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车读网笔记: 读书

秦晖：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西班牙旅行笔记》

Thu, 15 May 2008 23:56:13 +0800

秦晖：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西班牙旅行笔记》

于 08-4-24 通过秦晖

　　　　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
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
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

天天网摘：南无王元化|北无李慎之|士兮归来

Sun, 11 May 2008 23:54:58 +0800

您去天堂

于 08-5-11 通过苏里说话作者：刘苏里

您去天堂

元化先生，昨晚10点40分，我在哪里？是，在北京，办公室里。可你已去了天堂。

4月12日，您在上海的晨曦里，轮椅上，窗外吹进清凉的风，握您的手时，您目光有神，叫得出我的名，还问起书店生意……要不是因说话多引起咳嗽，您与搏非和我的问答往复，还会持续下去。临别，我答应再来看您……

那天早晨，您谈了很多话，无论如何不像垂危的病人（按：此前若干时日，友人告诉我医院下过多次病危通知书）。您要赠我刚刚出版的深墨绿色封面的《人物小记》，我说买过了，您留着送其他客人。您孩子样诡异一笑。我大概猜出您的意思，跟了一句，其中的若干篇，以前读过，但新结的集字，还未及翻阅。回到病床后，您又让助理拿出日文版《清园论学集》，还是样书呢，日本人做事认真，花费几年时间翻译、编校的书稿，在整批印刷前，特地从日本带到上海，请您过目，提修改意见，厚重的一册，很像2004年上海古籍版的《思辨录》。忆起2004年夏拜访您时，您问起我《思辨录》销售如何，我还以为是老版《思辨随笔》，可据您描述，心里如何也对不上号，再问才知，是新近修订版，增加一半篇幅。我觉惭愧，可您不介意，从头至尾向我介绍起新版来龙去脉。原来，1989年便有《思辨短简》问世，150余则，三年后，增加50余条，由香港三联刊行，又两年，上海文艺出版了《思辨随笔》，整整 10年后，您作了定稿本，起名《思辨录》。2005年中秋拜访您的时候，有了底气，谈了读后感，认为是您平生最重要的著述了，听后您好像又是诡异一笑……

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于 08-5-10 通过风车的读书笔记作者：fengche

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

发布时间：2004-04-22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文章作者：许纪霖

慎之先生过世一年了。他的死，就象他的一生，轰轰烈烈，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凡事件中人，必是某种精神的象征。李慎之，这位叱咤风云的思想老人，究竟象征着什么？

　一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不绝于耳。不少人将李慎之看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传人，甚至有“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自由主义道统之说１。
李慎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为大家所公认，但自由主义是否有道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李慎之生前倒不大愿意自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1999年
秋天他在香港访问，应邀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那年我在那里工作，参与接待。有听众问他，他当场断然否认。至少在公众场合，他是不太愿被简单地化
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据许多人的回忆，李慎之生前很喜欢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士大夫与自由主义，假如按照过去的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简直是
对立的存在。哪种形象更接近李慎之呢？
死去的人物，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被某种意识形态谱系脸谱化或符号化。我猜想，智慧过人的李慎之之所以自称
不无“落伍”的“士大夫”，而非时髦的“自由主义”，可能意识到生后某种宿命。自由主义固然是其最后决断的政治理想，但并非其人格的象征。李慎之在精神上
所担当的，乃是从春秋战国孔孟夫子开始，为历代儒家仁人志士所发扬广大的士大夫传统。

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先秦以降的中国历史，漫漫两三千年，基本上是一个以士大夫为
中心的社会。其间，虽然屡受昏君、宦官、朋党和愚民的戕害，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们始终是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或喜或悲，或歌或泣，担当的是朝代的命运、天下
的责任。到晚清民初，这些士大夫摇身一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但纵然西装革履，依然包裹着一颗士大夫的灵魂。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无不如此。
不过，时光到了二十世纪之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工商社会的崛起、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专业化，士大夫作为一个精神性群体，终于在历史
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时间终结了。当满街人群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当一代俗儒著书立说，全为稻粱时，李慎之在苍茫暮色之中，发出了兀鹰般的绝唱。那个渐渐远去的中国士大夫身影，显得是那样的空旷、孤独和绝望。

一，“老派共产党员”

在谈到李慎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听到一些学生，发誓要在毕业之前，像考一张剑桥证书那样，解决“入党问题”的时候，我就为共产党被逐利之徒侵蚀而感叹。党世
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当年李慎之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一腔豪情。从“五四”第一代老共产党人，到“一二九”运动出身的青
年干部，其实都是一批充满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他们撑起了这个党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怀念匡亚明先生的时候说：......

士兮归来

于 08-5-8 通过明德读书堂作者：龚明德

士兮归来

象丑牛（内蒙古呼和浩特）


一
那是在冰心老人的晚年，针对社会上吵吵嚷嚷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政治口号，她大声喊出了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无士又如何？”
《无士又如何？》虽已发表，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并没得到多大回应。她就像站在旷野上呐喊一样，那声音只能随着风，袅袅而去。

二
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知识阶层被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如果将历史一层一层剥开看，可以发现：
从五十年代初，知识阶层已从“士农工商”之首，一变而成“工农商学兵”的“学”，降了三级；
到了六十年代，知识阶层进一步遭蔑视，从第四阶梯的“学”，再变而成无所归依的“毛”——那时的纲领性讲话，竟把知识分子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无根之“毛”；
 进入“文革”初期，知识分子更被排除于社会主流“工农兵”之外，三变而成颜面扫地的“臭老九”。那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是遭社会主流唾弃的九种人： “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此说虽属民间版本，却也真切地反映出世态实情。后来虽也有“老九不能走”的传言，但整个知识界已是事实上的“阶级异己”，既在被“斗批改”之列，也在“清理阶级队伍”之数，正所谓在劫难逃。
十年“文革”，知识阶层的颜面与精神，被社会无情地撕毁、阉割，士之气，荡然无存。


叶康乐：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Sun, 04 May 2008 23:13:04 +0800

2005年07月24日星期日于 01:00:00 · 叶康乐发表在: 历史长河

　　世人都道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个个是令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是些“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神州的真豪杰。一首《好汉歌》令人热血彭湃，彷佛大家都生了义胆。以为大碗吃肉大瓮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就算得上英雄好汉了。其实这样的好汉只是水浒中所谓的好汉，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好汉也就与地痞流氓一般无异了。

　　或许流氓就是好汉，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水浒开篇便道洪太尉一意孤行，放走了“伏魔之殿”中的一百单八个魔君，计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天罡地煞，多用于对恶人的称呼，在武侠小说中则更是恶魔的形象了。水浒作者称这水浒一百零八号人物为魔君，虽是一番戏谑之词，但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这些水浒中的人物，这一百零八号魔君，我们无论称之为流氓也好，或是称为好汉也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魔君，身上确实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使这些魔君成为魔君自身，或谓成全其英雄好汉自身，或流氓自身，为了便于人们接受起见，我称之为水浒传中的英雄观。

　　一：英雄要杀人，杀人越多越好。

　　无论是哪路英雄，要入那水泊梁山，得交个投名状来。

　　水浒传第十一回写汪伦要求林冲拿一个人头来当见面礼。

　　“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水浒中的英雄个个会杀人，杀人越多越英雄。且杀人时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杀得不是和他们同路的流氓好汉，他们杀后也就个个心安理得了，从不会内疚。

　　金圣叹《水浒》卷之三“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曾为梁山好汉们排了排队。给予“上上”评价的共有九个人物，但从全书看来，“戏份”较重，评者也较偏爱的无非是这四个人：林冲，鲁达、武松、李逵。

　　这四个人可说是好汉中的好汉，英雄中的英雄，几百年为人津津乐道，为人所仰慕，崇拜。李逵同志还被封为最富于革命斗争精神的英雄。是农民階級代表中革命性和反抗性最坚决的典型。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封为在绝大多数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都把黑旋风李逵评价。李逵一直被认为是革命性和反抗性最坚决的典型。

　　然而就是这些梁山中最好的人物，杀起人来也是有滋有味。

　　从上文可知，汪伦要求林冲去杀个人再入伙，林冲根本没迟疑就答应了。汪伦给他三天期限，在这三天里，林冲烦恼的不是要去杀人，林冲烦恼的是找不到人杀，还好第三天碰到地是青面兽杨志，打了个平手，被汪伦叫停了，要是其他一般的客商，早给林冲给一刀两段了。

　　林冲先期的手刃陆谦、富安、差拨，到后来的火并王伦，确是不杀人不足以显示其英雄。

　　鲁提辖算是最慈悲的，杀人不多，从拳打镇关西到杀死生铁佛崔道成，杀得都还是比较有理的。而武松与李逵身上的血腥味可就浓了。，武松残杀潘金莲，到杀西门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一路是杀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血溅鸳鸯楼这一节中，武松一朴刀一个，前后杀死十五人，方才心满意足。意犹未尽，最后留下八个血淋淋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正义凛然”地向世人公布其英雄壮举。而其中真正可杀地只有二三个主使者而已。其他的皆是滥杀。而金圣叹在评点此一杀人事件时，甚是痛快，连道“真正妙笔”。又道：“杀第四个，又割头，与杀别个不同。”武松割尚未完全被砍死的张夫人头时，金圣叹评道：“半日可谓忙杀腰刀，闲杀朴刀矣。得此一变，令人叫绝。武松找到几个无辜的妇女，武松也把她们杀死在地上，道：我方才心满意足。很有点冷血杀手的味道，可以说已经有点变态的。在中外传统中，打女人都已经不是一个好男儿的做为了，何况是杀她们？而金圣叹的评语居然是”六字绝妙好词。“可见金的心态与水浒作者的心态有同工异曲之处。

　　武松杀人虽已过滥，但比起李逵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逵杀人只图杀得手顺，杀得快活，一味地砍杀，“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死的多是“看客”。李逵杀人形同儿戏，为赚朱仝上山，砍死年方四岁的小衙内，内心无一丝愧悔。明人余象斗对此有评语：“李逵铁心，鹤泪猿悲。”

　　李逵不仅仅是滥杀无辜，而是杀人成性，将杀人作为“快活”，不杀人就会难受。三打祝家庄前他说自己已“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要求自带二三百小喽罗“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扈家庄本来已经表示不与梁山为敌，并配合攻打祝家庄，宋江已经宣布他们“前来投降了”。但在扈成已经捉住祝彪欲解往宋江处的情况下，李逵不但把祝彪砍杀，而且“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扈成逃走。在宋江批评李逵时他还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吃（被，让）我杀得快活！”因此李逵的“快活”往往以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为代价。李逵斧劈公孙胜之师罗真人及道童也属于滥杀。他不仅任意杀戮，且手段极其残忍。７３回李逵为狄太公家“捉鬼”，将他女儿及其情夫都砍杀，还说“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将两个尸体“乱剁了一阵”，“剁做十来段”！狄太公、太婆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被杀害，非常伤心，李逵还迫使他们治酒食相谢。

　　４０回里在江州劫法场时他“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江边）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４１回李逵说：“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又只是知道杀，知道快活。４３回里李逵“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士兵都搠死了……李逵还直顾寻人要杀”，被朱贵拦住。

　　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的《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道：“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 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很反感。

　　李逵的杀人在水浒里是突出的，但在杀人方面更滥，更残忍的却也还有不少。

　　如为了让美髯公朱仝上山，吴用设计，晁盖、宋江下令，吴用、柴进、雷横、李逵进城，趁朱仝离开时“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朱仝）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５１、５２回）知府之子四岁的小衙内，一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孩子，被李逵以板斧将“头劈成两半个”，多么残忍！３４回为了让霹雳火秦明入伙，宋江定下计策，让燕顺、王英带领五十余人将青州城外“旧有数百（户）人家，却都被烧成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也就是说为了迫使一个秦明上梁山，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而且由于燕顺、王英等是化装成秦明去的，结果秦明一家被慕容知府所杀。

　　水浒的英雄们不仅杀人，滥杀，而且不少英雄好汉都开杀人店，甚至擅长吃人。

　　著名的母夜叉孙二娘就是开人肉店的，她的丈夫张青原是替光明寺种菜园子的。因一时间争些小事，性起就把光明寺僧给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於是便做了强盗( “剪径”) ，以後被一个做过“剪径”的老者招赘。他与妻子在此开黑店，卖人肉包子。每日只等那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

　　——无论从那一角度看，张青与孙二娘都是十足的恶人，在金庸的小说里，这些开肉店的人足以进四大恶人名单里了。然而，张青与孙二娘却是水浒里的好汉。更值得玩味的是武松对这些开人肉店的人的态度。

　　话说武松假装被蒙倒（２７回），抓住了孙二娘，正待要好好揍她，这时张青来了，叫道：“好汉息怒！且饶恕了，小人自有话说。”

　　武松跳将起来，把左脚踏住妇人，提着双拳，看那人时，头带青纱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絣护膝，八搭麻鞋，腰系着缠袋；生得三拳骨叉脸儿，微有几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说道：“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纳头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识。”武松道：“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浑家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

　　武松见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妇人来，便问：“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愿求姓名。”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快近前来拜了都头。武松道：“却才冲撞阿嫂，休怪。”

　　按理说武松作为一个英雄好汉，正派人物，应该对开人肉店滥杀无辜的张青与孙二娘表示出极大愤慨，谁知张青就这么说了几句话武松心就软了，倒对孙二娘叫起嫂子来了。

　　而３７回里也记道：梁山泊的情报站兼接待站由旱地忽律朱贵负责的那个酒店也是个黑店：“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巴子（干肉），肥肉煎油点灯。”

　　梁山的领袖宋江则好几次都差点被他以后的好汉们给活吃了！第一次是落在矮脚虎王英手里，宋江的心肝就差一点被王英做成醒酒汤吃了。第二次是落在催命判官李立在揭阳岭开黑店卖人肉包子，若非混江龙李俊及时赶到，宋江差一点也就成了包子馅。

　　梁山好汉开的人肉店，如张青，除了三种人不杀好汉——一是云游僧道不杀，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二是妓女不杀，怕坏了名声，三是被刺配的罪犯不杀，恐有好汉在里面。其他人都杀。象催命判官李立开的人肉店就杀得更滥了。但他们仍旧名列一百零八将里面。

　　而有的好汉则吃人肉，象李逵，就把李鬼的腿上好肉给吃了——金圣叹曾评道：人肉亦有好坏之分，又是一奇！而朝廷命官黄文柄则被梁山众好汉给生吃了！原文道：“宋江便把黄文柄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便问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于是李逵便拿起尖刀，先从黄文炳的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当宋江等众头领吃完了烤人肉，口干舌燥之际，李逵又拿刀割开黄文炳的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可见，水浒里的英雄好汉个个都是杀人高手，吃人也甚在行。当然，吃人不是成为英雄的首要条件，杀人才是。因为梁山要得就是“投命状”。从头领宋江晁盖起，哪个手上不是累累血迹。

　　二：英雄要仗义，要疏财。越仗义，疏财越多，就越英雄。

　　在水浒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中，卢俊义生擒了史文恭后，宋江在众好汉面前表示要请卢来做寨主，并陈述自己有三不及卢： “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宋江所说大体符合事实。若论个人相貌、出身、武艺，宋江的确都不如卢俊义，宋江确实是一没相貌，二没武艺。但就是这么个黑矮的小押司宋江，却是梁山的第一条好汉，成了梁山众好汉心服口服的首领。

　　道理何在？

　　道理就在这里，梁山好汉一条最重要标准便是要仗义，要疏财。谁最仗义，谁广施财物，谁就最有声望，武艺相貌乃至出身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仗义了。因为梁山的大厅上方就是写着三个大字“聚义厅”。梁山的好汉们最讲义气了。而梁山的众好汉中，宋江又是头号最讲义气的人——至于到底是不是最讲义气的人是大可怀疑的，但江湖上就是这么传说——宋江的所以这黑矮汉子成了头号好汉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宋江号称及时雨宋公明，在江湖上以仗义疏财著称，诸位可曾知道其名气有多大？请看下列情节：

　　在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中，流荡江湖的赌徒石将军石勇声称：“老子天下只让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当宋江问是何人时？石勇说：一个是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另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又道：“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可见宋江名气之大，那宋江的这个大名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便是通过仗义疏财，对任何一个投奔者都待之以礼，赐以钱财，慷慨大方，有始有终。其做法颇类似于战国四公子。

　　第二十二回中写武松投靠柴进后，日子一长遭到了柴进的冷遇。而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官司也投奔到横海郡柴进庄园，柴进设宴款待，饮至傍晚时分，宋江起身去净手，由于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结果踏在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得了疟疾正在烤火武松身上。引起一场戏剧性的风波。当武松要打宋江时，柴进赶到，对武松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

　　武松道：“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的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武松道：“却才说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去投奔他。

　　从武松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出，宋江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而闻名的原因则就在于那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令天下英雄都想要投奔他。如第三十八回里戴宗就对李逵介绍宋江道：“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说明李逵也经常想着要去投奔宋江。

　　在第三十七回没遮挡追赶及时雨，船火儿大闹洵阳头里，李俊对那要害宋江的张横说道：“兄弟，我常对你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细认着。”

　　这里，宋江就成了天下第一义士了。成了天下第一义士离成梁山首领也就不远了。

　　宋江的名气及他的一次次地逢凶化吉就主要来自于他的义气。

　　至于宋江的仗义主要体现在哪里？典型的事例实在不多。主要的就是那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通风报信后晁盖的表现。至于疏财，倒是挺多的，也不知道宋江从哪里搞了那么多财过来。比如宋江一遇见李逵，看那李逵缺钱，随手就给了粗人李逵十两银子，搞得粗人李逵甚是感激，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粗人李逵就这么简单地被宋江收买了。

　　由于梁山好汉个个讲义气，所以一碰到那天下最讲义气的宋江马上纳头便拜也就顺理成章了。施耐庵写水浒最大的不足便是宋江被写成天下第一义士，但具体的事例又不多，而晁盖与宋江一比，往往还显得晁盖更有义气。令人感觉，宋江这天下第一义士称号是被作者硬套上去的。

　　既然梁山最重义气，爱思考的朋友不禁会问：“那梁山的义气的本质是什么呢？”

　　水浒义气的本质便是结帮互助，干那为法度所不容的事。义表面上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其实却是本质上彻底地自私自利的一种行为。因为这对朋友好的基础建立在朋友也对自己好的基础上。愿意为朋友卖命是因为相信朋友也会为他卖命。愿意为朋友干那违法之事，是因为朋友也会为他干那违法之事。

　　梁山的好汉所谓的义遵循的标准便是：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你对我极好，你看得起我，我就甘愿为你卖命。

　　武松为施恩醉打蒋门神，最后杀了蒋门神，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实是个十足的恶霸。但金眼彪施恩与蒋门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快活林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做买卖的商业发达的大镇，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银子换铜钱，大兑坊还能将银票换成银子）。施恩自己说往常他 “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倚势）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按：派囚犯中的这八九十个亡命徒监督快活林的百十处大客店和二三十处赌坊、兑坊，收取保护费）。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撰钱。”（２９回）所以施恩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只不过蒋门神后台是张都监和张团练，是管辖州府县军事的高中级军官，比施恩的父亲相当于监狱长的管营硬得多，结果打伤了施恩，夺走了快活林。所以施恩与蒋门神之争实际上是黑吃黑，没有任何正义与非正义可言！武松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后，“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即３０%__ ５０% ）利息。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而武松之所以愿意帮施恩夺那快活林，无非就是因为施恩对他好，每天送那好酒好肉给他吃。看得起他。所以武松被施恩的酒肉感动后，就对施恩说：“。”武松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你看，所谓的梁山好汉中的上上人物，天神般的武二郎，其见识也不过如此！

　　三：英雄不能好色。

　　元明是市井文学的发展和鼎盛期，小说和戏曲互相改编，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共同特征是不好女色。　水浒英雄更是如此。　如好汉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挑逗，反应是“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 ２４回) 　如在潘巧云美色面前，石秀是：“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 ４５回) ，“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 ４６回) 　　英雄不仅不能为美色所诱，夫妻间的性生活也要尽可能降低。宋江早期形象是个酒色之徒，喝酒、狎妓、杀人、放火①，《水浒传》却反复强调“这宋江是个好汉，不以这女色为念” (２１回) 。天王晁盖也“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 (１１回) 。表面看来，不亲女色只是为了“打熬筋骨”、“打熬气力”，深一究之，又不尽然。　　英雄耽于女色，便“不是好汉的勾当”，宋江教育王英：“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６２回) “做好汉”是男人取得话语权力的先决条件。好汉耽于女色，必会带来奇耻大辱.

　　水浒好汉一百零八条，大部分都不曾结婚，也不好色。而最有英雄气概的如李逵、武松、鲁智深、杨志、阮家三兄弟等，就不曾表现出对女色的兴趣。如李逵，对女人全无情趣，全不解风月之情，水浒第３８回中，李逵和宋江等人在琵琶亭酒馆喝酒，一个“冰肌玉骨，粉面酥胸”的二八女娘来到跟前，“道罢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头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对女人能下得了如此毒手，当然是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的啦。唯有称之为水浒“好汉之风神”。

　　水浒的好汉不好色，也因之给自己惹来一些不幸事。如梁山的第二条好汉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冷落了自己的夫人。导致自己的老婆跟他的管家李固勾结起来，告他造反，差点就把卢俊义给整死了。杨雄也是如此，平时对潘巧云不大关心，最终也导致了她的红杏出墙，跟一个和尚好上了，也差点送了杨雄的命。水浒中好色的好汉也就只有矮脚虎王英和小霸王周通两个人了，而王英就是因这，如前文所叙，遭到了宋江的责骂。

　　四：英雄要喝酒，要吃肉，肉吃得越多，酒喝得越多，则越英雄。

　　由于禁( 节) 性欲而必然地把精力转向食欲，造成无节制的食欲的大放纵，这是英雄好汉生活中的另一大特色。古人早已有云，“食、色，性也”( 《孟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 。不但“食( 饮食) ”“色( 男女) ”并举，而且把“食”放在人的本性欲求的第一位。梁山好汉既然在“色”上已不怎么亲近，那在“食”上就再也不能节制甚至“禁欲”了，于是我们就不会奇怪在 “水浒”世界中看到那么多大吃大喝暴吃暴饮的描写了，也不会奇怪阮氏兄弟认为“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是作为“理想世界”的梁山泊的一大魅力所在。鲁智深在五台山两次酗酒闹事就是典型的一例：第一次，他在五台山寺中呆了四五个月就感到“饿得干鳖了”，“口中淡出鸟来”，就去抢了人家一桶酒吃，喝醉了行凶打伤了好多人; 第二次，在事过三四个月后，下山吃了二十碗又一桶酒，另加半只熟狗肉，喝醉了上山打坍了亭子，打倒了山门的金刚，又大闹僧堂，打伤十数个人( 第四回) 。俗话说：“酒是色媒人。”梁山好汉既然不近女色，那么喝酒以后还能干什么呢？斗殴闹事，杀人放火。由于“精力过剩”，英雄们的暴力发泄就没有节制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就在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中发泄、消耗。

　　好酒与好色一样，也是要可能妨碍英雄的事业。每次李逵下山，宋江第一要交待的，总是“不可吃酒” (４３回) ，李逵因酒闯祸，屡教不改。他惟一一次“端的不吃酒”，是回家搬取母亲。因为此时一旦酗酒，因酒而害了母亲的话，英雄和酒，都将背上“反纲常”的道德骂名，金批李逵忌口是“徒以有老母在”，可谓一语中的。李母一死，李逵马上在曹太公家喝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作者如此安排，是因为这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雄的失误都不会背上伦理和道德的包袱。　　这里无非传达一个暗示：好色犯的错误是可恶的( 触犯伦理道德) ，好酒犯的错误却是可爱的( 不触动伦理道德) 。英雄犯错导致情节跌宕，好事多磨。所以，如果非得让英雄有些个性缺憾、有些错误发生，最好是拣轻的、不伤伦理规范的错误来犯一犯。好办法就是让英雄醉酒。单是武松之醉，就有醉打宋江、醉上景阳冈、醉打蒋门神、醉打孔亮，其他如鲁智深醉酒五台山，小霸王醉入销金帐，杨志醉失生辰纲，宋江醉酒题反诗等，更是不胜枚举。“醉酒”，在侠义故事中，成为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　　好酒不仅不会减损英雄形象，还能为英雄增添可爱和豪气。武松对施恩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 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 (２９回) 鲁智深大闹桃花村，也说：“洒家有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 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英雄与酒的亲密关系，在侠义故事中具有普遍性。

　　而不同的喝酒方式，区别着手段与目的、小人与英雄。对小人来说，酒是色媒人，那和尚裵如海就是靠那不断地劝酒套下潘巧云的。而对英雄来说，“酒”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他们要大碗喝酒，大块切肉，总是一醉方休。

　　浅析水浒义气及英雄不能好色之缘由

　　水浒中的英雄们活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这里没有柔情，没有缠绵荡气的爱情故事，女性中多是些淫妇与悍妇，唯一可算得上坚贞美貌的女子——林冲娘子也无非只是一个故事发展的道具。英雄们在这个混乱的虚拟的失衡的世界里来往冲杀，见到的唯有那一片血光。

　　水浒义气之所以为如此义气以及英雄不能好色的缘由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笔下的水浒世界是一个混乱的、腐败的，缺失了法制与安全保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人们，朝不保夕。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造就了英雄的如此心态，如此行为。

　　水浒里有一百二十多个案件，但没有一个案件是秉公处理的。

　　试看水浒中的卢俊义一案。

　　卢俊义因被李固诬告造反，打入死牢。李固希望卢俊义死得越早越好，因此找到管牢的两院押牢节级铁胳膊蔡福，此人后来也入了梁山，是一百零八将之一。李固送了五十两金子要求蔡福结果卢俊义，蔡福嫌少，李固要加了五十两，蔡福还是嫌小。要求李固出五百两。李固也答应了，只是要求蔡福当夜就得干掉卢俊义。而当蔡福回家时，柴进又找上了门，送了一千两黄金，并加以武力威胁，令蔡福又改变了主意。于是蔡福又把这一千两黄金中拿出一些买上告下，贿赂了梁中书、张孔目等，于是卢俊义得以不死，仅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事见第六十三回）。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案件中，一切都只是钱在起作用，而与法制或者良心或者正义无关。

　　其他的案件也是如此。如林冲案，武松案。林冲案是没道理的重判，武松案是没道理的轻判。这些案件最后判定与执行跟当时的法律都是很有出入的。

　　而从宋江被刺配到江州首次碰到神行太保时，两人相遇的场景对话中则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水浒世界法制的缺失和江湖之义的泛滥。

　　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出抄事房来，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 “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

　　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我们看到，水浒中的著名好汉神行太保，当时身为大宋的中层官员之一，是多么的飞扬跋扈，目无法制。不仅是个大贪官，而且非常残忍，毫无同情之心。比最坏的土匪还要坏上十倍，显然十穿着官服的大强盗。

　　且看宋江如何脱围：

　　“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那人听了这话，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便问道：”你说甚么？“宋江又答道：”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你问我怎的？“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你正是谁？那里得这话来？“

　　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挂齿！”那人便道：“兄长，此间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同往城里叙怀，请兄长便行。”宋江道：“好，节级少待，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

　　看，一旦发觉对方原来是好友吴用的朋友，并且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时，马上就欲亲近了。最妙的是，原来在冷笑的宋江这时也马上对这位显然是大宋不良官员的神行太保套起近乎来，全然不觉得此人坏了——也许本来就不曾觉得他的做法不对。所谓人情人情，在人自愿也不是宋江为人的原则。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水浒世界法制的缺失，更可以看出所谓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无非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相聚的利的结合体罢了。

　　又如林冲新到牢城营时，同牢城的犯人都来看他，并提醒他“此间管营，差拨，都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

　　如后来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曾经卖唱多年，父亲去世，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可谓阅尽沧桑，深知当时的公人腐败。她说：“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又道：”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

　　是社会的黑暗造成了法制的崩溃，法制的崩溃导致生存环境的恶劣化，正是生存环境的恶化造就了水浒的畸形之义。

　　官人既已如此草菅人命，百姓自然也不会珍惜人命。不仅不珍惜别人的命，也不珍惜自己的命。从官方到民间都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轻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所以李逵们自己不怕死，同时也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为蚊蝇。水浒好汉不仅视杀人如嬉戏，而且还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周作人批评中國文学缺少人道，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从纯文学中列举十大“非人的文学”，其中强盗书类即点到《水浒》。

　　有论者评说《水浒》时这样说：“在这个豺狼虎豹的天地里，只见道德良心的巨大空白。”（注解１）

　　正是此意。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义气和替天行道的背后尽是道德良心的荒芜。所谓替天行道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谋求官位荣禄，以尽的一种手段

　　也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水浒英雄的不近女色。

　　因为水浒英雄们，过得是朝不保夕，刀口舔血的日子。因此最好是没有家室之累。其次是虽有家室而不坠入情网，不好女色。所谓儿女情长，做事焉得干脆利落？而况江湖男儿拚得就是那份力气与残忍，若是与女人整天如胶似漆，哪来如许力气？古来有诗道：“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又道：花圃金刚，玉体魔王。绮罗汝做豺狼，结肠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她者无不遭殃。纤尘入水，片肉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为她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色伤身，这是中國人一直有的观念，靠力气吃饭的梁山好汉不好色自然是题中之意了。何况，中國人传统思想中又常道：“红颜祸水”，水浒中的雷横一时兴起，听那白秀英唱了几支曲子，便落得勾栏门首戴枷示众，还连累母亲吃人耳光( ３２回) 。贞洁如林冲娘子，也是变相的惹祸者。林冲只因娶得美貌“好娘子”，惹着高衙内“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 ７回) ，要将林冲置于死地。故林冲发配离京时对丈人说“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 ８回) ，听来令人心酸，却是无可奈何。江苏农村打麻将有唱牌习俗，打西风唱“西”：“西门庆呀，武松杀嫂，美貌佳人，惹祸的根苗……丑妻薄田家中宝”[ 注解２] 。一个“惹”字说得好：本人无意为祸，美貌必将引祸。高衙内看上的定是“美貌佳人”。

　　色既然能让梁山好汉有伤身体，又很可能会惹来祸害，那么，梁山好汉之不好色，自然是可以理解了。反过来，要是梁山好汉们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的时代，家有余财，吃喝不愁，闲时甚多，那么，精力充沛的梁山好汉们不好色才是咄咄怪事呢！

　　（１）陆建德. 水浒的灾难[ Ｊ].读书，１９９８，( １２).

　　（２）黄毓璜. 丑之恋[ Ｎ].生活时报，１９９８- ４- ２７.

　　本文中的水浒传以《容与堂本水浒传》为母本，所指回数也是就《容与堂本水浒传》而言。

　　作者电子邮箱：ｙｋｌｌｅｅｙｅｌｉｎｇｊｕｎ@ １６３. ｃｏｍ

　　作者:叶康乐

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Sun, 04 May 2008 22:54:29 +0800

2003年10月14日星期二于 01:00:00 · 史式发表在: 历史长河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９０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３５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國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國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１００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黨”。１９０２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１９０４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１９０６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 “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１９０７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２４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黨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黨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國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專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黨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黨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產黨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１９４９年以前，国民黨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１９４９年以后，新中國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國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階級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階級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專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國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１９０１年，１９９７年逝世，是一位与２０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階級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階級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 “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專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１９８１年３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１９８１年８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１９８３年３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國，那么中國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國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國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會主義，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國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國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馬克思在前后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１８５３年，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國。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CHINOISE-LIBERTE，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１８６２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新世纪已经到来，２００１年的新年已经到来，金田起义１５０周年的纪念日也已到来，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开始，无可回避。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秈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秈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了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罗尔纲先生在这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回护他，曾经亲口对我说：“太平天国之亡，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后来为《湘军史料丛刊》作序时，他写下这样的话：

　　“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别人。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确立杨秀清的领导地位。后来出师北伐，向中原进军之时，出师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上也只用杨、萧的名义，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成了挂名的领袖，正像罗尔纲先生所说的“虚君制”的虚君－－象征性的元首。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别以为此书的情报不确，在内讧发生之前，此书中就出现了相当准确的预报：“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贼情汇纂》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１８５６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杨秀清为何被杀？洪秀全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只散布一些谣言，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我在１９８２年１月发表了《逼封万岁的谣言是怎么来的？》一文，指出其中内幕：

　　“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愤而离京，远征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名推给石达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国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却视农民为贱民。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对此作出评论说：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广西紫荆山区许多纯朴的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顾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软手地加以鎮壓。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鎮壓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

　　据《洪大全供词》：在起义之初，“洪秀全鮃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又据外人的报道，金田起义后，驻军石头脚时，洪秀全已有１５个女人。英文《华北先驱报》６５４号（１８６３年２月２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文中说：“１８５１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如果说，洪大全的话和外人的报道均不足信，那么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稫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

　　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１６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头脚。“天兄”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稫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语）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拙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第７页对于这些规定加按语曰：“通过这些清规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其后妃管得极为严酷而不近人情。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从这一点，就能推知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的说法不可轻信。”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黨参加，会黨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黨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２０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１８５６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２０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洪秀全六神无主，只有事事听石达开的裁断；一旦局势粗安，他又故态复萌，开始算计自己人了。石达开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逐步夺石达开的权；以后又想重演袭杀杨秀清的故伎，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仰天长叹，为了避免又一次内讧，他只好被迫离京，远征不返。出发时在沿途贴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迹，并安抚广大军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说明了洪秀全对他意图加害，但是后来又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较隐晦。现在流传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经少见。

　　石达开远征之后，继续反清，獨立作战。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擅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说，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国视为个人私产。石达开拒绝接受这个国号，一直沿用金田起义时的“真天命太平天国”这个老国号，《石达开对涪州四民训谕》一文可以作证。直到大渡河覆军殉国为止，石达开不改初衷，一直忠于太平天国。

　　石达开是首义六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让太平天国通过农民起义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富强的新王朝。内讧以后，神话破产，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果洪秀全能下决心重用石达开，以石达开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转局势，抛弃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终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与有才能的人，必杀之或逐之而后快。这样，在内讧惨剧之后出现的一线生机，就被洪秀全亲自掐断了。

　　１８５９年，石达开远征的两年之后，洪仁秈不辞千辛万苦，前来投奔，给垂死的太平天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洪仁秈不是为寻求富贵而来，是为做一番事业而来，是想以太平天国政权为载体，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当时的中日两国相比，日本的人口、资源、实力都比不上中國，封建势力和中國同样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区，因与租界邻近，已经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础，日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日本可以在１８６８年进行明治维新，中國为什么不可以在１８５９年推行新政！洪仁秈提出自己的规划，说他可以通过许多在香港结识的外国传教士争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听说太平天国是个信仰基督教的政权，引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将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先决条件是要太平天国推行新政。洪秀全开头还很欣赏洪仁秈提出的《资政新篇》，在某些建议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样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时，他退缩了。最终洪仁秈被冷落了，洪仁秈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只要开了一个头，太平天国就不再是邪教，不仅可以称为起义，而且可以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政权已经抢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前进。可是谈来谈去，最后还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线生机还是让洪秀全自己亲手掐断了。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反满复汉的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秈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稿件来源: 新浪传媒论坛

　　作者:史式

中国律师百年风云(1)

Sun, 04 May 2008 22:08:16 +0800

5月14日在重庆闭幕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抛出一个鲜有人关注的话题：中国律师百年。第三届全国律协副会长张斌生说，找那段历史，现在很难，为了在论坛上就这个话题作概述，翻了几个月的资料，一般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严格来说，律师这个词，是从1910年开始出现的，算起来在清末。”

　　新小说家蒋方舟曾写过清朝律师的一个段子，说那时的律师只要滔滔不绝就可以胜诉了，因为不正当的行为总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把人性阐述得很复杂。人性一复杂，县官就傻了，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把原告或被告拖出去斩了。在周星驰的电影《算死草》里面，就对当时的律师生态有过夸张的表现。

　　为陈独秀辩护

　　清朝的律师职业果真如蒋方舟段子里说的那样悠闲自在吗？其实，清朝末期，才是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

　　张斌生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传入中国，清政府开始培养律师和建立律师制度。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奉命制定大清“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开始考虑到设立律师。1910年，清政府颁布《法院编制法》，开始从法律上确认律师活动的合法性，“律师”概念开始植根于中国。 1910年12月，由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规定，明确了律师的资格，注册登记、职责、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办案资格的获取程序等。由于此法遭到各省督抚、都统的反对而未能颁布实施，但它却是中国首次在立法上规定的律师制度。

　　辛亥革命后，开始有了律师业的雏形，但还没有形成律师制度。1912年9月，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法。

　　在体例和风格上，1912年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基本仿照日本及欧洲国家有关律师的立法，包括确定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受当事人之委托或审判衙门之命令，在审判衙门执行法定职务，并得依特别法之规定，在特别审判衙门行其职务”；不得兼任公职，不得兼营商业；对律师实行律师公会、司法机构双重监督、管理制等。

　　章士钊是清代秀才，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还是当时知名的大律师。他曾历任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在段祺瑞执政府中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任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等职。

　　章士钊与陈独秀原是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知交，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二人在政治主张、文学体裁等方面的观点出现分歧，但当1932年10月蒋介石当局制造的“陈独秀案”发生后，为维护正义，章士钊当即声明愿为陈进行义务辩护，当时人们称他是“古道可风”。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江苏高等法院借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对此案进行了三次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共同聘任“平京法律事务所”彭望邺、吴之屏及章士钊为辩护人，陈独秀也作了自我辩护。1933年4月26日作出判决，认定陈独秀“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学为叛国之宣传，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不服提出上诉，社会舆论继续抗议，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等压力，经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答应他在西安事变时关于 “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保证，于1939年8月21日下令释放陈独秀。

　　章士钊的辩护词与陈独秀的自辩词在风格上有着鲜明的不同，后者侃侃而谈，直抒胸臆，嬉笑怒骂无拘无束，表现了一个政治奋斗者的锋芒锐气和蓬勃朝气。章士钊的辩护词，则依法论案，理智客观，更具沉稳老辣之风，显示出一名大律师的风范。

傅国涌：政府是否等于国家——重温“陈独秀案”

Sun, 04 May 2008 22:04:40 +0800

政府与国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20世纪早期，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早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祇是后来我们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笼罩，已经分不清这些概念。重温当年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为是否“叛国”所作的辩护，以及章士钊、程沧波之间的笔战，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4 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祇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祇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 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 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 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 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祇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 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祇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他这样说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给老友开脱，当然是一种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创建的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当庭声明： “章律师辩护词，祇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态度，当时即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誉声。
　　
　　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申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陈独秀和章士钊提出的 “政府不等于国家”， “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瞩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 “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 “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 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 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祇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士钊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祇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 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年仅30的程沧波因这场笔战而大受蒋阵营的欣赏，成了国民党内的大才子。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 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当年就公开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以及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迅速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专业教材。
　　
　　陈独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弯路，与李大钊等人一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结果在 1927年后被这个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抛出来，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渐回到了“五四”的轨道，回到“德先生”。实际上，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写过很有见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说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喧哗，当时有不少人指责他不够爱国。
　　
　　这个观点，以后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因为陈独秀早年有过这样的认知，所以，即使中间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歧途，他最终还能走出来，重新回到过去，并超越过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为起点，到他晚年出狱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对国家、政府、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祇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观点成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岛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程沧波从1932年5 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当了8年零5个月的《中央日报》社长，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因风流事件黯然下台。储安平一度在《中央日报》做过文学副刊的主笔，其妻子端木露茜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报》工作，她不仅相貌美丽，文章也写得出色，让才子上司程沧波不禁动了心，于是乘储安平前往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穷追猛打，终于把有夫之妇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储回国，得知此事，就到同乡前辈、党国元老吴稚辉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吴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把他叫去当面教训了一通，他觉得这个《中央日报》社长很难继续做下去了，就主动提出辞职。于右任爱惜此人的才气，而且觉得“风流无罪”，竟然马上就安排他到监察院去当秘书长。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经为这段感情纠葛，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发表在当年的重庆《大公报》上。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 　陈独秀

Sun, 04 May 2008 21:34:55 +0800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 　陈独秀
　　　　　　 
　　　　　　
　　　　　　　　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野蛮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摇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我要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之“爱国”声中，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命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爱国思想，在我们普遍的国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浅保要想把爱国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时的，和自古列国并立的欧洲民族一样，恐怕不大容易。
　　　　　　
　　　　　　　　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
　　　　　　
　　　　　　　　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官场阻止国民爱国运动，不用说更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用意不同。我现在虽不能希望我们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的同胞都有高远思想，我却不情愿我们同胞长此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即是相信我们同胞从此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然后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
　　　　　　
　　　　　　　　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然后对外一时万没有压迫别人的资格。若防备政府利用国家主义和国民的爱国心，去压迫别国人，简直是说梦话。
　　　　　　
　　　　　　　　思想高远的人反对爱国，乃是可恶野心家利用他压迫别人。我们中国现在不但不能压迫别人，已经被别人压迫得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压迫别人，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个人自爱心无论如何发达，只要不伤害他人生存，没有什么罪恶。
　　　　　　
　　　　　　　　据以上的讨论，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
　　

《爱国者与自觉心》陈独秀

Sun, 04 May 2008 21:29:04 +0800

《爱国者与自觉心》陈独秀

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辙。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者之所为。昵于智者，辨理析疑，权衡名实，若理学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莫如厕平，愤世忧国，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迭世谛，骑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极臭。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被，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巾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国家之义既明，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谓吾华人未尝有爱国者亦可，即谓吾华人未尝建设国家亦无不可。何以云然?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呢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
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德、奥、日本，非所谓立宪国家乎?其国民之爱国心，非天下所共誉者乎?然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推，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日为德意志民族面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日，世界戚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日，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奥之于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不惜亡国破军，以图一逞，即幸而胜，亦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耳，于国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维亚，若比利时，乃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也。若舆地利，若德意志，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臭。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也。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日本维新以米，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六师，目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疲，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馁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夫帝国主义，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觅君主民奴之制复兴，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赌其益。土耳其宪政初行，国基未固，不自量度，与意争衡，一战而败，军覆国削。今复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权，欲一旦悍然夺之，吾恐其国难之将作矣。俄之败于日也，越国万里，且非倾国之师，日率国力，岂堪久战，介美行成，诚非得已，而其国民愤置当涂，不自审矣。墨西哥名为共和，实则其民昏乱，无建设国家之力。枭雄争权于朝，地主肆虐于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觉，附美为联，其人民自由幸福，必远胜于今日。必欲独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风不易革也。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绌。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达情势，辱国丧师，元气大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然当国者袭故相以夷制夷之计，揖盗自损，同一自损，敢之甲得乙失，我何择焉。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诸国所行，岂无一二壮烈之为。吾人所敬，惟不自觉其国之情势，客气乘之，爱国适以误国，谋国者不可不审也。
假令前说为不谬，吾国将来之时局，可得而论定矣。自爱国心之理论言之，世界未跻于大同，御侮善群，以葆其类，谁得而非
之。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谬说，若夫怀抱乐观之见，轻论当世之事，以为泱泱大国，物阜民稠，人谋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见之疏也。中国而欲为独立国家，税则法权，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细，非战备毕修，曷其有济，欲修战备，理财尚焉。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中国经常岁入，约银三万万元，新旧外债约有银二十万万元，利息平均以五厘计之。每年不下一万万元，应还本金，年约五千万元，本利合计，年约一万五千万元。已占岁入之半，此事宁非大异。国非不可举债，若中国之外债，则与他国异趣。中国之外债，乃以国税铁路为抵偿，列强据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无论君主共和，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扃，终无由脱。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千，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若其不揣事情，期于速效，徒欲朘削贫敝之民，残民耀武，以为富强，不啻垂死病夫，饮酖以求淫乐也。其或激于事变，过涉悲观，怵瓜分之危，怀亡国之痛，以为神州不振，将下等于印度，朝鲜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见则甚愚也。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阴谋，成之已久，特来实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盏无益而难能也。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锄而去之，国难自已。此盲甚壮，此计亦不得以为非，惟恐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诫，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膏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以此为政，国何以堪。又或谓；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此亦书生之见也。站无论国体变
更，非国人所同愿。满清末造，政迹昭然，其亲贵旧勋，嚣有容纳当涂部曲革命党人之雅量，欲以此广舆论之涂，兴代议之制，不其难乎。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面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成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来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傒予)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藏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投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 l其欲保存怨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实，其言又何啻梦呓也。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的无。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颠连无告之状，殆不可道理计。不睱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至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书摘：孤崖一枝花

Tue, 22 Apr 2008 09:11:44 +0800

作者：·林语堂·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
中，不禁叹异。想宇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
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
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
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
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
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
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
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
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
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
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
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萍水相逢百日间

Fri, 18 Apr 2008 17:53:20 +0800

    不说鬼话和假话，要说人话和真话，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无情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却一再证明着，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得付出昂贵代价的。所以，有人曾对刚刚故去的巴金先生晚年提倡的“说真话”的主张不以为然，以为真话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说真话没什么了不起。哪里知道对于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一般平民百姓，还是文人乃至更高层人士，说真话，谈何容易。对于中国人，在缺乏民主的政治生活扭曲中，说真话，这样看似最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艰难起来，因为，说真话，除了勇气，还要有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具有巴金先生那样自我解剖的精神。巴金曾经说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步步高升。”巴金先生真的是林白水先生的知音，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如他们两位一样呢？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别谈勇气了。
    在中国，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那样，说假话谎话可以步步高升，而说真话，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就是为了说真话，邵飘萍是1926年4月26日被杀，林白水是同年8也6日被杀，两人相隔不到一百天，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如此的萍水相逢，可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却一样的胜似人间无数，只是已经渐渐的被我们遗忘了。

摘自《蓝调城南》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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