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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孜君：生活的真味

Sat, 15 Aug 2009 12:49:41 +0800

知堂老人在《北京的茶食》中有这样一段话，一直让我记忆深刻，“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受，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作为为衣食劳碌奔波之人，很难得拥有看花听雨品茶闻香这样优游的状态。但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是不难得在生活中发现有意思的享受的。比如吃，我虽未吃到什么名贵菜肴，豪华大餐，但有一茶一汤总在我的记忆中芳香四溢。

　　茶是小麦红枣茶。

　　一个深冬的上午，与二位友人冒着细雨薄雪到一菜馆小聚，细雨纷飞，寒意浸人，一入菜馆，顿觉温馨，菜馆的装饰十分朴拙，颇有农家的天然之趣。本色的桌、椅，桌椅之间放着一个大火盆，炭火明明暗暗，微红的光让人有种透心的　温暖，桌上摆放着青瓷的茶壶、碗盏，白地蓝花，素雅洁净。服务员拿放之间碰出的轻微脆响，温润悦耳。

　　餐前须饮一杯小麦红枣茶。

　　在很多地方饮过此种茶，倒不觉得稀罕。服务员极力推荐说：“我们的茶和别处不一样呢，这茶的原料小麦、红枣，连烧茶的木炭都是一个农家老太太家自产的，老太太自家正在后面熬煮呢，风味真的独特。”让人好奇心大增。

　　茶盛在白地蓝花的盏里上上来，莹白如玉的杯内是一汪如琥珀样透明的茶，那种微黄颇似秋阳下田野的麦黄，上面浮着的几颗红枣，圆实饱满，那种深深的枣红益发衬出麦黄的温和，袅袅升起的香雾似成熟的麦香，带着一种感动和温柔轻轻拂拭着人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好。轻啜一口，味道微甘，细细咂摸，那种甘香丝丝缕缕直往人心里渗……

　　一汤是牛肉萝卜汤。

　　一日好友请我到武昌一家小店喝牛肉汤。我素不喜食牛肉，因其肉质过于茁实，但不便推辞，便去了。
火端上来后，上架一瓦罐，瓦罐十分粗陋。一股浓香肆意的飘散开来。罐面上浮着一层若隐若现的薄黄，很快被旺火催成秋阳下盛开的朵朵菊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要抢出罐来。喝上一口汤，细细一品，那香里只有牛肉的醇香，还有萝卜的清香。别说没有味精的味道，连惯常的葱花香味都没有。我的脑海跳出郑板桥在江苏兴化厨房的那副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那份天然，何等美妙！

　　那茶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茶，那汤可称得上是自然主义的汤了。

　　想起钟叔河先生的话：“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今人谈吃，更重谈酒店的豪华，菜肴的名贵，菜式的精致，调料的繁杂……过于重视这些，反而忽略了菜的本质，其实现代人在忽略事物本质上，何止是吃这一件事呢？

　　自然之妙味，乃是生活的真味。

原文链接：(隐私原因，已移除)

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

Fri, 14 Aug 2009 12:53:13 +0800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除此以外，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体制优越论

　　体制优越论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其实，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从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最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实行红色恐怖，取消了俄国人民二月革命后争得的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没有使俄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来看，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断。苏联后来垮台的根子也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苏东剧变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确切些说是误导。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建设民主政治大厦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清洗和镇压就如影随形。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40年代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由于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的支柱，最后都轰然倒塌了。这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苏东剧变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会死亡。

　　二是将共产党的先进性置于无须检验的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就只有共产党一个，而是有多个。共产党只是众多工人政党中的一个政党。这说明，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有一个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问题。

　　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其他的政党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所消灭。

　　那么，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当时是这样论述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页。）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并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斯大林在他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第一条中就对列宁的这个公式作了如下的解释：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同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职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也就是说，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群众组织和青年群众组织，等等。

　　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检验。通过什么途径来检验？在战争年代，是通过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即通过人民群众支持战争的一方来检验。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往往支持那些相对来说进步一些的势力去反对那些相对来说保守或反动一些的势力。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政党，是否执掌政权，要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由人民群众来授权，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果不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

　　三是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并不是强调民主，而是侧重强调集中。实行集中制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都强调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由于组织松散软弱和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列宁强调党要实行严格的集中制。1902年，有社会民主党人给列宁写信质疑集中制，认为集中制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列宁在复信中说：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

　　如果说，在专制制度下，强调集中制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该着重建设民主制。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并推广到其它国家。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有区别。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核心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而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如果大家发表的意见与集中指导者（领导者）的意见相左，集中指导者会说，下次再讨论吧。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那还要集中制干什么？之所以要加“集中”二字，就是因为集中高于民主。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就好像一辆设计有严重问题的汽车，如果不改变这种设计，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如何，迟早是要出事的。这种政治体制及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和手脚。

第二种：发展落后论

　　发展落后论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现在谈民主政治建设为时尚早。只有等到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妨碍经济文化发展。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经济文化条件落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认识上来。

第三种：文化缺失论

　　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忍受极权政治？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专制统治者对人的残酷迫害使人们不敢表示反对意见。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根本就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之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就不追求民主和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自由民主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非常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永远不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四种：民主动乱论

　　民主动乱论者认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生活会秩序井然。相反，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只有靠强力维持，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社会表面的稳定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举罗马尼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可以说是一个不搞改革的典型例子，但结果怎么样呢？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为齐奥塞斯库欢呼不下60次，但就在14大以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尼亚，个人专断，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高压的气氛下，人民群众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罗马尼亚垮起来可谓是一夜之间。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体制真正能够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就能建立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五种：民主分裂论

　　民主分裂论者认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中国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也并不是分裂，而是独立于清廷，实际上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即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在本质上是自治的。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各个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各个地方的人民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这条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地方的事情都由那个地方的人民自己作主，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村里事情，由村民作主，乡镇不干预；乡镇的事情由乡镇居民作主，县里不干预；县市的事情由县市人民作主，省区不干预；省区的事情由省区的人民作主，中央不干预。只有跨区域的事情才由上一级政府来协调或决定。这样事情会办得更好些。各地实行高度的自治，国家只保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就行了。这五个统一是：统一外交、统一国防（武装力量）、统一海关、统一法律、统一货币。这五个统一不仅适用于内地，也适用于台、港、澳地区。全国的事情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我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9/811/A50F_2.html

冉云飞：比傻帝国的愚民游戏

Thu, 21 May 2009 15:00:43 +0800

我说中国是个“比傻帝国”，有人往往会错看成“傻逼帝国”，虽然这二者有关联，但差别却是很大的。“比傻帝国”是由官方导演，群众参与，恐怖胁迫，知识分子书写所成就的谎言帝国。等我有闲了，我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比傻游戏写出来，可能堪比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现在只是将我们现实生活的比傻成就，随意拈几个出来说

　　一：原地踏步踏的傻子游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天空走向天空，从空气走向空气，从傻子走向傻子，从妓院走向妓院，从自己走向自己，你说他们在玩一套什么样的非人类游戏呢？

　　二：统计政治学的流行。几十年来的统计政治学的撒谎，每年都在增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比傻游戏的基石。如果你喜欢做数学题，你把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三：按需分配的政治数学。中国真是个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盛产统计政治学，而且是产生政治数学的温床。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大幅攀升到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非正常死亡总是持续下降到不准人们说出具体名字和数字的地步。数字在中国是按需分配的，而分配的权力自然在官方手中。

　　四：国家发展得不好，是人死得不够多。多难兴邦的逻辑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够好，是因为灾难还不够多，死人还太少，大家不要怕地震加人祸死了近十万人，应该多死点，这个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穷人死光，留下太子党，中国就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了。嗯，多难兴太子帮。

　　五：灾难为什么经常发生呢？那是我们的胜利还太少。一次大地震死了近十万人，只有七个胜利，真是太少了。好在拜政府六十年来的功劳所赐，非正常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才比较轻松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胜利辉煌，死人打造。

　　六：灾难为什么战胜不完呢？灾难经常发生，不期而至，不必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加以预防，在中国已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呢？你要是把灾难完全战胜完了，他们哪里去找战胜灾难的机会呢？所以为了官员们官阶的可持续发展，请屁民们配合，向余秋雨大师学习，保持灾难战胜不完的动人气氛。

　　七：作为屁民，你为什么要不得好死才行呢？那是为了有机会体现党疼国爱，发挥你作为一个死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贡献。官方的思路的确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在泄露党国机密。

　　八：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缺少想像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实的残酷、无耻超出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怕的现实把中国小说家们的想像力全给噎住了，所以小说家们只好在现实的阴影底下苟延残喘了。

　　九：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夫为什么那么差呢？那是因为我们政府表演才能太牛逼，央视每天的新闻联播，就是领导们持续不断表演的剧场，谁还对中国演员于政府的拙劣模仿感兴趣呢？

　　十：坏事怎么转变成好事呢？就是把坏事尽量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这坏事是怎么造成的，不必用制度变革去制止，因为制止坏事的发生，就是减少了自我表扬、自我圣化的机会，减少了“伟光正”的出镜率和上报率，这样还不如让坏事持续不断存在的好。只有这样坏事才能根据官方的需要，变成他们所能掌控的好事。依此类推，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将你的悲痛化为替你冤死的孩子维护正当权利的力量，而是要你化为官方所需要的力量，最终把悲痛独自留给你。

　　2009年5月20日8：29分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原文地址：http://ranyunfei.com/2009/05/235.htm

傅国涌：只要黑暗中仍有萤火闪烁

Sun, 05 Apr 2009 22:11:06 +0800

这是2006年6月23日下午13：26的杭州，我独自坐在电脑前，窗外雷声滚滚，天骤然黑了下来，大雨如注。雷雨过去，也许能暂时缓解一下闷热的天气。
　　几天前，一位网名"五分钱"的朋友在我的博客中留言：

　　"历史无法假设，亦难改变。过去的沉痛和灾难，我们铭记于心。但是单纯的回顾和反省无济于事，需要的是理性的行动与改变。想请教傅老师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作为今天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如此回复：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良心判断，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像萤火虫一样，哪怕只照亮刹那、一点一点的范围，也不能轻言放弃，不断地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普通公民站起来。

　　每天，每时，面对身边和他乡发生的那么多不义、不公的事情，我们显得无奈、无助而无望。面对强大的渗入社会肌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的黑暗，我们显得多么卑微，我们显得多么脆弱，是的，我们是那么不堪一击，任何一个黑暗的分支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毁灭。

　　我们只是小小的萤火虫，微不足道，无权无势，站在有力的黑暗当中，我们是那么无力，那么不起眼。黑暗不喜欢我们发光，黑暗不喜欢我们自作主张，黑暗要制定无数的规则、框架和尺度。一句话，黑暗要维持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黑暗要继续主宰我们这个世界，黑暗要用它的尺度衡量一切。尽管如此，萤火虫还是没有灭绝，也许这是黑暗的无奈，黑暗的苦恼。

　　之后，"五分钱"又留下了这样一首令我怦然心动的小诗：

　　"星月无光的时候
　　仍有萤火闪烁
　　愿意化为灰烬湮灭
　　只为刹那之光亮
　　透入你冰封的心底
　　温暖重又泛起"

　　一句"仍有萤火闪烁"，让我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动。我知道，这个世界只要还有萤火闪烁，就不致于完全沦陷在无边无际遇的黑暗之中，我们的光虽然微弱得不足一提，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生命，至少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点亮自己，我们是黑暗不成比例的对手，黑暗随时可以吞噬我们，淹没我们的面容，但是我们还是要平静地向黑暗说"不"，我们还是可以坦然地对黑暗说出我们的良心选择，说出我们认定的是和非。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d0d5.html

傅国涌：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

Sun, 05 Apr 2009 22:07:17 +0800

近来，高中文理分科这个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有些讨论把问题简单化为赞成还是反对，显然没有抓住本质。大凡有一点良知和正常见解的中国人，都不难看清楚，中国教育的症结在整个教育制度，首当其冲的是高考体制，从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到招生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高中教育乃至整个中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跟着高考走，完全依附在高考体制这个撼不动的庞然大物身上。有的人认为，既然高考是刚性的，不可动摇的，那么一切只能服从于高考，文理分科也是为高考的需要而分，这样考生至少可以少考几门课，少受一点折腾。假如顺着这个思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现状就可以了。教育部之所以抛出包括高中文理分科在内的20个话题，交社会讨论，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要改变教育现状，哪怕短期内不可能做到根本性的改革，起码也得有一些小改小革。此时，我觉得在理念层次将一些长久被扭曲的观点说清楚，尤其变得重要。

　　首先是基础教育的定位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从事教育的人更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基础教育有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高等教育的预科，不是高考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换言之，基础教育原本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内核，自己活的生命。我们有过许多令人怀恋的老中学，那些曾给予一代代国人精神滋养的校园，那些激发了学生创造力，给了不同学生发挥个性、舒展多样天赋的圣地，那也是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之一，一所好的中学、小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一所好的大学。然而，随着高考体制推土机般强势的推行，多年来，包括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已日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沦为高考的附属物，文理分科就是其中的派生物之一。

　　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要培养人，培养公民，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办基础教育的核心使命，离开了这一点的教育一定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有人说高中文理分科有利于专才的培养，使学生早一点按专长发展自己，有助于将来的专业成长，可以多一些时间积累。这个观点正是背离了基础教育的目标和内涵，培养专才从来就不是基础教育的责任，普及性的基础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识教育，是针对普通人的，它通过知识的传承、体育和集体生活的训练，旨在造就一个个受过文明知识熏陶、具备基本常识的普通人，培养一个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足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健全公民，也就是铸造一代代社会的基石。而决不是为了给高等教育输送很会做习题、填写标准答卷的学生，人永远要比机器或工具重要，一个民族即使满大街都是考试能人、答题高手，又能怎么样？

　　他们最多只能把考上大学当作终点，以为人生在世终极目标就是拼高考，拼过了这一关，便一劳永逸、万事大吉。基础教育造出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教育便越失败。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就公布过一份《新生适应心理准备状况调查报告》，随机抽取该校294名新生，27%的学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任何短期或长期打算，没有方向感；51%的新生有近期规划，集中在学习、打工、社会实践几个方面；39%的学生有较为长期的安排，也只是集中在读研、出国和未来就业方面。而读研、出国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像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奔着考大学这个目标一样。他们不仅普遍缺乏长期的打算，就连大学期间的学习动力也没有了。负责这项调查的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说，“不少新生把高考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目标，以为进了大学后就可以停止人生的追求，从而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分析说，许多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即使在大学阶段把目标定在学习和考研的那些人，也只是一种惯性，是中小学时代做一个“好学生”的延伸，并无长远考虑和自我价值的定位。实际上，在大学拼命扩招，一方面大学行政化，一方面大学企业化的今天，加上就业形势如此严峻，“上大学”根本不能当终点，甚至连饭碗都悬在空中。

　　这决非一个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无意把矛头指向那些把“考上大学”当终点的莘莘学子，他们只是可怜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制特别是高考体制以及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从上小学起，甚至从幼儿园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给他们的熏陶、灌输和教育，都是围绕着考大学、考重点大学、考名牌大学这个单一目标的，耳濡目染，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维习惯，悠悠万事，唯高考为大，高考是天，一切都给高考这个中心让路。中小学教育没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学生12年的美好光阴都奔着这一次决定终身的高考，仿佛他们是为高考而生的，好不容易到达终点站，他们的神经当然会彻底放松下来。这个教育体制是完全按政治的意志设计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在作怪，只有这样，通过高考流水作业，培养出大量只能应付考试、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个政权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著名记者卢跃刚说，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前来应聘的重点大学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不知道有个“赵紫阳”曾当过国务院总理。这是教育的产物，一句话，今天的教育之所以要变成高考教育，目的还是要将人工具化、机器化、原子化，一句话就是洗脑高于一切。
尽管政治制度的变革还没有启动，但教育的变革不能等待，在可以起步的地方的先起步，重申基础教育的独立性，因此而迫在眉睫。睁眼看看，我们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事实上已经异化为单一的高考教育，学生、老师甚至家长都被绑在这架停不下来的战车上，不仅严重限制了学生，也严重限制了老师的全部创造性，全部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累死学生、老师，也戕害了一个民族的生机和活力。要让战车缓下来，停一停，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需要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需要国人在价值层面的反思。恢复基础教育的独立性，让所有教科书、教学手段、练习、考试不再围着高考而转，更多地呈现教育的多样性、丰富性、开放性和可爱性，不要把学生的所有宝贵精力都消耗在一次次的大考小试中，多给学生一些开拓视野的机会，多给学生自主阅读、思考的空间，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逐渐建立起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础，这才是基础教育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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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要的是培育社会理性 ——与崔卫平对话

Sun, 29 Mar 2009 12:06:02 +0800

记得2004年夏天，崔卫平在一次闲聊中对我说，哈维尔的语言是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正是她将这位波兰当代思想家的文集《通往公民社会》译成了中文，她是有资格作这样的评断的，鉴于“政治”一词可能产生的歧义，我说，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叫做政治的语言，不如叫做公民的语言。不久前，正好崔卫平的新书《正义之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们围绕着这本新书涉及的问题，做了一次小小的对话。

　　傅国涌：“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我很喜欢你的这个说法，如果说《民间文学》是你童年的精神滋养，西方文学、哲学、电影是你年轻时代重要的生命源泉，那么，在你后来一步步走近波普尔、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之前，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已给你提供了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你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你最终把目光转到了东欧思想文化？

　　崔卫平：能够造就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所阅读的资料，同时还有身处其中的现实。然而光有现实没有现实感也不行。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现实当中，但是并非每个人对于现实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甚至有人对于所谓“现实”毫无兴趣。在某种意义上，“现实”首先意味着“外部世界”，对现实的兴趣是对于超越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阿伦特经常用一个词叫做“worldly”，直译就是“世界性的”，这是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词，阿伦特把它引申为站到外部世界的光亮中去，不只是隐藏在个人私生活的小天地当中，人才算是实现了他的最高本质。

　　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文化大革命时尚属年幼，但是大街上不时发生各种令人惊骇的奇怪事情，比如各种游行庆祝、批斗游街以及火烧当地剧团的演出服、漂亮的头饰等等，把我原本如同小动物般执着于个人生活的生命状态，拉到一个更大的时空中去，觉得外部世界是与我有着血肉关系的。稍长一些，读了许多鲁迅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他们都拥有比较紧迫的现实感，富有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力量。

　　当然，我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要。文学注重细节、注重平衡、注重形式，这些都内在地塑造了我的精神气质，成为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除了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敏感观察之外，同时还需要能够理解和描述自己周围的世界，能够为周围的世界寻找到一种结构性的表达。很长时间之内，我常常感到十分苦恼的是，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或者结构，来承载我们自身的生活。如此，生活就只是一些碎片，一些互相断裂的、令人感到晦涩和气闷的东西。

　　开始阅读哈维尔，最能够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的表达形式。剧作家出身、有着现象学背景的哈维尔，能够用那样一种随笔（essay）的形式，把自己所处的现实及其结构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那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将现实的各个方面加以联系的总体描述和解释。那样一种对于现实的整体承担，一种从细节生发开去的宽广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的体现，一种整体性的道德担当。我同时还接触了一些东欧的诗人、导演，他们的作品，可以用“道德与美学”相结合来形容。所以应该说，就我接触的这部分东欧当代思想文化，满足了我对于现实与形式、道德与美学等不只一种平衡的要求。

　　傅：《正义之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你对米沃什、布罗茨基、托马斯·曼、阿伦特、哈维尔、米奇尼克以及林昭等东西方知识分子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他们精神价值的言说，第二部分虽然是一组小文章构成，好象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系列专栏文章，却完全代表了你个人自己的言说，可否把前者看作是你的精神源头，后者则是你用自己的言词表达自己的观点。

　　崔：谢谢理解，可以说是这样。除了这些人的精神价值之外，我还十分注重一个人的精神结构，这是我早先做文学批评时，学习“新批评”养成的眼光和要求。不仅仅是某个片断的想法，那样十分容易失去平衡，陷入所谓“片面的深刻”，导致我称之为对于现实的“诅咒式理解”。而所谓一种结构性的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空间，一种空间便意味着能够提示一种生长性，能够生发和成长，能够孕育和壮大，换句话说，便是“建设性”。这本集子里的那个“重建社会小辑”的确是寻求我自身表达的开始，虽然每篇篇幅不长，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差不多每周除去一点上课的工作任务之外，就在“炮制”这样一篇小文章。我希望它能够从一个现实的细节入手，从中勾连出我们社会现实的某些结构性的、深层的问题，同时把一种新的结构“嫁接”上去，给出一个生长性的小空间。而且它们互相之间也要有一种照应和关联，看上去是一篇一篇独立的文章，最终加起来是一个整体结构的东西。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系列后来在发表时有点受阻，本来想能够写成一本书，现在这样拿出来，仍然有些不够完整，只能大致看出一点迹象。

　　傅：我记得你有一阵子喜欢说“社会解放”这个词，你说我们以前只熟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而很少听说“社会解放”。你不妨对“社会解放”做一点阐释。

　　崔：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重要口号，它们都针对我们社会的一些重要束缚，带来了重大解放。然而这两者主要还是着眼于个人的维度，“思想解放”也是说作为个人，人们的眼光要进一步打开。当然，个人只有眼光打开，才能迈开步子。但同时要问的是，谁的“思想解放”？也许这个口号背后隐藏着的是，只有大人物们他们的思想解放，社会前进的步伐才更快一些。在这样的提法中，“主动权”仍然是在少数人手中。

　　应该说，虽然我们一直在使用“社会”这个词，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实际上非常抽象，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比较陌异。在一些表述中，社会是一个危险的、不可信任的存在，比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另外一些表述中，“社会”又成了在我们自身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看法，在于人们把视野仅仅停留在“个人”与“国家权力”这两级上面，而未曾注意到在“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还有“社会”这个重要的自主性的中介环节。

　　“社会”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五光十色的矛盾和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对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处理不一定都要闹到官府上，人们之间便可以发展出一些途径、手段，一些常设的机构，比如民间自治的社会组织，通过各种规约、面对面的谈判等，缓冲和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冲突。什么事情都要等到国家来管，一来国家顾不过来，二来会延缓解决矛盾的最好时机，使得矛盾扩大变得激烈。比如频频发生的矿难，有人抱怨道：“黑心矿主赚钱，死了人却由国家来埋单”，当然最终由国家出面负责是好的，是一大进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在煤矿上允许工人们成立自己的工会，由工人们自己的工会提供安全操作各方面的严格监督，有危险时坚决不下矿，不下矿时工人的工资还要得到保证，这样就能够限制“黑心老板”仅仅为了赚钱，完全无视工人的生命安全。不能指望矿主本身对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好，巨大的利益驱动会使人丧失理性。理性的办法是应该有另外一个常设机构来保障真正的监督能够执行，保证工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体现。

　　“社会解放”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扩大社会自主的意思，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有力纽带，让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替国家松绑，不能总是在食堂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不好。

　　傅：你就“重建社会”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有见地、有思想深度的看法，老实说，“建设”这个词在社会层面我们至今依然是陌生的。我愿意把这个想法看做是你的思想亮点。长期以来我们恰恰是缺乏健康的社会理性，非理性往往占了上风。在“重建社会”中，是否可以把“社会理性”看作是一个中心词？

　　崔：是的。人人都处在社会之中，都作为利益的一方，也是矛盾的一方。我们每个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也是矛盾的主体，是潜在的矛盾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矛盾”或者“社会矛盾”都要“脱敏”，不要看见矛盾就风吹草动，觉得很紧张。所谓“社会理性”，首先是对于所发生的社会矛盾本身的认识要理性，哪怕是比较激烈的矛盾，都不能看作是对于自己权力的挑衅，是冲着自己而来的，不能将社会矛盾“政治化”。当然，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会矛盾也有可能演变为政治矛盾。而解决矛盾的途径，也不能靠压制，凡是压制下去的东西都不会轻易消失，只会在另外一个时刻、场合卷土重来。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是“社会协商”，协商的思路说到底是一条“共存”、“共生”的思路，给对方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既不能轻易把人家的饭碗端掉，同样也不能轻易把人家的“窝”端掉，这是“你活、我也活”、“你活、我才能够活”的关系。应该说，这套理性的思路，对于搞了若干年“你死我活”阶级斗争关系的人们来说，还不太熟悉和不太能够掌握。作为知识分子，除了批判，有一个作用就是呼吁社会理性，呼吁理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尽力避免因为缺少理性，而整个社会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

　　傅：我们曾经就米奇尼克的“语言”做过一次小小的讨论，我把他的语言称为“公民语言”，收入《正义之前》的这些文字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公民语言，特别是第二部分的短文，使我常常想起胡适的话“用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用公民语言说出时代的真相，表达对当下和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对正义的期待，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或许如同春天里花开，秋天里叶落一般的自然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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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公务员是弱势群体

Sun, 29 Mar 2009 11:31:11 +0800

新快报特派记者陈志龙尹辉陈红艳陈琦钿张潇

　　去年底，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深圳警方调查后公布结果称林嘉祥涉嫌猥亵罪不成立，属酒后行为失当，林嘉祥随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对于这一“猥亵门”事件，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林嘉祥不可能再复职，但他的工资待遇予以保留，“网络是可以杀人的，他（林嘉祥）就是个倒霉蛋，”刘功臣为林嘉祥叫屈说。

　　肯定不会再安排林嘉祥工作

　　刘功臣表示，林嘉祥的事件发生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系统全面整顿了作风、加强了行政作风建设。他说，林嘉祥一事完全不是网络上传的那样，“公安（调查）不是有结果了吗？没有什么事了，但因为酒后失态就把他（林嘉祥）撤职了。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是弱势群体，他就是喝多了，和别人吵架了，吵得厉害了。他是个倒霉蛋。”

　　刘功臣说，林嘉祥“是一个多年的干部、很好的干部，谁不会有喝醉酒的时候呢”。对于林嘉祥是否被开除党籍一事，刘功臣澄清道：“凭什么开除他？他做什么了？处理得有依据呀。公安有认定吗？没有呀。他触犯法律了吗？难道还能判他刑啊？”

　　既然没有大的过错，林嘉祥会否复职呢？刘功臣表示，不可能再给林嘉祥安排工作了，但工资待遇还是会保留。

　　“他家里困难常喝闷酒”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遭遇了网络暴力。“其实他（林嘉祥）家里比较困难，他老婆有重病，就一个女儿，身体状况也不好。他工作能力非常强，但经常去喝闷酒解愁，为这事我也批评过他几次，叫他喝酒不要过度。他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出事酒店）吃饭，地方的人（当事女孩的父亲）是会员，非常富。”

　　对于林嘉祥之前被报道涉嫌猥亵，刘功臣为他叫屈道：“他是老同志了，明年就要退休了，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他喝醉了找厕所，叫小姑娘带一下路，问了一下‘你在哪上学’之类的。”刘功臣说，事后林嘉祥告诉他，“问的时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小姑娘一看，这人喝醉了，扭头就跑了。”

　　“整顿网络力度远远不够”

　　至于网上流传的林嘉祥放言称自己是“交通部派来的，和你们市长级别一样高”，刘功臣表示，网上的视频打出了这些字幕，但摄像头画面是不会有字幕的，“他傻吗？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后来公安局调查了156个目击者，没一个人说林嘉祥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失态，影响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就撤职了。”

　　刘功臣认为，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他表示，网络有操纵民意的作用，但重要的是，网络不能作假。“网络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因此，他认为目前国内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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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中国企业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Fri, 20 Mar 2009 11:12:18 +0800

记者：之前你出的书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百年中国言论史，现在这本《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关注的却是实业家群体，是不是一种转向？

　　傅国涌：其实没有转向，还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探寻，还是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轴心，我关心的内在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不能过得更好，他们能不能像其他的文明人类一样在一个文明时候里呼吸，有尊严地面对世界。以前我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思考和作为，关注近代中国的言论史，没有留意实业家这个群体的努力、影响和他们的命运起伏，在读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文明不是依靠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的个体生命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靠不同领域的人在不同侧面一点一滴共同推进的，这当中实业家决不能忽略。推进文明大致上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条是激进的、豪迈的、大刀阔斧、不计代价的，追求毕其功于一役，一条是渐进的、温和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不相信一夜之间可在地上建成通天塔，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就是张謇和胡适都喜欢说的“得寸进寸”。实业家就其本质来说更倾向于后一条路。我感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这两个近代产生的阶层，就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他们都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和整个实业家阶层被迫集体退出历史舞台差不多同时，那是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损失，是所有不幸中最深刻的不幸之一，它意味着“得寸进寸”的渐进路径被彻底抛弃，等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并且肯定这一切的时候，几十年的光阴白白耗费了。这是我关心实业家群体的初衷。

　　记者：你说近30年来的企业家是从零开始，你们从张骞到荣敬宗、卢作孚这两代实业家，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传统，如果他们是从零开始，是从哪里获得了经商的动力、资源和智慧？这两代实业家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商业传统（请做一概述）？这一"传统"又是如何"失去"的？

　　傅国涌：从张謇到卢作孚，大体上是两代企业家，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的热忱，与他们不断扩大企业规模的冲动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传统。他们通过办企业推动城市化的实践已经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范例，张謇以企业办社会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范旭东的“永久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感悟式格言……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史上值得珍视的本土传统。

　　他们办企业的动力首先来自中国当时面临的危亡局面，是为了救国。其次，他们在前人那里汲取商业的智慧同时又超越了前人。在他们之前，晋商，徽商，乃至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他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传统，但他们是封闭社会的产物，经商只是附属于绝对皇权之下的一种谋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商人们最终向往的还是红顶子，换言之，他们没有全力经营事业的自觉，当然皇权也不允许生长出自己所陌生的新事物。

　　这个传统的失去是因为刚性的外部制度变迁，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从公私合营到最后私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传统已没有存在的空间。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最近三十年重新出现的企业家阶层，和近代的实业家还很少有可比性，也很难找到他们前辈身上曾经闪现的品质，原因是历史有过数十年的断裂，今天的实业家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包括他们的文化素养、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比前辈更优越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地球变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极为方便，与世界交往、沟通、融合的门槛降低了。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最终超越狭隘的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样做出令后人怀抱敬意的事业，接续前人留下的好传统，现在还不敢断言。

　　今天才来谈商业伦理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我们开始正视、直面这个问题了。几年前有个企业家武克钢曾呼唤“工商文明”，提倡“商本位”，其中就包含了类似的意识，虽然企业家阶层要洗刷掉给世人的惟利是图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这个阶层中有些人开始了反思，明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开始做事情。他们掌握相当的经济资源，并具有行动能力，他们在转型时代能做的事很多，比如环保、公民教育、行业自治等方面，还有在帮助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的培训等方面，在推进大的制度创新方面，他们都可以有作为。我指出这个阶层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纠正三十年来一味重商的风气并不矛盾，老实说，这里所谓的“重商”只是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代名词罢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商，一种合乎现代价值的商业伦理目前尚在孕育当中，还没有成型。企业家负责任、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恰恰也是培育商业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在晚清、民国的实业家的时代可能发生毒奶粉这类事吗？有哪些因素在约束他们？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官本位”是不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阻碍？

　　傅国涌：不可能，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底线还没有被突破，不管是实业家还是其他社会阶层都还遵循着一些基本的做人底线，这是无数个世代积累起来的一种文化基因，已根植于他们的生命深处。一轮又一轮的王朝更迭都没有触动、改变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甚至不是来自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自我约束。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问题了。要说今天的企业家和他们之间的落差，我想，对他们中许多人而言，从来不缺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因为这后面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也不缺将企业制度化的冲动，他们缺的往往是社会责任感，更缺的是健全的现代核心价值，他们办企业到底为了什么？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的方向感在哪里？支撑他们继续往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

　　“官本位”确实严重阻碍了商业精神的正常发育，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冲击，中国近代企业的产生可能还会晚得多。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把做官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变化，包括公民意识的普及，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官不再是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特殊东西，国人不再崇拜、迷恋和畏惧权力。要做到这一点，最终当然要靠一个能制约权力的制度，官不再享有无限的权力，而是处处受到明确的限制，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以个人价值为本位。

　　记者：你笔下的"大商人"是所谓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这既是指商业上的成功，也是指其人格道德。

　　但在一个强调以法律规范经济活动的时代，商人本分仅止於合法经营，继续以人格道德评价企业家，是否是一种苛求？比如地震期间我们对王石的要求，是否已经逾越了限度？

　　傅国涌：任何外在的法律规范总有它不能抵达的地方，对于从事经济创造并拥有资源的企业家而言，合法经营仅仅是最底线的要求，但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他们在人格道德上有主动的追求，尤其是负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企业家，他们事实上扮演着公众人物的角色，对他们有人格道德上的要求也是正常的，关键是他们要主动地为社会服务，奉献自己的财力，而不是以盈利、积累财富为唯一目标。当然，公众的有些要求也是盲目的、过分的，比如要求企业家捐多少数字，大地震时对王石的要求就属于这一类。

　　记者：在中国谈商业伦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来的，第二，他后来在竞争中胜出是靠市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还是靠权力（主要是行政垄断），这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如何评价"大商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表现？他们有没有"原罪"的困扰？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历史有没有给我们更有教益的思路？

　　傅国涌：我所说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创办民营企业的近代企业家，和富豪、有钱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权力发迹的商人。“企业家”本来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担当得起，只是这个概念今天被滥用了。对于我说的这些“大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风云际会，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光，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和交易关系，但也必须与权力打交道，与权力搏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权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经给今天有志于办企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记者：从你的书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企业既因依附权力得利，而又因为官方的觊觎而危机重重。实际上，从洋务兴起、官督商办到一战后大批民族资本的兴起，乃至49年后屡屡批判的所谓"官僚资本"，乃至今时今日的垄断国企等等，权力始终是中国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工商阶层的发达，既可能与权力合流而成新贵，也可能与权力抗衡而引起社会的变迁，为何有这两种走向的差别？

　　傅国涌：从资本的性质来说，官企或者说垄断性的国企，本来就是权力的产物，与民营工商业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处境总是艰难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选择。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都一而再地面临被官资、官企吞并的危险。荣家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为此吃够了苦头。所以，卢作孚才会感叹：“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当他们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是要挟。在我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叙述。民营企业今天的处境企业家们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的，包括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技巧。荣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收税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时代没有给工商阶层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靠与权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会走这条路。如果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容许他们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数都会选择自主发展，保持更多独立性，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幕我们在晚清到民国几代企业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影响，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贡献，都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关键还是要在制度层面保证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能发挥出最大创造力的外部环境。

　　记者：工商之利可以强国，可以富民，当然也可以扶持公益。近期世道不济，广东检方甚至公开提出，在涉及犯罪方面，对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要采取双重标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特色，还是转型时期的特色？又或者这是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傅国涌：我不赞同所谓“双重标准”，说到底我们的制度转型没有完成，有很多举措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当然算不上“现代化”的普遍经验，相反，这是“反现代化”的。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代有许多不顾道德、惟利是图的商人屡屡被曝光，不是商人这个阶层特有的孤立现象，只是整个社会问题中的一环，不能把他们单独摘出来，而且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何况商人本身也是从普通人中来的。

　　记者：你说，近代以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轮子。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重创甚至夭折。我记得你曾在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根据你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形成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链条已重新接上了吗？

　　傅国涌：就历史来看，晚清时在戊戌变法前就有一个追求维新变法的精神共同体，在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他们不仅在理念上相通，而且付诸了行动。五四时代围绕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人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虽然他们出现了分化，以胡适代表的这批人和他们的读者群，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在现实中的影响绵延数十年而不绝。这样的精神共同体不是雷霆霹雳，不是急风暴雨的力量，并不是要包打天下，许多时候甚至抵挡不了暴力的呼啸。它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它给社会提供的只是方向感，也就是核心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靠这样的精神共同体支撑的。古老中国王朝轮回不断，每次都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因为背后支撑那个社会的仍然是那些信奉儒家价值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尽管我不认同他们的那种价值。

　　说近一点，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有理想、有热情，关心社会是一种常态，不管是那个学科的。在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分化了，许多人出现了价值转向，复古的有之，皈依神学的有之，倡导新左派的有之……更多的人躲进了专业的象牙塔，我不是说纯粹的学术不好，一个民族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问题是许多人对现实的态度变得十分暧昧。何况不能直面真问题的学术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可疑的。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变化就是众所周知的大面积的犬儒化，可以说，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今天已丧失社会良知的角色，分别归到各个其他阶层去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了。但这并意味着重新形成这样一个精神共同体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通过互联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精神共同体的雏形。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储安平，然后在大陆出现了断链，在海峡对岸殷海光接续了这个链条，他的弟子包括散落在海外的那些华人学者都是这个谱系中的。在大陆，从林昭、顾准到李慎之，以及现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这个链条又重新续上了。我想说的是，在胡适他们身上，自由主义不是单纯学理上的认同，更不是一种标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用来践行的行为准则。中国今天更缺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我常常喜欢讲自由而不主义，就是担心主义会导向某种封闭、排他、独尊，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恰恰是最讲包容、宽容和兼容的，有容乃大，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这些都是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中缺乏的因子。

　　记者：你在新浪网的博客叫“追寻失去的传统”，请问在你心目中，何谓传统？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

　　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本来是好多年前谢泳兄为我的一本集子写的序言题目，被出版社用来做了书名，那本书是关于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我追寻的是文人论政的传统。两年前，新浪网给我开博客，编辑就以这个书名来命名。在我这里，传统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产生、后来中断的一些好传统，包括言论史、教育史，也包括企业史等方面的，和我们通常讲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我们提到传统，往往就会想到那些“传”之久远的“统”，其实，不一定所有传统都是古老的，曾经出现并在历史中有过影响的那些人和事都可以成为传统。中国最强势的传统当然是专制主义，但是在中国数千年中也有过一些值得延续的传统，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这些价值事实上也已经融入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中。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世界的视野、现代的尺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在读先秦经典的同时，也不排除读希腊经典，那么我们就不会片面地呼吁国学复兴，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普世价值。

　　记者：在你看来近代中国产生过哪些值得我们追寻的传统？它们还可以延续吗？

　　傅国涌：近代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包括报纸、出版、银行、企业、新式学校、律师等等，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关键的一点就是民间享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保持相对完整的独立性，可以不听命于其他利益集团，比如《大公报》的传统就是“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传统就是服务社会，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荣家企业传统、张謇和大生的传统、卢作孚和民生的传统、范旭东和“永久黄”的传统，这些传统即便曾经中断，但它们已融入民族的血液，渗入我们的土壤里，是可以唤醒，可以复活的。我们延续传统，第一步就了解那些传统，重新接续那些传统，而不是从零开始。

　　记者：作为一个处于学院之外的独立学者，你说自己的职业是“读书写字”，可以说说你的日常生活吗？

　　傅国涌：多年来，我的个人理想是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即使在公民权利还无法落到实处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像一个公民那样思想、说话、行事，不断地发出内心真实的声音，保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我喜欢独立这个词，正如我向往有制度保障的自由而尊严的生活，前者是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后者是我追求的人生归宿。

　　我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甚至有点单调，在家的日子，读书占去我主要的时间，每周写点小文章，做点读书笔记，写书的时候会比较集中，每天要写半天，以前，我每天去爬一次山，现在只是晚上走走路，体力锻炼严重不足。日起日落，我的生活节奏不快也不慢，只是要读的书太多，要想的问题太多，要写的题目太多，时间实在不够。偶尔与朋友相聚聊天，算是放松休息。但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在物质上所求甚少，青菜豆腐，五谷杂粮，一日三餐，维持生命就足矣，我不喝酒，不抽烟，除了读书，几乎没有什么嗜好，连对美食都没有什么追求。我在乎的是精神生活，一种阅读、思考的生活，当然我也关心脚下的这片大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与我一样的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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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这里“选举”静悄悄

Sat, 14 Mar 2009 13:42:04 +0800

五年一度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又悄无声息的来临了。说悄无声息，一是因为除了某个地方拉的一条写有“选举”、“神圣权利”字样的横幅显示有这档事，别无动静；二是见到横幅不多几天，11月23 日，选区候选人便不声不响出现在了一纸公告上。候选人怎么产生的？不知道。问别人，同样不知道。公告给出的候选人信息，只有姓名、性别、民族、年龄和单位名称，除此之外，没了！偶尔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通缉令或寻人启示给出的信息肯定比这多，这两种张贴好歹会告知体貌特征，寻人启示上多半还会有张照片，可以让人了解事主模样——这里，我郑重声明：举通缉令和寻人启示，决无冒犯候选人之意，因为实在没怎么见过其他类型关于某个人的公开张贴——。其后的程序也一样安静而神速：候选人公告贴出4天后，27日发选票了；28日是投票日：“选民”按单位分时段前往指定地点，一个个鱼贯而入，依次往票箱里放票。30日，另一张公告贴在墙上：xxx当选该区区人大代表。选区有多少选民？参加投票的有几成？弃权票、无效票、反对票各有多少？公告没有告知，唯一告知的是赞成票票数。就这么，换届选举大功告成。

　　我没有加入这场“享受公民神圣权利”的盛宴。我，还有其他所有跟那个也许该叫做“选控中心”的机构没干系的人，每五年可以享用一回的“神圣权利”如下：在有关方面定好的时间去领选票、在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姓名后面意思意思、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把选票搁进票箱。这是乖乖配合的“权利”——为着配合上演一场选举戏。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身导演分派给“选民”扮演的角色，从艺术类型来说已经十分珍稀：是我国舞台上已经绝迹了的皮影戏中被人牵着线、由别人代为发音的皮影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享受乖乖配合、充当皮影人的权利，拒绝了。

　　说起来，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作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我国唯一采用了直选形式的选举，在各级人大代表产生上应该最具公开性、透明性。实际呢？选民连候选人产生方式、过程以及候选人的品行、能耐、主张什么的，统统不得而知，就走向票箱了。这可是在选人大代表！这可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和国家最重大的政治活动！人大代表是什么？是人民代表机构即民意机构的成员。根据宪法，这个机构不仅有立法职能，而且拥有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弹劾权。如此，选举人大代表，自然意义多多。对每个公民来说，是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和进程的最重要途径和手段；对国家来说，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既非来自神授也非自我授权而是来自人民的同意，换句话说，意味着人民是政权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实际上，宪法总纲中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经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神圣条文，就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表明，选举是人民终极授权的方式和过程。然而，能有如此意义的选举必须是自由、公正的，而不是一场黑箱操作下的皮影戏。

　　自由公正的选举首先在于选民有真实而充分的选择自由。只有当选择自由体现于选举全过程，并得到公民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配合和支持，选择自由才是真实和充分的。就确定候选人这一关键环节而论，选择自由包括决定自己是否参选的自由和选择由谁来代表自己的自由。但这两种自由必得依托的结社自由和新闻言论自由在我国极度受限，已经使之大打折扣。这且不说了。就孤立的选择自由来说，前一种选择迄今为止基本上是空话，各地对可能冒出的自荐参选者，如果用“防火防盗防参选”来形容，肯定不过分。少了参选这一半自由，选民剩下的另一半选择自由就更小得可怜了。但无论如何，选民还可以在推举和筛选候选人上表达意志，并最终决定自己这一票究竟投给谁。运用充分的话，民众的选择空间是有望扩大的，国家的政治生态也是有望改善的。可是，似乎存心要堵死这样的希望之路，现实进行的“选举”连这残缺不堪的选择自由也没留给选民。虽说选票上印有两个候选人姓名，似乎选民有“二择一”的选择余地，但对选民来说，两人同样的来源不详，同样的未经任何渠道和方式跟选民接触，选民对两人中任何一人的了解都只限于公告上那十来个字。作这样的“选择”跟瞎蒙没什么两样。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隔口袋买猫也比这强，至少可以通过触摸知道猫儿是大是小、是胖是瘦，还可以按照民间流行的办法把猫儿拎起来，通过猫儿的肢体反应判断是懒猫还是捉鼠的猫。这怎么也强过选民们两眼一抹黑的“选”代表吧？

　　全程排斥了选民意志的参与而产生的代表，说是民意代表，实在太勉强。不过，比起市以上几级人大代表的产生，选民在区一级选举中的角色虽然稀里糊涂，好歹被安排去走了一下点“确认”键的过场。市以上人大代表的“选举”，连这过场也无须劳驾选民，代表就“选”出来了。这样“选”出的代表，他们对自己为什么当上，多半跟选民一样稀里糊涂（不过，退居二线来人大坐镇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要挪个地方继续掌权的官员代表们不在糊涂之列）——，可是有一点决不糊涂：自己不是民选的而是官选的，跟民众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授权关系。就像“选民”多半不会把这样的选举当回事，同样，庞大的“代表”队伍中，除了其中有良知有见识有胆略的佼佼者之外，大抵上也是不会真拿自己当民意代表的，一些特别善解官意的代表倒是常常代官发言、替官分忧，在许多事关民众利益的问题上不是失声，就是迎合上意。比方说，广州行政当局要骑车族为开车族让路而禁电动车，人大代表沉默；维权无门的自杀者不断涌现，打破了盛世神话，便有人大代表“怒斥”自杀者“劫持大众”，建议严惩自杀；城管以执法名义枪小贩的谋生家伙而在冲突中致死被封“烈士”，又有人大代表忙不迭提交“立法保护城管”的提案，却没见有人大代表要求立法保护小贩的生存权，尽管谋生艰难的小贩群体被追赶打骂劫掠乃家常便饭，打骂之下致残致死的也屡见不鲜……这些不过是最近几月一些人大代表的出彩表现拾零而已。此前的，也信手拈来几条：以保护官员隐私权为借口反对公布官员财产、声称“北京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建议警察有权随时检查身份证，等等。如果说先列举的那些人大代表在涉及官民利害冲突时一屁股坐在了强权一方，那么接下来列举的提案或建言便是赤裸裸的护官、排外和把侵犯公民权利合法化——它们的出处很有意思：大体上都来自集官员和代表于一体的身兼二任者。至于新近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提出“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超越了自由权、生存权什么什么的，实在令人喷饭，不提也罢。

　　其实，正常选举条件下，出个把水平欠佳或无视民意的代表，也是可能的，但断不会一出就是一批，更不会出了状况而矫正无门，选民有的是办法和渠道更换不称职者和渎职者。这里却大不一样。代表们提交喷饭提案、坑民提案的频度太高，而且这几年数量呈上升之势。对于充斥人大代表队伍的水准太低根本无力履行职责者和罔顾民意、出馊主意坑害民众者，民众是既不能阻止他们当选，也无法罢免、撤换他们。只要这些人没闹出刑事麻烦，大家就得无可奈何的看着他们继续不起作用或继续起反作用。

　　这里迅速进行并完成换届选举的前后，海峡对岸也适逢北、高市长选举。就每日凤凰卫视新闻所见，热闹的选战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而两市候选人管他是党派推举的、独立参选的，个个出来得明明白白，没有哪方神圣可以内定。一个台北市市长职位，最终的竞争者就有六人，这六人都得在市民面前亮相、尽量向市民展示自己的主张、能力、人格力量。如果不是出来搅局而是真要想竞争成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充分地跟选民之间互动、交流、对话，而且还必须跟选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一个个身穿印有自己姓名的背心到市场、学校、大街小巷，到所有有人群的地方争取选民支持…...这到处巡走、争取支持的过程少说也有两个月了，只要愿意，每个选民都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在候选人之间进行比较。虽说选战中的互相骂阵、抹黑暴露出某些需要克服的劣质选举文化，但在选举的根本方面，台湾同胞正在给我们上课：无论选官还是选代表，整个选举中的真正的主角是掌握着他们政治命运的民众。对此，官员也好代表也罢，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

　　2006-12-7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f79650100cesy.html

吴稼祥：生与死

Tue, 10 Mar 2009 16:58:07 +0800

幸福与德性不对称，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难题。这个难题的含义是：有福的人未必有德，有德的人未必有福。更有甚者，往往正直的人要走弯曲的人生道路，有才的人要过无财的困顿生活。

　　在中国古典作家里，对此感受最深的人，可能要算司马迁了，他那篇《报任安书》，无论何时读之，都心欲潸然。只是为了上面说句真话，结果下面的话儿没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就是为了让在自己裆下被割掉的东西，在历史的裆下重新长出来，肉体不能繁衍了，让精神繁衍。如果要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章中投票选出一篇文章，我会选太史公的这篇雄文。

　　因为自己的这个经历，他对自己笔下有节操而不善终的人充满同情，比如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中国最早的和平主义者，不赞成以暴易暴，为了抗议周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绝食而死。司马迁于是感叹：“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然后，他又列举孔子和他的门徒们的饱学而饿饭，诘问道：“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而大盗盗跖，杀人如麻，反而寿终正寝，到底有没有天道？

　　从前看到太史公写的这段愤激之辞时，我也长吁短叹。去年底到西南某省出差，听到了一死一生的两个故事，有一种感觉，天道之行事，可能非人所能窥其全豹。

　　先说死的故事。我有个年轻朋友小D，是某市警局督察。某日午后，与妻子上街，在某大学门前看见一男子当街撒尿。他于是摇下车窗，劝他注意礼仪。谁知那厮非当不知羞愧，反而冲上来，一边口中喷着脏话，一边把手伸进车窗，揪住小D的领口，要拉他下车。出于保护丈夫的本能，妻子慌忙跳下车和那人说理。不料从旁边的一辆车上跳下他的三个同伙，如狼似虎地猛扑上来，妻子的头部遭到重击，小D见势不妙，忙掏出警徽说：

　　“我是警察，在执行公务！”

　　撒尿的那家伙冷笑一声：“嘿嘿，警察？老子打的就是警察！”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肢体冲突，结果可想而知，小D鼻青脸肿，左眼变成了水蜜桃。派出所人员随后赶到，撒尿的伙计被抓住了，同伙逃脱。到达现场的警察局的几个领导像头上被动了土的太岁那样神色凝重地表示，一定要严办肇事者，先拘留，再判至少一年劳教。

　　当时小D就应该想到，敢打小警察的人，肯定不是小混混，如果本人不是大警察，家里应该有大警察。果然，那个撒尿的家伙被带走不到撒一泡尿的功夫，就被放了。那是个惯犯，但有个做警官的舅舅。督察警察办案的督察执行公务被打，却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黑色幽默，这有点像哈利波特生活其中的魔法界发生的故事。

　　“后来呢？”我问道。

　　小D正在开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耸了耸右肩，侧过脸，朝后座上的我轻轻笑了笑：“后来的事不好理解，那个人的舅舅自己开着车从一座桥上掉下去摔死了。不久，原来抓人又放人的那个派出所所长调离了。我们局新任局长来了后，我旧事重提，局长布置马上办理，那个人在打我一年半后被拘留了15天。”

　　再说生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是小D的岳父G。G从小丧母，备受后妈虐待，三九天被逼着光脚站在小河里。历经苦难的人，容易成为两种人，天使，或者魔鬼，G幸运地没有成为后一种人。G这一辈子根本学不会的东西，就是愤愤不平。他知足常乐，只知道老实干活，平平安安活着，对于升官发财没有期望。领导看他老实，非要提拔他当车队队长，他推辞不掉，干了。但几个月后，领导的一个亲戚想要这个位置，让他挪窝，他什么也没有说，还兴高采烈地欢迎占领了他的鹊巢的鸠，在欢迎酒会上给鸠敬了好几杯酒。

　　他的车队是输送液化气的。有一次，他在车队里低头查看压力表，突然一声巨响，一条被爆裂的液化气输送管道绷断的钢缆像刀片一样，擦着他的头顶削过去了，他的头皮被削掉一块，鲜血淋漓地躺倒在地。如果他晚低头一秒钟，被削掉的可能就是他的半个脑袋。等他从地上爬起来，吱吱作响的液化气在大量泄露，他却看不见有什么人在现场。他呼吸着难闻的气味，走过去关上了总阀门，往外走了几步，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事后，领导怕上级追究责任事故，没有上报。领导没有了责任，他也就没有了褒奖，但他有了生命。与生命相比，小小的表彰算得了什么。

　　我不敢肯定这一死一生是天道报应，但也不敢肯定它们不是。不过，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其成员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指望靠天报应，也是正常的。只是，天的报应可遇而不可求。除了生死之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推给天去做。

　　2009年3月2日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2a780100d1p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