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胡同

假如萨拜因依然健在

@成刚 — Sat, 20 Sep 2008 06:38:45 +0800

乔治·萨拜因的著作《政治学说史》自1937年问世伊始就被目为政治理论史方面的经典，与邓宁、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和波科克等人的同领域著述联袂为我们呈现出政治理论史嬗递演变的完整谱系，也是透视西方政治传统与政治文化的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在自由空气开始复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此书经由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如今大概只有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才能觅到，且被炒到了240多块，二十年间价格翻了百余倍，近来由邓正来翻译的新版《政治学说史》低调面市，对渴念良久的国内读者，不啻是一个福音。

在施特劳斯与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一个重要主题乃是揭示历史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共同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凋零衰败，引发了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的放弃，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历史主义被施特劳斯等人彻底否弃，相反，正如此二人在前言部分所述，他们并不相信排除掉自身历史的政治科学同排除掉自身历史的化学和物理学一样是科学的；再者，如果结合《政治哲学史》写作的时代背景——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不难发现，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施特劳斯的笔锋实则指向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的总危机，意欲在历史中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内在危险求得一帖良方。

理性主义者施特劳斯犹如此，作为历史主义者的萨拜因在条路上则走得更远。《政治学说史》第一章中，萨拜因明确指出“我们认为那些希腊人是‘古代的’，恰如我们用以指称他们的术语所示。然而，从另一种在许多方面更为妥帖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视他们是‘现代的’，如果还不完全是当代的话。”与其思想之父休谟一样，萨拜因坚信文化传统和思想史对政治学的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中，他清晰阐明政治哲学不可能超脱时代偏见的种种关系之外，“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便是撒谎。”任何作为人类扩展部分的政治理论都必须回归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否则便可能致使偏差，加剧当代西方人的狭隘视角，正如基督教教义不能仅同当代的科学唯理性主义相对照，也必须与神话的思想方式相比较，因为其诞生目的乃是为了与神话思想方式抗衡。

一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对城邦危机的反应、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是对17世纪总危机的反应、柏林与哈耶克等的自由主义复兴运动是对二战前后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反应，萨拜因的著述也有其独有的历史土壤。《政治学说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走红，部分原因在于对彼时风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着力于探索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对抗的历史语境，以便为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价值观提供凭据，也正是由于后者的缘故，在政治哲学史的书写工作中，萨拜因被誉为自由主义现代性范式的创立者，和他并肩享此殊荣的另一人是汉娜·阿伦特。由此观之，商务印书馆首次引介《政治学说史》适逢其时，让人遗憾的是当时它的普及程度远未达致其所应该拥有的。

《政治学说史》与《政治哲学史》的出版分别指向各自所存在的时代，意在诊治各自的时代特有的症结，然而萨拜因和施特劳斯的研究路径与意旨却大相意趣。前者自柏拉图开始叙述，后者则是以修昔底德作为起始点，与其说是修昔底德因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战争》对战斗及其苦难的严肃生动的叙述而被长久以来贴上 “历史学家”的标签使然，毋宁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性”的欠缺所致。与其前辈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其实从未用过“历史”一词，他的视野也不限于一场具体的战争，他对战争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一般地了解过去与未来，他敢于称自己的著作是“一切时代的财富”。对施特劳斯，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等真正知识的倡导有可能挽救虚无主义和道德思想的堕落；对萨拜因，政治哲学只有在政治自然界中才能够重发新枝，并不存在如几何原理般客观存在的至高理论。

萨拜因对社会相对论修史观点的忠实同样体现在萨拜因与思想继承人托马斯·兰敦·索尔森对本书两番煞有趣味的增删上：1961年，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三版修订中，大幅度地缩减了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他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整个世界都乐于——也许是太过乐于——把希特勒忘掉”，再来长篇累牍地复述“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已经无甚意义；1973 年，索尔森重新刊发了萨拜因十二年前删除的章节，因为由于种种缘故人们在此论题上的兴趣已经被再次激发起来，邓译《政治学说史》所依据的便是索尔森的修订本，这给国内读者带来了更大的期望值。有一点让我倍感兴趣，假设萨拜因依然健在，在此中译本出版之际，他是否会做修订？他将会如何批改？他究竟会对自己作品在东方古老国家的流布抱持何样的期望？

最后要格外提及的是萨拜因的学术结构中关键性的概念“勾连”，它对我们理解自希腊城邦以降的各种政治理论有导航作用，也在暗示时人该如何完善政治自然界。萨拜因认为，人们只有在采取指向政治制度的行动时，他们和他们的利益才与政治自然界勾连起来，从而使自己及其利益成为政治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政治自然界和个人之间是全然互动、共同成长的，这给予了多数普通人改变政治的可能，使它们并不仅是制定及运作政治制度的少数人的特权，也唯有这样的认识与行动，才可以唤醒现代社会日益萎靡的公共生活，才可以让律法真正保障所有公民权益而非被一小撮人玩于股中。

如此说来，《政治学说史》虽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却像是一剂不断改进配方的“自由民主制的良方”。

《政治学说史》【美】乔治·萨拜因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8年9月20日书评周刊书评·思想 C09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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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激情，唤醒公共社会

@成刚 — Mon, 08 Sep 2008 10:11:10 +0800

城市中人与人关系的淡漠长期以来备受诟病，已是不争的事实。就中国目前而言，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迁徙和流动当属近年来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大潮，这一趋势加速了城市自身的发展，人口激增也加剧了种种城市问题，包括人际关系的石化。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对人际关系的恐慌和物质条件的改善相辅相成，对多数人，城市是淡漠的代名词，似乎是其先天性疾病。社会中弥漫着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不少知识分子把郊野乡村视为人类的“麦加”，并将城市树为众矢之的。在此情绪笼罩下，公共生活的枯萎不再发人深省，它被当作城市发展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没人记得，公共生活恰是在城市里成长并生机勃勃，如古希腊、古罗马。这盛衰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关于公共生活的壮阔而复杂的历史图景。《公共人的衰落》不是他在此领域的处女作，2006年由上海译文引进的《肉体与石头》方属其试啼之作，显示出桑氏招牌的学术路径：跨学科、多角度、深入浅出。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中对威廉·荷加斯于1751年创作的版画《杜松子酒巷》的解读不仅勾勒出公共生活衰败的视觉图景，也是对其学术观的如实刻画：每个画中人只看到自己，他们喝醉了，肉体失去了感觉，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感觉不到楼梯、板凳和街上的建筑物，“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荷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序的景象。”这对我们理解《公共人的衰落》具有象征性意义。

史家的严谨和社会学家的敏锐在《公共人的衰落》中表现的酣畅淋漓，对建筑学、服饰学、戏剧、文学、历史和政治经济理论等资料信手拈来增加了可读性和哲理性。18世纪欧洲贸易扩张和城市人口剧增导致陌生人涌现，姓氏、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无助于确定他们的身份，城市需要确立一套新标准来界定，如严禁任何阶层中的成员穿戴其他阶层的服饰，从而施加一种社会秩序。裸露的乳房不再是德行和器官，只是钻石项链的背景；赤裸的上身仅为烘托蕾丝花环；恭维是否能取悦于人，在于其组织是否精心或机智，没人在乎是否真心；人们公开决斗，但并不破坏他们的私交；一个拈花惹草的人也可以赢得尊重与爱戴，因为他的立场与行动，道德并不会致使减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泾渭分明，这赋予了前者充分的自由，也让后者更公正与开阔。

伴随世俗主义与进化论、实证主义、心理学等的联姻，及商品拜物教的崛起，人格开始蚕食公共生活，服饰不再被当作阶层的标志，不再与自我保持距离，而成了揭示私人情感的线索，人们开始认为真情流露才是特立独行的表现，在上一个世纪，精神医生都认为不自觉地表露心声是疯子的症状，当今亲密性社会便滥觞于此。人们开始把是否真诚当作社会交往的至高标尺，所有的社会现象只有和人格挂钩才有意义，所有的共同体都以彼此揭露自我来建立，非人格空间逐渐缩水。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援引列宁对最恶毒之神甫的定义，即明火执杖暴虐的神甫并非最值得警惕，对你推心置腹的最危险。在亲密性社会中，神甫的真诚让人忽视了他们的阶级，让人搁浅了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在意此时此刻的感受，热衷于欣赏心灵的脱衣舞。这其中存在一个最讽刺的悖论，追求人格的独特和个体自由的动机，最终获得的却是被动与不自由。如百货商场迷人的橱窗，宣扬的是个性而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模糊了商品的用途，掩饰了其批量生产的真相与高额利润，让人愈加远离了自我。让桑内特忧心忡忡的则是由此引发的世俗卡里斯玛政治的猖獗，这是一种催眠术、健忘症，人们因为政治家的煽情演说或跟底层工人联欢，从而原谅了对造成广泛损害的政策或政治家的百万贿赂，人格政治成为一种稳定日常生活的力量。专制不仅是高压、监视、监牢、催泪瓦斯，也可以是眼泪、房贷、威士忌、香烟、家居用品、朝九晚五，可以如此亲密无间与微妙，桑内特称之“亲密性专制”。

皮埃尔·布迪厄在《论电视》视电子传媒为工具，其社会影响是政治推动的“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桑内特则认为电子媒体是亲密性专制的催熟剂，无法改变，因为这是它的原罪。桑内特对电子媒体的定义不无偏激，却颇有见地，“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概念的技术手段。”大众传媒如章鱼般将本可以走出屋子走向广场的人牢牢抓住，让他们看到更多，交往更少。电子媒体单向的信息流通扼制了观众的反应，人们沉迷于对人格的探险，且满足于此，遗忘了去侦探背后的真实，遗忘了被政治家泪水遮蔽的政治内容。我们常指责电视新闻的八卦与花边，不知这正是其本质，也是“亲密性专制”有力需求和得力帮手。

当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认识到自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却无计可施时，桑内特令人信服地告知我们已有多少时间不言不语。他唤起了人们对失语前的激情的记忆，今日的态势并非天经地义，并非生来如此，城市也不应是继续保持沉默的理由。在桑内特的词典里，“沉默”跟“独善其身”、“不战而退”、“奴役”列在同一纲目下，公共空间其实是公共发声系统，每处设计每个构造都必须有利于各种声音的无碍传播，否则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顺从，这与任何一种自由一种道德都不相容的。

《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内特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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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水果店——读石田衣良大众小说

@成刚 — Sat, 06 Sep 2008 07:01:55 +0800

按理说，物质的最佳配偶莫过于精神，精神多种形式中首推文学，这是无需求证的断语。然而天赐良缘也出现了罅隙，物质骤盛精神日衰，两千个年头足以让文学从红袖佳人成功转型为惹人厌的黄脸婆，文坛作怨妇状发幽怨声不是一两天了，“ 朝喜花艳春，暮悲花委尘 ”，抽不出时间去弥补去沟通去破镜重圆，这冲天怨气更让前夫退避三舍。纵然这样的江河日下，文学还是自有矜持与孤傲，尤其对姊妹大众文学，呔，不管如何吃香，还不是个永都扶不了正的妾！

或许正是这个妾才让恩情忘尽的郎君偶尔从廊下打马而过，不至于让他的心彻底变野；或许她早知晓个中关节，还是要恶狠狠咆哮一声：“小贱人”，对姊妹乖巧的手腕嗤之以鼻。远的不说，话说邻近的东洋扶桑，自20世纪以来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礼崩乐溃，受蛊于生存压力与压力下滋生的浮躁，书香比臭氧层更要稀薄，少年人孜孜求于电玩、动漫、网络游戏等轻骑快马，如果跟其谈及书籍，想必忆不起教科书外还读过其它，更不知魏晋。这话难免夸张，只是以全局观，个案不在所论之列。

这富庶的弹丸小国，不曾料到有一作家竟引发万人空巷、洛阳纸贵的神话，招牌式的眯眯眼与谦良表情让人直呼“木村拓哉”，麾下粉丝不计其数，一呼百应，崇拜者包括人气男优妻夫木聪。这人便是如日中天的中年男子石田衣良，一举将“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素有日本文坛“奥斯卡奖”之称的第 129届直木奖等收入囊中，不仅全面复苏日本文坛，作品还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畅销DVD，在文化产业刮起飓风。人送绰号“作家贵公子”。石田的最大成就是给久不知肉味的青少年烹了一盘美食，要他们知道原来阅读也可以不无聊。一些人或许从此养成了读书的兴趣，继而狄更斯、弗洛伊德，也未可知。

石田君是如何达成这一功勋？得从他和他作品中究根底。变身作家前，其身份是逍遥的广告文案SOHU族；更早则是家庭教师、保全人员、仓库工人、地下铁干事；二十五岁之前玩过股票；曾经是宅男一枚，情绪低落，自我禁闭过不短的时间；学生时代曾创下每年度狂扫千本书的骇人记录。街角橱窗的一方玻璃，也可叠出市井万象，何况感官敏锐、心思绵密、相机不离身、在底层津淫日久的石田衣良，“池袋西口公园”系列青春小说坚贞地聚焦于街头的边缘群体就是顺理成章，如风俗娘、流浪汉、帮派组织、援交的学生、妓女孤独的小女儿、捕捉人体骨骼断裂声响的疯狂音乐人、帮派组织、无所事事的少年。

石田衣良的小说无疑是妾，做妾似乎是志向，正房的清冷和愁怨唬到了他，让他在貌似低俗的黑帮少年打打杀杀的题材上一意孤行。Polo牌衬衫、 Gucci、ADIDAS、Levi’s501、冰咖啡、威士忌、摇滚乐、交响曲时尚符号不绝于眼，比卫慧、绵绵和国内萌芽俱乐部的诸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后者是生活方式的标榜和提升，对石田笔下的人物却指甲般深嵌皮肉与灵魂。假如石田仅止于此，那他的小说不过是拙劣的模仿，是纸上购物广场，不高明的欲望表达。石田衣良仿佛一直蹲守街头，像嗅觉灵敏的犬，微弓着躯干，随时等待着捕捉空气中的新鲜气味，寻常中的不寻常，以明快的笔法有效地封存、雕刻。日本评论界称他“捕捉现代感觉的妙手”所言非虚。我们的部分作家是城里的乡下人、现代的秀才，以艺术的理由和社会割裂，把自己赶入死胡同。

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层出的后现代日本是“池袋西口公园”系列的背景，故事发生在三流繁华区的东京池袋地区，高中毕业生、水果店店员真岛城和他的伙伴们，对某些法律教条不及或无能为力的问题（如对露宿公园的街友的保护、对凄怆的卖春者自由的捍卫、对地区治安的维持等微妙的事体），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智，判断，行动，处理，以最快的速度抑制事态的蔓延与扩大。小说中，警局的戏份非常少，经常是作为无所作为者或者现场清扫者而出现。石田的作品暗合了现代日本社会民众的无助情绪，指出了自助的可能性，也言明了希望。与多数此类型作品不同，石田衣良透着融融暖意与宽容，散发着各色水果香甜气息的小小水果店现身于每桩或残酷或悲凉事件的首尾，最终凝成作品的底色。

石田衣良看起来很满足于做妾，不需要被别人来扶正。他对自己的作品定位很准确——大众小说，这等于是在强调，任何基于作家影响力日炽的拔高都是值得怀疑的。小宝的文章中引用过一则新浪新闻：有一位当代美国专家艾尔德斯的文章摘要，题目是《专家证实：自慰有益于培养谦逊的优雅气息》，他把自慰拉升到“天堂恩赐”的高度。自慰不可随意拔高，大众小说也不可，否则就要闹出笑话来了。石田先生让人再次品味青春的空洞与希望即可，如能让人对大众文学、类型文学有新的认识，那就再好不过了。

《池袋西口公园》【日】石田衣良千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9月6日休闲周.博阅.B11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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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不赀的船资

@成刚 — Mon, 04 Aug 2008 09:17:34 +0800

在阿里斯托芬的世纪，双性同体的神话严肃且深刻，他们强壮而聪明，完整而威严，宙斯由于恐慌将其一分为二的决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似乎也暗示了同性恋者偏离完整性、越走越远，在孤独中挣扎；作家对孤独既惧又爱，他们不断用虚构填充，不断把现实请出，这同样是一条驶离主干道的不归途。如果兼同性恋倾向与作家于一身，无疑会更极端，更西西弗斯。
　　
科尔姆·托宾于2004年出版的小说《大师》中的作家亨利·詹姆斯便是这么一位凄怆人物。年过半百、居无定所、无家庭、无国家、知己全殁、市场萧瑟、遗产与积蓄所剩无多，手也开始闹罢工。托宾用纤细入微的笔触悄然追踪这位老人在窒息的处境下的心路历程，没有跌宕的情节，没有超凡的想象，只有浅流在行进的时间与重现的时间的滩涂间回旋又荡开。小说以梦魇开场，接着剧作《盖·多姆维尔》一败涂地，猛烈的挫败感取消了其它可能性。落魄的亨利活脱脱就是萨特忧虑且彷徨的“多余人”，所思所感也很萨特，“这种近乎消失的存在感让他忧虑不堪”。十年后，萨特才出生在巴黎。
　　
亨利·詹姆斯在历史中趟过，激起叠叠浪花。尽管译者站在文学的一边告诫读者，得调动强大的自制力，以免把主人公与19世纪末红透欧美文坛的亨利·詹姆斯混淆，喧宾夺主。我却不信托宾也有此意，打碎想象与现实的边界，是托宾乐意干的事，也是其文本梦境般迷人的要因。关于亨利，其密友伊迪丝·华顿著微见大，“他用连珠炮式的友好提问实实在在地打哑了这些人的火力。他问他们坐哪班火车来的呀，是否到过所有的大城镇了呀，他们都玩了些什么呀，这样一来，他们由于受到大人物的友好接待而喜气洋洋地走了。‘你看，亲爱的，他们没有功夫跟我谈我的书啦！’——这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的灾难。”
　　
晚年的亨利又该怎样防止这蜂拥而至的灾难？他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回避显然于事无补，也不能，也许该借用尼采的提问，“他会不会漂移到一个无尽的虚空中去呢？”答案是否定的，托宾处理着与加缪相似的主题，即存在主义，他温暖而自信，不像加缪绝望（将人视作一个概念，死亡，盖上石灰，然后谁也不是了）。老年的亨利最终没被黑色的水溺毙。在陆地和海洋的战争中，一般赢得都是大海，这次却是陆地获胜，回忆和艺术温和且实在地将海水推开去，亨利·詹姆斯在山顶的兰姆别墅重浴新生写作《欲望之翼》。
　　
回忆之于亨利，一如对普鲁斯特。消失的时间不是作为简单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人，多孑多难的往昔让亨利饱受煎熬，如家人的陆续伤病去世、女性知音因出众才智的泯灭（妹妹爱丽丝、表妹明妮·坦普尔和作家康斯坦斯）、几段戛然而止的男人间的爱情，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摩擦与碰撞、及与自我旷日持久的战争等。回忆并未封闭，它向他开放，像一处花园，属于自己，却总能看到新东西。在托宾眼中，它已知又未知，表面上，《大师》是关于过去的小说，过去时压过现在时，究其本质，所有的时态都是现在进行时，小说章节以1895—1899年的线性时间中的点来标识，就是有力暗示。回忆不仅补充现在，也指向未来。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往事时，读者对故事前路未卜，亨利也如此，或许托宾都不清楚下一页要发生什么。
　　
亨利匆匆返伦敦重读已逝的明妮的信件便是一例，之前霍姆斯对亨利无视病危的明妮要去罗马的渴望进行不动声色的指责是对亨利记忆的冲击，也是丰富的方式之一，亨利想要再读信件以察究竟，托宾对他等火车时的心理描写意味深长，“他意识到那些信不会透露什么，只会增加他的不确定感，这个念头在前往伦敦的路上压在他心上。他再读一遍，也不会比现在所知的得到更多。”此行没有在信息上有所补益，却非完全无益，相反，重读旧日信札让他有机会潜入已然淡漠的记忆，审视自我，最终从明妮死亡所带来的阴霾中走出。这与其说是对往事的回访，毋宁说是学习的过程，主人公在开始时并不懂得某些事情，他逐步学习它们，获得了最后的启示。埋葬康斯坦斯衣物的幽僻的水域、灵媒转告亨利母亲的挂念等等，都是主人公与读者携手学习回忆的新收获。结尾，托宾安排亨利·詹姆斯在历史悠久的英国小镇拉伊的一座有着三百年傲人历史的古老别墅重拾写作，正是此意。
　　
艺术家的思维在帮助亨利推开厄运的过程中同样举足轻重。批评和寄生其上的绝望是阡陌交通的一分支，超然于生活、解放灵魂才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旋律，本书结局皆大欢喜，亨利与兄长威廉的紧张关系冰释，活力与灵感重回，“我母亲就希望我们这样。”亨利说。“希望我们在英国终此一生？”威廉问。 “不，”亨利笑着说，“她一直梦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坐着津津有味地看书，她和凯特姨妈干自己的活儿，一连几小时都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这番对话在冬夜里生着熊熊炉火的老房子里展开，也是亨利的梦。如此动人的尾声与其说将现实引上正常轨道，不如说是点亮现实的火苗，是托宾作为艺术家明亮的希望。
　　
艺术化解现实的另一处明证在亨利再读明妮信札后，“他更希望她死去，而不是活着，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但她温柔地向他求助时，他却拒绝了她。”乍看无情，却情深至极，他要用艺术使她复活，她在一个领域坠落了，却在另一更恒常的领域升起。他可以陪她去罗马，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做她要做的任何事。客观世界逐渐被主观世界替换，存在感游向亨利，仿佛他是一块有体温的磁石。
　　
希腊神话中，冥河的摆渡者卡戎须向鬼魂收船资硬币一枚，才肯载其入冥界；在崇尚客观主义的今天，在科尔姆·托宾的世界，也存在这样的硬币，如做化验，其成分大概有三种：回忆的学习、艺术的思维、以及美丽的句子。唯有这样不赀的船资，我们才可能渡往早已缺失的精神之完整性、实在的存在感。
　　
《大师》【爱尔兰】科尔姆·托宾柏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8月2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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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一出悲壮的滑稽剧？

@成刚 — Sat, 19 Jul 2008 17:30:14 +0800

父亲和母亲在我现在的年纪，分别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宣传干事，当日中国六千万大小官员中的两员。我对人民公社的兴趣直接来自对父母那一代人命运的关切。汉娜·阿伦特说，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重写世界历史，他的初衷是要寻找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的人不被后人遗忘；人民公社的历史与中国阶级斗争的进程深度关联、树藤互依，生活其中的多数人却似被历史遗弃，唯有一连串的路线纷争、意识形态运动被记载，个中的矛盾显见。中国百姓在1958—1984年间究竟占据何种位置？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包干”击溃后，他们的命运是否还受惯性支配？今天中国的命运与人民公社是否有关？

对那一段历史我们真的所知太少，老人们即便提及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也怨天不尤人，将所有的疾苦统统归结到自然灾害。天气原因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官方文过饰非的凭据，官方早在八十年代撕掉了这一遮羞布，承认饥肠鸣响的三年肇于人祸并非天灾。今持天气论的百姓是未知晓真相，还是舆论的影响至今未散。“在我们国家，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现在看来也远远不够清晰。甚至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对于人民公社的故事也知之甚少，一些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饥荒，以及这一饥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上一段引文是凌志军在其力作《1978，历史不再徘徊》后记中所述，也是1997年初版后今天再版的原因。一本详论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悲剧性运动的著作，今日再版，深层次原因也许有二：一，中国农民的命运重获关注；二：人民公社的历史研究价值重新彰显，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具象的，也是隐喻的。这本书曾经被作为“问题图书”遭禁，继而又获新闻出版署的优秀图书奖，一波三折，便披了几分神秘色彩，这固然与政治大环境的变换息息相关，也因为此书的难能可贵。

记者出身的凌志军1989年夏天开始写作《1978，历史不再徘徊》，前后七年，增删四次，力求“无一字无来历”，大到高层变动、方针路线，小至乡谣民谚，对某些风云人物沉浮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条清缕析，不囿于他人之见。如***由建国初期的谨慎客观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一夜变为大跃进；只字不识的农民陈永贵如何位居副总理之职；***为何经过三年时间的思索才号召农业学大寨；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公社和“大包干”如何相持不下，背后的深层斗争又是什么？作者没有陷入资料堆不能自拔，他并不满足于揭示真相，他边写边思考，通常以“我们国家行政的特质是......”对人和事予以点评，切中肯綮。

人民公社制度的政治理想是消灭私有制，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来弱化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功能，或者说人民公社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它的实际目标不在经济方面，尽管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曾取得了经济成就，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组织民众进入它的框架，推动和保持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因此，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初，许多地方出现威逼利诱加入公社的现象。人民公社的着眼点在政权或政治理想，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它不能带领农民进入曾经许诺的乐园，在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其真实身份仅仅是个体的劳动力，由生产队对其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而这些原本是由他们播种与收获的。群众的明里暗里的倒戈便是必然，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或出现危机。

陈永贵的浮沉是人民公社兴亡的缩影。他的发迹源于其与农民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嗅觉，也不乏投机行径，当然主要得益于运动的需要，如果要全面解释初期他深受全国农民爱戴的原因，除了塑造的劳动模范学习榜样的金身，更因他是正在崛起的人民公社幸福社员的化身，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承诺。陈永贵成功在于政治，失败也全归政治。农民对他的厌恶并非因他本人的行为。他所象征的人民公社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美好生活已成泡影，基本温饱也无法满足，不少地区出现了党员带领群众农闲时节流浪乞讨的尴尬局面，乞讨者也被明令禁绝，游街收监，定性为“攻击社会主义。”群众并不像俄国思想家巴枯宁的自我表白，“我不想成为我，我只想成为我们。”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们只想成为丰衣足食的个体。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人民公社制度带给中国的并非纯粹物质方面的倒退。今天不少错误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出苗头，比如利用权力来打压异见、不加分辨的盲目崇拜，等等。全书最精彩处之一是作者对于腐败现象猖獗的解释，虽***屡屡整肃气质，倡导廉洁，杀一儆百而仍无法无天。“我们国家治理农民的重点，乃是将分散无矩的农户结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集体，所以种种侵犯农民家庭权利的行为，往往并不被视为非法，甚至还是维护集体利益所必须。”、“即使有干部敢于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也只是被看作个人品格的低劣所致，而非制度的积弊。”这一番见解，真让人豁然开朗。腐败这种沉疴旧疾，并非简单的精神与道德规范能够纠正，尤其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

1984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隐喻——人民公社，一个源自欧文和康有为的乌托邦社会，一个信奉“精神变物质”的以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根基的社会，一个意图抹掉家庭终被家庭埋葬的政治理想——触礁倾覆，在喜悦和喟叹中寞然退场，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目睹过不少它的遗迹，“大寨”、“公社”、“大跃进”等断续的标语依然存在于村里断续的围墙上，褪成绯红，像是某出古老的悲壮的滑稽剧的宣传海报。我的这个比喻是否太过轻率？人民公社真的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了吗？是否还有些问题我们忘记了回答，甚至从未提出？

《1978，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8年7月19日书评周刊书评·思想 C10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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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普眼中的世界》——用传统的梭子编织现代

@成刚 — Sat, 19 Jul 2008 06:29:41 +0800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都患了末期绝症。"约翰·欧文以这个散发着呛人末世气味的句子让《盖普眼中的世界》意犹未了，照他本人的说法，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束方式，甚至还考虑将它置于小说篇首。却不能由此导出一个结论：欧文是一个现代派作家。乍读他的小说，难免让人想起其前辈艾兹拉·庞德概括现代人处境的精彩诗行，"他们从艾琉西斯带来了妓女，在乌苏拉的命令下，行尸走肉参加宴席。"不夸张地说，类似的人类堕落的主题控制了当代作家的笔尖与打字机。欧文是个异数，在当代文学界、在这个时代同样如此。温柔的感伤、丰富的悲悯与温和的暴力让读者回归久违的传统小说世界。

欧文赋予主人公T.S.盖普心仪的作家身份之前，先安排其接触并热衷于一项暴力性的身体对抗运动——摔跤，对此盖普颇具天分，他毕生只会做两件事：摔跤和写作。这种阳刚的角色设置是美国文学传统之一，如海明威的拳击手、厄普代克的前校队篮球主力哈利等。罗兰·巴特对摔跤运动的阐释（"倾全力演出的摔跤，其本质是一种纵欲现象。"）与欧文的匠心相去甚远，摔跤于盖普是自我卫护的方式，只有在史迪林预科学校有着柔软墙壁和地板的摔跤训练室他才能彻底放松，它是他的第二子宫，他在这里训练，他在这里邂逅妻子海伦，他在这里播种了儿子丹肯，名声大噪后，又隐士一般在这里免费担任教练，三十三岁时，他在这里中弹，死于斯。盖普的死亡，如编辑吴尔夫事后所言："这样的死亡，那么的无目的，愚昧，具有一切没有必要的特质——滑稽、丑陋、怪异——却恰巧凸显了盖普笔下世界的运作方式。"这同样可视作欧文对他的第四部作品《盖普》的概括。

摔跤室与伏流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意象，辩证地存在着。最精确表述摔跤室在盖普世界里的位置的是他和妻子关于他们最小的孩子——珍妮·盖普——的一段争论， "他说她在那儿学走、学跑，摔倒也不会受伤，但海伦认为垫子会让孩子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观念，以为脚踏上去总是柔软的海绵。'可是世界真的就是那样啊！'盖普道。"据欧文所述，没有伏流蛙便没有《盖普》。伏流蛙，即伏流洼，近海处一种类似漩涡的致命的海洋现象，象征着潜伏在四周随时来袭的未知危险，是盖普全家对危机的代名词。珍妮遇刺、恩尼心脏病突发、盖普横遭车祸，每件事故前夕都有伏流蛙来临——"冰冷、看不见、闪动如飞的舌头"。摔跤室是他们铁定的唯一能够抵御伏流蛙的安全地带，······，盖普弥留之际，方才醒悟，"伏流蛙原来不是陌生人，甚至也不神秘；伏流蛙很熟悉——好像他一直认识它，好像他跟它一块长大。"欧文不是哲学家诺瓦利斯，无法豁达地判定"还原靠死亡完成"，他观察普通人的焦虑、时代的焦虑，跟盖普一样，希望"努力让任何人都永远活着。尽管有些角色到头来非死不可。但这些人尤其是格外重要，非要维持他们继续活着不可。"谁让欧文出生在20世纪人口死亡的第二个高峰，又让他见证了人类精神的渐趋熄灭？

了解欧文的读者从不求先知先觉，他不会让你知悉下一页将发生什么。你读完最后一句，拎出主旨也十分困难，没有绝对物。"真实的一种样式，不是向心凝聚，而是有棱有角，有裂纹的真实。"（博尔赫斯语）即便作者通常主动厘清思绪的后记，欧文也把它当作正文的延伸，就《盖普》而言，欧文认为主题是"一个父亲的恐惧"，全书中有着海量证据。但顺着这一条藤蔓，目不斜视，会错过不少好东西，比如想象力，想象与现实、真实的关系。欧文受人诟病的一点是他与主人公贴的过紧，他的某些人生片段在作品中也举足轻重，有些稍许变形，有些素面朝天，不加润饰。《苹果酒屋的规则》中华力·华辛顿的壮举是欧文父亲在亚洲战场的生死经历；《盖普》中海伦对母亲的渴望是欧文对生父感情的变身。但不能否定欧文的想象力，欧文借作家盖普对此展开长久的兴味盎然的思考，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确属罕见。

欧文对想象力的严肃探讨肇始于危机，盖普的第二部作品《戴绿帽的第二阵风》与处女作《葛利尔帕泽寄宿舍》迥异，后者怪诞奇妙像寓言又像童话，前者则仿佛直接脱胎于盖普的一段感情经历，蜘蛛一样死死抓牢现实。伴随盖普对女性主义、性暴力、残肢等思潮与现象的涉入，及生活的数次震荡，盖普的作品愈发沉入生活，不再超然其上，他与艾伦·詹姆斯会员的激烈论战带来了杀身之祸，由一个小说家悄然蜕变成时评人，用海伦的话来说，盖普惹毛了这个世界。当他重拾想象力开写《我父亲的大梦》，一个与其处女作遥相呼应的作品，现实不给他机会，这是否欧文的暗示：作家一旦弃用或荒废其想象力，他的艺术生涯也就来日无多。盖普作为一个父亲的恐惧与作为一个作家的恐惧是故事的两条平行线，在捍卫生命时，他也在拯救想象力。作家的想象与人生经验无关，甚至不相容。对《葛利尔帕泽寄宿舍》，盖普自我评价："我想它的主题是死亡，但我写的时候对死亡了解不深。我现在对死有更深的了解，却一个字也没有写。"症结在作家想象力的流失。更可悲的是，盖普最受欢迎的小说《班森哈维尔眼中的世界》想象力最为稀薄，搭上了当日备受争议女性主义的快车，还有他母亲轰动全美的死讯。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根据想象力修改现实，而不是篡改真相以与现实印证。鸟的翅膀永远位于爪的上方，即使在休憩时。

欧文的文本庞杂，恐惧、焦虑、紧张等现代社会独有的情绪层出，他关注的生命安全与想象沦丧其实涵括在现代性的大命题下。科技没有将我们载向虚空时，我们拥有许许多多关于天空美丽的童话和小说，今天我们拥有了太多的空虚和物欲，抬头望去，尽是毫无诗意的紫外线和黑子。欧文直书现代性的题材，运用现代性的技巧与元素，却是个传统作家，以包容取消了猛烈反击，刺杀盖普母亲珍妮·费尔兹凶手的遗孀终获珍妮·费尔兹基金，枪杀盖普的阿噗——激进的爱伦·詹姆斯会员——也生下漂亮的女儿，恢复公众生活，安全而有用。

《盖普眼中的世界》【美】约翰·欧文张定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7月19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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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度》的软肋

@成刚 — Tue, 01 Jul 2008 14:54:21 +0800

《自由国度》捧走了1971年的英国布克奖，后惨遭二十家英国出版社不留情面的退稿，固然跟《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文稿署名处隐去奈保尔的名讳代之以不见经传的假名有关，暴露出当今出版社编辑仰名家鼻息弃小卒不睬的陋习。奈保尔本人对这一尴尬局面的应对很有技巧，他把皮球一脚踢到了读者一边，将对作品的好恶跟个体素养等同起来，爱读不读，读不懂、说不好读是你自己的错，修养有缺陷。不由要人想起奈保尔早年对自己的定位：我是那种人们以为别人都在读的作家。
　　
大量的评论，可怜的销量，加上一个文学奖。这是奈保尔的死对头保罗·赛罗克斯在《卫报》上对前者的另一部作品《半生》说的带刺的俏皮话，剔除其中个人恩怨，不得不说，赛洛克斯眼力够毒。一个人的软肋，对手看的最透，朋友往往锦上添花，往破绽处贴一块绣花的补丁。赛洛克斯的前半句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测验遥为呼应。要是书上不署奈保尔的名字，《半生》只是昙花一现。他是这么讲。
　　
奈保尔门徒日众，凭诺贝尔奖跻身庙堂、列身仙位，对他的质疑，哪怕无伤大雅，也要胆子。奈保尔把负面意见预先就归结为读者文学涵养的不古，让人噤若寒蝉。对要发言的人的信心是严重的打击，现在的我，一边要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边又在怀疑自己，因此事先声明：以下是一家之言，不可太当真。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任何方面都可以糟糕，语言却不能马虎。奈保尔是个中好手，这方面独具天分，22岁时挥就的短篇集《米格尔街》便是铁证，简洁明快、张弛有度、幽默澄澈、笑中含酸、伤而不哀，任何情绪都是淡淡的一抹，却十分到位，出色的语言让人原谅了技巧的贫乏与拙笨。十七年后面世的《自由国度》让人遗憾，诚然奈保尔技巧娴熟，不着痕迹，语言的退步却抹杀了这一进步。如果说收录的中篇《告诉我，杀了谁》低沉回旋的律动让人如遇故交眼前陡亮，主打长篇《自由国度》却让你不得不置身辩论会现场，只闻喉间发出的快速而短促的嘶嘶声，却没有背景乐。
　　
隐喻、象征是小说的方法论基础，奈保尔对此了解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刘新民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灌木丛、总统照片、本地衬衫、大众汽车、泥泞的道路和褪了色的广告牌等意象的反复运用，均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恕我愚钝，没品出这般奥义，上述事物是非洲普遍的符号，攻无不克的现代性的旗帜，一如弥漫中国城市乡镇的可口可乐大红标志，奈保尔拿来用再自然不过。《自由国度》太过自然，故事结构简单：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鲍比和同事妻子琳达自驾车穿越南北，就沿途见闻或明或暗拌嘴，前者代表黑人的同情者，后者是殖民者的典型，简陋的二元论，尽管也有过微妙的换位。旅行的主线赋予整部小说以旅者的浅尝辄止和浮光掠影。
　　
阅读《自由国度》的过程中，不断有错觉产生：两个半瓶子醋的时评人在同一辆车上絮絮叨叨；我开车非洲，鲍比和琳达是午后收音机里两位谋杀时间的脱口秀主持。若非信赖“奈保尔”的品牌，我不会坚持读完185页。本书得布克奖，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匪夷所思，客观而论，它赢在起跑线上，主题是异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二十世纪下半叶连好莱坞都疯狂追逐的热门话题，选题的成功大于在文学上的成就。当媒体和评论家给奈保尔鲁莽地贴上“世界作家”的标签，仿佛给了这个印度裔英国作家一个永恒的身份，他欣然接受，如同1990年接受英皇家的爵位，并急火火地要证明自己“世界作家”的头衔受之无愧。问题也许并不复杂，这凑巧是奈保尔的一部试刀之作。
　　
异化是一个比爱情更永恒的主题，对黑格尔，异化诞生于人类诞生之日，那时奴隶屈从于主人；对马克思，异化是领工薪者的非人化；在奈保尔的世界里，异化基于人种的差别之上，通过非我族类来非人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影响人的概念的变动不居。运用文学的形式思考异化，奈保尔在《自由国度》中做了大胆试验，尽管结果不理想，在文学对商业拍须遛马的现代，这份执着和严肃让人起敬。小说主人公英国人鲍比和琳达原以为赴遥远的非洲大陆可以享受自由，回归自我，但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是否在着暗示治疗异化的药物当独立于时间与空间外？一部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问题完全哲学性，这是成功？还是败笔？是回归？还是背叛？

《自由国度》【英】奈保尔刘新民施荣根徐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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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里述闲

@成刚 — Sat, 14 Jun 2008 07:28:15 +0800

说起惭愧，近来杂事繁冗，安身已成问题，立命更无从去谈。在这重枷箍体、快鞭催老的状态下，真如英随笔家兰姆所言，“一闹牙疼，或者脚脖子扭伤了——这时候，人就锐气顿消，灰溜溜的，只好安于某种卑下的生活动力。”即便此刻，也有糟心事来扰、将好不容易理清的思路截作一段又一段，我偏要这时候对英伦随笔提一二肤浅见解，想想颇荒谬，不妨视其为闲散与紧促之间的较量，给自己的浅陋留一处退路。

英伦半岛的小说我所知不多，不喜那里短家常、贵妇绅士的无穷尽纠葛，浓雾下湿漉漉的感官享受甚得我心，仍无法拯救我对英国文学的偏见，这也影响到了英国随笔作品于我的印象，古板冷硬的大理石庭院哪又敢奢求生出摇曳的白菊。另，英人随笔多有幽默的美誉，我却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会心一笑，一如马克吐温的作品在我是身心的煎熬。

我读随笔集《伦敦的叫卖声》动机有二：一是早闻其名，有好奇心，也有跟风念；二是书名让人遐想联翩，极易勾出心底的怀旧情结，忆起儿时徘徊在街门外拖着腔儿蘸满方言的磨刀或兜售小物什的商贩，他们和他们的吆喝声今天已再难觅，连划痕都不曾遗留。念旧或许是一种无出息的表现。

带着寻时光机的愿望读阿狄生的文章难免失落，对如雷贯耳的《伦敦的叫卖声》，我有话要说，反讽太过暴露，淋漓，尽兴，但失了几分随笔应有的施施然，拳头般攥在一起而非茶叶般焕发。我的微词无损它的伟大。伍尔夫欣赏多萝西·华兹华斯专注于描写杜鹃在山头的兀自啼叫，也对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的暴风雨的思想保存足够的敬重。

且看阿狄生对统一伦敦城叫卖声的提议，“一切公共叫卖之声应该统归明理善断之士主管，嗓音不美者不得在街头大喊大叫，叫卖声不美者不得在街头大喊大叫，叫卖声不仅要压倒人声喧哗、车声轧轧，而且要使用恰当词句将各自贩卖的货色加以说明，发音也要清晰、悦耳。”这段反语出色描摹出十八世纪英国官僚主义的嘴脸，我辈也能在第一时间轰然共鸣。阿狄生的风趣也很出彩，举一例，“每当萝卜上市，总有许多人大吵大嚷，沿街叫卖，满城为之骚然，实属不可原谅，因为萝卜这种商品即使在卖方手里放一放，并没有放凉的危险。”这种淡写轻描真是妙极。

让我拊掌的还有《金银岛》著者斯蒂文森。学生时，我的逃课小有微名，夏日午后，人家在连电风扇也无的教室里听汗水碎在桌面地板的轻响，我自找一荫凉微风处翻闲书哼小曲，或纠结同好打打篮球，不亦快哉！惯性思维使然，总挣脱不了虚掷时光的罪感，至今，噬骨的内疚依然活蹦乱跳。斯蒂文森治愈了这一旧疾，《为闲人一辩》中这样说，“当你回顾自己的求学时代，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为了在逃学中度过的那些内容丰富、兴趣盎然、富有教益的时光而感到悔恨；恐怕你在记忆中愿意一笔勾销的倒是在课堂上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某些黯然无光的时刻。”终我一生，也无法得其文采一二，但以与他在此问题上看法一致为幸。在我看来，斯蒂文森和麦克尤恩是最不类英国作家的作家。

斯蒂文森为闲人辩护，不等于他赞同游手好闲，他本人并非闲人，非但不闲，且异常勤奋，二三十卷的等身著作就是明证，他实主张在黾勉生活中高高兴兴做人的义务。兰姆《伊利亚随笔》中为牌戏正名（《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也不代表着他称道赌博，颂其魔鬼般的不智，相反，他借拜特尔太太之口表白的是对井然、公正、正直、愉悦的追念。“亮堂堂的炉火，一尘不染的地板，规规矩矩的牌风”、“打牌如同打仗，目的在于光荣地赢钱”、最忌翻云覆雨、反复无常、花花点子、小打小闹，力主忠贞到底。这是最见兰姆特色的随笔。兰姆笔下罕有术语或引经据典，文中提及马基雅维利，是个例外，据此或可窥其政治观。

“最近，我跟我那脾气温和的堂姐又玩了一回皮克牌，结果，我一人全胜。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赢一个钱，谁也没有输一个钱；尽管那仅仅有一点赌牌的影子——我真不敢告诉你，我是多么愚蠢！——我仍然希望这样的游戏一直继续下去——我愿意永远做着这样无补实际的傻事。”我们又有何资格把兰姆所作所为视作无意义的傻事？笑人先笑己。布罗茨基对散文贬损性的定位（“通常受制于经济考虑，‘干旱期’，或较罕见地受制于挑起争端的必要性）不适用于兰姆、斯蒂文森和收录在《伦敦的叫卖声》中的其他随笔作家。

曼德尔斯塔姆曾自命清高地认为，诗歌存在一群有些儿距离、未知的读者，“与火星交流......是一件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事。”套用此句，优秀的随笔与时间交流，过去，现在，未来，不论你身在什么世纪什么地方，打开它的时候，便被准确命中。前提是你需摆出一副慵懒坐姿迎接它的降临。

《伦敦的叫卖声》【英】阿狄生等刘炳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4月

《伊利亚随笔》【英】查尔斯，兰姆刘炳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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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赛、本土城市主义及现代性问题

@成刚 — Sun, 25 May 2008 07:10:48 +0800

龙舟赛伴随祥和的节日氛围应运而生，但本质上却相去甚远，与其说它彰显的是众志成城的精神，毋宁说是冲突的一种表述，日常生活中逐日积聚起来的愤懑仇怨公开宣泄的渠道。就此而言，龙舟赛跟西方狂欢节功能相似。缘自对这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的警惕，19世纪晚期及此前的龙舟赛被地方政府目为危险活动屡加禁绝便在情在理，以汉口为例，1860年代官府在当地盐商吴德芝的呈请下完全禁止龙舟比赛，此项禁令维持了十年左右。

作为城市社会冲突的象征，龙舟赛重获自由身却仰赖构成日常冲突的各群体的团结。1878年，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的无意暗示，龙舟节爱好者们随即抢木材、造龙舟，官府对各码头上的夫头施以三百杀威棒杀鸡儆猴也无济于事。农历五月十八日，龙舟节的巅峰时刻，簇新的龙舟现身港口，锣鼓声喧天价响，“武汉商民，亦以为久不经见，莫不延颈而待。”至此，移居汉口且缺少龙舟情结的北方商人与当地人、商业中互为抵牾的各行会、市井生活中矛盾丛生的族群或个体，在龙舟赛问题上出奇地一致。辛梅尔在《冲突与群团联系网络》中雄辩道：在适当的环境下，冲突也可以是社区联系形成与维持的一种手段。龙舟赛的恢复证明一个正常的城市社区对冲突的需要跟对和谐同等迫切。

汉口龙舟比赛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城市内部的紧张可以不必借助官僚体制经由社会固有机制得到解决。其间，冲突是社区向心力另类的强化的手段。龙舟故事根本上属于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范畴，这一理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拓开了一块新大陆，从“冲击-回应”说转向“中国中心观”，是中国近代史专题中的热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本土城市主义？这在中国学界与西方汉学界同样引发了持久的论战。继萧邦齐(R．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早期浙江精英的研究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也持肯定观点，在他汉口研究的两卷本著作中有淋漓体现。

相对于上卷《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视野更开阔，不囿于社会精英群体，对底层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如难民、流浪汉、地痞、退伍乡勇，造反者、秘密会社等，逐个深入剖析他们在19世纪的汉口城市社会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精英阶层，他侧重于考察他们在社区能动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复兴的“经世”、“封建” （地方自治）政治思想对社区能动主义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的推波助澜。地方史的研究路径赋予他的研究世俗的和超凡的双重意义：人们如何看待诸如龙舟、路灯等具体问题，如何处理国家与地方关系。

龙舟风波是汉口非精英阶层的单口相声，若要理性公正地讨论下列疑问：19世纪的汉口（因区域贸易而形成的商业重镇）在缺乏省、府、县行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将城市自治发展到罕见的高度？如何将由洪灾、火灾及兵患所造成的大小频冗的社会危机化解至最小？如何在官僚体制在“公共领域”主动或被动撤离时及时填补空白，并将“公共领域”最大化扩展？相对现代早期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翻滚的反抗与暴力活动，汉口的相对平静又是如何做到？不得不提及汉口的精英群体。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他们引领了（至少倡导）城市内部极引人注目的社区能动主义。需要补充的是，最早的地方社会理想的出现是在17世纪的上半叶，明末清初，一个社会经济领域充满活力而王朝崩溃的时代。

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本书和两个人，即 1826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经世”与“封建”思潮复兴的标志），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他的前任周天爵，前者在任期间于竭力禁烟外力主地方自治，后者的思想与林则徐相仿，1829年，他在给善堂撰写的碑铭中有这么几句话，“则善举必出于官，民即自成之。此举合乎大义，本督甚德之。”这二人的思想精髓皆为“官督民办”。事实证实，公共事务方面，官府的作用远小过当地精英，仅限于创议、监督，给予其合法性，资金筹备、操作和维护事宜则由社区包揽，救灾、设善堂、开粥厂等所需资金大部分由当地富商、有声望的文人与行会捐赠，小部分由居民集腋成裘，官府只在少数情形下象征性拨款，相较之下，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款更常见。

公共设施方面，道路、码头、路灯、搬运垃圾、供水、学校、治安、防火等今天看来应由市政当局负责的事务，在彼时五省通衢的汉口，都是由城市社区及亚社区管理。多数创议也非出自官方，由城市精英们商议提出，集资，修筑，但先得经当地政府批准。路灯便是鲜活的例子，其出现在汉口跟对鬼魂的恐惧相关，人们担心不久前溺死的街坊的亡魂作祟，敦促一位富商在窄巷中设盏照明灯。路灯的普及则是保甲长牵头，街坊集资，且民意决定将原先商定的廉价的竹灯笼换为英国燃气灯。这足以说明社会精英力行的能动主义的影响面之广，大至动辄花费百万码头修葺汉江改道，小至一架消防水龙一盏街灯。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私人财产利益和专制主义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中间领域——公共领域。

汉口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是一道分水岭。如果说此前城市精英能动性的内驱力是儒家思想，此后他们的行动主要是发自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固有文化的怀疑，对社会失范的回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口，公共事务重心显然从大众福利移至公共治安，这与太平天国运动中当局遗弃汉口单顾武昌息息相关，当时清军出于战略考虑将缺少城墙护卫的汉口置于保卫范围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哺育了社区意识的成长，1864年，汉口人自发筹资25万两沿玉带河岸修筑了长达2.5英里的城墙，有效遏制了来自北部内陆的威胁，也增强了外地人的投资安全度。同时组织起由独立的行会—街区负责的巡逻队，1883年秘密教派起事中，非正式的城市团练得以制度化，讽刺的是，这支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夜组成汉口各团练联合会，而他们，正是武昌首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区能动主义与导致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存在哪些瓜葛？周锡瑞在《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有更深入的阐述。精英的社会基础和组织能力一旦与反满和政治革命意识产生交集，其迸发的能量足以引起骨牌效应，为风烛残年的清帝国送葬。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纵使最激进的地方改良精英也不主张精英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或许他们从不曾想到显赫的帝国会有坍塌的一天，唯恐地方精英拥有武装后便违背了为社会整体服务的初衷，为某一群体的利益着想，必然加剧社会混乱。如罗威廉所总结：社会解体不是以城市精英不再充当社会领导角色为标志，相反，精英们更热心、更真诚地追求他们的社会“进步”，为此不惜牺牲社会和谐与中庸之道。西方崇尚进步贬低温和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这是现代早期的西方都会比同阶段的中国城市更为动荡的缘故，也是罗威廉为19 世纪最后十年较之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汉口乃至中国城市更平静更少裂变的现象给出的解释。1895年，进化论传入中国。

现代前期的商业城市日新月异，陈朽落后的官僚体制纵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现象，但缺少足够的重视与及时做出回应的能力，仅取其一瓢饮，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续命药丸，但不啻于饮鸩止渴。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活在城市社区内部的群体对自身的变化更先知先觉，更具灵活性，更及时给出应对措施，尽管这一进程并非预先设计的、有序的。再度佐证了罗威廉的著名论点：公共领域自成一体，可以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而单独存在，更是对韦伯“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于其城市自治制度的匮乏和对祖籍亲友的特殊依恋的主宰”的论断的颠覆，罗将此称为对一种“神话”的放弃。

罗威廉的研究结论自上世纪80年代面世之日起便争议纷纭，其中不乏坚定的反对者和有力的挑战，魏斐德、孔飞力等人认为不能用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其适用条件迥异，容易产生误导。然而正如史家章开沅先生所曾经指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学术研究的成果固然要紧，其研究路径和求解的态度对后来者更有裨益，打磨光滑无懈可击的论断往往一无是处。

汉口城市社区研究与其说是在还原某阶层或某群体在非常阶段所发挥的非常作用，不如说是在求证传统社会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亲和力，和谐与均衡不仅对有修养的精英具有内在吸引力，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阶层也表现出极强的黏度，有效地维系着现代早期在各种冲击下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尽管在西方思潮的撼动下也出现了衰落的苗头。罗的研究今天看来并非简单的思古式想象（毕竟，面对新问题传统思想已捉襟见肘，不足敷用），而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雷蒙德.戴蒙德在新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提出了一个我们天天面对却无暇多想的问题，即第三世界的中国要赶上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要付出什么代价？答案触目惊心，当然，他所指是整个人类社会。扪心自问，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生活是否真正需要？抑或只因它被贴上一块曼妙的“现代化”标签？当所谓的技术进步被为圭皋，失衡的不仅是人类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

值得特书的是精英们积极干预公共领域的动机，他们大都非汉口本地人，是来自安徽、山西、广东等地，不遗余力地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使其迅速被当地社会认可和接纳，也可以使他们在巨额家资外收获赫赫名望，朝廷时常授予官衔职位来嘉奖，或是一种投资，安徽会馆斥资修筑会馆所在的街道，造福地方的同时，因周边环境的改善，他们的房租翻倍，赢得更大利润。毋庸置疑的是，汉口精英们和非精英在城市社区上达成共识，其中难免有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的痕迹，从整体上说却非将一方的意愿强加另一方，它的根基就是崇尚社会和谐的儒家思想。当盐商们解囊救助流离失所的难民时，担心的不尽是个体的存亡，他们对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遭到肢解、伦理沦丧、社会失范更忧心忡忡。

家庭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关系，国内学者吴飞在其著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有精彩的论述，按他的说法，现代中国丛生的家庭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追根溯源乃是发端于一百多年前的家庭革命，过度的家庭革命抽掉纲常秩序的绳索，却没教会人们如何与自由共舞，当托付个体幸福的容器——家庭基本伦常支离破碎后，人们只好把自己的幸福攥在手心，各自把握。这时，悲剧的魂灵就窜出了魔法瓶。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英】罗威廉，鲁西奇罗杜芳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3月

本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25日阅读周刊.历史.GB28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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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互咬尾巴的蛇

@成刚 — Sun, 11 May 2008 17:41:16 +0800

不单拜占庭史，讲穿着装束，英人贾森.古德温也有一套不简单的理论。《禁卫军之树》73节末，他借俄国美人尤金尼娅的香唇道破，女人感兴趣的不是衣服，而是穿戴它们的方式。自然，这女人得跟尤金尼娅一般冰雪聪明，不至让珠环玉佩撞呆了眼。对历史学家玩票写推理小说的古德温，承继爱伦.坡衣钵非他本意（尽管 2007年度“爱伦·坡奖之最佳小说奖”被他摘入囊中），改换文本重新诠释才是初衷。最初的史家兴许真是由侦探兼职或改行。

写作《禁卫军之树》的贾森.古德温是开先河还是回归传统？姑且不论，他虚构的阉人雅希姆无疑具有宫廷侦探和史家双重身份，澄清案情的同时也在还原奥斯曼帝国史，涉入惊悚要案却被排斥在历史进程之外，一直以为自己肩负兴衰大任却仅是权杖更迭中一枚小卒，然而他不是悲情角色，最终参与了历史，犹如围攻君士坦丁堡53个昼夜突进固若金汤的城墙上唯一的小缺口——克科波特门出奇制胜的禁卫军团。历史布满偶然性，若克科波特门未因疏忽而虚掩，若炮兵下士切吉尔.亚尔马克没有遇见雅希姆，河道将通往另一个方向。

出于人性中逃离的本能和对远方的好奇，作家们常把故事的背景设为神秘且极具传奇色彩的异域他国，通俗小说尤甚。作家们如此慷慨，义务担当起导游一职，不幸多数都不及格。环境与人物好似水里泡久了的鞋子，貌合神离。古德温不然，他绝不是一个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猎奇者，单从口吻判断，比土耳其土著还土著，要他来写伦敦，是否一定会比伊斯坦布尔更得心应手？宫廷、阉人、禁卫军、大吉之事、浴室、菜场、修院等，首先内在于他的身体，然后现于外，被他的感官所感知。《禁卫军之树》中，1836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呼吸无处不在，非夸张的固化，犹春于绿，如月之曙。

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残缺不全，希腊独立，版图坍塌如脆饼，盛世时无尽的军功被无尽败仗抵消。马哈茂德二世大腹便便，早不是当年的坚毅青年，冷酷狡黠的黑人主管也有过麻利干练不谙权势的美好。非统治阶级中，雅西姆是个没有睾丸的男人，他的挚友帕卢斯基是个被从地图上抹去的国家的大使，他的情人尤金尼娅隶属于勇猛坚硬却性无能的俄国大使，他的朋友肚皮舞者普琳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妖，他的伊斯坦布尔喘息在上一场火灾与下一场火灾的间隙，火灾是这个腐朽城市最有用的清道夫，他的国家则在白海与黑海、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摇摇欲坠。在亚洲大陆的彼端，大清帝国正在潦倒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

地缘关系和历史原因促使改良奥斯曼帝国的新法萌生，时间比中国要早62个年头。十多年前，旧式的军队禁卫军在其后任新卫军的西方大炮下作鸟兽散，法式平檐军帽取代了穆斯林头巾，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出现在帝国的心脏，连后宫的主人苏丹母后也与法国盘根错节，佩戴着拿破仑赠与的首饰。“不知，且/不知自己无知/他们寻找着/教他们吧。”于是，土耳其第一个共和国也在那年蠢蠢欲动，“等到天亮，新纪元就将开始。高效，清洁。”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将在一次在焚毁房舍吞没市民的烈火中容光焕发。火光辉映中，将军和雅西姆作最后的交谈，“可是，人民……”雅西姆打断了他，后者便是那火焰的主人，“啊，对，人民，”将军半转过脑袋，好像打算啐痰似的， “这世上可不缺少人。”

偶然，太偶然，缺少睾丸无足轻重的雅西姆说服了宫城外的下士让炮口掉转，火势弱了，明灭不定，后来熄掉了，共和国流产了，将军从屋顶上摔死，改良的帝王马哈茂德二世暂居上风。但，并无最终的赢家，如古德温茫然的喟叹：“在新与旧、反动与革新、回忆与希望之间展开的古老、宏大”的战争中，从无赢家。假如将军没有死去，且一切遂他所愿，迎接伊斯坦布尔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仍旧会有一场革命”，“一场反向的革命”，“回到传统的革命”。故事结尾处，雅西姆对太后如是道。

贾森.古德温在细节处理上也意味深长。一本皮面精装的小说《危险关系》，18世纪法国作家拉克洛的作品；一枚普通至极的银戒指，寻常的银环，图案部分磨损，依稀可以看出镂刻的是两条互咬尾巴的蛇，无尽地循环；然而阉人雅西姆是如何让尤金尼娅在床第上娇喘连连，智慧的力量？艺术？还是人性？抑或别的？一个终未揭晓的悬念，唯一没被阴郁和灼热覆盖的新的地方。

《禁卫军之树》【英】贾森.古德温，殷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3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5月11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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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成刚 — Sun, 13 Apr 2008 10:02:13 +0800

汪曾祺先生写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往事，轻松诙谐，他天性冲淡，任怎么严重的事到他笔底都直如花花草草，根本原因是无所羁绊，“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这才腾出手来携情书、花生米、宝珠梨、甚或煮冰糖莲子羹，也可以来恋爱。假设汪先生彼时不在联大，假设他被委任于故宫博物院，急切切地赶着数万件珍玩与敌机马拉松，短章《跑警报》还会是现在的面目吗？

那志良先生因机缘际遇扮了一回大任之下的“斯人”角色，一入戏就是一辈子，而非驮着文物头顶弹雨的漫漫十余载。那先生入职故宫博物院是时任平民中学校长陈援庵的举荐，陈校长也是“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即史家陈垣。那先生幸得贵人助，也没辜负陈先生美意，自十七岁入故宫操劳直到年老体迈干不动为止，掐指算来，他的工龄比故宫博物馆还略长，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开幕，而那先生十个月前加入其前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点查工作。九十岁的高龄也使得他成为博物院一批旧人中最末离世的一位，对博物院的风雨泥泞路看得更真切。那老先生晚年把与故宫的休戚与共写成四册书：《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和儿童读物《故宫历险记——老博物馆员说故事》。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时间跨度最长，涉及先生本人生活的细节也繁密，如院长变卖家中财物补贴那先生家用使其在外能安心做事，更如车队盘旋川西险途而那先生与同事犹不忘看风物诵曹伯启《南乡子》。我要详谈的却是“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连载过的十六万字的《我与故宫五十年》。时间轴起于1925年故宫博物馆仓猝成立之际，止于1974年台湾省故宫博物馆办明清青花瓷特展，纵贯最飘摇的半个世纪，军阀横恣，北伐成功，继而日寇肆虐，人民解放战争，也提及1949—1970年代台湾社会概况。那先生走笔温润似玉，纵然笔涉坎坷艰险，也不见烟火燥气，不闻愤懑咒怨。谈故宫瑰宝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论长路崎岖若扶杖玩游，交代几笔美景，述说几盘菜肴，尽管雪封山，饥肠鸣；提纷纷战事不特写血渍与横尸，时时幽他一默，泪眼含笑，欲笑却止。《我与故宫五十年》中，家国与古物交叉而谈，自然地融于一体，不知它们本就是一回事，还是那先生笔墨的焊接功劳，全书以“我”的视角叙述，唯一不受重视的同样是“我”。

那先生的著述颠覆了此前我对同类型读物的阅读经验，“散、平、碎”是我对彼时多数传记特点的归纳，读着零碎，提起拖沓。乍看，那先生也不能免俗，大量文物表单与人事更迭记录掺杂行间，谁料内里却隐着一股沛然之气，感而不伤。卢沟桥事件后，博物院开始将文物装箱南迁，以防毁于战事，先生借叙述负责押运同事的张皇凸显局势急迫，“一位同事朱家济先生，匆匆回家，看到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开了家门。”另一同事李光地，“他的准备时间更短，大家坐在汽车上等他，只见他背出一张方桌来；大家笑不可仰。”叹国力孱弱，那先生具体地追述了景山上的一门炮，“我们好奇，上山看看高射炮是什么样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车轮，架着一个竹筒，上面覆以油布而已。”文物精品运台湾前夕，行文始见凄恻，“正值阴雨天气，连绵不晴，码头上人迹稀少，江流中细雨迷蒙，偶然听到远处军号之声，刺人心弦，凄凉之境，令人不胜唏嘘。”概因即将偏隅海岛，前路茫茫。

为抢运万箱国宝，那先生与同事辗转各地，“故宫文物，像逃难一样，往后方撤离。”文物共分三路：一批运到汉口，转长沙，贵阳，存于贵州安顺；一批运至宝鸡，经汉中、广元、成都，存于四川峨眉；另一批沿长江直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存于四川乐山。遍地开花。押运途中，遭雪灾，遇断路，逢大火，避匪徒，更兼财政拮据，穷症缠体，战火蔓延，局势每况日下。才准备在一处安置文物，便遭敌机轰炸，所幸炸弹总滞后一拍，国宝与人众得以安然脱逃。木箱内的文物，瓷器书籍等易碎易燃惧潮的物品居大半，翻车坠河遭雨淋是第一大患，这桩桩坏事都没躲过，文物竟然无碍，类似的事书中载有三两件，让人吃惊。那先生的解释颇唯心，也见出他宅心仁厚，“古物是有灵的。”他常感叹。也许正是博物院同仁视古物如有生命会呼吸的物体，才在凶险的境况下做到无一损毁，堪称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五四干将罗家伦在台北对所有文物进行过一次点查，他在理事会报告中说：“抽查结果，知保管情形良好，保管人员能以古物为生命之一部分”。当是对那志良们数十年辛劳的至高赞誉。

听过“少马爷”相声《打灯谜》的人都知道，十分钟内，面对挑逗引诱，不吐出一个“好”字来实难办到，机灵警惕步步为营以绝口不提“好”字为目标的黄族民先生最终在四角小钞前栽了跟头。“行，我输您多少钱？”“一元六角。”“那这么着，给您两元甭找了怎么样？”“好！”这说的是坚守不易。那志良们在炸弹贴着后脑勺的环境下的作为，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当是“典守”，《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那先生对这个词给出了精确阐释，“典守，不是看守，也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高于身家性命。”当然，他们也真的做到了。

《我与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晶报》2008年4月12日晶报图书评论.特书.C2－3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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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回来，谁便会痊愈

@成刚 — Sat, 12 Apr 2008 08:17:35 +0800

对罗马尼亚当代作家诺曼.马内阿，有大量的标签可供使用，“流亡知识分子”、“反极权主义作家”、或套用其自传《流氓的回归》的标题称之“流氓知识分子”；与之可互为比照的作家资源也颇丰裕，昆德拉、哈维尔、赫拉巴尔，似乎只需在文化版图中找准安置马内阿的经纬度，所有的困惑与思虑便化为乌有。对“流亡”、“极权主义”究竟有多少了解，对跟他呈平行状态的作家们又知道什么？这种迂回的方法可能让我们获得丁点的同一性，却误导我们背朝作为个人的作家愈行愈远。

国内出版的马内阿三部作品中，最能充分表达其政治立场的首推杂文集《论小丑》，但它仅仅是马内阿诸多优秀作品之一，如作家本人所披露，“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无疑，这是一部轻易就能贴上标签的作品，离文学最远，距政治最近。相对马内阿早年夹枪带棒的檄文式文本，那些藏身团团雾霭中的文字更得我喜欢，面对拿捏不住的语言，预先准备好的标签开始模糊，如《流氓的归来》，诺曼.马内阿的回忆录，一部托传记之名的真正文学著作，作家孙甘露读此书后说：“这人要是得诺贝尔奖，你一点儿也不要意外。”

马内阿以非凡的笔触打开了对其生平的沉稳追述，“春天，天堂的光明，穿过整堵墙般大的窗子，照进来。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从十层楼的高处，朝下看，观看天堂里的热闹。”幻境般的描写，给观者一种错觉：马内阿一生都浸在无遮拦的春光中。“天堂”的使用平添了几丝不确定不安宁，随后两章中，“天堂”一词频频露面，冠名“巴内绿草”的犹太餐厅出现，及奥朵曼奈利餐馆外长凳上休憩的魂灵般的老妇现身，不确定感渐趋强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们讲道理，人们在天堂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过得好。”马内阿反复强调此句别有用意？且按下不表，能确知的是，马内阿所言的“天堂”在词句的围攻下不堪重负，终脱水为一纸窗花。有了前面的失重，马内阿重返罗马尼亚与后面文字的力透纸背便有了铺垫与映衬，既轻盈又沉着，倏然就可立起。俯瞰视角的使用带来并非纯空间上的高度，比较《论小丑》五篇杂文的紧身肉搏，《流氓的归来》更丰满更超然。

《流氓的归来》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让人潸然泪下的片段，书写非但不取巧，在技巧至上的今天，甚至略显拙笨。其时间可追溯至1933 年夏季，即父亲马尔库与母亲珍妮塔在公车上的浪漫相遇，“灾难到来之前的最后的田园诗般的假日”，语言琐碎详尽细腻直追普鲁斯特，“开始前的开始”，马内阿如此称呼。他的野心在史诗般的家族传记，非单单讲述一个人的往事，对出生前的事物这般不厌其烦，对亲历的每一桩事件的迷醉与眷恋自不待言，如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红色乌托邦，父亲在佩日普拉瓦，母亲的眼疾与失败的婚姻，父亲通奸，他还特意用近十页的容量置放自降生以来居住过的房屋。文本里到处是繁复的涡流，细节的藤蔓，流水似的写作，一流作家马内阿从中浮现。碎片不等于停滞与乏味，相反，从文本伊始，只要潜心阅读，它会不吝啬地不断给你微微的颤栗，从尾骨扩散开来的快感，如“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直到5岁，我本人才成为一个公敌，一个不纯净的胎盘上的不纯净的产物”（“才”的使用精妙），更如“错误与妥协，甚至英雄主义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保持距离难以得到谅解。”

与父亲马尔库对屈辱的缄口不语不同，在马内阿笔下，不曾有什么不能道出的事情，他是个习惯于笔和打字机的作家，也是熟练应用录音设备的生命记录者，他将母亲在病榻上的追忆完整地复制于书本，也果敢地把父亲简短的自述一字不落呈现出来，这并非作家的职业病在作祟，也非老年人接近病态的热衷历史的心理指引，当你读完这四百一十来页的作品，下意识要做的是朝上稳稳托住书脊及封面封底，唯恐脆弱的纸张因重负碎裂，马内阿盛放其间的事物如此沉甸，如水银如金属熔液。将过去的疮痂一个个在公众前揭起，置于显微镜下端详，所需的不仅勇气，更是一种超于痛楚仇恨的心境。《流氓的回归》与其说展现的是流亡者的痛苦与离乡背井的割裂，不如说在强调一种宽恕，坚强自信的宽恕。书中常常流露出作家对“受害论”的鄙弃，对“犹太人区的染疾”的排斥，“5岁的遭遇，是对50岁、60岁或600岁时免疫力不足的解释吗？”毁灭一位作家最有效的是躁狂与歇斯底里症，幸运的是，马内阿通过返乡之旅治愈了它们。

1986 年，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辗转西柏林，继而美国，并写下愤怒的《论小丑》，可以说他的作家生涯才刚刚开始，尽管此前他已经是多部著作的所有者。1997年春，马内阿在友人的竭力阻拦下离开西方“天堂”，重返将他两度逐放的祖国，并于5月初回到纽约，短短十天，流亡者和作家马内阿却都获重生，“谁能回来，谁便会痊愈。”如果要为他的作家生涯用红笔勾出一个以时间为坐标的顶峰，当是2005年，《流氓的回归》完稿与付梓的年份。

《流氓的归来》【罗】诺曼.马内阿，邵文实梁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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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的决绝

@成刚 — Sun, 30 Mar 2008 06:16:36 +0800

很长一段时间，不同版本的《洛丽塔》出色地合谋绑架了他们的贵族老父亲——纳博科夫，在中国，这桩案件更悄然地进行，且极成功建构了它的正当性。要启程造访纳博科夫，开门迎接并跟你在客厅谈笑风生的准是绰约的洛丽塔，至于纳氏，你目睹的唯有他的部分基因在她身上的模糊显形，他的思想在她面庞上的深浅投影。近年，国内分批出版与列上日程的纳氏著作18种，无疑是最周密的纳氏营救行动。

纳博科夫被他最得意的著作之《洛丽塔》吞入腹中多年，如今能否反戈一击全身而出？这并非街市殴斗，数量多寡不足以定乾坤；更非穷窘人家的饭桌，单一食物酿就的不单是发育迟滞，惯性的怠惰、保守、无求知欲才最致命。

若说《洛丽塔》骚动着热带密林中狂暴且丰沛的雨水，《微暗的火》便倾斜成蓝色雾霭中高深莫测的湖面；《魔法师》积聚了春夜公园里轮滑般的轻扬与惘然，还有那一股子疯劲；《透明》如在室内眺望雨中的远山茂林，它们在辉映天光的窗玻璃上弯曲为水痕，迷蒙抽象；《眼睛》灵光机巧令人心动，犹如最后的月色掉落天边凝缩的规则晶体。且来谈这小巧的一本。

如果福克纳是在描绘邮票，纳氏写作《眼睛》则是微距作业。一脚踩着晶细的银针翩跹起舞。书中人八九个，屋宇仅四五处，其中三两间长期置于事外。八九个人，一间房，他们会干些什么？能干什么？正好凑成麻将两桌，真正在做的事不比搓麻将更有趣味更有益智力。柏林孔雀街五号，一群流亡者，夜夜浸在旧风习习的俄式家庭聚会上，谈天，说地，谈情，说爱，或者不说什么。其中一位斯穆罗夫，魏因施托克书店的新店员，苍白忧郁，风度翩翩。

又一个不擅交际缺乏运动天份有点笨拙的男人。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同类型的男人仍是纳氏最爱，他们变身为休.伯森（《透明》），约翰.谢德（《微暗的火》），假设强暴是某种古怪的运动，《魔法师》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或许也可归入这一类。他们身材高大，笨手笨脚，登山气喘如牛，滑雪手忙脚乱，球类运动中的低能儿。休.伯森打网球很见水准，不逊于专业人员，却未赢过一场比赛，他要求完美的平衡击球姿势，在酷烈的现代竞技中等于是弃械投降。

是将纳博科夫童年少年完整覆盖的西伯利亚气候作祟，还是纳博科夫出身使然？他笔下人物看似不幸推开现代暗门的中世纪贵族，卷发，细裤腿，肤色苍白，表情落寞，神经质，格格不入。不可救药的是他们水饺般一个个扑通扑通爱上了红巾不让须眉的体育悍将，休.伯森爱上嗜好滑雪的阿尔曼达，《魔法师》中的“我”一眼迷上踩着旱冰鞋的十二岁的女孩，斯穆罗夫的心上人万尼亚足不出户，却拥有一副俄罗斯女性惯常的健硕体格。他们爱上了她们，但无法融入与她们相谐的社会。

一切都将一团糟，姑娘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或从未被得到。斯穆洛夫是最佳典范。在不足十人的流亡者小圈子，他远不算游刃有余，周围竖起一堵堵玻璃墙，反射他的影子，时时给他碰壁的痛苦。他发表对俄国革命的激进言论，遭和平主义者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反唇相讥；他杜撰扣人心弦的英勇事迹，被冷森森的穆欣识破；他爱上睫毛妩媚的万尼亚，却因糊涂的帕沙大伯会错意空喜一场；为探明万尼亚心意潜入其宅邸险露马脚，他为万尼亚恍惚时，她已心有所属；一个跟他私通的赫鲁晓夫家的女佣带给他性爱愉悦也给他戴上窃贼污名；为得知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对他的印象截获后者寄友人的日记，发现男主人赫鲁晓夫也认定他是个下流胚。在柏林的同胞中，斯穆罗夫处处被冷落。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

天才厨师纳氏，一样的土豆胡萝卜加一段葱白，却让食客们瞬间味蕾焕发。每部作品中他都撒些许通俗小说元素，在《眼睛》中，通俗不是佐料，茁壮为作品的骨架，最平庸的侦探小说的桥段都能在其中觅得踪影，纳博科夫不讳言，他确实“戏拟侦探小说的结构。”

诀窍在他的硬心肠，第十五页，纳氏唆使俄裔青年“我”把枪口对准心脏，他死了，“就像沉入无底的水中一般”。剩余七十五个页码，该拿什么去对付？我们被牵着一路读去。撇开自杀青年不说，纳氏只复苏了他的思想，借“鬼魂”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同时斯穆罗夫首次踏进孔雀街五号。“我”俯瞰着他们，兴致满怀，如自己也参与其中，兴许“我”就是爱上倒影的纳喀索斯。随着斯穆罗夫的不快事连连发生，“我”渐离旁观的座椅，纳氏对节奏的掌控老练克制，没人能看出端倪，就像不会有人发觉蔬菜在黑夜自然生长。

小说第六十九页，斯穆罗夫唐突质问赫鲁晓夫银鼻烟盒丢失事件受辱，也即万尼亚婚前正面回绝斯穆罗夫求爱前，“我”正式代表斯穆罗夫亮相，悬疑冰释，斯穆罗夫确是自杀的俄裔青年！是从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中逃逸的魂灵，还是自杀未遂？已无足轻重。在屈辱的极限，斯穆罗夫声嘶力竭地呐喊：“生活，烦恼而沉重，充满常见的折磨，又要把我压垮，并且粗暴地证明我不是一个鬼魂。”“我”奔回自杀的现场——曾租住的房间，看到了子弹在墙上留下的暗印，再度确认自己已死，长舒一口气。顷刻，“世界立即恢复了它令人踏实的无足轻重的状态——我又身强体壮了，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对他，斯穆罗夫，死亡是一具黑漆牛皮铠甲，护头护脚，武装到心脏。活着反是天大的噩耗。要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来处理，这个小长篇可能以荒诞、魔幻、传奇而闭幕。纳氏迥异，现实中略带冷酷，他无声地剥掉斯同穆罗夫连皮连肉的铠甲，脸盆架上的新水罐泄密给读者：斯穆罗夫活着！迷糊中子弹击碎旧水罐，射向房间内壁。枪声里，斯穆罗夫欢庆自己已死，后来再度确认死亡的狂喜中他瞄了眼新水罐，无太多思考。

可怜人斯穆罗夫窃喜裹着厚厚的牛皮，刀枪不入，不料身体精赤，比从前更瘦更弱，更不堪一击，他居中央载歌载舞，我们在围观，纳氏边敲铜锣边吆喝：看啊，看啊，这就是……！

鸟山石燕《画图百鬼夜行》中有独眼的和尚目一坊，山神沦为妖怪，破落为寺里和尚的幽灵，一脸愁容。纳氏更决绝，斯穆罗夫最末的心愿仅是做一只眼睛，一只孤伶伶的无肉身可依附的眼睛，“不做别的，只做一只略带玻璃色的，有点儿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纳氏终于破题！故事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切记，在他的书中，别试图总结哲理。

《眼睛》【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0日阅读周刊.文学.GB20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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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侦探纳博科夫

@成刚 — Sun, 23 Mar 2008 06:41:16 +0800

有一则传闻，纳博科夫成名作《洛丽塔》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纳博科夫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有关恋童癖的小说，当时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并传《绝望》是他对早年不光彩行为的公开忏悔，《微暗的火》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有鼻子有眼。

有了这个八卦做底子，三月里读书就平添了一星半点微妙的侦探味，可谓文本外的乐趣，意外所得，随书附赠品。小道消息的生命力或价值何在，这应是其中之一。珠圆玉润不着痕迹如纳博科夫，读他的作品还真应从外找个有争议甚至子虚乌有的线索突破，要真的找不着头绪，自造一个未尝不可，尽管往往要背上误读的恶名。据说，纳氏喜欢读侦探小说，我的解读方法可算歪打正着。

纳博科夫最妙的侦探体小说当数《眼睛》。用“侦探体”来定义，是指在这部小长篇中可发现最平庸的侦探小说最惯用的手段，偷情，暴力，自杀，争风吃醋，跟踪偷窥，不一而足。男的高鼻梁，面色苍白的高贵。女的金色卷发，挂一双肉嘟嘟的腮帮子。神似的是整本书简直是浸在酒水里，映着交错的觥筹，凌乱的人影。人皆是有闲有产者，这跟一般的侦探小说别无二致，想一想，发生在无产者阶层里的侦探故事多么缺乏美感，缺少娱乐精神，也无法满足种种人性特点。

三分之二的篇幅有足够的理由验证纳氏是侦探小说行当的新手，细节暗示，悬念设置，节奏掌控，都很到位，泄露他身份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很少有侦探小说作者语感这般出众，他们个个急不可耐，拖着情节撒开双腿向前跑，很少注意跑步的节奏和音色。纳博科夫不然，他边跑边侧耳倾听脚下响动，难免步履迟滞。《透明》里，纳氏写了一个类似的人物，休.伯森。此君重身姿轻成绩，打网球很见水准，不逊专业人士，却未赢过一场比赛，他要求完美的平衡击球姿势，在现代竞技中等于弃械投诚。

文学顽童纳博科夫，一生都在大声嚷嚷着，“狼来了！”，如狼真的现身，那就不是文学，也非纳博科夫。读者若在《眼睛》中看到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式或约瑟芬.铁伊式的收尾，这部小说不过是无数不出奇的侦探小说习作之一。小说的归宿本可朝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的方位走，荒诞、魔幻、传奇，或鬼话连篇。纳氏迥异，现实中略带冷酷，以不乏诗意的手段，撕烂善意的可能性。拿一般定义上的侦探小说审度这个结局，它无疑很不专业。倘若侦探小说最终诉求是真相，《眼睛》要比多数侦探作品更专业，什么比近乎粗暴地展示人的处境更为真实？

原计划介绍纳氏四本书，实际上重点仅在最精致单薄的《眼睛》，当然也提及《透明》，一个跟书名完全颠倒的故事，但就其整体气质，又非常吻合“透明”二字，像瑞士松林中的一颗琥珀，缩小并保存了那个动人的年代，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灵感，我称它“沉默的证人”。（当然，这是一本不错的作品。）小说天生就是证人，高下在于其是否诚实，需注意，摄影式写作恰与诚实背道而驰。纳氏作品的情节，我不想多交代，纳博科夫并不耽于虚构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却不马虎，若拎起一根线头，我将遏制不住来个彻头彻尾的文本分析，把线团层层剥离。

到底纳氏剽窃的传言是真是假？我们似乎并未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求解，如有人要牵强附会地举证《微暗的火》、《绝望》是纳氏的自我拯救，那么，《魔法师》又作何解？一位中年男人迷上一个踩着旱冰鞋的十二岁的小姑娘的故事。纳氏称它为《洛丽塔》的“轻微脉动”，灵感产生自报纸上一则猴子画画的新闻，这无聊新闻与畸恋有什么牵连？让人相当费解，但我相信这一说法胜过剽窃事件。道不清来龙去脉才是文学，倘若拿了鸡蛋孵出小鸡，这是普通的生物学现象。如何平衡说得与说不得，是纳氏作品与侦探小说最大区别，而非桥段的共享。

本文刊登于《晶报》2008年3月22日晶报图书评论.书语.C05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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