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湾 - 心灵哲理、人生感悟

一则从汉字谐音的解梦

daya — Tue, 02 Sep 2008 18:49:32 +0800

对于梦的心理学方面的解释，通常采用的是象征词典将梦大概的范围圈定，然后梳理出主线，诱导梦者继续联想梦中的一些线索，再配合梦者一起理解这个梦。但是在网络上，经常缺乏联想和相应的配合，因此一般的解梦主要只运用象征的手法，这方面又以物件本身的属性象征最为平常，比如手枪象征攻击性，锁象征被压制的东西，狗象征忠诚等等。这里有一个梦的解释充分运用了汉字的谐音，很有意思。这种对于汉字的拆分合并，或者读音的揉和，似乎在解梦中被忽略了，其实汉字在梦中的谐音现象可能更多一些。——Gangwan.org

梦境：

我梦见我的头流血了，是头顶的某一个部位(伤口也不算大)，当时我好象用什么东西去捂住伤口，好象是纸或帕子什么的，当时还有点疼的样子，就是这样了，就这个梦。

再补充一句吧，血是红色的，他们曾经和我说过，晚上做梦时，如果能梦见鲜红的血算是个好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完。

locc解：

梦见头部流血了,并且用手帕或者纸包住,个性很懦弱,可是还总想出头,出头的头字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了,害怕出头就会受到伤害,所以用血来表示,帕(怕)和纸(止)分别表示你在潜意识里想抑制住这种想法.

【daya注：我当时解释为一种主要心理特质的局部丧失，不过还不完全。梦者随后回忆到自己当时因为害羞而开始在慢慢尝试改变，不过仍然还需要努力。locc解的似乎更切中要害：害怕出头，欲止还羞】

这个解得妙，用了汉字的谐音，若只是从书写字中难以体会，但是读起来确实是可能的。纸和帕子本来没什么，可是联系在一起读一下就有意思了，可见解梦时对汉字读音的斟酌也是很有趣的，这点往往被忽略了。

弗洛伊德很重视方面的联想，比如字母的拆分合并，类似读音的揉和，但有时候却被我们因为语言的差异而被忽略了，其实汉字在梦中的谐音现象可能更多一些（毕竟汉字的单字太少了，同音字相像或是相似又那么多）。

【港湾问答】莫名紧张、心跳加速怎么办？

daya — Tue, 02 Sep 2008 15:59:30 +0800

在平常的生活中，对于某些场景，我们会有特殊的情绪反应，有时候这种反应强大到自己无法控制，这其实和过去某次经历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又该如何解决呢？其实对于这样的情绪反应，使用现实疗法中逆理意向法比较容易解决。现实疗法认为，对某一症状产生恐惧的反应，而这种恐惧激发了某种症状，这种症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恐惧。如果能够阻断这种循环，停止与其搏斗而，而是加以嘲笑，用嘲讽的态度对待——运用逆理意向——就能阻止这种恶性循环，症状也就逐渐减弱以至最终消失。——Gangwan.org

问：去医院看病总是莫名的紧张，心跳加速，尤其是去测血压，脉搏什么的，心就狂跳（害怕自己紧张影响检查结果，结果就更紧张），导致本来正常血压都变成高血压，影响诊断结果。谁能帮帮出出主意，缓解缓解这种状况。谢谢！

【港湾回复】下次去测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心脏脉动上，试图仔细的感知它，不要试图压制其狂跳，只是努力的感知它。即使狂跳，也不要试图控制，而是随着它一起跳动。

这个诊断结果肯定是不可信的。因为你一旦试图压制它，精神力越发的兴奋，便越发的集中到上面。

如果你放弃对抗，转而用嘲讽的态度对待它，这样想“心跳加速就加速吧”、“快来的更激烈吧，这次一分钟跳30下，下次看你能不能跳60下”，“好吧，我现在很紧张啊，那你就紧张吧，越紧张越好，我倒要看看你能紧张成什么样子”。保有这样的心态，在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出现时，去关注它，嘲讽它，症状便会消失。

《追寻生命的意义》- 1984年附录：悲剧性的乐观主义

daya — Tue, 02 Sep 2008 14:41:01 +0800

谨以此纪念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早在1955年，她就在美国意义疗法领域开始了开拓性的努力，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宝贵贡献。

首先，我们问问自己，该怎样理解“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一个人尽管面临意义疗法所称作的“悲剧三合体”，但是仍然始终保持乐观。“悲剧三合体”包含人生的三个方面，可概括为(1)苦难；(2)罪疚；(3)死亡。本章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可能不顾所有这一切而积极对待人生？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悲剧，人生如何才能保持其潜在的意义？我们说“积极对待人生”(这是我的一本德文书书名)，就意味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生命始终具有潜在意义。而这又是以人有能力创造性地变生命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的或建设性因素为前提的。换言之，重要的是对任何具体情况，都要作最佳处理。然而，“最佳”就是拉丁文里的“乐观”(optimum)，所以，我提出了“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面对悲剧，看到人的潜力的乐观主义，人的潜力得到最佳发挥时可以(1)变苦难为人生成，就；(2)因罪疚而悔过自新；(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得对生命负责的动力。

不过必须记住，乐观主义是不能强迫命令的。不能强迫自己不管机会与希望如何，一味乐观。信、望、爱这个三合体中，信和爱与希望一样，也是不能强迫命令的。

在欧洲人眼里，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一再命令人们“应该快乐”。但是快乐可遇而不可求。“陕乐”得有理由。一旦有了快乐的理由，人自会快乐。由此说，人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寻求快乐的理由，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实现某一具体处境中蕴藏着的固有的潜在意义寻求快乐的理由。

人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也同样需要有理由。如果想让任何人笑，就得让他有笑的理由，例如，得讲个笑话。强求别人笑或让人强求自己笑，都不会有真正的欢笑。这样做无异于在照像时要求人们“笑一笑”，而结果照片上出现的只会是假笑的僵硬面孔。

意义疗法称这类行为模式为“意向过强”。它是引起性神经症二—无论是性无能还是性冷淡——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人越是直接追求性高潮，即性快感，而不是忘我地投入，结果越会失败。所谓“唯乐原则”实际上恰恰最扫兴。

一个人一旦发现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使他快乐，而且还赋予他战胜痛苦的能力。然而，如果一个人寻找生命的意义，结果徒劳无获，又怎么样呢?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后果。我们不妨回想广下例如在集中营或战俘营这等极端条件下的情景。首先，美国士兵们告诉我，有一种行为模式他们具体称之为“自暴自弃症”。集中营里也可见到这种行为。有些人在凌晨五点钟醒来后拒绝起床上工，执意躺在监房中浸透屎尿的稻草上。无论怎样警告和胁迫，他们都无动于衷。接下来便出现了典型的情景：他们从口袋里的什么地方，摸出隐藏很久的香烟，吸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明白了，在以后48小时左右，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生命意义的航向迷失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只图眼前的一时，快乐。

这难道不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类似的行为，一种我们每天面临的类似行为?我想到世界范围内那些自称是“没有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当然，他们不乞助于香烟，他们乞助于麻醉品。

其实，吸毒是一种较普遍的大众现象的一个侧面，这种现象就是人们由于存在的需求遭到挫折而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这种心态已成为工业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生活无意义感在神经症病因学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今这已不仅是意义治疗学家的看法了。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欧文•D•耶勒姆先生在《存在心理疗法》中写道：“在某一精神病门诊所连续有40人申请治疗，其中有12人(30％)存在着某些涉及人生意义方面的重要问题(按病人自我评定、治疗专家意见或独立判断而判定)。”在帕洛阿尔托以、东数千英里的地方，情形只相差1％；有关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在维也纳，29％的人口抱怨他们的生活缺乏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感觉人生没有意义呢?有人或许会虽然未免过于简单一生活所需应有尽有，但却不知为什么活着；就是说他们有生活手段，但缺乏意义。当然，有些人连手段也没有。尤其是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50年前，我发表过一篇论文，讲述我诊断的年轻病人所患的一种特殊的抑郁症，我称它为“无业神经症”。我可以证明，这种神经症的真正根源在于双重错误的认识：无业等于无用、无用等于生活无意义。结果，每当我说服病人去青年组织、成人教育部门或者公共图书馆等志愿服务，换言之，一旦他们大量的闲散时间被某种虽无报酬却有意义的活动所充实，他们的抑郁症便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曾改善，他们照样还在挨饿。道理就在于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福利。

除了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情况引发的无业神，经症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抑郁症，可视病情追根到心理动力或生物化学条件，从而分别需要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然而，就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而言，我们不应该忽略，也不应该忘记；它本来不是。病理问题；不是神经症的征兆和症状，而可以说是富有人性的证明。但是虽然它不是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的，却可能引起病理反应；换句话说，它是潜在致病的。请想一想年轻一代中如此普遍的群众性神经机能综合症：大量经验证明，这种综合症的3个方面——抑郁、挑衅、毒瘾——都可归因于意义疗法所说的“存在的空虚”，即感到人生空虚和没有意义。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抑郁症都要归因于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而自杀——抑郁症有时导致自杀——也并不总是由于存在的空虚所致。但是即使不是由于感到人生无意义而走上自杀道路，徜若自杀者领悟到还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某种意义和目标，他就很可能会克服想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

如果说，在防止自杀方面，面向人生意义的引导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干预有自杀倾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医生时，有4年时间在奥地利最大的国家医院工作，我负责的病房住的都是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其中大多数是启杀未遂后来到这里住院的。我计算过一次，这4年中，经我手的病人该有12，000人。他们使我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至今我每遇到有自杀倾向的人，仍可借鉴这些经验。我告诉这些人，许多病人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对自杀未成有多高兴；事后经过数星期、数月或数年，他们对我说，事实证明他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的困惑是有答案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继续向他们解释广即使这种好的转机1090例中只有一例。谁又能担保迟早不会轮到你呢?但首先，你必须活着，等到轮到你的那一天。因而，为了看到那一天的来临，你必须生存下去，从现在起，你时刻不能忘记活下去的责任。”

关于群众性神经综合症的第二个方面一挑衅，我想借用卡罗琳•伍德•谢里夫所进行的试验来说明。她故意激起两伙童子军相互寻衅，她观察到这些毛头小伙只有在致力于共同目的时，才停止相互寻衅。当时，一辆往他们营地运送食物的马车陷进了泥泽里，需要孩子们齐心协力，把它拉出来。立刻，一种需要他们共同实现的意义不仅向他们提出了挑战，而且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说到第三个方面，即毒瘾，我想起安内迈尔•冯•福斯特迈尔提出的研究结果，她指出，据测试和统计数字表明，她调查研究的酗酒者中90％的人深感人生没有意义。斯坦利•克里普纳调查研究的吸毒者，则100％认为“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

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回到意义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我想说明，意义疗法关注的是人一生中必须面对的所有各种境遇中蕴含的潜在意义。因此，在这里我不想详谈整个人生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确实存在这种长远的意义。打个比喻，比如一部电影是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的，每一个镜头表现一个内容，包含一层意义。在尚未看到最后一组镜头时，我们无法知道整部电影的含义；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先理解影片的每个组成部分、每一镜头，我们就无从理解整部电影。生活难道不也如此吗? 生命的最终意义如果存在的话，不也是只有在临终的最后一刻才昭然若揭吗? 而且这一最终意义不也正取决于个人是否禀着各自的认识和信念，最好地实现了每一种境遇所蕴含的潜在意义吗?

事实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以及对意义的感知，既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存在于象牙塔中，而是完全脚踏实地的。总括起来，可以说，对意义的认识——对具体环境所蕴含的个人意义的认识——介乎卡尔。布勒学说的“啊哈”经验与马克恩•魏特迈尔理论的格式塔知觉之间(指完整的知觉构型，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作为直接经验瞬时显示的精神客体是完全的、不可分解的整体或形式——译注)。我所说的这种对于意义的感知有别于经典概念的格式塔知觉，这是指后者意味着对“基底”上“图形”的顿悟(指研究知觉过程中图形与背景的关系；顿悟指知觉经验中旧结构的豁然改组或新结构的豁然形成——译注)，而我所说的对意义的感知则可更具体地归结为开始领悟到现实背景下的可能性，更明白地讲，开始领悟到在某一具体环境里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个人如何去发现意义呢?夏洛特•比勒指出：“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研究那些似已找到人生根本答案的人的生平，与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的生平作一对比。”不过，除了这种研究生平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从生物方法入手。在意义疗法看来，良心犹如提词员，必要时，它会指示我们在某一具体生活境遇中的行动方向。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良心必须对人所处境遇运用某种衡量尺度，对这种境遇必须依照一套标准、一种价值观作出评价。但是，我们无法有意识地去接受和信奉这些价值观——它们正是我们自身的某种东西。它们是人进化过程中凝集的结晶，它们建立在我们以往的生物发展基础上，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生物发展之中。康拉德•洛伦茨的生物先天论概念大概正是基于类似的思想形成的。最近，当我们一起讨论我对价值观形成过程的生物基础所持观点时，他热切地表示赞同。总之，如果存在着一种先天的价值论的自我理解，可以说它肯定植根于生物遗传之中。

意义疗法认为，得出人生意义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通过创造，或者做一番业绩；其次是体验某事物，或者结识某人；换句话说，人生意义不只是通过工作才能找到，在爱中，也同样可以找到。对此，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讲道，意义疗法“关于体验可与取得成就同样地具有价值这一概念很有治疗意义，因为它弥补了一点，即我们总是单方面地强调外在世界的成就，而忽略内心世界的体验。”

然而，最重要的是第三种途径:即使沦于绝境无助的受难者，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也依然能够超越自己，成长发展，从而改变自己。他能够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胜利。正如前面提到的，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曾表示希望意义疗法“可以有助于抵制当今美国文化的某些不健康趋势，在美国，那些不得不忍受痛苦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为受苦而感到自豪，无从认为受苦使人高尚，而并不是使人卑微。”因此“他不但不快乐，而且为不快乐而感到羞愧”。

有25年，我在一家综合医院的神经科工作，因此我能够证明，我的患者有能力把困境变成人的成就。除了这类实际经验外，实验证据也证明，有可能在苦难中找到意义。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如此多的越战战俘明确表示，虽然被俘令人痛苦不堪——饱尝严刑拷打、疾病、营养不良、独自监禁之苦——但他们……却从被俘的经历中获益，把它看作是一种成长的经历。”

不过，赞同“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的最有力的论证是拉丁文所说的“argumenta ad hominem”(人的论证)。举例说，杰里•朗就是意义疗法所说的“人精神的挑战力量”的一个活生生证明。据《特克萨卡纳报》所述：“杰里•朗由于3年前的一次跳水事故，造成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事故发生时，朗仅17岁。如今，他可以口衔小棍打字，并借助一部特殊电话机，‘就读’社区大学的两门课程。朗利用这种内部通讯系统，既可以听课，也可以参加课堂讨论。其他时间，他还用采阅读、看电视、写作。”朗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我的生活富有意义和目的。我在那致命的一天里采取的态度已变成我个人的生活信条：我的颈部虽然折断，但我这个人却折不断。现在，我在大学注册学习心理学第一期的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提高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深知，没有这番磨难，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长。”

这是否意味着，必须经受痛苦，才能发现意义呢?绝不是。我只想强调，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如果这种痛苦不可避免，那么，尽管面对——不，即使经受——痛苦，生活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果这种痛苦可以避免，则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除其根源，因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就是自我虐待，而非英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无力改变导致他痛苦的境况，他仍然可以选择他的态度。（在奥地利电视上看到过对一位波兰心病学家的采访，令我难以忘怀。这位心病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协助组织华沙犹太人区的暴动。记者赞叹道：“何等的英雄事迹啊!”医生平静地回答：“其实我说，端起枪来射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如果党卫军领你走向毒气室或万人坑，当场处决你，而你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惟有怀着尊严慷慨就义，你知道，这才是我所说的英雄主义。”可以说，态度上的英雄主义。）朗并不是生来就该遭折颈厄运，但他确实下定决心，不让所遭厄运压垮自己。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首先要做的是创造性地改变导致我们痛苦的境况，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懂得如何承受痛苦。实验证据证明广平民百姓”同样抱有这种看法。据奥地利民意测验者最近报道，在他们所访谈的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最受崇敬的人既非大艺术家或大科学家，也非大政治家或体育大明星，而是那些经磨历劫昂首不屈的人。

关于悲剧三合体的第二个方面，即罪疚。我想从一个始终令我迷惑的神学概念讲起。我指的是所谓的“神秘的邪恶”这一概念。所谓神秘的邪恶，在我看来，意味着一种归根到底不可索解的罪行，因为人们无法将它完全归咎于生物、心理和／或社会因素。全面解释一个人的罪行，就等于为他开脱罪责，并把他看作一部有待修理的机器，而不是一个自由和负责的人。甚至罪犯本身也厌恶这种对待，宁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我曾接到正在伊利诺斯州监狱服刑的一名囚犯的来侮，他在信中哀叹道：“罪犯从来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人们提供了各种借口要他选择。归罪于社会，许多时候，甚至归罪于受害者。”有一次，我在圣昆廷向囚犯讲演，我告诉他们：“你们同我一样是人，因此，你们可以犯罪，可以服罪。但现在，你们有责任超越罪疚，再造自我，改过自新，从而战胜罪疚。”他们感到得到了理解。一位名叫弗兰克•E•W。的获释犯人给我写来一封短简，上面说到他“为获释的重罪犯组织了一个意义疗法小组。我们有27人之多，新来的人在创办了这个小组的那些伙伴的支持下，再没有重蹈覆辙。只有1人后来又进了监狱——但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关于集体罪疚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负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始终坚持不懈地公开反驳集体罪疚的概念。

然而，有时却需要想出种种巧妙的教育方法，才能使人们摆脱迷信。一次，一位美国妇女责备我：“你的一些书怎么还用德文写?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我反问她，她的厨房里是否备有刀子，她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做出一副震惊的样子问她：“有那么多的杀人犯持刀行凶，滥杀无辜，你怎么还可以使用刀呢?”她从此不再反对我用德文写书。

悲剧三合体的第三方面涉及死亡。但它也涉及生命，因为任何时候，构成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在消逝，时不再来。而这种瞬息即逝难道不是在警醒我们，应当尽可能充分利用生命的每时每刻吗?当然是如此，因而我的箴言是：认真对待生活，犹如你现在的生命已是第二次，你曾虚度了前生，而现在，你即将重蹈覆辙。

事实上，恰当行事的社会，实现某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无不因我们生命的不可逆而受到影响。但也可以说，只有潜在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一旦我们利用了某次机会，实现了某种潜在的意义，我们就永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它安全地交付给过去并保存下来，使它不致消失。已成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会无可挽回地消失掉，相反，每一件都不可改变地保存下来，受到珍重。当然，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已收割的田野，忽略和忘记了硕果累累的过去，正是过去，凝集着人们的终生收获：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爱、乃至他们满怀勇气和尊严承受的痛苦。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们没有理由可怜老年人。实际上，青年人应当羡慕他们。固然，老年人没有未来的机会与可能，但他们却有更多的东西。虽然没有未来的可能，他们却拥有过去的现实——他们所实现的潜在可能、所实现的意义、所实现的价值——一而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能够消除珍藏在过去的这些财富。

鉴于在经受苦难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至少从潜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然而，与此类似的则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绝对的价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人的尊严不可磨灭。正如生命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都有其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一个人的价值，也都始终与其同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个人过去所实现的价值基础之上，而并不依这个人现在是否仍然有用而定。

更具体地说，所谓有用，通常是就一个人能否有益于社会而言。但今天的社会，专以成败论英雄。因此，它推崇成功和幸福者，尤其是推崇青年人。这实际上忽略了所有其他人。的价值。如此一来，就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意义上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如果有谁认识不到这种区别，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其目前的有用程度，那么，他必然会为希特勒的无痛苦致死术计划辩护，即，主张“用减少痛苦的办法”处死所有那些由于年老体衰、患不治之症、智力缺乏、或任何其他残疾而丧失了社会用途的人。

将人的尊严与仅仅有用混为一谈，本源于一种概念上的混乱，而这种概念混乱又可以追溯到当代在许多校园和许多分析理论中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甚至在分析训练中，也会见到这一类的灌输。虚无主义并不说世界空无一物，而是强调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乔治•A•萨金特提出“学到的无意义”的概念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记得一位治疗学家对他讲过：“乔治，你必须明白，世界是一场玩笑，没有正义可言，一切都是无目的的。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一点，你才会知道，认真对待自己有多么愚蠢。宇宙并没有任何终极目的。它只是存在而已。你现在对自己如何行事作出任何决定，都没有什么特定意义。

这类批评，不能推而广之。原则上，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果真如此，则治疗学家应看到自己的任务是帮助学员抵制虚无主义，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玩世不恭的思想，玩世不恭是对自己的虚无主义的一种防卫机制。

意义治疗学家甚至可能遵从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规定的一些训练和许可开业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与狼一道嚎叫，但在这样做时，我劝你应当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不忠实于意义疗法固有的关于人的基本概念和生命哲学的种种原则。保持这一忠诚并不困难，因为，正如伊丽沙白•S•卢卡斯曾经指出的：“在心理治疗学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样非教条主义。”（意义疗法并不强加给那些对心理治疗感兴趣的人。它不像东方的集市，而更像超级市场，在东方的集市上，小贩向顾客兜售货物；而在超级市场中，顾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将从中挑选他认为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在意义疗法第一届世界大会上(1980年11月6日至8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我不仅主张心理治疗的重新人性化，而且主张我所说的：“意义治疗的非教义化。”我无意培养只会“学舌”的鹦鹉，我关心的是将火炬传递给具有“独立、开拓、革新和创造精神”的人。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曾经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的强制性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他的患者可以高卧在维多利亚式的奢华睡椅上，而不必倒在奥斯威辛的污秽中。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人，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不必为使用“圣人”一词而犹豫：想一想马克西米兰•科尔伯神父，他在奥斯威辛忍饥挨饿，最后遭注射石炭酸被谋害致死，1983年谥为圣徒。

人，们或许会指责我列举的只是例外。斯宾诺沙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写道；“Sed omnia praeclara tam difficilia quamrara sunt”(对每一件伟大的事物，其认识之难，正如其发现之难)。人们当然会问，我们是否真有必要提起“圣人”，只提正派人不是已经足够了吗?确实，圣人只是少数，而且始终将是少数。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特殊鞭策，激励人们加入少数。因为世界状况不佳，除非每个人都竭诚努力，否则，一切将更为恶化。

因此，让我们警觉——双重意义上的警觉：

自从奥斯威辛以来，我们知道了人的能力之所及。

自从广岛以来，我们知道了危急之所在。

《追寻生命的意义》- 重新赋予人性的精神病学

daya — Tue, 02 Sep 2008 14:07:30 +0800

太长时间以来——事实上已有半个世纪——精神病学试图把人的头脑解释为仅仅是一种机制，结果，治疗精神疾病被看作只是一种技术。我想—，这场梦已经结束了。当前地平线上开始呈现的不是用心理学分析的医术，而是赋予人性的精神病学。

然而，一位医生如果仍把自己的职责主要等同于技师，就会承认，他只不过把病人看成是一部机器，而看不到疾病后面活生生的人!

人不是一种事物；事物相互决定，但是人从根本上说是自决的。在天赋和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自己。例如，在集中营这所活的实验室和试验场上，我们亲眼目睹有些同伴表现得像猪一样，而另一些同伴则像圣人一样。人本身同时具有这两种潜在可能；实现哪一种，不取决于环境，而靠人作出决定。

我们这代人是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人真正是什么样的。毕竟，发明奥斯威辛毒气室的是人；然而，口诵主的祷文或《以色列施玛篇》，昂首挺胸步入毒气室的也是人。

《追寻生命的意义》- 精神病学的信条

daya — Tue, 02 Sep 2008 14:04:54 +0800

在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事物中，人受到的最大限制莫过于失去一切自由。因此，神经症甚至精神病患者，都留有一丝残余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会是多么有限。的确，即便精神病，也触及不到患者人格的核心深处。

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可能是一个无用的人，但他依然保留人的尊严。这是我的精神病学的信条。离开了它，我认为就不值得作一个精神病医生。我们为了谁呢? 难道只是为了一部破损而无法修复的大脑机器吗?假如患者肯定只不过是这种机器而已，那么无痛苦致死术岂不就顺理成章了。

《追寻生命的意义》- 评泛决定论

daya — Tue, 02 Sep 2008 14:01:02 +0800

精神分析学经常因其所谓泛性论而受到指责。我个人怀疑，这种指责是否合理。在我看来，有某种更错误、更危险的假定，那就是我所称作的“泛决定论”。我指的是那种对人的看法，无视人在任何条件下有能力采取自己的立场。人并不是完全受条件限制和决定的，而是能够自行决定究竟屈服于环境，还是勇敢地面对一切。换句话说，人是根本上自决的。人并非仅仅活着，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决定他将怎样活着，下一刻他将怎样做。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由随时作出改变。因此，我们只能在关于整个群体的统计调查大范围内，预测一个人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基本上仍是不可预知的。任何预测的根据不外乎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而人有超越这些条件，不囿于这些条件的能力，这是人存在的一个主要特点。如有可能，人能够改造世界，如有必要，人也能够改造自身。

让我告诉大家J医生的故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惟一我敢说是魔鬼般的邪恶人物。当时人们都叫他：“斯坦霍夫的总刽子手”(斯坦霍夫系维也纳一家大精神病院)。纳粹开始执行无痛苦致死术(指纳粹灭杀精神病人的残忍手段。——译注)计划后，所有人的生死都操纵在他的手里，他疯狂热衷于这一工作，想方设法不让一个精神病人逃过毒气室。战后，我回到维也纳，曾问起J．医生的下场。人们说：“他被俄国人囚禁在斯坦霍夫的一个隔离牢房。但是，第二天，牢房的门敞开着，J．医生从此无影无踪了。”我后来得知，他和其他人一样，在同伙的帮助下，逃往南美洲了。可是前些年，一位奥地利前外交官登门求医，他在铁幕后被囚禁多年，先是关押在西伯利亚，后转到莫斯科著名的柳边卡监狱。我给他作神经检查时，他突然问我是否认识了J．医生。当听说我认识后，他便告诉我：“我是在柳边卡监狱里认识J．医生的。他死在狱中，大约40岁，得的是膀胱癌。可是他在生前却表现为一个你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亲密同伴。他安慰每一个人。他达到了最高的道德标准。他是我在狱中多年里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斯坦霍夫总刽子手”J．医生的故事。我们怎敢预测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测机器或自动化装置如何运动，甚至还可以设法预测人的心理机制或“动态”。但是人不只限于心理方面。

然而，自由并不是决定性的。自由只是真相的一部分，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负面，现象的正面是责任。事实上，如果不用责任来行使自由，自由就有沦为任意专断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应在美国西海岸建造一座责任之神像，以与东海岸自由女神像相辅相成。

《追寻生命的意义》- 集体神经症

daya — Tue, 02 Sep 2008 13:54:37 +0800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集体神经症，而每个时代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心理疗法。存在的空虚是当代人的大众神经症，存在的空虚可以说是一种私人或个人形式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可以下定义为：认为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论点。然而，就心理疗法而言，如果不能使本身排除当代虚无主义哲学趋势的干扰与影响，便永远无法大规模地应付这种事态；否则，它与其说是大众神经症的可能疗法，不如说是大众神经症的一种症状。心理疗法不仅反映虚无主义哲学，而且传输给病人的纵然不情愿地并非故意地——实际上是人生的一幅讽刺漫画，而不是人的真实写照。

首先，宣传人“不过如此”的理论有一种固有的危险，在这种理论看来，人只不过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或者是遗产和环境的产物。这种看待人的观点促使神经症患者确信他本就容易相信的东西，即他是外界影响或内在情况的抵押品和受害者。那种否认人是自由的心理疗法加固了神经症患者的这种宿命论。

诚然，人是有限的生物，人的自由同样也是有限的。所谓自由，并不是指不受条件限制的自由，而是指对待制约条件采取什么态度的自由。正如我曾经说过；“作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我完全了解人受制于生物、心理及社会条件的程度。但我除了是这两门学科的教授以外，我还是4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因此，我也可以证明，人具有意想不到的能力，能够毫无所惧地对待一切困难，即使是所能想象的最恶劣的环境。”

《追寻生命的意义》- 意义疗法作为一种方法

daya — Tue, 02 Sep 2008 13:48:41 +0800

现实的恐惧，例如对死亡的恐惧，不能用心理动力解释，使之平静消逝；另一方面，神经症恐惧，例如广场恐怖等，也不能依靠哲理理解得到治愈。但是，意义疗法也已研究出一种专门治疗这类病症的特殊方法。为了便于理解怎样运用这种方法，我们首先从期待性焦虑症开始入手，这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一种情况。其特征为所发生的事情恰恰是患者所害怕的。例如，有的人走进大厅，面对许多人时，越害怕脸红，越易脸红。常言道：“愿望是思想之父。”这里，我们可以改说；“恐惧是事件之母。”

同样，越刻意企求，越事与愿违，就像越害怕，越发生所害怕的事一样。在性神经症的病例中，这种过度意向尤为明显，我把它叫作“意向过强。”男子越想展示他的性行为能力,或者女子越想表现她达到性高潮的能力，结果越不成功。快感只是而且必定只是一种副作用或副产品，如果作为目标，快感就丧失殆尽，而且越是刻意作为目标本身追求，越是适得其反。

除了上述过度意向以外，过度注意可能也是一种病原（即致病的原因），意义疗法称之为：“思虑过度。”下面这份临床报告可以说明这种症状。一位年轻女士找我，诉说自己患有性冷淡。据病例记载，她童年时曾遭父亲性虐待。但是很容易证明，这种创伤性经历并不是导致她的性神经症的真正原因。结果发现，原来患者读了有关心理分析的通俗文学作品后，经常惶惶不安，担忧总有一天要为幼年的创伤付出重大代价。由于这种期待性焦虑，她产生要证明自己富有女子气的过度意向，过度注意自己，而不注意她的配偶。这足以使她失去体验性快感高潮的能力，因为她把性高潮当作意向目标，当作注意对象，而不再是无所思虑地献身给对方时的一种不意而遇的结果。经过短期意义治疗，病人对追求性高潮能力的过度意向和过度注意给于消除。“消除思虑”是意义疗法的另一个术语。当她的注意力重新对准正确的目标，即她的配偶以后，性高潮当即自发地产生。

心存害怕，就发生所怕之事，意向过强，却事与愿违，事情就是这样。意义疗法正是基于这种双重事实，发展了一种治疗方法，称作“逆理意向。”早在1939年，我在德国就阐述过“逆理意向”。这种方法让病态性恐惧患者有意想心中所惧怕的事物，哪怕只想一会儿。

举例而盲。一位年轻医生找我治病，因为他害怕出汗。每当他预感要出汗时，这种期待性焦虑就足以使他顿时大汗淋漓。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形成，我建议他，如果要出汗时，就有意决心向众人证明，他是一个出汗大王。一星期后，他来告诉我，每当遇到有人触发他的期待性焦虑时，他便对自己说：“以前我出的汗只有l夸脱，现在，我至少要出它10夸脱!”结果，经此治疗，他竟能够在一星期内，就彻底摆脱了折磨了他4年的病态性恐惧。

读者可能注意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病人态度的转变，用一种相逆的愿望取代恐惧。这样就可以抢先遏止焦虑的产生。

不过，这一过程必需借助于人所特有的寓于一种幽默感的自我超脱能力。每当运用意义疗法所说的“逆理意向”方法时，人的这种超脱自我的基本能力就得以实现。同时，使病人能够置身于自己的神经症之外。戈登•W•奥尔波特的《个人及其宗教》一书也有与此相符的说法。他说：“神经症患者如果学会了嘲笑自己，便有可能逐步达到自我控制，以至痊愈。”逆理意向正是奥尔波特这一论点的经验性证明和临床应用。

多举几份病例报告，可能有助于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方法。下面这位患者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他曾四处投医，到过好几个诊所，看过许多医生，但毫无疗效。住进我院时，已陷入极端绝望境地，承认自己几乎想自杀。几年来，他一直患有书写痉挛，最近越发严重，已濒失业的危险。只有及时地快速治疗，才能转危为安。治疗开始，埃娃•科兹德拉医生建议他一反以往的习惯做法，不再尽可能工工整整地书写，而是尽可能潦草，并建议他默想：“现在，我要让人们看看，我的笔迹多么潦草!”当他有意试图潦草时，却怎么也做不到。他第二天说，“我试图潦草地写，但就是办不到。”就这样不到48小时，他的书写痉挛消失了，而且在治疗后的观察期间，也未复发。他又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完全能够工作了。

维也纳门诊医院喉科的一位同事对我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不过是关于说话而不是写字。他行医多年，从没有见过如此严重的口吃症。据这位口吃患者说，从记事起，他就没有摆脱过口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12岁时，有二次乘电车没有买票，被售票员抓住。他想，逃脱的惟一办法就是引起售票员的同情，于是便想表明，他是一个令人可怜的，口吃孩子。可当他想口吃时，反而不成。原因是他无意中运用了逆理意向，尽管不是为了治疗目的。

然而，以上的叙述不应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逆理意向只对单一症状的病有效。实际上，维也纳门诊医院的医生，运用意义疗法的这一方法，成功地减轻了长期严重强迫症患者的痛苦。例如，一位65岁的妇女，患强迫性洗手症长达60年。埃娃•科兹德拉医生使用逆理意向，为她作意义治疗，两个月后，病人便能够正常地生活。她在住进维也纳门诊医院神经科之前，对医生说：“对我来说，生活简直像地狱。”强迫症和细菌恐惧症折磨得她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不能料理任何家务。现在还不能说她的症状已完全消失，因为她时而还可能产生强迫观念。不过，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能够“嘲笑这种强迫观念，”简言之，已能运用逆理意向。

逆理意向，也可用于治疗失眠症。害怕失眠（在大多数情况下，害怕失眠的原因是病人不懂得有机体自行提供自身所真正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睡眠。）的人，急于入睡的意向过强，然而越急，越睡不着。为了消除这种担忧，我通常建议病人不要试图入睡，而要设法做相反的事，那就是尽量睁眼不睡。换言之，必须用不睡觉这种逆理意向来取代由于恐惧不能入睡的期待性焦虑所引起的急于入睡的过强意向，这样很快就可睡着。

逆理意向并不是万能的。但它确是治疗强迫症和恐惧症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治疗那些由潜在的期待性焦虑引起的各种病症，而且见效快。不要由此认为，见效快，疗效必然短暂。已故的埃米尔•A•古瑟尔说过，“正统的弗洛伊德体系中较常见的错误观念”之一“就是认为，治疗时间的长短与疗效持续时间的长短相一致。”据我的档案中一份病例报告记载，该患者在1．2年多以前，使用了逆理意向治疗，事实证明，收到了长久的疗效。

最引人注意的事实之一是，不论有关病例的病因如何，逆理意向都有疗效。这证实了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学森曾说过的一个观点：“虽然传统的心理疗法主张必须根据病因调查结果采取治疗方法，但是，在童年时期，某些因素可能会引起神经症，而成年后，完全不同的因素可能会使病症消除。”

关于引起神经症的真实原因，除了身心方面的因素以外，期待性焦虑这类反馈机制似乎是一个主要致病因素。对某一症状产生恐惧的反应，而这种恐惧激发了某种症状，这种症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恐惧。从强迫症中，可以发现类似的连琐反应，强迫症患者竭力与萦绕脑际摆脱不掉的念头搏斗，（其动机常常是患者担心这种强迫观念表明自己即将或甚至实际上已经患精神病，他不明白，事实上正是强迫性神经症使他免患正式精神病，而不是使他有患精神病的危险。）然而结果却更加受这种强迫观念的困扰，因为压力导致反压力。这使症状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病人一旦停止与强迫观念搏斗而加以嘲笑，用嘲讽的态度对待——运用逆理意向——就能阻止这种恶性循环，症状也就逐渐减弱以至最终消失。在幸运的情况下，如果症状并非由存在的空虚所引起，病人就不仅能够嘲笑自己的神经症恐惧，而旦最终能够完全不理会它。

综上可见，期待性焦虑必须借助逆理意向去克服，而意向过强和思虑过度则必须依靠消除思虑来战胜。然而，消除思虑只有靠病人面向自己的具体职业和人生使命，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奥尔波特的支持。他曾经说过：“由于斗争的焦点从冲突转向忘我的目标，所以即使神经症可能永远不能完全消失，但是整个生活变得健康了。”）

打破恶性循环形成的并不是神经症患者的自我关注，无论其是自怜还是自轻；治愈的关键是自我超越!

《追寻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短暂

daya — Tue, 02 Sep 2008 13:31:15 +0800

有些事情看来似乎会使生命失去意义，其中不惟有苦难，还有死亡。我不厌其烦地讲，生命中惟一真正短暂易逝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但是潜在的可能一旦得以实现，当即形成现实，并保留下来成为过去，从而不致瞬息即逝。因为已成为过去的事物没有一样会无可挽回地消失，却一点一滴都不可改变地保存下来了。

因而，我们的存在绝不因其短暂而失去意义。正因为短暂，赋予了我们责任；因为一切事物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把实质上转瞬即逝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面对当前许许多多潜在的可能，人不断作出选择：其中哪些将予排除，哪些将予实现?哪种选择将使现实永远成为不可磨灭的“时间沙洲上的足印”?任何时候，无论趋恶还是向善，人都必须作出决定，什么将是自己一生的不朽丰碑。

诚然，世人通常只看到收割后的田野，却忽略了硕果累累的过去，过去永远凝集着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任何过去所做的不能取消，不能抹煞。应该说，曾经存在的是最真实的存在。

意义疗法深知人生短暂，但并不悲观，而是抱积极行动的态度。形象地说，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人，天天望着墙上的日历，日历每天撕去一张，变得越来越薄，他心情惶惶，哀声叹气。而积极解决生活难题者，则好比一个人在每页日历上记下一天的要点，然后撕下来，与过去的各页日历整齐地放在一起。当他回忆日历上记载的丰富多采的历历往事，回忆过去所有无比充实的日子，他的心中会充满自豪和喜悦。年老对他又算得了什么? 他有什么必要嫉妒年轻人，徒然感伤青春不再? 他羡慕年轻人什么呢?羡慕他们有很多机会? 羡慕他们前途无量?“不”，他会想：“我虽没有了机会，但我拥有实实在在的过去，我工作过，爱过，而且勇敢地承受了痛苦。这种受苦甚至是我最引为自豪的事情，尽管它并不会引起别人羡慕。”

《追寻生命的意义》- 超级意义

daya — Tue, 02 Sep 2008 13:22:49 +0800

这一终极意义必然超越人类有限的智能。从这一角度，意义疗法称其为“超级意义”。所要求人们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忍受生命的空虚无意义，而是承认人没有能力从理性上认识生命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深远意义。意义深于逻辑。

精神病医生如果不接受超级意义的概念，迟早会在病．人面前不知所措。我有过这种经历。一次，我6岁的女儿问我:“为什么我们要说仁慈的上帝?”我回答：“因为几星期前，你出麻疹时，是仁慈的上帝让你的病全好了。”然而，小姑娘并不满意，反驳说：“可你别忘了，爸爸，首先是他让我得的麻疹呢!”

如果遇到宗教信仰虔诚的病人，医生不妨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凭借他们的精神力量，达到治疗效果。医生可以设身处地地去做。一次，一位来自东欧的犹太教教士找我，向我叙说他的情况，我就采取了这种方法。他的前妻和6个子女全都惨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现在的妻子不能生育。我向他解释，生儿育女并不是生命的惟一意义，因为那样生命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而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并不会仅仅因为其永久延续而变得有意义。但是，作为正统的犹太教徒，死后无子女为自己念祷文（专为死者的祈祷辞），病人还是深感不幸和绝望。

我并不就此罢休。为了帮助他，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向他想不想在天堂再见到他的孩子们。听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终于坦露出了他绝望的真正原因。他说，孩子们都是无辜的殉教者（为了上帝名字的圣洁），配得上天堂中最高的地位。而他，一个罪孽深重的老头，根本别指望能够得到同样的地位。我借此反问：“教士，你难道没有看到这正是你在他们死后继续活下来的意义吗?——虽然你不像孩子们圣洁无辜，这些年的痛苦已可以洗清你的罪过，使你最终也可成为配得上去天堂与孩子们团聚的人。《诗篇》中不是写道上帝保存你们的全部眼泪吗?（“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么?”(诗篇第56篇，第8节)。）所以你的任何痛苦或许都不是徒然的。”经我的这番开导，他开始用新的观点看待痛苦，使他多少年来第一次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