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闪烁

Hello, world! 重生！

admin — Thu, 10 Dec 2009 01:51:50 +0800

在被勒令关停，注册备案前不得开放的二十四小时内，我的blog无家可归。现在终于搬迁到美国的host上，重新开始。选择了部分文章重新贴上，评论数据无法恢复了。

总有一天，墙内和墙外的世界将合二为一。我坚信这一点。

虚空的存在：安东尼奥尼的《奇遇》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17:15 +0800

Roger Ebert 著 Dianlin 译

标题为译者添加原文出处

对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

对我说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

对我说你爱我。我爱你。

对我说你不爱我。我不爱你。

当这段对白在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奇遇》(L’Avventura, 1960)中发生的时候，它其实跟爱没有什么关系。这更像是为了打发时间——就像一个人下棋，或者投掷硬币的游戏一样。这些剧中人物甚至不可能相爱，能够去爱，已经爱过，或者将要去爱。“太肤浅以致连真正的孤独都做不到”，鲍林·卡埃勒这样写道，“他们是一群试图摆脱自身乏味的人，伸手去触摸对方，结果却发现能够得到的只能是同样的乏味”。

1960年，卡埃勒（Kael）把《奇遇》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当时的舆论一片哗然。它被看作是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的另一面。两位导演都是意大利人，都把他们的主人公安置于一场徒劳的对感官愉悦的寻求中，两部影片的结尾都是拂晓时分，充满虚空和心灵创伤。但是费里尼的中产阶级主人公们胃口都很好，在通往绝望的道路上，他们至少还是心怀希望的。但对安东尼奥尼的那些慵懒而颓废的富裕的主人公们来说，愉悦只是任何可以帮他们暂时摆脱自身存在的无聊的事物。卡埃勒继续写道：“这些人物只有在试图释放焦虑时才充满活力：性是唯一的接触方式”。

《奇遇》的剧情很有名，据说这是因为在这部影片里，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寻找，一次没有结局的失踪。标题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探险”，当安东尼奥尼在他的剧本第一页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脸上该是怎样一副干笑的表情。

一群富人乘着游艇在西西里附近的海域游玩。他们停泊在一座岛屿旁，在岸边游泳，准备开始他们的探险。安娜（Anna）（Lea Massari饰）刚和她的情人桑德罗（Sandro）（Gabriele Ferzetti饰）吵了架，桑德罗偶然听到安娜说她想自己一个人呆一会。他们俩一起上了岸，同行的还有她的朋友克劳迪娅（Claudia）（Monica Vitti饰）和其他人。过了一会儿，安娜不见了。其他人为了找她搜遍了整个岛屿；岛上主要是石头和低矮的树木，似乎并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躲藏，但大家却找不到她。

从此，她再也没有出现。如果《奇遇》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那么你肯定会因为我透露了剧情而生气，你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要讲述找寻安娜的过程。但它不是。实际上它要说的是这些人物都濒于失踪的边缘；他们的生活是如此不真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只能说他们还勉强存在着。他们就像生活中的书签：停泊在各处，但从来都与故事没有丝毫关联。

有人开着游艇去寻求帮助。当安娜的朋友们搜寻整个岛屿的时候，阿尔多·斯卡瓦尔达（Aldo Scavarda）的摄影画面摄人心魄：人物在整个构图中处于偏离中心的位置，似乎那些石头是永恒的，而那些访客却很可能随时要跌入大海的深渊 —— 或是被天空，或是被阴影吞没。他们隐约听到船开动的声音，离得很远。在一个恶作剧式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了这只船 —— 或者说几乎看到了它。安娜会不会乘着那艘船离开了？后来，他们好像又听到了另一艘船。

这些幽灵般的船只，就像安东尼奥尼的《放大》（Blow-Up，1967）里公园草地上的扑朔迷离的死尸一样。1975年的澳大利亚电影《悬崖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 1975）同样是一部景观吞噬人物的影片。安娜的失踪令人不安；我们同样想知道是否存在一艘船，以及安娜是否乘着那艘船离开了。但影片对此始终模棱两可。最终游艇带来了警察和安娜的父亲（他看起来很不高兴，似乎并不愿因为女儿的失踪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事而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有二：第一，它竟然发生了，第二，看起来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 这就像我们没有把握是否看到过的幽灵般的船只一样。聚会的人群返回到船上，而桑德罗，安娜的情人，竟然拉住克劳迪娅，安娜的朋友，并且吻了她。克劳迪娅推开他。这一幕就算过去了。她当时在想什么？她是否会讨厌他这么快就背叛了安娜？我们无从知晓。

在岸上，桑德罗在警察局报告了详情，然后尾随克劳迪娅进入了一列火车。他说他爱她。随后场景中出现其他人物，包括格劳瑞亚（Gloria）（Dorothy De Poliolo饰），一位性感的作家。她忘情地穿过工人阶级街区，那里男人和小伙子们疯狂地向她献媚。而她则像坦然接受天气一样享受他们的瞩目。这里有趣的是：她努力地把自己性感的一面展露出来，但是她却忘记了为何要这样做。她的衣着和动作，已经与她曾经关心的男人会如何想象她这样的问题毫无关系。男人们依然在幻想，而她却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关心的能力。

克劳迪娅接受桑德罗作她的情人。安娜被遗忘了。没人替她感到难过。她曾经发挥某种功能（情人，朋友），但如今她消失了，那种功能就必须被其他人所替代。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当着男侍者的面，桑德罗试图亲吻克劳迪娅，而当男侍者离开之后，桑德罗却放弃了这样的尝试。他下楼参加了一个聚会。克劳迪娅睡着，醒来，走下楼，希望（或者是害怕）安娜已经回来了。但她却发现桑德罗在楼下与一个妓女缠绵在沙发上。她跑出了旅馆。当桑德罗起身离去时，妓女向他索要礼品——在法语里这个词还有记忆的意思——他把一叠钞票扔在她的身上。外面，是苍白空洞的黎明。

当《奇遇》公映后，“安东尼奥尼式的无聊”（Antonioniennui）变成了一个笑话。在嘎纳电影节上的首映，观众嘘声一片，但它却获得了评委会奖，其全球票房也大获成功。在为数不多的几部刻画人物漂流在生存炼狱的影片中，这部片子是最纯粹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当这部影片进入美国的时候，正值披头士超脱世俗、现代爵士乐大唱讽刺音调以及hip音乐开始流行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在1960年代末嘎然而止，但在这整个期间，《奇遇》成为它的主旋律。

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少感觉——当时我才18岁，怎么可能有多么深刻的理解？这些人物对一种我做梦也无法想象得到的生活方式感到厌烦。十五年后，当我开始在课堂上讲授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做作，不够自然，似乎只是一个有着电影篇幅的观点，而不是一部电影。直到最近，我重新看了一遍，我才意识到在这部影片沉默的绝望呼喊中，安东尼奥尼的表达是多么清晰，他对此又是倾注了多少激情。

他的人物都是一些寄生虫，金钱让他们可以摆脱工作、责任、目标和目的的烦扰，并且把他们内心极度的空虚暴露无遗。变得富裕同时又幸福当然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拥有灵魂和兴趣。一个人不可能仅仅因为可以无尽地享乐就变得幸福。“奇遇”成为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地方——一个令人沮丧的道德荒漠。

为什么我们不再看到像《奇遇》这样的电影出现？因为我们不再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用“生活方式的选择”取代了“生活的目的”。我曾经认为佩吉·李（Peggy Lee）的《这就是一切吗？》（Is That All There is?）是最令人伤心的一首歌。但恐怕安东尼奥尼会想出更加令人伤心的一首歌：《更多》(More) 。

博尔赫斯：礼物之诗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14:41 +0800

按：先前这首诗是放在原来的blog上的。舍不得放在那里荒凉了，现在挪过来。

via

礼物之诗

摘自 Dreamtigers, 作者Jorge Luis Borges, 英译 Harold Morland，中译 Dianlin

请不要以为因为眼泪或者责备
我就轻慢了上帝所彰显的全能，
他用超凡的讽刺
同时给了我书本和黑夜。

在这座书之城，他使得这些眼睛
成为失明的统治者，
只能在梦幻的图书馆中，阅读
每个崭新的黎明所赐的无意义的章节。

赐给清醒的忧虑。徒劳的一日
双目沉浸在无尽的卷本，
难以阅读，有如那些
腐烂在亚历山大城的天书。

古老的希腊故事讲过某个国王
死于饥渴，尽管人们已供奉他甘泉和鲜果；
我陷于迷茫，我从这高耸、漫长却又瞎了的
图书馆的这一头跋涉到那一头。

书架上徒劳地摆满了
百科全书、地图册，东方
和西方，一切世纪，王朝，
象征，宇宙和宇宙学。

在黑暗中，慢慢地，我用
迟疑的拐杖探寻这空洞的昏暗，
我曾用它来描绘一个
被装扮成图书馆模样的天堂。

一定有某种无法被称作
仅仅是偶然的东西掌控着这一切；
某个其他人也曾遇见这昏暗
在有书和黑暗的其他的日子里。

当我慢慢穿过这些长廊
我逐渐感到一种神圣的畏惧
我就是那个其他人，我就是死去的人
而我所走过的步伐也是他曾走过的。

我们中是谁正在书写这些
关于不止一个的我和唯一的昏暗的诗行？
如果诅咒就是我的名字
那么它是哪一个字又有何妨？

格鲁萨克或者博尔赫斯，我凝视这个我所爱的
世界，看着它日渐消融，它的光芒
沉寂下去，直到成为一团苍白而飘移的灰尘
就像沉睡，就像暗夜的遗忘。

Poem about Gifts

From Dreamtigers, by Jorge Luis Borges, translated by Harold Morland

Let none think that I by tear or reproach make light
Of this manifesting the mastery
Of God, who with excelling irony
Gives me at once both books and night.

In this city of books he made these eyes
The sightless rulers who can only read,
In libraries of dreams, the pointless
Paragraphs each new dawn offers

To awakened care. In vain the day
Squanders on them its infinite books,
As difficult as the difficult scripts
That perished in Alexandria.

An old Greek story tells how some king died
Of hunger and thirst, though proffered springs and fruits;
My bearing lost, I trudge from side to side
Of this lofty, long blind library.

The walls present, but uselessly,
Encyclopedia, atlas, Orient
And the West, all centuries, dynasties,
Symbols, cosmos and cosmogonies.

Slow in my darkness, I explore
The hollow gloom with my hesitant stick,
I, that used to figure Paradise
In such a libraries guise.

Something that surely cannot be called
Mere chance must rule these things;
Some other man has met this doom
On other days of many books and the dark.

As I walk through the slow galleries
I grow to feel with a kind of holy dread
That I am that other, I am the dead,
And the steps I make are also his.

Which of us two is writing now these lines
About a plural I and a single gloom?
What does it matter what word is my name
If the curse is indivisibly the same?

Groussac or Borges, I gaze at this beloved
World that grows more shapeless, and its light
Dies down into a pale, uncertain ash
Resembling sleep and the oblivion of night.

不曾实话实说的《实话实说》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12:50 +0800

《实话实说》要下课了。我一下子想到十四年前，隔着强烈的干扰听到对岸的“敌台”评论刚开播不久的《实话实说》被暂停“整顿”的消息。

如今，它终于要死了。虽然十四年来，被“实话实说”的差不多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不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节目，并且能够维持十四年才死，恐怕背后还是有些隐着的期待。那就是这个时代对极度稀缺的“真话”的渴望，哪怕这只是一个名号呢？人们至少可以在国家喉舌那里看到一个以“实话”冠名的节目。

现在连这个名字也消失了。一个对实话充满恐惧的时代，连“实话”这个字眼也要彻底从公众话语里抹去。

对那些据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人们来说，实话是无用的，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的事物，一切都只是不同话语的碰撞和游戏。即便有一个真相固定下来，那也是暂时的，是不断漂移的。娱乐圈可以说是最先跑步进入后现代极乐世界的一群人。

娱乐化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时代修辞术。央视把《艺术人生》这样的节目推上去，所谓强档组合，无非就是披着艺术的外衣进行的娱乐化。这样，在一个事实贫乏的媒体空间里，娱乐取代了对真实的追寻，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结构所梦寐以求的。

可是，对天朝治下的大多数人民来说，生老病死的巨大现实，是与后现代的歌舞升平毫不搭界的。在一个长久以来事实被权力控制和扭曲的体制下，“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公共产品。但在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方面，我们的体制不仅是无能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恐惧做出这样的改变。说到底，它是站在实话的对立面的。只有实话的稀缺才能维持它的神秘性、垄断性和控制力。

即便是所谓的《实话实说》，存在于一个没有任何公共性可言的制度中，却要装出一幅公共的姿态，祭出“实话”的大旗，但却同样是与实话绝缘的。在这个据说迈向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上，我们看到的其实从来就是一个实话的幻影。《实话实说》除了造就了崔永远与和晶这样的电视名人，但可曾留下一丝实话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话实说》的死去也许终结了一个当代电视史上的传奇，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纷纷扰扰的个人恩怨和体制纠缠，但对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的总体状况来说，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在对事实的生产和获取方面，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连失去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一个实话被小规模批量供应、小心翼翼包装、层层策略性掌控的神奇国度。我们苟活在一个事实荒芜的沙漠里，过去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会如此。

所以说，我们曾经有过《实话实说》，但我们却从来都没有实话实说过！现在这个节目被停播，正好可以名实相符了。作为世界第一大“非实话”集散地的央视，除去了以“实话”冠名的节目，正好可以成全它自己了。从此不必扭捏作态，假装清白，而是可以大方娱乐、歌功颂德了。

好在有网络这个新兴的载体，让我们不必为了一个以实话命名但其实跟实话没啥关系的节目的离去感到惋惜，让我们不必为了揣度圣意必须一年被没新闻的联播强奸365次，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娱乐爆炸取代对制度的质疑的时代，窥见权力苍白的嘴脸。虽然这依然不是一个实话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我们的确在前无古人的翻墙运动中，看到了在一个并不那么后现代的国家，人们对基本事实的渴望和执著的信念。

“网瘾”、技术恐慌症与溃烂的成人世界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06:50 +0800

1812年卢德运动雕版宣传画 via

对中国互联网来说，今年可真是多事之秋。现在又来了网瘾的话题炸弹。网瘾戒除大师杨永信（已经成了网友眼中的“羊叫兽”）的电击疗法引发巨大争议，后又传出少年死在犹如集中营般的网瘾戒除所的新闻。

柴静在《新闻调查》里的报道，算是国家媒体第一次对这种技术恐惧症的后果作出的相对严肃和客观的反应。透过报道，人们终于看到这种对网络技术的歇斯底里式恐惧反应的致命后果，人们也第一次明白：原来不仅对网络的过分沉迷会带来伤害，对网络技术的恐惧性反应同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其实，这种对新兴传播技术的恐惧心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技术的恐惧，其实反应的是一种对社会关系本身所出现的裂痕和重新修补过程的焦虑。因为技术本身并不会决定什么，也无所谓对错，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使用这种技术，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使用的。所以，对网络技术的恐惧，和历史上一切对技术的恐惧一样，反映的是人们对新技术的使用给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冲击的恐惧。

在英文里，人们用卢德分子（luddite）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对新技术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该词源自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纺织工人所杜撰的一个民间传奇形象奈德·卢德。卢德分子的特征就是为了捍卫传统手工纺织工人的利益，以暴力方式大规模捣毁现代纺织设备。现代卢德分子的一个极端典型，是美国著名的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Ted Kaczynski，由于极端仇视现代电脑技术，他在近20年的时间里向学校以及航空部门邮寄了无数炸弹，导致多人伤亡。

其实不仅是在技术急剧变革的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即便是在此前的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人们对新技术的出现，同样会有类似的反应。印刷术在早期的欧洲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打破知识垄断的能力，会对政教合一的皇权和教权统治结构形成冲击。即便是在印刷术早已普及、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的19世纪，人们对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戒心也依然根深蒂固。在《傲慢与偏见》里，虚伪的表哥柯林斯劝诫伊丽莎白不应该读那些“有伤风化”的通俗小说，而应该多读《圣经》和劝世文式的道德文章。这说明，人们恐惧的真正对象其实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对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冲击。

至于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电话等现代娱乐和信息传播方式出现后，人们一方面对新技术充满美好的憧憬，但另一方面社会意识中的恐惧和戒心也日益强烈。基本上，技术救赎论和技术恐怖论，从来都是形影不离的。佩恩基金会在1930年代资助的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其背景是当时盛行一时的魔弹论，一种将传播技术的作用无限机械夸大的流行的观念。之后，对报纸、电视，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类似的大众心理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循环出现的。

人们曾经讨论过儿童对小说、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的沉迷，并且也曾经极其忧心忡忡地讨论如何帮助儿童们对这些危险的事物保持免疫力。40年代精英分子对美国文化进入英国后所带来的靡靡之音的仇恨，呼应着80年代国家权力对邓丽君的恐惧。这反映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健忘症，即人们其实总是在重复同一种后来被证明错误的或者过分夸张了的反应，总认为一种新的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断裂是令人震撼的，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在拾前人的牙慧而已。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虽然今天看起来恍如隔世，但在对网瘾盛行的恐惧，以及以父母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焦虑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历史和社会心理的巨大惯性，我们会惊愕于在狂飙突进的现代化中，原来我们的进步是如此之少，原来在巨大的变革的迷人的面纱下，我们错愕和惊恐的表情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

这种“技术恐慌症”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恐慌症”，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恐慌症”。因为，技术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它只是一个表象，一切围绕技术的争论、狂喜、恐惧，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反应。当父母们满腔热情的表达自己对孩子们沉迷于“魔兽”的世界，而不再把目光投向这个无比现实无比金钱化的世界的时候，他们透露了自己以及整个成人世界在培育和维系一个健康的家庭人伦关系上的彻底失败。网络只不过是为那些脆弱的幼弱的心灵们提供了一个通向另一种现实的渠道。当一个渠道关闭的时候，网络只是开放了这另一种选择而已。如果成人世界不是去修补和完善那个日渐破败的空间，而是企图通过类似电击这种残酷而恐怖的威慑手段，试图恢复自己遭到挑战的全面掌控未成年人世界的权力，那么，最终的结局将是致命的。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技术恐慌的历史过程中，现代医学或者科学都以权威的面目成为推行种种惩戒手段的合法借口。这种知识的权力对自由和生命的压制，透过福柯对监狱和医疗诊所的分析，早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其中自然也不能忘记政治权力对知识控制和社会惩戒系统的催化、巩固和利用。

杨永信以所谓专家和科学权威的面目出现，不仅获得了焦虑不已的成人世界的欢呼，同时也获得政府所颁发的荣誉称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代表了知识的权威对未成年人身体的统治，更代表了整个成年人世界和政治权力的利益。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是整个国家权力对作为未成年人的国民的惩戒和整个成人世界对未成年人世界施加统治的结合点，把家庭、人际关系和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腐朽、溃烂、蛮横和破败通过这种真实又荒诞、科学权威却又极端残暴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貌似科学、权威、不容置疑的人物，却要依靠电击这种类似于虐待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达到他的科学目的。权力统治下的现代科学权威的悖论就在于，一个理性的目的却要通过非理性的手段来实现，一个貌似健康的社会却需要通过疯狂来医治自己的病。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究竟是孩子们病了，还是整个成人世界病了，究竟是那些需要训诫和惩罚的“沉迷者”病了，还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关系和权力体系病了？如果孩子们的“网瘾”需要医治，那么成人世界的对金钱、权力、专制和暴力的迷恋，是不是也需要医治？在一个已经因为权力和金钱的异化极端扭曲的社会关系中，在一个因为价值崩溃而溃烂已久以至难掩腐臭气息的社会中，究竟谁更有资格来医治谁？

一个健康的社会对技术的态度，应该既不是盲目乐观的乌托邦主义，也不应当是盲目排斥和恐惧的悲观主义。人们需要明白的是，他们最需要警惕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技术和那些因为使用这些技术而变得陌生的其他人。在技术恐惧的问题上，成人世界需要医治的是自己对技术和未成年人世界的偏见和无知，一个家庭需要医治的是危机四伏的亲情关系，一个社会需要医治的是自己沦丧殆尽的价值体系，一个国家需要医治的是自己满目疮痍的体制弊病。如果无视这些问题，却把孩子们作为体制和社会关系溃烂的替罪羊和牺牲品，难道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病吗？

遗憾的是，人们最难做到的就是救治自己的病。或许，鲁迅那句“救救孩子”的名言，应当改为“救救自己”吧！

澳洲中部之行散记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04:08 +0800

一

想去中部看看那块红色的石头和那片广袤荒芜的沙漠，以及那里人们的梦幻时代的故事，是去年就萌发的愿望。本来计划在盛夏的一月，乘火车穿过绿树成荫的新洲，取道阿德莱德北上，直达红色疆土的核心地带，在夏天火红的落日的余晖里，看Uluru那红得让人惊叹的色彩变幻，以及风声低吟的沙漠夏夜里，南十字星闪耀的南半球的苍穹。

但是，澳洲盛夏的热浪严酷而狂野，就在南部大火肆虐维多利亚和南澳山林并吞噬数百条人命之时，北部的疆土则在40多度的高温中炙烤，并遭受洪水洗劫。于是，不得不按捺住焦虑的心情，把自己锁在有着空调安抚的现代化人工伊甸园里，直到秋色在逐渐染红的叶子里彻底风干了酷热的气息，我才决定把学业的烦恼一股脑忘却在囚室般压抑的公寓里，提起背包，踏上红色的中部土地。

二

如果没有时空的限制，人类的想象就会死亡。正是因为我们只能在同一时间生活在一个确切的空间范围内，我们才不得不展开灵动的想象，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远方的神奇。如果眼前的日常是残酷的真实、无奈的恒久、有限的可能和绵延的平淡的话，那么远方就是温和的虚幻、兴奋的瞬间、无限的可能和迸发的热情。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实在的存在感，而在于为这个存在感提供一个参照，是它不至于因为彻底的自我麻醉而陷于虚无。

也许我正是想寻找这样一个参照：从河网遍布的水乡到海滨小城，从大海的故乡到民族国家的心脏地带，再从故土到南国的大陆。每一次都是通过离开眼前的世界去探寻那个远方所充满的可能性。尽管我知道，这个寻找的过程其实没有终点。因为在我并不算漫长的人生里，已经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寻找，但我的眼前依然没有可以永恒驻足的地方。也许除了死亡是可以确定的，一切都是虚幻。

夕阳映照下灿红的艾尔斯巨岩（Uluru）

因此，当看到Uluru那巨大的赤红色的身影，我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会感到无比的震撼。相反，我很平静。我知道我只是来这里寻找一个新的参照，一个与舒适而慵懒的东南部的悉尼既然不同的世界。当我凝视眼前残红的一切，我能感觉到一种广袤空间里特有的安宁。在走完将近10公里的绕行路线后，我似乎看到明月初升的沙漠里，红色岩石上流淌过的亿万年的岁月。一同行走的德国人冷峻而寡言，就像远处的巨岩。

导游Steve热情澎湃的讲述，试图重现那些远古的想象和文字之前的历史，这让我意识到眼前这块神圣的巨石，是当地原住民对久远时代里人和自然、和自己的关系展开想象性叙事的源泉。这个巨大的身影，是这座荒芜狂野的孤岛中部地区早期人类想象的载体，是人对自身展开探索和对意义之谜展开追寻的一个节点。

在日出和日落时分，Uluru发出无比夺目的红色，笼罩在蓝得透彻到极致的天空下，仿佛真实的幻境。这璀璨的时刻，以及我们在短暂的旅行中所无法见证的其他诸种奇特景象（如雨后彩虹横贯巨石，或者暴风雨中遍布巨石的水道切割石块的景象），一定在那些在澳洲中部沙漠中行走、狩猎、野合、采集和为了部落利益不断相互厮杀的远古人类的心灵中，激起了无法言喻的惊叹、赞美、敬畏、崇拜和想象。作为一个想象的能指，Uluru在原著民文化中，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而如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叙事建构的一部分，它则被澳大利亚国家权力建构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不仅成为创造澳大利亚人身份的话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旅游资本得以自我繁殖的载体，也成为像我这样的“他者”展开丰富异国情调文化想象的高级文本。

三

与Uluru相距不远的Kata Tjuta，同样是原著民文化中的圣地。两者一起构成了作为联合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Uluṟu-Kata Tjuṯa国家公园。

赤红色的卡塔丘塔

但是，围绕这个公园的建立及其商业化经营的斗争，却成为近代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围绕公园所在地的归属权的争议和纠纷，远不像这片独特的景观带给人的感受那样美好而宁静，反而充满了压制和反抗的风暴，成为几百年来澳大利亚外来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种族政治漫长历史中的重要一环。

作为一个典型的“被发明”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现代史充满了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相互冲突、磨合和共生的故事。一个土生土长的原住民社会被外来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一系列制度模式所摧毁。这包括新制度创立的故事中的库克船长的英雄壮举、囚犯们的辛酸泪、狂野不羁的绿林大盗的传奇，以及制度草创时期移民浪潮中的种族主义牺牲品，也包括旧制度遭遇文明绞杀得故事中的残酷宣言：“这片大陆没有人类”，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化“洗白”运动，更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的新的融合政策的努力。

Uluṟu和Kata Tjuṯa，以及作为此次中部行重要一站的Kings Canyon的命运，自然包括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层面的故事。对这这些地区的双重命名本身，就透露了文明战争的历史痕迹。直到2002年，以原住民语言名称辅以英文名称的双命名系统，才正式获得官方认可。

金斯峡谷

围绕这些土地和重要圣地归属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直到198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才将Uluru完全归还给当地原住民社区，并成立了以原住民为绝对多数的管理委员会。但条件是必须将此地租给联邦政府99年。如果这离公平交易依然相距甚远的话，那么，相对于血淋淋的抢夺，这种温和的共赢模式，是否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呢？

四

中部城镇Alice Springs，是这片中部荒芜沙漠里的绿洲，也是整个北领地地区，除了首府达尔文之外，最大的城镇。除了随处可见的原住民慵懒、肮脏的形象，随处可见的还有真枪实弹的警察警惕的眼神。文化融合的理想，在这个美丽的绿洲，似乎遭遇到了现实的挫败。

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在介绍Alice Springs时，不忘提醒读者注意安全，尤其要避免在黑夜的后街独自行走。对初来乍到者而言，这似乎增加一点恐怖气氛。但其实，这座友好的小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粗野和危险。临街的艺术画廊和工艺品店，加上咖啡店和各种饭馆（自然免不了全球到处繁殖的中餐馆），虽然没有悉尼的喧嚣和繁华，但也足以弥补在沙漠的狂沙和苍蝇横飞的灌木丛里损失的水分和惬意。

在文化区，还可以看到让人惊叹的原住民艺术作品。简洁的点线组合加上自然、朴实的色彩铺陈，构成了最具有本真色彩的艺术表达。位于城镇边缘的航空博物馆则讲述了将近100年里航空业先驱者在大漠里生生死死的传奇。

爱丽丝泉附近荒漠中的博物馆和艺术区

只是，让我感觉遗憾的是，那些眼神无光、衣着粗陋的原住民，在这个透露出现代社会印迹的小镇里，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他们闲坐在草坪上，既不工作，也不与这个操着英语和其他各色语言的外来世界交流。他们就这样奇怪地平行在同一个时空内，彼此如此邻近，却又如此遥远，以至于在各种冠以原住民文化名号的画廊和艺术品商店里，晃动的都是白人的身影，堆满的是欧洲文明改造后的原住民文化商品，以至于在宁静、俭朴的街道上，需要威严冷酷的警察来保证醉酒者和清醒者之间的安全界限。

深夜，当我躺在Alice Springs青年旅馆的床上，听见从附近干涸的河床上传来原住民呼喊的声音，痛苦而迷乱，我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他们在这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却成为了陌生人，在现代世界“赐给”他们的酒精、麦当劳和物质迷茫的刺激下，再次与他们祖先的神奇世界相遇，只是他们彼此都已经不再相识，一种巨大的迷惘和悖论笼罩了日渐模糊的文明。

我不禁感到一阵悲凉。

五

在飞机上，看着夜空下璀璨的悉尼，我跟同行的毛老师说：像无数次回家一样，从沙漠回到海边，我有一种鱼回到水中的感觉。时间就是这样把感情、体验和存在的实在感印刻在我的肉体和灵魂中的。坐在悉尼那陈旧而布满涂鸦的地铁里，我想起了北京的地铁和我的荒芜的寝室，以及那些无人碰触的寂寞的书本。可是，我那在悉尼等待离开的我归来的书桌何尝又不是如此的呢？它正等待我归来，等待我回到它身边，把故事和心情写给我自己以及你们听。

2009年5月8日。
（图集入口）

未来的诸种可能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2:02:50 +0800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Dianlin译自该书pp.333-336，标题为译者加。

考虑到上述诸种国内和国际的要素，也许阐明中国可能面临的一系列前景，会比预测这个国家实际会选择的道路更有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现实：这些关于中国制度体系基本特征的诸种现实可能性，即使到2020年，也会是惊人地广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尚未进入一个可以预测的发展轨道。根据接下来二十年内发展的特定情况和抉择，有六种可能的结果。简述而言，可能的前景及其相关的主要问题如下。

成功。

一个成功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成功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又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的国家。它将在国际经济领域扮演主要角色，会有一些本土公司在地区和全球领域具有竞争力。由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它很可能会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多边组织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同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它也将会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方面，到2020年，一个成功的中国可能会实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但在全国层面，将可能会仍然维持一党主导的体系。中共的演化形态或许会更加接近1990年代之前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198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民党，或者1950年代以来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其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半民主的政治体系，但依然会集中整治权威并利用这种权威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这个主导性的政党也许不会禁止一切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但是也不再保留干涉一切活动领域的权利，正如中共目前所作的那样。

这个成功的中国将为此感到骄傲：具有活力的市场，国家在经济方面扮演的强有力的角色，政府高质量的行政管理，更加有效的法律体系，得到改善的公共服务，以及旨在减少地区和社会不平等的政府计划所取得的进展。它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它依然会面临环境恶化、公共健康以及贫穷等主要问题，但在多数方面，从总体上看，它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东亚现代国家。

中国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必须下定决心，解决金融问题，实现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推动政治改革，并且培育一种可行的公民组织模式，能够为主要的社会群体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从而获得一种更明确的参与意识。而且，一个“成功的中国”的假设能够变为现实，还需要北京政府在下面的20年内实现三个方面的安全目标：它必须避免战争；必须与台湾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即使是长期的临时方案形式）；必须与美国处理好关系，以避免把巨资耗费在庞大的国防开支上。这三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其他任何一个或者两个方面的失败。简言之，如果中国要想在下面的20 年内实现富有雄心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就必须避免重大的国际冲突。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成功并不是确定无疑的。驾驭可预见的问题，需要机智而具有远见的决策，同时要需要一点运气。其他的负面挑战，例如潜在的艾滋病扩散，都会使得成功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而目前无法预测的障碍也一定会出现，从而增加成功的困难。

以一个“成功的中国”的特征为参照，下面是到2020年时可能出现的其他前景。

精英的威权民族主义体系。

到202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与国内商业精英联盟的集权的一党体系，并通过推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来安抚底层。党已经积极吸收私营部门的商业领袖人物，并且长久以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党内的成员。而且，很多党的官员利用手中的经济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党很可能会与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精英分子结盟来捍卫一个威权的精英体系，而不是向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方向前进。在这样一个基本上为富裕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服务的制度中，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可能的方式就是鼓励民族主义。中国国内的批评家已经把这种情形描述为未来潜在的“拉丁美洲模式”。

如果中国无法成功应对上述安全挑战，遭遇有限战争、台湾独立、以及/或者为了抵御美国的威胁而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一个精英统治的威权民族主义体系。的确，成功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安全威胁的警告相结合，将会增加中国在未来变为这一体系的可能性。

一个软弱而腐败的威权体系。

如果腐败变得极其严重，政府的掠夺使得经济发展下滑，从而削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那么就会很有可能出现一个纪律相对松弛的腐败的威权体系。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没能成功的阻断腐败的源头，并且建立起强大的法律体系。如果不会出现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这个体系将缺乏意识形态热情，而且无法动员人民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努力之中。小规模的大众骚乱将会继续出现，必须依靠强大的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秩序。

这个软弱且腐败的威权体系，将会致力于维护自身的权力，并不断满足官员及其商业盟友们的物质欲望。这样一个未来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只能是勉强应付，而不可能在亚洲或者多边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一个弱民主体系。

到2020年，在中国出现一个强势的全国性多党竞选的民主体系的可能性非常小。对实现上述“成功的中国”的愿景而言，不断提高公众代表和民主进程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巨大的挑战决定了，像一个强势的全国多党民主制度演进的过程，将需要远比目前到2020年更长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到2020年在中国会出现一个完全民主的体系，那么这很可能是无法遏制的大众要求导致政治体系在此前某个时间发生崩溃的结果。由于中国的高度复杂性及其政治历史，任何在2020年从这种崩溃中出现的民主制度，都很可能是制度上不健全的，并且高度腐败。地区性强权也将不断挑战边界，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政党将更可能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而不是全国性社会群体的利益。

这样一个体系也许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体系，但是这个过程将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年。一个弱民主体系，在制度上将无法保障把稀缺资源用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维持社会稳定，以及保护国家安全。如果这一危机和转变会在2010年代发生，那么2020年的中国很可能会像 2003年的印度尼西亚。

长期的动荡。

这一糟糕的局面以政治体系的崩溃为前提。之所以崩溃，很可能是因为领导阶层在如何处理重大的金融或者其他不断恶化以致完全失控的危机时，发生了分裂所致。崩溃导致无法凝聚向心力，无法重建有意义的全国性秩序。“中国”也许还会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实却是许多地方政府和其他势力为了资源和权力而争斗。很不幸的是，考虑到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内政治冲突及其社会的巨大复杂性，这种前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这种残酷的可能性，将会使得2020年的中国看起来像是199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并对地区和全球产生深远的非稳定的后果。问题可能包括边疆领土的丧失，紧缩的经济，平均寿命和疾病控制能力的降低，环境恶化和危机，以及无法控制的民族分裂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犯罪集团会利用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其结果可能会极大地加剧恐怖主义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及其传输方式，流行病，以及史所未见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这种局面会严重削弱中国的国家实力，但由于它的规模、位置和重要性，这同时也将会对国际社会带来最严重的负面后果。

《集结号》：无名氏与人性的半成品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1:59:36 +0800

直到故事最后，电影才告诉观众，谷子地是个孤儿，是在谷子地里被人捡到才活下来，抚养成人，因此就被取名叫做谷子地。这个名字犹如无名氏的同义语，很像是中国农民的一个象征。这不仅因为它本身与农业所具有的地理特征紧密相关，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如此不具有特殊性的词汇，就像二狗子之类的任何一个象征着传统的中国底层人群的名字一样。重要的是，无名氏意味着一个以独立的存在为表象的虚空。表面上它被无名氏三个字所填满，但实际上空无一物。关于它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对它背后的那个曾经的生命一无所知这个事实。因此，无名氏意味着来去都不知所踪，是一个被挖空了背景和意义的空白。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影片其实是在坚持说明这样一件事实：谷子地不想做无名氏，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四十七名兄弟。他试图改变被埋没的状态，试图消除那种不断压倒过来的彻底的虚无。尽管死亡已经使得生命的气息不复存在，但他显然希望不要把他的兄弟们推入无名氏那虚无的深渊。他所要的无非就是因为曾经鲜活的存在而必须得到肯定的意义。

谷子地的这点精神在某个时候感动了我。我把这看作是历史漩涡中的一点醋。也就是说，它让这部以战争场面为噱头的电影，有了一点点味道，从而与中国电影中主流战争叙事那种人性的缺席拉开了距离。我们的战争电影向来都是人海战术的大场面，人民的气势展露无遗，但唯独缺席的就是人。人被历史所淹没，被历史必然性所摧毁，连一点尘埃都没有留下。英雄必须没有人性，必须对我这个字眼进行彻底的否定，必须对性别、年龄、婚姻、人伦的个性特征进行革命性消除，必须以历史和集体的名义取代任何可以使人联想到个体感受及其人性的概念，否则他就无法为了民族、国家和党的利益毅然让自己爆炸，从存在化为虚无。至于敌人更是没有人性可言，因为我们对他的仇恨已经使得他不再是人。他只能是反动派、汉奸、叛徒，而不再具有任何可以成为人的可能性。就像《集结号》里的士兵说的：我杀的是反动派。他的潜台词是：那不是人，所以没什么好忏悔的。

但遗憾的是，谷子地的言行顶多只是在四分之一的意义上试图在历史的漩涡里恢复一点人性的底色。其余的四分之三，以他为代表的生活在革命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的正名活动依然是在整个二世纪后半叶所确立的逻辑框架之内完成的。这个框架的神圣性和强迫性，在这部只有四人之一人性的电影里显然依旧固若金汤。并且很可以因为那点催泪效应而得到加强。

这个四分之一，就是在对党和国家的召唤及其回应中，部分地确认了人们活着以及死去的意义。显然，谷子地没有对神圣的死亡充满迷恋，他一直为兄弟们的死去感到痛苦。但在死亡成为事实之后，谷子地对人性的肯定，其实只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不可能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消失。他必须有一个名分。这个名分，在谷子地的精神世界里，就是为了人民解放而壮烈死去的烈士。他甚至因为他的兄弟没有得到这个名份而感到不安和悔恨，甚至想以自己的死来填满这个心灵上的沟壑，并最终引导他通过挖寻早已成为废墟的尸骨来恢复这份存在的意义感。尽管在电影里，对那些更加朴实的农民来说，这个名分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这可以多分到两担谷子。但谷子地显然是认真的。他以一种偏执狂的态度和言行，把这条宏大信仰支撑下的人性线索坚持到了最后，直到那个曾经使他们遭遇委屈的主人，重新给了他们热情的拥抱。因此，完全可以说，谷子地的人性是个半成品。它顽强的脚步，在遭遇到没有面容的国家和人民的热情拥抱时，嘎然而止。

谷子地的真诚透露出冯小刚是个聪明人。不仅在票房上，而且在政治上，丝毫没有闪失。战争的宏大场面和极具震撼力的视听效果，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彻底的人的历史。在这里，人只能是未成品，就像被战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像那些无名氏的墓碑：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与人相关的事物，但又显然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生命的人。它只能是模糊的、含糊其辞的、左右为难的无名氏。

因此，我对冯小刚所讲的这个谷子地的故事也只能给予四分之一的掌声。那四分之三，必须留待将来，留待人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得以完全长成的那一天。

从墨尔本到霍巴特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1:56:07 +0800

墨尔本的早晨（see more pics）

一直想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次短暂的旅行，因为在我紧张的财务状况下，在初来乍到之时选择这趟奢侈的旅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从墨尔本到霍巴特，从雄伟状况的大洋路到静谧安详的威灵顿雪山，还有早晨墨尔本街道的背光剪影，和里奇蒙德小镇上的小桥流水，一切都说明，下面半个月的紧衣缩食是完全值得付出的代价。

作为“南方的神秘大陆”，这里充满了孤独的气息，一种被遗弃在令人绝望和恐惧的南方的孤独。这是澳大利亚的底色。但这种孤独从来不是绝望的，相反，它是一段在绝处逢生的传奇，是一种适者生存的英雄感。这次短暂的旅行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

在囚犯们被源源不断的放逐到此之前，这里完全是原住民的天下，而即使这些人，也是在千万年前从其他大陆“移民”过来的。随着欧洲囚犯而来的还有“文明”，一种据说是用文字和其他各种器物记载下来的体系。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这片土地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的亿万年的历史，均被纳入史前时期。因此，这是一个从“无” 到有的传奇。很多人带着绝望来到这里，继而又有人带着重新开始的心情来到这里，他们抛弃过去，认定这片崭新的大陆由于没有历史的沉重负担而充满了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其实就是士兵、土匪、囚犯加上重塑自尊的失意者的舞台。

在墨尔本的维多利亚议会大厦不远的广场上，忧郁、暴躁而失意的诗人兼赛马师亚当·林德塞·高登的塑像被安置在离他的亲戚查尔斯·乔治·高登将军的塑像不远的地方。前者曾作为父亲的心头之患被送往澳大利亚，结果在那里演绎了一段失败的赛马人生，却不小心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后者则在平叛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大展宏图。

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则是一战士兵的丰功伟绩。本来就人烟稀少的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的殖民地与新西兰组成澳新联军（Anzac）参加了一战争。结果免不了巨大的死伤和悲苦的经历，经济重创，归来的三千士兵在情感和现实中的创伤无法抚平。只有在维多利亚漫长的海岸线上拓荒修建一条长达数百公里的公路这项巨大的工程，才能缓解人们所面对的愁苦现实，才能足以表达人们对战争死难者的怀念之情。

这条绵延几百公里的崎岖山路，在战后艰苦的条件下，完全是老兵们用双手一寸一寸铺成的。在大洋路入口处的雕塑，清楚地表明了当年这些经历了最残酷的现实的男人们，在1919至1932年这长达13年的时间里，是如何用最简单的工具，修筑了这座世界上最长的纪念碑。因为有着这座奇特的纪念碑，因此大洋路上实际的一战纪念碑也就微不足道了，它只是小得可怜的一块石头和一座微型小塔，如果车速太快，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们。老兵们绝对不会想到，这段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寄托自己的哀思之情的崎岖道路，如今集纳了澳大利亚最壮观的海天奇景，竟成为了最著名的旅游地之一。

这就是澳洲的风格，用最夸张的方式来打破常规。只有学会这种夸张，你才能在这个荒漠与绿洲、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狂野之地生存下去。想想看，不是广袤的山地和草原，就是无垠的海水，在这个空间极度扩张，而人口如此稀少的世界里，如果你不把自己的轮廓描摹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大自然威严的背景中，你几乎就是不存在的。100多年前被流放到亚瑟港的囚犯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位于塔斯马尼亚岛首府霍巴特的风景如画的港口，就像是明信片中的景致，完全看不出它曾经作为大英帝国囚犯流放地的黑暗历史。被大火摧毁的教堂和囚室，剩下残垣断壁，矗立在港口边宁静的花园里，远非当年黑暗恐怖的景象。

如果仔细考察一番附近的地理布局，你一定会明白当年的囚犯们是被送进了一种如何令人彻底绝望的境地之中。

自从塔斯马尼亚岛（当时叫做范迪门斯地）被发现后，军官乔治·亚瑟便被派驻到此处任职，故叫做“亚瑟港”。最初这里是伐木场，但在1833至1850年的时间里，由于其三面环海的独特地势，这里成为英国和爱尔兰重刑犯的流放地。这几乎是一座孤岛，而唯一与大陆相连的是一块很小的有重兵把守通道。再加上海里不时出没的鲨鱼，越狱在这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代名词。然而总是有人敢于太岁头上动土。越狱事件时有耳闻，而且不少人还成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大英雄，但更多的则是埋没于历史无情的尘埃之中。

然而，囚犯了除了享受绝望的精神恐怖和参加体力劳动之外，还作了一件对澳大利亚很有贡献的事情。那就是繁衍后代。许多囚犯并非终生监禁，因此他们有机会与民女结合，繁衍后代，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由于早期的澳大利亚实际上整体上就是一个流放的监狱，因此，很多人都难免会发现自己的家谱上有囚犯的身影。澳洲总理陆克文自然也不例外,愉快地接受了学者对他家谱上有囚犯祖先的研究结论。

1996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亚瑟港大屠杀”，一个持枪者杀死了35名游客。在中国这个死亡数字决不会举国震惊，但在地广人稀的澳洲，人们再次忍不住夸张的本能，称之为大屠杀。

亚瑟港距离霍巴特城大约40公里。回到霍巴特，感受到的是一种冷寂的安宁。这是个小得可怜的城市，几步之遥就出城了。旅馆旁边是一家中餐馆，餐馆里的扬州姑娘清秀动人。周遭的一切都安静得出奇，人迹罕见，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让人觉得时间似乎静止了。不远处巍峨的威灵顿山顶白雪皑皑，无言地俯视着这座静谧小城。

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古老城市，霍巴特不仅因当年的大英帝国流放史而闻名，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南极科学考察的母港。在碧海蓝天相接的霍巴特港，简洁的雕塑刻画了最早的南极探险队带着狗雪橇向南极进发的情景。Heading South!可以想象，当年那些探险家与科学家精神合于一身的人们，是如何带着献身的探索精神，向地球的最南端和大自然的神秘之境进发的。

让我很惊讶的是，竟然能在这样一座边陲小城里，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在塔斯马尼亚博物馆，专门辟出了一个展厅，展览中国文物和字画，从新石器时期，到汉唐，到明清，小小的展厅竟也浓缩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

短短几天的旅行，虽然只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却已经收获了那么多的如画的美好景致。当夜空下的悉尼，以璀璨的倩影出现在飞机下方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回到悉尼，就像我曾经回到北京，回到青岛，或者回到出生地一样，有种回家的感觉。我很奇怪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人对某个地点的依赖的情感是如何酝酿出来的？就像这个国家的人们，他们曾经都是四方的来客，就连原住民也是在久远的过去从其他大陆移民而来，那么国家，或者家的归属感，又是如何在一片广袤的空间里被建构起来的呢？这个有趣的问题，也许可以算做是这次短暂旅行的另一个收获吧。

2008年8月。

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

admin — Wed, 09 Dec 2009 21:46:59 +0800

阿伦特在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写道：“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自由。”《别人的生活》讲述的正是人性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挣扎的历程。

表面上看，《别人的生活》讲述的是作家 Georg Dreyman的生活，当他遭遇到极权主义国家机器时，也就是遭遇到那个将乌托邦神学或者必然的“真理”凌驾于生命和生活之上的制度的时候，他的生活和命运会发生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却是特工HGW XX/7,也就是Hauptmann Gerd Wiesler的故事。

作为森严恐怖的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特工，他像一部机器一样，忠实履行着极权主义的最高核心传来的指令。作为一个零部件，他的工作所遵循的必然性和强迫性，要求他必须丧失一个人所必需的起码的个性和情感特征，就像他的上司所警告他的，不能感情用事，时刻注意自己的立场，是否与这部庞大的极权主义机器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Hauptmann还是逐渐偏离了轨道，成为这部机器的背叛者。他开始情不自禁地与窃听对象接触，篡改窃听报告，瞒报情报，甚至发展到最后，藏匿证据，帮助当事人脱离险境。

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彻底变成一个无情的机器，无论是在和妓女做爱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真实欲望，还是在窃听过程中所发现的人性的纠结和同情。同样，那些极权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当他们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口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包装野蛮的行径的时候，却又在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断做着由于自我的人性扭曲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勾当。当艺术文化部长扯开自己的内裤，露出雪白而肥硕的臀部，强迫Dreyman的妻子和她做爱时，他丑陋的嘴脸就像他的屁股一样苍白。

结果是，Hauptmann所作的一切，不仅让他的上司陷入挫败，让极权主义制度陷入窘境，也让渴望自由的作家 Dreyman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在柏林墙倒塌后，在他重获自由之时，他要亲自去查明真相，找出那个幕后的窃听者究竟是谁。他找到了。他本可以当面感谢那个幕后的HGW XX/7，但是他止步了。他没有当面感谢，而是写了一本叫做《好人赞歌》的书题献给HGW XX/7先生。

在威严的必然性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都是瞬间可以灰飞烟灭的，艺术家Dreyman如此，特工Hauptmann同样如此。当 Hauptmann选择沉默的背叛这个丑陋的制度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一定没有期望作家有一天会写一本题献给他的书。但显然，他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一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的良知。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说，他不再是绝对必然性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而自由的人。

自由就是对人性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就是相信天堂不再别处，它就在我们的心里。200多年前，在分裂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自由的本质就是道德，就是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不必依赖于外部必然性的自我律令。无论外在的必然性要如何压迫他，都不会绝对扼杀这个人对自己的律令。

人类已经穿过无尽黑暗的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和屠杀，走到了今天。即使是再黑暗的年月，人性的光芒也没有熄灭。这正是《别人的生活》试图说明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而自由则是人性最本质的要素。也许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对希望的信念是如此重要，唯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才不会毁灭。就像Dreydman的诗所写的那样：

初秋的九月每一天都是忧郁的
那些笔直的小树向着天空
就像爱情一样茁壮的生长着
头顶是湛蓝的天空
天空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
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
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