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平.博客』

我的老师傅德岷

hellohzq — Sat, 06 Dec 2008 01:00:00 +0800

      拜读老师的文章，对于作学生的，应是最为亲切的吧？
      常想起傅德岷老师的文章。《一只红豆雀》，写他的幺姐，不幸几岁就患癫痫病。“幺姐听了带发修行的江幺姑的话，吃长斋，念佛经，行善放生，企望以如此方式治好病，因此连路上的蚂蚁也不愿踩着一个。一日，偶见鸟笼里竟关了一只红豆雀，于心不忍，它也是一条生命呀，就给放飞了。我抓蚱蜢回家，要给鸟儿喂食，才发现鸟不见了。我好不容易捕到这只鸟啊，一时气愤不过，打了幺姐一耳光。幺姐捂着被打痛的脸，眼泪长流地跑了出去。
      “52年，幺姐在家庭贫困中病饿而死，可怜还不满十八岁。我在县中学读书，周末回家背粮，见到幺姐的灵位，我伤伤心心哭了一场。想起幺姐善良而美好的放鸟行为，不但得不到我的赞赏，反倒被我出手打了耳光，我后悔极了。”
     老师的文章很多，我常常想起这类情节，常常感怀老师教书育人一辈子。坐在电脑前，一时心热，想起了傅德岷老师，何不从网上搜索一下他的大名——傅德岷，嗬，网络所统计的网页有老师大名的关键词出现频度竟有2380次之多。显示屏马上跳出有关文字：“还记得进大学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班三角……”
     傅德岷教授是我心怀崇敬的老师。几十年来，两地相隔，但我与他保持着联系，我为平生有他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高兴，感到内心充满了阳光和温馨。
老师教导学生，好像阳光沐浴土地，雨露滋润禾苗。这是一个简单而平常的道理，可认识这个道理却并非容易。我后来也作了老师，感到阳光雨露的事业平凡中有伟大，虽艰辛而崇高。我是先作学生后作老师，从而对阳光雨露的事业获得了一个自我检测的尺度，那就是开不得玩笑，松不得担子。开不得玩笑，是就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言，不能误人子弟；松不得担子，是就社会责任而言，要有爱心，要尽责，不去管什么教书艰辛清贫。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我的这个感受就是从老师教我、我又教学生的过程中悟出来的。
     至今还记得傅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那天，我走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讲台上站着一位年轻老师，一头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身灰白色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而那一副眼镜和从从容容的举止，也让我获得“风流儒雅”一类感觉和印象。课间休息，他在走廊上与同学们交谈，才发现他杵一根手杖，原来老师竟身带残疾，这不能不让人更加肃然起敬。我后来常拿这一映像来比照做老师的“份儿”：第一，上讲台，就是赴一个神圣的约会，非整洁庄严可能有辱使命。第二，身残志不残，对于老师，心灵精神的健康完美和学问水平应是第一位的。
     傅老师出生在川西坝子崇州市一个农民家庭，老家在梓潼乡黑石河西岸三教庵旁一座竹林环绕的农家茅舍。上街赶场要涉水过河。童年时受富家子弟欺负，造成一条腿残疾。但傅老师坚韧不拔地拖着残腿，硬是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通常说来，从此以后就可以安安静静教个书了吧？不，傅老师从不把残腿当包袱看。他不但用仅有的一只健康的脚天天出入于校园、教室、图书馆，还数次深入到遥远的羌山彝寨，采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人都知道华蓥山游击队、双抢老太婆的故事吧，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英雄故事的最早收集记录者呢？又有多少人知道，为采写这些英雄的壮烈故事，我们的作者用仅有的一只脚，踏遍了华蓥的山山水水？
     中文有一个古已有之的词“题目”，“目”者，眼目也；“题”者，前额也。见一个人，第一眼看的就是“题目”，即面部的眼睛以上部位。过了好些年，我重又见到傅老师，他的“目”依然炯炯有神，可他的“题”变了，变得更加拔顶，拔呀，拔呀，一直拔到脑门顶啦！由此推断，傅老师的大脑矿藏变得更加富有了，因为地质科学认为：富矿山上不长草。这颗脑袋早已不是普通的脑袋啊！但同时也感到，老师潜心于散文理论研究，废寝忘食，头发已掉了很多很多了喂。
     又想起了老师回忆性散文写他父亲的一些情节：爱川戏。我读书识字后，父亲借来三国、说岳传等古典小说，每晚睡前，在油灯下叫我读两回书，然后才睡。父亲总爱带我到新修的桥上玩，让我从捐资碑刻名单中找出他的大名，一字一顿地读出声来。1952年，家里分得4.8亩田。领到土地证那天，天黑了，父亲还跑到所分的田里，捧起一把把泥土搓呀，嗅呀，眼眶里流出了热泪。
     把作为名教授的傅老师和他作农民的父亲和幺姐联系起来，两代人，写照了一个历史大背景。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感受到了老师在一个时代的位置，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我为老师感到高兴，感到幸福。这是一个时代的高兴和幸福呢。
     今年是傅德岷老师的70大寿。我写了这些文字，谨表示对老师的生日祝贺。

生活

hellohzq — Thu, 04 Dec 2008 01:00:00 +0800

（一）电脑桌面
      我的电脑桌面，设计图案为辽阔的蒙古大草原，春色葱茏，绿意浩瀚，随天际线而大小起伏，是优美激越的旋律，释放出一首生命之曲。平生喜爱蒙古音乐，见着大草原，正合我意。每一打开，我都有一种视野辽阔之感，宁静畅适之感——而这，正是我投入文字工作所需要的感觉和心境。
      我的电脑桌面，是颇具现代特色的案头清供，是现代家庭里的一道风景。有客人来家，差不多都会走过来，打望一番，观赏一番。（二）睡眠
      奇怪，昨日午睡一小时，可为什么晚7时多坐在电视前就昏昏欲睡呢？一会儿醒来，睡意更浓，结果，我竟然放弃了不曾放弃的散步，径直去了床上。等一觉醒来，以为天快亮了，可时钟慢吞吞走过来，竟还不到12时。好吧，干脆起床，在屋子里休闲一阵吧，喝喝开水，弄弄电脑，看看电视，或者翻翻书本……大约4时，再回到床上去不迟。
      深更半夜，独自一人，世界宁静至极，人便有一种特别的闲适之感。我喜欢这种感觉。
（三）皮炎
      那年患神经性皮炎，先是在颈子上，后来又转移到小腿肚上。打封闭针药，敷“皮炎平”药膏，吃内服药片，“啥子灯儿都搞尽了”，病还是反反复复。后来搞疲了，干脆不管它，看它哪门做！哎，这类病痛，不死人，可也够烦的，它的危害就是如此，从心理上干扰人，折磨人。年轻时还要遮遮掩掩，羞于让人看见。
      不想中年之后，它渐渐消褪了，不发了，原来，它也搞疲倦了，厌烦了。
      受了如此这般一番折腾，终于走过来了。哈，小小皮炎，也算让人悟到一点儿人生真谛：好好活着，凡事看长远些，不急，悠着些。（2008年12月4日凌晨）
（四）“金娲”
      妻的名字带一个“金”字。一次，我以喊叫的声气把妻叫为“金娃”。这跟仁寿一带方言把妻叫“伙儿哥”异曲同工，是夫妻角色转换以表达亲密的语言设置。后来，渐渐生发开去，忽发灵感，叫出了一声“金娲”——哈，颇有那么一点儿东方人类母亲情结的感情掺和了吧！再后来一想，娲——平声有了，娃——二声有了，何不来她个四声调子调味品全系列？于是，我用三声调子叫：金瓦——老婆不就是我的金屋子我的家我的天堂？四声——金袜！老婆不就是我的袜子，穿得我暖暖和和的舒舒服服的洋洋洒洒的，走起路来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叫妻的名字叫久了，竟还叫出了这么一点艺术趣味艺术内涵。
妻子多少生得“闷”，听我叫多了，她会时不时回应一句：“莫醒豁豁的也”。她其实也懂，家里要没一点儿“醒豁豁的”的气氛，哪还有什么生气呢？哪还有什么乐趣呢？

鸟巢

hellohzq — Fri, 21 Nov 2008 01:00:00 +0800

　　此次北京之行，时间短暂而紧张。但忙中偷闲，游览了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第二天又乘高速火车20分钟抵达天津，下午取道京津高速公路返回北京。没想到，沿路的高大白杨树、榆树上，大都筑着鸟巢，不断有鸟儿啁啾上下，飞起飞落。那鸣叫之声，如韵在耳，有如腾格尔的《天堂》之歌，可谓悠哉游哉。鸟巢，真是大自然的一个优美点缀，给大地和天空平添了勃勃生机。我为这个有趣而意味深长的发现而兴奋不已，一时兴起，在大约十分钟的车程内，一口气数下来，鸟巢数量多达41个之多。
　　鸟巢，成了北京之行的最靓丽风景。
　　回到成都家里，打开博物柜，我找出了数年前收藏的一个“文物”——鸟巢。那是一次林中穿行的路上，偶从脚边发现的。小拳头大小一个鸟巢，系用无数细柔的枯黄小草和着松针编织而成，正中偌大一个窝，浑圆而平滑，与周边的错杂相间恰成强烈对比。如此精致而美丽的制作，是天工，更是艺术，让我想象小鸟的家居生活，定然是祥和而温馨，快活而宁静。
　　可后来，它失落在地，欢乐不再。我无从判断它是什么鸟筑造的，抬头望树林，也无以判断它为什么掉落下来。只隐隐觉得，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暴虐了它，摧毁了它。人间世上，风雨无情，而生命又是这般的脆弱。
　　鸟巢引起我的极大爱怜，我细心拣了起来，久久观赏，怅怅思索。我把鸟巢带回了家，精心收藏起来。我把这一收藏，叫作“原生态收藏”，其价值、意义，都是自当别论的。
艺术家腾格尔以他高昂的歌唱，揭示了一个人间真谛——“我的家，我的天堂”。无论是戈壁草原，还是高山森林；无论是雪地冰川，还是海洋岛屿；无论是乡村田野，还是城市街巷，鸟巢，何尝不是人类的家，人类的天堂？人类之于鸟巢，可说是久违久违。人们有意无意疏远了心灵的那片家园，绿色不再，荒芜不堪。都成了飘泊的幽灵，早已失去了灵魂的归宿。天堂啊，你在哪里？游魂啊，你何时回家？
　　在“生态奥运”理念的指导下，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的创意设计建筑，牵动了人们的一根敏感神筋，一下引起人们的激动、兴奋和追捧，成为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热点。鸟巢得到广泛的文化认同，就在于它所具有的生命象征意义。自然、绿色、环保、生态、和谐，种种内涵都承载其中，正是人们心之所钟，情之所爱，恰恰又是奥运精神在遥远之东方古国的形象展示，气象万千，气韵生动，气势雄伟。
　　北京鸟巢之诞生，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时代的高端，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北京鸟巢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运动会早已结束，但鸟巢永存，千千万万的人群如潮水般的出入鸟巢，观赏着，沉吟着，议论着，流连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北京，奥运，鸟巢。

老家开江听来的轶闻趣事

hellohzq — Thu, 23 Oct 2008 01:00:00 +0800

　　（1）文革中，某工农出身的干部听传达中央文件后，按自己的理解向职工作传达，说道：林彪好坏哟，带着一（叶）群老婆，跑到仓房（仓惶出逃）里躲到，怕是想偷点儿谷子吗咋个？哪晓得，逃跑路上掉到温肚儿（温都尔）里去了，捞起来都还在冒汗（温都尔汗）。

　　（2）某不识字，没文化，嗜酒如命。一日，又因吃酒误事，受到领导批评。某不服，借酒发疯，举酒瓶大叫：大家评个理，毛主席都论吃酒（对《论持久战》的误读），我，我怎么就不能吃酒，吃，吃酒？

　　（3）某农村老人担粪从大街路过，见人群聚集，一边收听广播，一边掩面大哭。某亦沮丧不已，忽而问曰：天天都在喊‘万岁’，怎么才活八十三岁？

　　（4）某先后为三子取名曰爱国、爱民、爱党。文革中，被指用心不轨，真实意图是“爱国民党”。遂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5）文革期间，某造反队头目得知其姑母受到家庭虐待，遂将其姑爷五花大绑，鸣枪游街示众。
　　文革后期，该单位清算造反派打、砸、枪罪行，开大会批判斗争。为了将大会“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按惯例，需要随时根据批判内容，即兴编造口号，一人领呼，众人应和。当清算到该头目捆绑其姑爷一罪时，口号曰：
　　“某某某，心太黑，拿起手枪打贫下中农——他姑爷。”
　　有人忍俊不禁，掩面而笑。旁边马上有人发话：笑啥子？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还笑！你的阶级立场哪里去了？唵，着狗拔起跑了哇？
　　　　　　　　　　　　　　　　　　　　（2006.3.1）
　　（6）谢某是县政协秘书长，被称作“谢秘”。人们于是说，他这个人是当不得保密局长的哟！要是当起了，那二天泄了秘咋办？哪个负得起这个责任？
　　再说李生德局长，要是不加考虑，调任作计生委主任，老百姓要吼黄的哟：“哦，你生得（第二胎），我也生得！”那后果不堪设想。

　　（7）关于“客”的一种据说是文化意义上的解读：
　　贵客，贵州来的客
　　稀客，西方来的客
　　堂客，唐朝来的客

　　（8）立竿见影
　　文革中，当得知自留山马上要收归集体，社员们决定当晚采取行动，哪怕是一棵小树子，也要砍回家当柴烧。工作队干部得知情况，马上召集社员开会学习老三篇。读了半天，接着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一个老社员动了恻隐之心，加之碍于情面，就发言说：“那好嘛，学了张思德，一个老（扛）半截。要得不？我家里等到修猪圈啦。”
　　话没落音，另一位社员立即附和：“学了白求恩，一个老（扛）一根”。
　　最后，几乎是全体社员都在齐声请求：“学了老愚公，老（扛）起打冲锋。”
　　（9）反动
　　听老岳母一次偶尔提起：1962年，普安正街颜家斋铺颜培儿说了句：
　　蒋介石孬，吃两顿饭还宵夜；
　　毛主席好，两顿饭还吃不饱。
　　如此尖刻讽刺，好反动哦！当然激起干部的愤怒，赓即被捆绑押送公安局，由法院判刑三年。

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免死碑”在四川被发现

hellohzq — Thu, 23 Oct 2008 01:00:00 +0800

　　新华网成都10月22日电（黄强）四川达州市开江县文物管理所的消息称，开江县文物普查办深入到开江县普安镇玉皇观村李靖垭，顺利地将历代传说中所提及的“免死碑”碑记清理出土。
　　此碑记为唐代开国名将李靖所立，目的是为瓦解开州一带首领冉绍则带领的反唐叛军提出的宣传口号:“逃出免死，丢刀免死”。
　　清理出土的碑记虽然已断裂为两块，但基本保存完好。碑石质地为青石，高135厘米，宽50厘米，厚17厘米，碑记上还清楚地标明属“总督部堂示”。
　　该碑记的出土，实物佐证了“李靖垭”这一地名的历史渊源，当年这里确实发生过重大战役，而且也印证了清代道光二年新宁县县令谢玉珩有感于李靖垭特殊的人文地理和古代开江农耕社会的繁荣景象，抒写的“东来要道无双地、西去崖疆第一关”等诗句。
　　李靖
　　(570～649) 唐初名将，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北)人。李靖少有文武才略，为母舅隋名将韩擒虎所赏识。隋末，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曾谋告发太原留守李渊有反隋意图。李渊入长安时擒之，将行诛杀，李世民力救得释，召为幕府。武德三年(620)从秦王世民攻王世充，以功授开府。四年，从赵郡王孝恭平定割据江陵的萧铣，以功进上柱国，检校荆州刺史。后受命安抚岭南，得州九十六，户六十余万，授岭南道安抚大使，检校桂州都督。
　　六年，以副元帅佐孝恭镇压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七年，平定铺公祏起义后，唐设行台于蒋州(今江苏南京)，以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后行台废，改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八年，东突厥入侵太原，京师戒严，李靖为行军总管，率江淮兵北上备御，诸将失利，他一军独全。突厥退后，唐以靖检校安州(今湖北安陆)大都督。
　　太宗即位，李靖历任刑部、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为代州道行军总管，与李绩分道出击东突厥，次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夜袭颉利可汗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颉利遁走。李靖随即与李绩会师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乘胜追击，突厥部众溃散，颉利西奔被擒。东突厥亡，其部众和所属铁勒诸部都归附唐朝，北方安定。李靖以功进封代国公，任尚书右仆射。
　　八年，吐谷浑入侵。那时李靖因患足疾，离职休养。太宗说：“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他一闻此言，便自己请行。太宗大喜，命李靖为西海道大总管西征。次年，他深入敌境，平定吐谷浑。还朝后，他长期养病家居，不见宾客。十一年，改封卫国公。二十三年卒。
　　李靖用兵善于料敌，临机果断，与李绩同为唐代名将，后人论将才，必称“英(即英国公李绩)、卫”。著有《六军镜》三卷，已佚，《通典》所录《李卫公兵法》疑即其书。

本新闻来源凤凰咨询：http://news.ifeng.com/history/3/kaogu/200810/1022_2668_841317_1.shtml

“打”字打头的四川方言

hellohzq — Tue, 14 Oct 2008 01:00:00 +0800

　　小序：四川方言中，根据笔者的收集、记录、统计，“打”字打头的语汇是最多最丰富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因素很多，“打”字发音明亮、砍切，又是最能领起和替代动作的一个字眼。能者多劳，所以承担了一切所能承担的工作。

　　打乡谈
　　清初，四川各移民民系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清末四川进士刘光第忆京城见福建客籍乡亲：“数数叩其山川物产，及里中贤豪长者，而尤乐闻其乡谈，效之以寄其想慕。”概括了打乡谈所具有的思慕故土的情感寄托。
　　语言学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共存并交替使用的现象叫作双语现象。《新宁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载：“相率来此者，楚籍外，如三晋、江浙诸处，亦复有人。但先后参差，未必同时，有由明初避兵而至，有由国初奉遣而来，更有官于斯、客于斯、懋迁于斯而即附入版籍者。”开江一地，主要有长沙、永州、宝庆乡谈，其次则为江西、陕西，而广东、福建、广西客家乡谈极为少见。移民群体长期共同交往而形成两种不同语言，是集团双语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语言之间必然相互借用种种语汇，直至交流融合。清初战乱之后，开江尚存18姓，这些姓族大多于明初迁徙入川，主要分布在开江城厢、普安等中心地带，又大多为湖广黄州府、武昌府、随州府民籍，所操口音皆以湖北方言为原型，成为开江方言的主体。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成都和重庆，其方言对开江方言影响极大，在长时期的语言交流融合过程中，起到了“打底子”的作用，从而构成以四川官话(湖北方言)为主导，以湖南长沙、永州方言为其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开江方言格局。
　　20世纪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四川方言进行普查，一般以一个县县府驻地或场镇为一个方言点，共普查了134县。50年代四川省方言调查工作组调查了150个县市（点）。在川东北地区，中语所普查的有开江普安、宣汉、万源白沙、大竹。四川组调查的有开江、达县、宣汉、万源、大竹、渠县。
　　作为自然语言的“打”，对应书面语言中诸多表示行为动作的语汇，如制作、操作等，以一当十，化繁为简，予以融合替代。“打”替代书面语“制作”，就成了“打豆腐”；替代“操作”，就成了“打机器”（缝纫）；替代商业批发经营，就成了“打货”。当代新方言也是如此，“打介绍”的“打”，替代说亲的行为过程，“打脱离”的“打”，则是替代离婚这一法律行为程序的说法。所构成的方言语汇还都带了现代书面语言的痕迹。其他如打饭、打坂田、打豆浆等等，简单明白,适应了口语语境的简洁明快要求。在方言语汇中，“搞”、“整”也都是如此，具有很高的替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

　　打机器特指缝纫制作。例：“文革”中学校停课，她回到农村，跟师傅学起了打机器的手艺。上世纪80年代农村还能听到这一方言。“机器”一语导入四川方言，承载了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中国、进入四川内地的最初信息。在四川民间，在上世纪中叶以前，现代工业机械是个什么样子？噜，看缝纫机吧，它或许是川人最早见到的现代化元素呢。“机器”一语与后来进入的“缝纫机”相比，后者具体而明白，反映了自然语言对现代书面语言的导入，由于认知的模糊，其初始阶段都往往是笼统的接受，不可能具备很高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也反映了人类认识形态由种概念延伸到属概念的深化过程。
　　打官腔其语境是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的语言错位而引起的滑稽、尴尬或反感。平民百姓对官方语言的这一个名物说法，是自然语言从“官方语言”（书面语言或文件用语）那里改造过来的，改造得简单利索，颇具韵味儿。这类书面语被自然语言加以变异和改造甚多，如“官”、“官田”、“官学”、“官家”、“官渡”、“打旗官”、“官倒”等等，都让一个“官”字承载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反映了劳动群众唯社会实践才有的信手拈来、语出矶珠的天才与智慧。这类官方语言还有如“学堂”、“干部”“工作同志”等，而其中的“书记”一词，“书”被改造成方音“xu ”（虚，一声）。

　　打酒没炕豆腐，比喻事情进展尚无实质性不利后果，“酒”虽然打了，但没喝，也就无所谓了。此语的背后，能看到农耕时代物质匮乏、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生活节俭甚至寒怆等的细部内容。
　　打摩登儿红旧时年节文艺活动的化妆。“摩登”：现代，英语modern的音译。这一妆饰具有现代审美的意味，在过去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是一种新奇时髦。自贡等地叫作“抹腮红”。
　　与“抹腮红”、成语“涂脂抹粉”比较，“打摩登儿红”更富内涵，更为生动有趣，信息容量也大得多。第一，“涂脂抹粉”是书面语，“打摩登儿红”则是口头语（自然语言）。第二，“打摩登儿红”是自然语言对英语外来语“摩登”（modern）的有限接纳和改造，比如说在语音上将它儿化，变成了本土英语，难登大雅之堂。外来语为汉语所借的历史最早产生于南方，所以音译汉字多取自南方方言。第三，为便于理解，像“打摩登儿红”这一类外来语一半音译一半意译，或在音译之外再加上汉字注解。是一种词语增生现象。如方言中出现的“阴丹蓝”，源于英语indɑthrent，音译阴丹士林，是一种进口化学染料。取“阴丹”二字音译符号与所染的独特颜色“蓝”组合，音意俱佳，故广为流传。这种简单的外来语词汇夹杂在方言口语中的现象，反映了四川内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和不同语言之间的融汇组合方式。这一现象还演化为有着四川方言幽默特性的种种调侃：剥了壳壳吃(qi)米米、搅碗羹羹儿你吃(qi)、舒德库尔都默得、是个萝卜切吧切吧剁吧、跁耳朵诺夫斯基，等等，不一而足。

　　打双麻窝子送给你四川民歌，歌唱的是少女爱情，而留下的文化内涵远比爱情丰富，比如“打双麻窝子”送给心爱的人这一纯洁朴实的爱情表达方式、所传达出特具乡土味道的情感特征、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麻窝子”所具有的民俗特色、方言特色和民歌特色，正是民歌的普遍构成因子之一。

打马马夹儿路途中，让走不动的小儿骑马似地骑在大人脖子上，两只小手抱着大人的头或拉着两只大手，像小皇帝似的，高高在上，威风八面，又舒适又视野开阔。在逢年过节的拥挤热闹场合下，打马马夹儿是一道充满人间情怀的世俗风景，更添欢乐祥和的节庆气氛。打马夹儿也是童年记忆中的华彩一章，凝结了父母辈的慈爱与呵护之情。有一幅对句流传甚广，即以打马马夹儿为题，说：“弟把哥当马，父望子成龙”。流行歌曲中唱道：“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也说成“打马夹儿”，单音节“马”重复为叠词，更具童话语言的人性特征。万源等地则说“骑广广”。成都也有说成“夹杆儿”的，因成都说“马架子”是指一种可撑开合拢的活动椅。
　　打洋碱使用肥皂洗衣洗手。“洋碱”一说，承载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最初进入中国的信息，以及当时中国人对“皂”与“碱”的认识。现在看来，在我们的语言里适当保留这样一些语汇，有助于认识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有何不好。
　　打掌盘补：旧时私塾学生也用掌盘置放线装书籍，每至塾师前背诵文章，即两手端盘，恭敬站立。
　　打黑摸通过黑暗中人的摸索动作来表述时间形态，形象生动。这类来自生活的语汇，让人感到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却又极具特色，十足韵味。生活本身就是这样鲜活多彩，充满魅力。
　　其他如：
　　打娃儿安岳。与成都“街娃儿”近义。
　　打个尖
　　打扬尘
　　打幺餐、打幺台、闹台、打重台、下不到台、压不到台
　　打过挡
　　打板田
　　打骉枪北方方言说“拉稀”。重庆方言说“骉稀”。
　　打胴胴儿　《集韵。董》：“蕫，肥也。”故有“胖胴胴儿”一语。

开江任市记

hellohzq — Wed, 06 Aug 2008 01:00:00 +0800

　　近年正不断腾出一些时间精力来研究家乡，研究家乡的历史文化，一有机会就往县内各处跑。这回去开江，一是感觉一下成都到万州的火车，从未坐过；二是把票买到开江任市，好顺路感觉一下任市那一方水土，几年没到过那个地方了，一写到任市就有点模糊感，不顺畅。
　　晨6时到站，天已大亮，花4元钱坐人力三轮去看达州街的陶牌坊。任市陶牌坊连同甘棠胡氏节孝坊已于去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再一看，除了人物浮雕细部残存的一点精致以外，仍觉整体上寒怆不堪，早已失去了它过去的庄严和辉煌，加之环境脏、乱、差，连一棵树都没得，不免唏嘘。
　　贾、李二位朋友要到9时才从县城过来，我于是信步由缰，走进了莲花街菜市。红黄青绿的蔬菜瓜果很优美地摆放在一条小街上，那是四川场镇上最富自然人文意味的移动风景，最具原生性和观赏性；卖菜农民乡亲的脸上写满朴实和淳厚，端详久之，就感到一股凉水滋润直入心底，环境也干净清爽，氤氲祥和的民间人气是我此时此地最惬意最满足的享受。
　　镇上有所谓佛教庙宇“江西寺”，可能是县境内唯一保存完好的移民会馆建筑。近几十年间，一座本为江西填川移民族群集资建造的公共文化建筑，历经民国战乱和建国以来的反复内乱，居然存活下来，实在是地方文化遗产不幸之中的万幸。作为移民族群的公共文化建筑，由于移民社会最终的文化融合，早在民国之初就已开始丧失其群体组织的社会功能，以至于川内各地的诸多会馆建筑或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或毁败、或拆除、或出卖、或挪作它用、如今残存不多。我等游江西寺的最大兴趣在于它的个案意义。看寺名，显然是佛教所不曾有过的，也找不到教门根据，不伦不类。但恰恰是它的不伦不类，使会馆在最后的年月里免遭厄运，被有心人以佛教主体及寺庙形式取代其社会主体及道教内涵而保存下来，堪称特殊，值得探究。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硬被作为一个什么单位、企业的所谓“国有资产”或“集体所有”的资产，那么，这份资产早都灰飞烟灭了，何谈什么江西寺江东寺？何谈什么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叫“观音寺”的庙子，被推荐给我们一游。近，在任市镇郊不过数里之遥的高桥坝村。江西寺在“街上”，进出人多而且方便，香火就旺盛得多；观音寺僻处一隅，要得香火旺盛，谈何容易？女住持年事已高，快满七十岁。而观音寺的历史渊源就深远多了。任市镇文化干事老李特地攀上数丈高的绝壁，就着摩崖石佛造像的石刻文字，依稀见到“光绪二十四年”的字样。这不能说就是建庙年代，或许是一次庙会盛况的时间记载，当然也说不定是竣工典礼的记录。
　　天下名山僧占多。一见观音寺，就有山川灵异之感。虽然寺庙建筑多系新建，简单粗糙，文化水准不高，更说不上金碧辉煌一类字眼，但初具规模，香火也还旺盛。说明平民百姓对宗教信仰的灵魂生活需求是不可忽略的，更是不可抹杀的，唯有尊重、顺应、重视和引导，才是当今公共管理的本事；唯有尊重、顺应、重视和引导，才是以人为本。
　　女住持俗姓杨，四川达县人。近20年前，她身患怪病，全身冰凉，大小医院无不拒绝收治。无奈，她了断红尘，出家到达县真佛山。5年中，她不粘饭食，几乎靠水和真佛山的柏树籽粒充饥，同时也就是坚持了长期治疗。同行的贾载明问住持：你吃的柏树籽，是果子干了、黄了、裂开了口子那种吗？她回答：“不是，是没有成熟的青籽籽。”又问：冬天好像没有青果子呀？她说：“不啊，冬天也有。”贾说：那东西很苦涩，太难吃了。她笑着说：“不，吃着很香。”怪病最终被奇迹般征服，她活出来了。她于是被派到观音寺主持佛事。她丈夫为支持她的事业，以自愿者身份来寺，无偿付出劳动，精心雕琢碑刻文字图案。柏树籽能充饥活命，能治病，比“独参汤”还厉害，岂不神奇！贾载明在他的文字中是这样记叙的：这个女住持，瘦小体弱，没有香客时茕茕孑立，形影相弔，但她却毅力非凡，创造了一番事业。是什么给了她力量？是漫长日子里与无因无名之疾病搏斗一点一点凝聚的精神，还是来源于对佛家的虔诚信仰而获得动能？我看是兼而有之吧。问她的丈夫再娶女人没有？她说：“没有，我们两个人双修，都断绝尘缘。”
　　呜呼，对女住持的神秘身世，我等大加感慨，且看到了自然所赋予的另一个神秘：庙堂之上的高巍崖壁，一巨石酷似莲瓶，高挂其上，可谓天造地设，美名曰“净水瓶”。瓶之一侧，一泓清泉从小洞中细流而出，汩汩不断。品尝一过，甘冽醇爽，乃天赐之神水也。
　　一晃，近20年光阴逝去。这位民间女奇人以其“住持”身份，默默积聚着信众的一点一滴施舍，构建了一座寺庙园林建筑，默默积聚着自己的一点一滴努力，造化了一块人间净土，一块绿色的灵魂家园。

　　附：
　　贾载明《任市镇观音寺游记》
　　2008年6月28日上午，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地方文化学者孙和平先生到任市镇考察民风民俗，我和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李开文先生、任市镇管文化的谭副镇长和那位打金钱板的文化干事老李陪同。看了国家级文物“陶牌坊”，还参观了观音寺、江西庙。在观音寺消磨的时间尤其多。
　　观音寺距任市镇不过数里之遥，所在的村叫高桥坝。任市镇上有江西庙，得人烟稠密，交通之利，观音寺相距如此之近，为何得以复兴发展？说明此地甚灵，有助长香火旺盛的历史渊源和山川异气。这寺建于何时？女住持告诉我们：“那岩上记载有。”任市镇文化干事老李攀上数丈高的悬崖绝壁，依稀可见是“光绪24年”。但没有直接说是建成日期，而是记载的一次庙会盛况的日子，是不是建成后的“典礼”呢？寺的新建虽然粗糙，文化含量低，但已初具规模。其功应归于那位女住持。
　　女住持本姓杨，四川省达县人，来到观音寺经营近20年了。她不仅靠信众的施舍修成了一座一座寺堂，还亲手植树。原来荆棘荒草，现在绿树成阴。杨住持原来在达县的真佛山，受派遣到的这里。问她有子女吗？她回答：“有四个，自己因为患了全身冰凉、医生不治的怪病，无奈出家到真佛山。五年不吃饭，吃的是真佛山的柏树果子。”我问：是干了、黄了、裂开了口子那种果实吗？她回答：“不是，是没有成熟的青色果。”又问：冬天好象没有青色果呀？她说：“不啊，冬天也有。”我说：那东西很苦涩，太难吃了。她笑着说：“吃着很香。”吃了五年柏树青色果后，病慢慢好了。这寺里如果隐藏着神秘和文化，我看离不开这女住持了。柏树之果实能活命，能治病，如此单调，比“独参汤”还厉害，岂不神奇！这个女住持，瘦小体弱，没有香客时茕茕孑立，形影相弔，但她却毅力非凡，创造了一番事业。是什么给了她的力量？是她在漫长的日子里与无因无名之疾病搏斗一点一点凝聚的精神，还是来源于她对佛家的信仰获得的动能，我看是兼而有之吧。问她的丈夫再娶女人没有？她说：“没有，我们两个人双修，都断绝尘缘。”
     她丈夫对寺的贡献也很大，十多块公德碑都是她丈夫来雕刻的。一钻一钻，细细刻打，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流淌了多少汗水。且都是无偿劳动。其情可嘉。此寺除了女住持的身世神秘外，自然也赋予了另一个神秘：悬崖底有一清泉，汩汩不断。品之，甘冽醇爽，饮之，胜过“可乐”，犹神赐之水。我和李副主席将矿泉水倒掉，各装上满满一瓶“神水”，用来解渴清凉。更神者，泉水出口处旁靠绝壁矗立一石，状若莲瓶，上书三个大字：“净水瓶。”是天公特意造设装泉里的水吗？“净水瓶”旁，一棵年轻的黄桷树绿枝苍翠，呈扇形，紧依岩壁。泉水、水瓶、绿树三物相配，这景就更加值得玩味了。而这棵年轻的黄桷树，也是那女住持栽的。

"双双儿"

hellohzq — Wed, 06 Aug 2008 01:00:00 +0800

     1975年5月，学生中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我们班全体同学来到綦江县通惠公社一个至今已忘了名字的大队生产队。
     我的房东男主人50开外，一张白头帕总是包得严严实实、规规整整。他是生产队会计，每一进屋就摊坐在长条凳上，不大说话。一根白铜的“叶子烟杆儿”总是灰飞烟腾地衔在嘴上，不时地拿掉烟杆，响亮地吐一扒口水。
     正值双抢季节，我的女房东忙里忙外，没日没夜。我有时从睡梦中醒来，还看见灶洞火光把木板壁映得红闪红闪的，灶台上蒸汽弥漫，女主人正在煮着猪食。她偶一转过头来，那张极度疲惫、劳苦的脸部轮廓就像剪影一样，给我以心灵深处的震颤。
     房东有两个儿娃子，是一对“双双儿”（双胞胎），十岁多了，因为营养不良而个子瘦小，黝黑的脸隐隐透出苍白，两个剃得光光的脑袋显得更大，让我想起“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的流浪儿三毛摸样。在我这位新来的“客人”面前，他们怯生，站得远远的，早已失去儿童的天真活泼。跟他们说话，你问一句，他们勉强抬头笑一笑，再应答一句。
     一天吃饭，桌上端来一碗没油水的清汤煮松菌。女主人看我喜欢，笑着说，“山上多的是，你喜欢就多吃点儿嘛。明天又去捡。”
     第二天早上，我一下床，就看见“双双儿”站在床前冲我笑，各自背一个大背篼，背篼里装满了鲜菌。哈，为了我，他们一大早就上山捡菌了。
     临别时，“双双儿”有点儿依依不舍的神情，其实我也有些舍不得他俩了。于是，我提出带他俩去到大约五里路远的公社，在小小街头逛一逛，玩一玩，再由他们自己回家里来。主人很歉意地表示了同意。这样，我特地给他们买了一点文具小礼品，上面馆要了两碗油汤面。哈，“双双儿”吃得兴高采烈，汗水浸满光光的脑袋和脸颊，要流不流，我拿出手帕正要给揩掉，他俩马上举起手来，笑嘻嘻地拿衣袖呼呼地当了毛巾。
     平生已过了几十年，我常常想起“双双儿”和他爸妈。但我没能重返旧游之地去见一见，也由于年轻或流动性颇大，没有了记录他们尊姓大名和住址的笔记本一类原物。还想过，“双双儿”后来长大成人，读书怎样？上大学了吗？人到中年，才明白珍惜的道理，才有了珍惜的意识。可毕竟晚了一些。我想，我们下一辈人，是应该早一点懂得珍惜才好呢。

制造时尚

hellohzq — Wed, 06 Aug 2008 01:00:00 +0800

　　社会生活规律告诉我们，当物质生活达到了相当水平，人们，尤其是财富阶层的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追求某种精神层面的、个性化的品质感觉或享受。这种规律性现象就叫时尚。
     定义“时尚”，时：一时，当前；尚：大家喜好的、新潮的事物。时尚就是一种好尚、一种时髦。时尚多元，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衣著打扮（如时装）、饮食、居住、生活方式、甚至表达习惯、思考方式、流行表情等。现代城市，个性而时尚，不断引领着新锐的时尚潮流。
     时尚有多方面的特征：充满人性关怀、亲切、没有距离感、得到广泛认同、能容纳很多生活内容。古代，“楚人好细腰”——是当时的时尚追求；上世纪80年代，“街上流行红裙子”——也是当时的时尚追求。时尚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生活内容的精致，精神品质的提升，个性色彩的丰富。时尚是文化创造中的选择与汰洗，是文化发展中的累进与积淀。
　　每年评选“十大流行语”，那往往是社会潮流和时尚的符号记录。“姚明”、“超女”、“粉丝”、“花样男”，让人眼花缭乱。
　　一位服装设计师和造型师，对于时尚的最好诠释就是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将优雅、纯粹转换为灵感，或悦己悦人，或帮助别人打造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神韵，体现不凡的品位，展露特出的个性。
     时尚既是精神个性，又是物质实体，商家盯着时尚所特具的赚钱与闲逸的二重性，不遗余力，制造时尚。
     制造时尚，就是研究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心态，通过创意策划，或将社会上某种时尚趋向依托于某种产品，某个项目；或将某种产品、某个项目贴上时尚的标签——从而制造新鲜可喜的、丰富多彩的品质感觉（或享受），营造安定闲适的别一种生活方式。
     总之，或面向大众群体，或针对小众群体，不断花样翻新地制造并推广五花八门的时尚秀，不断地以新锐的眼光，制造更为现代的、同时也兼具本土气质的、精致与休闲相融合的时尚生活。

开江恐龙追访记

hellohzq — Thu, 24 Jul 2008 01:00:00 +0800

开江发现恐龙化石！
开江发现恐龙化石！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某日，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了开江人的热门话题。在那个经济凋敝、生活贫困、社会落后而心灵郁闷的年代，开江恐龙的发现激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极大兴奋。不少下乡知青和中小学生都成了开江恐龙的“粉丝”，纷纷前往当时的金鸡公社桥亭子（今东门乡桥亭村）老山沟发掘现场观看，人们无不为恐龙的巨大宏伟和远古神秘而追捧，而倾倒。　　开江人普遍关注开江恐龙，采掘时忙活了一阵，热闹了一阵，“龙骨”很快被装箱运走，再也见不着。40年过去了，偶尔提起，人们都会问：开江恐龙哪里去了？她现在怎么样？能让人们尤其是开江人一睹芳容吗？开江恐龙会带来什么？发掘恐龙的地质学专家是谁？开江恐龙会给我们以什么启示？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让我们感到，追寻恐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一种追寻，对普通公众更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交流普及、科学素质的教育，科学精神的复苏。　　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开江电视台的节目主编郝光政同志与我约定见面。他们拟找我商谈一个专题片的内容构思，特别说到了寻求开江恐龙的拍摄和采访。想不到，下午2时28分，他们刚走到我所住的学校门口，地震发生了。我们没能于当天见面。不想两个月后的7月12日，《成都商报》等媒体以“开江恐龙”为题刊发消息报道，说经过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开江恐龙化石骨架在该校博物馆内安装完毕，并向观众开放。我当即通过电子邮箱，将卸载的这一消息和图片转发给了开江。很快，电视台郝光政等几位记者同志又一次来蓉，找我一道去博物馆亲眼见了开江恐龙化石骨架陈列，登门拜访、现场拍摄了当年负责发掘恐龙的何信禄教授，一位82岁高龄的老者。　　对于开江人的造访，何信禄教授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老关心地问起了开江的情况，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恐龙，谈起了当年赴开江的恐龙发掘。1957年，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合川马门溪龙，在川东北地区的合川县太和镇古楼山发现。不到10年，开江恐龙被发现。1970年，当时的成都地质学院根据开江当地青年农民唐昌级早在1964年就作出的报告，排除文革干扰，派出了何信禄、林文球两位地质专家和一名实验员组成的发掘小组来到开江。第二年，他们又来作过进一步的发掘。　　地质学把地质年代划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恐龙生活在中生代所划分的三叠纪之后的侏罗纪中、晚期及白垩纪早期，距今大约7000万年以前，以侏罗纪晚期为最盛。开江发现的恐龙与自贡恐龙群一样，都是最盛时期的地球主人。开江龙全长近7米，高3.2米，头骨非常粗大，牙齿呈匕首状，边缘带锯齿，是一具非常凶猛霸气的肉食恐龙。另据《开江县志》（1989年）载，1964年夏，原金鸡公社老山沟（今东门乡桥亭村）青年农民唐昌级发现恐龙化石，1970年经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采掘鉴定，化石主要是以蜥臀目为主的脊椎动物群，属原始川东虚骨龙（按：主要发掘的恐龙骨架并非身躯细小如兔的虚骨龙），定名为“开江龙属（新属）”。原长20米（？），重约30吨，生活在1.5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时期。　　经过数年的研究和修复，何信禄教授在所著《四川脊椎动物化石》（四川科技出版社1984年6月）一书中发表了对开江恐龙的研究文字。后将其定名为“林氏开江龙”，这是为了纪念林文球教授在对开江龙发掘研究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林文球，上海人，1999年以66岁之学术英年而早早病逝。　　眼前这位生于广安、毕业于重庆大学的地质学老专家，他的兴奋的神情，他的严谨而满带感情的专业化言谈举止，他作为前辈专家的某种特殊气质和深厚学养，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敬仰不已。他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心里永远装的是他的恐龙，他精神依托的始终是他的恐龙，他为恐龙而追求，他为恐龙而自信，他为恐龙而欢乐，他为恐龙而痛苦，恐龙成了他的一切。　　何教授不胜感叹地说道，当时学校领导大大方方批给了2000元钱的发掘费用，这笔钱即使现在来看也是少得可怜。因此，开江恐龙的发掘还仅仅是一个初步，当时的发掘是成都地质学院第一次实地采掘，经验不够，采掘方式不太理想，没先把掌子面打开。他认为很可能有一个恐龙群的存在（1987年文物普查，又在新宁镇南门陡梯子、三里桥村、普安宝塔坝文家梁、讲治镇双飞、天师白果村、灵岩乡分水岭等地发现大量的恐龙化石，足见开江的整个板图都是恐龙的故乡），因此，他殷切希望我们转告开江当局和有关部门，能搞一点经费，支持对原发掘地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要知道，恐龙研究是基础性研究，立项难，经费难。　　开江恐龙，如今重又激起我们的兴奋，让我们想起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开江的远古洪荒年代是一个啥摸样？开江的最早居民是谁？开江的地质特征和古生物发掘情形是怎样的？开江恐龙化石伴随我们走过了开江的社会及历史，是否是开江历史文化的集中造型？是否象征了开江一方水土的某种地域精神和形象特征？是否昭示着开江一方水土的未来愿景？对于开江人乃至川东人来说，勿容置疑，开江恐龙所给予的文化的精神的价值是及其丰富而巨大的。我们追寻恐龙，是对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一个呼唤，也是普通公众的一种科学知识的交流、一种科学素质的教育，一种科学精神的复苏。　　恐龙，开江的一道标志性文化风景线。　　4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前来探望恐龙的开江乡亲吧？如此近距离面对恐龙，尤其面对开江恐龙及其研究专家，我们深感亲切和荣幸，我们的心情都激奋不已。何教授还特别把他的几种恐龙研究著作送给了我们。　　博物馆介绍文字指出，自然环境的改变是生命起源与进化的最直接动力，人类生存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人类进化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这一生命支持系统一旦被破坏，人类也将退出生命进化舞台。可怕的是，人类正在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取、破坏，早已导致不利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征兆频频出现，如酸雨、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等。另据报道，南极企鹅体内发现农药DDT的残留，1991年夏，珠峰发现黑色尘粒污染的白雪。地球何处是净土？根据科学研究，一种植物的灭绝，会引起10-30种依附于它的其它生物的丧失。如今，地球灭绝动物数量已达1600-2000种。这一切表明，自然环境作为生命支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支持已接近它的极限。有人说，达尔文如活着，他也许就会致力于灭绝物种的讣告，而不是物种的起源了。　　联想有关恐龙的约定恰是5.12汶川大地震造山运动的那天，联想地球上恐龙的大规模灭绝，我顿时感到某种冥冥然的联系和警醒。恐龙作为数千万年以前地球的主人群体，一朝轰然倒塌，灭绝一尽，那么，联想当今自然环境大破坏的严峻现实，我们不禁要叩问苍天——“下一次地球上类似恐龙灭绝的主角将会是谁呢？！”

开江恐龙

hellohzq — Sun, 13 Jul 2008 01:00:00 +0800

那是20世纪70年代，“开江发现恐龙龙骨”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那是个因凋敝落后而沉闷的年代，开江恐龙激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极大兴奋。不少知青和学生都成了开江恐龙的“粉丝”，为其巨大宏伟和远古神秘而倾倒，我那时还特地寻访到桥亭子，要一睹恐龙之尊容，可惜，早已运走了，什么也没能看到。
　　40年过去了，开江人普遍关注的开江恐龙化石，由成都地质学院派人进行采掘，忙活了一阵，热闹了一阵，“龙骨”很快被运走，再也见不着。这些年，偶尔提起“龙骨”，人们都会问：开江恐龙哪里去了？她现在怎么样？能让人们尤其是开江人一睹尊容吗？开江恐龙会带给我们什么？
　　2008年7月12日，《成都商报》报道，经过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1年多的辛勤工作，开江恐龙化石骨架在该校博物馆内安装完毕，并向观众开放。
　　开江恐龙化石自发现之日起，经过数年的研究和修复后，成都理工大学何信禄教授于1984年在《四川脊椎动物化石》一书中对其研究并发表文章，将其定名为“林氏开江龙”，这是为了纪念林文球老师在开江龙发掘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开江龙全长近7米，高3.2米，头骨非常粗大，牙齿呈匕首状，边缘带锯齿，是一具非常凶猛霸气的肉食恐龙。另据《开江县志》（1989年）载，1964年夏，原金鸡公社老山沟（今东门乡桥亭村）青年农民唐昌级发现恐龙化石，1970年经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采掘鉴定，化石主要是以蜥臀目为主的脊椎动物群，属原始川东虚骨龙，定名为“开江龙属（新属）”。原长20（？），重约30吨，生活在1.5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时期。
　　开江恐龙，今天依然激起我们的兴奋，让我们想起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开江的远古洪荒年代是一个啥摸样？开江的最早居民是谁？开江的地质特征和古生物发掘？
　　开江恐龙化石伴随我们走过了开江的社会及历史，是否象征了开江一方水土的某种地域精神和形象特征？是否昭示着开江一方水土的未来愿景？对于开江人乃至川东人来说，勿容置疑，开江恐龙所给予的文化的精神的价值是及其丰富而巨大的。

四川文化小吃——四川方言文化品味

shp — Fri, 27 Jun 2008 01:00:00 +0800

　　四川作为移民社会，文化多元，异彩纷呈，仅方言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样，随便拈出一字一句加以解析，都跟四川小吃一样，有滋有味。
　　不妨以“四川文化小吃”为题，列举数题如下，谨供品尝：
　　（一）“打”
　　作为自然语言的“打”，对应书面语言中诸多表示行为动作的语汇，如制作、操作、批发经营等，以一当十，化繁为简，予以融合替代。“打”替代书面语“制作”，就成了“打豆腐”；替代“操作”，就成了“打机器”（缝纫）；替代商业批发经营，就成了“打货”。当代新方言也是如此，“打介绍”的“打”，替代说亲的行为过程，“打脱离”的“打”，则是替代离婚这一法律行为程序和手续的说法。所构成的方言语汇还都带了现代书面语言的痕迹。如此等等，简单明白,适应了口语语境的简洁明快要求。在方言语汇中，“搞”、“整”也都是如此，具有很高的替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

     （二）“点电灯”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总督锡良在成都银元局安装四川的第一台发电机，以蒸气传动发电，供院内照明，从而开四川电灯照明之先河。民间真的发生过要把电灯“点”燃和“吹熄”的趣事。从点松明灯、点桐油灯到“点”电灯，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累进、融合的文明进程。电灯并非引火点燃，但由点松明到“点”电灯，却有一个自然生发的逻辑。这是汉语词汇生发的一个规律性现象。
     （三）“贞节”
     达县安仁乡是著名的长沙话“方言孤岛”，当地把“贞节”读为jin ji(金鸡)。于是，该地一石刻贞节牌坊被作为地名误写为“金鸡牌坊”。“金鸡”替代了“贞节”，意味着“贞节”这一封建统治者的伦理准则遭到民间的拒绝，得不到民间社会的文化认同，也就不能融入方言了。与之相反，深刻体现了现代革命性的“同志”“红军”等语，很快导入地方语言，巧妙无比地组合成“同志哥”、“红军哥”“兵哥哥”等无比生动亲切的称谓用语，广泛传播，成为现代中国乡村难得一见的时髦语言。

　　（四）“负责——负个篾巴折”
　　民间对话中，当说到“负责”一语，受话人不以为然，常以“负篾巴折”一语应之，“责、折”二字，虽音同而义转，造成玄机，十分巧妙，既是不冷不热地回敬对方，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算是幽了他一默。“篾巴折”：木结构房屋的墙壁多用竹片扎成，糊泥底、外面再敷白灰。
　　利用汉语同音多这一特点而巧妙一转，造成说话的一种艺术手法和技巧。四川方言这类同音转义的运用实例很多，如
　　“赔——陪你坐”。
　　“真的——煮的哟”：真、蒸同音，由蒸而煮，不无狡黠地否定了对方的表白，而且巧妙地将话题岔开。还有如
　　“看嘛——看牛哦”：“嘛”“马”同音。没好气的反诘之语。由马生发出“牛”，从而将话题转移，避开矛盾实质，转守为攻，机智巧妙。
　　“不敢（赶），过吆”
　　“好久（酒），没得好菜”
　　“有事——和尚赶道士（或“幺儿事”）”
　　“长，往土坝里长”
　　“咋个办嘛?——凉拌”
　　“结婚——脑壳昏”
　　“花——眼睛花”
　　“天天输液——输五粮液”：将实质一语道破。
　　“李白斗酒诗百篇，你一步一偏”，是对跛脚人的刻薄挖苦。
　　“不懂，不懂抓把糠”。
　　有不少常说“等于是”口头禅的。有人听得不耐烦，于是幽他一默：“呃，究竟等于四嘛等于五喔?”或“等于四也等于0”。
　　某乘客说“到21世纪(住宅小区下公共汽车)”，马上有人调侃道：“我到22世纪”。等等。

朱德母亲与中华母亲文化——重读朱德元帅《回忆我的母亲》

shp — Wed, 18 Jun 2008 01:00:00 +0800

　　内容摘要　朱德母亲以自己普通劳动者平凡一生中的勤苦耐劳、坚韧厚重、充满仁爱等的伟大精神以及所营造的母教氛围，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朱总司令，从而创造了极不平凡的“母亲文化”。其“母亲文化”的丰富深厚的社会人文内涵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朱德母亲　钟太夫人　母教　母亲文化
　　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特别包含了母亲文化的内容层面。所谓母亲文化，应是以母亲性别角色为主体、以家族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生产、生活活动、思想感情活动和智慧创造等的文化产物。母亲文化应是起源于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植根于人类生命本能的心之深处。这是一种牵动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感情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一种鼓舞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没有哪种文化形态比它更具象征意义，没有哪种文化内涵比它更能激发力量。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母亲文化，那么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心灵归属了，而且真正是最后失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如此，西方文化中的“圣母”形象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中国，传说西王母娘娘是中华民族总先妣，被尊为黑虎女神，乃万王之王。《山海经》描述其“虎齿善啸，蓬发戴胜”。在中国民间，佛教文化中的观音娘娘是诸神中最具亲和力和影响力的菩萨，受到最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其实是中华母亲文化精神的化身所致，是人性和人类自我精神需要所致。一切事例都无不证明，母亲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母亲文化属于全人类。
　　笔者认为，朱德元帅在抗战时期为悼念母亲所写下的《回忆我的母亲》正是颂扬中华母亲文化的生动文本。该文本的朴实性就像中华母亲文化本身一样，感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文章所描述和揭示的朱德母亲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生，正是中华母亲文化的光辉范例。本文拟对朱德元帅《回忆我的母亲》和朱德母亲钟太夫人的有关材料作一论述。
　　　　　　　　　　　　　　　　　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德总司令的母亲钟太夫人于1944年2月25日病逝于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老家。钟太夫人仙逝当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文中写道：“朱总司令的母亲，86岁高龄的钟太夫人逝世了！我们表示痛切的哀悼。我们永远纪念她的功绩——她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朱总司令。”。母亲仙逝的消息使朱总司令悲痛万分，当即一挥而就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纪念母亲的这篇文章，以示祭奠。钟太夫人的逝世和她的贤母事迹，延安各界反响强烈，要求表彰的呼声很高。于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下，4月10日，延安各界一千多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会，举行公祭，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谢觉哉代读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作为朱总司令的祭文。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先后发表讲话，赞扬钟太夫人的勤劳俭朴，支持儿子革命、为党分忧，为民济国的美德，号召中国的母亲和儿女学习钟太夫人和朱德总司令。公祭大会上的挽联很多，从不同侧面概括和赞颂了作为英雄的钟太夫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党中央的挽联写着：“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勤劳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挽联写道：“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花；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荷好家风”。中央党校的挽联写道：“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有劳动人民英雄”。谢觉哉的挽联写道：“红星入怀，盖世功名光子余；白云在望，漫天暗淡陨慈辉”。
　　据载，朱德总司令的母亲钟太夫人，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戊午4月23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周河乡钟家山下一位贫苦的流浪艺人家庭。父亲钟必顺，以流浪乡间、吹奏嗩呐为业，被称作“钟吹嘴”。钟太夫人自小随母亲操持家务，学会了置茶做饭、喂猪养牛；洗衣作浆、针线鞋袜。钟太夫人小的时候也迫于环境包过脚，但因富于反抗精神的她不予配合，一上山放牛就放掉裹脚布享受自在，终至于裹脚失败，长成一双大脚。加之体形高大，身强力健，成了劳动的一把好手。
　　钟太夫人作为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一开始就显示了中华母亲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而庄严地承受着极为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因此，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文章中一开始就概括地写道：“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勤奋劳动成为母亲一生的需要，劳动成为母亲最重要的生命依托。以至于像朱德祖父那样的“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文中回忆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文中多处写道：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朱德深情地说道，“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离开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老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如往年健康，但仍不缀劳作，尤喜纺棉。’”
　　在农耕社会的中国，就劳动技能来说，劳动者世世代代传承着农业生产的一套知识和技术，无论犁耙水响，栽秧挞谷，夯土筑路、肩担背驮，无不精通熟练；就劳动智能来说，长期的农业实践造就了人们的无穷智慧。处处表现出精明强干，是那些脱离实践、脱离基层高高在上的人不可想象的。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是对这一真理的深刻揭示。就劳动体能来说，由于长期的近乎本能的劳动，农人中的好劳力好体力不可胜数，即使是一些看似矮小、瘦弱的妇女，在实际劳动中发挥的超常能量也令人不可思议。朱德元帅回忆中说到的“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以及“挑水挑粪”等，恰是农耕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劳动方式，是下层社会尤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形态，反映出农耕时代体力劳动繁重性和艰苦性的本质特征。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所经受的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也是难以令人想象的繁重和惨烈。坚韧性体能表现已远远超越了体能的本身意义，成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母亲身上的一种坚韧意志和务实精神，显示永恒的文化价值。
　　　　　　　　　　　　　　　　　二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母亲文化在家庭、家族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营造了一种以血缘亲情呵护下的有如新鲜空气般氤氲着的母教氛围。我们一代代后人都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成人的。这一母教氛围无处不在，而且多是以身教形式而默默无言地流布着，熏陶着，影响并教育着千万儿女。朱母钟太夫人就是这样“注意着以自己的榜样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朱母钟太夫人传略》）关于这一点，朱德在文章中多处写到：
　　“从我能记忆起，（母亲）总是天不亮起床。。。。。。”、“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
　　“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中华母亲文化体现在母教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充满了仁爱。仁爱，成为母亲文化的核心和心理的精神的基础。朱德母亲以仁爱建立了很好的家族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母亲钟太夫人爱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朱德在回忆中写道：在“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中，“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母亲钟太夫人爱学习，人情事理知道很多。旧时代没能读书，但从小通过民间特有的口传心授的学习方式而获得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及地方性知识、生产知识。80多岁时还常常怀着美好的感情向儿孙背诵自己年轻时听来的长篇唱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艺术作品，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钟太夫人以无私的母爱深爱着儿孙，为养育儿孙，吃尽了苦，但从不“诉苦”；受够了劳烦，但从不把劳烦写在脸上。朱德作为“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惯于忧患、惯于勤劳、惯于忍耐的”钟太夫人以普通劳动者教育子女的方式教育后人，热切希望朱德好好读书。为了让朱德读好书，先母钟太夫人把家里的很多事自己承担下来，从不支派后人做哪怕是一件区区小事。先母越是这样，做儿女的越是过意不去，也更激发了读好书的意志和决不辜负父母希望的决心和信心。“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在读书学习上，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上，钟太夫人对朱德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信任，更倾注全部的力量给予支持。“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因此，《朱母钟太夫人传略》介绍说：“总司令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太夫人是一个有力的鼓励者。”
　　钟太夫人母教氛围有一个特色性的场景，就是儿童们守着灶火之夜听母亲钟太夫人讲诸如《安安送米》这样十分美丽凄哀的故事，使儿孙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深受影响。正所谓“颔触先妣之膝，深听不知厌倦”（刘光第《先妣述略》，见《刘光弟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种以讲故事、“摆老龙门阵”的方式教育后人，成了儿孙们聚集在先母膝下的一件快事，其乐融融，更成为永生的心灵滋润和幸福记忆。总司令是永远挂念慈母的，就像慈母所讲述的安安孝子一样，“但是总司令决心向全中国的人民尽他的大孝道，他要消灭那使母亲（以及千百万的母亲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社会原因。”（《朱母钟太夫人传略》）以至于在母亲85岁高龄之时，“‘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聚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如朱德回忆文章所述，钟太夫人一生骂不来人，从没说过脏话、孬话，也从不发脾气。后人做错了事，或是惹她生气，她都是以慈爱的感情和和善的话语使后人为自己错了而懊悔。钟太夫人“一副菩萨心肠”，特别同情去穷苦人，就连叫花子她也能说几句话。她老人家的善良、仁慈和忍让，对朱德的性格养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传略》所概括的，“她是一个有宽大胸怀和深厚同情心的人，她的人格力量是不仅及于她的子女，而且使全家所有长幼伯叔妯娌之间，相处十分欢洽。对于更穷苦的亲戚，她往往减损自己，勉力周济，这样，人们接近她就像接近温暖的的太阳光一样。” 确实如此，钟太夫人一生因为淳厚的爱而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容得人，极大地富于同情心。到晚年更笃于亲戚友邻，每每形于梦寐，念于口头。在这个世界上，牵挂别人或许是一种苦恼甚至痛苦，但对于被牵挂的人来说，被牵挂却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
　　朱德母亲的仁爱，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作为儿子的朱德总司令身上早已感觉到母亲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朱德一生的秉性和品行，激励着朱德一生的斗志和精神。朱母一生为抚育儿女和全家的生计而吃苦受难，但在苦难面前，朱母表现了中国妇女所具有的那种坚毅、庄严和沉静。朱母以自己平凡一生中的伟大精神，创造了极不平凡的“母亲文化”，并以其丰富深厚的社会人文内涵融入了中华文化传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与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分不开的。朱德母亲是中华母亲文化的楷模。
　　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母亲是强者”。朱德母亲以她老人家的高寿让儿孙深感欣慰，朱德母亲更以她老人家平凡一生中的伟大精神而强有力地感召着我们中华儿女，鼓舞着我们中华儿女。朱德母亲太夫人将永远地鼓舞着我们。
　　让我们来重读朱德总司令在回忆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文字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附）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7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聚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

客家民歌赏析

shp — Sat, 14 Jun 2008 01:00:00 +0800

　　《只等太阳过了河》赏析
　　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在所创作的这首《只等太阳过了河》曲子中，首先展示了客家乡村青年男女生活的一个场面：“客家妹子唱山歌，歌随花开上了坡。”
　　作曲家以欢快、活泼、明亮的曲调，娓娓唱来，宁静，美丽，在不经意中着意开掘生活的戏剧性情趣——
　　妹子别催我，
　　妹子别催我，
　　只等太阳过了河，
　　我就爬上坡。
　　像静静水面荡起了几许涟漪，像寂寂空山丢下了一声鸟叫。
欢快的节奏让人看到乡间路上的青春脚步，
优美旋律让人聆听桃花坡上的青春呼吸。
　　小调性烘托的诗化境界，原生态，乡土性，抒写了客家青年男女淳朴心灵的热烈爱情及其自然流露。
　　　　　　　　　　　　　　　　　　　　　　
　　《我哩客家话》赏析
　　作曲家运用摇滚和三重组合的现代手法，构造全曲的音乐形式，是基于对“我哩客家话”艺术主题的的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唯有在如此现代的意义上去加以感受，才可能更好理解客家对自己族群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惜、热爱和自豪之情。
　　但旋律又是以民族性为定位基础，着力传达客家话“叽里呱啦”的本土特色，从而揭示“客家话是我的根”这一根性本质的所在。
　　曲调深得三重组合之妙，声部时隐时现，音域忽起忽落，寸词或进或出，疏落有致，编织了一幅光影迷离、丰富多变的音乐蜀锦。这正是艺术的多彩性展示，却又是生活的多元性表达。
　　　　　　　　　　　　　　　　　　　　　　　

　　《客家妹子唱山歌》赏析
　　客家妹子唱山歌，
　　那屋后的山也是妹子的歌，
　　那门前的河也是妹子的歌，

　　这是全曲的主题性内容元素，特具民歌艺术的夸张情调和复沓节奏，热烈，奔放，可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此不足以表达青春的血性激荡。
　　色彩明丽，曲调活泼，是民歌艺术普遍具有的艺术品质。本曲中，这一品质在桃花、河、歌等一系列民歌艺术的特色性符号中得到极大发挥，有充分的开掘和展示。可以想象，在客家人的山上，在客家人的河边，山歌牧笛，村曲野调，氤氲着泥土的气息，弥漫着桃花的芬芳，连接着青春的心跳，绽放着爱情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