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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hosts访问google+ 文档 sites chrome

张无寒 — Sat, 16 Jul 2011 11:57:38 +0800

（整合网上其他资源而成）

修改host地址是一种既方便又好用的翻墙方法。具体如下

1. 找到hosts这个文件，在Windows 系统下是位于C盘/windows/system32/drivers/ect目录里。

2. 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hosts，添加以下地址并保存就可以了。如果是Win7用户，首先要修改管理员的控制权限，把限制降到最低级别。

209.85.225.101 sites.google.com
74.125.39.99 chrome.google.com
74.125.39.99 clients2.google.com
74.125.235.107 docs.google.com
74.125.235.107 spreadsheets.google.com
74.125.235.107 docs0.google.com
74.125.235.107 spreadsheets0.google.com
74.125.235.107 docs1.google.com
74.125.235.107 spreadsheets1.google.com203.208.46.30 plus.google.com
203.208.46.30 lh1.ggp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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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至今天（2011.07.16）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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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经济制度也许不会再有进化了

张无寒 — Sat, 09 Jul 2011 12:01:57 +0800

——读张维迎《通胀是合法的强盗逻辑》有感

关于自由和平等

市场经济的秉性是买家说了算，资本家必须取悦平民才能活下去，所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平等的——人与人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只取决于你为别人创造价值的多少。我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最伟大深邃之处，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会再有大的进化了，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好的经济制度。

逻辑大概是这样：

1.凡是自由交易都生产一种平等关系（反过来也成立，凡是不自由的交易必定创造的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基本是同义反复，既然是自由交易，意味着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

2. 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保卫自由交易不受侵犯，每次自由交易“生产”的平等关系因而受到保护。

3. 每次平等关系的“生产”都是对人类的平等思维、平等的生活习性的固化，这个固化必定延伸到人类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爱情，家庭，公共选择—政治），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

4.只要人类把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价值，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就永远不会被抛弃。

（题外话，有意思的一个类比。问：SNS里，双向关注是否比单向关注机制更加容易生产平等关系？从表面上看，双向关注更加类似于自由交易，而单向关注容易导致人精神上的仰望和崇拜，似乎生产着不平等。）

关于幸福和GDP及维稳

简单的说，GDP是对人们互相创造多少幸福的衡量。GDP增长的过程是人们互相创造幸福增长的过程；而创业失败、企业破产、GDP下降是价值消灭的过程，是幸福消退的过程。关于这个道理的证明很容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不过本博收集的这篇《赚钱的本质》粗略的谈了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简单的记住就是了，GDP就是全国人们一年中赚钱的总和，赚钱的过程就是为别人创造幸福的过程。（暂且不去理会好的GDP，坏的GDP，那个问题不妨碍这里的讨论）

所以，不难明白，当GDP高速增长的时候，执政党是不容易下台的——即使有这么多血腥的拆迁，人权的侵犯，毕竟总体而言，人们的幸福感是上升的。

而当GDP下降的时候，情况刚好倒过来了，人们必须反思，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人们相互创造价值，创造幸福——一般而言，执政党一定是替罪羊，因为执政党的首要功能就是为人们更好的创造幸福而存在的,否则，我们要你干嘛。

张维迎的演讲在这里：《通胀是合法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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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指数–一个低成本的预测革命的指数

张无寒 — Mon, 21 Feb 2011 14:15:19 +0800

（可能因为理科出身，我一直对预测感兴趣。——物理学里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是通过理论和数据计算准确预测到一个新现象的发生了。社会科学里的预测比自然科学难得多，不靠谱的预测比比皆是（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大预测），但有时，某些小预测还是比较靠谱的。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所能做的仅是给出一个现象的发生几率。）

一、概述

如何估量革命形势？这个问题激发了很多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探讨。现在比较公认的一个结论是：革命是否发生，其关键在于对抗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反对现政权的力量过于薄弱，潜在的支持者就不会对反抗的成功抱有大的希望，对革命的“投资”就会少，革命也就难以发生。若与此相反，革命发生的概率就很大。上述结论说明，衡量革命形势一个直接的指标就是衡量双方的力量（主要表现为公开的支持者数量）。

社会化媒体出现之前，很难客观的测量个人及集团（group）的力量。但以twitter为典型的微博、以facebook为典型的社交网站出现以后，客观的测量成为可能。本文以微博的粉丝数为基础拟构建一个称之为“茉莉花”的指数，来客观的描述中国革命形势。

二、指标的构建

1. 以twitter和新浪微博用户为样本空间

社会化媒体twitter和新浪微博已经毫无疑义的成为中国大陆用户的公共言论空间（twitter上的异议人士更多些）。微博用户的粉丝数是衡量一个微博用户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如“粉丝”这个词所显示的，大体上，粉丝数的多寡指示着支持者的多寡。——特殊情况例外，例如有些用户是为了反对一个人而成为另一个人的粉丝的——但这种情况不普遍，并且容易识别出来。

2. 革命，改良的代表性人物

可以把人的政治倾向大致分为三大类：革命，改良和维稳。这三个词的意义不言而喻，不过多解释。理论上讲，改良者有一种摇摆性——在某些时候可能成为维稳的反对者（指责现维稳者太过保守），在另一些时候可能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在策略上觉得革命者太激进，脱离现实）。总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的微博用户总体上是改良者，因此，考察改良者加入革命阵营还是维稳阵营（虽然真正的维稳者少之又少），可以有效的指示革命的“气氛”。

由于总体上，twitter中文用户比微博用户在反抗现政权上更加“激进”一点，所以在革命的代表性人物的选取主要在twitter中文用户中选取（下面会谈到如何粗略的测量激进程度）。而改良代表性人物主要在新浪微博用户中选取。

3. 激进度（敏感度）测量——谁是改良者，谁是激进者

有些人即在新浪微博又在twitter上建有帐号，其新浪微博粉丝数和twitter其粉丝数的比值可以指示这个人的激进程度（或者说官方所说的敏感程度）。

激进度=同一人的twitter粉丝数/（新浪微博粉丝数+twitter粉丝数）。

显然，激进度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越激进，1为最激进。

解释如下：最激进的人在新浪微博无帐号，或者因为自己不愿意在新浪微博建有帐号，或者因为官方迫使新浪删除其帐号；比较激进的人在两个网站都有帐号，但是对两个帐号的投入不同（或者其他原因），两个网站粉丝数的比值指示他/她在哪个圈子更收支持一些；最不激进的人只在新浪微博有帐号，在twitter上无帐号。

从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只要现政权继续存在，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区隔用户（对激进和非激进的客观区分）的功能必将继续保留，这个指标的功能就不会失效。

4. 粉丝数的绝对值和粉丝数增长率

考虑到twitter被中国大陆屏蔽了（翻墙需要成本）以及两家网站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广告营销投入等方面的差异，所以twitter中文圈和新浪微博的潜在用户基数不一样。因而，代表人物的粉丝数的绝对值的差异不完全指示着两者的影响力的差异。但是从信息传播角度看（粉丝数越多，一条原创信息的网络传播覆盖面越大），代表人物的粉丝数的绝对值比较依然具有意义。

更值得重视的是粉丝的增长率。粉丝的增长率定义为：新增粉丝数/已有粉丝数。粉丝增长率可以有效的消除用户基数的差别。

5. 茉莉花指数的定义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测量革命可能性：1. 革命和改良的影响力（支持者数量）的绝对意义的角度。2. 革命和改良的相对发展势头的角度。

第1个角度的测量指数不妨暂称为茉莉花力量指数，定义如下

JP（Jasmine Power）=激进者粉丝数的均值/改良者粉丝数的均值。

第二个指数暂称为茉莉花发展指数，定义如下

JD（Jasmine Development）=激进者粉丝数增长率/改良者粉丝数增长率。

显然，指数越大，表示革命的可能性越大，或者说，革命成功的希望越大。

6. 动态操作

可以编写一个程序自动获取双方代表人物的粉丝数，计算JP和JD的随时动态变化情况，以获得一个相对客观的动态值。（希望与程序员大虾合作啊。）

三、误差和问题

上述指数最大的问题也许来自判断谁是革命者，谁是改良者。因为影响人们是否在twitter上还是在新浪微博上建立帐号的因素很多，而不仅是政治倾向。同样的，对那些拥有两个帐号的用户而言，是在twitter帐号投资多，还是在新浪微博帐号投资多，其决定因素也很多。但是，总体而言，上文的激进度公式还是靠谱的。

四、数据实验

任何指数的有效性都必须通过实际经验数据来检验。上述茉莉花指数虽然非常简陋，但也因其简陋，所以相对于那些很耗资源的统计工作来说，此指数的数据收集成本不高，无需机器，手工也可以完成大部分工作。（虽然如此，手工作业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有时间我回着手进行数据工作）

希望批评指正，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合作来做这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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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的一个经济学猜想

张无寒 — Wed, 21 Jul 2010 18:09:49 +0800

权利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性质，维权者行动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搭便车现象。

搭便车问题

比方说，有些人上公交不排队而是插队，我出面指责那些插队者，这一“维权”行动的收益不仅归我自己所有，所有被插队损害的人因为“维权”行动而受益。正是由于维权的收益不由维权者独自获得，因此维权行为的激励不足，人们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动机：“让别人去维权吧，维权成功了，我得收益，维权不成功，我自己没有损失。”

（BTW，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因为公交排队维权而被打。）正是由于“搭便车”的行为普遍存在，而我们的制度设置又没有很好的解决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个人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

金钱“购买”权利

如何解决维权问题上的“搭便车问题”（也被称为“坐享其成问题”），即如何解决维权的激励问题呢？从原理上说很简单，那就是给维权者以奖励，奖励多种多样，即可以是物质的钱财——给维权者以奖金，也可以是名誉上的——如给见义勇为者发锦旗等等，甚至可以是政治上的——让他做总统，如以前的哈维尔、近期的奥巴马。

我们知道，由于金钱是最具流动性和可交换性的财富，所以就理想状态而言，给维权者最好的激励应该是金钱。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这样进化的。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出一个专门的维权职业——律师职业。他们每维一次权就获得一次金钱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律师群体的平均收入处于上游。我们可以认为，律师业越发达，律师的工资越高，律师的数量越多，这个社会的个人权利越能得到保证。——道理很简单，“一分钱一分货”，人们愿意花这么多钱给律师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维权的质量一定不错，否则，没有多少人会花冤枉钱来购买一个不好的“维权产品”，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因此不可能得以维持。

上面已经说过，金钱激励只是维权激励的一种，还有名誉，政治地位（权力）等激励。我最关心的，什么类型的维权，金钱激励是无效的，而政治激励激励是适宜的？

维权定理

我“猜”出一个“维权定理”（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提出过）：某项权利的受惠者越多，即此项权利越是基本，给维权者的奖励越加是政治的而不是金钱的。例如，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惠及所有国民，那么对这种权利的维权者就应该给予政治奖励。

我对这个“维权定理”的证明也非常简单。如果一项权利的受益的人数少，那么在这个小圈子里，就如何向维权者“支付”，受益者搭成一致的谈判成本比较低，“支付”成本也不高，所以有效的奖励应该是金钱（譬如说请一个律师），因为这最迅捷，给维权者的激励也最大——金钱一般来说总是最好的激励。但是对基本权利而言（如言论自由），权利的受惠人数很多，人数多了就难以对维权者的行为达成一致的“定价”（应该给维权者多少钱）。简单的说，就如何向维权者支付（“维权价格”）这个问题，受惠人之间的谈判成本非常高，以至于使得金钱支付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二级坐享其成问题”。这时，政治选票就成为“维权价格”的替代品。人数众多的受惠者容易就选票达成一致（每个受惠者每人一票投给维权者，让维权者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受惠者之间的谈判成本非常低，这样就有效的解决的“二级坐享其成问题”。

一句话证明这个“维权定理”：由于基本权利的受惠者人数众多，在支付给维权者多少钱这个问题上受惠者之间的谈判成本非常高，所以不可能给维权者以金钱激励；而政治选票有效的降低了受惠者之间的谈判成本，使得政治激励成为基本权利维权者最可能的激励。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上面说的“政治选票”是宽泛意义上的“选票”。在宪政国家，政治选票意味着和平的民主投票，而在专制国家，政治选票可能意味着“武装投票”。

几句题外话：政党为什么会存在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政党存在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政党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中的“搭便车问题”。

同样，由上面的逻辑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经常批判的“政党分肥制”其实是不应该受到批判的，如果没有“分肥制”，就不能给予维权者以足够的激励，没有足够的激励，谁会一心一意的冒着巨大的风险抛头颅洒热血去维权呢？

“打天下者坐天下”才是对基本权利维权者最有效的激励。记住这一点。

（原文发于2010年3月于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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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降低土地价格能降低房价吗？

张无寒 — Wed, 21 Jul 2010 17:43:40 +0800

现在有个观点认为，中国房价高是因为建房的土地成本太高（据说占了70%以上），而土地供应是由政府控制的，如果政府把土地价格降低，那么房价将会降低。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不对。用简单的供求曲线分析就能得到答案。现在的土地供应量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只要每年放出的土地数量不变，那么每年生产的房子也就是固定的。房子的价格就由需求曲线来决定。只要需求不变，房价也会不变，房价和政府的土地出让价格没有任何关系。

再详细点说，即使政府把土地白送给房产商，房价还是不会降。如果房地产商能以100万元一套的房价卖出他的所有房子，他绝不会降价，因为如果他降价售出他的房子，那么那些以低价买他的房的人一转手就能卖个高价，理性的房产商不会让这些二道贩子赚了他的钱。既然政府的降价行为既没有改变供应，也没有改变需求，房价自然也不会改变。以上的这个推理是基本的经济学推理，供求关系分析是经济学的核心，不过似乎有些人忘记了这个。

网上的很多探讨不是以上面所述的这个逻辑来论证这个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最终商品（如房子）的成本（如土地）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只要降低了土地成本，房价就会降。第二种观点（经济学家薛兆丰持有这个观点）反对说，不是商品的成本决定商品的价格而是刚好相反，而是最终商品的价格反过来决定了中间商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决定了商品的成本，房价高导致了地价高。究竟是价格决定成本还是成本决定价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大问题，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

上面两个说法都对又都不对。

回到基本的供求分析就能明白这两个说法的问题所在。假如政府不控制土地的供应量，那么土地的降价就会增加房子的供应——房地产商为了多赚钱而多拿地多生产房子，这时供应曲线向右移动，房价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成本的降低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降低。所以说薛兆丰对“成本决定价格”观点的反对没有反到点子上。

基本的供求分析能给出降低房价的基本思路：1.增加供给。2.减少需求。在现阶段下，增加供给就是要求政府抛弃所谓的保护耕地红线的限制，增加土地供应；减少需求主要是要降低投机型（或者叫投资型，两者意思一样）的房产的交易量，无疑，这些投机型的需求挤掉真正的居住需求。当然，如何识别投机性需求和自住需求是一个大问题，这里不想。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存在泡沫，以至于很多网民都指责这些泡沫的制造者。其实，对那些现在还没有买房的人来说，如果真有房产泡沫，对他们其实是有利的。这其中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真有泡沫，那么泡沫就一定会破裂（不破裂就不能称之为泡沫），当泡沫破裂之时就是这些没有购房者的出手之时，因为那时一定会出现恐慌性的抛售，使得房产的价格低于他应有的价值，吃亏的是那些投机者。1993年海南房产泡沫的最终受益者自然是那些在泡沫中没有买房的人。

（原文发于2010年3月于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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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的本质

张无寒 — Wed, 21 Jul 2010 17:33:38 +0800

今天在我的微博转载了一篇有关儿童SNS摩尔庄园盈利的帖子，收到几个质疑性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摩尔庄园赚小孩的钱“有点不道德”。我不时碰到这种质问。在微博上不方便展开说，于是在博客上谈谈。

“赚小孩的钱”，“赚农民的钱”，“赚老人的钱”，“赚残疾人的钱”，甚至（美帝）“赚中国人的钱”……，生活中经常遇到“赚谁的钱”这种质问。这些说法的言下之意都是认为这些“赚钱”并不光彩。

其实无需多么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能明白，“赚钱”的行为让双方受益，并不是一个单方受益的过程。“你”为什么愿意付钱买这个产品（或服务）呢？当然是因为 “你”觉得这个产品（或服务）值这么多钱。小孩子为什么愿意给摩尔庄园钱呢？肯定是因为小孩的父母觉得它给小孩带来的快乐值这些多钱。

我们也可以严谨的证明：在信息充分，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交易（赚钱的过程）使得双方都能受益，因为若不是这样，而是有任何一方受损，则交易不会发生。

当然，有人会指出现实中有些交易确实让付钱的一方“吃亏”了。这个吃亏可能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条件（信息充分，双反自愿）没有达到，交易的一方存在欺骗或者强迫；二是“吃亏”并不是真的吃亏，也许只是“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的一个心理上的借口——那些嘴上说“吃亏”却还不断的去自愿 “吃亏”的人其实并没有吃亏，而是受益了。

既然，（简单的说）交易是等价交换，那么，交易一方赚的钱就刚好等于给对方带来的收益，赚钱的一方赚的钱越多，不正表明ta带给人们的收益越多吗？

合法公正的赚钱多的人应该自豪，ta赚的钱多也就意味着ta对社会的贡献大。

其实，“赚小孩的钱”，“赚中国人的钱”……等等说法也许只是想表明不应该对这些“弱势群体”收费（哈，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也是“弱势群体”），而是免费给这些人提供服务。

可是，天下哪里总是有免费的午餐呢？

（后记：本文的目的不是谈要不要帮助弱势群体，而是谈“赚钱”的本来意义。我赞同帮助因先天不足造成的弱势群体（如小孩，残疾人，老人），而且在中国，弱势群体之所以变成弱势有历史、制度上的原因，所以我也赞同对农民等受历史损害的人群进行补偿。）

（再记：原文发于2010年3月于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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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率、产权和矿难

张无寒 — Wed, 21 Jul 2010 17:28:52 +0800

中央政府现在对矿难很重视，一旦地方发生大矿难，地方领导人要受责，矿主要受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一场大矿难会让一个矿鸡犬不宁，抓的抓，逃的逃，炸的炸 ——没有背景的小矿主往往选择逃跑，因为深查起来，他的矿上的安全设施和管理肯定不合格，由此，他的小矿被炸掉或者被国有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看似中央政府治理矿难问题的决心很大，但是效果却不好，为什么呢？深入分析下，我们能明白，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但不能减少矿难，而是会使得矿难增加。下面是简约的分析。

贴现率和产权

为了叙述更加简洁，先介绍两个概念：贴现率，产权。

简单的说，贴现率是说的是未来的收入能值现在多少钱的比率。贴现率越高，未来的钱越不值钱（数学上比较精确的表示是未来的收入等于现在收入的 1/（1+r）,r为贴现率）。贴现率高就是说，相对于未来，人们更在意现在。例如在动乱的社会，在信用缺乏的社会，贴现率会比较高，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人们更愿意“现在就拿到钱”。一个贴现率很高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很短视，只顾现在，不顾将来，由此也必然造成人们对长期的个人声誉和企业声誉的“投资”很低，人们赌博式的行为将增加——既然未来的收益完全不由自己掌控而由不确定的外部因素决定，“赌博”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产权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就是一个人（或者法人）拥有的支配某个东西的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所有权等一系列权利。最彻底的产权是长期的无限所有权，简单的说，所有权指的是所有者可以任意处分自己的东西，可以卖，可以用它来生利，可以毁掉它……，在实际生活中，个人的身体最像无限所有权。

容易知道，在一个社会中，产权越能得到清晰的界定，产权的时限越长（简单的说，拥有某个东西的时间越长），这个社会的贴现率越低。简单证明就是，恒产者有恒心；长期产权的界定降低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激励人们长期“投资”，减低人们的赌博式行为，因而降低了贴现率。

矿难频发在于产权负激励，社会贴现率高

回到矿难问题。

绝对的安全生产不可能，但是增大安全设施，安全管理的投入能降低矿难发生的几率。可是安全生产的投入固定成本很大，其投入要很多年才能回收成本，这是一个典型长期投入。我们能很容易看出，现在中央的严厉打击矿难的措施——关、炸、抓人，国有化，并不能激励矿主长期投入安全生产。

稍微详细说下。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矿主没能拥有矿产的长期产权，没有长期产权，谁愿意长期投入呢？而中央的严厉打击措施恶化了这个状况，因为中央的严厉打击，矿主们未来的收益更加面临不确定性，因而提高了矿主们的贴现率。现在矿主们更加追求短期效应，更加“赌博”，运气好的话能一夜暴富，运气不好怪自己倒霉。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情况正是如此。

中央试图通过加大处罚迫使矿主们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但是这个“迫使”并不能实现——这个“迫使”和几十年前中央通过各种处罚“迫使”人民公社的社员一心为公社不占公社便宜，勤奋工作一样，没有效果。

解决办法

道理想明白了，就不难想到解决的办法。

1.赋予矿主们更加清晰的长期产权。设想下一个矿如果有一百年的产权，那么这个矿的矿主就不仅会想到他这一辈子的投入，还会想到怎么让他的子孙后代能因这个矿而收益，加大安全投入是值得的，这个时候他的贴现率的计算已经包括了他的子孙辈，自然不会高。

2.暂时性的对矿主的安全生产进行补贴，这个补贴可以通过未来对这个矿的税收而弥补。这个措施不仅不关掉矿主们的矿而且还补贴，变惩罚性的迫使变为奖励性的激励。因为安全的固定成本投入非常巨大，没有确定性的收益，矿主们即使有钱也不愿意投，这个激励措施降低了矿主们投入安全生产的不确定性，效果自然比严厉打击的效果相反。

国进民退？

以上的分析并不稀奇。在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国务院的官员，他说他曾给温总理写过一个建言，他建议中央改变治理思路，从行政治理向经济治理转变，通过赋予矿主们长期产权，降低矿难发生率。据说，温总办公室讨论并且表扬了他的这个建言，不过后来没有下文。不知为何？

难道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国进民退”而故意借安全问题打击私人小矿？每年要死这么多人吗！

（这是一篇三四年前老文的扩充改编，那篇文章源于和一个同事的争论，现在似乎找不到了,可能在网络的某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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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考古学——致左派和唯物主义者

xiaoshan — Wed, 14 Jul 2010 18:18:20 +0800

上周星期一中午你吃了什么菜？我估计大部分人回答不出来。

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会找各种证人、证据去推断那天他究竟吃了什么。

如果这个问题戏剧性的被提交到法庭（例如那天中午吃的菜与某件谋杀案紧密相关），法庭会如同上面那个刨根问底的人一样找各种有效的证据来建构一个“上周星期一中午你吃了XX菜”这个事实——当然，证据也可能建构出：那天中午你根本就没有吃东西，你在睡觉。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既然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难以追索出真相，那么时间稍长一点的历史更加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稍微哲学点说：任何真相都是通过“合法”的证据（证据本身是真实的）逻辑的建构出来的。更加哲学点说：任何存在都是逻辑的建构出来的。

针对最后一个哲学命题，再举个有点极端的例子。我现在正在写文章，我面前是一台液晶显示器，喜欢刨根问底的我想知道，我面前真的存在一台液晶显示器吗？我怎么确信不是躺在床上睡觉正在做一个“坐在电脑桌边面对一台液晶显示器前写文章”的梦？

要回答上述“是梦还是现实”这个问题，必须应用类似前面那个方法，找到不是正在做梦的证据，找到液晶显示器正在我面前的证据，通过逻辑推理得到：我面前真的存在一台液晶显示器。当然，也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哈哈，我正在做梦，做一个 “坐在显示器前写文章”的梦。——事实上，我还真的做过这样的梦。我相信，正在看我文章的你肯定在梦中经历过无法分辨现实和虚幻的状态。

前面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过去的真相”的例子，一个是关于“现在的真相”例子，下面还举一个看起来“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的真相”的例子。

现在“宇宙大爆炸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宇宙在时间上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个时间的起点。大爆炸理论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结论：宇宙中存在很多“黑洞”，这些“黑洞”是真正的黑洞，只从从外面吸东西（连光线都被吸进去），不放出东西，所以真正是“黑”的。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理论，认为没有宇宙大爆炸，没有黑洞。

现在要问，黑洞真的存在吗？那些搞黑洞学说的人，相信黑洞真的存在，那些反对黑洞学说的人，认定黑洞不存在；如果你相信前者，黑洞就是“客观存在”，如果你相信后者，黑洞就不是客观存在，是某些科学家幻想出来的一个“科幻物品”。那么，黑洞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在唯物主义教义下浸泡的人会有些恼火：一个东西的客观存在居然任由人摆弄，你说他存在就存在。但是如果你相信逻辑，你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态度：当证据足够多、理论足够可信（逻辑上不出错误）的时候，我就承认黑洞是存在的，否则，黑洞就处在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状态。熟悉量子力学的读者可能马上联想到那只可怜的、半死不活的薛定谔猫。

现在总结一下：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考古学、法庭、科学的回答都应该是一样的：真相是众多证据在一定的推演程序（逻辑演绎框架、理论）下的逻辑终点，在证据、和程序足够完备之前，没有真相——客观存在。——也可以这么说，在证据的逻辑链未完备之前，提“XX东西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不“合法”的。

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戏剧化的展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记得王朔的有篇小说也写到了这个问题。一个合格的法官不应该关心他(她)究竟有没有杀人，而只关心证据是否完备和逻辑推理是否正确，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即使一个人真的杀了人（这句话本身就不合法，不过只是在这里揭示一下“客观存在主义者”惯性思维），我们也只能认为他（她）没有杀人。更“合法”的陈述应该是这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个人杀了人，那么他（她）就没有杀人。这就是真相。这和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很像，但是比“无罪推定”更加极端。

其实，文章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文章要说的不过是：所谓“真实”、“真相”、“客观存在”都是被人逻辑的建构出来的，离开了人，没有所谓客观存在。

唯心主义，你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很多唯物主义者马上就会这样来反驳我。没错，如果你认为上面所说就是唯心主义的话，我就是个唯心主义者。BTW，唯物主义还有更多的逻辑错误，有时间我还将谈谈。总得来说，唯物主义的最大错误是把“人”当做了“物”（这可能也是后来的极端唯物者要求个人作为集体的螺丝钉的根本理论依据），其实，人不是普通的物，人如上帝，创造了万物（客观存在）。

题外话，这篇文章是多年前一个思考的继续。最初是在硕士毕业的那一年上交的一篇期末论文里提出这个想法的。后来去大学应聘，试讲的时候讲过这个主题——从考古学的角度谈。记得那时候听我课的评委老师们觉得很新颖，似乎以前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说法。其实我说的不过是一个科学哲学上的常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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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右”比“左”更诚实

xiaoshan — Tue, 13 Jul 2010 22:47:25 +0800

网络上最近爆出几起造假事件，先后涉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新华都总裁唐骏、世代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禹晋永。让人惊奇的是，这几个人都与“左”有关。汪晖是新左派棋手，唐骏和禹晋永则在谷歌中国“退出中国事件”中严厉的指责google。也许是巧合。但是左派喜欢造假的习性早已为人所知。最典型的左派网站是乌有之乡，里面的文章中不可信的材料和数据比比皆是。相对而言，“右派”作者的文章则严谨的多，很少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右派作者曾经造假。

为什么“右”比“左”更诚实呢？

我们先看“右”。“右”在中国又称之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基础就是个人主义——简单的说，任何价值判断都以个人（家庭）幸福为最终标准；集体利益不能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或者用另一句话说：“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在自由主义看来，集体是基于个人的自愿而组成的人的集合，集体的权力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个人没有天然的为集体（组织、国家）做贡献的义务。

对个人主义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是：个人主义盛行将构造一个极端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社会。很多左派正是声称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而严厉批评个人主义。对此，个人主义反驳道：个人主义并不鼓励丛林法则，而是相信个人与个人之间能够自发产生秩序（社会规则），作为每个人的“自由行动”的边界。个人主义也由此衍生出另一个重要原则：平等原则（这里的平等的主要内容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来保障个人利益能真正实现（而不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平等原则的具体内容是：1、每个人在人格是平等的；2、社会规则设计应该使得发展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公平的社会规则下，个人主义并不强调结果平等，而是强调个人责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懒惰，不思进取的人得为自己的贫穷负责。实际上，虽然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个人主义的道德观鼓励人们的利他行为，认为利他是高尚的，虽然并不强制性的要求个人利他。——这与“批私斗修”的共产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个人主义对人性的恶有足够的防范，所以严格群己界限，然而个人主义对人性的善也有足够的信任，所以相信个人内心自发的同情和爱能够拯救社会于冷酷无情之中。实际上，当下的自由主义对结果公平也有足够的重视，哪怕最强调个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有大量的救济弱势群体的制度设计。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学说。

再来看看“左”。“左”在中国又分为“老左”和“新左”，其实新和老的理论基础没什么差别。左派思想的核心基础是集体主义——简单的说就是认为存在一个高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利益是理所当然的，简单的说就是“主权（国家）高于人权”。因为其集体主义特征，所以左派一般自认是最爱国的，他们分析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集体利益。他们经常强调国家间、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鼓励人们为国家，为阶级的利益而争斗。毫无疑问，他们的大部分学说都是为国家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

在个人自利这个主题上，左派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似乎认为个人的天性是自利的，所以他们会强调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有意压迫，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认为，自利的个人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无私的人，可以全心全意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矛盾的是，“牺牲”这个词本身又承认了个人利益无法彻底消除）人。最纯粹的左派自然会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集体的目标高于一切，个人应该成为集体的螺丝钉。当今中国的左派无一例外的强调最重要的两个集体目标：1、国家强大；2、社会平等。（事实上，当下中国没有任何自由主义学说会否认这两个目标的正当性，只不过，右既不把这两个目标当做这个社会应该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也不会把这两个目标当做实现终极目标，前面已经说了，如果说自由主义有个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社会中个人自由最大化。）

实现集体目标是左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实现集体目标的手段是否“合法”，左派们并不在乎。——既然个人应该成为一颗“螺丝钉”，可以把所有的权利（甚至生命）都上交给集体，那么大部分“人权”、“程序正义”自然就不在集体主义者的考虑之列了。在纯粹的集体主义者看来，判断一切行为对错的标准是：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集体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集体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相反就是错误的行为。至于是否诚实、是否合乎程序已经不再重要。例如在毛时代，只要能鼓舞人民群众的“士气”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任何造假都是合理而正确的。甚至林副统帅公开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简而言之，集体主义暗含这么一种价值观：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或者如当代另一句名言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争执中，“程序正义”优先还是“实质正义”优先，还果真是焦点话题之一。

现在可以说到“诚实”这个个人品行问题了。

前面说过，“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必然会强调个人责任，强调自发产生的维系个人与个人的社会规范，而“诚实”是社会规范对个人品行的基本要求。“左”以集体主义为基础，必然会强调集体目标而忽视个人责任。——既然集体目标的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那么为了实现集体目标，“诚实”是可以随时丢弃的。另外，从根本上说，最彻底的集体主义也是最虚伪的，因为它虚伪的宣称个人能够无私的为集体做贡献。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左”的人都会造假，而所有的 “右”的人都很诚实，但是从理论上说，“左”的人比“右”的人更难以做到诚实，造假的概率大一些。

我不知道在人格变量里面是否有一个和“诚实”相关的变量，也许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能够证明，一个人选择“左”还是选择“右”，和Ta人格上的“诚实基因”有关系。我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做一个社会学统计，统计“左派”和“右派”的造假比例，左派肯定远远超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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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造假事件的精神分析转型中国社会心理分析（上）(0)

唐骏造假事件的精神分析转型中国社会心理分析（上）

xiaoshan — Thu, 08 Jul 2010 01:09:44 +0800

——太平洋西部大学新媒体传播学，精神分析电子工程学双料博士论文

绪论: 本课题研究意义

感谢祖国，感谢太平洋西部大学。

首先原谅我用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标题来写一个著名“八卦”事件分析论文。八卦归八卦，但这个八卦不是普通的八卦，通过分析这个热点八卦事件，我们能深刻的读懂在21世纪中国急剧转型的大环境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个人、带V名人的思维信仰以及局限条件下的个体选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中透露出的后现代与现代性的本质冲突滥觞，以及深刻的民族与全球化、本土与西方殖民的文化博弈更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士仰望星空的沉思并记录下来。本论文的意义在于补充新媒体学术界（尤其在社会化媒体领域）精神分析界理论多统计少或数据多分析少说得多做得少重材料少逻辑的北京共识，结合物理量子混沌理论建构一种新范式来解构符号主义的谬误并避免以往的新闻逻辑实证主义的险隘视角（感谢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总之一句话，在微博读懂名人，在这里读懂中国，恭喜发财。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八卦事件分析，也以需要真实的材料为基础。若无特别声明，下文引述的材料全部来自网上，被引用的那些“嘉宾”拥有全部话语版权，不代表本文的倾向。当然，文责自负。

再次感谢祖国，感谢感谢太平洋西部大学！

正文

第一章复杂的精神分析博弈

7月1日，D过生日，著名科普作家，打假斗士@方舟子开始在新浪微博揭露微软中国前总裁、盛大前总裁、新华都现任总裁博士学历造假、发明专利以及其他一些造假。@唐骏一直未证明回应。直到昨天（7月6日）发了三条微博作回应。

第一条：“转发短信：‘社会几怪，警察怕流氓，商人当教授，打假自己先做假…’，哈哈！我不怕的，因为我不是警察”。（发自上午11点55。）

第二条：“今天和几个‘朋友’电话了，该说的都说了，该给看的都看了，感觉轻松了！明天就不 ‘朋友’了一概，要‘朋友’的今天快点…，我行我素明天。”（发自下午5点29。）

第三条：“第一，今后我的名片上会加印一个博士在名字后。第二，法律会让现在和今后那些捏造事实污陷他人者付出代价。第三，我还是我，什么都没改变，一个我行我素明天开始你行我素的唐骏！…最近有点烦有点烦，好在明天就不烦了…！”（发自晚上8点44。）

读者朋友，谁这一辈子没有说过谎话呢。承认吧，我说过谎。稍微回忆一下你掩饰谎言时的心理过程，将心比心。如果你还没特别麻木，你会对唐骏博士的慌张、无助、侥幸、故作轻松的痛苦感同身受。

让我们来一条一条来解剖分析。

第一条。注意，这条是在方舟子质疑其造假后的五天才发出的。这一条并不是仓促应激反应。

总得来看，“转发短信”和“哈哈”显示故作轻松，以“并不在乎”的姿态亮相。但是其实暗藏锋芒：

1. “警察怕流氓”，暗示揭他的人是流氓，而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以取得制高点。

2. “打假先做假”很致命，犹如法庭辩论里的常用手法，以质疑证人的诚实来否决证人的证言。

3. “我不怕”鼓足勇气，继续表明自己的绝对正义，正义干嘛要怕流氓。但是短短的一条微博里出现两个“怕”字，可能透露出唐博士的内心真正的恐惧。试想，如果没恐惧，根本就不会涉及“怕”与“不怕”这个主题，说不怕其实是掩饰自己的怕。（注释1。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关于潜意识的探讨。）

4. “因为我不是警察”这句相当的“公关”。转发的这条短信的内容试图引入一个大家都熟知的社会弊病，来表明自己也是痛恨这种弊病的，警察和流氓在公众印象中都是不好的角色，但是警察相对来说比流氓的正义形象还是稍强一点，表明“我不是警察”使自己处于一个比“弱正义”更正义的位置。

第二条。这一条表面是说，已经接受了记者“朋友”们的采访，给了他们证据材料，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自己将不再纠缠这个小问题了。

但请读者朋友们，继续将心比心。一个品行良好的青年导师处在公众形象即将崩溃的边缘，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助。潜意识分析再次成为分析文本背后深藏的人性本质的犀利工具。（注释2。再次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关于潜意识的探讨。）

1. 把嗅觉灵敏以挖八卦，现名人丑态为职业的记者比作“朋友”，潜意识是拉记者朋友的关系，祈求记者们放过自己——他当然知道记者们的厉害，因为自己就是通过记者“朋友”捧现在大众面前的（唐博士在CCAV亮相过多次。）？可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记者没有朋友，只有八卦（另一个说法是新闻真相——CCAV如此自称），唐博士深知这一点，所以不自信的在朋友两字上加上引号，比表明自己的诚实。

2. “感觉轻松了”这几个字让人心酸：这些天，唐博士是多么纠结，多么痛苦的过来的啊。在电影里，一个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罪行的人终于下定决心向法庭“自首” 后，就是这个轻松的心态。

3. 但是随后的“明天就不 ‘朋友’了一概，要‘朋友’的今天快点…，我行我素明天。”又马上显示，唐博士并不想完全向法庭（道德法庭）自首，还想负隅顽抗，想完全以一种耍赖的方式（不理你们了，“我行我素”）来结束这次痛苦的体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里的词语顺序非常错乱（状语不合理的后置）——“就不‘朋友’了一概”、 “我行我素明天。”一方面解释为唐博士极力想要表现轻松，酷的心态。另一方面却也表明偷偷的（学一下状语后置的用法呵呵），唐博士的心理状态确实比较错乱，矛盾。

BTW，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最让人担心，以往的悲剧往往就发生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杀人，防火，跳楼，自残都有可能，以对抗或者逃避现实的压力。

第三条。这一条表明，接受了CCAV等记者采访后，唐博士获得了一个阶段性心理轻松，心存侥幸（自己也知道这是侥幸心理）。要骗到公众，必须先能够骗到自己。但是这个时候，唐博士只能假装自己骗到了自己。

1. “加印博士”云云表明要破罐子破摔，意思上，反正我已经退了一步承认了自己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而是一个不入流的大学的博士（注意，唐这时还没承认这个大学士个野鸡大学，博士文凭是买来的，而是退一步骗自己“毕竟还是博士”），因而不妨摆出战斗的姿态，进一步加印一个博士名称在名片上。

2. “法律会让现在和今后那些捏造事实污陷他人者付出代价 ”这一句极为精彩。一方面这句是破罐子破摔心理的继续，表明我要战斗；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心虚”（原谅我没有用一个更好的学术词语，感谢祖国。）

网友可儿COCO的微博对这段的分析极为恰当。“法律会让现在和今后那些捏造事实污陷他人者付出代价”在这最关键的句子使用了第三人称，而不是直接说“诬陷我”，就是谎言的一种形式。“撒谎者往往较少使用第一人称（比如代词 “我”），较多使用第三人称（比如“他”和“他们”）。这可能是撒谎者让自己和谎言保持距离的下意识手段。”（注释3。引自可儿coco的微博，http://t.sina.com.cn/1644446977/3f4dYVxxWW ，感谢汪晖老师。）

3. “我还是我，什么都没改变，一个我行我素明天开始你行我素的唐骏”表明唐博士急于摆脱现在这种“横空出世的困境”、恢复到之前阳光明媚的时光。一个典型的阿Q精神胜利法案例。

4. “…最近有点烦有点烦，好在明天就不烦了…！”这句本质上是前面祈求脱困的继续。但请注意，他用了一句最近有点烦的著名歌词。联想到唐博士曾说自己是懂音乐电脑高手，并且在央视秀了一次歌喉，我们容易知道，此人极爱自己面子，对要破罐子破摔这个心理选择极不情愿。

有些爱面子，虚荣心极强的死刑犯在临死之前也要夸张表现一番，或表现自己的坚强，或变现自己的大度和无所谓，或表现自己的睿智……完全不符合理性选择理论——死到临头了表现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 发出这样疑问的观众没有理解人格中的“性格惯性”（原谅我用了一个非物理非心理学的生造术语，感谢太平洋西部大学）、人性中深刻的不由自主，以及弱势国家中普遍存在被殖民心态（感谢汪晖老师，感谢柴ling姐妹）。

小结

通过对当事人唐骏博士三条微博的文本分析，以精神分析博弈模型解构了一个“可怜”的量子纠缠状态（从人道的角度看，唐博士确实是可怜的）。特别的，通过比较时序性文本，我们跟踪了一个深藏于表现之下的心理转换发展过程，更为深入的理解了心理补偿机制、、解脱出口机制（俗称阿Q精神胜利法）、形象一致性机制（社会学里也叫“戈夫曼印象理论”）、角色重新定位机制（俗称破罐子破摔）等等之间精神量子跃迁理论，指出了从量子混沌状态到精神有序性的规范理论发展进路，填补了中国精神分析的空白（感谢党感谢国家）。

下一章将以文本统计分析的范式，建构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心理状态分布的统计模型（定性与定量结合，感谢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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