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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特约文章：海峡行思录（三）

Daniel — Mon, 09 Jun 2008 05:53:36 +0800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12-13日：（台北市）政治大学，“两岸政经转型与民主发展”研讨会。

　　4月11日晚上我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地上好书与地下美食中流连往返时，接到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教授来电，提醒我记得参加翌日在政大举办的学术会议。4月12日是周六，细雨蒙蒙，一大早我从淡水镇搭乘捷运，再转乘计程车赶赴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政治大学参加三二二大选之后台湾政治学界第一场重要聚会“两岸政治经济转型与民主发展——新政府人事、政策与互动取向”学术研讨会。

　　一路上，计程车司机黄师傅不时被车内移动屏幕上关于“萧胡会”的报道吸引，主动用“台语”（闽南语）对我说：萧仔不孬，最好再帮忙把大陆客拉来，生意卡好赚。我顺着话头也用闽南语问他：昨晚民视和三立电视台的名嘴还骂萧“自我矮化”，“丧失国格和主体”，不觉得吗？他说：甭再那样讲了，没意思啦，以前拢信，现在听听就好，顾好生活卡重要。生活不好，哪里来的国格和主体？……我想起此前一天，在淡水镇渔人码头和台北市龙山寺，和当地民众聊天时都听到希望马英九施政团队今后少争论、多做事的议论。身处台湾社会基层，常常感受到的是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无奈和厌倦，对寻找发展机会的渴望。

　　不过，一走入政治大学的学术会场，立刻感受到迥然不同的氛围：政治转型、台湾民主启蒙中国、台湾体意识、民主巩固、维护主权等抽象概念纷沓而来。几位台湾重要的政治学者，从本次大选的和平落幕和理性投票中归纳出台湾民主的进步与巩固，主权与主体意识得到强化等观点，语气中不时流露出台湾民主相对于中国大陆的道德优越感，同时也担忧国民党会与中共走得太近，担心马英九无力捍卫台湾主体性……一位素有声望的学者不无担心地表示：此次选举结果证明，选民目前考量更多的是国共合作带来的利益，由此埋下了今后四年台湾逐步丧失国家主体性之隐患。言罢不忘讥讽三年前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台下掌声热烈。

　　我静坐台下，不由得想到，学界和民众的感知，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同时也自思：我也是一个研究者，我所感受到的这种落差，是否客观？是不是因为同情底层社会心态，因此怀疑西装革履的学术界？或者是，当前的学界话语本身与普罗大众存在隔阂？这些问题让我一时陷入迷思，甚至想到，要是我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么由“我的他”/“他的我”来看这个自我，也许会更加超越，更加客观，拥有更高的理性罢？

　　努力收敛心思，摆脱迷思的线索，也许就是辨识“利益”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利益考量”到底何意？“台湾主体性”具体指什么？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很容易，但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迷思。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康姆曾经烦恼神学教义太多太复杂，因此提出被称为“奥康姆剃刀”（Ockham's Razor）的原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Pluralitas non est ponenda sine necessitate），就是希望用最简约的原理来说明事理，防止多思的人们自相矛盾、制造困扰。是以，现在没有必要学究气十足地把“利益”和“主体”截然对立，张扬其中对学者们来说具有绝对诱惑力的概念张力。我想，回到以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受来考虑问题，“利益”和“主体”实际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没有实际的发展权利、没有符合期待的实际利益，“主体性”不过是一面情绪张扬的旗帜；同时，没有集体觉醒的本土主体思维，今天的利益可能保留不到明天。那么，以世俗的日常民生发展为基本内涵的利益考量，和以集体命运感及新兴自由民主理念为主要内涵的台湾主体性之间，没有温润可感的关联脉络呢？

　　有的，并且不难找到。只要换一种思路即可发现。

　　几年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启发我们思考一种兼顾自由民主理念与务实发展实践的现实路径。今天我忽然想到，这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思路，同样可以作为台湾利益与台湾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素有“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称的阿玛蒂亚·森，重新接续古典经济学关注人的幸福生活的伦理传统，强调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并将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等观点。森并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这些“狭隘的发展观”使用过的工具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要素，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权利和资格。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和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所以，这种实质自由的原则、目的和实施路径就是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实际权益，促成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阿马蒂亚·森以印度、非洲的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为思考面和理论着力点，所提的新发展思路也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借鉴并具体化为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直接成果就是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今天台湾的发展与民主水平，应该不是印度和非洲可以比拟的，但是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并没有不适用之处。不管是发达社会，还是欠发达社会，利益与权利虽然常常构成经济发展跷跷板的两端，但选择好恰当的支点——一套公平获得利益的权利保障制度——即可保持发展的平衡。这个支点，也就是一种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实质自由”。台湾也一样，仔细省思，可以观察到这个美好的社会正在逐步扎稳这么一个支点。

　　此外，近代以来台湾曲折的历史遭遇，使得“主体性”拥有很多排斥外来力量支配的涵义，也锻炼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寻求发展和利益的自主性格。为此，近二十年来他们逐渐完善很多保障实质自由的制度，但同时也存在敏感脆弱的心理。毕竟，台湾很小，正如2004年7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发表的长文“Blue and Gre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所评论的，台湾不管民主制度多么健全，多么渴望自主，其实都无法摆脱大国依附状态，从历史上看曾是日本殖民地，从现实看是美国政治军事看护下的政治经济体，也许将来无法摆脱不断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实际上驳了其胞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台湾人可以有一种“海外移民型民族主义共同体”的“想象”，给不少热衷于发明区别于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的学者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冷水作用之外，如果能促使更多的人深入思考一种开放、务实、宽容的主体观念，探索一种以发展权利为基础的实质自由思路，那么关于实质自由和健全民主的整套制度，也许会因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相对接，而更加稳定，获得更多的承认。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喜欢深挖“主体性”理论内涵的地方，除了台湾，好像只有朝鲜了。应该有不少人不希望有一天“主体思想”火炬也光耀全台吧？很多人倒是希望台湾能够在龙腾虎跃的亚太世纪中继续发展，而不是再像前几年一样画地为牢，再“坐牢惜别”，自我崇高。

　　政治大学的学术会议为期两天，这两天我头脑里塞满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论述，肚子里塞满味道不错的日本式便当盒饭。偶尔我会看看窗外，我想我应该像那只春天的鸟儿一样，藏在窗外的树梢上旁观旁听，这样会更好地省视这里的研究者，自由地玩转这里的思维，而且树上的虫子啄起来貌似更野味。在古希腊哲学语义中，“理论”（theorie）和“旁观”（theoria）乃是同义词，而旁观意味着一种“非实践”姿态的思考。是的，有那么一刻，我渴望离开这些瓶瓶罐罐的学术，到拥挤的人群中去，到熙攘的市镇中去。谥号“思王”的曹子建行走七步可以成诗，我也想多行走几步，多多旁观，看看能寻到什么思？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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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特约文章：海峡行思录（二）

Daniel — Sat, 07 Jun 2008 02:36:13 +0800

Summary: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4月8-11日：“流浪到淡水”。台北县、台北市。

　　感谢张五岳教授请石季桦和林姮君同学迎接我到位于台北县淡水镇的淡江大学。古老的淡水镇沿着宽阔的淡水河在台北市区以北铺排开来，一派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淡水捷运车站全用红砖建造，外形雄伟而又肌理细腻，十足的闽台传统建筑风格，堪称古风新韵，与西安火车站的仿古城墙相比各有千秋。看着这个颇有文化积淀的热闹街镇，我忍不住问道：“淡水适合流浪吗？”

　　问题有点突兀，但其来有自。本人祖籍福建厦门，早在海峡边上的少年时代，闽南语就是“母语方言”，随口能哼唱的几首闽南歌谣中就有金门王李炳辉的《流浪到淡水》，该曲与叶启田名曲《爱拼才会赢》、《浪子的心情》一样，具有海峡歌谣特有的沧桑味道、豁达情怀，也有婉转难诉的多情心声——

　　“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烧酒饮一杯，乎干啦，乎干啦！捍着风琴提着吉他双人牵做伙，为著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用这厚，才知影痴情是第一憨的人……”

　　十八、十九年前，我常常中学放学都骑着脚踏车从潘涂沿着台湾海峡西岸的狭长海堤回家。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我骑经海边废弃的破船，也会逗留一会，迎着海风高唱低吟。海的那边就是台湾，歌谣从那边流传而来。

　　来接我的两位同学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也惊奇于我居然谈起这首歌，大约因此一下子看透我的少年心性。他们解释说，《流浪到淡水》描写的是早年流浪艺人在淡水卖唱的生活，那时候的淡水相对于台北市来说也许是个边远的乡镇，不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台北市和台北县繁荣生活区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以为这首歌在台湾大概已经过时了，现在大约没什么人唱了。不过，两周后的一个傍晚，我坐在从台南回台北的列车上，随手翻阅《青春铁马向前行：马英九的台湾单车日记》，意外看到马英九单车之旅到达嘉义县水上乡苦竹寺的时候，与李炳辉合唱《流浪到淡水》的情节。马英九如是说：“我们这一趟台湾纵走，还真有点漂泊、沧桑、流浪的感触。在这一趟发现对台湾乡土之美的旅程中，我有很多的感触，透过《流浪到淡水》的旋律，一一被牵引出来。”这首歌、这句话流露出马英九奋勇前行时的无奈心声。我记得当初马英九单车纵走之时，正是他背负台北市长特别费案，迈上参选2008的最初三个月，当时国民党内衮衮诸公似乎没几个人认同他单车旅行的必要性,至于绿营政客和名嘴则每天在Call-in电视节目上讽刺马的单车之旅为“贵族旅行”。马英九内心的孤独、无奈和委屈，刚好可借这首歌流露。不过，后来马英九单车旅行来到淡水镇，淡江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要花十天去骑单车？他突然也流露出某种少年心性，模仿陈水扁的台式无赖招牌语耍个幽默：“我就是喜欢骑脚踏车，唔你唛安怎？”引起一片善意的哄堂大笑……。

　　我想，马英九通过单车之旅、庙埕开讲、Long Stay计划，其实是想要与台湾社会建立直接关联、找到打赢选举的感觉。同样，贴近台湾民众，了解他们的真切的感受和关注的问题，正是我赴台参访的重要目的。尽管从小在台湾影视文化圈中耳濡目染，近年来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又会接触到大量台湾资料和许多台湾朋友，我总觉得有必要充实对台湾的直接感受，在内心深处形成一个全面的质感的台湾社会印象。毕竟，从大陆看台湾，不乏宏大的叙事，不乏周延的理论，不乏专门的政策，但似乎常常缺乏对台湾民心的直接感知和真切感受。十几年来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波折起伏，也许提醒我们，现在到了重新寻找人民感觉的时候了。对研究者来说，这很重要。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政治与社会，并将其所见所闻忠实撰写出来，让古老欧洲大陆上的人民重新认识美洲大陆上这个新兴的社会，这就是一百多年来流行不衰的政治学名著《民主在美国》（Democratie en Amerique）。今天阅读托克维尔的文字，你我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对美国政治社会状况的细腻质感和睿智洞见。我以为，托克维尔关于行走与思考的探索路径，今天依然非常值得两岸关系决策者和研究者借鉴。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喜欢花二十几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台湾南北走透透？我就是喜欢触摸台湾社会，唔你唛安怎？不过，其中不仅有少年的心性，亦有理性的追索。

　　在淡江大学师生的帮助下，我在淡江大学国际学者会文馆安顿下来，翌日马上开始了在台湾南北“走透透”的社会考察及调研日程。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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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特约文章：海峡行思录（一）

Daniel — Fri, 06 Jun 2008 14:51:30 +0800

Summary: LobbyChina will serialize the travel diary of Dr. Zheng Zhen-Qing. He is invited to Taiwan for cultural exchange this year.

　　自本期起，《游说观察》将连载郑振清博士的《海峡行思录》，郑博士是我的本科师兄，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供职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引子

　　2008年4月，我应台湾淡江大学的邀请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台湾，这个以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奇迹和十多年政治民主转型奇迹著称的政治经济体，经历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以相对平和、理性的选举将马英九和国民党推上执政权位。从三二二大选到五二零就职的这段时间，正是台湾政治社会要素重新洗牌的关键转型期：国民党大胜之后要重新适应执政党身份，民进党大败之后面临激烈的内部改革和派系整顿，同时更受瞩目的是新领导人马英九如何利用不到两个月的宝贵时机，弥平社会分歧，确认施政纲领，部署内阁人事，准备落实竞选政见。可以说，这个四月份乃是台湾新旧政局转换的“关节点”，也是选后台湾社会变动的“出发点”，对研究者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的田野考察工作良机。

　　晚春四月，怀着期待的心情，带着思考的议题，从北京飞经香港到达台北，沉静走进台湾社会。短短三周，我在台北和高雄之间多次往返考察，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互相探照，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反复思考，希望能在行走与思考之间，在访谈与阅读之间，澄清一些模糊观念，检验一些抽象概念，寻找到踏实的研究感觉。

之一

　　4月8日：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定位：前世与今生。
　　
　　4月8日中午，在设于香港国际机场的中华旅行社换领“入台证”（全称“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后，等候国泰航班入台。拉着行李在香港机场游逛的时候，擦身而过的大多是说着粤语的港人，难以辨识语言的东南亚人以及操英语或法语的西方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或者匆忙或者闲适，都在提醒我，这里与北京及其他中国内地都市差异很大。仿佛，我一下子从中华文明的“中心”来到了“边缘”地带。

　　这种模糊的“中心—边缘”感其实只是多数内地居民出境旅行的一种新鲜感受，毕竟在这里语言及社会制度与内地相比有所差异，于是油然而生一种陌生感。不过，从香港机场放眼望去，先进的航空港设施及繁荣的都市文明又让你油然而生另一种“中心”感：香港的定位，不仅仅是相对于内地的“边缘”，还曾是中国大陆通往西方世界的“通道”，本身更是世界金融、贸易、交通“中心”之一。仔细品味，香港的形象渐渐丰富起来了。

　　丰富，意味着复杂和多元。现代史上，香港的政治定位一直比较特殊。160年前，她是西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冲撞点之一。1842年英国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岛，1898年再向清政府租借九龙和新界99年。今天仔细思考这些条约、租约，其实蕴含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原则。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原则，在19世纪中叶还不是普世的国际法，何以能保证当时的中英条约具有正当性呢？奥本海默（Lassa Oppenheim）在其名著《国际法》中指出，国际法，作为主权的和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共同认可的法律，乃是现代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国际法运用于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否正当呢？当年新兴的美国对此是有疑虑的，但仍然跟随着英国制约清政府。就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两年，美国派专使顾盛（Galeb Cushing）与清政府在澳门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了比《南京条约》更为细致的五口通商贸易章程、领事裁判权和海关优惠税则，成为后来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范本。这个顾盛，曾在美国参议院评论说，西方国家要通过条约紧密联合起来，认可和普遍接受一些基督教世界的信条和惯例，也就是基督教国家共同的法规……这些法规只能是基督教国家的通行法规，它们不可能为伊斯兰教或其他异教国家所认识（大意如此）。顾盛一方面不认为具有基督教文明背景的西方国际法能正当运用于非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又根据西方国际法原则主持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恐怕只能用利益驱动的政治野心才能解释——美国其实也希望跟着英国染指中华，利益均沾。

　　站在香港国际机场回顾这些条约，不由感到，国际关系史上所有的是非道理，最终不敌赤裸裸的利益政治。这时候追问当年条约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利益驱动下，在强弱失衡的格局中，利益考虑胜过一切。许多国际权术家的心里，只有现实利益，谈何现实主义，更不用说理想主义了。

　　连割带租，香港地区从此沦为英帝国殖民地。历史的吊诡在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身份使得香港和内地分隔开来，香港由此较少遭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乱蹂躏，并且回避了20世纪后半期内地极左思潮的冲击。适逢196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扩张，香港总督以“行政优先”为名，搁置港人民主诉求，对市场经济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在此背景下，香港作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自由港，经济迅速增长，成为耀眼的“东方明珠”，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港译“佛利民”氏）多次来港，赞扬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简单税制及无外汇管制措施，甚至到北京与时任国务院总理***会谈时亦不忘建言开放价格管制，推进自由市场政策。考虑到当时具体国情，中央政府似未完全采纳。在1980年代中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香港被比喻为“一只会下金鸡蛋的母鸡”，保障香港经济继续发展，一度成为英人及部分港人据以要求北京“主权换治权”的借口。对此，邓小平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坦言，不仅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而且即便香港回归后会有“经济灾难”，中央政府也会勇敢面对灾难，做出决策。中国大陆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在“一国”原则下确保恢复行使主权并嘉惠香港经济，在“两制”安排下保障香港政经体制独立运作，有利于香港经济民生的持续健康发展。十余年来历史证明了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睿智坚决。此外，自港督时代就被压制的港人民主诉求，回归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也以多种方式不时跃上政治舞台，要求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正视之。一些过激的民粹主张暂且不论，但如何兼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政治民主三方面，特别是如何妥善应对以定期、全面、自由选举为中心的直接民主的呼声，吾料现已成为香港特首和中央政府慎重思考的“香港核心命题”。

　　这时候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香港政治定位的复杂性，须知这种复杂性直到回归后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克拉斯纳教授（Stephen Krasner）曾指出，1997年以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它在国际法主权意义上又有独特性——香港不仅拥有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和独立的签证体系，而且有权加入国际组织（例如，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WTO），这种情况接近于明清时期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这种说法启发我继续思考今天的香港在两岸三地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HK-SAR, PRC）与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不同于内地的地方-中央关系，实际上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政治基本面拥有大量的自主权（autonomy）。这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基本内涵。由此综观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们发现实际存在着制度多元性和法律多元性。根据中央有效授予的地方治理权限，全国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直辖市、省为第一层，自治区为第二层，港、澳特别行政区为第三层，至于台湾，目前为中央政策无法实质治理的地区。层级越高，自治权限越大，自主性就越强，甚至拥有地方立法权（自治区、港澳）、司法终审权（港澳）和行政自主权（港澳），港澳的法律体系不同于内地。

　　我们应该记得，这种制度多元和法律多元的治理状况，其实不是现在的中国特有的。远的不说，在乾隆时期，清中央政府就完成了治理边疆的差异性政制部署，边疆政制依自治程度的高低可列举为：东北及蒙古实行满蒙八旗制、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噶夏制、对西北实行驻防屯垦、政教分离，在西南则实行自治程度最低的土司制等。清朝中央设立理藩院、礼部、鸿胪寺、军机处等机构，在地方设有驻防将军、办事大臣、都统等机构，形成有效治理边疆的整体架构、政策网络以及本地律例（如《蒙古律例》、西南《保甲条例》、台湾《善后事宜》等），其政策特点是“从俗从宜”，亦即在保障边疆对中央政府象征性忠诚和制度性服从的同时，根据当地特点依当地惯例治理。

　　许多次，我坐在从北京飞往厦门、上海、哈尔滨、香港、新加坡、美国的飞机上，靠着窗口俯视神州大地，连绵的山脉，曲折的河川，似乎几千年来未曾变迁，深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应该说，直到今天，当代中国在版图方面接续了明清帝国幅员广袤的基本格局，也同样面对着当年中央政府对地方和边疆的管辖权限问题。由于问题具有相似性，中央集权下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也有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目前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自治和支援政策、以“宜合不宜分”、“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为特点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给予港澳的“一国两制”和特殊优惠的区域贸易安排（CEPA）政策等，都是考虑地缘性的边疆、民族或制度差异问题而专门部署的多元性制度和法律体系。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虽没有美国式的联邦制度，但延续了明清以来的多元制度安排，使得中央-地方-边疆关系具有一定的弹性，从俗从宜，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这点似乎是我们在探讨中国政治体系时常常遗忘的宏观性背景制度，我想，不可因“单一制”国家结构而忽略这些相对而多元的制度安排。有意思的是，平时蜗居清华园小屋，我也不会想到这些，不过每当飞到上万英尺高空，则常有此无垠之思。

　　从历史上看，这种宏观的制度和法律多元性实质存在，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海峡两岸三地的关系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基础性问题：应该在何种框架内理解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地位？突发奇想：克拉斯纳提到的“朝贡体系”可以作为思考的参照系之一。

　　大约七年前，在武夷山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请教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一个问题：根据何种标准划分朝贡国在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地位？滨下教授乃世界闻名的东亚国际关系史专家，他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把清代的朝贡国分为六个层次：土司土官（西南地区）；羁縻关系下的朝贡（西藏和新疆）；关系最亲密的朝贡国（朝鲜、越南）；双重关系的朝贡（如琉球）；体系外缘的朝贡国（如暹罗）；既是朝贡国，又是平等互市国（如俄罗斯、日本、欧洲诸国）。犹记当时滨下教授这么回答我：朝贡制度既是一种有等级差异的礼仪，也包含着实质性的平等甚至优惠的贸易关系，这两者保持平衡，才能使体系稳定，因此可以按照礼仪的亲疏和贸易的密度来对各朝贡政权做出上述六层划分。伫立在熙熙攘攘的香港机场，我忽然想到，当年滨下的说法其实启发今天的我从制度形式与制度实质两个方面综合理解香港之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地位，让我发觉前述克拉斯纳教授说法的道理在于，香港与中央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地方与中央关系，也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但可以在经济上当作两个单独关税区的实质平等关系，在政治上当作主权统一下的集权中央与自治边疆的象征性隶属关系。综合考虑这两种关系，就有了同一主权象征下CEPA模式的优惠性贸易安排和单独签证体系的存在。这种独特的政治地位，让克拉斯纳教授联想到往昔帝国朝贡体系内的权力框架，想来也颇为有趣。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三权自主（立法行政司法）、单独签证体系、单独关税区与CEPA模式……这些制度安排综合在一起，实际上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概念的当代演进与东方变换，其中有服从的义务，有共享的权利，还有特授的自主，构成今天香港特殊的政治定位，塑成香港在国内外的基本形象。正是先天地缘因素加上这些特殊定位与形象，香港自1992年以来一直被当作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地理中转站和政治过渡桥。1992年10-11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事务性会谈，历经曲折最终形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翌年，两岸根据“九二共识”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8月，台湾方面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港澳关系条例草案》，做出了航空旅客往来两岸时在第三地飞行情报区（常为香港或韩国济洲岛）中转，但行李直挂和一票到底的安排，并建立票务结算关系，由中华旅行社常驻香港国际机场处理更换通行证等具体手续。于是，香港成为两岸往来渠道。从近年来凤凰卫视台等香港媒体及香港股市、香港资金在两岸经济发展、社会交流、文化资讯传播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来看，拥有独特政治经济地位的香港实际上还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中转站和过渡桥。

　　是否可以说，这是多元主义制度和法律有利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例证呢？在香港机场思量本港的前世与今生，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具备如此政经道路的例子了，香港是中国发展航道上一盏明亮的信号灯。

　　一个半小时后，我飞越大海和层云，抵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特约作者郑振清。欢迎评论，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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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母亲的哭泣

Daniel — Wed, 04 Jun 2008 21:02:10 +0800

Summary: China restricted protests and media in quake zo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reporte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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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的细节变化

Daniel — Tue, 27 May 2008 17:53:36 +0800

Summary: The protocol soldiers of Sun Yat-sen Mausoleum were replaced to non-official security guards when Wu Poh-hsiung visited there.

　　这是一个很体贴的细节——和前几回台湾要人拜谒不同，这次现场礼兵不再穿着PLA军服，换成了民间保安制服，从而淡化了敏感的政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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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中华民国”是什么碗糕 200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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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欠思量的宣传照

Daniel — Sat, 24 May 2008 16:02:49 +0800

Summary: Below is a stupid propaganda photo, a Tibetan refugee kneels to thank PLA soldiers for thei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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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建议

Daniel — Sat, 24 May 2008 04:19:30 +0800

Summary: The director of the Mianyang tourism bureau appeals to build an earthquake museum in Beichuan.

　　人民网5月22日电：昨天，绵阳市有关方面向全球发出紧急倡议，征集北川地震遗址保护方案和地震博物馆策划设计方案。倡议书说，希望全球有关地质、科普、旅游、文物、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及广大网民，能“以无边的爱心，关注四川灾区人民灾后重建工作，为保留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实物见证，贡献智慧”。绵阳市旅游局局长侍玉蓉说：“当年唐山大地震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纪念性的地震遗址，今天，我们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

　　这样的新闻叫人说什么好！这边尚在哀鸿遍野，那边已在张罗主题公园策划了。我赞成人们应当痛定思痛，以合适方式纪念死难者，建立大地震纪念馆也未偿不是一个备选方案。但从公关传播的角度，由旅游局长来主持这样的事实在尴尬。就算要建，是否也应先征询下那些幸存者的感受与意见？一线官兵是否要陪着旅游局长考虑，在抢险同时尽量地保护地震原生态呢？

　　在这敏感而脆弱的时刻，无论有关方面多“强健”，都请先换位思考，体会一下尚未从伤痛中走出的灾民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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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为死难者哀悼，向牺牲者致敬

Daniel — Sun, 18 May 2008 18:22:23 +0800

Summary: We need a "National Cathedral Law" to show the highest respect to great martyrs.

　　四川震灾，数万同胞罹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那些为抢险救灾而献出生命的专业人员、志愿者、公务员与军警，也应当受到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普遍尊重。我国应制订《国葬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向那些为民、为国做出重大贡献与伟大牺牲的公民致以最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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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官方学者要求限制境外利益集团游说

Daniel — Tue, 06 May 2008 13:10:13 +0800

Summary: A scholar with official background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limit the foreign lobbying in China.

　　江涌同志又写了一篇宏文《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如何制约成关键》，发表在中国日报网上：

　　“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华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应实施有效制约。（利益集团一方面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个人或组织所组成的集团，另一方面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江先生说的大概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权势分利集团）——刘军宁曾说：“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外资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各类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其一，江先生又把外资和境外（特殊）利益集团划了等号。其二，境外利益集团在中国参与利益竞争并非缺乏“有效制约与制衡”，而是有太多或明或暗的限制，尤其在立法与政策干预层面。具体论述在本博客过往文章中多有提及，不再赘述。）

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手法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

　　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方面试图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有媒体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黄金时段播放、或于头版头条刊登领导人会见外国企业家的镜头与画面。而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并购，积极游说省市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取得了官方鼎力支持的例子也不少。（其一、这段论述在妖魔化政府公关与企业声誉管理，模糊了利益竞争与不正当竞争、权力寻租之间的边界。其二，夸大了企业与政府沟通对政府决策的实际影响。）

　　其二，利益输送。境外利益集团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为途径，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多次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一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其一、影响意见领袖与利益输送、收买意见领袖与代理人是两个概念。其二、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上述作法恐怕是小巫见大巫。我国在反商业贿赂与反腐败方面已有不少立法，只需对内对外一视同仁，严格执行便是。）

　　其三，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利益联盟本身无可厚非，以此谋求不正当利益才是罪。江文再次模糊了概念。）

　　其四，与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本质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还是游说的问题？）

　　其五，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合谋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吉列。（据当事人回忆：1988年，南平电池厂与福建兴业银行、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福建分公司、香港华润集团百孚有限公司（基地福建公司子公司）合资组建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1999年，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上述股东以南孚69%股份作为出资与摩根士丹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新成立的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掌握南孚控股权；百孚公司由于经营不善，造成巨额亏损，向摩根士丹利出让8.25%股份，摩根士丹利随后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原属基地福建公司20%中国电池股份，2002年，外方股东又收购1000万美元股份，至此，中国电池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已转入外方股东手中，外资控股达到了72%；摩根士丹利希望中国电池能够在海外上市，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电池迟迟未能上市，外方股东遂以1亿美元将全部股份出售给吉列公司。将南孚易帜简单归结为垄断资本合谋，未免过于武断。）

　　其六，借助总部所在国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规则”，境外利益集团自然精于此道。如获悉中国有关重点工程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有的外企极力游说该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甚至通过国家领导人访华促成与中方签署巨额供货协议或交易。（如江先生自己所言，这是国际通行规则，中外皆然，诚非游说之过。）

透过现象认识利害关系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

　　当前，活跃在中国境内的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经济决策。有关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的话题越来越引起关注。

　　一是影响中国重大决策。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从另一面看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既如此，中国企业莫到海外上市便是。这是江先生的建议吗？）

　　二是影响中国立法。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起草和颁布《反垄断法》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一道施加影响，致使《反垄断法》推迟出台达十多年之久。（《反垄断法》从1994年起就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13年里，最高立法机关虽然在各部委内部做了大量调研，却没有向社会公开征求过意见。即便是小范围开放的窗口期通常也极短促，效果可想而知。某种意义上，《反垄断法》草案审议进程的一拖再拖，并非出于充分博弈的缘故，更似某些强势行政集团垄断立法的结果。这个话题在本博客已探讨过多次，不再赘述。）

　　三是影响中国政府威信。中国政府明文规定，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习惯且擅长全能运作的某些外资机构，利用中国混业监管上的某种缺失，加速在中国金融业的网状布局，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已在华拥有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分支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混业经营。（这其实是巴曙松提出的，他认为：外资金融集团目前遵循中国的分业经营政策，分别进入中国的各个金融领域，虽然它们满足各监管部门的要求，但整体上形成的经营效果，却超出了中国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因此，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协调不足，是中国有关监管机构面对外资金融集团的最大监管难题。这是制度安排的问题，不是游说的问题。）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若干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的优越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一些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价。

　　在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的部门与机构，扩张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门局部中的小团体利益，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瞒下的方式，误导高层决策。

　　四是影响中国法律威严。一些外企集体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是因为这类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有的外企一直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目的是随时可以辞退这些员工，而且不用支付赔偿金。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与法人的义务，依法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税收主权。不少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现象，2005年账面亏损的外企占总数60%以上，其实质大都是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并通过各种公关活动持续避税获利。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利用非法手段避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保守估计达300亿元以上。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约10%、税收年均增长高达20%～30%的态势下，2004年外资（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百强纳税增长率为零。

　　中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中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限制。但是，某些外企以“建立工会组织不符合国际惯例”等理由拒绝员工参加和组织工会。在华外企近50万家，雇用职工2000多万，但是组建工会的外企不到20万家。

　　五是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在有的地方部门的庇护下，一些跨国公司长期漠视中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至于相关劳动纠纷愈演愈烈。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廉的工资水平、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等因素，使外企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称，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借鉴国际经验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国利益的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

　　首先，约束境外利益集团活动。

　　方式一，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动公开法》（1995年）——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法律也对境外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限制。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方式二，舆论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比法律制约更加及时有效，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美国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大约有两万多个，但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不到 500个。大多数为海外利益进行游说的组织并没有主动履行注册义务。因此，仅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而舆论与社会监督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往往是目标的提出者、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组织往往由国会议员或专业律师发起建立，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行动议程，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方式三，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这个建议我完全赞同。更重要的是，要为各个利益集团提供充分的博弈平台，引导他们进行正当的利益竞争。）

　　其次，制约学者与“掮客”行为。

　　规范部分学者的“研究”行为。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的“变相任职”。鉴于行政干预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约力的缺失，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决策与执行的透明度，鼓励媒体进行公正的舆论监督，激励公众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约束“掮客”的买办行为。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再有，遏制部门与地方利益膨胀。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膨胀，有可能驱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与境外利益集团“同舟共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境外利益的紧密交织，是境外利益集团活动为所欲为的主要诱因。因此，必须坚决遏制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断膨胀。”

　　让我引刘军宁的几段话作为结尾：

　　“……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它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分解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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