是要附上原文的。同样的毛病后面有没有我还没读我不知道，前页讨论到狄更斯小说的时候就有个原作者加引号强调的词“兜圈子办公室”（P4）读得我莫名其妙，译者也不标注原文。
　　
　　同样不守规矩的是这个句子里人名的译法，“狄俄尼索斯”是谁？译者难道不知道古希腊的这位酒神到了中国已经有了个通用的名字叫“狄奥尼索斯”吗？你当然可以觉得这个大家通用的名字不如你的好，但至少该像你在其他地方做得挺好的那样，按规矩把原文名字加个括号标注出来吧。
　　
　　仅就我已经拜读的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来看，这本书的风格并不算艰深晦涩，作者的论述总体感觉也还算清晰，但是其中不少句子读起来却让我感到异常别扭，意思也含混不清。我不知道译者的英文水平怎样，但我敢说，这位译者的中文水平真的不行。根本用不着去对照原文，译文中所出现的上述问题，全部出在汉语基础写作的层面上，有的也与译者在专业上功夫下得不够有关。
　　
　　比如这句：“他腾空了艾略特的过去概念中的神话意义，剔除了笛福的超验的意指符号，将自己的主人公置于永恒的当下时刻，除了不停地拿城市符号与文化刺激进行游戏之外，他们与一切东西都隔绝了。”（P6）
　　
　　首先，句中“过去概念”一词是指“过去的概念”，还是“过去”这一概念？如果是前者，那么，是指艾略特过去哪个概念中的神话意义？如果是后者，那么，艾略特有过“过去”这一值得讨论的学术概念吗？其次，“拿城市符号与文化刺激进行游戏”是什么意思？这话读来让人费解，其原因，我看绝对不是因为作者的观点有多晦涩，而是译者翻译得不严谨。无论作者的观点在表述上有多么古怪，至少，“拿城市符号与文化刺激进行游戏”这种说法在现代汉语的语法上就说不通。
　　
　　下面这句的问题倒不是出在用词不准确上，它的错误明显出在译者根本不动脑筋上：“1300年之后，北方部落开始了对希腊的渗透，多里安人（Dorians）侵占了伯罗奔尼撒……”（P19），从原段落文字内容来看，这里的“1300年”显然不是一个数目而是一个年份，但这个年份明摆着有错误，稍通欧洲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年份前面掉了“公元前”三个字。如果这是原著中固有的错，认真的、负责任的译者也应该能看出来，并坚定不移地予以校正吧。
　　
　　《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一书我才读了不到两章，就发现这么多因为译者乱译而致使文句粗陋、意思含混不清的问题，这书还让我怎么读下去啊！纠结啊！最后顺便说一句，论水平也算得上是中国一流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竟然为这本译得如此粗糙而且字数也才不过30万的书标出48块钱的高价，这种做法，真的很不靠谱。
　　

写在《印迹》的前面

周可 — Wed, 30 Dec 2009 17:42:45 +0800

这本名为《印迹》的影集，首先应该看成是新传学院07级编辑班同学上《视觉文化与图片编辑实务》这门课交的一份集体作业，作为这门课的任课老师，能在期末看到最初的那么一个似乎是不着边际的想法最终能得以实现，变成了一本实实在在的相册，我内心的成就感还是小小澎湃了一下。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学期竟然会开出了《视觉文化与图片编辑实务》这样一门课程（这不是我的强项，但一个学期讲下来，我自己给这门课的评价是基本合格），但真正让我意外且兴奋的是，这门课竟然还会诞生《印迹》这么一个副产品，这为我不太成熟且缺憾多多的课程加了分。

必须感谢每一位参与的同学，他们用心挑选出自己平时拍摄的照片，并写下自己对于摄影的一些认识，还把自己大学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写下来，这既是他们的习作，同时我也愿意把它们看成是他们用摄影这种方式，表达的对于大学生活的观察和记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集子取名叫《印记》，是贴切而又有意味的。尤其要感谢具体负责统筹编辑的那几位同学，他们的名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课余时间里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成全了这件美事。

需要说明的是，《印迹》的创意来自之前的那本《新周刊编辑部私家相薄》，后者我上课时曾经带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过，和我一样，大家都很喜欢。这萌发了我照葫芦画瓢以这个班级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出一本班级私家相薄的念头。冠冕堂皇地把这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实验也未尝不可，但我内心最实在的愿望，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借助于这样一个平台，来建立一种只属于这个班级自己的经验，这种经验既是私人的，也是集体的。从目前的结果看，这一目的基本上实现了，这就够了。

我不知道《视觉文化与图片编辑实务》这门课程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开下去——这几年我开出的几门新课都短命到只有一两个学期存活期，我更不知道由同学们自己动手编辑一本班级相册的做法在下一次开课时会不会被复制和延续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凡事只能立足于当下的情形来考量，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已经实属不易，至于以后的情况会怎样，还是以后再说吧。

现在，《印迹》的各项编辑工作基本已近尾声，下周我想就应该可以拿去印刷了，我希望能在这个学期结束时能与大家见面，为这门课的学习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作为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在这里随便说上点什么也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拉拉杂杂扯了上面这些权当序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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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客今天4岁275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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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阅读笔记（一）

青春必须无羁

倒霉的理查德·利罕，还有纠结的我

写在《印迹》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