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的博客

太平天国之魂——石达开的悲剧

李冬君 — Sat, 13 Dec 2008 15:04:00 +0800

太平天国运动中，令人怀念的，不是洪、杨，而是石达开。

历代农民起义，不乏洪、杨一类人物，作为最高领袖，他们有的是权谋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驾驭民众，使民众甘愿为他们献身。他们的身影，覆盖了整个运动；他们的话语，决定了运动的方向。但他们却不是运动的灵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岩，是李岩成为了明朝末年那场民众运动的灵魂。灵魂，要有悲剧性，李岩之死，是为运动献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动后人。石达开更是如此，作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运，是一出更为壮丽的悲剧，是由伟大的民众运动造就出来的深刻悲剧。

石达开是当之无愧的太平天国运动之魂，正是有了石达开，我们才从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中，看到了真善美的存在。运动早已终结，可灵魂还在召唤未来，一本《石达开遗诗》问世，召唤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国战士，当红军沿着他当年西征的道路来到大渡河边，是他的灵魂成了引导红军绝处逢生的先知。要让他的灵魂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安息，要让他的悲剧给我们一点永恒的启示。

天国悲剧，从石达开出走开始，他为什么要出走呢？他的悲剧，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他是命中注定要与王权决裂的，不管是清王朝的王权还是天国的王权，他都要决裂，这由他的性格即自由意志所决定，这就是命。

一、石达开为什么要出走

战场上，石达开是曾国藩的苦手。

本来两人用兵，一善用正，一善出奇，各有千秋。

可曾国藩自出兵以来，遇石达开，始一败再败。他与石达开第一次交手，是在湖口。那时，他率湘军水师，势如破竹，直扑湖口。

石以大船载沙石，沉堵航道，于湖口西岸扼一隘口，湘军水师突入，被石氏堵塞隘口，分割在外江和内湖，分别击之。

曾国藩因座船被夺，文牍俱失，愤而投江，被左右救起，棹入陆营。此后，石氏已占江西大部，曾氏被困于南昌，却不动如山。

恰于此际，东王杨秀清飞檄石达开，命其东返，谋解天京之围。

石氏奉命，班师回朝，行前仰天长叹：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矣！

或曰：吾观曾氏用兵，不过尔尔，先败于湖口，再败于九江，今又被困于南昌，何必多虑呢？石氏叹曰：用兵非其所长，然其将将，无可匹者。

曾氏治军凝然，石氏用兵潇洒，皆一时之帅才。

两人风神各异，自不待言，然行为亦有相似，却被人忽略了。

两人都曾负气出走，可君臣际遇不一样，结局当然也就不同了。

比较一下两对君臣的关系，先来看曾国藩和咸丰帝。

曾国藩以丁忧，说走就走，虽曰守制，但尚未请示就放下军机，这不是小问题。皇上没有因此责他，反而赏了他三个月的假，示以小恩。

可他一提到要实权，皇上就毫不含糊的批准他回家，给他卸了磨，却还留着他这条驴，让他这条驴在家守制，成全他做一头名教之驴。

他有一肚皮官司堆积如山，可他还是忍。君臣之间心照不宣，来往的上谕和奏折，讲得都是面子上的大道理，将那些肚皮官司泡了一坛子酸菜汁，放在一边儿发酵。

他扛着名教的旗帜，要理学的面子，皇上就给他搞面子工程建设，尽量照顾他的面子，他呢，也很能体贴皇上的用心，因此，他们没有闹翻。

他知道，湘军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要朝廷接纳它很难，将它纳入朝廷的榫卯也很难，朝廷如何接纳它是皇上的事，怎样将它纳入朝廷是他的事。

这就要磨合，在磨合期内，要搞面子工程建设。

而石达开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面子问题，而是骨子问题。天王在天京滥砍滥伐，面子早已千疮百孔，不值一提，一刀刀都砍在骨子里。

石氏出走，起初非有战略远图，亦无既定政治目标，更非一时率性，如浪子远游。他在天京主政，可人身并不自由，以讲道出了南门，立马就走。

由铜井渡江，前往安庆。他在安庆，驻留了三个多月，看透了一切。洪秀全这才慌了，罢免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派人送来“义王金牌”，邀他回京主政。

可石达开不信。一来不信洪秀全所谓“诚意”，二来反对洪只守天京。

天王两次调他回京，他都无条件遵命，结果葬送了他的西征。

这次，他提出了折中方案：赴援江西，进取浙江，配合天京作战。他虽然对洪不满，但还不想与洪闹翻，因为，他还要维护太平天国政权。

此时，他已深知洪为人阴险，起义诸王，如今只剩下他俩，要么他取代洪，否则洪必灭他。现在一切都水落石出，惟有他知根知底。

那些死去的人，死到临头，都不知早已被洪算计，而他已知。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

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

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

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

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

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他率领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他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

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来就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

可天王知道，让他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

于是，天王跟北王结成盟友，亏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东王屋檐下，一起低过头，阴谋，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也没有通知韦，要让石回来安定大局，他这样安排，使韦、石相疑，杀戮蔓延石的家室。

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他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

此劫无他，不过想做王而已。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来。

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

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赤手空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

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二、石达开出走以后

石达开出走以后，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流动作战。

穿州过府，飘忽不定，时而浙江报警，忽而福建告急。

可他在江西，却没有占到便宜，几个基本点，都被湘军围定，此次来争江西，他已落了后手，连清将福兴那样平庸的家伙，都算准了他“必先窜回江右”。

以皖制赣，本应力争九江，那时，九江被湘军围困，成了一座孤城。守将林启荣是他的老部下，他为什么不去救？救了，可兵至湖口就掉头。

李续宜率湘军迎击，他掉头就走，既来之，何以又要走？

一来，湘军重兵在此，他的本钱不想在一次决战中就拼掉。

二来，他将大部队都留下了，只带了数千人马从安庆出发，往江西去集合旧部，以数千人马援九江，只能虚晃一枪，示形于敌，欲使湘军北趋。

而他则转道南下。当时，他的重镇临江府（今樟树市）与吉安府也被湘军围困，那些日夜盼望援军的血战将士都是他的嫡系，焉有不救之理？

救此两地，再攻南昌，则九江之围自解，前次西征用兵，就是如此。自从临江、吉安两府被困，他在江西的大本营已向抚州转移。

因此，进援临、吉二府，须先至抚州，而后救之。

他在景德镇集合旧部，大会诸将，分兵南进，自率一军沿乐平、万年、安仁（今余江县）、东乡一路南下，在东乡击溃湘军，然后进驻抚州。

在抚州，他本有建设政权的想法，曾征各县童生应府试。

他原以为湘军用兵仍偏重在九江、安庆一线，他南下用兵，乃避实就虚，从容赴敌，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谁知湘军有备，没给他什么机会。

曾国藩虽已丁忧回籍，但他早已在江西做好了准备，乘石氏回师，他及时出击，抢占战略要地。待石氏回来，再战江西时，就碰了硬钉子。

当年，石达开乘虚而入，转战江西，所过州县，无不望风披靡，而今他每据一处皆需力战，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如此打下去，即使每战都胜，他的军队也要被消耗殆尽，而况他遇到了劲敌，陆战稍占上风，水战处于劣势。

没有水师，要救临江与吉安两城，谈何容易！两城均在赣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须渡江，而江面有湘军水师炮船游弋，他在丰城抢渡不成，挥军沿江南下，七天之中，行军二百里，经由新干、峡江，直到吉水，仍难如愿。

难救临、吉二府，他又瞄准了浙、闽两地。当湘军全力防他进取临、吉二府时，他却一转身，杀奔浙江而去，以江西战闽浙，他得了先机。

衢州一战，将东南大局搅翻，以此冲击闽浙赣，三省震撼。

石达开战衢州以牵制三省清军，然后分兵掠浙东之地，补充财力。当湘军于铅山河口镇聚齐，欲大举援浙时，他又一转身，率军潜入闽地。

曾国藩督师入闽，此时，其弟国荃攻克吉安府城，宣称赣省肃清。

而石达开军却从福建进入赣南，迫使曾国藩也从铅山移师建昌。

就这样，他率军在闽浙赣一带游击，战江西虽然未占上风，可以江西战，却扯住了曾国藩的后腿，将湘军主力拖在赣南，难以向皖南出击。

这就使得陈玉成、李秀成等能从容退敌，于皖北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劲旅。不久，那惊天的噩耗就传到了曾国藩的耳朵里：李续宜胞兄李续宾战死！

他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湘军兵勇六千人全部战死……

三、人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

石达开本想在闽浙赣边界建立根据地。

如此，则进可以猎取江西；退可以牵制江西。

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原因是，天王调走了辅王杨辅清。

杨辅清带他的部队走了，去接受天王新任命。石顿成孤军。

兵力不足，只好游击，可他的战略却很有效，把湘军主力牵制在赣南地区。而杨辅清部，则从福建邵武出击，越铁牛关，挥师北上，扬长而去。

杨辅清一路，攻克安仁，由万年入饶州境，屯踞景德镇。

而石达开一路，先是游击于新城（今黎川）、建昌（今南城），后又转入赣州、南安（今大余），因疾疫大作，移师湘赣边，乘虚入湘境。

曾国藩急忙分兵，一路攻景德镇，一路救湖南宝庆（今邵阳），湘军的战线又被拉开了，于是，陈玉成乘势席卷皖北，而李秀成则大举经营江浙。

石达开孤军远征，充满了悲情，他离弃了天王，却放不下天国使命，虽自领一军，却未自立门户，而是以高度想象力的运动战，呼应天京。

退出湖南，他游击于湘桂边，一退再退，回到起义的原点。

抚今追昔，感慨何止万端！当年兄弟，几人还能回来？

可他回来了！也只有他能回来，回到故土，他哭！

他的故土贫瘠，部队给养成了问题，多灾多难的故土，一再经受血与火的洗礼，再也挤不出乳汁喂养子弟。部队怀念江西，很多人想回去。

他不留，挥一挥手，那是无言的问候，然后分道扬镳。

他继续前行，到四川去，那里是目的地，最适宜割据，可他不在意。奔他而来者，都说他有天日之表，龙风之姿，跟他打天下，值！

可他不动心，抱定了起义时的宗旨，帝王算什么东西！

可天王变了，东王变了，北王也变了，一变就翻脸。唯有他还没变，他要证明给天王看。他看透了天王，可天王却看不懂他——用帝王的狗眼。

这世上有比帝王更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的真性情，他要让天王看看，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的真性情。挽救天国不靠王权，要靠人性。

他入川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又意气风发了，不用攻城略地，只要他往四川一站，清妖从上到下就战栗。他坚信，只要他还在，天国就不倒。

皇帝急了，要调曾国藩入川。曾国藩都到宜昌了，一想，不对啊，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入川？不仅我不能去，连左宗棠也不要去，回江西！

果然，石达开一入川，天京方面就发动了第二次西征。

而且天京方面对于他的入川计划，早就知道。还在入川前，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不久，艾约瑟等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以后，说道：
　　至于太平军将来是否成功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能说什么，一个首领曾说过，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

这位首领，当然就是忠王李秀成了。这一说法，出自《华北捷报》第519期 1860/7/7刊载的《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
　　一个月以后，该报又发表《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一文，说：据探明，翼王石达开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这是事实。
　　但他把运动与天王分开了，他忠于运动，却不再忠于天王。
　　史式先生著《石达开远征始末》系列，也强调了这一点。从江西到浙江，从福建到湖南，石达开的作战始终属于太平天国全局战略的一部份。

平心而论，此言甚是，可语焉未详。他从天京出走时，并非战略所驱使，而是被天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导之，他反专制！

在安庆，他的战略目标，指向江西，拟以江西战湖广，基本上还是西征时的老路子。不过，他留了一手，如战江西不下，则以江西战闽浙。

这一战略构想，成了天国后期战略的框架，陈玉成、李秀成用兵，便在这一框架内进行。此二人者，皆一时名将，而均非统帅才。

驰援赣西未果，即欲于闽浙赣一带立足，而杨辅清提兵北上，他以孤军难以自立，且军中疾疫，故转战赣南，于南安决策时，始提出“谋蜀”。

以饥疲之卒，无饷之师，而欲“谋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悲剧之英雄矣。“谋蜀”之难，难在战线太长，无奇可用，而其妙处正在无奇之奇。

石氏用兵，改弦易辙，一改其神出之本色，一举一动皆张声势，唯恐湘军不知之，何也？欲以偏师钓湘军，支撑安庆、天京，力挽天国颓势。

战衢州，顿兵于城下，久战不退，使闽浙赣三省清军辐辏，方离去。围宝庆、桂林也如此，看似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实则有意钓湘军矣。

他知道，只要他在那里，湘军就不能不来，湘军一来，安庆、天京之围自然就缓解。他就是要在那里等湘军来，湘军不来不走，一来就走。

就这样，他将骆秉章钓到四川来了，连曾国藩也差点被他钓来。

其他湘军，如萧启江部、张运兰部，这些江西战场的主力，都被调来了，致使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所拟“四路图皖”计划，未能实施。

于是，朝廷指示：要先除西南之患，然后全力东征。

这才是他“谋蜀”的目的。他坚信，只要他不倒，天国就不会亡。可他倒了呢？那就听天由命吧。人算不如天算，他在大渡河边，真的倒了。

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两岸高山耸立，陡峭险峻，河道急流汹涌，险滩密布，人称天险。他来之前，河水还浅，洪水未至，他还有机会过河。

可是，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边的当天夜里，他的妻子生了儿子，高兴之余，他传令部队庆祝三天，没有立即过河。没想到，山洪突发，河水暴涨。

强渡几次，未能成功，数十万清军挡不住他，河水挡住了他。

试想一下，如他强渡成功，进入雅安境内，控制那条著名的西南贸易通道——茶马古道，那他就财源滚滚，何愁无饷了。此为“谋蜀”第一步。

然后，取成都，握全蜀，顺流而下，与下游合势攻武昌，太辉煌！

可就差这一步，他算准了清军动向，却没算到河水暴涨。

就这一步之差，使他倒下，真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自沉妻儿于大渡河中，临江悲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

他两次西征，第一次在东南半壁，虽成功，却不稀奇，因为兵书史册里不乏战例，朱元璋就是他的先驱；而第二次西征却远涉西南之域，后来红军沿他的路线长征，称开天辟地第一回，是以成败论之。

在军事上，不敢说他是红军的导师，但他的确是红军的先驱。游击于闽浙赣和湘赣边，试图建立根据地，他没能做到的，红军却做到了。

远征亦如此，他以一步之差倒下，而红军却跨越了这一步。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说过，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悲剧虽然失败，但有着更高的审美价值，令人叹息。

他的悲剧，是人格悲剧，也是命运悲剧，以人格悲剧——“出走”始，以命运悲剧——“洪水”止。为了拯救将士，他一人去接受凌迟……

《人物》杂志2008年11期-- 李冬君

大清帝国崩溃之始：“高升号事件”

李冬君 — Wed, 29 Oct 2008 17:18:00 +0800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简思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

大清帝国崩溃之始：“高升号事件”

李冬君

　　 1．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局势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活动，还是以清朝帝国为重心，平衡各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力量。

　　“高升号事件”打破了大东亚的这种均衡。

　　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标明确，这前三十来年的功夫，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体系内。而韩国则是日本人走出列岛的出口，也是他进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则无心进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将世界从自己的天下观里驱除出去。

　　从1848年开始，喊了将近五十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长计也学了，就是治不了夷。结果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人如愿以偿，第一个为它发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通行证的是英国。

　　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敏锐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气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国的没落已不足以作为他在东亚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转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国在东亚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开战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写作者雪儿简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说。

　　无疑，大东亚的沉没，是作者雪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睁眼看晚清帝国的地位及其没落。“高升号事件”涉及到清国以及清国的属国朝鲜、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等，英国人在远东的唯利是图、俄国人在东亚的扩张企图、日本人要走向世界主宰亚洲的野心、美国人利益均沾的原则，还有德国、法国的参与，这难道还不是一部世界史吗？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日本要走向世界的脚步，是谁也拦不住的。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是进步。晚清帝国就是不想前进，则必然衰亡。这就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框架。也是我们常常追问的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说的准确些，是晚清帝国失败了。

　　但是天下不会掉馅饼，日本人要将他们被殖民的代价，抵作进入世界史的学费，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要进入世界史，不仅仅交点学费就够了，还要在任何细微处努力。

　　2．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

　　“我告诉亲王……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坦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实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这样的疑虑态度，对于英国公使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决策取向带来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总理衙门却浑然不觉，它们在向军机处和皇帝呈递的奏折里，根本没有提到英国驻华公使对清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这一重要的外交情报。

　　贯于大而化之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依旧热衷于劝说英国联手对付日本。而且游说没有一丝的外交辞令的机智、含蓄与优雅，直奔主题。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竟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人已经被他们的说辞激怒了，肯定会趟这个浑水。英国人评价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随后，英国人则一边以太极功夫从容应对清国，一边倾倒在日本对英国“无微不至”的外交游戏中。

　　“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特林·西格雷夫语。

　　的确，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每一个细节的补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

　　著名的“末松调查”，就为青木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为日本人向世界传播有利的舆论提供了足够的谈资。日本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新闻媒体，并与当时国际媒体连接，媒体与官方口径统一。

想起看过梁实秋《雅舍札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中抄入美国打油诗人那施（Ogden　Nash）的一首打油诗《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清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而当时清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清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味，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包括《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沪报》，实未可考量，相反，误导凿凿。

　　北洋舰队的老爷运输船操江号，同时被日军俘获。日本海军将这一“木质”战利品，改成训练舰。《字林沪报》极尽嘲笑讥讽之能：“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之勿用，倭人不加详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讥讽日人，更是不遗余力，“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而此时正是叶志超讳败言胜之时，所以《申报》兴奋尤佳，继续夸诞，当“平壤败绩之信”来临之际，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却不究日本人的节俭品格，更不知这一改成训练舰寓意额外的教育意义，其误导影响极坏。

　　3 ．出来谢幕的人是这场悲剧的主角，“高升号事件”的受难者，无论是后台的慈禧和军机处，还是前台的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术外，别无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鸿章愤愤拿国际公法说事儿，但法术势三位一体，在术尽势弱时，法又奈何？清国充分体验了弱国无外交的滋味。

　　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呀，这个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勃时代，中世纪的封建帝国正处于衰世之际。一个是在世界格局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国家，而另一个是刚刚破茧重生的新生力量。胜败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朝主宰的大东亚沉没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清国的沉没中崛起。与清国在大东亚争正统，取代满洲人，继明朝之后的日本新帝国，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征韩”是关键的第一步，日本人一边在“高升号事件”中投石问路，一边进入并控制了朝鲜的局势。相反李鸿章和清国并不真正关心朝鲜属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而且处于衰运的清朝，一开始就为上升气十足的日本所震慑。

　　租用挂有英国商船运兵，用日不落帝国的国旗作保护伞，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已潜伏了一个“怕”字，“怕”字当头，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

　　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价值取向不对称，更为重要的是实力不对称，只好玩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术道，与长于自己的“夷”周旋，不可不谓心苦。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给叶志超信，谈到增援朝鲜牙山的兵，几无可调动。“清军看似庞大，并非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种职能。”当七拼八凑的士兵上船后，发现武器和饮食配给既不充分，也非常混乱。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西方帝国各种势力在远东的角逐，在“高升号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高升号事件”的处理结果中，各方都已经看到了中日之战的必然，大东沟海战，只不过是高升号事件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雪儿认为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役，“高升号事件”本身已然改变了大东亚的世界格局，从中我们必须承认，一股旧势力在陨落，另一股新力量在升腾。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承认历史趋势的不可扭转。但一直以来，近代史研究，笼罩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惯性情绪中，忽略甚至不愿承认“高升号事件”本身给我们的提示。

《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

重读近代史－－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下）

李冬君 — Thu, 25 Sep 2008 20:51:00 +0800

2、好一本《瀛寰志略》

（1）他又被免职了

从封疆大吏，一下降到弼马温，徐继畲不以为意。

咸丰帝大概有些过意不去，怕他郁闷，就让他多发言。

果然，他就发言了，直来直去，上了一折《三渐宜防疏》。

“渐”，是防微杜渐之渐，哪“三渐”呢？一渐大兴土木，二渐纵欲过度，三渐堵塞言路，都针对皇帝。皇帝没怪他，反而予以嘉奖。同时，曾国藩也上了一折，让皇帝心里发堵，一气之下，就扔了，后来，才捡回来读。

也许是对他的补偿，皇帝派了美差，让他入川主持乡试。

西行入川，一路风光壮丽，所见所感，与曾国藩相似。

可结局相异，曾国藩从四川主持乡试归来，便扶摇直上，而他却再次被人攻讦。还在四川时，徐继畲就接到了免职通知，独怆然而归矣。

这一次，就难以归咎于“穆党”了，因为曾国藩亦出自穆的门下，而际遇正相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遭到几乎整个官场的围剿呢？

就因为他写了一本书。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2）把天朝放下来

这本书，是道光帝要他写的，奉旨而作。

当年，道光帝曾向他垂询海外形势、各国风情，他知无不言，一一应对，道光帝听了，就说，你写本书吧。皇帝这样说了，他就写。

从1843年开始写，写了大约有五年时间，到了1848年，书就在福州刻出来问世了。他没有先呈交皇上审阅，由皇上钦定是否出书。

他是抚台大人，在福州出的初刻本，就叫做“抚署”本。

书刻出来，整整有两年了，都没有呈给皇上，为什么？

也许是他不再奉旨了，求知的热情压倒了奉旨的忠诚。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一文指出，徐氏本人对地理学研究颇有造诣，在传统舆地考证方面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著作。

真正的学人，骨子里，大抵都有“独立之精神”，以此“独立之精神”治学，而有“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之思想”写书，没有必要奉旨。

更没必要呈奏皇上，跑到皇上跟前去，哪壶不开提哪壶。

徐氏《瀛环志略》“自识”开宗明义，云：“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天下观里的《华夷图》和《广舆图》，就是“以意为伸缩”的，因而不可靠，不可取，而“泰西人善於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取舍之间，立场已明。

其言成书，则曰得“西国多闻之士，能作闽语”的“米利坚人雅裨理”助。雅氏“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徐继畲“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此后，反复搜求，“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考证”二字，道出学术来历，从考据学来，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乃考据学真谛，学人奉行，高于圣旨。故徐氏，初以奉旨制夷著书，但热血沸腾之余，亦要根据材料说话，结果，有违初衷。

全书，自始至终，“依图立说”，不言制夷。而《海国图志》迥异，魏源从公羊学来，以公羊学撰《海国图志》，非为求知，为的是制夷。制夷之知，如“知彼知己”，还呆在兵法里。魏源为皇朝经世，而著《海国图志》。

就学术价值而言，《瀛环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周振鹤的文章，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一点，一是对材料而言，《瀛环志略》所据材料，都是经过考证的，而《海国图志》则是材料汇编；二是就思想而论，《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是制夷，还在天下观的范畴里，而《瀛环志略》则走出天下观。

周的观点，当然是用了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如果从传统上来看，士人的价值偏好，还是会倾向于《海国图志》，而视《瀛环志略》为异端。

亏了有清一朝，对于督抚刻书，没有审查制度，所以，怎么写，就怎么出。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政敌以此攻击徐氏，自是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大义。

书还未刻完，他就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张穆看，张穆读后，复信，赞扬此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为“海国破荒之作”。同时，又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於亚洲总图之下，建议他将本朝舆图放在亚细亚图上面。

张穆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要从华夷之辨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信史时，最好用存疑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可见，连他的好友，也将他划入前明徐、李一流。

张穆是地理学家，用地理的眼光，他赞美了《瀛环志略》。可他还是理学家，用天理的眼光，他指出《瀛环志略》的危险性，并及时提醒。

张穆，字石州，时有大名，人称“为文不经石州呵斥订正，未可示人”，阅《海国图志》，他提供地理图示，读《瀛环志略》，他以天理提示。

天理束缚地理，造成认识盲区，以此可知，有清一代，对世界的认识，较之明代徐、李，倒退何止千里！一代名士，著名地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只有徐氏例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地缘政治新世界。

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这在当时，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非卖国，也算崇洋媚外了。徐氏怎样“张大英夷”？

试与《海国图志》一比。“海国”，乃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之外，都是海国。“海国”的提出，是天下观的新发展，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居中国，四夷居海国，所以《海国图志》无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

周振鹤指出，在甲辰稿《瀛环考略》里，徐氏还一仍旧惯，以夷为说，或曰“英夷劲兵”，又曰“英夷商舶”，至《瀛环志略》初刻，始改之。

因此，《瀛环志略》里，已不分华夷，改称英夷为英吉利，改称英国领事为英官，而不再叫做英酋，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徐氏很少用“夷”字。

除了《海国图志》，魏源还著有《圣武记》，这两本代表作，一本讲述了天朝以“圣武”经营中国，另一本直指当下，欲以“圣武”经营海国。

这两本书，加上他那套《皇朝经世文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帝王学体系，在帝王学体系内，制夷，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而毋宁说是王权主义。

更何况以世界为“海国”，显然忽悠了地理常识，与“中国—海国”的说法相应，就难免要将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削足适履，划在“北洋”国里。

而《瀛环志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瀛环”不是天下，而是对地球上水地关系的描述。该书，开篇就写地球，指出，地球表面水土分布，“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陆地被海洋环绕，这就是所谓“瀛环”。

“瀛环”二字，由徐氏发明，以前未见用，颇有海权意味。“瀛”即海，瀛所环者即列国，故《瀛环志略》，乃列国志也。“瀛环”中，海大于陆，水多于土，各国来往，亦多行于海上，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洋。

“瀛环”乃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不属于“王土”。

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最强，亚细亚最大，而中国居其一。

中国，为亚细亚第一大国，并非“瀛环”最大国。“瀛环”最大国是俄罗斯，最强国是英吉利，它们对中国威胁最大。而新兴的米利坚国却打败了英吉利，于是，徐氏希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能像米利坚那样，打败英吉利。

联美抗英！一个以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的海权思想萌芽了……

这对于一位曾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来说，恰如水到渠成一般，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来看，联美依然任重道远。

（3）赞美华盛顿

徐氏《瀛环志略》，一提起美国，就会联想到中国：

“米利坚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

在按语里，他又以充满热情的笔调，写道：“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

这样将美国与中国相提并论，哪还有什么夷夏之大防？

更有甚者，他还将“三代之治”与华盛顿治国相提并论：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所谓“胜、广”，乃陈胜、吴广；而“曹、刘”，则曹操、刘备是也。此数人者，或起于草莽，为起义之领袖；或拥兵一方，为割据之王。

徐氏将他们一一拿来，与华盛顿相比较，发现华盛顿一人，就兼有了此数人的特质，而气象格局尤胜之。“提三尺剑”，起兵于民间，“开疆万里”，此乃开国帝王汉高祖刘邦形象，与华氏何其相似，而华氏尤胜之。何也？因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而开民主之国也！且以“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之和平精神立共和之国也。

徐氏将华盛顿放到中国历史上来理解，认为华氏超越了自秦汉以来所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可以直追三代圣王。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史观里，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因为圣王，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将这样的评价奉献给中国皇帝，却无比慷慨的赠与了美国总统，观华氏画像，便一见倾心，叹为“雄毅绝伦”何也？中国人爱谈“天下为公”，可从周公、孔夫子以来，“天下为公”在中国，还停留于话语，而华氏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而华氏却使它成了国体。

徐氏指出，“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周振鹤说，这两段按语，在甲辰本《考略》里就有了，《志略》一字未改，初稿曾将“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后又在旁边重写，加了圈点。

徐继畲敢这样写，在当时需要勇气。这勇气，来自实事求是，亦来自他灵魂深处觉醒了的自由意志。他赞美华盛顿时，提到了曹操和陈胜，这两人，或为乱臣，或曰贼子，可他爱屋及乌，推崇华氏，顺便也将他们提起。

为此，他被罢官，回到老家，长叹曰：我由太守历封疆，外任十六年，归来一贫如洗，老病笔耕。于是，有人请他到平遥去主持一所书院。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蔓延，捻军也在中原兴起，又有人请他去办团练。

罢官以后，其书被禁，可书的影响还在。185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将赞美华氏那两段话，立石刻碑，送到美国，镶嵌在华氏纪念塔内。

此碑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干了这么件离谱的事，此事一办完，就离职了。有人说，毕氏名义上是离职，实为罢免。

出了这样的事，离职和罢免都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毕氏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是基督徒吗？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他是徐继畲的门生？有可能，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此事发生前，大概没有征求过徐氏的意见，他就做了。

这块石碑运抵美国后，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了英文，于是，碑文就在美国传播开来，美国人知道了，东方有位徐大人，如此赞扬美国。

我们的朋友任复兴先生，在“徐氏坐标及中国的巽股定位——《敦艮斋遗书》、《瀛环志略》合读”一文中指出，1848年，处于欧亚大陆西北的托克维尔，和欧亚大陆东南的徐继畬，分别将他们热情的目光，同时投向了美国。

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站在他们各自祖国的立场上，异口同声的赞扬美国，使美国人更加坚信，美利坚的立国主张和理想具有普世性。

正是这两人，使美国人大吃一惊的发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时，托克维尔还是一位漫游美国的法国青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论美国的民主》，要法国向美国学习，预言了普世化的民主制度。

而徐继畲则是抗英前线一名老兵，他在对祖国安危的焦虑中看世界，从中发现了美国。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凭什么打败了英国？

从华盛顿身上，他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来自“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三代之遗意”的自由思想。

徐氏被皇上贬回老家了，而皇上则被洋人撵出了北京。皇上驾崩前，一番痛思，想要扭转乾坤，他不能扭转夷人，就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纷纷从主战转向主和了。

这样一转，便转出了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京城，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代表。当年曾国藩读《瀛环志略》，曾批评徐氏“张大夷人”、“夸张夷情”，而今重读《瀛环志略》，他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而恭亲王奕訢，由于正在筹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就请徐氏来总理衙门行走并兼管同文馆。

从罢官到复职，熬了十几个年头，熬得徐氏更加无畏了。

1867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奉总统之命，将华盛顿画像作为国家礼物送给他，在赠像仪式上，蒲安臣致辞说：画像是总统专门请一位卓越艺术家画制的，今天，我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

对此，徐氏一如既往，作了答辞：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

这样的答辞，纯属徐氏个人口吻，不是官方口径。过了从心所欲之年，历尽磨难以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当着驴夸千里马，驴恼吗？

后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一文，着重介绍了《瀛环志略》及徐氏本人，对于徐氏复职，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影响所致。同时，该报还发表了蒲安臣致辞和徐氏答辞，可见美国舆论对此事重视。

（4）书的影响

时过境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了《瀛寰志略》。

这回出的不是抚署本，而是总理衙门本。总理衙门本没有删节，也没有要求徐继畬修改，就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出了，是病急乱投医？

想当年，在福州出初刻本时，“甫一付梓，即腾谤议”。

谤议之尤者，为李慈铭，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连好谈洋务的郭嵩焘都不以为然，以为徐氏难免张大夷人，夸张夷情。

即便如此，他的书人们依然争相阅读，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内外大臣，有祁隽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尤为难得的是，刘韵珂、刘鸿翱、彭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员身份，为书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刘韵珂，与徐氏同事，自谓海疆之事，皆由徐氏主理，本人言听计从，不敢掠人之功。刘氏于该书序中亦言：“余与中丞共治海邦，抚辑彝夏，有以见其用志之密，度物之明，慎枢机于一室，恢磅礴于万里者。”

刘鸿翱序徐氏书曰：“上世《山海经》之奇怪，全属空撰；近时《海国图志》，大半臆说”。而徐氏书，乃治者言，故务实，言各国舆地，皆有考据，能补当年南怀仁《坤舆全图》之不足，而为“百世言地球之指南也”。

此二刘者，或为闽浙总督，或曾任福建巡抚，与徐氏有同僚之谊，难免隐恶，隐其张大夷人、夸张夷情；扬善，扬其地理学之用及开创之功。

他们虽然赞扬了徐氏书，但依然是在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哦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与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只当是隐恶了。

刘鸿翱夸徐氏书，贬《海国图志》，与李慈铭正好相反。李责徐氏于天下观失防——“以夷变夏”，刘鸿翺则斥《海国图志》于史地无稽。

然而，1852年，魏源重印百卷本《海国图志》，就大量引用了徐氏书，以补救之，刘鸿翺所了解的《海国图志》，很可能是在这以前刊出的。

而徐氏书，自总理衙门本问世，便具有了官方性质，以至于官员出国，人手一册。自总理衙门设置以来，清朝派人陆续出使欧洲，1867年有斌椿，1875年有黎庶昌，1876年有郭嵩焘，1890年有薛福成，他们都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沿途作为参照，并加以考核。黎庶昌《西洋杂志》赞道：“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而有“中土西来第一人”之称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也这样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

这样的评价，郭嵩焘起初不信，出使英国以后，始叹服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

有人在研读《瀛环志略》同时，开始了续补、增订工作。咸丰年间，就有何秋涛作《〈瀛环志略〉辨正》，对有关俄罗斯记述的错漏处作了订正，到了光绪年间，有刊载于《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署名“毅”的《瀛环志略订误》，有英人慕维廉辑、清陈侠君校订的《瀛环志略续集》，有称“游五大洲人”作的《瀛环志略续编》，还有张煜南作《辨正瀛环志略》和《推广瀛环志略》以及李慎儒的《瀛环新志》等，更有薛福成《续瀛环志略》。

后来，康有为也读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还对两书进行了比较，他在《桂学答问》中指出：“《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梁启超《三十自述》言其赴京会试，下第归，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进入20世纪以后，徐氏在革命化的史观里，逐渐被人淡忘。到了世纪末，1997年5月的一天，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纪念仪式，在此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此时，正好是《瀛环志略》问世150周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从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白宫的窗口向外眺望，我们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俯视全城。那是一座高耸的方形尖塔。在这个庞大的纪念碑旁，有一块很小的石碑，上面刻着的碑文是：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美国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从古至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治体系，这是最奇妙的事物。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克林顿又提到了徐继畲……

《人物》杂志专栏－－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思想巨匠之－－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