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uzzo, the Wuhanist

慕容雪村：把野兽关进笼子

admin — Sun, 20 Nov 2011 21:44:51 +0800

有位海外华人说过一句话：在海外想起中国，不知该大笑几声，还是该大哭一场。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国家，这里有悠久的文明、广袤的土地，有最美丽的心灵，也有最肮脏的生涯。生活在中国，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戏院里，随时可以看到荒唐的故事、离奇的情节，超过所有的文学作品。正如你们所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盖起了无数高楼，修建了无数机场，铺平了无数道路，它的GDP位居全球第二，它制造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到处可见身穿昂贵西装的中国游客，他们大声谈笑，出手不凡，他们占领了大多数赌场，疯狂抢购LV皮包。人们惊诧于这样的场面，说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可我要说，在这表面的强大和富足之下，中国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才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

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有些人未经政府同意就想参选，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全都失败，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

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

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

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

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

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耻的贫穷之中。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

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

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两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轮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

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2009年底，我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

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

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

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混血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

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

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

（以下是英文版，也是标准版，和中文版稍有出入。因为现讲演讲，我临时会有些发挥。）

Caging a Monster

Translated by Jane Weizhen Pan and Martin Merz

I am a Chinese writer.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my country. E—veryone knows tha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built countless skyscrapers, commissioned countless airports, and paved countless freeways. My country’s GDP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nd her products are sol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lanet. My compatriots can be seen on tour in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wearing expensive clothes, chattering raucously. My compatriots also fill up casinos and line up to buy LV bags. People exclaim in amazement: China is rising, the Chinese are rich! But behind this facade of power and prosperity there are details of which many people are unaware, and it is precisely these details that make my country a very strange place.

Living in China is like watching a play in a giant theatre. The plots are absurd and the scenarios are unbelievable—so absurd, so unbelievable that they are beyond any writer’s imagination.

My country manufactures powdered milk containing melamine, feeds fish and shrimp contraceptive medications to enhance their growth, uses industrial alcohol in fake wine, preserves beancurd with human excrement, and produces “gutter oil,” the product of a notorious practice in which waste oil from gutters outside restaurants is recycl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In my country, the legal system works like this: countless laws are enacted, and then countless procedures are created, followed by countless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and detail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ut ultimately it is up to the political leaders to decide who wins and who loses a case.

In my country, many cases cannot be pursued in the courts. Even if legal action is taken, courts can refuse to hear a case. Even if the case is heard in court, the judgement is made well before the hearing starts.

In my country, many innocent people disappear, and some people lose their freedom without ever being sentenced by a court. Some people attempt to have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at a higher level by following procedures prescribed in law. These people are branded “petitioners.” In my country, the word petitioner conveys the sense of a nuisance, a mentally ill person, a terrorist. To deal with these petitioners, the government mobilises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herd them home, jail them, and in a particularly creative measure, incarcerate them in insane asylums.

Recently a famous petitioner, a blind lawyer called Chen Guangcheng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Chen is an advocate for people’s rights and dignity. At this very moment, he is a prisoner in his own home.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have attempted to visit Chen but all have been chased away by government employed thugs.

In my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eculiar ways to die in detention and officials are more creative than a novelist like me in coming up with explanations: died playing hide-and-seek; died while dreaming; died of psychosis; died sipping water. But in all cases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die in custody are covered in bruises and wounds.

In my country, every city has demolition crews equipped with bulldozers and truncheons. The bulldozers are for levelling people’s homes and the truncheons are for bludgeoning stubborn homeowners. To protect their homes, some homeowners beg on their knees, others cry, and some threaten to kill themselves or even actually self immolate. But nothing can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demolition crews and no official is ever brought to account when demolitions result in deaths.

In my country, elections are a charade—the government decides the results in advance. Their candidates are always elected. Very often people are asked to elect two out of two candidates. Other times, elections even defy basic math—three winners can be elected from two candidates. Every five years there is a national election and the winners are called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but the majority of them only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One woman in her seventies, for example, has been a people’s representative for over fifty years and yet she has never tabled a motion, and never once voted against a motion. Her job is simple. All she has to do is raise her hand and she can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for performing this task. In recent years some people have attempted to compete in these elections without receiving government approval. These people almost always lose and often suffer miserably for their actions.

In my country, government-run relief organisations engage in human trafficking; intellectually-disabled people slave away in factories and mines; pregnant women are coerced to have abortions and infants are taken by force to be handed over to orphanages. These infants then are sold to other regions and even foreign countries if their parents cannot come up with the cash to buy them back.

In my country, the job of the press and electronic media is to promote the government, not to report the truth.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asked with instructing the people to be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keeping the people ignorant, not with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never grown up intellectually even though they are adults. Even today, many people in my country still are nostalgic for the catastrophic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ended over thirty years ago and still promote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Some people still deny that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famine of the early 1960s ever occurred, and insist that the millions of deaths by starvation is a fabrication.

In my country, every academic undertaking mus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cademics must fabricate his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rests. Economists must develop economic theorie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agenda. In my country, leaders invent truths and their pronouncements are applied to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be i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or even animal husbandry.

In my country, the government claims to have eradicated classes, but in reality, class divisions are glaringly obvious. The highest class enjoys exclusively produced foods while the lower classes are left to consume contaminated and dangerous products. Children of the dominant class study at opulent private schools, while children of the second-class study at ordinary schools. The third class attend shabby schools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ourth class, well, they don’t get to go to school at all.

My county takes delight importing the latest jet airplanes and providing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despite destitute beggars roaming the land at home, despite many of her people being unable to afford medical care, despite many children being too poor to go to school and despite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n my country, informing on others is encouraged. The government has a secret dossier on every single citizen which records everything about us until the day we die—from innocent remarks about us to unsubstantiated accusations as well as many things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ourselves. Secret agents in factories, schools and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covertly record everything people say and do. The atmosphere is oppressive—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do not trust employers, students don’t trust teachers, and wives do not trust husbands.

In my country, there is a strange system that rewards liars, an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eopl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lying. People lie as naturally as they breathe, to the point that lying has become a virtue.

In my country, writing is a dangerous occupation. People are sent to prison for writing essays, or saying a few words of truth. Writ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lk about history, or to criticise the present, let alone fantasise about the future. Many words cannot be written, many things cannot be spoken, and many issues cannot be mentioned. Every book has to go through a rigid censorship regime before it can be published. Many books are banned in my country, and then become bestsellers overseas.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launching a satellite into space but not of building a safe bridge across a river.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building palatial government offices yet condemns children to substandard schoolhouses. My country provides millions of luxury cars to government official yet few safe school buses for children. Only two days ago in Gansu province in China’s northwest, 64 children were crammed into a nine-seat school bus. Then there was an accident and nineteen of them died. Most of these children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They had never been to a Mcdonald’s, a KFC, or a zoo. Their lives ended tragically before they even started.

In my country, extravagant structures have been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to host one extravagant event after another. However, many citizens considered “dangerous elements”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own homes in tears whenever such an event is held. Y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st that these people leave their homes voluntarily.

My country has one of the largest bureaucracies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se bureaucrats are either bribing or taking bribes. Power is being abused in every way imaginable and turned into a money-generating tool. According to publicly available reports, enormous amounts of public funds are wasted on sumptuous banquets, luxury trips and expensive cars provided to these bureaucrats. We are talking about 900 billion yuan or over US$140 billion a year. Some may ask: Why don’t the taxpayers say no to this practice? I’m sorry, the concept of taxpayers’ rights doesn’t exist in my country. All we have is the term “the people.”

Some may say, well, this is noth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in every country, at any time. I agree. But still, I want to say that if there were degrees to measure the rampancy of corruption, 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ve degrees and a hundred degrees is not merely a difference in readings—the former shows minor defects, but my country’s rampant corruption means disaster. I also want to add: It’s wrong to suggest my compatriots should put up with corruption simply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elsewhere.

Chinese people don’t deserve a better life because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of low quality.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be given too much freedom due to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perpetuating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Stability is what China needs the most, not freedom, not human rights.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contributing to instability.

At the end of 2009 I infiltrated a gang of pyramid scammers.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living with them, I realised that the world of pyramid selling is Chinese society in miniature. A Chinese scholar once defined this kind of society as being in a “primitive state,” a society that is comprised of three kinds of people: liars, the deaf and the mut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moving forward —no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liars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the deaf and the mute.

The English scholar Henry Maine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s bound by social status or belonging to traditional social castes, to a modern world where people are independent entities free to make contracts on their own, as the progression of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If this progression is the benchmark for entering a modern civilised society, then China is still a nation in a primitive state.

My country was entirely a status-oriented society just over twenty years ago. What a person could do depended not on that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mpetency. Rather, it depended on who that person’s father w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f someone was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hen his son would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and many years later his grandson would also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wenty years on, is there any progress? Yes, there is, but not much.

In my countr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officials are still officials whil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migrant workers. All power, all business and all resources are monopolised. There is almost no hope for the s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to move up.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them ever becoming an Obama or a Steve Jobs.

In my country, just striving for a normal life is difficult. In fact, in recent years life has become much harder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due to the heavy tax burden, exorbitant housing prices, high inflation and low wages. Driving a taxi previously provided a good income, but a taxi driver recently told me he had not eaten meat for several months. He sighed as we passed a luxury residential estate. “More and more skyscrapers are going up,” the driver said. “But why is my life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My country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And now, even living and dying in my country have become a luxury. A popular song encapsulates people’s anxieties:

Can’t afford to have children—caesarians cost five thousand and more

Can’t afford to go to school—a good school costs at least thirty K

Can’t afford an apartment—more than ten thousand for a meter of floor

Can’t afford to get married—no house, no car, no wedding, she’ll say

Can’t afford to get sick—medicine costs an arm and a leg

Can’t afford to die—cremation costs are through the sky

Creativity never flourishes in a status-driven society. That’s why in every field of endeavor—industry,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culture—my country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but excels at counterfeits and imitations. I believe that without reforming this rotten syste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a nation that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to mankind. It may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re won’t be much culture left. It may become a mighty military power but it will still be incapable of making its people feel secure.

People in China have come up with a multitude of explanations for my country’s numerous problems. Those who want to hold onto power say China has problems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just a “low quality people.” Therefore, they have to be controlled and managed. Conservatives say China’s current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abandoning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Some religious groups say China’s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not having any faith, and consequently commit evil because they do not fear the wrath of god.

In my view, everything stems from the rotten system. A system with no restraints on power can only lead to corruption; a system in which the law exists in name only turns the law into a deadly weapon high officials use to oppress the citizenry. In this system,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police and the military i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rulers in power and inspire terror, not for making people feel secure. In this system, no 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is system, people only care about short-term profits. In this system, not following the rules is the rule, and unscrupulous means are the only means i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o only the dirtiest players emerge victorious. In this system, everyone is a criminal so no one needs to repent. In this system, humiliation is felt by everyone, so no matter how much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promote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ream of escaping to a safe place.

This rotten system is the mongrel of Stalinist-Maoism and Imperi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 cross-breed of the rule of the jungl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ickery and communism. Decades later, this creature now has become a monster. This monster is vain, tyrannical and arrogant. It never admits to mistakes. It destroys people in the name of justice and rehabilitates them, also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t takes credit for everything positive, and blames others for all failures. It wants to lord over everything and only tolerates one faith, faith in itself. This monster only allows praise to one thing, praise to itself. It owns every newspaper, every school, and every temple. Without its permission, even flowers may not bloom.

This monster may be frail, but it is still resilient. It is terminally ill, yet it still possesses lethal power. It is dumb yet is also extremely sensitive—the slightest breeze can set off anxiety attacks, trivial matters can ignite a towering rage. This rotten system is like a festering tumor that is poisoning every drop of blood and every nerve cell of my country, and will ultimately drag the entire nation towards catastrophe.

Wars and man-made catastroph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taught people one thing: Power is a monster that kills. Therefore, it must be caged. But rather than striving for a better system,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reaming of a wise and kind-hearted ruler—a not-so-vicious monster. I believe this dream will remain a dream because a monster will attack as long as it is not caged—it i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When this powerful monster roars, people become timid. They are content to be mute as long as they can survive. They neglect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stand by idly when their neighbour’s home is bulldozed. When their own homes are bulldozed, other people stand by idly.

In a speech I delivered a month ago I spoke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said: As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we must know that every one of us is an owner of our country. We are responsible for both its goodness and its flaws. We must not pretend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s problems. We all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and no one can stand by idly. When one person’s freedom is deprived, no one is free; when one person’s safety is jeopardised, no one is safe. Some people say China is a nation that behaves as if it doesn’t have a bottom line. I disagree. I believe there is a bottom line—we are the bottom line. This rotten system persists because we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it, in one way or another—we are the system. If the system improves, that’s because we have worked on it. If the system gets worse, that’s also because we have contributed.

To make this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we first must make ourselves better. A group of slaves can never build a great nation, but modern citizens can—citizens who are intelligent and responsible. They not only love themselves, but also their country. They not only care about their own rights but also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own freedom, but also the freedom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houses, but also their neighbour’s houses. They will never evad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will speak out when everyone else is silenced; they will never stop advancing when everyone else halts in hesitation.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is an honourable process and we are bound to encounter setbacks and hardship. Despite hardship,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now are awar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y break the silence, speak the truth, and calmly make suggestions. Some are suffering for their actions but refuse to be cowered or silenced.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Confucius said one should only serve the state if it is righteous, otherwise one should eschew serving the state. However, to become citizens of a modern society, I say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it does not do the right thing, and we should also keep an eye on the government even if it is already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is is my belief and this is what will I d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inally, I hope you believe me that I am not a class enemy, nor an over-thrower of governments. All I want is to cage the monster. Yes, I am criticizing my country,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te my country. Rather,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her splendid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her great civilization. I appreciate the suffering she has experienced. In fact, I love my country even more because of the suffering she has been through. Yes, I am criticizing her rotten system, but I do not want to see bloodshed while my country is improving herself. I hope the system will improve gracefully.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in my country, flowers of freedom will blossom and children will smile without fear.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my country,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 land of suffering, will become a nation of prosperity, peace and freedom, for all.

Via 葫芦葫芦

房产“限购令”违宪？违法！

ibuzzo — Sat, 15 Jan 2011 05:49:01 +0800

凌晨1时42分，武汉的报纸尚未出街，我推测《武汉一户限新购一套房》这条新闻会成为当地各家报纸天然的头条。

根据武汉版的“房屋限购令”，自今日起，武汉户籍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及能够提供在武汉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只能在武汉中心城区（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区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购一套商品住房。而对于不能提供在武汉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武汉中心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号称“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措施”的“限购令”终于有了“武汉版”。此前，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都推出了“限购令”。作为“国十条”在各城市的实施细则，地方政府希望用“限购令”这种行政手段，限制投资性购房行为，从而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

一记重拳，会有效吗？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老百姓想买几套房子，想在哪儿买，都些应该由老百姓自己决定。政府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去调控、去影响、引导公民作出选择，而无权用行政命令限制公民作出选择，更何况公民这种选择的权利是宪法所赋予。

我们先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的这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再看看汉版的“限购令”里的这条——非武汉户籍的家庭，如果不能提供纳税证明或者社保缴纳证明，将暂停在武汉中心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将这条规定翻译成“人话”就是：没有武汉户口的外地人，如果你在武汉打工、老板不给你交社保、也从未帮你代扣过个税，想买房吗？那么请到遥远的郊区买房。如果你想住中心城区，很不幸你只能买二手房了。

还有一条，若违反规定购房，则不予办理房地产登记手续。这招挺狠，让你就算买了房，就算合同合法也拿不到房产证和土地证。《物权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这条规定的意思是，不动产的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要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不能由政策规定。不给办房产证违反《物权法》的物权登记制度。《物权法》第十五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也就是说，不办理房产证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明知违法而为之，不知你看出了什么没有？我倒是从“限购令”里看出了某些政府官员图“了撇”的一贯作风，也就是“惰政思维”在作怪。面对施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总是想着用最省事，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面对房价上涨，一些人只看到了炒房没看到调控制度的缺失，只想到打击炒房而不是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而打击炒房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不就是不让人买房吗。出个行政规定，一家只能买一套房，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要打击异地炒房，那就不让外地人在中心城区买房就好了。这样真的就可以了吗？

如此解决之道，看上去是那么的熟悉。某部因为消防安全问题而作出禁止分租住房的决定、魔都某些部门为了保障世博安全而禁止匿名买菜刀，这不都是“限购令”的翻版吗——原来这些部门和官员施政的艺术就在于一个“限”字，“限”上升到进阶层次就变成了“禁”，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全然不顾所限所禁是不是法律规定的限不得禁不得的公民权利。所以也难怪国际上有些人攻击我们，说什么“在中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说不定也是不能做的，法律明文保障的权利说不定也是可以被肆意践踏的”。除开刻意诋毁的成分，这些人的“攻击”其实也值得我们自我检视。

回到“限购令”上来，目前国内房价已经涨至大量普通老百姓无法企及的水平，同时引发了各界对其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忧。我相信政府出台这个行政命令，本意是好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住房，从而维护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限购令”就算涉嫌违宪违法，也会获得大多数老百姓的叫好。毕竟老百姓是讲实惠的，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民生问题有了一丝解决希望，就不会关心政府用何种手段去解决问题以及最终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直到如今，还有很多官员将那句“白猫黑猫”的理论挂在嘴边，很多老百姓也将邓先生转述的这句话奉若圭臬，这足以显示在中国社会，功利思想还是很盛行。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短视的“猫论”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按照“猫论”，凡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就是好政策。那么，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去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为了卖地提高地方收入而野蛮强行拆迁，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做法吗？显然不是，目的正义不能代表程序之正义，当下的中国需要抛弃“猫论”这种极端功利的惰政思想，用道义来解决社会问题。道者法律，义者公正，所有的政策都要无碍法制社会的建设，无损公平公正的原则，公正合法才是一项好政策。

我注意到，汉版的“限购令”里面，对于居民购买房屋的限制使用了“暂定”、“暂停”和“限购期间”的字样，这表明“限购令”仅仅只是一个临时性的非常措施。我希望，这个非常时期可以非常短，毕竟在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发展的时代，用这种行政手段限制购房，很容易令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也可以有计划，没错，但这种计划应当通过经济手段来实施。希望政府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学会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房价这么高，不仅仅是购房者造成的，更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开发商合力推上去的。我建议政府在发出“限购令”的同时，也应该同步建立“制度性调控”机制，比如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变化的土地市场制度，让企业自我承担风险的房地产金融制度，能自动调节住房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房地产税收制度等。

我建议，当房价稳定在一个不足以危害社会稳定的位置时，就应及时地废除“限购令”，让市场和制度来调控房价。虽然，这样一来，事情可能会变得不那么简单和容易操作，但这是考验和培养政府施政能力的好机会，与其当一个粗暴简单懒惰的施政者，还不如好好花点时间和心思，提高施政水平，只有这样，人民给你的位置才能坐得稳一点久一点。（@刘大炮）

链接

中国如何应对“反华势力”？

admin — Wed, 13 Oct 2010 03:32:09 +0800

此文曾被网易新闻刊登，后删除。作者颜昌海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下）

admin — Mon, 21 Sep 2009 02:07:29 +0800

【联合报╱龙应台】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　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　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　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　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　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2009/08/18 联合报】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

admin — Mon, 21 Sep 2009 02:03:34 +0800

【联合报╱龙应台】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联副曾制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们的时代》专辑，回顾那一页悲怆的历史。而华文世界极重要的一支笔，龙应台，在酝酿十年、耗时380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后，写下了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联副特刊精彩章节，回望这段流亡迁徙、生死离散的大时代。（编者）

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　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着，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　？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　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2009/08/17 联合报】

新浪微博

admin — Sat, 19 Sep 2009 02:14:26 +0800

新浪微博是一个由新浪网推出的，提供微型博客服务的类Twitter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网页、WAP页面、手机短信/彩信发布消息（140字以内）或上传图片。
新浪微博邀请众多明星和名人加入开设微型博客，并对他们进行实名认证，认证后的用户在用户名后会加上一个字母“V”，以示与普通用户的区别。
不同于twitter的@以及Direct Messege，新浪微博提供“评论”和“转发”功能，供用户交流。
新浪微博现在正在进行内部测试，用户需要获得邀请码才能注册。

Via 维基百科

需要邀请，请联系我。我的微博地址是 http://t.sina.com.cn/ibuzzo 欢迎关注。

这里就是昙华林

admin — Sat, 08 Aug 2009 22:08:42 +0800

今日无事，去武昌找点事情做，先去省艺术馆看摄影展，再去省博物馆温故知新，随后前往从未去过的昙华林，步行至督府堤，最后在翻修一新的中华路码头乘轮渡回到汉口。

一路走来，考验了新买的手机上的GPS软件，说实话这个“天行者”导航软件真比不上诺基亚地图，还不如谷歌地图好用，要不是随机附赠，谁的脑子被门夹了才会花钱去买来用。

今天的照片全是用新手机照的，效果还过得去，对得起它的价格。

测试 live blogging

admin — Mon, 18 May 2009 05:10:52 +0800

5:03:24 AM: How do I start a new liveblog post?

5:03:37 AM: How do I end a liveblog post?

5:03:48 AM: How do I send updates to an open liveblog post?

5:03:58 AM: Can I use this plugin with the Twitter Tools plugin?

5:04:07 AM: Why are my Twitter updates not showing up in a liveblog post?

5:04:21 AM: 我要养小羊

要钱记

admin — Wed, 06 May 2009 03:29:33 +0800

前几天，五一劳动节，我躲在家里看Fox News。女主播一脸幸灾乐祸地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May Day这一天走上街头，抗议失业，经济不景气，政府不作为等等。在芝加哥，在柏林，在雅典、在伊斯坦布尔，人们用石块攻击防暴警察，而军警们则用高压水枪以及催泪瓦斯作出回应。

资本主义世界可真乱。

而国内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自五月一日起，我国工信部开始对网站备案工作进行检查，凡是备案信息不真实，甚至根本就没有备案的网站一律坚决地关停。为了保证这项重要工作的顺利进展，国内各大网络托管服务商立刻行动起来，通知那些没有备案的网站抓紧时间备案，备案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要赶紧改正过来。

正因为检查备案信息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所以四、五月之交的中国内地网络都很忙碌。劳动节嘛，还是劳动一下好。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才能体现价值。正因为我深谙此理，所以我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花了几天时间折腾了一番，因此才有了这篇“要钱记”。我的这段经历或许能给某些同志提供一些参考，要是能够帮助到一些人，我也就没白折腾了。

（我发现我还真能胡扯，以下是正题）

其实我不是对备案有意见，我要是有意见的话，我老早就把网站给搬国外去了。事实是，我早在备案这事刚提出来的时候，就响应号召，老实地去备了。备了这么多年，别说，效果还真好。守法的好公民嘛，也就不会惹什么麻烦。几千年来，咱们不也就这么过来了。

但是，早年我备案的时候，我的这些个网站还托管在另外一家公司，现在不是换了服务器了吗，按照规定以及新规定，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和所在地都得更改过来。其实这事情也很简单，我自己呢半分钟就可以搞定，以前也自己改过。后来新规定改了，这活儿得托管公司的人去办了，作为网站的所有者要将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告知托管公司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去代为更改。

好吧，有人代劳当然是件好事啊。但五一劳动节让人家加班帮忙多少也有点不好意思啊。我想就干脆弄两个域名不用备案了，我直接给搬到外国的服务器上去得了。反正我的Wuhanism是面向海外读者的嘛，放在国外的服务器上，海外读者访问起来也快一些，这也算是我改善了用户体验哪。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能放我那俩网站的空间商。国内大家用得比较多的外国空间也就那么几个，Media Temple啦，Bluehost啦，DreamHost啦，GoDaddy啦。我都综合比较了一下，MT太贵，我能承受我也不买，我一个人用浪费资源啊。Godaddy呢，便宜一点，但是这卖域名的，我总是信不过他们的主机生意。至于另外两个，我直接地说吧，信不过。我看过不止20个中文网站都在说他们“超卖”的事迹了，我怕有一天被他们给关掉，然后要我加钱，那我可要急死。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找一家信誉度高的主机商。我就在国外各大主机论坛，对比网站，评价网站上找啊找啊，最终我选中了一家叫做JustHost的公司，这家设立在伦敦的公司，服务器托管在美国的芝加哥，并在美国，澳大利亚都有办事处。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家公司呢？第一因为他是一家新公司，所以我猜想超卖的问题应该现在还不会很严重。第二这家公司的价格比较便宜，我们俗人还是蛮看重价格的呢。所以，我就piapia地到他们网站去看看。一看，哇，这家公司以后肯定要超卖的，很明显嘛。比如无限空间，无限流量，终身免费域名，一个3.95美元……

越是迷惑人的，就越有可能不是好东西。所以，我只是抱着算算一年要多少钱的心态，点了注册。虽然他们主页上面写了一个月只要3.95美元，但是这是要一次性注册三年的价格，如果只注册一年的话，每个月的价格是5.95美元，一年的话就是71.4美元。我嫌贵就准备关掉窗口去看别个网站，哪知道我点了关闭窗口后，网站竟然跳出一个窗口说，且慢，我们要给你优惠20%，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一看这架势，有便宜占啊，那就考虑考虑。

我留下来一看，还真给我打了八折也。这样一来我注册一年就只需要59.4美元了也，算下来一个月只要4.95美元。我有点庆幸自己没有在刚才就那么傻乎乎地注册了，否则岂不是吃了大亏。这家网站可真不厚道，我当时想，同样的顾客如果就那么一开始就注册了，岂不是被这家公司给涮了。一想到这儿，我开始觉得这家公司玩猫腻，立刻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考虑了一下，想想算了，还是不要在这家玩猫腻的公司注册吧，于是又准备关了浏览器走人。

谁知，我按下关闭按钮的时候，网站又弹出来一个窗口。这回玩得大啊，乖乖，要给我打对折，也就是50% OFF。我点进去一看，价格果然又降了，这回注册一年的话，每个月只需要3.49美元了，一年的价格是41.88美元。这下子注册一年可比最开始便宜了29.52美元呢，我决定要注册下来了，心想就算这是个坑我也跳了。

注册也很简单，填点资料，之前要选好你的终身免费域名。然后就去付款，我选择用Paypal，支付很顺利，然后我就等注册信了。等十分钟，没来。一个小时，还没来。两个小时，仍然没来。我赶紧跑到网站上找24小时在线的“真人客服”，客服的回答是账户可能正在建立中，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24小时。那，他既然这么说了，我就等着呗，然后就睡觉。

第二天，过了24小时。注册信还没有来。娘呀，我当时心想这骗子也太嚣张了呢。如此明目张胆地骗钱，不如明火执仗地抢好了。我就又上网站给“真人客服”发即时聊天信息。这回人家可改口了，说他看不到我账户的任何信息，可能是他们公司的财务部门没有收到我的钱。我……得亏他说英语，否则我就直接敲“草你大爷的”了。“真人客服”建议我联系他们的财务部门，我……要不是想到这些印度人躲在班加罗尔装英国人已经很可怜了，我早就frak 他了。（注：很多英美企业的客户服务呼叫中心都设立在印度，雇员通常为工资较西方人更低的印度人）

我于是组织了一下语言，给JustHost的销售以及财务部门写电子邮件。大概是说，我付了钱，你们怎么还不给我开账户什么的。发出去，很快收到了一封回信。frak，竟然是自动回信，信里面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公司承诺提供24小时在线的即时响应技术服务，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提醒您，这项服务并没有包括财务以及销售类的问题，您的回信可能需要48小时才能获得回应。我……

不管了，48小时也好，发出去再说。将信发出去以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了，看看有没有别人遭遇和我一样的问题。果不其然，倒霉蛋还真多呢。有个老兄在一个主机评价网站上很生气地说：JustHost这家公司烂透了，我付款一个星期了，他们都没有给我开通帐号，给他们发邮件，他们也不回应，关键是我的钱已经被扣掉了，真他们的烦。囧啊，当时我差点血气冲脑中风而亡。不过，我继续看下去，发现还是有很多人说JustHost好的。比如速度快啊，稳定啊，客服态度好，响应快呀，之类的。而且我发现，对于JustHost这家公司的评价很极端化，要么就说好得不得了，要么就说它稀烂到了极点。而且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人都称对方是枪手。真是，国外的枪手也这么多呢，真不知道该相信谁。

正当我纠结于该相信谁这个很傻逼的问题时，不小心地在JustHost的网站首页底部发现了一个徽标。上面写着BBB Accredited Business，也就是“BBB达标企业”。BBB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之前只知道有SB，2B，就是不知道还有3B呢。我赶紧去Google啊，这才搞清楚了，BBB是Better Business Bureau的缩写，也就是“商业促进社”。这是一家专门给中小企业进行商业信用评级的机构，虽然不是官方机构，但是这家的评级还比较权威，受到了消费者的信赖。

我在BBB的网站上看到JustHost的评级是A-（2009年7月29日更新：评级已变成C+），我一看，咦分数还蛮高的嘛。我我就顺势查查其他的一些主机商的资料看看。我查啊查啊，结果如下：MT的评级是A+，GoDaddy的评级是A+，DreamHost的评级是C+。由此可见，消费者对于MT以及GoDaddy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而DreamHost还真是名声不好。不过这个评级也和时间有关，JustHost加入评级的时间很短，可能还不能准确地显示出这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不管怎么样，我在这家3B网站上找到了一个投诉的途径。既然JustHost将这个网站的徽标都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我想它应该还是会重视顾客的投诉的吧。所以我决定要是他们不给我开通帐号，我就在这里投诉他们。

话说我给JustHost的财务部门发了电子邮件，第二天我收到回信了。回信硬邦邦地甩了一句话“你的订购已经被取消”。我……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赶紧回复过去，问是什么意思，人家就不理我了。我那个郁闷啊，心想英国人怎么就这么惜字如金呢，就算你是骗钱的，你也搞个痛快的呀。

眼看，电子邮件没有动静了，我就开始琢磨该怎么把我的钱给要回来了。我想过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让他们暂时冻结这笔付款。或者向Paypal申诉，看看能不能解决。可这些弄起来都好麻烦啊，比如信用卡公司要处理我的申诉，就需要我提供乱七八糟的一些证据，Paypal也是一样需要我提供证据，我是有和JustHost之间的邮电子邮件往来啊，可是不知道那个能不能作数啊。而且时间我也耗不起啊，Paypal声称，对于申诉的调查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到最终出结果可能需要最长3个月呢。我的天哪，三个月，我拿这笔钱存三个月定期还可以赚点利息呢。挂在那里，年通涨率就是3%，岂不是亏死了。

我左思右想，想不出个办法。于是深刻地理解到，作为消费者是多么多么的弱势啊。正当我万念俱灰时，JustHost的邮件又来了。他们这么说的：您曾经订购过我们的主机服务，但是我们的客服人员在向您确认这项订购时，您的回复是‘我要取消这笔订购，请不要再写信来了’，因此我们取消了您的订购。囧啊，我当时都快石化了。我记得，我是这么写过，但是我哪知道那个给我发邮件的家伙是JustHost公司的呢，我记得给我写信确认的那家伙的邮件落款是另一家主机公司SuperHosting的产品总监，我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呢，所以就回复让他们别再来烦我了，结果怎么搞出了这么一出。

搞半天，原来那个SuperHosting和JustHost是关联企业，说白了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其实还远不止，他们还有另外一家主机公司，也就是一套班子几块牌子。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发电子邮件时，免不了在切换落款的时候出错，所以就让我给摊上了。真是扯淡啊。

终于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的人也再三确认，我的这项订购确实已经被取消了。我说，那就退钱吧。我这耗了几天也就不找你们要精神损失费了，你们把钱退给我，咱们这笔生意就拉倒吧。这封邮件发出去了，又是一天没消息，我那个急啊，心想你们骗钱吧，就敬业点，来个痛快的，给我来个邮件，写上“hahah，傻逼你被骗了”，不就得了。磨磨叽叽的，慢刀杀人是煎熬啊。

我正煎熬着呢，邮件又来了，对方问我要了Paypal的账户名，以及支付的序列号什么的，然后又把我晾在这儿48小时，此时的我早已处变不惊，由他去了。我想着，你们就算把我骗了，也发不了财。我少了这三百人民币也破不了产。伟大的中国人民不总是很擅长用这样的心态来自我安慰嘛，我恰恰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5月5日，晚上十点左右，那笔钱终于给我退回来了，直接退回到信用卡里面。然后JustHost的人给我发了封邮件，通知我钱到帐了，要我去确认一下云云，我之前半分钟也收到了Paypal给我发的通知电邮，所以也就没到电脑上去查账。我用手机给JustHost的人回了电邮说了句谢谢。心想，这事儿总算是搞定了。

谁知JustHost的人这次回信挺快的，他们说：

The Just Host team are always happy to help out,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if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or queries in the future.

其实我蛮想回复过去，损他们几句的，后来想想，人家这间小公司，十个人左右要管理这么多的业务，确实是会忙中出乱，问题最终不是解决了嘛。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点过度担忧了。

过度担忧，那可没办法，我不是还买了一大堆口罩在家里囤积着吗，这是天性。其实我还是很愿意给年轻人创业的新兴公司机会的。这次与JustHost公司的电邮来往，让我分析出，JustHost这家公司还是可以信赖的，不光因为他们给我退了钱，更因为他们在给我发的电邮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和花里胡哨的话，每次都是就事论事，直奔重点。

还是那句话说得好啊，客服态度再好也是白搭，关键是要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要个花瓶一样的好态度的客服，干嘛呢？又不能炖来吃了。当然要是能解决问题，态度也很不错，那就是锦上添花了。所以JustHost他们的服务还是可以改进的。不过他们网站上那些“真人客服”态度还真不错，我还比较满意，虽然他们一般都解决不了问题。至于JustHost提供的免费客服电话，我没打，因为我不知道手机拨打是怎么个收费法。加之我对自己带有新加坡以及印度腔的英语很有自信，我很怕电话客服以为我是印度老乡，和我飙印地语。所以就算了。

以上便是我的“要钱记”，谢谢阅读，再见。

（文章内没有提供主机商网站链接，是为了避免此文成为广告，有兴趣的可以去JustHost的母公司Just Develop It的网站看看。）

昨日网摘 [2009-05-03]:ibuzzo @ del.icio.us

Sun, 03 May 2009 00:00:00 +0800

WordpressPhoto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