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06 Jul 2008 02:56:58 GMThttp://dushuzhi.comhttp://www.feedsky.com/feed/dushuzhi/sc/gifhttp://dushuzhi.comhttp://dushuzhi.comenSun, 06 Jul 2008 02:56:58 GMT2008-07-06T02:56:58Zenhttp://item.feedsky.com/~feedsky/dushuzhi/~6345927/90419226/4453863/1/item.htmlhttp://dushuzhi.com/?feed=rss2&p=538 韩振远  　　大概是因为学无所长，我读书时渐渐养成了一种坏毛病，随意翻检，随意乱放。时间长了，我的书自然分成了三摊：书桌上一摊，这是些经常要翻看的书；书架上一摊，这里的书，有的从买回来，就一直放在那里。我感觉只有把书放在书架上，才算是对书的最高礼遇，因而，有时候也刻意把书桌上的书放进书架，按类别插放，但过不了多久，这些书又会回到书桌上，层层叠叠，形似危楼，几番下来，就懒得理会。妻子见状，专门在书桌前放了个小书架，把这些书全都安置在这里，让我抬头可见，伸手可得，这些书才算有了安身之地。另一摊在床头。我有个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想睡觉，不找本书看就睡不着，看完了又随手放在床头，时间一长，床头自然也书满为患。另外，还有一些游勇散兵，经常出没在沙发上，饭桌旁，妻子手勤，一经发现立刻打发掉，倒也不足为患。 　　我也曾为自己的这些坏毛病烦恼过，为此，还专门参观过一些作家、学者的书斋，想看看别人是如何藏书的。但参观的结果令我失望。这些人的书也不过是分门别类放在书架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我对藏书有一个基本原则: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应该让人阅读使用方便。若像图书馆那样，对个人来说，并不可取。 　　没想到，一位曾读过图书馆学，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的朋友，看了我混乱的藏书后，竟为我找到了这样放书的理由。他说：你的书，看似混乱，实乃有序。凡放在书桌上的书，都是你心仪的经典，要经常看，经常用；放在床头的书，都是些轻松好读的书；而书架上的书，则是近期无用，或者是从来不读的书。这么一说，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书为什么会经常跑来跑去，那么不安分。 　　这样藏书，其实与我读书的心态有关，也与书的类型有关。 　　有些书，只适合放在床头，躺下来，读上几页，会像催眠曲一样，令我入眠。读这类书，不需要动脑子，看似津津有味，却不能使人得到什么，也不打算从中得到什么，读了也就读了。前两年我读武侠小说就有过这种感觉。即使不躺下来读，也只是娱乐休闲，和在外面与人玩扑克、下象棋并没什么区别。人的修养学识不同，境界有异，读书的感觉也就不同，但不管是谁，睡觉前读的决不会是晦涩难懂、费人心力的书。欧阳修说钱思公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想来也是这个道理。 　　有的书，还未读，就让人肃然起敬。要读时，先抹桌，净手，正襟，若朝拜先贤一样，准备好了纸笔，伏于案前，细细读来，不时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以至过后，还想再翻翻。我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有这种感觉。因而，这两种书是要放在书桌上的。 　　有的书，只适合放在书架上。就像一个位尊而又冷漠的贵族，让人敬而远之，原因是你与他的身份太不相当。学养不够时，这类书就像是天书，怎么也琢磨不透，勉强读，也只能是如坠雾里，除了让人莫名其妙，还会让人自惭形秽。我的书架里就有这么几种书，如黑格尔的《美学》、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全集》。买来时翻过几页放进书架，至今没再敢动。 　　当然了，还有的书，买来就后悔，如同请来了个衣饰雍容的骗子无赖，一看就知道上当受骗，只好放进纸箱里。这类书，本身就是些文字垃圾，不提也罢。 　　近来翻陈子善先生编选的《叶公超批评文集》，惊奇地发现，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叶公超先生竟然也为书的分类发愁，凑巧的是叶先生也把书分为三类，放在不同的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也不查的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又不分彼此了”。看来，无论再大的学者，读不同的类型的书，也会有不同的心态。 摘自中国文化报韩振远读书杂谈读书Sun, 06 Jul 2008 10:56:58 +0800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8#commentshttp://dushuzhi.com/?p=538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8http://dushuzhi.com/?feed=rss2feedsky/dushuzhi/~6345927/90419226/4453863http://item.feedsky.com/~feedsky/dushuzhi/~6345927/90029444/4453863/1/item.htmlhttp://dushuzhi.com/?feed=rss2&p=537文：陈晓明 出处：文艺报 2004年 　　2004年，阎连科的《受活》的出版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几乎是突然点燃了一堆篝火，照亮了乡土中国的那片晦暗之地。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现实主义”的旗帜，使乡土中国获得了一种高昂的形象，同时也被规定了一种本质与存在情态。现在，阎连科抛出了《受活》，它把我们所认为的后现代之类的解构中心、历史祛魅、文本开放与黑色幽默的多样性元素卷进了它的小说叙事，如此纯粹的乡土，却又显示出如此强大的文本内爆力，它使乡土中国以其自在的形象反射出后现代的鬼火。 　　当然，如果要追溯乡土中国与后现代沾边，阎连科的《受活》并不是首当其冲，同是河南作家的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就以极其夸张的荒诞手法把乡土中国全盘戏弄，在时空的错位中，把后现代的未来强行拼贴进乡土中国，结果制造了一幅怪异而忧伤的故乡图景。但这部作品以其四卷本超量宏大的规模让柔弱的读者望而却步，而评论界也只表示了谨慎的观望。这使人们并未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更大可能性方面来理解它的革命意义。现在，阎连科的《受活》更鲜明更清晰地提出了这一指向，它使人们可以集中注意力去思考当代中国文学可能被开拓的一大片区域。 　　《受活》讲述河南某残疾人村庄的生活，整个村子都是残疾人，可想而知这里的生活有多么艰辛。对于阎连科来说，他并不想单纯展示苦难兮兮的生活，他要发掘的是这其中所蕴含的更为复杂的历史以及更有活力的美学效果。在这里，历史被那种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所击中，不管是主人公的茅枝婆，还是异想天开的柳鹰雀，或是别的什么人物角色，他们的言行，他们携带着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被一种生气勃勃的戏谑或嘲讽所渗透。有意运用的方言以及奇异的(开放式的、不完整的)文本，都显示出一种“开启”与千变万化的形态。一方面是最朴实土得掉渣的乡土生活；另一方面却是有无穷意味的文学性。这一切都令人称奇，两种最不可能融合的因素在这里却被混淆在一起，而且不留痕迹。乡土生活通过方言，通过文学作品最基本的织料，显示出它的强硬的乡土性。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发掘出那么多的后现代性因素：对革命史的挪用，怀恋与拆解并举，光大与祛魅兼顾，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分裂的、对立的、自我迷惑的意义上展开。这里我并不想详细分析《受活》这部作品，这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奏效的，我只想通过《受活》看到这样一种可能：对乡土中国的描写完全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或美学趣味连接起来。 　　阎连科历来是一个本分踏实的人。但这回他的举动是有点异乎寻常。实际上他在做着当代文学长期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乡土中国在文学表现上的固定格式被打破了，乡土中国在保持自身的本土性特征时，却可以最大可能地运用后现代的表现方法，并创造后现代的美学效果。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本土性、传统、民族性……这些经典性的词汇那里困守，要保持中国特色，要写出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就只有依赖民族性的表现形式。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却是伴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全面扩张，伴随着高科技和资本输入，总之伴随着经济神话而不断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使中国的文学陷入了尴尬的困境。 　　早在“新时期”之初，文学的现代派就试图搭上“现代化”的时代快车，但其合法性一直就在多次的意识形态斗争运动中受到质疑。而实际上，在文学上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意识流”小说只是浅尝辙止的试验，在对文革的历史反思中，它总算与中国本土现实狭路相逢，但它的“外在性”(西方现代派的特征)是明显的。即使如此，它也没有充足的现代主义色彩。直到1985年，刘索拉、徐星才让文坛感觉到“真正的现代派”诞生了。显然，这样的现代派离中国现实经验有点远，它只是激进的青年叛逆群体文化的一种表达，人们依然会把它看作是在西方现代派阴影底下勉强长成的温室里的植物，不久之后，就有“伪现代派”这种说法表示质疑。“寻根派”的走红，显然是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里获得启示，原来回归中国民族本位也可以与现代派沾亲带故。但“寻根”从文学的意义而言，并无多少现代主义或别的什么花样，它只是提出一个隆重的口号，在文学的表现手法，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它与经典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当年李锐提出过，现代派，刻骨的真实而非一种主义。这是试图为他本土性书写又能保持现代派的美学提供理论依据，但李锐的创作实际还是未能把二者缝合起来。“先锋派”倒是有理由被塑造为“后现代主义”的探索者，但其形式的意义压垮了历史／现实的存在面目，中国民族本位的生活情态也只是形式实验的副产品，可辨认的本土性主题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过于模糊难以辨识。随后的“晚生代”或七十年代出生、或“美女”写手们，确实可以在观念的意义上建构一个当代中国城市化或时尚化的幸福图景，但其“本土性”无疑不那么纯正，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作品的观念意义其实远远超出民族本位给定的那种含义，它是关于未来的期望或承诺。 　　在这样一个简略的历史梳理中，不难看出，关于本土性与文学的创新／发展观念是背离的。这使要表现典型的中国本土性的作品就不能在表现方式上花样翻新；而要在观念或形式上来点变化，那就只能描写城市或青年人的时尚生活。后者经常并不需要文学创新的方法论活动，只要一些观念内涵支撑就绰绰有余。 　　现在，阎连科居然在描写乡土中国最质朴本真的生活情态时，却可以包藏着某种解构历史的思想，而且文本也奇怪地把方言与文本的开放性实验一道混合在一起。这是最土气的中国农村生活，却又包含了最大胆的文学重写历史洞穿历史的那种思绪。《受活》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解决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瓶颈问题：1，这就是传统现实主义如何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势态；2，对乡土中国的描写如何可能与更大幅度的艺术创新以及文本实验结合在一起；3，后现代的思维是否有可能引进对中国本土历史／现实的深刻表现；4，汉语言文学是否可能以其最具有历史内涵而又具有文本的文学性从而成为世界文学的最后一块领地。 　　事实上，近年来，一大批有作为的作家试图冲击这些瓶颈。熊正良、鬼子、东西、荆歌等人都设想在回到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中来重建文学的思想力度与审美表现力。确实，他们的作品在回归现实主义这点上达到当代小说的高度，也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寻求的更为多元和丰富的表现手段，他们一再通过反讽、通过语言的局部修辞来解放叙述。但完整性和持续的单向度的叙述时间还是使他们的作品受困于现代性美学的范畴。当然，他们做了相当有效的探索。例如熊正良最近的《我们卑微的财富》，终于使那种紧张的阶级冲突转化为文本的活动。马福最后向自己的肚子上捅了一刀，但那个“畜牲老扁”把那把刀从窗户扔了出去，马福的仇恨和潜在阶级压迫都在这一时刻变得模糊了。熊正良对一种美学趣味的寻求超过了对现代性的阶级斗争的悲剧性后果的热爱，这是值得深思的。林白的《万物花开》写的是一个底层少年的不幸经历，但林白通过那个脑中的瘤子来展开超越现实的叙述，语言的飞扬被带动起来了。关于乡土中国的存在困境，通过语言修辞而被瓦解并获得一种诗意的透明性。我们可以看到，回到乡土中国的生存困境也是近年作家的一种倾向，在对这种境况的书写中，急待寻求一种更为多元的和更富有文本张力的表现方法。我们隐约可见一些后现代的火花闪烁其中，它使长期不能逾越的障碍被一点点拆除，当代本土性具有了更深厚的力量，并且获得一种美学上的奇异性，真正是世界文学中的神奇的“他者”。阎连科做出了一种开创，那一度平熄的后现代鬼火在他的文本中闪烁，它是引诱、是召唤，在文学衰退的暗夜里，它是对未来的预言。书评荟萃乡土中国后现代的鬼火Fri, 04 Jul 2008 17:20:04 +0800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7#commentshttp://dushuzhi.com/?p=537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7http://dushuzhi.com/?feed=rss2feedsky/dushuzhi/~6345927/90029444/4453863http://item.feedsky.com/~feedsky/dushuzhi/~6345927/90025513/4453863/1/item.htmlhttp://dushuzhi.com/?feed=rss2&p=536文：雷达     关于《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我尚未拿到书时，已是好评如潮，批评界不少同仁给了它极高的评价，当然，网上也不乏尖刻的批评，看来这是一部将会引出大量新话题，并可能引起长久争议的作品。在这一切之后，我才开始了我对《受活》的阅读。我在此表达的只是我对这部作品朴素的看法。     四年前，我在《荒诞而凝重》一文中说过：“《日光流年》是关于生命的一个大寓言，是中国化乡土上长出的一棵荒诞之树，它正面是写死亡的，其实是面对死亡写生存的，直接追寻生命的本源意义”。两年前，我在《权欲与情欲的舞蹈》中说：“阎连科正在不断地生产奇书，仿佛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土味与洋味，本土的与现代的，传统的与先锋的，写实的与表现的，形似的与神似的，扭合在一起，概而言之，阎的写作特点是：充分的本土化与新异的现代精神之融合”。我之所以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乃是因为，在看了《受活》以后，深深感到，现在我要说的还不及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话更到位，作为对阎连科的个性特质的把握，这些话没有过时。     无疑地，《受活》是有相当分量的，也是近年来绕不过去的一个长篇。它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一道，让人信服了阎连科是个重量级的作家。《受活》是写乡土的，却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乡土。应该说，它绘制了一幅荒诞而惨烈的中部贫困乡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国人的某种灵魂状态。对此，作者是有清醒的追求的。他说，真实只存在于某种作家的内心，来自内心的、灵魂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些话当然不无道理。然而，所谓我们几十年倡导的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元凶云云，就不知该从何说起了。这几十年的文学究竟有何得失有何教训，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一个作家情绪化地发出某些违背常识的即兴的说法，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如此武断的态度表达，不免让人颇感意外。     回到《受活》上来。它的焦点始终对准中国的乡土，是本土化的，但我觉得它也可能受到过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的某种影响。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隐线，写茅枝婆，孩子们，以及受活庄人的悲凉的历史(《在我弥留之际》曾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母亲与一家亲人的那种悲怆，无爱，顽韧的生活，叙述最终埋葬母亲的乡村故事)。另一条是明线，写一个曾是公社的一般干部的柳鹰雀发迹当上县长后，梦想创造经济—政治奇迹，欲把列宁遗体购到受活庄安放展出，既获得大量门票收入，又获得“坚持马列”的美誉。购买遗体需大笔资金，于是利用受活庄人(残缺人)组成绝术团到处演出，把残疾人当作挣钱工具。两条线索交接碰撞。茅枝婆以“退到自耕状态(退社)”为条件，答应让受活人演出。结局是，列宁遗体没有买进，柳县长却遭到处理，他意外地被车轧断了腿，成为受活庄的一个成员；而获得丰厚收入的受活庄人则遭抢劫，遭讹诈，弄得人财两空，受尽了屈辱。     从《受活》所展示的艺术图景可以感到，阎连科是一个对中国乡土有着痛切而深刻的感知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的揭示确有某些独到之处，尽管是以那样惨烈的，酷厉的，怪诞的，不忍卒读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受活人，也即写乡村的弱势群体，写他们的苦难和追求，心灵的苍白，以及对权力的恐惧。同时他还在不经意中写出了如柳鹰雀那般乡村干部的精神状态，比如领袖欲，权势欲，光宗耀祖之类。柳鹰雀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物质掠夺和精神尊严的践踏上，因而必定失败。茅枝婆的“退社”、“脱县”，虽包含着保持人格尊严的动机，但即使受活人从此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县的行政管理范围，它能回到先前那种“理想”的状态中吗?茅枝婆习惯于穿上寿衣抗争，到死也是这样，她以她的一生，来祭奠畸形的时代。真实的生活总是残缺的，受活庄的残缺人也是时代生活的某种象征。作者深知乡土，他能看到乡土中精神真实的一面，比如，他发现乡民个性中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民间化”，而是“社会化”。这里对现代国人所进行的精神拷问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批判”，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精神变异”的揭示和对人的精神的现代化的呼唤。     阎连科说，他的小说表现的内容，有时候主要来自内心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写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妨碍了他对生活做出更准确深刻的描写。柳县长的描写就时有简单化和漫画化，缺乏对其心灵世界横向和纵向的开掘。对阎连科来说，艺术表现上的本土化追求早就开始了，用土里土气的充满野性的方言来写作，也早从《日光流年》就开始了。这不止是一种语言追求，更是精神追求，所以他才说：“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受活》书评荟萃雷达Fri, 04 Jul 2008 17:07:34 +0800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6#commentshttp://dushuzhi.com/?p=536读书人http://dushuzhi.com/?p=536http://dushuzhi.com/?feed=rss2feedsky/dushuzhi/~6345927/90025513/4453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