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

《辩论中国模式》(【读品】110辑·荐书·经济)

读品 — Fri, 15 Jul 2011 23:42:15 +0800

丁学良著，《辩论中国模式》，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35.00元。

当前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倍增。伴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中国GDP最近终于超越日本，昂然迈入全球第二行列。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等领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浪头潮流几经变故，从最初的“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再到曾经一度颇为流行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讨论也来凑热闹，各自领潮流一瞬，俱往矣。

中国真的如此与众不同么？在丁学良看来，雷默等人推广的“北京共识”在国内影响远远大于国际，在商界影响更大于学术界，“北京共识”里比较实在的核心要素在于“中国政府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政策的各种建议、方案乃至压力，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挑挑剔剔、取取舍舍、凑凑合合，最终自成一体。”不过细数这些表面错杂纷争的话语背后，核心仍旧在于通过寻找中国演进的范式，从中国各自寻找自我的解释与结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亦是如此。

这本出版于2011年《辩论中国模式》看起来是有些晚了，未能赶到上诉议论盛极一时的热潮，但是算恰当时间为一切热闹争论冷峻梳理出清晰脉络——毕竟，有时远观历史，方能远离狂热，更为真切一些。丁学良认为“北京共识”等讨论更多在围绕与经济相关的具体政策、策略相关，而他界定的“中国模式”则更为广泛与基础性。他将中国模式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不仅把视线局限于当下三十年，更是回溯往前。

中国模式过去与现在都与官僚制度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丁学良亦从此入手解剖中国模式，他认为官僚体制的顽固可以称为中国的“常数”。官僚制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故乡是中国，直到今天官僚制仍旧是中国问题绕不开的症结，这是一块无处不在又最容易被遮蔽的阴翳。最为人熟知的中国观察家费正清,曾经在《美国与中国》中断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

从历史眼光来看，丁学良强调中国力求现代化历程中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线底下，官僚体制的存在或缺失乃是一道主旋律，“不管在什么样的大政治制度下（皇权主义也罢，三民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当官僚体制被冲毁了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稳定及治理；重建官僚体制与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利益集团总有两面性，一边在为集团积极追求利益诉求的同时，也隐约构建了整体的稳定，所以美国学者奥尔将利益集团划分为泛性利益集团和分利性利益集团，官僚制亦不例外。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既是维护稳定、全面治理（“大治”）的基本工具，也是抗拒改良尤其是梗阻以民为本的进步性变革的基本障碍，曾经不止一次出于本集团的利益窒息了中国转型、发展和进步的机会。文革时期，毛泽东试图以民众来打破官僚制，最终社会土崩瓦解，而大乱之后的大治也依赖于官僚体制，然而随着改革推进，特殊利益集团的无孔不入也使得改革进入缺乏动力阶段。”

中国发展到今天，伴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转型积累中各类问题也会集中爆发，这一阶段也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官僚集团的身影亦无处不在，国进民退即是表现之一。正如集体行动理论研究昭示，拥有并意识到共同利益的群体，往往并不能为共同利益的实现而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然而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地获得一致行动动力。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有它的集团利益，这种集团利益具有日益与民间利益分离和对抗的惯性趋势。官僚体制越是稳固完整，它掌控的各类权力和资源就越是丰厚，它抵抗以民为本的变革的意志和技巧就越是强韧和精致。

回望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对于下一步如何走，丁学良给的药方之一是八十年代的政治遗产，重拾“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由小众市场经济真正走向大众市场经济。不久前的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经回答，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这也许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模糊性与未完成性，仍旧有待实践探索。（徐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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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读品】110辑·荐书·经济)

读品 — Thu, 14 Jul 2011 21:39:59 +0800

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48.00元。

在中国的转型国家的研究中，东欧转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失败”案例。在讨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模式中，对中国的经济研究中也总是离不开和苏东转轨的对比，以林毅夫、罗兰等人为代表的转型研究专家，在解释中国奇迹的时候充斥着对苏联和东欧转轨模式的批评，与中国相比，苏东尤其是俄罗斯的转轨过程则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料，价格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衰退和国有资产流失，这更彰显中国转轨成就的奇迹性。

秦晖与金雁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力挺东欧（以捷克等为代表的）转轨模式的学者，《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即是秦金夫妇主要观点的结集。在当下中国奇迹之光闪耀全球之时，东欧处于什么情况，国内却鲜有报道与研究，在为数极少的官方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东欧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初转型期的阵痛之后，在过去10年间纷纷走出低谷，成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

那东欧转轨之后的进展如何？与他们相比，中国模式发展的更好还是更坏？越过上个世纪90年代，千禧年之后10年的东欧是否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对东欧体制批评又起之时，作为东欧研究的专家，金雁女士在《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为我们提供了近尺度观察、感受“东欧”的机会，区别于以往话语中有负面色彩的“东欧”，金雁将其更名为“新欧洲”，在他们远离计划经济、苏联体制、共产主义之时，在他们选择民主社会、自由市场、回归欧洲之时，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且最靠近欧盟的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人均GDP为10000美元，2005年）行列，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中。而201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5000美元，这着实让中国奇迹的自豪弱了三分。金雁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新鲜、全面的“新欧洲”。

鉴于“新欧洲”，金雁要谈的或许是中国。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有其精神追求，“索尔仁尼琴在大骂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同时，还不断地警惕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轨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这何曾不是一幅生动的中国现实社会思想图景。相比对中国模式大吹法螺的学者，书记、人民唱红歌的社会旋律，金雁的冷静旁观，更是难能可贵。（聂日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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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读品】110辑·荐书)

读品 — Wed, 13 Jul 2011 00:14:01 +0800

王振忠著：《日出而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38.00元。

王振忠教授在自序中已经述及《日出而作》的缘起，本是《读书》杂志上的专栏。日积月累，境随心转，由日中交通而至徽州，又由徽州而至江南，积成这样一本札记。书中看到的是十数年间作者的学术历程，也是近世东南日常生活的丰富场景。

从近世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脉络来看，江南、徽州、福建、广东等地区无疑是最为活跃、留存文献也较多的部分。恰巧王振忠教授生长于福州，就学于江南，又以专攻徽州研究而著称，此种丰富的经验使其能够融合多种不同的“地方感”于一炉，在历史的细节处构建起立体的生活图景。

譬如开卷第一篇关于“九连环”，便能引出诸多理想。秦淮河上灯火阑珊时，苏州上方山烟火缭绕处，是否有这样的杂耍穿插其间，不得而知。最意味深长的当属那纸文字九连环。曾经听王振忠教授在别处几次提到过，要解通这种字谜，要多少巧思与文字功底，还要消磨相当的时间，正是那些嫁作商人妇的怨女们消磨时光的上品。徽商足迹遍天下，时人称“钻天洞庭遍地徽”，又曰：无徽不成镇。在那个交通并不便利的时代，如此发达的经商氛围其实造就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家庭关系。为了维系宗族组织，男子常常年轻时便结婚，结婚不久即远赴他乡经商，难得返乡。在男子方面，徽商以舍得为两件事花钱而著名，一件是打官司，一件是绣花鞋。绣花鞋者，概指小妾与妓女。常年出门在外，无法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只能以此为策。扬州当年娱乐业之繁盛奢华，背后是徽州盐商的一掷千金。而在另一方面，留守主持家务的徽州女性们，被一种特别强势的贞节观念教化着。

由于这种不稳定的家庭关系，徽州士绅对于贞节观念的教化，似乎特别重视。翻开徽州府志，烈女志在整个人物志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其中有些故事现在看来，心酸多过荒唐。其中一则讲到，某年徽州大水，某处姑嫂六七名女子被围困在房屋中，遇有人驾船来救，几名女子竟说如果搭救，势必接触身体，因而竟拒绝搭救。自知必死之后，几名女子所思量的是死后打捞尸体，身体仍会被人接触，因而临死前，竟互相帮忙，将自己缝入布袋内，后人打捞上来的便是几具装在布袋内的尸首。余视野不宽，就所翻检过诸东南方志中，似此种节烈“事迹”，恐为仅见。而当地士绅竟以褒奖之心态写入方志，彼时士绅之心态，亦不知该作何想了。

这种极端的贞洁意识及其教化，是随着近世东南商业化发展而形成的特别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近世东南的经济发展与商业化进程，给人的印象是繁华与辛劳的一体两面。譬如作者追述福建的老澡堂，一面是浴客的闲适，一面是卖“碗糕”的小伙计的奔忙，实在是很生动的画面。易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王振忠教授说，自己当年在日本的访学经历，只有前半句，没有后半句。这不仅是著者自况，也是对近世东南地方社会的绝好形容。日落之后，一边是不息的机织纵横，一边是不眠的觥筹交错，二者都是东南社会的实态。然而心随境转，过去几十年的学界，常常是只抽取历史的不同侧面，一会儿是《织工对》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会儿是租栈的“罪恶压迫”，十几年后又变成了士大夫优雅情趣的“品味奢华”。乱花迷眼，几个不同形象的东南社会在几十年间不断地被学者们构建出来，不禁要令读者迷惑了。

我们所熟悉的寓言“盲人摸象”，本出自佛教经典，正是欲警醒事物之本真难得，事件之全像（象）不易显现。艰辛困苦、阴暗沉重、繁荣活跃、奢靡精致，都可说是对东南社会的精准形容。士绅商贾的奢华生活仰仗于十亩之家的经年劳作，而又有很多细食小民仰给于大户的一掷千金。如此交错的经济网络，构成了近世东南立体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这片土地上，不论胼手砥足的辛劳，或是丝肉曼妙的奢华，似乎都处于“日出而作，日落不息”的状态。近世东南经济、文化的活跃繁华，正是建基于此的。(赵思渊推荐)

本文刊于【读品】1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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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之：比邻若天涯(【读品】110辑)

读品 — Mon, 11 Jul 2011 00:17:04 +0800

说到日本，从小我们就学会用“一衣带水”去形容。而稍通历史的人，又都会说日本与我们“同文同种”。然而，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邻邦却常常令我们感到是如此不同，最近的例子是日本地震。让我们不可思议，日本地震中几乎没有楼房倒塌，更有甚者，震后受灾群众大多被安置在学校（想想我们的汶川地震）。地震中日本普通民众的反应，镇定得让人吃惊。虽然震后缺衣少食，却只见到商店门口人们默默排着长队，没有出现抢购风潮，更没有听说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想想我们的食盐风波）。这个国家有太多事情让我们不懂：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人民又是什么样的人民？

然而，如果我们稍稍抛开这幅淡定到不可思议的乌托邦图景，去深入地看一下日本国人对于这场灾难的争论，那又完全是另一幅景象。2011年3月28日《纽约客》刊载了一封“东京来信”，作者便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这篇名为《历史重演》中，大江健三郎重申他在《广岛札记》中对日本民族性的批判：当一个和平的民族抱着对强国的幻想而与毁灭性的风险结盟时会有怎样的后果。谈起日本对于战后道路的选择大江心怀苦涩：既然选择了把对它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作为盟友与保护者，这便意味着笼罩在日本上空的核阴影绝不会散去。从核爆炸到核辐射，是什么导演了这场诡异的轮回？我想这便是大江健三郎一直为之写作的“暧昧的日本”。

说起日本的民族性，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大作《菊与刀》，已与其观点一样广为人知：“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这两个符号分别代表了日本人不无分裂的双重性格，它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的两面：爱美却黩武，尚礼却好斗，喜新却顽固，服从却不驯。然而自日本开国140多年以来，现代化进程已经使得日本从“美丽的日本”（川端康成语）走向了“暧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语）。从对传统自足自信到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日本，从毫不迟滞的扩张到萎顿惨败的日本，从向西欧全方位开放却并没有得到西欧理解的日本，可以说日本的“暧昧性”正是日本在向西方、向文明、向强大迈进的过程中，国人和国家被撕裂开的创口。

日本终究是异邦，然反观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与日本又是何其相似？然而作为中国人，现在的我们对日本的近代又是知之甚少的，也许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因为日本在近代冉冉升起之时，正是大清步步衰败之日。我们对近代的记忆几乎被屈辱与痛苦充满，这使我们做不到平心静气去审视对手究竟如何崛起，更无从谈起从对手那里学习也自然没有理性的反思。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的问世无异于一声棒喝。这书写得极热烈，但同时也极冷峻。作者从一个当年的关东军情报员服部老人的故事说起，这故事几乎包囊了日本题目的一切：日本的近代、亚细亚主义、与欧洲竞争、满洲与蒙古、浪人与志士、感恩与谢罪、左与右、忠与义、战与和、胜与败……。作者梳理着日本，心里想的却是中国，他思考着与中国渐行渐远的日本，想的是民族主义的未来与出路。如果说以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时刻在惨痛的教训中反思来得太过轻易的成功与惨败，而我时刻以泱泱中华天朝自居的国人，是否也可以从近代日本的曲折变迁中找到当代中国反思的镜子？

【推荐书目】：
[日]大江健三郎著：《广岛札记》，翁家慧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月，21.00元。
张承志著：《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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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敏：公民如何应对风险(【读品】110辑)

读品 — Sun, 10 Jul 2011 01:06:50 +0800

风险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表现形式，已经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公民如何正确地理解和看待风险，并以此降低自身和社群与风险发生的“交易成本”，已然是个迫切的话题。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为我们详细勾勒现代社会中风险模式的诸多层面：伴随科学技术的昌明发展，不可测性、不可估算性以及不可感知性的特征正在取代原有自然风险赋予的灾害场景。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静默的核电站废墟的场景给予现代人的心灵震撼有多么大。

就所影响的地域范围而言，借助新媒体技术呈现的现代风险极为容易传播，所带来的针对个人和社会的恐惧感也就更容易复制。因此现代风险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并借助资本的流动实现了风险的转移。

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于风险的认识仍然是残缺或是片面的，尤其是对以自然科技为代表的现代风险缺乏必要的重视。法学家桑斯坦在其近著《谣言》中，较为透彻地分析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为何依然受到谣言的蛊惑。

桑斯坦认为，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与偏见滋生了谣言的温床；加之现代传媒手段的催化，乃造成风险事件的复杂化。只有摸清了谣言散布者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传播图景，才能在源头上减弱谣言对于风险事件成本的负荷。这样看来，“无盐以对”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中公民间无言以对的产物。

回到公民如何应对风险的轨道上。就个体而言，很少有人能够面对迫在眉睫的风险而不感到焦虑，但追寻一种与焦虑同行的处事原则并不见得困难。罗洛·梅的《焦虑的意义》对那些无视风险存在而选择逃避的现代人提出了忠告：表象的舒缓方式、物质的堆砌、以及情感的泛滥不过是大众传媒误导民众的惯用方式；只有在名为“焦虑”学院受过教育的学生，才能够面对当下乃至未来的焦虑经验，而不至于被吞没。风险社会的存在不啻是对公民心理素养的一种锤炼。

个体的涓涓溪流终究要回归社会之中。社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受个体，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体质和其未来。在一个以“合情合理的自利”（托克维尔语）为典范的社会里，规避风险的最佳方式就是构建一种黏合性的社会资本，哈佛教授普特南如是说。《独自打保龄》是一份诊断美国社区凝聚力日益衰退的社会学报告，作者试图说明，一个积极而常态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社会面临重大风险考验之时，其情景也就显得愈发的清晰。

【推荐书目】：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17.70元。
[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著：《谣言》，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36.00元。
[美]罗洛梅著：《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37.00元。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独自打保龄》，刘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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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救灾政治学(【读品】110辑)

读品 — Fri, 08 Jul 2011 22:20:24 +0800

weizhou.shen@gmail.com

日本大地震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表明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中，政府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能力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合法性和支持率。对菅直人政权来说，地震可说是个机会：震前已摇摇欲坠的内阁重新获得了国民的支持（因为所有人都觉得现在不是罢免它的时候），尽管具体表现仍遭到诸多指责（那几乎是必然的，救灾中很难做到完美），但地震发生十天后，菅直人的支持率仍然从谷底的20%飙升到了36%。

再比较这些年海地、智利、新西兰以及国内汶川的地震中各国政府的救灾表现，会发现这些应对不仅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而且本身也是当地政治的体现，并被原有的政治形态所决定。虽然有时救灾表现看上去相似，但背后原因则差异极大——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缅甸风灾中，两国政府都饱受批评，但两者差别也显而易见：一个主要是国内批评，另一个则是国外的抨击；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中原本就对政府在救灾中的角色有不同的认定。

在现代的救灾政治中，人们总是会注视灾难发生时国家政府的作为。然而，正如《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一书中所展现的，传统上，救灾主要是基层社会的责任，通常情况下以人们的自我施救为主，除非特大灾情消弭了基层社会的救灾能力。农耕时代，人们对于天灾，也常常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接受（有时被误认为是淡漠、顺从或忍受力）。在其他农业社会亦能找到相像的例子，如1866年，孟加拉饥荒中许多农村家庭慢慢饿死，却没有一声怨言。

但在现实中，社会自救的分寸却很难把握。如果我们翻阅《爱尔兰史》，1845-1849年间爱尔兰大饥荒时，英国财政部次官查尔斯•屈维廉决定停止救济，理由是“避免人民习惯于依赖政府”。这一决定对当地政治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预计80万人饿死，并有150万人移民海外，播撒了对英国政府不满的火种。这使爱尔兰人确信：未来应以某种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地，习惯于自救的中国传统社会，也有许多叛乱是由天灾触发的——元明两朝都是因政府未应对好范围广泛的旱灾而最终覆灭的。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专家主导的风险社会，人们在遭遇突发性灾害时，对政府的期望也有所不同了；总之，政府很难承受自己的无动于衷所导致的代价。而这种预期，事实上又为政府权力深入基层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正如王建革在《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中论证的，1949年后对抗雪灾的过程，也是基层社会被重新组织的过程。1955年内蒙古发生大范围雪灾，损失牲畜251万头；为了避免这种大灾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当地政府深层介入组织牧民定居化并指导抗灾，其结果使国家权力第一次渗透到了基层蒙古族社会。然而，在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时，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依然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时他们反应比政府还快（如这次日本地震中，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比政府更快给灾民发放救济），但已经很难完全依靠社会自救了，尤其是核泄漏这种事故。

平心而论，9级大地震和核泄漏属于低概率高风险事件，一般人很少认为这种事必定会发生，为此倾注大量资源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就像一个人过马路时也不会时刻绷紧神经提防自己被车撞死。哈佛大学风险规制项目主任桑斯坦在他的著作《最差的情形》中，指出了人们对于此类事件两种常见的错误反应：过度反应和彻底忽视。集中精力关注这种“最差情形”（如防止概率很低的恐怖袭击或核泄漏），有时甚至可能是出自一定政客的私利。对灾民来说，这是另一个警示：在一次意外事件拨动了人们对重大且高风险灾害的恐惧之后，人们那种不安全感也可能促使人们重新评估相关政策——德国绿党最近在选举的大胜就拜这次核泄漏事故所赐。究竟如何平衡这些决策，则有赖于开放的公共讨论环境。

【推荐书目】：
曹树基著：《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42.00元。
[美]凯斯·R·桑斯坦著，刘坤轮译：《最差的情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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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野花记(【读品】110辑)

读品 — Thu, 07 Jul 2011 01:49:19 +0800

自然界生生不息，这一事实给我最多安慰。尤其在春日，草木总在那儿生长，想到这，多少芜杂都会化为清净。惠特曼这样讲述他走入自然的信念：“当你在商业、政治、交际、爱情诸如此类的东西中精疲力竭之后，你发现这些都不能让人满意，无法永久地忍受下去——那么还剩下了什么？自然剩了下来；从它们迟钝的幽深处，引出一个人与户外、树木、田野、季节的变化——白天的太阳和夜晚天空的群星的密切关联。”

这种依存性固然可以在理性层面加以解释，在感性世界里，各人却有各人不同的情感。我对植物的喜好多少始于与惠特曼相似的疲惫与失望；而今春观看野花的过程让我更深地感到，在整个成长与城市化的过程中，我究竟失去了些什么。

那一日，日光正好，路过小区一片绿地，见边角一平米见方的土地上，居然生长着五六种野生植物，其中两种开着秀气的小黄花。小区外一角又有几种，品种多数不同。这是我每天必经的一路，至少一二十种野花循着它们的生命节奏在兀自开放。

一棵续断菊从台阶地砖的缝隙中伸展出来，开着密密的舌状黄色花。这是所有小区植物中，我最早认出的一种，它长得很有威慑力，带刺的叶缘起伏卷曲，会扎人。

往岁的哪阵风吹拂着它的白色冠毛带它到这里，让它安家，却终究只能贫瘠地生存，努力在阳光下绽放，结种。但它毕竟没有等到属于它的夏季。四月中我还常常见它，花落叶蔫，日渐苦相。大约一个月后，它随同长在缝中的另一些野草，消失了。它的一部分果实应该已成熟。今年的风，带着它们去了何方？

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中判断，种子从生长的地方传播到种植的地方，主要以风、水和动物为媒介。和续断菊一样，蒲公英是依赖风传播的植物中很典型的一种。五六月间风催熟了种子，绽出白色的柔毛，我们每个在乡间长大的孩子，都有将那绒球举在手中，把腮帮子饱饱鼓起将它吹散的经历。那一刻，我们都成了自然界倚助的传播者。

但不是每一种利用方式都让人欢喜。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穿过我们所认为的那片“森林”——小心翼翼地避开树下的苍耳。结局总令人沮丧：尽管你试图躲避、拨开甚至拔除那些讨厌的家伙，钩人的种子总会粘上裤腿，而除去它又是那么费劲。

梭罗说，有一类植物林奈称为“粘着植物”，“我常常发现自己满身都穿着一件棕色的金钱草外衣，再夹杂着鬼针草针，活像一个刺猬，必须花上15分钟以上才能把它们在方便的地方（对我方便，毋宁说对它们更方便）除去，这样它们便去向了它们希望的地方——被传播到他乡。”我已多年没见到苍耳了，只在书里认出它的摸样，梭罗的观察，使我对小时的经历产生了愉快的感觉。而读到@冬眠不觉老的微博留言：“小时候最喜欢采一满口袋偷偷扔到行人背后，真是狗都嫌的日子！”更使我会心一笑。

在那些狗都嫌的日子里，我比现在认得更多植物，它们就蔓延在田间地埂，几乎在每一个我们经过的地方。春日的紫云英覆盖着休耕的土地，七月的凤仙花染红爱美姑娘的指甲。田旋花柔若无骨，打碗碗花的传说叫我们害怕，而遇到蛇莓总是又惊又喜。

卢梭在药学盛行的18世纪讽刺说，“我在林中高高兴兴地漫步时，如果非要我去想什么发烧、结石、痛风，或是癫痫之类的疾病，那简直败兴透了。”但我记忆中的植物，总是与其用处相关。似乎在中国，许多植物初始都以药用角色进入文化。了解一株车前或半夏的药用并不会减损它美学上的价值。并且，假使我们认可没有一种美是绝对的抽象，那么它恰恰增加了美的丰富性。

在华东师大法政学院东侧小小的坡上，我总在寻找，每一种阴晴与风雨都赋予它不同的生机。黄鹤菜、一年蓬、蒲公英、婆婆纳，高的、矮的、瘦的、壮的，残破的、长虫的，散布在各个角落。

人行步道边，几棵车前默默举出长长的花莛，它们的出现就如同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好生道场及牛马迹中”，故有车前、当道、车遗等名。若不小心，行路的脚步很容易碰伤这种看上去脏兮兮皱巴巴的植物。但它极其有用：《本草纲目》等书记载它全草和种子都可入药，有清热明目的功效。

“车前”之名代表了具象思维那种非常实用的命名方式。乡间常见的泽漆，我问父亲它的松江土名，他说叫＂奶奶头草＂，因其茎折断后有乳白色汁液流出；而先生说河南叫它＂猫眼睛＂，因猫吃后眼睛发红。泽漆的苞片与叶同形，大大小小如匙铺在一个圆盘上，中间还含着平滑的种子。注视着它，仿佛它也在注视着你，如一双猫的眼睛。

十八世纪以来由林奈等人逐渐完善的植物命名法则，标志着一个西方化、科学化的传统。找到一种植物的学名，意味着在一个统一的命名系统中，能够找到所有关于此种物种的资料。它通常由属名、种家词和命名人缩写构成。如有着幽蓝目光的阿拉伯婆婆，学名Veronica persica Poir，叶子由三片倒心形组成的酢浆草，学名Oxalis corniculata L.。

可是我更爱酢浆草的土名字“酸溜溜”，它代表了一种鲜活的本土记忆。读书的时代，放学后回家路上顺手抓一把嚼，就是酸酸的味道。《本草纲目》上它的名字叫＂酸浆草＂，取名亦来自味觉。

传统中一定有另一套命名系统，它也许依赖于味觉，也许依赖于用途，视觉性却未必那么强烈。有漫长的一个月我特别想找到一株中华小苦荬，它长着文气的舌状花，花蕊如睫毛般缀在中央；更重要的是，在“中华”、“小”、“苦”、“荬”几个字中，有我喜欢的所有元素：本土的，形象的，味觉的，音节的。然后有一天我终于明白，其实早已遇到它，在小区那片绿地，它柔曼的花序从基生叶中弯出，一幅欲说还休的模样；一旁蔊菜四瓣的花朵对称地展开，雄蕊间杂其间，自下生成的长角果在总状花序上串成一片。它们的花与果都立在长长的茎上，特别纤弱、优美。

在长久的凝视中，一朵花形成的世界，逐渐掩盖过周围的喧嚣。四月末的一天，在浙江新昌山间游荡，雨后空气澄明，野百合、杜鹃、蔷薇、绣线菊和各类草本野花安静开放，世界好像为我们轻轻打开。一个聒噪的春天可以是无声无息的，这时所有生物都在暗自使劲，争相成长。

一片又一片的毛茛在眼前铺展。黄堇微张的花唇，轻启似欲言。黄鹤菜精致的花序上耕耘着各类昆虫，数十成百的花朵，组合如一个非常玄妙的圆形，果实上白色绒毛翻开，它在等待飞翔。

我逐渐明了，一切理解的前提都是“看”，是你与他，在静默之中的相视，是于万千之中抽离出那个核心，看一片具体的叶子、一朵具体的花、一枚具体的种子。野花通常很小，许多甚至不足一厘米，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葶苈的描述完全适用：“渴望春天，但眼睛又是朝上的人，是从来看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对春天感到沮丧，低垂着眼睛的人，已经踩到上面，也仍然一无所知。把膝盖趴在泥里寻求春天的人发现了它：真是多极了。”

真是多极了。京黄岑在大佛寺成片地开放，淡蓝紫色的唇形花瓣上染着深色的花纹，一个个竞相探头。野芝麻的轮生花下，衬着卵形的叶子，花的白色上唇伸出，如伞一般保护着三裂的下唇。未张开时，花骨朵如豆，张开时，它守望的样子，真如某种小鸟！

它们的精细叫人感叹。但这，毕竟不如看到一棵蓟或一支蓼给我的惊奇。两者都是以前常在田埂边看到的植物，蓟紫红色的头状花序和蓼红色的穗状花序，常杂在粮食作物中。如今寒食回老家，见到猫眼睛、荠菜或蒲公英，也会开启久长的记忆。对于@罗颖杰，记忆是拿着车前较为老粗的草茎，玩一个斗草的游戏；对于在色素青团面前失望的我，则是寻找一颗艾青，把它洗净揉进面团；更多时候，它是一枚枚茅针，入口那种甘苦清涩杂陈的感觉。

但我认为，熟悉中还有许多深层的含义。我们的环境大量引种外来色叶树，我们的建筑大量引进外来风格；我们的语文大量引入外来词汇。一切向着“国际化”而放弃地方性知识的今天，那种熟悉代表了一种土著似的努力，城市化正在破坏它，摧毁它。当旅游和迁徙改变了文化，将每个人的家乡变成外来者的天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是否还拥有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的植物的命名权？

以一个失败的结局结束这篇文章也许不算太糟糕吧：事实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辨认，我认识的植物寥寥无几。常常翻书一两个小时，只剩下疲惫的感觉，手机拍摄的多半植物至今无法确认名字。

几天前经过单位楼下，在花坛边只有一两厘米宽的裂开的缝中，我看到了东洋草、续断菊、黄鹤菜和一年蓬。这就够了。我知道东洋草代表着父辈一段屈辱的记忆；续断菊利用风努力传播种子；我爱黄鹤菜优美的花序；明了一年蓬带着遥远异乡的基因。就那么方寸之内，片刻之间，有我认知植物的所有动力。

那些还没认出来的美丽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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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佳楠：困境及出口——科莱特在今天的意义(【读品】110辑)

读品 — Wed, 06 Jul 2011 00:46:49 +0800

qianjianan6@gmail.com

如今我们回望茜多妮·科莱特——这位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许我们已然分不清感动我们至深的究竟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人生。

在一个妓女合法化的西方社会，在一个年轻女子赤裸裸宣扬自己对于豪门婚姻渴望的当代中国，我们或许已经无法体会到科莱特的特立独行：她从一段虚伪的上流社会婚姻中摆脱出来，为了成就自我的独立，她不惜到巴黎著名的红灯区“红磨坊”为观众奉上半裸的舞蹈表演。并且，正是因为独立，她不再愿意进入另一桩婚姻，即使这次的对象是一位大大有别于前夫伪善嘴脸的诚挚青年。我们或许无法体会到《流浪女伶》为女性人生所做的开天辟地的书写，我们或许更无法相信这段开天辟地的书写所引起的震动——1954年8月3日，在巴黎，“为她（科莱特）举行的国葬上，一千枝百合将摆在她墓前”（翁达杰《遥望》）。因为那个年代与我们已经几多隔膜，那是一个上演《玩偶之家》时连娜拉对丈夫说句“让我们坐下谈谈”也会引起以男权为中心的上层社会集体忿怒的时代。我们的女作家科莱特一生所承受的压力和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

不过今时今日重读科莱特，重读她对于婚姻、职业与爱情的思考，带给我们的启迪早已超然于女性主义之外。刚从婚姻牢笼中走出的科莱特，她努力地区分着“性”与“爱情”，“金钱”与“职业”。布拉格作为流浪女伶勒内舞台上的男搭档，两人常常半裸着在舞台上上演着欲望与征服，勒内任凭布拉格的嘴唇重重地压着自己，任凭自己水草般柔软的身体委身于布拉格，却从来没有对于布拉格产生过舞台之外的任何感觉——“我将被布拉格施暴，倒在地上，却不会擦伤手肘，也不会磕扁鼻子”。这是勒内，这位科莱特的化身在第一段婚姻中领受的苦果，前夫详装出上流社会的伪善面孔，背地里却是沾花惹草，处处留情。勒内嫁给这位丈夫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她一直以为被丈夫占据着的自己是爱丈夫的，然而不是，徒然是夫妻关系的依从，或者说是性依附。所以，不愿再次误认“性”为“爱情”的勒内逼迫自己清醒地分清第二次爱情的到来，面对富足的乡绅马克西姆，勒内从一开始就给自己上紧了发条——“他没笑，因为他想要我。他不要我身上的任何财物，这个男人，他要我。”即使当爱情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推进，勒内知晓这位同龄男子用情专一，品性纯良，她还不住地拷问自己：“我爱他吗？我担心自己的欲望，这可能仅仅是一次感情危机。”只有她最终意识到这是爱情，她才愿意将自己的心贡献，因为有过婚姻经验的勒内知道，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这是勒内的成熟，但步入社会过于成熟的勒内也看到了婚姻的阴暗面——金钱与束缚。作为一名巴黎的二流舞女，我们看到这份职业于勒内最重要的意义并非金钱。小说中有另一与勒内并呈的女子——雅丹。这位自小登台凭借好嗓音赢得青睐的歌女常常拿赚来的钱没有办法，谁要借就借给谁，或者请朋友吃饭快活，无妨。于勒内而言也是相仿的，因为金钱的意义不在于富有，而在于独立。所以，与马克西姆相恋的勒内并不会就此放弃巡回演出，一心盼望嫁给这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并且，马克西姆吃惊地发现为了节省开支，女友的内衣将要和布拉格的衣服打包进一个行李，而且两天才能更换一次。马克西姆当然提出自己的不满，打包票说金钱自己可以负担，不过与此同时，勒内也发现了与马克西姆的隔膜。这位从未靠工作养活自己的少爷当然无法懂得独立的意义，无法理解靠双手劳动赚取金钱的意义，更无法理解职业的需要。在科莱特懂得职业的重要性同时，她自然地将婚姻与职业对立起来。

柳鸣九先生如此解析勒内为何毅然离开马克西姆：“唯一的原因仅仅是，过去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给勒内造成的创伤仍在隐隐作痛，她对那像噩梦一样的现实仍耿耿于怀，她不愿意再去过依附丈夫的生活，不愿再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即使在这个家庭里，她自己将处于尊贵的、被供奉的地位。”确实，过去婚姻的创伤教勒内懂得独立的意义，她无法再为其中一者牺牲另一者。然而，这不是全部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职业中展现能力的勒内觉察到自己的强势，这样的女性往往希望婚姻中的男性能够强于自己，并且独立。不过我们看到，马克西姆与这个要求格格不入。他无所事事，继承着自己的家产，对于职业的意义懵懂无知，甚至随着勒内与马克西姆异地相恋，鸿雁传书，马克西姆暴露了更多他的弱势。言语贫乏，情书写得如同温吞水，居然还相信连勒内都不屑的卜卦算命。这样一个单纯幼稚的男人如何值得成熟独立的勒内托付终身呢？

与马克西姆类似的男性角色在科莱特的小说中绝不鲜见。我们甚至可以将《二重唱》中的米歇尔看作是婚姻生活中的马克西姆。妻子阿莉丝仅仅出轨过一次，她向丈夫坦白，认为这“不可宽恕而又无伤大雅”。不料这一切竟暴露出米歇尔所有的怯懦和幼稚。他在妻子面前显得怒不可遏但又不敢尽情发泄，害怕被女佣听见，他与妻子同行的时候还故意装出恩爱的假相。米歇尔一直称呼妻子为“我可怜的孩子”，可小说证明他的行为更像孩子。即使妻子坦言自己这么做既不是一时欲望也并非爱情时米歇尔仍然无法接受，他一心想的只是自己性欲短暂，想着妻子的外遇，代理人舍韦斯特尔对于自己这个地主的施压。为了报复，或者说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他故意弄砸了和舍韦斯特尔合作的生意，在妻子看来全然的孩子气。最终，这个过不了嫉妒与怯懦的男性走向了自我毁灭。

可以想见如此书写男性在20世纪上半叶会是多么空前绝后，然而我们也看到了科莱特的偏执。科莱特理所当然地走出了对于“理想丈夫”的迷恋，她却冥冥中走入了另一个境地——崛起的强大女性鄙夷弱小的男性，体现在作品中即是对于婚姻的拒斥。《流浪女伶》中勒内或者并不如那个“被丈夫抛弃，遭弟弟毒打，被诉讼代理人骗光了钱，被仆人吃光家产”的玛尔戈那样悲观厌世，永远泼勒内冷水，认为勒内再次获得的爱情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懂得爱情重要性的勒内背负着战战兢兢不敢爱的阴影，同时，她对于职业的追求也在某种方面改变了她的衡量天平，爱情远远不如职业重要；婚姻作为职业的对立面，是应当摒弃的，况且婚姻中的这个男性远没有女性优秀。如今的我们对于科莱特的想法已不感新奇，尤其当“剩女”成为了一种现象。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科莱特的大多数小说都没有圆满的结局，爱情或婚姻总以一方的退出而告终。我相信科莱特最终也发现了是自己的偏执为一切的不完满埋下了悲剧的先声，于是有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吉吉》中，她告诉了大家爱情不能用得失天平来衡量。

十六岁的吉吉在两位外婆的调教下俘获了三十三岁的富翁加斯东舅舅的心。加斯东终于按捺不住，向吉吉表白，请求吉吉跟随自己。他没有料到，这番话竟然会出自面前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您真是个可怕的男人！您爱上了我，而您想把我拖进另一种生活，我在这种生活中惟有苦难，每个人都说别人的闲话，报纸上尽写些攻讦的文章……您爱上了我，您会把我置于可憎的冒险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分离、争执、第三者插足、手枪以及阿……阿片酊……”

吉吉对于未来的一切有着娴熟的把握和清晰的认知，她起初也是拒斥的，称呼加斯东为“坏男人”，让其“滚开”。正当读者以为这场爱情又将以破裂告竭时，我们看到这位十六岁的少女有着与她年龄不相衬的勇气：“不，别向我发誓。我想过了，我情愿跟您在一起很不幸，也比没有您强。”笔耕五十年的科莱特将自己最后的力量全部赋予这位早熟的少女，也许在那一刻，科莱特又明白了，即使实现了思想成熟，即使历经了岁月的洗练，即使获得了职业的肯定，女人也不应就此失去追求爱情的勇气。

去爱吧，和十六岁时的你一样！

[法]柯莱特著：《流浪女伶》，郑雅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26.00元。
[法]科莱特著：《吉吉》，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1月，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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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慧怡：奥斯特的叙事遁形术(【读品】110辑)

读品 — Sat, 02 Jul 2011 22:10:54 +0800

blavatskyb@gmail.com

保罗•奥斯特的第十五部小说《隐者》有一种表面的轻盈：更加生脆、洗炼、从容的文字，更清晰的叙事框架，更多可读性——太好读，以至于你会疑心它不够好。这种具有欺骗性的轻浅正是冷静自律的结果。《隐者》不是那种可以令人掩卷时长舒一口气的作品，也绝不仅是一部精致版的《罗生门》。它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长蛇，你找不到圆环的起点；它那漩涡状的叙事有一个安宁的台风眼，所谓“隐者”，恰恰栖居在这看不见的中央。

一如奥斯特的其他几本小说，《隐者》书中有书，故事里套着故事。故事的核心部分是由三个叙事者相继讲述完毕的：《春》中的亚当•沃克（第一人称），《夏》中的亚当•沃克（第二人称），《秋》中的吉姆•弗里曼（第三人称，由吉姆根据此时已去世的亚当留下的手稿改写而成），《冬》中的——不，没有《冬》，冬是隐形的，只有冬的寒意长存于冰冷单调、永无休止的击锤声中——第四部分中的塞西尔•朱恩（第三人称）。其中《春》、《夏》、《秋》合起来便构成了亚当没能写完的回忆录《1967》，那些随亡者逝去的秘密则由塞西尔在日记中补充完整。或许应该在“亚当”、“吉姆”、“塞西尔”上打引号？第四部分伊始，吉姆就告诉我们，《1967》中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都已经过了篡改。随着故事的不断展开，我们脚下自诩为真实的台阶被一级一级抽空，我们对每一个叙事者的信任也逐一瓦解，直到我们被抛入一扇反转之门，一座迂回的镜宫——究竟谁是真正的隐者：那个不是亚当的亚当？不是波恩的波恩？不是吉姆的吉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假名替代、蒸发、成为幽灵，实相化作影像，场景化作蜃景，人人都是说谎者，人人都是勾引家，人人都躲藏在一个故事/一本书的面具之下，奥斯特似乎在不无反讽地暗示着，惟有在阴影幢幢之地才可能稍稍接近真实。

和奥斯特前几年的某些小说不同，结构上的匠心并未使《隐者》显得文胜质，书中人物也并非用来试验作者种种认识论立场的乐高玩具，而是真正倾注了作者的感情，真正与作者情同此心——《隐者》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是如此，连波恩也不例外。事实上，亚当在写作《夏》时遇到的“作家阻塞症”很可能是奥斯特本人再熟悉不过的，而通过尝试吉姆“改变人称”的建议，亚当和奥斯特拯救了各自的写作。

“通常，被阻塞的情形来源于作者思考中的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他不完全理解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或者，说得委婉些，他对主题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时，我压抑了自己，使自己成为隐形人，因此就无法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我需要把我从我自己身上分开，后退一步，在我和我的主题（也就是我自己）之间雕刻出一块空间，于是我回到第二部分的开端，开始以第三人称书写。”在这一意义上，《隐者》又是一本关于小说写作的元小说，和这一文类中的许多作品不同，《隐者》读来毫无学究气，那些把它归为智性小说的评论家其实低看了它，《隐者》首先是通过血肉匀停的故事打动我们的，正如奥斯特永远首先是个说故事的能手。

“隐者”——直译为“看不见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奥斯特没有采用粗俗的点题法，而是将一幅闪光的地图剪碎，看似漫不经心地抛掷在叙事的湍流中。开篇不久，亚当如此描述波恩的脸：“一张寻常的面孔，一张在任何人群里都会隐形的面孔”；给吉姆的一封信中，亚当称奥克兰和伯克利的族裔居住区里的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是“看不见的人”；吉姆在从旧金山到纽约的飞机上回想着1967年的糟糕日子，感到“一个看不见的美国在我下方的黑暗中沉睡着”；最后，当塞西尔逃离孤岛奎利亚上波恩的大本营“月亮山”，她听见了金属与石头冷酷而浮夸的合奏——“每把都以自己的节奏运动，每把都被锁在自己的韵律中”——却看不见声音的来源，即便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后，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将永远起落于塞西尔的颅中，永远叮叮当当地敲凿着石头。

而看不见的远不止这些。亚当在《夏》中对与姐姐格温的不伦之恋的回忆和格温本人的回忆完全对不上号，两人都声称自己道出了真相——也许的确如此。我们的记忆是个惯于擅自筛选的黑洞，我们无从了解它运作的机理——为何保存这些，屏蔽那些，又自动改写那些——它却使我们成了无动机的撒谎者，并且各自问心无愧。这个尘世的万花筒啊，不要轻易摇晃它，别把眼睛迫切对上那许诺了确定性的窥孔。

假设亚当在《夏》中写出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奥斯特仍通过亚当的写作活动对自己和所有小说写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该如何书写生命中重要的故人——同时又不书写他们？该如何诉说一个秘密，但秘密还是秘密？那些最初促使我们提笔写下故事的人，那些如今早已淡出我们生命的鬼魅，只要他们尚在同一个世界上呼吸着，我们又怎可能避免遭到误解，我们的作品怎可能不被看作单方面对真相的修正、对共同经验的重新阐释、自我辩解、个人潜意识的外化？我自己从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像一挂湿漉漉的蛛网，缠住写作者的心智，令我瞻前顾后，踯躅难行。而奥斯特通过书中之书《1967》提供了一种苦涩的慰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写下就是暴露自己，写下，然后被指认——这就是小说家的命运。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说故事的人对此无能为力。

反过来，对著书者身份的竞争——对讲述者、大写的“我”字的竞争——也一直是贯穿于奥斯特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比如《密室中的旅行》里的茫然先生、范肖、特劳斯（Trause, Auster的镜像？），比如《隐者》里的亚当和吉姆，波恩和塞西尔，当然，还有奥斯特本人。写作意味着主体性，而成为书中人物就是被客体化，被阉割，被没收存在权，因为在书页阖上的刹那，你就被迫噤声。

回应这一主题的作品可以回溯到乔斯坦•贾德《纸牌的秘密》、博尔赫斯《莎士比亚的记忆》、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在镜子背面的世界里，史上最帅的怪叔叔、萝莉控、摄影师、数学家、伪童书作者卡罗尔让红骑士和爱丽丝争夺做梦者的身份，因为做梦意味着存在，而被梦见者将随着梦者的醒来不可避免地销声匿迹。当波恩要求塞西尔以小说的形式代写他的自传，塞西尔的回答是：“我为什么会对帮别人写书感兴趣呢？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被关入白纸也并不那么糟糕，至少那儿存在一种表面的确定性，词语本身绝非隐者，而言辞之树常青。一如奥斯特所写：“作为另一种意识的臆造之物，我们将比创造我们的意识有着更久远的生命力。”

《隐者》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将吕柯弗隆的《卡珊德拉》从古希腊语译成法语的塞西尔。这篇晦涩的长诗也曾出现在奥斯特的处女作、半自传体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每隔一百年左右，神秘的罗伊斯顿男爵会在某人身上附体，把这首写于公元前三百年的古希腊长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如卡珊德拉疯狂的预言永远没人相信，吕柯弗隆疯狂的作品也永远没人阅读，“于是这是项无用的任务：写一本永远合着的书”。罗伊斯顿男爵的幽灵在《隐者》中附身于一个孱弱、神经质、落落寡合的天才少女，塞西尔身上有种奇特的悲剧性，她平庸的结局比亚当的更令我难过。吉姆如此评价晚年的塞西尔：“尽管她在狭窄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个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为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奇怪的生活：禁闭在图书馆和地窖的小房间里，埋头于逝者的手稿，一种在无声的尘埃之领域里度过的职业生涯。”永远在一盏孤灯下翻阅古卷的现代隐士，这正是奥斯特长于刻画的那类人。虽然生活在此世，他们的心智更贴近中世纪修院的缮写室。

一如奥斯特笔下所有那些沉默的译者——无论是《幻影书》中翻译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的齐默，还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和中靠翻译维生的A，或是《隐者》中翻译普罗旺斯诗人贝特朗•德•波恩的亚当。作为抵御或者维护孤独的工具，翻译是一项将我们拉近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耐心而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能够赋予我们可贵的安心。

《隐者》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奥斯特小说，也是我最享受其翻译过程的一本小说。充盈于全书中叙事的暗面、意象的环形山、可能性的滑动门虽然赋予了《隐者》更加轻捷的结构，呈现在其中的却是一个变重了的奥斯特，一个和以往不一样的奥斯特。但愿读到这里的人们会如我一样地喜欢这本书。

[美]保罗·奥斯特著：《隐者》，包慧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6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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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梅尼克与历史主义刘温克译 (【读品】110辑·自西徂东)

读品 — Fri, 01 Jul 2011 21:24:11 +0800

历史书写在十九世纪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从尼布尔（Niebuhr）和博埃克(Boeckh) 到蒙森和布克哈特，从萨维尼和兰克到马克斯·韦伯和特勒尔奇的德国大师们的劳绩。观念并非由观念无性繁殖而来。这一产生了新历史观并且奠定了它对西方相当部分政治与精神生活之决定性影响的过程，乃是植根于至少要追溯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社会与文化巨变。历史意识的兴起最广为人知且名声不佳的后果是民族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它在兴起之时便立刻响应了为民族与阶级间的公开搏斗正名的需要。若寻其开端之地，非止一域，但它最初是在德国思想家们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且它与民族化的德意志国家的兴起有历史性关联。根本性的政治发展常由观念领域中某一酵素前驱，而正是德语国家中，对于历史发展的新看法衍成一股有力且影响深巨的观念潮流。单独的思想家与学术、政治、艺术、宗教的广大群体先后开始将所有人类活动看成某个统一的“有机”社会整体中的元素，这一整体并非静止的建制结构，而是民族、文化、阶级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是由活生生的社会整体所特有的玄妙复杂关系所连结成的社会“有机体”，是不能被精确量化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的类生物体。此种形式的生命据称可藉由某种亲接来感受、直觉、理解，但即使是在思想中，也不能拆散再重装，像由一部可分的部件所组成、服从普适不变的因果定律的的机械那样。

这些思想家们反叛了某种形式的古典的、基督教的由单一静止的自然规律统治的核心世界观念，无论这观念是斯多葛派的或亚里斯多德式的，或托马斯主义的，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因果机械模式的，则他们几无可能是超脱尘世的哲学家了。他们大体上都与所属的政治群体和民族羁绊甚深；且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智力活动与一个新秩序的兴起紧密相连，在此秩序中，德意志民族扮演了领导角色。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德意志之根，它深植于宗教改革、虔敬主义与此前的神秘主义预知运动中，也深植于德意志城市与邦国那种地域性的、乡土的、固守传统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世界与深嵌于莱茵河西岸的文明观中的那种普遍主义和科学浪漫主义的区别。作为学者、批评家、历史学家，他们探究、搜集、描述、分析、解释；作为人与公民，他们不能自外于所属团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与斗争。不管他们之间有何种争议，他们都未尝将上述两种职能区别开来：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党派活动和某些运动，并且通常与它们的领袖有直接的私人联系。这赋予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以特殊的生命与力量，有时还有相当的公众影响力。正是这一新历史学派某些中坚对政治的投入（尽管他们中一些人努力与之保持一定的疏离）向他们的历史著作传递了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导向，不论所处理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文明和情境。尽管他国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如此——麦考莱（Macaulay）和格罗特（Grote），米什莱（Michlet）和基佐（Guizot）并不能被描述成政治中立的作者——但在德国这却成了具有近乎官方地位的民族历史哲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这一点既适用于尼布尔和蒙森、德罗伊森和马克斯· 韦伯，也适用于激烈的党派性作者如特赖齐克和桑巴特。这一点在此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身上也同样成立，尽管他挣扎着试图超越于急迫和暂时的考虑之上。

在他的三部名著中，梅尼克致力于处理他自己时代的一些中心问题，并追溯了它的源流和发展。特别是他以精确和无可置疑的学识描述了那由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强有力的统治者，无论个人或集体，违反它也须付出骇人的代价）观念所主宰的旧欧洲图景的逐渐淡出，以及它如何被具有自觉的独特个性与迫切要求、只需对自己负责的国家的概念所压倒。他给出了对这样一种张力的经典论述：一方面是被广泛接受的普遍人类价值，个人与群体的权利和指导人类行为的总体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危机时刻与人类的一般道德准则激烈冲突的国家需要——无论以何种代价，满足这种需要便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力量与伟大，而这正是国务活动家们的首要义务。

他自己对一个难题的意识贯穿了他对此话题的讨论：决定社会走向及其成员发展的萨维尼所谓“沉默的操纵力量”与他认为在历史限制之内人类行动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何种程度上或此或彼的个人、群体或政策将承担或免于历史责任。但这个吸引了他和他的前辈们的主要问题（idée maîtresse），乃是关于某种（在他看来是唯一真切的一种）人的联合的性质，这种联合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独特的“有机”特质，是像植物一样发育、只遵从它自身本性的社会总体，若妄图依据某种定律或原理将它们归于普遍图式而忽阿略它们的独特精华，它们各自生存与行动的目标，它们与其它社会或时代不可通约的、足以为它们之所为与所是解释辩护的价值，是无法理解、解释与限定它的。无疑他被一个显在的冲突所困扰：上述一切似乎将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成功本身——有时干脆只是强力——便能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为之而生（或为之而死）的信条，然而毕竟还需要一些能超越主观主义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单独的思想家、诗人或国务活动家们不可预料的个体直觉所揭示的价值——毕竟人们之间还需要有共识或共同目标，它即使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也应当能把客观性引入一些基本的价值决定——伟大与渺小，美好与邪恶，进步与倒退。梅尼克认为，不同国家——独立的社会有机体——具有个性和不同发展道路这一观点的兴起，乃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思想延续中最重大的断裂。的确，今日回首不能否认的是，那些激烈摇撼着过去两个世纪的伟大运动——传统主义与多元主义，浪漫主义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所有社会和政治上的非理性主义——其根基都在于背叛了梅尼克所说的“简化的视角”——对科学均一性的信仰；或者说，在于动摇了自然法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实用注意和理性主义，最重要的，动摇了那种把宇宙设想为一个单一不变系统的一元论观念，在此观念下，宇宙可以被所有人的理性所理解——只要他们开眼去看——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境。

在那部旨在探求新的历史意识之起源的书中，梅尼克将这种新的观念从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和伯克一路追踪到新历史方法在伟大的德国奠基者的著作中的最后胜利。梅尼克具有淹通而不散漫的渊博，而他对意识形态与观念最细微差别的审慎与敏感，即使在他的伟大前辈中也罕有其匹：他论述他的三位英雄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的文字，将描述、观念与历史环境，思想家的个人气质与他们身处其中并为之写作的社会生活的特质精心编织起来，而构成了这伟大三联画中最后一幅的他对歌德的论述尤是如此。较之那些大胆乃至肤浅的观念史家们的浮泛概括，他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他的题材一样，他的风格复杂甚至有时晦暗，他的方法有时也缺乏重点并流于印象化。梅尼克深恐自己重蹈他在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那种令人憎恶的自然法的、机械性的、抹平一切的传统中发现的错误。他畏惧过度简化，唯恐概念劈开了社会或个人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肌理——这些需要竭尽心力作互动性的“个体化观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愿用教条性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手术刀对它作活体解剖。他不愿传达默泽尔所谓的“总体印象”，因为它不能仅从对部分的分析中得到，更不可能来自某种历史规律削足适履的应用，因为此类规律无法传达德国历史主义思想家们称之为“时代风格”（Zeitstil）和“民族风格”（Volksstil）的音调和独特色彩，而它是渗透在个体或社会的所有活动中的，无论是它的科学还是艺术，无论是黎塞留的公文还是他的情书。他想避免会造成狭化和扭曲的公式，清除对社会变化必须遵守的规律的狂热信仰，在这种规律中一切事实都被强行压缩，不论其对象如何抗拒图式化。梅尼克以无比纤细的笔触来画肖像，即使主线仍然存在，读者如果习惯了分析思想家们所写的那种运用着精确的术语定义、门类分明、意识形态线索果断鲜明的思想史，有时或许会在这座森林里迷失，虽然作者所勾勒的总体轮廓其实是不能忽视的。而读者若做好准备去跟随梅尼克细致却并不繁冗重复的行文，最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他的方法目的在于保存一种鲜活完整的现实感——社会、政治、艺术、宗教和个人生活的流变，它的复杂图式，它与信仰和理念的相互影响，个人与社群对自己和过去的看法——对不同社会的具体、多面、富于变化且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感知。

毫无疑问，将历史视为社会、政治和道德有机体、其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式“生命实体”的发展——一种新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的观念——只不过是许多关于人类生活的看法之一，而且在要求运用更严谨的方法来进行确证的人们看来，可能属于虚妄：后者希望运用经验或科学的方法，即使得到的结果不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或者回答得不足以达到运用想象的探究的那种深度。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除了它的历史和政治影响、它改变了西方一般思想与感受方式的冲击力，与它所反抗的实证主义教条相比，这一方法（不管它有何种形而上学的缺陷）的确扩大了历史学家的领域和视野。梅尼克在对这一运动的信仰中成长起来，并倚仗它本身的经典作品，如狄尔泰（他自己深受其影响）、马克斯·韦伯和李科特的著作，向满心科学、已对它的真实性日益怀疑的年轻一代重新描述它的起源。

像任何一个初学者一样，梅尼克为他所处理的问题深深困惑，而这赋予他对十九世纪初历史意识革命的论述以巨大的生命力。他成长于普鲁士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并深受影响。价值（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对一般人而言）与客观事实和自然科学的结论的关系，不同观点和它们所体现的价值的相对性，民族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突，国家与其他组织或个人权利的对抗，运用力量，特别是战争手段的正当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方法明显的不相容及其对政治和个人道德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他不仅以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研究者的身份，而且以一个德国人和普通人的身份来面对它们，终其一生，他都为这些问题所苦。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未完全明确：他从不回避痛苦的话题；他耐心地寻求解答；他希望能有某个天才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解决或消解这些问题，而他自己从不装作得到了最终答案。

他写作《历史主义》一书时是身处一个危机时代，有意或无意地，与德国历史上那个重要的转折点恰成镜像：那时德国精神一方面被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拿破仑式中央集权、理性组织和对传统与不同社会个性的摈弃所压制——同时还有英国工业主义的影响和它对古老纽带的毁灭——而在另一方面，还受到好斗野蛮的东方强权的威胁。如果说当年德国“精神”在两条战线上赢得了战争并建立了伟大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它也付出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骇人的道德代价。而在1918年之后，东方有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又再次出现了他认为是浅薄的自由普世主义，梅尼克便寄望于个人的自由与道德和公共生活的需要与价值的一种神秘的综合，体现于伟大的有机总体——民族国家的宏伟历史进程中。对他来说这代表了一种富于教育性的、净化精神的力量，它能塑造人，且能保证人们的生活目的的发展——道德目标与感受，艺术，人际关系，在内心与外在两方面征服野蛮的自然。他谈论西方文明，但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德国和她的文化与生存：他既害怕那无时间性、全然不考虑生命与变化的抽象原则，也恐惧摧毁一切道德，或把其目标降低为主观性情或倾向的道德相对主义。在他心目中，这一冲突表现为人和随着历史发展的社会历史建制之间的张力，而后者其实正是由人们自己构想出的。

历史主义的观念便是他以富于激情的希望，但有时候带着痛苦的不确定感加以寻找的解答；既然它能在1815和1848年解决这一问题，在1918和1932年它也应当可以。正是这个观点给他的整个历史观注入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热忱，并且影响了他的行文风格；这种风格是袭自赫尔德与兰克，而非那位被他偶像化的大师，冷静、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歌德。某一刻他似乎相信黑格尔已经成功治愈了马基雅维里通过揭示个人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不相容而对欧洲的政治机体造成的创伤；他几乎说服了自己，那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某种程度上已经在一个宏伟的综合中满足了政治道德和个人——亦即人类的——道德的要求；即使黑格尔没能做到，无与伦比的歌德也以天才人物才堪具有的直觉而非系统然而却是具体而令人惊叹的风格做到了。他崇拜俾斯麦，在他看来——那时许多德国学中人亦如是观——俾斯麦的政策创造了使德意志民族得以实现其特质与使命的条件。在1914年，他是许多满怀希望地期待伟大的普鲁士梦想即将实现的人们之一，然而这样的展望却带来了1918年那样的结果。尽管秉性谨慎而保守，他却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接受了魏玛共和国并忠诚地支持它直到最后。他是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但他不能接受不人道的行径。国家的权威有其限度；在风烛残年，他也未曾向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低头。

最终战败后他的苦涩反思是一个悲伤而压抑的文本。平心观之，它宣告了他和他那一代德国学人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已经破产。梅尼克具有坚定不渝的诚实，即使他没能克服时代和阶级加于他的偏见，他对给定社会与道德情境下道德的重心究竟何在总是有准确——有时是痛苦——的认识。这一点，连同他渊博的学识和他对观念、运动、制度、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人格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敏感，使他对德国历史思想之兴起的论述成为一部至今未被超越的经典。

在1918年德国战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为寻得安慰，他返回德国文化生活最美好的时刻，而新的历史观正是其核心。理论上讲，他的任务仅仅是描述与记录他人的抱负与成就，但实际上，那也是他自己的抱负与成就。讲述故事的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对歌德的赞颂，甚至梅尼克为这位近乎完美的人物竟公然厌恶历史并对国家的权威明显缺乏尊敬所找的借口，大概都源自他从他生长其中的德国文化的沉没中尽量拯救些什么的可悲愿望。他希望回归诗人和学者们的遗产，正是这遗产的堕落令他回头仔细检视它开端所在的更加幸福美好的年代。他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发展的早春，而当他完成他的三部伟大论著之时，它已经完结于黑暗和超乎想象的灾难中。在《历史主义》所关注的年代，浪漫的德意志梦想离它后来蜕变成的可怖噩梦还很遥远：于是他用鲜亮的色彩来描摹那令他心驰神往的时代中的天才先驱们，他自己学派的奠基者们。或许他自己也明白，他是这一学派最后的大师。

本文为Routledge版《历史主义的兴起》英译本导言，后收入伯林的文集《观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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