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良品

从千名教授挺马看台湾民主之偏差

良心良品 — Wed, 15 Feb 2012 11:45:16 +0800

（又名：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

华人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君主立宪制的瑞典，国王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同时也被禁止发表政治言论。为什么每一个瑞典公民都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自由，身为一国之尊的国王却不能享有？

这是因为，瑞典王室是由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代表全体人民。由于王室的光环和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如果国王发表政治言论偏向某一政党，就会严重损害民主政治的公平与公正。所以瑞典人和国王签订了协议，让王室成员享受锦衣玉食，但要求他们严格保持“政治中立”。

多年来笔者在瑞典教育机构任教，耳闻目睹瑞典公立学校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为之体会很深。因此，当台湾大选前夕赫然出现这样的消息：“余光中等1709名教授登报支持马英九”，笔者不禁大吃一惊。尽管台湾民主选举日趋理性、成熟与干净，令中国大陆人充满羡慕与向往之心，但很遗憾的是，台湾一些名流、大学校长和教授仍缺少“教育政治中立”的理念。

◎ “教育政治中立”为保障自由平等

瑞典的大选一般是静悄悄的。这个已经有百年民主历史的北欧国家，每次大选时，不过是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临时设置几个党派的选举小屋，贴出各党候选人的照片，播放优美的音乐吸引选民去咨询，完全没有台湾那种嘉年华似的喧嚷与热闹。

在由全体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和公立高中里，校方必须一视同仁地欢迎各党人士进校演讲宣传，让不同的观点百花齐放，不允许运用权力来为特定政党、政治团体从事宣传。

作为广义的公务员，瑞典公立大学教授或高中教师虽享有选举权和言论自由，却被禁止在教学中为某党竞选做宣传。在课堂里对学生谈论政治议题时，教师被要求面面俱陈多元政治理念，不容许表达对某党支持或反对的倾向。我和我的教师同行，从不向学生透露自己大选时投谁的票，因为个人政治倾向被认为是私人事务。教师的责任，是培养学生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独立观察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教育政治中立”。这个原则对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师个人政治观点的表达、以及学校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中里，法律明文规定必须遵守教育政治中立这一原则。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产生这样的法规？追根溯源，“教育政治中立”原则来自民主国家的宪法精神，即不得干预公民的思想自由，不得剥夺公民政治平等的机会。当年，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国民教育因当权者施压，被迫沦为政治工具及政府喉舌，向学生灌输片面的意识形态，结果酿成巨大灾难。二战后，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备受民主国家重视，他们立法保护教育应具有的独立性，以防止其它价值体系侵害教育领域的政治中立。

台湾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也订立了有关教育政治中立的法规。2009年5月，立法院通过《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要求在公立学校兼任行政职的教师不得参加政治游行集会、不得具名刊登政治连署广告、不得为候选人站台等。2011年6月，行政院会通过《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将一般教师也纳入中立条款。

◎ “天下名器”面对专制才具正当性

打开登报支持马英九的1709名教授的连署名单，台湾各公立大学的名字历历可数。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都有校长或教授参与了这次广告连署。著名诗人余光中勇打头阵，带领诸多名流参加由前行政院长刘玄兆牵头的“马英九学者后援会”。文人学者与党派政客合流，一起为执政党的总统大唱赞歌。

在此之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也曾亲自领军，与87位科学家公布连署声明，力挺民进党的蔡英文。笔者考察过李远哲的这个名单，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但比较起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敌不过名声响亮的诗人，台湾文化人的魅力似乎远胜于科学家。同时，绿营在野，不像执政的蓝营那样占有国家资源，因此，绿营所能动员连署的公立大学校长和教授，远不如蓝营那样人数众多。

这两军对垒的蓝绿阵营都挟天下之名器，汇集名流，在报纸上聚众叫战，激情演出，煞是好看。这令笔者想起郭沫若剧本中的一句台词：“成了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不知这些德高望重、为人师表的国家栋梁在为某党当“啦啦队”的时候，是否知道文明世界公认的教育政治中立原则，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抑或知道却不在乎？

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谈到民主的缺陷，即多数人暴政问题。他认为，为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应该在多数人权威与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因此，当今欧美国家的公务员都严守政治中立。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以及一些不属公务员系统的知识分子，也不肯轻易卷入这一类助选意义上的集体连署，他们看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愿以个人身份发表自己的政见。

只有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欧美知识分子才会聚众连署，集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例如，2008年西藏骚乱时，世界三百五十位藏学家及学者联名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停止用武力对付西藏人民，停止压制西藏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去年艾未未被拘禁时，各国艺术家在网站上连署声援艾未未，人数高达十几万。

为什么只有面对专制，这类知识分子的集体连署才具有正当性？因为在专制社会，被压迫者没有基本权利，身为校长和教授的人相对来说要多一点言论自由，所以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发出声音，体现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承担责任的勇气。而对自由社会的校长教授来说，他们有义务帮助那些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让受迫害的人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必遵守教育政治中立。

◎ 知识分子是质疑和监督权力的人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政治家是“创造权力的人”，艺术家是“质疑权力的人”。当年，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弗罗斯特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仪式上，朗诵了他的一首爱国诗歌。此举令诗人的一些崇拜者大感失望：质疑权力的人怎么可以和拥有权力的人出现在同一个讲台上？前年瑞典公主新婚大喜，几十位瑞典顶尖诗人拒绝为婚礼献辞，致使那次征诗活动流产。

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与权势对立的，他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被权势者招降收编，坚持站在体制之外批判、监督体制和权力。而台湾的情况却有点特殊，从长期的威权体制走向民主，获得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台湾人，迅速而公开地表达他们对蓝绿政党的反对和拥护。一些想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知识分子，其微弱的声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记得笔者那年在瑞典批评首相，刊登本人犀利文字的报纸，正是那位首相所属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创办。但在台湾，很难看到这一类坚持独立立场的媒体。这是因为，统独是台湾的宿命，在统独的考量之下，知识分子和媒体都难以保持价值中立。再加上台湾旧的文官体系尚未彻底改造，所以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则尚未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无论如何，台湾的民主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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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二月号，发表时题为《公务员不应当啦啦队》

爱因斯坦的书信

良心良品 — Thu, 09 Feb 2012 20:09:59 +0800

爱因斯坦五十寿辰时，弗洛伊德给他来了贺信，称之为“幸运儿”。弗洛伊德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爱因斯坦看成一个幸运儿，是因为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胆敢评判他的理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管他们是否懂得心理学。

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的部分书信，竟异常喜欢。忍不住，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腹诽的“男女老少”。我不懂物理学，看到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只是游人似的浏览一下，没有兴趣，也不敢置喙。事实上，我也是还没有接近他的中心思想就过早失去耐心与勇气的读者之一。但打开爱因斯坦的书信，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条理清晰，感情真挚，就像老友面晤，无须拘礼，或是聆听老人正直的、负责任的忠告或引导。他对你的提问娓娓作答，很亲切很睿智，甚至可以有股机谨的幽默。周有光回忆起自己见到的那个爱因斯坦：外表粗疏，不修边幅，但说话始终带着平和的态度，没有丝毫架子。这跟他的行文如出一辙，散发着温暖的关爱的口吻。或许，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

在苏黎世求学期间，当时爱因斯坦的家境不宽裕，1898年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坦露了那个年纪的人对家人常有的忧虑与歉疚。“我已长大成人，可是仍然无所作为，一点忙也帮不上，这真使人肝肠欲断。我只能加重家庭的负担……确实，如果当初根本没有生我，情况也许会好一些。唯一使我坚持下来、唯一使我免于绝望的，就是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从没有荒废任何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读书之乐外，我从不允许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费在娱乐消遣上。”那里蕴含的感情，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我的共鸣。

1915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在1919年的一次日蚀观察中，一些英国科学家，特别是阿瑟·埃丁顿，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论断。这消息一经宣布，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全球的人物。但他一直没弄清楚这荣誉是怎么回事。他在给苏黎世的朋友粲格尔的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无数人给他寄来大量信件，这些信件无奇不有，而他的回答也是解惑解颐两者兼而有之，但也有直抒胸臆的。例如，有一小姑娘问他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爱因斯坦的答复极为简洁，不乏风趣：“地球已经存在了十亿年有余。至于它何时终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等看吧！”有一位自称为政治家和阿德勒学派心理分析家的官员，写信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分析。（爱因斯坦那时对心理学并不以为然，后来才有了改变。）他回信很短，只有一句：“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我只希望自己能留在没有经过分析的黑暗之中。”很自然，爱因斯坦不可避免地收到了那些自以为其见解颇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人们的大量来信。爱因斯坦有时也会忍无可忍，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52年，他给纽约的一位艺术家回信说：“谢谢你7月7日的来信。看来你肚子里塞满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时髦一时的空洞言词与观点。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独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蠢话。”这话就严厉多了。

读着爱因斯坦书信，也是感受一个社会人烦恼与喜悦交替的成长过程。爱因斯坦的话客观公正，而且实用。一般来说，他总把自己当做写信者的朋友，从不居高临下，给人以压迫感。他的言语不仅是用来表达科学理论的，也是阐述其思想的有力工具。而他所长的也就是说一些老实话、真话而已。正是真，产生了纯洁的力量，因而十分感染人。1947年他给一个爱达荷州农民刚出生的儿子写了一段话：“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农民后来寄了一大袋土豆感谢他。而爱因斯坦也用一段简短明了的定义，帮我区别清了艺术与科学，使我受益匪浅： “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描绘所见所闻的身心感受，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科学；如果传达给我们的印象不能为理智所接受，而只能为直觉所领悟，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便是艺术。”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船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于11月13日晚借书画家王一亭寓所设宴欢迎。宴会前他们合了影。我滋长了一份好奇：当时的爱因斯坦对中国时局有什么看法？对中国观感如何？有没有与人谈到或写到过中国？我真想知道他是怎样看当时中国的。

1945年，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良心良品 — Thu, 09 Feb 2012 13:19:41 +0800

陪都是1937年11月到1946年5月期间重庆的称号。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有312人签名的《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这个进言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公开谴责。将近70年过去了，不管蒋介石是否还在，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影子呢？

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贪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现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是依然可以挽救的。

然而“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

一、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
二、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

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

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该加以考虑。
一、审査检阅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以上诸大端如能早日见诸实施，则军事形势必能稳定，反攻基础必能确立，最后胜利也毫无疑问，必能更有把握了。

故民主团结实为解决国内局势之主要前提，而在今天尤为争取国际地位的必须步骤。今天的时局虽然紧迫，而国际形势却大有利于我们，我们尤应趁此时机，早早决定我们的国策。

目前克里米亚会议已告圆满结束。四月二十五日并将由中苏英美法五大国在旧金山召集联合国会议，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已被普遍地宣布死刑，为全人类开出了民主和平的康庄的大道。

更以军事而言，苏联的大攻势正以雷霆万钧之力，雄师数路趋指柏林。英美联军更由西线积极进攻，纳粹兽军巳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久当在它的巢窟里面遭受屠戮了。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进军，也正和欧洲攻势桴鼓相应。美国的意志，在东方急于要在中国登陆作战，急于期待陆上力量的大反攻，以期能同时及早解决日本，更是切迫如火。

今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苏联红军及英美盟军的进攻，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屈挠同盟国人民的意志。全世界都在吹奏着胜利进行曲，我们中国人民不愿自甘落伍，不愿在这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仍有自私自利、苟且因循、等待胜利、甚至种下未来祸根的做法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形势是很鲜明的，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

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力扬丁然于去疾于友于伶王戎王采
王岚王琦王亚平王冶秋王复生王郁天王深林
王超凡王治津王务安王进英巴金戈宝权方令孺
方兴岩方学武文怀沙毛守昌禾波白薇白杨
甘祠森史东山石西民石炎石啸冲田一文田涛
田仲济司徒慧敏史伊凡伍禾任钧任秋石朱海观
朱鹤年老舍吉联抗仲秋元沈扬沈浮沈钧儒
沈静芷沈经农沈慧冷火宋之的宋云彬杜冰波
杜君慧杜国庠吕霞光吕恩汪子美汪刃锋何公敢
何成湘余所亚沙千里李凌李畏李士豪李可染
李声韵李恩杰李华飞吴视吴茵吴祖光吴家骧
吴蔚云吴组缃吴藻溪吴清友吴泽但杜宇辛勤
阮有秋林谷林辰林仲易林举岱周而复周知
周峰周谷城周徽林明敏金月石金仲华金善宝
金钖如金瑞苓邵筌麟孟目的孟君谋孟用潜初大岩
阿嘉岳路茅盾胡孑胡风胡绳胡文淑
胡守愚洪深侯外庐柳倩柳亚子范朴斋姚木溪
姚雪垠姚蓬子郁风郁文哉施白芜俞珊俞励犍
冼群马义马宗融马寅初马思聪髙集髙崇民
髙龙生髙懿崔小萍崔万秋夏衍夏白夏迪蒙
徐冰徐迟徐昌霖徐悲鸿袁水拍梁希梁纯夫
梁永泰梁公在索开孙伏园孙陵孙源孙坚白
孙施谊孙锡纲秦柳方秦牧康性天祝公健殷子
殷野耿震凌珊如郭沫若郭春涛郭培谦郭树权
梅林许士骐许幸之许桂明许涤新黄晨黄蕊
黄若海黄洛峰黄宛苏黄碧野黄荣灿黄寿慈舒维清
堵述初毕相辉盛家伦陈之佛陈文泉陈先舟陈先泽
陈原陈润泉陈鲤庭陈翰伯陈翠华陈烟桥陈迩冬
陶金陶行知曹靖华曹禺章石林章汉夫章靳以
章曼蘋章超群焦菊隐陆梦生陆诒张正宇张申府
张西曼张光宇张志让张定夫张明养张孟闻张鸿眉
张静庐张铁弦张瑞芳张雁张磊张翼张骏祥
张维冷张重英冯乃超冯文洛冯雪峰傅彬然傅抱石
华林华嘉彭燕郊乔木覃英覃必陶舒绣文
曾敏之汤灏阳翰笙贺礼逊贺孟斧黄巩项堃
董时进董鼎清叶以群叶浅予杨晦杨荣国杨潮声
杨村彬贾纬廉邹绿芷葛一虹葛琴路翎路曦
庄寿慈虞静子万灿廖静文廖沫沙赵晓恩赵韫如
赵慧深邓初民刘清扬刘厚生刘白羽刘火子刘尊棋
刘砥方刘铁华刘运筹刘义斯蒋路翦伯赞臧克家
臧云远潘孑农潘梓年潘菽潘震亚霍应人蔡仪
蔡楚生郑君里郑敏卢于道卢鸿基薛迪畅钱歌川
钱辛权萧强萧隽英戴爱莲谢冰心谢添龙季子
聂绀弩韩北屏韩涛罗家正罗髫渔严杰人魏志澄
蓝马蓝馥心苏怡顾颉刚

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良心良品 — Thu, 09 Feb 2012 13:12:46 +0800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天数

良心良品 — Wed, 08 Feb 2012 11:38:54 +0800

十一月间，单位安排体检。年已半百，多年不曾掺和此事。老伴催促，反复晓谕“健全灵魂、野蛮体魄”云云。不胜其烦，于是走进了校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肝里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是血管瘤，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医学术语叫做“肝占位”，犹譬鸠占鹊巢，或者，穆巴拉克们之赖在位子上不走。医嘱续做体检，不可大意。初未措意，半月后遵嘱抽空去做了CT扫描。平生第一遭，有点新奇，略感忐忑，而终将自己交付一架机器作判断，徒觉荒唐复无奈。纵便护士耐心又热情，也打消不了对于这嘎嘎作响的铁疙瘩发自心底的反感。
肝癌。这是诊断结论。
晴天丽日，寒风朔朔，阳光吹拂下的柳枝赤条条，一片金黄，随风涌动，犹如排浪。北国的冬天自有景致，刚朗而冷峻，端的是不一样的山光水色。
那天一早，尚未到上班时刻，家中电话骤鸣，校医院通知赶紧转院就诊，“否则，怕来不及了！”当下吃惊，心头一紧，匆匆赶往荷塘边的医院。要是在夏季，岸边泛着金黄处该是柳浪闻莺呢，而此刻败荷无翠，剩下的只有满目萧瑟。放射科的潘大夫，语带沉痛，轻声告诉我这一结果，并嘱咐马上转诊就医，同时安慰说“也有病人活得很长的”。到外科开转诊单，肖大夫爽朗，基于职业责任感，直言相告在下可能还有“年把时间”。两位大夫都是科班出身，不像过去，校医院给教授打针的可能前不久还只是在牲口身上扎眼儿玩的，因此，心中对于这一诊断结论并无怀疑，也无可怀疑。不过，既然结果已定，在我一方，心情反倒似乎放松了下来，对于半个多月来亲人的担忧，也似乎有了回话的着落。
于是，开玩笑，更像是自我复述，并带着提醒：“嗨，还有365天呢，这回真可以该干吗就干吗了！”。倒是护士小芳笑吟吟：“不会的，许教授，到了第366天的时候还等你请客呢！”
忧伤的是自己的亲人。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起早摸黑，终于预约到了下周的“专家号”，于是一早赶往这家著名的肿瘤医院。专家姓赵，是这家大型医院的院长，也是肝胆外科的主任。据说这家医院根据某个指标属于亚洲“最大”，其日理万机也就可想而知。等候将近两个小时后，赵教授终于翩然而至，喃喃“部长刚才来了，耽误大家时间”。听说部长居然一早就来，比初闻“肝占位”还要懵懂，同时愈发觉得眼前专家的权威性之不容置疑。——坊间传闻，按国朝体例，不到百分之十的人耗费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共医疗经费，其余百分之九十的芸芸众生分享着剩下的百分之十的票子，欣然而又悻然。此为闲话，也不知是真是假，暂且不表。单说赵院长问过有无肝炎病史等例项之后，将CT片子挂在墙上，未几，一边端详，一边自言自语：
“小肝癌，五年的成活率是46％”。
这话我听得懂，只是不明白为何肝癌还分“大”“小”。莫非做官久了，凡事都要排位。晚上回家上网一查，看到确实有此一说，始知所谓科学术语也有囫囵吞枣的时候。不过，这一来，忽然觉得有些失落，内心深处潜压着的“要死就早点利利落落地告别”的念头，而实质是惧怕面对生死的躲避，一时间如“水光疏影有无间”，扑闪两下，消遁无踪，没了着落。也好，转念一想，还有这么长的时日，何必急急惶惶呢，还能做许多事呢！至少，挑个月白风轻之夜，再看一眼那星汉迢迢；没准，躲到一个僻静无人处，还能听到久违了的鸟唱虫鸣。那终点，每个人的最后归宿，无可避免的盛大节点，早已命定，让我们成为有死性的存在，用不着呼唤，终究也是要来的。此刻，我在医生的帮助下得以预知其日期，时间遂成为一种确定不疑的进程。生命，那心头倘因痛痒相关便会颤颤巍巍就足以证明它确乎存在的生命，也因此而似乎更加具有了实在性。
“呵，校医院大夫说只有365天了，没想到还有这么长啊！”病家搭讪，以自嘲来自慰，可能，进求自卫。同时，并化解在他感到是凝固了的空气。
赵专家抬头直视：“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太不负责任了。什么365天，你还有一千五百天！”他的语调坚定，不过，浓眉下好像稍显愠色，出乎对于一切“不负责任”医生言行的一贯愤慨。
“一千五百天！” 他以加重口吻再重复了一遍，表现了一个权威专家该担当之际就要担当的智、仁与勇。同时不忘警告：悲痛一回，就少活一百天，啊！——如果说我对前述校医的话虽然“并无怀疑，也无可怀疑”，但终究疑窦重重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对于这位权威专家的话就深信不疑了。青天白日，雷公地母作证，这是医院诊室，不是澡堂子。
坐在一侧的年轻“小大夫”（模拟前述“小肝癌”措辞），仿佛是在读研究生，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大大夫”没来时的专业是一直目不转睛地低头玩手机游戏，“大大夫”驾临后的消遣是一声不亢低眉顺目地持续做事。此时此刻，放下手中的笔，抬头眯眼侧身向着病家：“高兴了吧？”一边说，一边伴以无声微笑，兼有普天同庆热烈祝贺的意味。而且，我暗忖，他是在递话让我赶紧做出感激的表白，感谢神明一下子从人身库存中无偿多拨付给了我一千多天血液循环的指标。
就如悲哀此刻还未提上心思日程一样，我不明白高兴什么，或者，有什么高兴的。因此，懒得答理他。但是，如前所述，心中对于赵专家赵院长的断言是毫不怀疑的。而且，他的话也印证了校医院两位大夫之不予欺也。多少年来，满耳听到的都是科学是普世绝对真理、第一生产力的宣谕，几代人都是在这样的训育下长大的，此时此刻，科学真理更是经由自下而上、由西徂东的曲折道路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如此教育的效果便毫不犹豫地就自我表现出来了。——我在尚未进行其他必要检查的情形下，就对这一有关肉身存续天数的宣告确信无疑了，或者，做好了接受其普世绝对真理性的心理准备了。但是，我，我们，却慢慢忘记了科学和科学家是两回事，正如革命和革命家不可彼此包办，也就如天命和算命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上帝和教士更是风马牛。
事已至此，“小肝癌”还是“大肝癌”，“46％”还是“64％”，“365天”抑或“1500天”，其实对我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此后的日子里，我甚至也不再关心昏晓流连中时光之轮的转动。一时间，心里惦记的只有风烛残年的父母，病中住院的妻子，万里之外的女儿，还有自己带的十几位学生，心情转而陷于悲凉，一种沉静的痛感。难以忘怀的，是经久构思而尚未落笔的文债，反过来愈觉精神只顾自己伸张，却未能尽到照顾好肉身的责任。不过，既然这样，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唯有继续加紧写作，让时间挤满了心中的空间。“学问四力。要么，遗言”和“继斯文为己任”两文，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赶写出来的。
话说回头。赵院长开示处方，让我联系查血、查“两对半”、做核磁扫描等等，并嘱下周“一定要”再挂“他的号”，同一时间来。“我不愿失去你这位校友”，当他听说我也曾在他的海外母校逗留过，语调益复慷慨，如同他这样说话时的心不在焉表明这宣示总有点儿煞有介事、而其实根本不当回事的味道。
下周复下周，我们望眼欲穿、梦绕魂牵地等待他出诊，可他似乎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了。询问护士，当然也都说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算是音讯断绝了。想想他的地位和情状，特别是经常“接待部长”的劳顿，我们便死了这份期盼。此情此景，如同风筝尚未放上天空，突然半道散落一般，虽说再无悬念，但那种受诳的感觉，那种遭人戏弄后的荒诞，那一腔己命轻微的感伤，却不绝如缕，在心头丝丝抽搐。无奈之下，前后转诊其他两位专家。实际上，谈何转诊，只是碰上哪一位、能幸运地挂上哪一位的号，就投奔哪一位的门下而已。这里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多少生命长程短途的终点，一个教书的，还不知足吗？想一想吧，盛世大国，多少农民兄弟，不幸罹疾，只能硬挺到死。都是人命，夫复何言！
终于，再次起早摸黑，挂上了“专家号”。那一天，一位专家，浓眉睿目，看过各种片子和验血结果，径直处方，不愿多费一句口舌，十分钟不到就完事了。他惜墨如金，就连“这是不是肝癌？”这样的问题，也以“术后就知道了”作答。至于何谓“小肝癌”与“微创射频”，就更是笑而不答了，让病家感到莫名的担忧，甚至，因无知而陡生的一丝莫名的恐惧。——太太安慰我，隔行如隔山嘛！可我总觉得人命危浅，即便真的有泰山与鸿毛之别，都不是“隔行”就能解释得了的！可堪比较的是，接下来的一周，另一位专家，同样拒绝回答“是不是肝癌”这一问题，径谓方案是开胸割肝。看来，这家医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院统和院风，它是那样的深入到每位员工的心里，融化于他们的言行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院训就是，病人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头肉身，用不着多费口舌。这不，病家以上周的大夫处方中“微创射频治疗”怯怯相询，他竟然怒不可遏，话匣子打开了一条缝：“微创怎么行？那是骗人的。不打开胸，看不清楚，怎么割得干净？”
时已腊月，无雪无雨，唯有寒风凛冽。太阳，兀自在空中，是那般的堂皇和温煦，让这个冬季连续三月晴朗，却终究抵消不了北国的彻骨寒意，反而加剧了这个超级都会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几率。
正当我准备开胸破肚之际，弟子闻听，当下忧愤，介绍我去另一家医院，自兹遇到了迥然不同的大夫，接受了让我心悦诚服的治疗，也从此在我身上告别了“肝胆相照”这一上天安排的机理。其实，他们所额外做的，就是耐心地与病家进行善意沟通，让“隔行”的病人了解来龙去脉而已。面对病情，病家需求的恰恰就是这种沟通和解释。它可能增加了医家的负担，让他们更多地付出了情感、耐心和善意，但所换得的是彷徨无助的病家的宽慰、信赖和感激，甚至于一条小命。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操行，让这个远不圆满的人间充盈着融融温情，离圆满又更接近了一步。人活一世，所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就是温情；理想人间，温情脉脉是催化圆满的空气与水！今天，做完手术后的第21天，我居然已能坐在电脑前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纪念过去三个月的就医经历。这样急迫动笔，不仅是要感谢友朋弟子，铭记积善医家的仁心仁术，怀念同事的关念，也是要提醒自己和病友们如何爱惜自身，更是为了于回味自己的心思中反思其间各种各样好像有些不太对劲的疙疙瘩瘩。
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爱惜自己呢？当今之世，我们对于一己的关注不是太少，可能，有时候倒是太多了，一如地产商搂钱之奋不顾身而难以顾及房屋质量，政府倚靠地产商圈钱之专心致志以致于忘记了执政的基石并非只是这些大鳄，也包括那些需要住房遮风避雨的普通人家。可是，虽说如此，面对现代医疗的体制化流程和其间前现代的等级制度安排，原子化的个人究竟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低位阶的平民如我辈教书匠怎样好歹有望获得人道救治，而不只是流水线上无痛无痒、无悲伤无恐惧的一具肉身，却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妨接着讲就诊的经历，我们一同来体味一遍，琢磨一番。说来有趣，上述痛斥微创手术的专家，面对病家的疑问，曾经说了一句“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因而 ——我猜测其意是说——应当坦然接受开胸破肚的结果，并隐含在下“大惊小怪”或者“懦夫”之意。我明白，其意主要是指读书人应当明白事理，不做无谓之事，特别是不要做无畏的抵抗，于逆来顺受中展现豁达，乃至于显现刚强。但是，今天回望，发现我这个“知识分子”，随着就诊进程的深入，却愈感孤独无助，愈发无知无力，直至最后差不多滑落到了毫无自知自明之境，根本就辜负了“知识分子”这个牌照，还真的就离“懦夫”“怕死鬼”不远呢！如果说体检之初，也曾“大义凛然”，不当回事，但随着进出医院次数的增加，检查项目愈多，并且都异口同声地指向同一结论之时，这个“知识分子”就根本不再怀疑它们是否错了，或者，他们是否错了。而且，虽然自己也知道除了CT与核磁成像之外，洒家身体的其他指标，譬如甲胎蛋白就一直正常，而癌症必以甲胎阳性才能确诊的，可为何就不愿相信这同样属于“科学”的真理，而偏偏觉得死期不远，乃至于在交感效应作用之下，竟然觉得肋下不时隐隐作痛了呢？而且，即便就上述成像而言，同样的片子，不同的大夫可能会有不同解读，也确实有不同解读，那么，自己为何一心只相信其中的一种解读呢？我，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完全只相信一种解说，而全然不再收拾起自家的真切感受来呢？
今天回想，原来，在这个人世间，自从放逐了神明，形而上的坚执也坍塌之后，我们所能信奉的只剩下了那个叫做科学的真理，我们所珍惜和膜拜的更多地是我们自家的肉身。这个真理，将道理、情理和天理一并放逐，于是，当此之际，医生和医学代替了宗教与形上之学，真实地统治着天上地下，主宰了一切心灵。我们因为预感到那个终点之不可避免，却又了无前现代的懵懂、天真、豁达与坚执，于是就只能匍匐在它的蛇形图案基座之下，在乞求肉身的痛感消失快消失，而快感延长再延长之际，将自己全然交出。——交给它在人间的特定代表，那也同样是肉身的一般造物。如此这般，一转身，医师就是祭司，科学成了宗教，追求解放的人反倒变成了温驯的奴隶。
这时节，哈，什么“知识分子”，什么坚挺的个人主体性，什么现代还是后现代的劳什子，如若早没了灵性深处的持守，就太轻飘飘的了，就太无足轻重的了，哪里还抵抗得住“科学”的万应处方。
而且，随着辗转就诊，一次次的检查和复述，一次次地遭遇护士的呵斥，自己慢慢地也就从不把诊断结论当回事，浑身上下不觉任何不适，到真的接受、认定自己是个癌症患者，一个求助于方家，最好是通灵方家救助的弱者，一个有病的智障者，甚至，一个将死的、只剩下1500天的肉身。不适感出现了，真的就出现了，虽然自己不断自我提醒这是心理作用，可它真的就出现了，顽强、倔犟而恶意地袭击着肉身。是的，护士或者大夫每一次某某号“病人”的呼唤，都加深了自己对于这病身的认同，在将“病人”或者“癌症病人”这一自我定位内化于心的同时，加重了对于他们的期待、求助和自己的六神无主，以及面对他们时的惶恐、渺小与无助无力，乃至于恐惧。我很奇怪，今天事后回视尤感纳闷，自己为何当时只有那样的感受，而了无对于他们的信赖、得救和依靠的感觉。难道自古以来病患双方其实一直如此，还是此刻这一方水土上如此，抑或，这只是我这个人的特例。莫非这就是福科式的新型宰制体系，也就是黑格尔老谋深算地申说的主奴关系。我不知道，真的不甚明白，可它带给病人的自卑、无助与深深的疑惧，却千真万确地在我的心中翻腾过，烤灼着我的心，直到最终在弟子的帮助下幸运地遇上了不一样的医生而稍得缓释。

专访柴静：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良心良品 — Tue, 07 Feb 2012 14:25:33 +0800

柴静把新节目《看见》当做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作业。她变得宽厚了。

《看见》在播出药家鑫这一期节目时，柴静的一个举动又引发争议：节目二分十六秒，柴静正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时，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嚎啕大哭，是张妙的母亲。“为什么不进去劝劝？”柴静问。“不劝，劝也没用。”柴静起身，对着镜头说：“我去看看，我去跟她说说……”

她示意摄像师留在原地，不要拍摄。采访戛然而止。

进屋后，柴静把手搭在张妙母亲的手臂上。那时，她忽然问自己：如果这是二十多岁的自己呢？不会做这个动作。也许手足无措，也许很“粗暴”地给对方擦去眼泪，嘴里不断说着：“不要悲伤，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安慰话。就像八年前《新闻调查》第二期节目《双城的创伤》所做的一样：握住孩子的手对他说：“不要哭了，去洗个脸。”

还有一种可能，二十出头的柴静会端着摄影机闯进去，拍下母亲崩溃的画面，或等女人停止哭声后，继续追问采访。可到了35岁这个年龄，她想了想，放弃了。

刚进央视时，柴静一心想着建功立业。镜头前：她短发，双手紧紧握着话筒，对采访对象发出连环式追问。那时，她喜欢短刀相接的新闻江湖。

有观众写信：“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在镜头前，柴静极富表现力：拎着高跟鞋去追一个孩子，或屈身近前握住当事人的手。

这一次，走进张妙房间后的柴静没有出现在镜头中；最终呈现的画面是张家门帘背后模糊映衬出的柴静拉着张妙母亲的剪影。再没有任何具象镜头，只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我不想‘消费’这件事。‘进去’只是私人举动。没必要在镜头前强调和夸张。”柴静说，“年轻时，总意识到镜头在盯着自己，必须夸张行为，取悦谁，来完成任务。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有些人承受的东西是他人无力改变也无法体会的。唯一能做的是在得到别人的允许后，陪伴于此。跟你一起，试图感受你的感受。‘陪伴’也在传达一种无能为力。对不起，没办法，只能感受。”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央视十年，柴静的变化不是颠覆式的，是成长式的，以前她锋芒、灵动，强调现场的激烈感，在《看见》，她变得更宽厚了。”几年前，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说：“柴静离一个伟大记者的标准，还差一点‘宽容’。”“宽容是什么？”柴静问。“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出走

刚进央视时，柴静有争议。2003年非典，她采访一个白衣天使，打开门，跟摄像招了一下手，微笑了一下，走进去。编导叶山看到这个画面，觉得“柴静的微笑很小资，‘闪进去’的动作像一片树叶，很飘”。

这种状态呈现在镜头前是一种倾诉者的姿态。《时空连线》编导包军昊回忆：“她总好像要去跟人谈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我观察她更像一个夜间谈话节目主持人。”

进央视前，柴静在湖南主持一档名叫《夜色温柔》的本地夜间广播节目。大学本科，柴静在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1996年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回山西老家省铁十七局做会计。她不肯，执意留在湖南。每月300块钱，一半用来租房，骑车上下班，自己做饭。当年做主持，她不为赚钱也没想成名，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带来的 “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往来”。

她还记得有听众给她写信，一个湖南大学(微博)的女孩：说有一天自己去打水，边走边听柴静的节目，发现平时特别讨厌的一个女孩也在听。那一瞬，她忽然理解：原来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部分。

三年后，柴静当上了湖南文艺广播台综艺部副主任，有专栏，出过一本书，叫《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前些年，有出版社找柴静再版这本书，被拒绝。柴静说：“看不惯那时的自己，太‘矫情’。”

“我22岁，刚开始学写字，大部分是模仿，拾人牙慧。多是青春期的孤独感。总体来说，价值不大。”柴静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努力想摆脱在湖南的状态，觉得是一个障碍。这倒不是在否定过去，‘否定’过去多势力啊。‘过去’我用不着了，就把它否定了。人都是从‘过去’生根发芽来的。”

1999年，在湖南小有名气的柴静选择去北京读书。若干年前，高中老师曾告诉柴静的母亲：“这个女孩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柴静，从小没见过蓝天，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闻某个相熟的大人在矿下又出事了。她沉默寡言，识字早，却没什么书看，手边读物是父亲的中医书和批判胡风的文件。写作文惯以“平地一声惊雷，‘四人帮’被粉碎了”开头。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结束后，柴静报了长沙铁道学院，她回忆“走得很急，恨不得把过去都抛掉”。

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在一篇文章中，她拿朋友罗永浩和冯唐出来说事：“我十七岁，还在读汪国真的书，老罗已经写了个挺魔幻的尿床故事，投给《收获》，冯唐投的是《少年文艺》。”

1999年，湖南广电的前同事拜托柴静为新电视节目《新青年》招募“一个性格激进的主持人”。久寻未果，柴静第一次走上电视。

第一期节目，她戴着假发套，穿着红西装，双手紧紧握着话筒，陪诗人沈浩波站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在通往牛逼的路上一路狂奔”。台下，一个同事悄悄提醒她：“要站成丁字步，(上镜)才好看。”

新闻的天灵盖

《看见》栏目的编导范铭是柴静十年的闺蜜。前些天，柴静跟她聊自己的采访状态：“我能感觉自己的天灵盖被打开了。比如今天两个摄像，还有编导，旁边很嘈杂，当机器一开，外界所有的信息，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能感受。你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男编导，喜欢玩打火机，开关噼啪噼啪的声音我能放大无数倍。周围人的走动，编导的皱眉都会影响我。这就像灵魂出窍的感觉。”

有一个现象佐证了柴静神乎其神的描述。《看见》栏目组的受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广东梅县的老兵，四川自贡的小老板……编片子时，工作人员听同期声，常常没人能听懂采访对象说什么。看现场录播柴静却交流自如，于是让柴静帮忙听，她反而听不真切。范铭问：“当时你怎么能听懂？”

“反正就是能懂。”

“一开机，柴静就把所有的细胞打开，她理解力超强，能穿透语言的本身。”范铭说，“开句玩笑，哪怕是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她都可以直接交流。”

还有一次，她在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题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事件。作为连线记者，节目结尾，柴静要即兴评论两分钟，且一个字不能错。

“演播室消失了，摄像不见了，导播也不见了，坐在旁边的搭档也不见了，只能感觉空调的风，很轻，在耳边嗡嗡嗡响。”柴静回忆，“那一刻很奇妙，我心里一边想一边说，感觉头被打开了，所有神经都裸露在外，很美妙。”

当时，坐在演播室里的制片人李伦转身走了。柴静以为出了什么岔子。李伦说：“我太想听听你怎么说了。所以不想坐在导播室看。我家离得近，拔腿回家开电视，就想当一个观众。”

十年前，柴静刚做《新闻调查》时，央视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看到电视上正播柴静的节目，立刻打电话：“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挂了。

2000年，在央视梅地亚酒店一层。陈虻第一次见柴静，翘着腿问：“你感兴趣新闻的什么啊？”

“新闻背后的人。”柴静也翘着腿。

进央视后，柴静对主流新闻话语非常陌生，评论不会写，瞪着眼坐在桌旁。白岩松递给她一张纸，是他写的串场词。这张纸，柴静一直留着。她用功，每一个选题把所有国内外采访都打印下来。每一个嘉宾，她提前打很久电话准备。

2003年，柴静被调去《新闻调查》做记者的第三天，北京公布非典疫情。制片人张洁电话问：“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节目？”柴静答应。挂断电话，又不放心，发去短信“请战”，张洁未回。又追去电话：“我什么时候参加？”制片人说：“在开会。”柴静从家一路跑到会议室。

《新闻调查》六年，柴静从一个夜间谈话栏目主持人转变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调整。在湖南卫视(微博)，她的风格被定义为柔软、华丽。在央视做新闻后，她喜欢带有攻击色彩的采访。

有人评论《新闻调查》中的柴静：“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她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一次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后来，她回看节目：当年的自己身体向后靠在椅背，面带嘲讽的笑容。

陈虻教育柴静：“当你知道现实的复杂性时，你不会轻易的褒贬。”“你二十多岁，还早着呢。三十多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平实。”“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太单一，没逻辑。”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觉得从头到尾都被挑剔：每天高兴不行，说没思考；不高兴也不行，说不成熟。她和陈虻吵，急了摔电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虻也急了。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你要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

“我不要伟大！”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没有通讯，放弃直播，主编在电话里问：“你想要做什么？”她第一次答：“不知道。”

山中几日，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来的素材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杨柳坪七日》播出后，观众写信：看一遍哭一遍，平实的叙述和人文的关怀打动人心。

央视的一个老人看过《杨柳坪七日》后说：“以前柴静是一个漂亮姑娘。她自己也忘不了这点。但这个节目，她忘了。她跨入成年了。”

柴静说：“从这期节目，我开始转变。以前会害怕发生什么，但现在却很踏实这种‘不知道’的状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那年，我三十二岁，经历过亲人去世，了解死亡，知道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经验告诉我：生活就像水，自己会长出来。你能做的是没有任何预设地放下，看着水流迎岸拍上。我更这种喜欢春雨绵绵的感觉，像人生一样，说服和解释，很累。”

2008年下半年，柴静报道奥运会，很忙。有一天堵在路上，出租车司机急得按喇叭。柴静说：“别着急。”说完，心里纳闷：“平时最急躁的是我，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劝别人别着急。

教师节，柴静给陈虻发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此时，陈虻胃癌晚期，在住院。

在陈虻生命的最后时刻，柴静握住他的手，这是八年来，她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她一直记得陈虻在她刚进《新闻调查》时叮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她在博客里写：“写字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柴静说：“陈虻就像一支网球拍，我是网球，不管弹多高，他永远比我高出一公分。”

2008年底做工作总结，一个同事问柴静：“今年你为什么这么感性？”

“难道我原来不感性吗？”

“你今年的状态和往年不同。”

“我的成人礼吧！”

成为柴静

李阳家暴事件后，《看见》采访了李阳和他的妻子。重播时，柴静窝在家里的沙发，以观众的角度重看，突然觉得不舒服。节目中，李阳问她：“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你也不可能兼顾家庭吧？”柴静答：“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回答当然没问题，观众也不觉得唐突。但柴静嗅到了“攻守”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在那一瞬间“水花四溅”。

柴静说：“李阳的节目我唯一不满的是自己不够宁静。我完全可以呈现我的生命，而不用带着一两分的激动。我不满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天然觉得‘爱’是好的，‘同情’是好的。可是，‘善’不能强加于人的。强加的结果是普遍虚伪。”

范铭说：“以前柴静‘锐’，节目目的性很强。这些年，柴静不评价任何人，不做简单的逻辑判断，她学会感受，试图呈现事物本真的状态。”

前天，柴静碰到话剧人牟森。他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看见》是柴静的节目，它的总和是柴静的精神世界，是柴静的专栏。”制片人李伦说，“柴静是我们的发动机，她百分百有热情的选题一定要让她做，她未必可以阐述，甚至采访前，也没办法认识清楚，但这种冲动和欲望可以给节目带来好的东西。这话说得很任性，但我相信她。”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11月的某周，柴静周一半夜下飞机，周二清晨5点起床，乘坐早9点的飞机去四川自贡采访，周三中午回北京。周四去上海拍新一期节目。周六，张立宪《读库》的年终读者会，柴静早早答应参加。周日下午，金融街雕刻时光，她约许久未见的科学松鼠会姬十三喝下午茶。

中途，柴静给范铭发短信：累得要虚脱了。范铭回：“看你传回来的带子，完全感受不到疲惫啊。”

她是真心喜欢这行。一年365天有200天在出差。去乡下，她闻见雨点子溅在土里的味道，冬天采访车陷在泥里，人冻得哆哆嗦嗦的，一抬头，她高兴：“满天星斗，亮得吓人啊。”

柴静说：“现在是我最轻松舒服的状态。年轻时，觉得节目是作业，要做得漂亮。现在，《看见》是作品，工作对我也不重要，我不是以央视记者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以一个人的状态去跟人交往。有时想，自己真幸运。我怎么能这么幸福呢。然后又带着点傻乎乎的天真，觉得其他部分少给我点吧，这样我可以抱有这种幸福。不能奢求一个人可以匹配太多幸福。”

有天夜深，范铭和柴静在MSN上讨论完工作后问：“谁知道我们在深夜里都干些什么啊？”柴静回：“眼睛热了一下，为渺茫而认真的理想吧！”

柴静

柴静的新书大概在2011年年底出版。柴静写书，是因为陈虻。他弥留之际曾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陈虻走后，柴静回望，觉得自己做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报道过奥运、非典。地震。但最大挑战竟然是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是一本讲述“柴静是如何由错误构成”的书，第一章写柴静泡在错误中，以至于无法呼吸。

《读库》主编张立宪5月拿到了柴静的新书，认真帮着看了一遍：“你说白岩松，他的书卖好卖坏无所谓，版税只是帮衬和点缀。但对柴静来说，版税很重要。她不阔，朋友们都希望这本书让她赚够版税，这样，就不用租房住了。”

她的朋友们简单三个字概括：行动者。每年，她帮张立宪做《读库》读者年终活动，崔永元《我的抗战》现场，她主持；休息时，和周云蓬对谈诗歌和音乐……

张立宪说：“男人们坐在一起，出现一个女孩，女孩肯定希望被哄着夸她，但柴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男人吹牛，喝多了，吐得一片狼藉，她在一旁拿着扫把墩布默默收场。

上出租车，司机师傅想抽烟。柴静讨厌烟味。但看师傅实在难受，于是伸手：给我一根吧。她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人，春风化雨。柴静的母亲前几天说：“小心以后有了孩子，溺爱孩子。”

一次饭局，张立宪念诗：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柴姑娘马上对出下句。她极爱读书，饭局上谈书，老男人只得装作记忆衰退的样子，支支吾吾应和。张立宪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心智属于半死亡状态，完全吃老本。柴静一直在升级刷新。这也是我们成为朋友的基础。”

有时，男人们谈起“烟视媚行”，逗柴静，你怎么就跟这个词绝缘呢？她抗议。“其实她是‘风霜之美’。”张立宪说，“她冲在一线，耳闻目睹的人间故事。体力情感精神的多重付出，都在外在有所表现。‘风霜’这个词很多女孩不喜欢，但这是另一种美，带着对生活的思考。”

柴静的朋友都曾接到邀请柴静出面的饭局、晚会、活动。大家知趣，从不跟柴静提，在电话里推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有机会成为有钱人，但至少到现在为止，朋友没看到她接过任何这类活动。

“她对金钱没有概念？”范铭说，“这个解释也很肤浅。我理解她是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她每天事情那么多，要读书、看电影、旅游。但生命时间又那么短，她要合理分配。我理解，她只做自己内心深处认可的事，这是基于一种价值观的判断。”

11月的那个周末，柴静和姬十三在喝下午茶时争论起美国电影《永无止境》：片中有一种神奇的药丸可以让人无所不能。姬十三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药，人类将受益匪浅。柴静坚决反对：“这违背了人类的生存规律，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问柴静：这些年，你一直住在租的房子，也不买车，是甘于清贫吗？她不知道怎么答，想很久，把手里的餐巾纸撕成一片片：“我很怕这沦为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我并不高尚，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财富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有时想想，这里面是空的，是不可依靠的。大部分时候，我更看重生命本身，它才是真的，它饱满像果实。而有些东西是空的，我从里面体会不到任何幸福。”

“你没有功利心吗？”“我没有‘攻’的心，只有‘守’的心。”

生活中，柴静柔软，没有方向感，极爱丢东西：手机。钱包。本。纸。和姬十三喝咖啡时，她抢着买单，一掏兜，发现忘带钱包了。范铭说：“她生活和工作是两个状态，上节目她头脑清楚，算账特别快，每次讨论选题，能以环环相扣的强大理性说服他人。可一到生活，她自理能力差。所以大家喜欢保护她，宠着她。”

柴静说：“我工作很忘我，到了生活，反而有点漫不经心。”

《看见》栏目组年轻的编导葛西厢第一次和柴静出差，打电话问范铭：“要不要给柴老师单独订房间？她一般是什么规格？”范铭说；“不用，她跟你们一样。”

早年，她喜欢带藏饰，这些年，没了。录节目，制片人看她脖子太空，勒令带一条项链。她选“小小”的那条。有节目需要，她才化妆，生活中，素面朝天。

和范铭逛街，柴静经常指着一件衣服问“要不，我去试试？”“这件衣服你不是有过三百件吗？”她的衣柜里，棉麻、灰黑、藏蓝、浅灰白的衣服层层叠叠。

前些天，范铭拿到柴静对新一期节目解说词的修改意见：讨厌拔腿——(批注)这样的词，拿去，太恶劣了；怒不可遏——删掉，不要滥用形容词；我们纷纷…… ——我受够了这些小学生惯用语句。“好的文字，是要用来听的。说到底，是不装。写文章用副词、连词是想吓唬人。告诉别人，我成年人了，你们要重视我，其实是虚弱。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柴静说。

记不清哪年哪月哪天，柴静给范铭发去一条短信：幸好，我们没老，没腐朽，没对生命就范。

A Celebration of Life – in memories of Bob Keegan

良心良品 — Tue, 07 Feb 2012 08:46:02 +0800

［荐者按］“有一件我可以肯定的事：我将会最终死亡。但是我是什么样地去完成这个无法违背的事？”，这是耶鲁大学公开课“哲学与死亡”的教程核心内容。身在亚特兰大的马静红女士，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是的，令人高兴）。在本文，她自己最后说，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这也是我要的。

Driving on the way to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Bob Keegan”, the moments of meeting Bob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like flash clips through my mind…A cheerful ring of ”Ma Jinghong!” always announced his visits to my office, he had a knack for showing a genuine interest in individual people; he made you feel important. . At Moe’s, he always introduced me to the other people: “Did you know that Ma Jinghong climbed to the top of Mt. Kili Manajaro?” I did a SAFE demo at his office, although he didn’t understand much; he gave me a sheet on how to apply a FTE at GID CDC…

The parking was packed — all the way full up to about three blocks down the road. I saw people walking to The Mary Gay House, as if they were going to a festival, wearing as ordinary, everyday clothes you can imagine…there were a few people at the outside patio, from a single little door, I saw a full house of people…

I was a bit heavy-hearted walking toward to The Mary Gay House from the car…met a few couples, they are wearing warm smiles, and I started to feel as if I were not going to a “funeral”…

Got into the door, the rooms were packed with people whispering, talking, laughing, drinking the beer and wine, eating food, even hard to find a spot, just like at Mo’s…

First saw Linda, and Steve Strewt and his partner, and then Maya, Steve C, Margret, Margie, Beth, Vance and his wife, Michael W, Malinda, Steve M, Marques, Jean Smith, Kathy, Susan, Phillip smith, Leo, Alice, Rebecca…hugs, hugs, talking talking talking with the happiness of seeing each other, after a while not seeing each other..talking about the family and what I am doing now…just like at Mo’s, feeling Bob still smile, drink the beer, talking to someone on some tables…nobody really only talks about Bob, the happiness, excitement, closeness, just like at Mo’s, as if Bob were still with us.

I stood quietly watching the photo slide show of Bob, the tears started to roll out…thought about why his time was so short…thought I could still for a long time, meet him again many times…thought it could happen to me…however, again people around me standing so close, almost have to squeeze to move to talk to another person. There is one big room, and a temporary tent extend to the house, at the tent, a few The Mary Gay House stuff wearing black, a typical waiter/waitress dress to serve the drinks..Finger food was served at the left room (a dining room size) at the entrance, people lined up as two lines to get their food.

The tent and the big room are completed packed.

That was one of Bob’s to-do lists, he arranged this…

http://bobsfightwithcancer.blogspot.com/2012/01/celebration-of-life-party-details.html

Laruen (Bob’s daughter) wrote:

“If you didn’t know my dad well, then you may not know that he wasn’t the most religious of people even after being raised Catholic. In his list of things for us to do, we were to plan a party. No funeral. No viewing of the body. None of that sadness. This was his request and we will honor it so. Here are the details:

Please join the Keegan family as we celebrate the life of Robert (Bob) Keegan at an open house party this Saturday, January 21, 2012 from 2-6PM.

WHERE: The Mary Gay House

716 W. Trinity Place

Decatur, GA 30030

WHAT: A casual get together of friends and family to share memories and enjoy stories about Bob. Let’s raise a glass or two (or ten) to honor Bob in a way he would have liked best – with laughter and good cheer. “

On my way out, I realized the room facing the entrance had 2 tables, and a couch. On the left, there were two memory books, one made by family, a scrapbook filled with the description and photos for Bob’s life, it was so thick…it will take many good hours to read through. Another is his GID retirement one, 30 years wild ride…then a book with hand written stories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titled “traveled with Bob”…, next to this table, a yellowish wall size of the global map stand.

On the right, a guest book laid on a small table, a simple picture was not in a frame on side, Gloria (Bob’s wife) and Bob- wearing the brightest smile and leaning each other.

A poster size of Bob wearing the smile that I was so familiar actually was facing at door, like he is greeting the guests. beside the poster, there is a couch, laid on a extra large size of a blank, with about 30 photos of the family, and printed on the bottom…”Love is …all over”, this is the blanket that Lauren mentioned at her blog, the one Bob wearing in his last days…

I even didn’t realize the setting at the first room, as so many people filled it up and covered it up…

As I left the celebration, I called Fan Fan, couldn’t help sharing my touching and surprising happy feeling. This is the only “funeral” that I didn’t feel down at, not only this, even feel my spirit up…I met so many of old GID friends, whom I loved, from 3:30 to 6:30, 3 hours, I even didn’t have time to talk to each one whom I loved to talk…I feel I came back to GID retreat, back to Mo’s…what a celebration! Even the last one with Bob, he still brings the world the happiness; br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mingle togethe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lZXxLGVHJM&list=UUpT5KmeYifypaKfvJUXoPwQ&index=1&feature=plcp

Amazed me there was such an overwhelming crowd about 200 – 300, people travel from the Africa, everywhere to enjoy the last moment with Bob…so many of them shared Bob has been an inspiration to their lives…yes, I was a small one of 130 people at GID, yet every time Bob met me, I felt I like an important individual, not simply one in the midst of a crowd…how his heart could hold so many people, each one with an important spot…I am so grateful Bob has been a part of my life journey.

I wished that Fan Fan and I could have joined him in his across America bike ride, I wish I was here for his retirement party…I wished that I could have made more trips to Mo’s to spend time with him…

And I told Fan Fan, I would like my funeral to be like this, people coming with the most colorful, fashionable clothes, the photo slideshows filled with my most charming pictures and the memories of my life…people singing and dancing…

One has to die in the end, but the rainbow of life could be so splendid, and left in people’s heart with hope, happy and a good cheer to continue enjoy every minute of life.

This is the life I want.

Jinghong

Atlanta, GA

Jan 22, 2012

靳树鹏：费正清最后一本书

良心良品 — Thu, 26 Jan 2012 20:50:14 +0800

费正清（1907-1991）逝世整二十年，他是国际汉学界大家，倾一生之力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教了几年历史并与他的夫人在中国结婚。他对北京的印象不是太好，却有许多中国朋友，对中国也有感情，才有人说他有“第二爱国主义”。回国后他与日本学者赖世和在哈佛讲授东亚文明概论，他们合著的两厚册《东亚文明史》一直是哈佛的教科书，他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旗下学者和学生甚多。

由于费正清的某些友好态度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撰写的《美国和中国》，主编的剑桥版《中国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他为献给撰写这些史稿的五十多位各国学者而写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等书，大陆都翻译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下半年邀请他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史书，虽然年过八十还是答应下来，用两年时间写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他亲自将这本书原稿送到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即病逝。哈佛大学出版社翌年出版此书，未见大陆有译本出版。

他的史学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这最后一本书却是从夏商周写起，写到1989年。他认为中华文明历三千年并未中断，要了解今日中国必须先了解历史上的中国，这本书就是他对中国的最后解释。用一本书囊括中国历史是困难的，这书也不是通史写法，颇有些史论的味道，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特点的进一步探究。

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是朝贡体制的论断，中国航海和造船很发达却不谋求海外贸易和发展的论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冲击—反应”的条约世纪的论断，至今也是很难撼动的。无论是由于美国佬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视角，他也是较早关注远东的人。1937年他在美国有一系列讲演，批评美国忽略远东，对中国援助太少，正是美国的这种“中立”主义导致后来的珍珠港事件。他主张美国既与国民党交往也与共产党交往，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1946年他三次访华，6月还携夫人访问张家口，会见了聂荣臻、周扬、丁玲、成仿吾等人，他才敢于指责美国国会和总统对华北共区几乎一无所知。1949年他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并使之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建议放弃台湾国民党政权。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并谴责北京，此后多年不能来中国，中国政府拒绝给他签证。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也是主张解冻的人）才又获准访问中国，他还第一次去了延安。回国后他在《外交季刊》1972年10月号发表《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总的讲来是中国人民在许多世纪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最好的东西。”他赞赏大寨精神，赞美北方农村的新面貌：“新景象同四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农村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奇迹，那里正发生着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1972年12月23日《参考消息》）这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呢。也难怪有人说，费氏对中国说过深刻的话，也说过幼稚的话，还说过荒谬错误的话。

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他被指责为亲共，甚至有人说他参加了中共，遭到整肃，这对他是一个教训。许多年不能访问中国对他也是教训，不大想说得罪中国的话。对于中国的大饥荒他只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这样轻描淡写他自知有违史家良知。后来他说：“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27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最后他才指出这是“人为的一级大饥荒”：“1958年到1960年间，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422页，正中书局1994年，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他曾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予充分同情和理解并加以肯定，此时已转入冷静分析：“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441页）他认为“自选自任的共产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466页）。“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491页）。他不再被走马观花看到的北方农村“排列着一行行白杨树和电线杆”，“农村里的人既身体健康，看来又营养充足”的表象所迷惑。他说：“家庭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后来的生产队的一员，政府透入民间的力量因而及于每一个家庭。这样完整的农村组织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从此，农民既无田产也不租田，自己的劳力与劳力的产品也由不得自己支配。”（401页）他认为这是一种由党控制的新农奴制，政府变成了终极地主。

中国盛唐时期的武力征服和文化成就举世闻名，唐都长安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活动中心，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规模和气势上可以与之相比。“中国自创的科技、政府体制、艺术、思想、社会组织等，都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112页）“有些方面恰似两百年后才在欧洲展开的文艺复兴”（91页）。北宋都城开封是古罗马城的三倍，偏安江南的南宋都城杭州人口超出100万，令马可波罗惊为天堂，因为他的故乡威尼斯只有五万人口。十一至十二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虽然后来被外族征服，但是到十八世纪还和欧洲不相上下，为什么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却被抛在后面了呢？这是费正清想回答的问题。他也思考着中国及人类将向何处去。世界上这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机构，都不单纯是从中国出发的，都在研究人类将怎样发展变化，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历史悠久人口巨大的中国将在其间起什么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问题他是回答不了的。

西周封建本是中国史学界较一致的看法，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学术思想发生分化，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成为主导看法。瞿同祖在三十年代出版一本《中国封建社会》。他认为：“封建的崩溃，正和封建的形成一样。其程序是逐渐的，而不是突然的。春秋时代已呈崩溃的现象，但一直到秦统一天下才全盘地将封建制度推翻。”（《中国封建社会》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因为他的观点与官方不同，他这本处女作多年不能再版，六十多年后才重新出版。费正清说：“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38页）许多学者都认为周的封建已蕴孕着转向专制帝国的因素，如顾准指出的周已从贵族统治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走去，经过春秋战国征战杀伐和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到秦汉终成正果并延续两千年。李慎之主张分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这是要继续的，而文化传统则是专制主义，这是要批判的。他特别指出到了近现代，狭隘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计划经济，都有力地支持着专制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费正清认为“在中国共产体制背后的，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成功的专制政体”（2页）。他还说：“中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洲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9页）从分封走向帝国在世界一些地方是一种趋势，但是中国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生命这样长久却是仅见的，中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也不是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而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什么会这样呢？费正清说了许多原因。诸如古中国文化的同质性，与古东中文化变化多端呈鲜明对比，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构不成对这种同质文化的挑战和破坏。“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44页）这种传统由于皇权的干涉而走向极端，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都是打压其他文化而使一种文化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从明成祖的《永乐大典》到清朝的《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都是显示皇帝对文字著作，对教育和读书人的思想负有责任和控制权，以致中国的文字狱到二十世纪仍然史不绝书。皇帝对文人臣子的生杀之权和严格控制思想是并行的。西方有人把“太学”（公元前124年成立延续至南宋）译成国立大学，把“国子监”（宋代至清代设置）译成教育理事会，费氏认为这样翻译离实际太远，因为这些机构其实都是教导灌输中心，是构成皇权统治的一个层面。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后来竟成了包袱，如用算盘计算很便捷，却影响了日后在数学上的创新。雷海宗也认为中国两千年历史总上演同一出戏，与“文德”太过发达不无关系。

还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而缺少耕地，加上干旱、洪水、瘟疫，摆脱糊口生活是一个巨大压力，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而集体主义正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支撑。“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12页）西方文明中人是一切的中心，中国则相反，宋代的山水画或没有人物或仅有渺小的人形，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作均以人物为主，自然景物多是后添上的。地理条件也影响到海外贸易。“不论从沿岸航行或海上贸易，中国都不易达到古代东亚的其他邦国。中国的水上运输在长江以及山东到东北南部的沿海发展。”（34页）主要是国内贸易。后来中国造船业很发达，由于皇帝老官儿懦弱和闭关锁国，竟下令“片板不准下海”。还有两个原因也很重要，一是对宗教的控制和打压，二是抑商主义。佛教传入中国后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因素，却没有削弱皇权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控制。“唐代的做法趋向于藉行政部门的管理、颁授位衔、买卖度牒、编纂佛经、实施僧人考试选才制度等方法，使佛教僚属化。……僧人资格考试和儒家五经考试一样由礼部主持。……佛教始终在教育措施上受到先占上风的儒家思想的制约。”（83页）845年时，唐皇下诏拆毁佛教寺院，没收寺院的地产，有二十五万僧尼被强制还俗，类似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情景。在中国无论佛教还是道教，从未脱离政府管辖而独立，从未发生过西方那样的政教争权，也根本构不成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挑战。

古代中国缺少海上贸易，商人并不重要。掌握造字书写大权的皇帝，其文字主要是为祭祀、政治、军事服务的，为商贸服务的很少。历朝历代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商业占的份额是次要的。商人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晚唐时期政府退出对全国经济生活的管理，安史之乱后政府对贸易的监督也开始瓦解，这是宋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费正清说：“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大宗，这几乎是十九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93页）可叹的是到李鸿章时代还是官办实业或官督商办，各种衙门上下其手对私人工商户监督、挤压，甚至欺凌，余绪延续至今。哈耶克说：“现代古生物学向我们证实，贸易比农业、比任何其他有规律的生产活动，都要来得古老。”（哈耶克著《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49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他非常欣赏孟德斯鸠的名言：“贸易在哪里兴起，美德在哪里盛行。”哈氏认为正是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和阻碍，使领先于欧洲的中国后来落后于欧洲。中国传统的抑商主义在上个世纪更是借马列主义的威力发展到极端，连长途贩运都是犯罪，毛泽东还提出使资本主义绝种，“文革”中又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最令费正清感慨的是毛泽东“1989年的后继者深陷于中国的独裁专制传统而不能自拔”（3页）。

费正清认为：“历史见识的本旨在于认清哪些课题仍在争议之中，辨明现在存在的重大问题，而不是试图于此时此地把问题都解决。”（自序）他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被列强的侵略摧折的，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主要是因为外国的欺凌掠夺还是国内严重的内乱等等，这些问题也值得日后说一说。

他与中共早期的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均无接触，后来与周恩来、乔冠华、郭沫若及两位出色的女记者龚澎和杨刚等人均有接触或交往。他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宋美龄、蒋廷黻等人颇有往来，与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等人也有交往，他和他夫人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起的。他是有些中国情结的。他当然更了解美国，也对美国某些政策和一些政要有过公开批评，但他著述的重点是中国。他不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欣赏胡乔木、胡绳学派的史学著作（胡绳晚年的觉悟又当别论），他自己的书很少引用大陆史学界的著作，倒是时不时不指名地加以反驳。他也引用华人学者的著作，是台湾学者或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考古主要引述张光直），他主编剑桥版中国史时邀请的学者也有中国人如史华慈、李欧梵等。虽然如此，他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寄予希望的，认为中国有着极好的农民，中国人有极大的忍耐力和勤劳创造精神，“新颖的观念和政治制度应指日可待”。他说：“中国近代思想革命自1890年代推展开来后，显而易见并没有哪个外国范本能恰合中国的情况所需；许多范例被取来一用，但没有一个足以称职，中国人必需用自己的办法寻出康庄大道。中国既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也就得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来。”（自序）

费正清的著作大陆出版了多种，估计治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会有所浏览，在我极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大陆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对他的学术思想作出郑重的回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只有些散在的零星的评论，可能是他的中国研究令人为难。

2011年12月16日

有多少悲剧还会重来？—中国悲剧及其出路之一

良心良品 — Tue, 17 Jan 2012 10:41:47 +0800

[荐者按] 程程抱一先生是1949年（20岁）来法深造，先“忘”了母语，硬斩披荆棘，生出一条父系（法语）根，涅盘重生，成为法国人文领域的一位泰斗，2002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法兰西学术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他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位亚裔院士。
前日听程老先生读诗，用了真正美好的中文与法语。82岁的年纪，声音平稳明亮，吟诗唱歌。他的声音语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不是朗诵，而是吟唱。一开口，即知那不是今朝的人物，是昔日的文人，是从另一世来，却活生生地坐在大家面前，以诗化理。而先生换成法语谈中西文化和文学，又是一届优雅机智幽默的法兰西院士，地道的法国学者。如此出生神入画地行走在两种文化的高处，何等的努力和才气。先生真是一个珍稀的“活标本”。
诸如此样的相遇给人心灵的震撼终身难忘。希望求是之家能将这种类似的心灵获益收集传达给更多的人。如果有可能，应该组织拍记录片，算是珍贵的人文教育资料。

2005-11-26

以下是本文作者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的部分对话，谈中国的传统与未来。该对话为熊培云“中国悲剧及其出路”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主际对话”，是这部分谈话的灵魂字眼，有其深远的蕴意与内涵。我们把它视作中国内政外交实现真正和谐、上升的基础。没有这个双重基础，一切繁荣、掩耳盗铃式的和谐都将毫无意义。

如抱一先生所言，外加的道德抑制不了内生的危机，人性仍在形成过程中，而拒绝恶的最好方式，是制衡与平等。当主际升华（1+1＞2至≈3）沦落为不平等主体间的互相吞噬，1+1＜2至≈1，即是悲剧开始之时。

一. 善恶之两端，人性是一种可能

熊培云：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心灵破裂的人，这种破裂对您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程抱一：我祖籍南昌，小时候常去庐山玩。母亲是在九江长大的，湖北人，是个孤儿，由教会养大。长江，庐山对我来说敏感极了，那时我们逃难到了巫峡，印象很深。现在三峡的后果我们都无法预测，地震、工程质量、恐怖分子。若是有灾难，真不知道怎么应付。中国这个民族，一些流弊，将来一定被迫要改，这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至于要付出多少时间，我们还不知道。

我的生命中间发生一些事情。七岁的时候，有个姑母在法国学历史，带回来了卢浮宫的维纳斯像和一些安格尔的裸体画，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对我是一种震憾。但是，两年以后（1939年）发生南京大屠杀，另一个形象出现了，其惨烈是你们无法想像的。很多女人被强奸，被光着拍照，这些裸体和安格尔的画里面少女端着水罐完全是两个世界。中国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练剌刀，这种苦刑，即十字架形象。它们是引发我后来同西方对话的原因，看西方如何面对恶。那时我虽是少年，已经决定对人间大恶与大美的思考，不可放弃任何一端。七岁和九岁，我接受这种心灵破裂。因为它，我可以把人间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空间里去。

基督教对恶的分析比儒佛道都走得远。釋加牟尼在菩提树下圆寂，基督却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恶与大痛苦，以走到最底层的方式去面对。与十字架对话，我不是从信仰出发，而是对生命的质问。

熊培云：中国人讲隐忍、和为贵，因此常回避恶，即使知道恶的存在，也并不正视，敬而远之。中国传统文化里多拳匪情结，讲朴刀棍棒，当说是正视了恶的，然而寻仇者快意恩仇，冤冤相报，终至恶性循环。武侠也很少走到《基督山伯爵》里最后的宽恕，多是大团圆，并没有解救方式,《水浒传》里宋江等招安之后也全是悲剧。

程抱一：西方除了要面对恶，也提出了解答。不止于至善，绝对不为恶，还有至爱。他们面对的是绝对的恶，解答也是绝对的解答——想办法爱到以爱敌人的方式来解决它。基督所说的宽恕，不是就此忘掉了。他在十字架上，底下人嘲笑他，你既为神之子，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说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惜这个恶的问题，中国一直没有真正面对。

在中国传统里，除了孔子，孟子也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可是孟子占了上风。儒家思想从孔子、子思到孟子作为正统传了下来，人性以五伦定制。性善论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人性仍在不断地形成。由于性善论，中国儒家对恶的问题没有做绝对的正视。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既定的东西，而事实上人性是一种可能。法文里讲人性，On devient humain（我们变成人），甚至是我们de plus en plus humain（逐渐变成人），就是说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还是很短的。

西方对恶，不只是基督教，从希腊开始，悲剧把人性中最不能忍受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母屠子，儿弑父，每一剧演到淋漓尽致。中国人讲和谐，说怎么能将血淋淋的基督挂在那朝夕相伴？当知，人性在善方面能达到相当高的地方，如圣人，为恶也可以达到无底深渊。动物之恶出于本能，而人因智慧所达之罪恶，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看过一张关于中国凌迟的照片，我想大概是徐锡麟，被一层一层照下来，直到割耳挖心，人还一直活着，这是怎样的刑罚？中国有无数的历史深渊，这是不可否认的。到了文革，更是冤狱无数。对于这些恶，无论做什么层次的思考，我们都要面对它。假如我的真理不包括这些东西，它毫无价值。不以绝对的眼光去正视恶的问题，并提出至善的问题，我们的主体不会有发掘真理的可能性，更不会有真正的解救方式。

熊培云：西方人说，地狱常为善愿铺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迷信善，使我们对恶缺乏必要的警惕，一旦降临，常常猝不及防，甚至无力回天。这也印证了黄仁宇先生论及贞观之治时的一段总结，“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二．中国传统里没有二

熊培云：在政治结构上，中国是一元，美国是二元，法国是三元。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是伟大的，现在世界多样性实际上也是要坚持三。中国文化讲阴阳，应该说有二元论传统，为什么两千年来政治都回到了一？

程抱一：中国在哲学抽象思考的方法上西方没法比，西方从希腊开始便重推理，而东方却是直觉性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有几个哲学观念。中国宇宙与生命的观念建筑在气论上面。“生生不息”也是从气而来。中国的一元论，是气，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容进去。同时又由于气是个动性的概念，立刻有了变化的和关系两个概念。中国思想很快便从一元，从易经开始，转到了三元。

为什么中国从一元几乎直接跳到了三元？大家忽略了“冲气”这个概念。老子“三生万物”之后接着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主张和谐，认为如果只有阴阳，它是一个对立的二元，可能会产生冲突，于是立刻说“二生三”，“冲气以为和”。冲气就是三。最初中国人要求和谐，人与人之间也是不要冲突。孔子讲天道人道，立刻引进五伦的问题。先把关系定好，然后用礼乐来处理。到了淮南子时期，经过了战国，讲天地互相感应达到和谐，圆润周流，而二的观念对他们来说一直是对立冲突的观念，不能达到和谐。大而逝，逝而远，远而返。道是周流，而不是直线或方的，对立的。一高丽人听我的演讲，说他们出去旅行，有个格言，不要两个人，要三个人。两个人会冲突，三个人就没有问题，总归有个多数，三能达到一种和谐。问题是，如果三个人不平等，真正的和谐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法国有汉学家说，中国的三是一的演变。

中国传统里有三元的思想，它知道你和我，有人和大自然这个二的分别，但是很快想从中间找到一个共同的成分，滋生一个我们都倾服的第三者，即所谓的冲气，冲气可以让阴阳达到和谐交互。孔子很清楚，人和地和关系一定要有个天，否则将会有不断的争执，所以要把中国的思想推向三元，追求和谐。但是，真正的三，由阴阳达到“冲气”，是最高准则，必须是超过我们俩的，而妥协是每个人放弃一点甚至很多，不但不能达到三，甚至低于二，不如二。没有真正的二，就没有三。中国就是忽略了二的问题。二首先是亚里斯多德说的主体和客体。有了对主体的肯定，才有了法与自由的观念。中国人讲求“和谐感应”、“天人合一”，好像很伟大，其实不然。

熊培云：中国的三元找到了天，又因为王权的缘故，最后天的概念被“天子”拿到自己家里去用了，终于回到了一元，国变成了家。由于它忽略了个体，忽略了人，制造了非人，从官方到民间，都讲和谐，人们生活在“和谐乌托邦”里，它不但没有实现善的一面，反而最终造成了社会的不安与动荡，造成了最大的不和谐。中国历史上的灾难，不过是“和谐乌托邦”的一次次破灭。反思人类历史上的极端共产主义实验，各种人造天堂，其实不过是在追求一种和谐。1803年，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源头之一。尽管中国人的“和谐乌托邦”情结有更多的涵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什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程抱一：西方有三位一体的思想，但主要是建立在二元上面，从亚里斯多德开始，要求主体客体分开，不然，我们没法观察世界，事实上，柏拉图时便已经将人当主体来思考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让主体面对客体，很明确地说一定要保持分离，最后认为大自然是我们主体应该征服的。启蒙时代，是对人的大肯定，自然就是要被管理。当然，对物质征服，从文艺复兴便开始了，到了十八世纪已经被定义下来。有人说，黑格尔提出了三，正反和，事实上是个惟心论。它从主体出发，创造一个客体，使自己不断超越，达到和。然而，它是将客体吞并以后达到的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吞进去了，这种辨证观后来都行不通。“相看两不厌，只有静亭山”里有大境界，这不是要主观去吞掉客观。

熊培云：和谐之上有国殇。即是说，历史上的这些理论之所以遭遇挫折是由于它以一种极不和谐的方式（比如将盖仑式的“放血疗法”应用到社会生活领域）制造和谐，以为去掉了不谐之音，便可以达到和谐，无视过程的不和谐已埋下危机的种子。
当今中国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稳定压倒一切”本是中国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全民面向未来的一件大事，却被程维高等腐败官员当幌子用，最后揭发他的人竟被扔进了监狱。这好比发现了大堤管涌却不让别人说，这些人恰恰是最不珍视稳定的。有人分析国内腐败现象为“前腐后继”，主要原因仍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中国转型开始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民主化依旧困难重重？

程抱一：西方的二元，中国人也看出了它的流弊，会造成紧张，甚至还有悲剧，因为西方主体与客体是分开的，主体存在于不断的征服和斗争中，但它有它的伟大，包括对物质的分析与征服，包括它的医学。同时，对于主体的肯定，可以让主体尽情发挥，由此产生了法的观念。从希腊、罗马，到黑格尔、康德，他们不断思考法的问题，怎样保护主体，使主体达到绝对自由。主体不只是自己，你在我对面你也是主体。如伏尔泰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绝对尊重你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中国文化里没有，因为它没有二的过程。中国在美学上达到那么大的发挥，可是在人际社会里，困难重重，就是因为二的问题没永远解决，也不能产生真正的三。中国人寄情于大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并不限制你。西方在哲学道德等方面的思考，比中国走得远，主体的观念、法的观念、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连接起来的，后来民主思想由此产生，是自然演进、非达到民主不可的。

三. 《中庸》是伟大的三元论

熊培云: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左右两派争论得很厉害。与此同时，世界冲突也是没有停歇过一天，面对这些纷扰与紧张，我们能否从中国传统中找到智慧？

程抱一：《中庸》是本伟大的书，现代知识分子觉得它腐朽，是因为它被误读了。“中国”本义源于地理上的中原，可是真正的思想也是从“中”开始。商汤去世之前说，要永远保守中；后来老子也说，不如守中；到孔子时，中是最大的观念。《论语》里有段话，有人问孔子道是什么，孔子说我也不知，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一件具体的事，怎么应付，我叩其两端，然后取中间（作者注：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个“中”是三的观念，两端加一中，即是三。《中庸》将天地之准则视为中，定了准则后，天地都不能改，就像上帝定了一个东西，自己也不能改，都要遵守，只有遵守了，生命才会继续。极端很容易，中却是最难的。像毛泽东那样朝令夕改是容易的，这和拿破仑晚上没睡好觉要打莫斯科是一样的，明天来个运动，五万人进去，下棋一样。极端就像是发脾气，总是容易的。

中国的思想，不管是尚书、易经、道家、儒家，以及后来佛家的中派，都是受了“中”的影响。每一代哲学家，理学朱熹二程也讲，中不是折衷。在一个不自由、有等级的制度下，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对话只能是折衷。中是在具体的情况下非那样不可，是“中肯”的“中”，所谓“中者，中也”，打中了靶心。冯友兰讲新儒学，也说“中”绝对不是折衷。在思想上，“中”是中国人的伟大的直觉，可是中国社会，却是一个大的折衷，大的妥协，大的匍匐。相反西方将这种“中”人格化了，不让人朝令夕改、投机取巧。

熊培云：中国的中字，被误读了一半。这即是说，中国跳过了二的问题。您谈的中庸与两极给了我一些启示，可以解释中国目前的一些困境。我一直认为美法方向上的争执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分歧。中国前改革时代理论上追求绝对的公平，以及改革后追求绝对的效率都是容易的，而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中，恰恰是最难的，却是最重要的。中国应当从中国之“中”、中庸之“中”里重拾智慧，找到平衡之美。

四. 解剖中国王权

熊培云：马克思谈到法国中世纪的特点时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刘泽华先生穷一生所学，据此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刘先生在《中国王权主义》一书中讲，在中国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中，最高王权不是在社会经济中受经济规律支配形成的，而是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意味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于是，王权决定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是经济运动决定社会结构。中国人文主义中的“修平治齐”客观上与王权主义合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苦难的生生不息。

程抱一：中国的天子以天为命，事实上是他个人的意志，因为在政治文化里“二”没有分清楚，天地人，五伦，实际上都笼统为一了。中国人爱讲超脱，这不是超越，超脱是阿Q式的悠哉游哉，我吃苦没关系，我不管，你们去搞。这不解决问题，免不了天灾人祸还要来。中国五千年文化，一直要追求和谐，可是没有一个太平时代超过三五十年，就是唐朝鼎盛也不过三十年（作者注：贞观之治为公元627年一6^49年，开元盛世为公元713一741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此外，几乎没有一个文人善终，冤狱无数，不是从上面来，便是从下面来，馋言、诬告、嫉妒……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社会。当然西方社会也很可怕，我不否认，但基本上还有些保障，王权不似中国强大。比如到了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但他对哪个女人有贪念，还要追求一下，大臣参议一下。中国却是后宫三千，全国美女召来，放在后面，没有止境。西方也就是找个小公馆，偷偷摸摸，最后还服务于政治。

五. 外加的道德与内生的危机

熊培云：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文思想。它把自然与神作为人的手段，尘世生活得到了最大的肯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不过成圣成贤，社会生活因此全面道德化。现在的中国，尽管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但仍有很多学者在继续反思道德在整合社会秩序时的功用。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里也提到中国的政治困境，“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唯有求助法耳。”

程抱一：对西方中国仍停留在科技上的大吸收上。假如没有精神上的激变与提升，没有制度保障，社会危机还是非常大的。贪污舞弊丛生，社会不公正扩大，这些危机都是从流弊中来的。事实上，康德和孔子都讲过，真正的道德要求是思考以后得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一个。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在深思之后获得的。所以，道德的信条不是外加的，假如我们的社会金钱主义流行，惟一能维持社会秩序的，是外加的规律与道德，没有经过个体内心思考这个过程，这样社会必然会有大的危机。

六.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另一种解读

熊培云：一直以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淹灭入侵的“外族文明”，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臣民文化与奴性传统在起作用。不久前，法德电视台中法文化年专题节目里播放了中国缠足的历史，也做了些反思。

程抱一：中国文化里所以有奴性，就是因为没有形成真正的二，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追求和谐，忽略了主体。所谓的二元论，只是一个吞并另一个。这样的二只会回归到一，更不会产生真正的三。入侵者沿袭中原旧制，因为就管理臣民而言，没有比这一套制度更好用的了。

七. 什么是真正的对话？

熊培云：去年除夕，正好RER线部分罢工，在站台上与一位老巴黎聊天，我想讲点抱怨的话。猝不及防的是，这位朋友知道我来自中国便满嘴跑坦克，勾引我回忆那个兵临城下的年代。中国的文学与哲学，大团圆无数，而历史却几乎全是悲剧，只在悲剧中团圆，“初闻涕泪满衣裳”。

在法国，我们看到对话、辩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譬如朱佩被判刑，媒体立刻有了讨论。去年，法国卫生局长Lucien Abenhaïm因为热死人的事件引咎辞职，数月后出了本书，就此事件进行了检讨，这种官场文化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中国的官场文化，是有官场，无文化，有技术，无科学，书里讲马克思，书外讲马基亚韦利。在西方，沙龙也比较多。希拉克一直在号召政府与社会各界加强对话，您认为对话二字，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程抱一：必须要有对话，积极地对话。你和我谈话，假如你不自由，我不能学到什么东西。相反，辨论、对话，是在绝对自由的状况下的主际对话，我们之间所产生的东西永远是高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三，首先是二的关系。我们对话，假如都有诚意，绝对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对话之前，好的东西各自藏着，对话之后，好的东西不但发挥出来，而且可能会发生质变。一个人身上有着绝对的真，但要通过真与真的交往、交汇，才能达到提升的地步。创造者也一样。我写小说，贝多芬写音乐，凡高画画，都是在与天地对话。真与美都是在交往的状况下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这个境界我才会心悦诚服，因为它是从我这里出发，又高于我本身。真正的美，只有在主际之间才能被启示出来，才具有直正的价值，所以二是十分必要的。民主制度与法治即是保持这个二。中国现在也讲法制，由于立法与执行没有分开，仍是一，没有二。二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面对。不管是从科学、道德、思想、哲学，还是从社会制度上讲，二都是必要的。目前中国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走，怎么走，是个时间与代价的问题。

八. 中国怎样对话世界？

熊培云：历史上所有的文明兴替，都与其同外界的对话程度和方法有关。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以闭关自守追求和谐所得教训不可不谓惨痛。如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词语渐渐唤起各国对“软霸权”的警觉。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向中国知识界呼吁，中国知识界应该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不能继续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否则中国思想传统将会被西方概念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国内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新浪潮。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在对话中面对传统与世界？

程抱一：当选法兰西院士后，当我走在街上，常有法国人突然把车停下来，向我问好，说法国为你骄傲。我当时有些迷惑，后来知道骄傲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们为自己国家接纳了远来的人骄傲，二是为自己的文化能吸收了他人带来的精华而骄傲。于是我想，一个人与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而不是保护僵死的国宝的问题。法国有成语讲，如果蛹只知道照镜子，永远不能成为蝴蝶。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子，永远也不能超越。很多人以为，受外来的影响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相反，只有更丰富自己的灵魂才有意义，否则，它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比如你和一位西方圣者谈话，怎么会失去你自己的灵魂呢，相反他的光照只能发扬你生命中最好的方面。如果你身上有点光的话，也只会发扬他身上最优良的一部分。如上面所说，只要这种对话是平等的，我们便能获得对方最好的东西。如果没有那种高度交流，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优良的一部分，甚至会把卑下的一部分当作最好的。我们只有从那种本身具有高度要求的眼光中，才能看出自己境界最高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和西方对话，一是不要有限制，二是要和最高层次对话。中国的文化，在我和西方对话过程中，只会得到发扬，绝不会减灭。灵魂、民族魂绝不会因为对话而失去，中国文化达到最灿烂的时候，是跟佛教交结后取得的。

九. 复兴与危机

熊培云：2003年，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中国参与型民众改造社会的热情与积极作用已初现端倪，公共知识分子也逐渐找回其社会担当的角色，您对国内知识分子之于中国未来有何评价？本世纪中华文明复兴是否可能？

程抱一：指望很高。1998年，我回国一个月，一直在北大讲五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思潮。我感觉国内对新东西很敏感。许多抽象的名词，他们都能理解。应该说，中国文化有一种潜力，也有一种吸收力。只要愿意做，还是能把西方好东西搬来的，中华文明复兴完全可能。但也有问题，比如现在有些艺术家，到了西方后，说还搞什么文艺复兴，你画几笔不就可以了。我说你一定要在意大利去看，那是源头。中西交流，若只追求快熟可用，得到的可能是最庸俗、最下层的一部分东西。就像外国人买中国书法，一团糟，什么都要，因为他们本来也看不懂。

熊培云：是不是说西方也在堕落？譬如说去年夏天法国热死老人的灾难，一定程度上也与家庭伦理危机有关，老人的生活全丢给了社会与福利，子女们都忙着罢工和度假了。

程抱一：目前西方也处于堕落的状态，但西方底子大，虽然价值混乱，神圣和高贵的东西还在，至少还没有堕落到破产的地步。因为它也有危机，所以，各种文明之间互相发掘很重要。应该说，西方交换时，很理智，知道哪些要学习，哪些要发扬。比如巴黎最近的孔子展览，西方人看到，啊，原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伦理,但警省之后，并非完全拿来主义，而是尽可能从自己文化中去发现。我们的优良传统被抛在一边，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拿回来。中国神圣的东西没有了，从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现在已没有东西可以替代，这是一个危机。此外，现在许多工程和生产没有权力制约，难免将来也会有物质危机。

最后要说的是，不管什么事，都要经过一个人去做。对真理与美恶的思考，都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进行的。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到了时候，总会显现出来。比如玄奘，此前也有很多人去印度，没弄出什么东西，可是到了他，时候到了，也由于他的毅力，就行了。

熊培云：平平淡淡地生活，一天一天地殉道。但凡坚定一个信念，一代代努力，中国必得幸福自由。

成长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

良心良品 — Mon, 16 Jan 2012 17:02:3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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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南京出差，深夜拖着疲惫去跟朋友见面，畅谈至凌晨两点。回到酒店已近三点，同屋的同事竟还未睡，点根烟，对着65层下的旧都夜景发呆。他非健谈之人，光头，一副艺术家模样，气质有天然的冷漠，之前交往无非公事，更无多话。不知道怎么提到了当今青年人的心态和选择，竟就聊起来，再也收不住。

他18岁出来闯荡，没念过大学，今年38岁，是一本著名杂志的设计总监。如果这是一个老套的励志故事，我可能再无兴趣听下去。但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代人是怎么想的，我反感几零后几零后的区分和标签，我跟很多自己的同龄人聊不来。人是靠价值相互认同的，而不是年龄。现在你们这代人看上去都挺急，房子、车子、票子，但就是你们同龄人，也不全是这么想的吧？我点头。他继续道，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闷，真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两年前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今年儿子两岁了。我觉得一切挺好。25岁时我在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已有七八年工作经验，呆不下去了，要走。领导请我喝酒。他一口闷了一杯酒，跟我说，你还年轻，别想那么多，别着急，做该做的事。就这一句话，我受用至今。我年轻时爱玩、浮躁，总有各种诱惑扑过来。我就记着老领导这句话，其他都不想，就做自己的事，一晃眼就到现在了。他继续道，你要说奋斗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就是一步步来。房子、车子这些东西，说真的，只要你不傻不笨，踏实做该做的事，到时间都会有的，不可能没有。别去想它。别去管别人怎么做，相信自己的判断。守得住，慢慢来。

他说，守得住，慢慢来。

一个月前，我刚来，抱回家十几本往期杂志。匆匆翻完，绝望的陷进沙发里，给老师发短信：文章何时能写过四大主笔啊？差距不是一丁半点。他回，别急，你年轻。我说，我都24岁了，还看不到一点希望。他回，才24岁。我们最年轻的也30出头了，别急。

才24岁。他连说两次，别急。

李笑来在《把时间当作朋友》里写，我们总是对短期收益期望过高，却对长期收益期望过低。

他指英语，也说人生。

说来说去，还是急。

有人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到那个人身边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但这句话或不只关乎职业生涯，也关乎生活智慧。人们容易放大眼前的痛苦或成就，跟年长却开明的前辈交流，他们一望便知你正经历怎样的阶段，现在绊倒你的，不过是一颗螺丝钉；你愁肠百转看不穿的，或许是他们也曾有过的迷茫。

在18岁-23岁那段时间，我很没出息的爱翻阅名人履历。每知晓一个佩服、羡慕嫉妒恨的人，便去搜寻他的经历——几岁硕士毕业？何时修完的博士？多大年龄开始在职业领域崭露头角？何时达到今日的成就？

年龄，年龄，年龄，那是一种对时间的焦虑。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害了不知多少人。我反感成功学，因为显而易见，不是每个人努力都能成功，但我确信自己是幸运儿中的一个。我野心勃勃、精力充沛；我狂妄自大，对自己在外形和才华上的优势得意洋洋；我思考一切严肃的话题，阅读跟这个世界奥秘有关的书籍，向着古往今来浩瀚的文明致敬；我期待人们在出版物上阅读我的文字，在媒体上谈论我的名字；我向往声名、金钱、漂亮姑娘的长发，我反复阅读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为另一个同样骄傲的灵魂而心潮澎湃。

可我才20岁。

所有的名人书籍、讲座都告诉我，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做成事情。时至今日，无数同龄人的文章、微博里，在大受追捧的出版物里，还充斥着类似观点，甚至已成为带有反成功学意味、带有天然“正确性”的话语，大受“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青年认同。

但是，你问一个刚刚告别机械枯燥的高中生活，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刚起步的年轻人，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优异的成绩、同学间的声望、漂亮的女朋友，他还想要毕业后找到令人称羡的工作，尽快赚钱、成名、成功。

有人会问，这有问题吗？诚然，这也是“我想要什么”，但却只是模式化的流水生产线，试图把所有年轻人都打磨成一样的面孔。“想要什么”不应只关乎俗世的职业、功名，它应该切合更深层次的命题、人本身的挣扎和探索，即——我是谁？

你是谁？想拿遍大学里所有的奖学金，想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想获得一个高薪的职位，想在北京四环内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Noooo……你是谁？

为什么那个愿意在一切可能的物体上涂涂画画的家伙，去做了一名公司职员，只因大家都说，自由画家的生活没有稳定保障？

为什么那个立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姑娘，进入了国企，只因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记者收入不如国企高？

你是谁？我是说，剥离掉一切外界赋予你的定位和枷锁，隔离开所有父母长辈试图左右你、干涉你的声音，忘掉全部大众传媒、明星名流以及出版物曾经输出给你的价值判断，你又是谁？你躯壳之内那个砰砰乱跳、嗡嗡作响的他、她、它，是谁？

世事多舛，你来何干？

20岁出头的年纪，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仅不是灾难，反而可能是一件幸事。

但你一定朦胧知道自己是谁，对什么事感兴趣吧？如果连这都不知道，就真的是灾难了。

知道对什么事感兴趣，就一点点做起来吧。无论多少声音试图扭转你，说你热爱、着迷的这件事情，没钱途、没前途、没发展、没出息，都请悠悠的对他（她）说：Fuck off，this is my own life.

不为什么，因为热爱。千金难买热爱。

我曾把几年来写过的一些文章发给丹青老师看。他很高兴，回信说，文辞再沉静一些就更好了，但就这么慢慢写起来吧。他没有说，你要在笔头功夫上多努力，他日成为著名的记者、作家。我懂他的意思：你喜欢这件事，就慢慢做吧。

去哪里，不重要。

朋友问我，以后想做一个出色的记者吗？我说，不知道。他诧异，你不是混传媒圈吗？我亦诧异，为什么要在20岁出头的年纪给自己的人生下一个定义呢？定义即枷锁，即画地为牢。难道这个年纪，不应该是尽一切可能伸展自己的触角，去触摸不同的、多元的事物，感知并观察丰富、蕴藏无限可能性的世界么？
下了定义，即关上了可能性的大门。你怎知日后不会遇到更令自己好奇、亢奋的事情？你才20多岁，20多岁，20多岁。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职业旅行家？为什么不能去做NGO？为什么不能在码了几年字后，突然迷上了摄影？为什么不？

阅读名人传记，好处是能藉由他者在人生关键时刻的抉择，参照自己的生活；而负面效果却可能更致命——“从小立志做一名……”。

若你回头梳理自己的人生履历，花些心思，会看到一条似乎清晰的轨迹和路线，进而“恍然大悟”：我正是循着这样的路一步步走来的，原来我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啊。如果你写过申请学校的PS，可能有类似体验。但，这或许是欺骗性极强的“假象”——回望过去履历难免会总结、归类，拎出一条主线来并不困难。很可能，你从一开始并不是想成为这样的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要走怎样的路，只是迷迷糊糊的，循着兴趣走过来了。

是的，是兴趣，而不是规划——“从小立志做一名……”。

若日后我莫名其妙成了一名电游玩家，我在个人传记里也可以深情回顾“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职业电子游戏玩家”，因为我4岁开始玩电子游戏，至今仍不辍，算得上发烧友。

莫忘了，冯唐年轻时是个诗人、文艺青年，后来修了妇科博士，再后来做了咨询公司，现在又做了实业。

莫忘了，老罗直到27岁之前，还认为自己终生跟“老师”和“英语”这两个词绝缘。

我一直对“规划”二字持有戒备，所谓职业规划、人生规划，忽悠者众。

人生是靠感知的，如何规划呢？职业生涯是靠机遇和摸索的，如何设计呢？

而规划如何成功，更是无稽之谈。丹青老师28岁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时，如何规划自己此生要成为对公共领域发言的学者名流呢？他只是喜欢画画，就画，一笔笔的画；秦晖老师15岁下乡插队时，认为自己这辈子就待农村了，如何“立志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标杆”呢？他只是喜欢阅读，就读，一本本的读。

如果我四五十岁时有机会受邀到年轻人中去开个讲座，一定要叫做“我的人生无规划”；如果我混得灰头土脸，在世俗意义上是个无人问津的卢瑟呢？那我就跟自己的孙子吹吹牛逼讲讲“无规划之人生”中好玩儿的故事呗。

如果你时常参加中国大陆的思想人文类沙龙，哦不，或就是普遍的名人讲座。在提问环节你几乎很难错过一个问题，“XX老师您好，请问您对当代年轻人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据一些讲演者众口一词抱怨，这几乎是最令他们反感、厌倦的问题。或许连提问者自己都很难意识到，这个愚蠢的问题潜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心理成因：请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像您一样成功、出人头地。

不然呢？如某位学者所言，一个年轻人恳请一个老东西教自己如何面对新鲜世界。荒唐吗？丹青老师说，爱干嘛就去干嘛，关我什么事？你们好不容易生在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却还想让别人指导你该怎么活。

当真连自己喜欢做什么，该如何活都不知道么？想赢怕输罢了。该做些什么、走什么样的路，难道不是循着内心的声音一步步摸索、试错出来的吗？走岔了，就退回来；走得急，就缓一些。时不时停下来想想，望一望，琢磨琢磨，再继续走。

怎么可能不摔跟头呢？怎么可能诸事顺利呢？怎么可能有条一马平川叫做“成功”的路供你走呢？不多试错几个怎知自己跟什么样的人处得来呢？同理，不多尝试一些怎知自己喜欢什么不适合什么呢？

正如丹青老师给贾樟柯的书写序，“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青年人的选择就如整个国家急功近利的写照，“先污染后治理”，先成功后成长，先找工作再找兴趣，先出人头地再寻找自我。某位职场中的朋友抱怨，自己在工作岗位上迷失了困惑了。不知自己到底适合这份工作吗？

我问，你到底喜欢做什么？他嚅喏半天，说不上来。

有的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么我该去报个拉丁舞班吗，去报个吉他班吗？

从事并非自己志趣的职业问题并不大，业余时间发展偏好就是了。但我后来才醒悟，比“不能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灾难性一百倍的，是压根“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

黄律曾有条状态写道，“现在想想中国父母从小到大灌输的要一直读读读抓紧把书读完最好读到博士然后去工作实在是害死人，这样看起来是沉得下去的表现，其实越到后面就读得越浮躁。美国人这儿gap一年那儿gap一年，反倒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生活本来就是个沉淀的过程，急匆匆地往学位阶梯上爬干什么！”

这让我想起听来的一个故事。一个澳大利亚人，大学毕业后在半岛电视台做了三年记者，游历了欧洲，后跑去念了一个哲学一个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又到非洲做了两年义工，等他跟我一个师姐成为名叫“人权”的硕士项目同学时，已经33岁了。我不解，他读完硕士为什么不继续读博士呢？“他在生活中发现一个新的兴趣点才跑来念一两年书，但这些兴趣的程度都没到博士那么深入，而博士研究的方向很可能是一生的志业”，师姐道。那他毕业后都35岁了，做什么呢？“他似乎还没确定”。

这似乎是一个不靠谱的反面典型。正如一些老同学对我的印象。他们一边说，羡慕你丰富多彩的生活，听完我近期打算又同情的啧啧叹道，那你留学回来都多大了？27岁.还读PHD吗？不知道。那你何时结婚？谁知道呢，30岁？也说不定念书的时候就闪婚了。你也太不靠谱了吧，我都副科了…………那你留学回来能找一个多牛逼的工作？我说，出国未必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目前想从事的职业不出国留学也能做的。啊？那出国意义何在？

个人阅历、视野和自我完善。看看更大的世界，在自己身上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这话我终究没说出口。

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终究只是个平庸的小人物，所有的梦想都没能实现？

这是网络流传很广的一篇帖子。

我在南墙群里问大家。马老师说，不会的，说实话大家都是了不起的人，按照自己节奏一步步来，不会差的。

亦有友人问我。如果你终究只是个平庸的人，那些牛逼的梦想都没实现，世界也没改变丝毫，会快乐吗？

我问，温饱不愁吗？他说，那肯定，没这么惨啦。只是说，蛮普通的，可能只是一枚平平的记者编辑，在单位无甚出彩之处，月薪最高也就一万上下，交房供，养儿育女，开辆普通车。不痛苦，但也没什么光彩，的生活。

娶的老婆赞吗？还不错。

家里空间是否足够让我挂幕布开投影仪踢实况？可以。

还喜欢足球，喜欢阅读，喜欢年轻时喜欢的一切东西？是的。

时而三五好友，烤串啤酒，把酒言欢；时而周六周日，球场相见？是的。

快乐。

他看着我的眼睛。快乐。我点点头。

不久前去东北旅行，路途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导游、乘务员、售货员的差别。你会轻易的发现，性格将人与人彻底区别开来。

我们遇到过热情健谈、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导游，也遇到过黑着脸像客人欠她钱一样，没问两句就不耐烦的导游；遇到过如一切常见的公务人员般恶狠狠的乘务员，也遇到过穿着制服坐车厢里跟乘客扯淡逗乐的乘务员。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导游、乘务员，你会如何对待你的客人？考虑到这是日后再也不会打交道的“一锤子买卖”，何况也很少有人真正有闲心去投诉你恶劣的服务态度。

考虑到，你完美的服务态度很可能无法给你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除了客人的一声感谢，一张笑脸。所在单位无法注意到你的“优良表现”，你表现好不会被升迁，表现差也很难被辞退——在中国，那个对客人态度恶劣屡遭投诉的可能反而讨领导喜欢，比你升迁更快。你懂的。

总而言之，你的服务态度无法对你的现实生活带来任何可见的好处，你此生都会是一名普通的导游、乘务员、售货员。你会如何做？

是的，或许你终生都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但态度依然会带来生活质量的云泥之别。你热爱生活和工作，真诚的感知、理解、善待他人，或许未曾给你的生活带来任何有形的回报和改观，却软化了你与内心、世界的边界。你不断接收到来自他者的正面回馈（感谢、笑脸、善意），再不断释放出正面能量，形成良性循环。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记得那个导游、那名乘务员、那名售货员的热情、爽朗和笑脸。想起来都是暖意。

他们或许此生都是导游、乘务员、售货员，也很难有何升迁，但从他们的工作态度里，我读出了真正的快乐。

做一件喜欢的事难道不是做这件事最好的回报吗？正如写作是写作的回报，画画是画画的酬劳。

我曾经很喜欢一个朋友的签名档，“成为更好的人”。

这句不疾不徐却又溢满坚定的话，曾无数次给我力量。

如今，我却感觉这句话充斥着“更高、更快、更强”的进步论腔调，在铺天盖地的励志话语中，我偏偏爱上了“毁志”。我更喜欢用“感知”这个词。或许我们并不能创造生活、规划人生，或许，体味、经历、感知、理解，这才是成长的密匙？

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今天陪母亲坐在太阳下聊了一下午天，漫无目的的，童年、成长、家庭琐事，有没有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今天没有读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没有跟近韩寒最新的博客，没有刷新微博，只是给自己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躺在恋人的臂弯里发呆，算不算荒废生命？

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某种吊诡的自我矛盾，一方面，我们是前所未有早衰的一代，“十八岁开始苍老”，二十岁开始怀旧，尽管仍在青春，“你爱谈天我爱笑”的时光竟成了一代人的集体乡愁；另一方面，我们拼命的想要向前奔跑，想要稳定、无虑的生活，想要拥抱住某种确定感，焦虑着，想要立即像三四十岁的人那样，车房不缺，事业成功。

你，你，你，

真的享受年轻吗？为何你一边怀旧一边还在努力奔跑？

你，你，你。

真的热爱冒险和漂泊吗？为什么将理想纳给稳定和房产证做投名状？

你，你，你，

真的珍惜可能性吗？为何我看到你宁肯早衰也要拥抱“生活的终结”？

生活更美好的可能性，难道不在于这缓缓经历的一步步、默默感知的一天天，而在于未来的宏大勾画？

结婚的，添子的，升副科级的，做小经理的，博士毕业的，买房买车的，走得好快。我曾经焦虑过，后来发现，那不是我的节奏。我是慢吞吞的一头牛。如果方向错了，就会兜大圈子，如果方向对了，就不怕慢。

一步步，一寸寸，一点点，一天天，慢慢来。

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要去哪，还在一边晃悠一边张望，走一步停一下，摸摸这个碰碰那个，试图去感知、观察、理解这个世界。新鲜好奇着呢。但我确定，我只会走自己想走的林荫道；我确定，我会像哈维尔说的那样，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在真实里。

2011年可能是有生以来最不顺利的一年，屡遭挫败，计划搁浅。回头望望它，再踮起脚尖往2012年瞅一瞅，我还是想慢吞吞的说，我们都要死很久，活那么急干嘛，慢慢来。

所有的成长和伟大，“如同中药和老火汤，都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