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all的浅见

Father and Daughter

Sun, 31 Jan 2010 12:03:42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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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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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个折腾年

Sat, 30 Jan 2010 16:06:26 +0800

越来越觉得，过年是一件折腾的事情。却无可奈何，跟着大伙儿一起折腾踏上归途、春节期间卯着劲儿折腾几天，然后又折腾着踏上离乡的路途。比作“逃难”似乎不妥，总觉得是对“春节”和“家”的不敬，可每年这无数人这几千里的奔波，脸上带着的并不仅仅是回家的喜悦和对亲人的期盼，五味杂陈，不是每年来回长途奔波的百姓，你不能体会。看着如麻的人群，我总想到“逃难”似的回家，过几天又“逃难”似的离别。这种春节，让我有些厌倦。

亲人总盼着团聚，特别是在这刻意营造出“合家团圆”的季节里，此时要是不能和家人聚在一起，总有点对家的歉疚，本来家人常年不曾在身边，这喧闹的时刻里如果还是冷冷清清，顿时倍感悲凉。对于像我这样的刚结婚的小夫妻，双方皆在外地，且相隔千里，过年是个难题，一个折中的办法是，一家过一年，轮着来。我们这代人的家庭里，儿女不多，不少还是独生子女，我感觉这轮流的方式，任何一年，对其中另一方父母都是残忍。我们这个古老的地方有太多的“风俗”，所谓风俗，就是即便你无意做却无力抵抗而只能做的事情，比如，新婚的小两口过年不在一起过，似乎不太合“风俗”，结婚第一年不去男方家过年，似乎也不太合“风俗”。今年，“理应来讲”，我老婆要和我一起回老家过年，可她的确又很想回老家看她父母，想着年前先回她老家，然后再去我老家过年。我说：这样，我们各回各家吧，其实到任意一家，对另一家来说，多少有些残忍。各自回家是一种不“团圆”的方式，却也是另一种折中的办法，既不“团圆”也不至于父母孤单。不过，也许我们的父母长辈并不能接受，即便父母接受，旁人也许会揣测了：这小两口子不会闹离婚了吧？所以，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和老婆一起先回她老家，然后再去我老家，折腾，却为团圆。

我越来越不喜欢春节，还因觉得“春节”早已失去原本应有的味道，我倒是怀念极小时候过得那些春节，记忆虽然遥远，但还能感受到那时极浓的春节“气氛”，物质虽然极度匮乏，但春节过得有滋有味，像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不单是春节，任何传统的节日，如今都没有了儿时那种过节的“气氛”，要我具体描述这“气氛”是什么？我描述不出来，有一点可明确的是，那时过节开心。有人说有这种体会是因为那时穷，平时日子过得紧巴巴，过个节大鱼大肉的，当然开心了。现在好了，平时的物质条件也可以和以往过年一样了，所以自然“没感觉”了，另外，“我们长大了”。我不清楚，是物质的丰富使节日变得无趣，还是物质的膨胀使人们变得无趣了。另外，成长也使我们无趣？

我的老家在福建闽西的一个农村，虽是农村，比起中国西南或者西北的一些贫瘠的农村来讲，物质条件稍好一些（当然了，比起江浙、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农村差距还是非常大），稍好也不算好，只是比以前说来稍好而已，重点不是这个，而是三十年来经济转型期对人观念的改变远远迅猛于对经济条件的改变，当一切都以“钱”作为价值标准判断时，几乎所有都苍白无力。这种价值判断影响不止在农村，如今神州大地遍地开花，城市是一种景象，农村又是一番活色生香的景象，在我们那里，春节大家热闹时，最能展现你身份的，就是寒暄时你从口袋里掏出的烟，谁的烟牛逼，谁就牛逼。不少在外打工者，也许常年在外生活都紧巴甚至拮据，而过年可不会跌这份面子，钱没有，但烟可一定得抽好的。

如果现在虚伪还存在的话，那应该仅作为道貌岸然者的一张皮了。我们那里的农村可是赤裸裸，绝不虚伪，钱才是所有交谈的中心话题。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评价这种状况的好坏，只是我感觉，这种时候我不会愉快。

也许，我们那现在的春节还存有部分的热闹，只是这热闹来源于赌博或呼五喝六的宴席。在人群中打哈哈的时候，大家或许还有恭维却未必有敬意，有笑容却未必有快乐，有交谈却未必有交流。似乎，每年的这几天，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这个自己当初逃离的地方，就为了应付和敷衍，还有低层次的攀比？

以后，不想再这么折腾了。

无聊的抵制

Thu, 28 Jan 2010 20:14:19 +0800

关于电影《孔子》的票房，基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官方当然一如既往地说形势大好，作为广大网民，大都说票房惨淡，具体情况不知道，也不去关心。最近，不少网友在网上号召大家“抵制”《孔子》，想想有点无聊。

我不会去“抵制”，因为压根就不感兴趣，也不会去看。不去看也并不是因为发哥的雷人言论，我没有兴趣去验证自己是不是一个“人”。有人说想通过电影《孔子》去了解“孔子”，那孔子是什么模样？五四时候的模样？文革时候的模样？于丹描述的模样？电影《孔子》讲的模样？韩寒说：“各个时空的政客们（我认为并不止政客）各取所需，或推崇或批判”，从来都是这样。

我不太了解号召抵制《孔子》的人是什么心态，我所理解的所谓“抵制”这个行为，本身是对被抵制的东西有所依赖的，比如我们说抵制毒品。我们很喜欢号召抵制，前几年的抵制日货、抵制法国货，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恕我愚见，没有一个见效的，只是一拨接一拨的“运动”而已，大家上台、表明立场、呼口号、吐口水，完事之后该干嘛干嘛，下回有机会接着“抵制”。

之前在豆瓣小组上有人呼吁大家“抵制百度，爱上谷歌”，实在好玩。我不清楚小组的成员是否经常上百度，如果是，那客观地说百度对他是有价值的，甚至其对百度甚至是依赖的，这样的话，那他去抵制显得做作。如果真的百度哪天伤害了他，手都不用挥，走人便是，哪需要劳师动众号召别人也来抵制？如果他本来就很少或者从来不用百度，那还用得着抵制吗？费那事干嘛？我目前只用Google，但是偶尔当Google被墙的时候会替代一下，我对百度的搜索结果一直是不满意的（我很疑惑那些认为百度更懂中文的人是如何得出结论的），但我还是不会去抵制，偶尔当作一个替代品，未尝不可。当然这个替代品，也可能是搜狗，有道等等，随时可以选择。

即便号召抵制的人是真的对被抵制的东西深感厌恶，摆出架势随时准备决裂，我认为这时你自己决裂即可，大可不必鼓动别人一起，也不必任何事情都上纲上线，占领各种“高地”进而胁迫别人，反对任何与之相背的东西。有不少人好作导师，时刻不忘“拯救”别人，做别人思想和行动的保姆，我觉得这样的人反而挺傻逼。我倒认为，这世界大家都差不了太多，没有谁比谁聪慧多少，你真的有见解、有智慧，不妨多列真实，少谈道理，别轻易下结论，更别替别人做决断，如何决断和选择，那是别人的事情。老是低估别人智商，替别人着急的人，未必聪明。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一方想向另一方洗脑。以前想到洗脑，往往扯到只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些东西。最近读了陈丹青的几本书，觉得洗脑已洗成了性格，所谓性格就是不知不觉、潜移默化、无所不在的思维和行动，觉得挺可怕。大家一遍一遍地被洗，也一遍又一遍地去洗别人，极端，不包容多元，何苦来着？

回到电影《孔子》上来，让观众自己选择挺好，你不喜欢的不代表别人也得跟着厌恶。如果是好的电影，再怎么抵制，我想大家还会去看；如果是部烂电影，那还抵制它干嘛？

很会说话

Wed, 27 Jan 2010 23:23:54 +0800

晚间，和老婆吃饭时聊起，她一个同事不到三岁的闺女现在已经“很会说话”，小孩子放在老家西安，有一天那么很热情地和她舅妈说：“舅妈，你真漂亮，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云云，其家人大喜。那同事却对我老婆说：“我闺女可别真像她舅妈，否则真算是毁了”。

我还没有孩子，不了解如今孩子们的种种状况，只是偶尔从身边孩子得到一些最粗浅的感受，现在孩子“极端”一点的可分为两类：

一、“混世魔王”顽劣型。作为外人，这种顽劣有时使你产生想一巴掌拍过去的冲动。即便如此，此时还得强打起笑容说：“孩子嘛，小时候调皮点好，聪明”。

二、“聪明懂事”乖巧型。越来越多了，如今家长，大都精心于教化，打小“培育”让其“知事理”、“通人情”，有如上述同事的孩子，懂事，很会说话，讨人喜欢。

对于前者，虽然常常心里厌烦，但却也不予计较，最多谓之“不懂事、无教管”罢了。

对于后者，很讨众人欢喜。只是我有时候在想，这究竟是该欢喜，还是悲哀呢？

我不明白。

希拉里-互联网自由

Mon, 25 Jan 2010 19:33:03 +0800

原本这里分享的是网友同步翻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1日作的关于“互联网自由” 演讲的译文，现在美国官方有了中文译本，我想这可能会翻译得更完整和贴切一些。

你可以在美国参考网站和美国大使馆网站看到这篇演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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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国务卿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美国支持开展这些努力已有一段时间，侧重于尽可能切实有效地实施这些项目。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

我们希望让人们掌握这些工具，用以增进民主和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为实现奥巴马总统提出的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争取全球支持，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今天宣布，未来一年中，我们将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一道，确立发挥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我们可以依靠手机、测绘应用软件和其他新工具来增进公民权能，辅助我们的传统外交。我们能够解决目前创新市场存在的缺陷。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想设计一种手机应用软件，让人们能够对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打分，并能够发现和报告腐败行为，实现这一设想所需的硬件已在几十亿潜在用户的手中，而且所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成本较低。

如果人们利用这项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放矢地使用对外援助经费、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鼓励外国投资方对负责任的政府投资。但目前的情况是，移动应用技术开发商尚无资金援助来自行开发这项技术，而国务院现在还缺乏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不过，这项行动应当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小笔创新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我们将与专家共同努力，为这种风险投资项目确定最佳框架。我们还将需要科技公司和非营利机构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尽快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在座各位如有此类才干和专长，我谨在此邀请你们鼎力相助。

与此同时，有些公司、个人和机构正在设计和开发各种已经能够推进我们的外交和发展目标的创意和应用技术，而国务院将展开一项创新竞赛活动，让这项工作立刻得到推进。我们将邀请美国人提交应用软件和有关技术的最佳创意，它们应能有助于消除语言障碍、克服文盲局限、将人们与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连通。例如，微软公司已经开发出网络医生软件的原型，以便为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意。我们将与竞赛获奖者合作，为帮助他们进一步发展创意提供资金。

这些新的计划将大大充实我们过去一年来的重要工作。为了促进我们的外事和外交目标，我召集了一个有才干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领导我们就21世纪外交方略展开的努力。这个团队前往世界各地，协助各国政府和团体善用连接技术的益处。他们发起“公民社会2.0行动”（Civil Society 2.0 Initiative），协助基层组织进入数字时代。他们在墨西哥制定了一个协助打击毒品暴力的方案，让民众向可靠的来源作出不露痕迹的检举，以免遭受报复。他们也将移动银行带进阿富汗，现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巴基斯坦，他们建立了一个首创的移动社交网络，称为“我们的声音”（Our Voice）。这个网络已经产生了数千万条讯息，并将希望抵制暴力极端主义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的承诺转变成深富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仍有许多方面尚待努力。在我们和民营部门及外国政府联手推广21世纪外交方略的工具时，我们必须谨记彼此都有责任捍卫我在今天所谈的自由。我们坚信，信息自由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良好的政策，也不仅和我们的国家价值观相连，它还具有普世性，并能产生经济效益。

用市场语言来说，一家在突尼斯或越南的审查环境中运营的上市公司，其交易价格总是低于在自由社会运营的同类公司。如果企业的决策者没有全球性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投资者对其决策的信心终将下降。实施新闻和信息审查的国家必须认识到，从经济角度而言，审查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贵国的企业无法获取其中一类信息，其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在制定商业决策时，美国公司日益将网络和信息自由视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我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最近有关谷歌（Google）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对导致谷歌作出日前宣布的网络攻击事件进行彻查。我们也希望调查及结果透明。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令人惊叹。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这个议题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还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共同知识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要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审查者的心血来潮。

信息自由有助于维护作为全球进步基础的和平与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对称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面对严重纠纷或危险事件时，当事双方能够了解相同的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人民可以思考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对于这些政府向美国国内传送信息，我们不设置障碍。但是，在实行信息检查的社会中生活的公民却无从得知外界的看法。例如在北韩，政府极力使其公民与外部意见完全隔绝。这种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不但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容易使微小的分歧升级。因此，我期待那些希望看到全球稳定的负责政府能和我们携手合作，改变这种不对称的情况。

对公司而言，这个问题所关系的不仅是道德威望，而且涉及公司与用户之间的信任。世界各地的用户都希望自己所依赖的互联网公司会提供全面的搜索结果，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获得这种信赖并且基本上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将在全球市场蓬勃发展。我确实相信，那些失去用户信赖的公司，最终将失去用户。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知道，他们放在网上的东西不会被用来加害于自己。

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在美国，美国公司需要采取有原则的立场。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我相信全世界的用户都会回报尊重这些原则的公司。

我们正在重振“全球互联网自由小组”（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作为应对全球网络自由所受威胁的论坛。我们敦促美国媒体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民营部门也有责任协助保护言论表达自由。当他们的业务交易有可能破坏这种自由时，他们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而不只是寻求短视的利润。

我们对于目前通过“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所做的工作倍感鼓舞。“全球网络倡议”是一项由高科技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学术专家和社会投资基金共同合作，回应政府审查要求而做出的自愿努力。这项倡议不仅仅是申明原则，更是建立旨在宣扬真正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机制。我们承诺支持负责任的民营部门参与护卫信息自由，作为我们承诺的组成部分，国务院将在下月召集一次高层会议，由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和玛丽亚•奥特罗（Maria Otero）两位副国务卿共同主持。会议将召集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共同讨论互联网自由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相信，追求我今天所说的自由是正确之举，但它也是智慧之举。通过推进这个议程，我们将使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经济目标以及我们的战略重点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创建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网络和信息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我们的全球社区概念得到扩展。鉴于我们面临的诸多巨大挑战，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民汇合他们的知识和创造力，帮助重建全球经济，保护我们的环境，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建设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天赋潜力的未来。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时，我要请你们记住星期一在太子港的废墟中获救的那个小女孩。她还活着，已经与她的家人团聚，并将有机会长大成人，因为网络把一个被埋得很深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国家、群体或个人继续被埋在压制的废墟之下。当层层审查墙把一些人与人类大家庭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那些人的呼喊就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因此，让我们重新作出承诺，为这一事业而努力。让我们把这些高科技化作推动全世界取得切实进步的力量。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

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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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网民的看法和评价就不值得一说了，自有“人”代表“人民”来还击：
外交部: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利用互联网自由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

人民时评：美国互联网外交是虚伪的实用主义
阮次山：希拉里为何高调为谷歌背书

乔治·卡林：这对你不好

Mon, 18 Jan 2010 22:53:00 +0800

一个月前，在和菜头的博客上看到其转载的一个视频《乔治·卡林：这对你不好》，觉得很过瘾。这段时间老是想起，晚上又把它重新看了一遍，还呼过瘾，特地在这里也转载一下。

只要你足够的“不纯洁”，同时又能忍受这么多粗口的话，你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如果不能播放请点击这里观看。

感谢生活

Sun, 17 Jan 2010 22:44:42 +0800

看到连岳在twitter上推荐《感谢生活（Gracias A La Vida）》这首歌，原推引用《被政治的歌》一文，此歌是张晓舟送给密斯特刘的。

我不懂音乐，也听不懂这个女声在唱些什么，但音乐好像就是这样，可以通过旋律感染。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些囚犯在监狱里听着那意大利女声二重唱，Red的独白：“我不知道这两个女人所唱的意大利歌曲的含义，事实上我也不想知道。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但我想，那一定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好境界，听了让人伤心。那歌声会把人带到遥远的地方，就像小鸟离开牢笼飞向大自然一样……”

如果此处不能播放，请点击这里听梅赛德斯·索萨的版本，原唱者智利歌手Violeta parra的版本在这里。

歌词：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一对明眸，当我睁开眼睛，
世间的一切黑白分明，
我看到了高空星光点缀的天幕，
在茫茫人海中我认出了所钟爱的人。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敏锐的听力，
它记录下白昼和夜晚，蟋蟀和金丝雀，
锤击、汽笛、犬吠和暴风雨的声音，
还有我心爱的恋人温柔的呼唤声。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教我发声和认识字母表，
我用它们表达和思考，
我从心底呼唤着母亲，朋友和兄弟，
从此光明照亮了我心灵的路程。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让我疲惫的双脚不停地行走，
我靠着它们走遍城市和水洼，
海滩，沙漠，山林和平原，
还有你的家，你的庭院和你的小镇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这样一颗心灵，
当我看到人类思维的累累硕果，
当我看到善良远离邪恶，
当我望穿了你清澈的双眼，
这颗心就情不自禁地激动万分。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
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们的歌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
而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

Google，走吧

Wed, 13 Jan 2010 19:59:27 +0800

今天国内互联网最热闹的事，恐怕就是来源于Google官方博客的一篇《A new approach to China》了，在Google的言语中，有撤出中国（大陆）的打算，至于撤出的原因，不谈也罢。不过对于Google的声称要撤出，我还是支持的，那么憋屈的呆着，何必呢？

在这个奇怪的地方，要么你使别人憋屈，要么你承受憋屈。如果你是那么的不幸而又那么的正常地处在憋屈的群体里，你能怎么办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憋屈的人生。要么你选择忍受，有人称之为“韬光养晦”，等着将来翻身做使别人憋屈的人。要么你选择退出，不玩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往往会挑战自己的底线。

上面的图片是刚刚在Twitter上有网友分享的图片，也许很多网民觉得挺“失落”的，我觉得失落来源于失望，失望什么，这里就不去探讨了，反正不是“Google的撤出”这区区小事。我老婆跟我说，今天她听到别人和她说Google要撤出中国之后第一句话就说：“这回我老公也一定会选择撤出了中国，因为他什么都使用Google的”。我说：不至于。我虽然使用了太多Google提供的服务，但是其实目前来说常用谷歌中国提供的好像只有“谷歌输入法”和“谷歌地图”而已，Google的撤出，对我来说“基本不受影响”，目前我也“情绪稳定”。而且，人家要撤出可是来去自由，我要想肉身翻墙，还是没那么容易。

在Twitter上直播，从中午开始就有网友前往谷歌中国总部大厦前献花，点上蜡烛，摆上白酒，想必是要给谷歌“守夜”吧。同时，还有无数的网友在twitter上写下纪念的tweets(#GoogleCN)，这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家外国公司表意要撤出中国后，中国网民自发出如此的行为，实在不能单单解读为Google的要离开，也许还承载着很多不可言语的含义吧。Google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也许并不能，也不想承载许多，只是这事情它刚好在这时候契合了我们的心态，一样的失望和失落。虽然中国的市场和发展前景巨大，但是失望了，Google还是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们普通人，不行，也许正是带着这个无奈，才有这么人“纪念”吧，这何尝不是纪念每个人自己“憋屈”的处境？

我还是不去“纪念”了，走了就走了吧，我照样可以用它的很多东西，只要GFW不至于太猖獗。实在不行还可以翻墙，翻墙翻累了，每个人都可以走。

毕竟，世界是自由的，每个人手里，都可以有选择。

公平交易规则？

Mon, 11 Jan 2010 22:13:36 +0800

我一直认为，随着网络书店和物流的逐渐发展，消费者网络购物习惯的逐渐培养，传统的书店在将来不久消亡，是无法逃避的趋势。与网络书店相比，传统书店如新华书店这样的图书超市，不具备任何优势，其死亦不足惜。话又说回来，人之将死，其行也恶，现在弄出来一个《公平交易规则》，一来是娱乐大家，二来正好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

还好，或许他们还是有那么几克拉的自知之明，不敢像“整治网络低俗”般地硬生生强制执行，大家也只是当笑话听听罢了。顺着笑声寻去，看看谋求“公平规则”的幕后主角又是谁？一看，还是“国”字班，原来如此。如果他们的无能还能让人产生一点同情，那他们这一伎俩只能博大家一笑了。在这个制度里，有着许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大腕”儿，这些天生的低能儿，虽然先天有娘宠着、护着，可是还是玩不过众多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啊。不过，没关系，人家是裁判，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规则么？规则，是人定的，不就有句广告词这么说吗：“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咱根正苗红的孩子都能失败？那一定是规则的问题了。野孩子们要想玩，服帖我的规则先！

说到“公平交易规则”，公平两字放在这里让我们倍感温暖，看来这回那些网络书商们恐怕是要“被”公平了。而我所理解的“公平”含义是“制度公正，竞争自由”，写到这几个字，自己傻笑一把，耳边如雷贯耳的几个声响“你丫醒醒吧”，嗯，所以我也是在权当在这里扯扯淡罢了。

这几年买了不少书，90%以上的书都是在网络书店买的，当我习惯并且受益于网络购书时，我便基本不再会选择去书店买书。偶尔会有，我个人主要有两个原因：

极偏门的专业性书籍在网络书店无法买到。我的经验是国内的几大网络书商还不是特别全，虽然长尾理论时常拿Amazon来做例子，但是，目前而言网络书商的这条“尾巴”还不足够长，至少来说没有西单图书大厦“长”。
购书卡。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张购书卡，单位发的，那我就用呗。我甚至怀疑现在书店的很大的销售来源于购书卡，或者那种可以“报销”的消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很有趣。

除此之外，便没有让我选择传统书店买书的原因了。但是王府井书店还是经常去，每次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或坐、或倚、或靠的读者们；看见围在电视前聆听股神传授手艺的读者们，感觉书籍本身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其强大的能量，传统书店还想要继续存活并且发展，也应该改变以满足大家变化的需求，例如细分并且小众化，单向街书店的模式就是一种选择。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纸质媒体还未被彻底抛弃之前，将来可能还会有书店的，但是不大可能会有“新华书店们”什么戏份了，因为光想着玩个“公平规则”，是没有用地。

真的数位时代

Sat, 09 Jan 2010 11:50:54 +0800

大早起来，在和菜头的博客上看了一个TED的视频,大为惊喜和震撼，感觉我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数位时代，与之相比，实在小儿科。A video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请看这里：

如果不能观看，请点击TED的源地址或者优酷的地址。

虽然我们常说我们早已来到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带给我们多少，同时让我们失去多少云云，与这个印度小伙子所展示的相比，我们目前所处的，充其量只是计算机时代或者网络时代，仅此而已。无可否认，网络的发展给我们的观念带来颠覆性的改变、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我感觉，目前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仅仅是把数字“生活化”而已，而真正地把生活“数字化”，我理解就是这个印度小伙子所描述的那样，虽然他所描述的景象还极其简陋，但已经毫不妨碍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赞叹。

其实，这个视频所描述的事物，我们这里有没有？似乎有吧，大概又没有。2009年热炒的“物联网”概念，说的可不就是这个玩意儿吗？但看见众多国内专家和企业家们在各种媒体上的“畅想”，以我阴暗的想法看来，他们的炒作远大于创新，噱头远大于实质，关于股票的涨跌远大于“物流网”的带来的改变。他们中有几个人真正“懂得”物联网，我狠表示怀疑。

我一直以来认为，网络带给我们积极的东西，远远大于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因此，我很诧异有些人会乐此不彼地为别人治疗所谓的“网瘾”，我敢断言，即便没有网络，这些孩子照样会有很多东西使其上瘾着魔，把责任推给无辜的网络和无辜的孩子，我们的专家和家长可真“负责任”。

孩子是无辜的，网络就一定是无辜的吗？不尽然。让孩子进入布满垃圾的场所，偶有污染也太正常了。把我们的网络比作“垃圾场”，可能很多人包括国内众多怀抱梦想的创业者们肯定不乐意了，那就换句话说，在我们国内的互联网中，垃圾远远大于精品，精品有吗？有，但太少了；低劣的拷贝远远大于有质量的创新，创新有吗？当然也有，如百度、阿里巴巴、淘宝(各种类型电子商务等等)、豆瓣、译言等等等等。这个说法，可能更容易接受些吧。

江南春说过，“让无聊的人做无聊的事情”，这似乎也是国内互联网一直奉行的原则。与国外的网民相比，我们的网民很大特性就是“没钱有时间”，如果网站不琢磨着办法让这么多人kill time，怎么做大做强去纳斯达克啊？

但，我认为这些不是互联网它应有的样子和功能。网络不应该全是我们无聊之余选择打发时间的手段，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它，为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同时降低门槛和提高效率。

可喜之处，现在我们的网络也不尽是打发时间的机器。只要你愿意发现，还是有不少好东西，而且这些事物也越来越多，无可否认，这才是趋势发展的方向，就如刚才视频中看见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它将给传统生活带来的颠覆，足可以证明，那才是，真正的数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