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水

众声喧哗下的互联网困境

Thu, 18 Mar 2010 00:20:57 +0800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了3.38亿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数，更是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口数之和。互联网在当下中国人的工作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量的网民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接收外部的信息，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与立场。

从2003年开始，中国网民通过“孙志刚之死”、“重庆最牛钉子户”以及“厦门PX”等事件高调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网民通过这一系列的维权案件以及质疑声音推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又成了一个作恶与媚俗的舞台，网络中不时出现里人肉搜索以及“网络通缉令”，毫无顾忌地干涉私人生活，知名BBS中也大量出现因国籍、地域、学历、收入等差异而造成的相互掐架，相互诋毁等一些列现象，这种被称为 “怨恨政治学”的现象，实际上是愤青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者出现的深层动因。此外，诸如芙蓉姐姐，以及贾君鹏、凤姐等一系列网络恶搞与炒作，使得网络开始朝向媚俗化、轻浮化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网民的急剧增加，使得网络的正负效应相应扩大。一方面，大量新网民的加入可能使得网络成为众人参与公共生活的良性互动平台；另一方面也可能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以及集体的媚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克服后者暴露出的负效应，亦是对前者正效应的完善与保障。

那么多数人为什么会走向“暴政”（诸如出现“网络通缉令”、“人肉搜索”的现象）？为什么还会走向集体的媚俗（诸如对芙蓉姐姐与凤姐的炒作）？要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信息搜寻与获取的方式，也使得我们走进了“信息大爆炸”时代。这样的时代无疑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即对信息横向宽度地认知增强。但因为整个社会的浮躁氛围，以及自身只了解信息标题与大概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很难静下心来对信息有一个深入地了解与思考，即信息纵向深度地剖析减弱，甚至没有。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大量网民对信息一知半解，无法深入，极容易受到那些经过修饰而非常具有鼓动性的信息引导，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民粹情绪，让施暴者们往往轻松地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弱者进行道德审判与围剿，最后诉之语言的暴力，甚至发展成现实的冲突。

此外，由于媒体、商业的极力渲染与炒作，使得在互联网中形成了朱大可先生称作的“哄客”群体，这个群体扮演者大量围观者与参与者的角色，他们使用着自己的马甲对网络丑角（诸如芙蓉姐姐与凤姐）进行冷嘲热讽，“在某种意义上，哄客就是丑角的同谋，享受丑角和呕像带来的狂欢，并且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完成对商业炒作的市场支撑。他们是电视和互联网的消费主体，他们的趣味不仅决定了丑角的美学命运，也构成‘丑角经济学’的支柱，并充当了娱乐型社会的精神路标。”（朱大可语）

在整个消费主义的熏陶与感染之下，娱乐至死成了经久不息的主题，俗文化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电视、网络的主流文化。相反，严肃而又具有深度的节目与文章变成了“电视毒药”、“论坛毒药”。在网络集体狂欢的语境下，每一个人无时无刻地“娱乐”与“被娱乐”，在娱乐的虚脱中有人倒出其中的奥秘——哥玩得是寂寞。

不管是寂寞也好还是狂欢也罢，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互联网中，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确实遇到了诸多困境。大量的社会新思潮与新观念在冲击着我们旧有生活与思考方式，而互联网这样的平台无疑是这一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缩影，如何正确地认识网络，正确地使用网络，值得我们重新考量。实际上运用互联网的海量与快捷，我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多方搜寻与精确整理，以及加上自己对已获信息地深入追问与思考，亦好比对学术地不懈求索，切不可浮于表面，更不可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敏锐与深刻，变得更加自信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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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历史

Mon, 22 Feb 2010 00:44:07 +0800

感谢《1949》里记录了太多“小人物”的命运，让我关注起自己身边的历史。作为南京人我知晓的是雨花台烈士陵园，然而在它的不远处的菊花台却很少有人知晓，我找到菊花台烈士陵园也是通过不停地问路人，一路寻到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门口，门口的一个小保安指了指旁边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口，告诉我菊花台就在这里，我沿着狭小而颠簸的小路一直往上，方才进入陵园内部。

龙女士对菊花台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了卓还来领事，然而我想那八位外交官亦有很多故事值得我们去了解。在回家的路上我正好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老远处就可以望见雨花台的烈士雕像群，气派不已，园内人头攒动，与菊花台的冷清截然不同。或许这两处的不同景象，亦是《1949》中有时表露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现实写照吧。然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她的质感，她的深邃，那段历史不曾远离，因为他们还静静地躺在我们的生活里。

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一月二日陷马尼拉我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学习生王恭玮等，守正不阿于四月十七日悉被害，同年一月十九日，日寇登陆山打根我领事卓还来被囚，忠贞不屈，三十四年七月六日亦被害，呜呼，此九人者皆外交界之英俊，为保全民族令誉而牺牲者也，我政府特将其忠骸运归公葬于名山，后之来此瞻拜者亦知有所矜式也夫。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谨识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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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产业园有感

Sun, 21 Feb 2010 19:36:21 +0800

1865产业园其实是南京晨光厂的原址所在地，再往前推个100多年，此地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南京办的金陵制造局。单位的厂房保存较好，造型考究，与当下那种简易而呆板的厂房有着很大区别，因为原来是一个军工企业所在地，所以很封闭游人也难进去，不过随着城市改造，大量的工厂搬迁至江宁等城郊一带，这块地方于是就剥开了神秘面纱，改头换面成了产业园，加之周围建了很多大马路与高架桥，厂房周围没有往日的遮挡，从外望里基本一览无余，厂房整齐一致，规整壮丽，气度不凡。

今日绕进厂内，随处拍照，不免有些感想。其实早在前几年《走向共和》热播的时候，南京本地报纸就报道过1865的历史，所以南京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现在南京的古遗迹越来越少，实物消失，历史的质感也随之消失，当然此乃城市规划之大忌之处，暂且不谈。

且说有次和陈老师课间交谈这1865的历史，正好那课是谈日本问题，索性陈老师就在课堂上发挥了一下。他大概的意思是，南京有个金陵制造局也就是现在的晨光厂，它是1865年洋务运动时期建设；在日本，三菱公司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技术上都不如晨光厂，而且建立的时间也晚于晨光厂。然而经过这100多年的发展，三菱公司早就成为了世界大公司，而晨光厂还只是一般性的国有企业……

有时候我们对于历史缺少一种比较意识，金陵制造局在建立五年之后，岩崎弥太郎接手了长崎造船厂，1873年，造船厂更名为三菱商会，接着随着企业的发展，涉足了多种行业，在日本的现代化工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菱制造了大量的飞机，其中包括参加了珍珠港事件的著名的零式战斗机。
中国和日本，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太多可以比较的参照物，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其纵深，在于其内部的深邃，在于其幽暗的细节。其实今天本不是为了拍摄1865而主要是去附近的一处烈士陵园——菊花台烈士墓。关于这个墓还待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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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与国家

Tue, 15 Sep 2009 21:59:13 +0800

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一词或许和古代中国人理解的不大一样，他们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疆域领土划分，这与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有着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方近两百多年以来的交流与对抗，也就是中国渐渐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这中间虽然有过停滞与倒退，但终究在慢慢改变。而我们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后”，与国家的互动，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在构建公民社会过程中的挫折与努力，无疑成了这转型中国里最值得研究，最值得反思的样本。

今天，当我们再次讨论“80后”问题之时，不应该像当初猎奇一般仅仅针对“80后”群体自身性格、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讨论，或许应该把视角放得更加开阔一点，追溯“80后”现代意识的内在动力，以及“80后”与国家的内在联系。也许，当我们把“80后”放在一个国家改革年代的背景之上，放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社会急遽转型的背景之中，综合各方因素来解读“80后”，或许会显得更加理性。

改革开放无疑是“80后”群体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说得极端一点，没有改革开放，那么80后就失去其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理研究的价值。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会类同于“70后”、“60后”、甚至“50后”，他们亦不会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固然成为了“80后”发展的源动力，但“80后”将何去何从，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按早几年的社会舆论看法，对“80后”持有着非常消极的态度。他们把“80后”群体中自私自利的部分过于放大，把“80后”的标新立异追求个性的部分当成了自我放逐，自暴自弃的注脚……

很自然的，社会上流露出把国家交给“80后”管理，国家就会完蛋这样想法，但那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误解罢了。殊不知“80后”在互联网时代，用着手里的鼠标、键盘，已经开始介入国家的公共事务。不可否认，因为网络信息的海量，以及观点的多元，让更多“80后”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开阔了视野。有甚者，在网上建立了国家领导人的粉丝团，用80后的方式消解政治的古板；当然，“80后”利用互联网对社会事件进行不懈地追问，华南虎事件最后的水落石出，“80后”网民功不可没。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交流平台，无疑也成了80后交流、交友的最佳方式，在这样的载体里面，催生出诸多志愿组织，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这个由个人出资，深入事发现场，给网民发布第一手新闻的公益职业。这种由过去国家叙事（国家电台）转向个体书写（博客写手）的变化，无疑也是“80后”群体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

与其说“80后”开始以个体行为，来证明其自身价值。这种在外表看来是渐渐淡化国家背景的个体意识觉醒，不如看成是“80后”和现代国家的良性互动，这若隐若现的“国家——个人”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或许就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界限。而父辈们的时代把两者的关系模糊化，甚至同一化，造成了诸多问题。我以为，“80后”群体的集体记忆会和父辈们的国家想象有很大不同，父辈时代更多是通过政治口号以及政治指令来强化国家意志，并在口号和指令下把自我完全融入到国家中去；而“80后”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更多是以个体或者某一个群体组织的形式出现，虽然没有整齐划一，但终究是殊路同归。

“80后”的这一行为结果，一方面是“80后”自我意识、公民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和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有着深刻联系。在看似与国家关系日渐淡化的“80后”身上，其实潜藏着一种对国家高度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或许这样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最后内化成对公民社会的坚持与执着，内化成对民主与自由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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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的“体制化”

Thu, 09 Jul 2009 12:35:47 +0800

教育部门要求学校暑假期间不允许补课，然而这样的禁令却没有得到本应欢呼雀跃的学生支持，最后他们说“还是补课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这不禁让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电影中渗透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即“体制化”，用主人公的话说：“起初你痛恨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中学阶段永不停息的考试、补课，已经让他们从最早的不适应渐渐变成习惯，在带有机械化性质的学习状态下，他们渐渐变成了需要管束与驯化的主体，而教师这个“体制化”的具体形象，无疑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感，一旦学生离开这样的状态和体制，也难怪发出“再回体制”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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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报新闻背后的故事

Tue, 02 Jun 2009 21:31:14 +0800

去年此时，我还在采访即将要毕业的大四学生。然而此刻的我，不知不觉从采访人变成了受访人。以前是看着别人毕业，现在自己也不得不告别了。去年此时，我采访了一些大四学生，问了他们很多大学四年中的发生的故事。我在采访之前告诉自己，这群大四学生身上有许多值得我深挖的东西。因为他们是第一届毕业生，他们会有与其他年级完全不同的记忆与思考，他们见证了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许多容易被人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组合与拼贴，实际上也是一部生动的学院发展史，这些故事里有兴奋、有失落、有自豪，也有悲伤。他们有过寄居异校的失落，有过对大学教育的质疑，有过破釜沉舟的勇气，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他们当中的一些集体记忆，将无法复制在其他年级之中的，这样一种独特而富有激情的记忆往事，值得我们去了解，这样的了解不可仅仅当成一种新闻故事的猎奇，更应该从当年的困境与尴尬中挖掘出第一届毕业生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校报的学生记者，我有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记录下这第一届毕业生，若干年以后大家也许可以通过我写的稿件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学院当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期许可能是每一个新闻人的理想，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时代进程，让读者记下这一群人。

采访毕业生只是我在记者团众多采访中的一个。在每一条新闻的背后实际上还有着更多的新闻故事，当然有些是可以呈现于纸上，有些却只能沉淀在心底。在院报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尽力地挖掘校园故事。我以为，校园的面积有限，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着非常广阔的报道空间，关键在于你的观察与思考。有些人总是在抱怨校园以及城市的无趣与无聊，但殊不知在这些无趣与枯燥的背后实际上却充满着有趣而丰富的内涵，而学生记者无疑起到了一个“发掘无趣之后的有趣，描写无聊之后的有聊”的功能。这样的报道往往采取小视角切入，经过细致而扎实地采写，最终显现出的是一个大背景的维度。

我写在院报的第一篇文章，其实不能算是一篇新闻而只是篇时评，题目是《不仅仅看上去很美》主要是批评当时的大学社团往往空有架子，华而不实，无法提升真正的校园文化，存在着“看上去很美”的问题。现在看来，大学社团一方面是组织者对社团的目的以及功能模糊不清，略显浮躁与粗糙；另一方面社团参与者的心态亦值得分析，比如大一时大家踊跃参与社团以及校园活动，到大二后由积极参与转为不冷不热，到大三、大四基本成了消极对待或者干脆不管不问，这样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何分析如何解释，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所没有涉及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大学社团的建设的好坏，直接关切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大学校园中的绝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会与社团存在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社团，如何建好社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也使得我继续把关注点放在大学社团上，也就呈现了一篇《关于大学社团的一切》这样的稿件。这篇稿件分了三个部分来写，一个是写学校话剧社，另一个写的是大学生创业协会，最后写了学校对于社团的管理。在采访当中，我选择的两个社团其实都非常具有特色，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尴尬。从话剧社而言，因为当时学院的条件所限，他们的演出更多是借助其他学校的场地，根据当时话剧社负责人的说法，话剧上演的时候，不少人是站在礼堂走道上看完演出，并大获好评。但也导致了他们的影响力更多是在校外而非校内；而创业协会的问题更多出在了管理之上，因为社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同班同学，往往不好意思指出对方问题，结果社团问题越来越多，不得不草草收场。不过从我与他们的交流感受而言，社团不管最后成功与否，实际上对他们这些社团的参与者而言都获得极大的锻炼，这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内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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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清醒，何以理性？

Thu, 14 May 2009 03:59:59 +0800

按：此文是回应一个同学写五四的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把自己理解的“五四运动之激进”与“当下青年之理性”联系起来解读，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仅仅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种理念与激进的信心的话，就失去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启蒙意义。同样的，如果把当下青年的爱国热情与行动理解为个体的清醒与理性，会存在着盲目乐观与过分自夸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反映在当下青年身上更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自省与宽容态度的缺失。我们一方面急切地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受害人心理”来对待世界上不同的声音。

我们回头看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其目的在于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和改变中国之命运，以期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科学。作者认为在东西方文化认同方面，五四后期渐渐走向激进的危险边缘，尤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但我以为，鲁迅之所以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背景在于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熟稔与反思；胡适倡导白话文写作，实际上是建立在自身扎实的古文功底与现代学术训练之上，这和我们当下青年不去读元典而妄加揣测先哲之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我们不应该从五四的具体结果去理解五四，更应该从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内涵去着手研究。

实际上，作为当下青年人来回望五四应该抱以更多的谦卑与反思。我们今天怀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怀念的是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大学精神的包容与开放。在这些怀念的背后，我们不该回避自身渐渐从价值理性转为世俗理性的趋势，更不应该回避大学与社会的过度联姻，而失去了大学自身的独立性与先锋性。个体的清醒与理性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显得异常重要与紧迫。但清醒与理性的形成，不是盲从于某一种声音，某一种理论，应该怀着质疑的精神去大量猎取各方观点，最终化为自己独立之思想。

从九十年前的“五四一代”到今天的“鸟巢一代”，这中间的试错与发展，见证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科技的现代化更是社会治理与公民社会构建的现代化。当然，这中间青年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亦不可过分放大。朱学勤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存在。所以，作为青年人不可孤立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更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改变中国。一旦打开这样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中国、审视自己，那么我们就不会盲目自信，而会更加扎实地迈向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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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生遇到理想

Thu, 23 Apr 2009 16:17:03 +0800

      四年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开学报到时候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在临近毕业的许多夜晚，卧谈会的主题不由自主地把回忆当成了主题，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充满着悲伤与不舍。在这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环境里，对于往昔的回忆似乎又暗藏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宿舍那小小的地方，能不能装下我们大大的理想？抑或，我们早已折断了自己理想的翅膀。

    大学生与理想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如今大学生们过早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奋斗，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面前，坚定地站在了现实一边。他们考虑最多的是 “这个对我今后找工作有没有用”、“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疑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多这样的疑惑，就会让大学渐渐成了功利主义的乐园，成了培养犬儒主义的场所。看似理性地报考热门专业，学习“有用”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而非价值理性的要求。

      我常常在想，如果大学没有一点点理想，而是整天在迎合企业，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那么和技校，和企业培训机构又有多少不同呢？我们切不可把理想放大化，更不要把理想抽象化，理想其实更多是一种兴趣，一种自己排除功利心态而为之努力的驱动力。理想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的缺失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代人的沦落。细细想想，理想的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悲剧？大学生如今在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常常迷失了自我，大学生的人格也随之过早的社会化、世俗化。大学渐渐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不容否认，大学是应该介入社会、影响社会，可如今大学的介入与影响，往往是一种被动姿态，且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当大学生遇到理想，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来应算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如今却不停地拷问着我们。我们应该何如面对，如何在转型中国面前坚守理想？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具有讨论价值的命题。我以为，这还是要回归大学，回归大学那些所谓“无用”人文经典课程，在经典当中寻找一种价值信仰，这样才不会在大学四年以及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迷失自我。理想的缺失背后深层问题应该是信仰的缺失，一种对学问不停追问，对现实不断质疑的缺失。

      在临将毕业的卧谈会中，我们谈论许多过去的趣事：学老师蹩脚的讲课，回顾某位同学大一到大四的各种外号，还有谈那些风花雪夜的故事。但，没有人谈论自己当初的理想，宿舍那小小的地方，实在挤不进一个叫“理想”的家伙。扪心自问，大学四年，收获几何，也许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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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公民意识的发展

Tue, 10 Feb 2009 01:05:06 +0800

“8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一方面，大量外国企业、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80后享受到了物质与技术给他们带来诸多方便；另一方面，在这三十年间，社会意识也在急剧变化，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被80后所接受并实践，使得80后渐渐扮演起社会公民、社会新生力量的角色。他们不断地介入社会重大的公共事件，比如“华南虎事件”、比如“汶川大地震”。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器物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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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记忆

Wed, 04 Feb 2009 20:36:45 +0800

      南周小组其实早已经脱离了《南方周末》这样的载体，从之前的评报小组到如今的无所不评，其自身的锋芒性已经远远超过体制的底线。我以为，当初设计这个小组的时候，没有会预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般的无奈和壮烈。或者说，平淡和理性应该是小组当初之时的愿景，而激烈和锋芒竟成了小组最后的归宿。
      与其说是《南方周末》这张报纸的品质决定了本小组宿命，不如说是在外界干扰以及过激反应状态下，催化了这一小组的灭亡。一个小组的倒掉，很容易被赋予更多的意味，更可以被认为具有了英雄主义般的意味。当然，我们不缺少这样过分地溢美之词，我们更不缺乏更多的隐喻。
      此刻，我只是为一个小组即将关闭感到一丝悲凉。这种悲凉无关政治、无关思想。只关乎我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我记得我在这个小组发的第一个帖子是关于我和南方周末的。我写下了我从南方周末上学到的知识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匆匆几年过去，南周之前于我的启蒙与指引，现在越来越淡化了，不知是南周的退步还是我个人的进步。也许在这一退一进之间，许多问题才渐渐变得清晰。
      你可以看见，充斥在社会上的犬儒主义、乡愿意识以及假大空的谎言毫无保留地在一幕幕地重复上演，可身边的人却仍然为之疯狂和膜拜。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个聒噪的年代竟然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我终究是一个小网民，一个小读者。南方周末、南周小组、豆瓣网……某种意义上说，这无非只是一个个名词。今天南周小组被关闭了，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小组“继续理想”；今天南方周末停刊了，我可以去买另一份报纸“寄托理想”；今天豆瓣小组停运了，我可以去另外的网站“围观理想”……所以说，我们不缺少被赋予和隐喻的载体，我们缺少的是记忆的内容。
      徐贲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此文的目标也就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记忆南周小组的过往。我们的民族不善于记忆，其深层的问题应该是不善反思。往往个人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彻底（如顾准、李慎之等），但仅仅只是个人，而这种带有着偶然性的个人反思终究无法使得这个民族变得强大和永恒。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对于我，对于我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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