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播报

粤籍女村官走访记: 她们这样走上从政之路

09fxyang — Mon, 20 Feb 2012 20:45:20 +0800

编者按：近年来，在国家“女性应占村委会成员适当名额”等政策推动下，女村官人数不断增长，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骨干。草根记者走访了多位粤籍女村官，带你感受这些女村官们不一样的参政之路。近十几年来，促进女性参与政治一直是国家基层政治建设中不断强调的重点。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占有适当名额”。 200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作为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主要内容。至2010年，全国27个省明文规定保障村委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下，基层女干部的数量逐渐增长，但女领导的比例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村干部中任正职的女性成员比例约为2%。 2010年12月20日，由全国妇联及李嘉诚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的“启璞计划——村‘两委’女干部培训试点项目”在汕头大学正式启动。以“启璞计划”为引，记者走访了数位参加过培训课程的粤籍女村官，从她们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中，品读中国基层女干部的从政之路。处理一件大事好比大病一场 2008年农历11月底，地处粤北的河源市乡村寒风凛冽。廖秀霞敲开了一户村民的家门，“是老李吗？我是隔壁均通村的村委书记，能跟你商量件事吗？”她已经记不清在三天里到底敲了多少道门。这几天，她总是叹口气从这家出来，清清早已沙哑的嗓子又去敲下一家。虽然已经三天三夜没能合眼，但一想到孩子们的事还没解决，廖秀霞就又打起精神来。就这样，她在邻村寒冷的的街巷里，迎来了当选为阳平镇均通村村支书的第一个冬天。她是均通村五名村委中唯一的女村委，也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对于女人当村干部这件事情，不少村民感到不理解。对此，廖秀霞本人也很无奈。她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村干部，在被推荐成为候选人后，不知怎地就被选上了。既然领导选了自己，就得好好干下去，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面对村民对“女干部”的不信任和不支持，廖秀霞的当时想法很简单：多做事，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只是没想到，考验来得这么快。那年，村里100多名初中生到县城读书，常被县里的无业青年和其他村的学生索要保护费，并遭到殴打。这样的事10年来常有发生，但今年事态变得尤其严重。部分家长跑到邻村讨理、闹事，矛盾一激化，两村的人就打起群架来，为此还惊动了公安部门和镇政府。作为受害方的村支书，廖秀霞独自承受着本村人难以消解的怒火和怨气。才刚上班，家长们的投诉电话又打来了，“你这个村干部怎么当的呀，我好好的娃交给你，转个身就伤成这样了。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说我以后还怎么放心把孩子留在村里啊？”说了一通，电话就挂了。廖秀霞无奈苦笑，她心里清楚，村民打电话来责难她无非是要找个人来撒撒气，自家孩子出了这种事，谁心里能好受啊？再说村民们本来就不太认同她，刚上任又出了一起这么严重的事件，大家对她的质疑只会更大。“临近年末，如果不尽快把事情平息下来，两个村子的人都不能过个热闹喜庆年”，廖秀霞告诉记者。虽说她干劲十足，想赶紧地把这事给解决了，可她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校方和警方都在两个村里进行调解，可是均通村的村民不肯让步：“你们一天不道歉，不做出保证，我们就绝不罢休。”廖秀霞明白，这10年来的怨气可不是校方和警方说几句话就能消除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邻村的人道歉、作保证，可邻村的人也没那么好说话。廖秀霞知道不能再拖了，她决定先用最笨的法子，挨家挨户地跑，跟他们分析情况，尽量说服他们。在这三天里，她家家户户都走遍了，但是成效不大。邻村的村民根本不听她的，他们觉得自家孩子也没犯多大错误。再说打架可是两边都动了手的，凭什么是他们道歉。廖秀霞觉得这样行不通，她又去了一趟隔壁村，这次，她把说服重点放在了在邻村的村干部上。廖秀霞心里很担忧，万一他们也不讲理，她这个村支书看来是干下去了。然而沟通过后，廖秀霞发现原来两边的村委都希望尽快平息事件。于是，她请邻村的村干部出面，先把在村里地位较高的几个人请出来做工作，效果比她磨破了嘴皮子要好得多。此外，她还找了当地的小学校长给他们说理。邻村村民最后架不住多方劝说，在镇政府的调解下，决定同意均通村的条件，向村民们道歉并保证再也不让自家孩子欺负别人。事情圆满解决后，压在廖秀霞心里的大山终于消失了，她忽然体会到那种大病初愈后焕然新生的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这一年的春节，廖秀霞家里特别热闹，村民们都提着自家做的年糕去她家道谢。回想起那一年的节日，廖秀霞笑得十分喜悦，她有点自豪地说：“这是我最最难忘的春节。” “炒一道菜关两次火”是蓝舜琴家常便饭蓝舜琴，今年34岁。2002年，才24岁的她就当选了澄海区东里镇南社村两委副主任。如今“从政”近十年。她的工作是负责全村的计生、民政、户口、妇女维权等，工作琐碎繁杂，“炒一道菜，不得不两次关火，”在蓝舜琴是家常便饭。蓝舜琴原本没有主动参政的想法，她是被汕头市澄海区南社村的村民“推”到女村官位上的。接受采访那天，蓝舜琴穿了件黑皮夹外套，扎个爽利的马尾，显得干练十足。她所在的南社村是澄海东里镇最大的村，有六千余人，别的村子两委人数动辄十几人，而她们村里只有七个。“我一个人要负责全村的计生、民政、户口、妇女维权等工作，村民们遇到问题就想找我说说，可是他们不愿意去村委，总是在我下班后直接来我家里跟我聊。”由于丈夫在镇上的供电局工作，常年在外，照顾婆婆和女儿的重担就落在蓝舜琴一个人身上。平时上班要处理很多村里的事务，回到家里还要继续接待到访的村民。“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啊，有一天中午，我炒一道菜，熄掉两次火。” 蓝舜琴今年三十四岁，当村干部前是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十年前的一天，她被镇政府推荐为村委候选人，并顺利当选，离开了她曾经日日相对的黑板与讲台。回想起当初从政的经过，蓝舜琴的语气中带着一点遗憾。她有过犹豫，尽管她喜欢教书，但当时民办教师的前景让她踌躇。“我进村委一年多之后，国家就有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了，如果……如果当时能坚持下来，现在的待遇应该还是可以的，村干部的工资其实真不算多”，她无奈地笑了笑。潮阳区海田村的副主任蔡丽珠和蓝舜琴一样，最初根本没想过要当女干部。2002年，村民推荐她当村民委员，因为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蔡丽珠对“村委员”这个头衔有点抵触。但村民们认为，她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为人处事方面也赢得大家认可，最后还是把票投给了她。至此以后，蔡丽珠成为了村委员。9年后，她又当上了妇女主任、村委副主任。女村官中有的因为文化水平较高而被村民信任，有的凭着在村里的人气和口碑获得村民的支持。然而，以上几位女村官都是通过推荐、得到群众认可才走进基层建设，她们从未萌生过主动参政的念头。对此，汕头大学党政办公室“启璞计划”的负责人兼讲师的杜式敏老师表示，妇女的参政与地区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经济越好的地方，女村官的数量会越少。因为在经济情况好的地区工作，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感，男性更愿意去竞选，因而男性当选的机率就很高。而相反，穷的地方，因为干不出什么大事，钱也不多，所以男性都不愿意留在村委会，所以就会出现很多女性被动当选的现象了。” “妇女主任这个职务，无论怎样民选，结果一定是我” 很多人一听到“女村官”，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村里苦口婆心抓计生的妇女主任。的确，与当上村中一把手的廖秀霞和能参与到村中经济、用地事务管理的蓝舜琴相比，更多的女村官多年来只是干着重复的、琐碎的计生、民政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中也提到，“女领导干部虚职多，实职少；副职多，正职少；教科文卫等部门的多，经济金融部门的少”。洋汾陈村是潮南区里一个不太富裕的小村庄，村里人也不怎么种地，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村民就留在村里做些小生意。走进村口的巷子，就能看到两边密密麻麻都是本村人开的商铺，巷子的尽头是一大片空地。因为过两天村里有庆典活动，空地上搭了一个简陋的戏台。戏台子的对面有一个四合院，那里就是陈楚卿的工作地点洋汾陈村村委会。从容貌和衣着上看，陈楚卿与村里其他女人没什么差别。她个头不高，留着一头顺顺贴贴的短发。虽然皮肤晒得很黑，但是气色很好。刚见面，她的开朗热情就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接受采访，陈楚卿还是感到十分害羞，既担心自己的普通话不好，又怕自己会说错话。在谈到自己当女村官的经历时，她的声音终于有一点底气：“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妇女主任这个职务，无论怎样民选，结果一定是我。” 然而，她无法说出任何一件让她觉得骄傲、难忘的事例。她认为，工作上的事都差不多，只要做到“上面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好好做”，就是一名合格的干部了。当被问及16年里是否遇到过什么困难时，陈楚卿突然低下头，含糊地说道：“没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情况。我们村的工作都很好做，从来都是上面给多少（计生）指标，我们就尽量做（计生工作），绝对不会超的。” 很多人认为，女村官只适合从事计生、民政等工作，女性的特质使她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更优于男性干部，妇女主任仿佛就是女村官们被固定化的角色定位。“启璞计划”的讲师、汕头大学文学院的王晓莉博士认为，这种固有的分工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主观想象‘这个工作很适合女性去做’，她们在工作上也会遇到辛酸的挣扎。同时，这种定位是对她们自身发展的一种限制和束缚，她们本来可以将自己的能力用在更多的方面。” 后记王晓莉博士还说，国家政策的干预影响力很大，现在“每个村村委里至少有一名女村官”已经基本实现了。然而，女村官们的个体差异太大，她们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发挥权力，她们必须面对的限制等等都非常多元化。女村官将来的整体发展，现在还难以断定。对此，南社村的蓝舜琴十分乐观。在谈到女村官的未来发展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语气坚定地说：“在以后，女村官一定会越来越多。” （记者：陈楚仪、李滢、张瑜婧、马刚、招宇姬、韦静指导老师：宋骥弘）

访潮汕麻风病康复村：这里的一天和一辈子没有太大差别

09yhchen — Sun, 19 Feb 2012 10:59:18 +0800

以集体的名义谋杀麻风病人：沉船、喂药、枪击……被家人弃之如草芥，被流放到荒芜人烟的孤岛荒村，往事并不如烟。然而当一切已成习惯，广东汕头的普宁麻风病康复村最后一批患者，正随岁月一个一个消逝。攒不下买车票回家看母亲的钱 “这个没了”，村里最爱笑的老人林和阿伯，指着一张摄于2003年的普宁麻风病康复村的“全家福”，照片上13个老人，2012年现剩下9个，“那个也不在了”。林和阿伯每说一次“不在了”就“呵呵”一笑，下意识地将只剩大拇指的手掌藏起来，像是在述说发生在遥远地方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砍柴、生火、做饭、喝茶，是村里老人们消磨时光可做的事，这里的一天和一辈子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是命啊，让我得了这个病。” “卖猪仔”是许世孝老人的自嘲，他在泰国出生，两岁随父回到中国，在普宁里湖镇竹头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他不爱读书，哥哥就怂恿他进了戏班子，许世孝很快学会了独轮飞车、空中飞人、钻火圈……凭这个本事，混个“肚儿圆”没问题。七八岁时，由于挑战高难度动作失败心生害怕，许世孝离开了戏班，到一个卖鸦片的老板手下打工。 “政府打击鸦片买卖非常紧，成年人被抓要坐牢，未成年人被抓只受批评。”未成年的许世孝因为售卖鸦片而染上了瘾，虽然之后他靠抽一种山西产的卷烟，戒掉了鸦片，但烟瘾却怎么也戒不掉了。许世孝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宠他，在他24岁那年被发现患了麻风病后，母亲一再要求陪他一起去住麻风病康复村，被许世孝拒绝了。临行前，母亲一再叮嘱许世孝：“不要惹事，不要打架，要和别人好好相处，要好好治病，治好了病对自己好。” 24岁住进普宁麻风病康复村，至今，对于每个月完全靠300多元的政府补助金来过活的许世孝来说，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抽烟喝茶上。在领取公家分配物资时，许世孝时常会藏下一些东西准备将来回家送给母亲，但他怎么也攒不下买车票回家看母亲的钱。终于有一次，他走了三铺路才回到家，却得知母亲在他回家的前一天已经出殡。许世孝心里很是怨恨哥哥们没有及时把消息告诉他。没能亲自送走母亲，成了许世孝一生的遗憾。南洋“富翁” 从地都医院步行一个小时左右的山路,就可以到达位于山顶的汕头揭东麻风病康复村,此地目前居住着38名老人。老人李木森20岁进入麻风病康复村，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刚来的时候，家人花5000块钱，帮他买了个19岁的媳妇儿，专门伺候他。 “每次媳妇儿来探视李木森，都会被院方用扫把赶走”。几次三番之后，家人收回5000块钱，将媳妇儿退了回去。媳妇儿再也没来，今年媳妇儿70岁，未嫁。也再没有女人出现在李木森的生活里。李木森是揭东麻风病康复村的“富翁”。刚来的时候，身体很强壮，经常下地干活，如今他还有一块属于“私人财产”的菜地。后来他买六合彩，慢慢地变成了村里的小富翁。在法院当法官的弟弟和其他亲人有时会来看他，每次来都会给他留下几千块钱。 “我用的都是最好的”，光波炉、电磁炉、液晶电视，以及特意为村里老人自娱自乐，或是富有爱心的学生志愿者来村里时表演节目而花1300多块购买的“投影仪”，堆满了李木森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由早年麻风病形成脓疡所致，李木森双手手指都只剩下半截，腿脚也有残疾。一部坏了的轮椅，歪在床边，落满灰尘。好友盛林老伯的去世，给李木森很大打击，他总是怀疑是院方乱用药所致。现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成天呆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喝茶，他对志愿者说：“不要多管闲事，去跟他们那打个招呼，就过来看电视好了，不要管那么多”。感觉他神情不太正常。 “如果那次被淹死了就好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李木森重复着这句话。进村之前，一次游泳，李木森差点被淹死。童年在南洋长大的李木森，能说一口较流利的普通话，还没来得及学英语，便随着家人回到了中国。老人在麻风病康复村学了一门手艺——看手相，志愿者都很喜欢让老人帮忙看手相，他只说吉利的，看到手相差的，就避而不谈。他的记事本上记着很多志愿者的联系方式，嘴里总是念叨着他们。 “回去干什么，还不如呆在这里。”问及已经康复的老人，是否愿意回归社会生活，得到的回答基本相同。老人们不愿意回到社会中去，大致有两种理由：一是隔离世事太久怕不能适应了；二是觉得自己留下了残疾，年事已高，回家只会拖累家人。麻风病康复村里的“正常人” 相对于麻风病康复村里所有得过麻风病的村民来说，他是正常人；但相对于麻风病康复村外智力正常的人来说，他又不是正常人。这位名叫联浩的男子，从来没有罹患过麻风病，只是因为脑膜炎后遗症，落下智力障碍，他被送到此地，与麻风病患者为伍。联浩是村里最年轻的人，今年他54岁。联浩喜欢搬个小凳，坐在光线充足的“家”门口，把一个装满彩色笔的长方形盒子置于膝盖上，然后就一直在重复画一些圆圈和曲线，他说他画的是菊花，如今这些菊花已经画满了好几本。联浩画画时，身旁边放着收音机，一直播着音乐台的节目。这样便足够他消磨整个白天。有时，他一边画画一边念叨。据岭后村村长解释，每当联浩想念那些对他很好的志愿者时，就会不断的念起他们的名字。村长孙銮盛会提醒每一批进村服务的志愿者：“不要对联浩太好，如果你们对他很好，他想念你们又见不到你们时，会很伤心。” 联浩最喜欢的是孙銮盛村长，“他不会老让我做事”。他最怕的是若深叔，因为若深叔会经常要他做事——照顾下身瘫痪不能行走的“阿姐”蔡阮银。阿姐蔡阮银下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半夜想解手，会叫醒隔壁的联浩搀扶帮手。若深叔十分照顾阿姐，每有志愿者到来，若深叔都会叮嘱志愿者多陪伴阿姐，注意给阿姐喂饭时的饭量和饭的软硬。若深叔不仅照顾阿姐，还把阿姐以前养过的十几只野猫也一起照顾。联浩喜欢在村长家里靠门口坐着小板凳看电视，一直看到电视屏幕变成雪花才肯离去睡下。他宁愿坐在板凳上打瞌睡，也不愿回去睡觉。长久这样，村长家木门被他靠着的地方都变成黑色了。婚恋荒漠中的贫穷日子住在麻风病康复村里的老人，95%以上进入了垂暮之年，几乎100%孑然一身。 “一辈子没有婚嫁，也习惯了。”老人廖英烈说，“老了就发现，没人相伴的日子，很苦。” 我国《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每个人都享有合法婚姻的权利。事实上，《婚姻法》还有如下的明确规定：有几种人不具备结婚条件：“患有不应结婚的疾病，如犯精神病、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 V-(*{/^” 据记者所见，每个麻风病康复村的医疗条件不尽相同。在潮阳麻风病康复村，每周有两天医护人员会进行“循例检查”，但医药费还得患者自己掏。普宁的麻风病康复村则由病患担任医护人员，此地仅有77岁的廖普一人，不懂麻风病的医护知识甚至不会打针输液。 “小病就忍着，大病村里治不了的话，只能等死。”岭后村村长说。据了解，以前各地麻风防治经费多由地方财政负担，2005年起，国家加大了投入，至今每年约有6000万经费用于全国麻风早期发现与现症病人的治疗。但对于麻风防治专业人员来说，在麻风病康复村机构被改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甚至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后，“靠皮肤性病养麻风”，即以诊治皮肤性病的收入开展麻风防治以及弥补治愈留院残老者的医疗费等，逐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得已的生存之道。马来西亚被称为“希望之谷”的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政府全额出资照顾康复者的起居饮食。生活供给方面，以前实施政府派送食材政策，现在则是给予一定的货币补贴，病患每人每天大概18元人民币。而中国潮汕地区的麻风病康复者的生活补贴，截止到2011年12月，每人每月为250元至350元不等。 [...]

潮汕薄壳米达人初长成

李玲 — Wed, 15 Feb 2012 16:16:37 +0800

十二月一日的正午，冬日高照，在距澄海盐鸿镇收费站不远的一家餐馆里，老板林群壮惬意地坐在太阳底下，一壶功夫茶，几名员工，悠闲谈笑。对于一名餐馆老板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餐馆在用餐时段冷清了。然而，此时的林群壮却毫无忧虑之色。因为对于以制作“薄壳米宴”为生计的他来说，早已经度过了一年中的旺季。每年5-10月，是薄壳集中上市的日子，慕名而来品尝“薄壳米宴”的顾客一波接着一波。店里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上百桌食客，而随着薄壳产量越来越少，林群壮也终于迎来了自家餐馆的休整期。在盐鸿说起薄壳米，村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壮雄薄壳米”和它的创始人林群壮。从用老式手法加工薄壳米到研发24道全新薄壳米菜式构成特色“薄壳米宴”，林群壮“半路出家”跨界潮菜餐饮，并迅速站稳脚跟的故事令镇上的人都感到非常骄傲。如今，他的薄壳米宴已经成为了盐鸿乃至整个澄海地区响当当的招牌，夏秋季节，慕名而来的食客总是络绎不绝。谈起自己的创业史，林群壮至今都感慨自己的成功是踏实努力加运气的结果。原本是“偷师”的羊毛厂工人 17岁中学毕业后，林群壮便去到一家羊毛厂打工。他说，别人一个月才能学会的东西，他花上四五天就能熟练上手。于是，“觉得闲着也是闲着”的林群壮就开始向工厂里的维修师傅“偷师”，学习如何修理羊毛加工机器。虽然师傅一开始怎么都不肯教他，但靠着软磨硬泡的功力和强于他人的学习能力，林群壮在几个月的摸索中也自己找到了其中的门路。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有点出乎林群壮的意料。因为“偷师”学来的好手艺，他竟然被福建诏安的一家羊毛厂请去当技术员。这可乐坏了林群壮，他说起这“光辉”的往事，脸上挂满了笑容，他甚至还很骄傲地自我评价：“我觉得我的领悟力还挺高。” 在他被请去做技师不到三年后，这家羊毛厂就因为效益不好而倒闭，此时刚刚二十出头的林群壮决定从诏安回澄海老家发展。回到老家后，他用几年闯荡攒下的积蓄，买了几台机器，靠着自己在羊毛厂学到的技能，自己做起了加工毛衣的生意。“我在这方面好像真的很有天分，凡是现成的毛衣款式，我只要看上两眼，就能做出来。” 林群壮在谈到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时感慨万千。“虽然当时做的毛衣卖的还不错，但是这种手工加工的生意很耗时间，两三年下来，赚的也不多，我觉得这不是我以后会一直走下去的路。” 林群壮坦言，在决定放弃毛衣加工生意前，自己也曾犹豫了很久，“我觉得我还年轻，所以想再拼一拼。” 林群壮在弟弟林群雄的眼里也是个聪明机灵的人：“我哥哥很早就出门去打拼，几年学回来的手艺顶得上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老师傅。但是后来他决定不干这行了，我也支持他。因此像他这么聪明却不冲动的人，一定会有出息的。” 林群壮开始接触薄壳米也缘于自己的弟弟。当时林群雄在汕头的某个菜市场租个了摊位卖鸡肉，而旁边正巧就是一家卖薄壳米的摊档。林群雄经常听那家摊主抱怨，每次去批发来的薄壳，都是没有加工过的，批发回来还要自己亲自加工好才能卖，浪费时间又赚不到多少钱。林群雄回到家中，在吃饭的时候无意间把那家摊主的抱怨告诉了哥哥林群壮，林群壮听进了耳里，更萌生了自己批发薄壳来加工，制成薄壳米卖给摊贩的想法。“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环节是个新的市场，以前都没有人做过，我就想试一试。”抱着这种试一试的心态，林群壮开始了与薄壳米长达十几年的的情缘。而如今的事实也证明，林群壮确实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坚持百年古法加工薄壳米走进“壮雄薄壳米”，一眼就会被门口“是米不是米”的口号吸引过去。说起这则口号，林群壮很是得意，“当时想了很久，才想到了这句是米不是米的口号，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很多人都以为是哪个大师想出来的，呵呵，其实是我自己花了几天的功夫琢磨出来的。” 店里会客厅的墙上，挂着很大幅的照片，详细的战士了薄壳米生产全过程的照片。林群壮介绍说，夏秋是薄壳采捞的季节，渔民们采捞后，将薄壳加工脱壳煮熟，取出来的“肉”称为薄壳米。林群壮自己就是喝着白粥，就着薄壳米蘸豆酱长大的。他解释说，许多潮汕人都和他一样特别喜爱薄壳米，因为它口味清爽，并含有丰富蛋白质。“潮汕人吃薄壳米的方法很传统，韭菜花炒薄壳米，或用薯粉拌入薄壳米煎成金黄香脆的薄壳米烙。”说起薄壳米，林群壮便头头是道。然而，他也不禁感叹：“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小小的薄壳米其实是工人们经过许多道复杂的工序加工出来的。” 林群壮出生在潮汕薄壳产量最高的澄海。小时候，林群壮就见过老一辈大场面大制作似地加工薄壳，觉着新鲜好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慢慢体会到了加工薄壳的工序的繁杂与艰辛。在他的印象中，盐鸿不仅拥有最正宗的“薄壳米生产古法”，且因为地处莲花山南麓，水质清冽，由此加工出来的薄壳米，颗粒朱红，鲜嫩可口。在林群壮的记忆中，每年端午节过后，村里就有人家开始开炉加工薄壳，农历七月则是薄壳最肥、生意最旺的时候，而八月十五前后秋风刮起的时候，加工点就陆续开始歇业。但近十年间，林群壮渐渐发觉村里坚持用传统古法加工薄壳的人家越来越少，大有加工古法将会失传的趋势。“大概是十年前，村里有些人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便开始用机器加工薄壳。有些人一开始不愿意，但后来眼红别人赚了大钱，就都去买机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起了机器，没有人再用老式的手工加工方法了。” 据传，盐灶的薄壳米加工业源远流长，最初是饶平仙州村民初办，自民国初年盐灶人就学会了加工技术，并使之成为该村的一项重要的副业收入。但是，加工薄壳米是一项既繁重又有较高技术性的工种。加工时，至少应有三四人，其中要有一个能够掌握火候的司火工，一至二个能掌握加工技术的操作工。从鲜薄壳去泥、洗净、筛选到下鼎开煮到脱壳、收肉米都要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干过八年多薄壳米生产批发的林群壮深知其中的艰辛。但是，在机械与手工的抉择上，林群壮始终坚持选择后者，在他看来有些味道，是机器所不能赋予的，“机器是死的，无论大大小小的薄壳倒进去都一样处理，这样很容易就会把薄壳米最正宗的味道破坏掉。”而在古法加工薄壳米的过程中，对火候、水温、盐量的控制尤为考究，只要一道工序出错，就会影响薄壳米的口感、外观和缩短保鲜时间，更卖不上好价钱。 “壮雄薄壳米”至今仍沿用百年古法来打薄壳米，也是镇上规模最大的一家。林群壮讲起店里加工的场面：“我们用的都是直径足有1.5米的大锅，烧的是飘着果香荔枝木（果香能透过铁锅传给薄壳），薄壳漂洗干净的入锅，老师傅会用竹耙不停搅拌锅水，然后将脱壳上浮的薄壳肉打捞出来，晾干后即成金黄诱人的薄壳米。” 如今，盐鸿镇仍有近三十家人工生产薄壳米的加工点。同“壮雄薄壳米”一样，一个场子，一口大锅，一个稍大的水池，便能解决一切，生产场所和设备较为简陋。创意潮菜“薄壳米鸡”打响头炮在金庸《鹿鼎记》中，有过关于“茯苓花雕猪”的描写。何为“茯苓花雕猪”？当时天地会的钱老板是这样解释的：“这是小号祖传的秘法，选了良种肉猪，断乳之后，就喂茯苓、党参、杞子等补药，饲料除了补药之外，便只鸡蛋一味，渴了便给喝花雕酒……”韦小宝听后便道：“好，这等奇猪，倒不可不尝。”没想到，在“壮雄薄壳米”竟也能见到现实版的“茯苓花雕猪”，但这里，猪替换成了鸡，林群壮给这鸡取名“薄壳鸡”，顾名思义，即为“吃薄壳长大的鸡”。林群壮对于自己的“薄壳鸡”一直深感自豪。林群壮发现，因为薄壳个体细小，用古法“打薄壳米”时，即便用水煮法将薄壳的肉和壳分离，也会在壳中残留不少新鲜的薄壳米。林群壮觉得这些薄壳米扔了很是浪费，于是就将它们喂给了家里饲养的一大群鸡，让它们专门啄食里面的薄壳米。谁知这一个小小的创新，却给他带来了一片新的天地。因为专食薄壳米不吃饲料，林群壮养的鸡肉质鲜美，很有嚼劲，就算不加任何作料清蒸，仍旧非常美味。林群壮一开始只是尝试着将养的薄壳米鸡白切后送给熟客吃，哪知熟客们一吃便赞不绝口，直接向他买上一两只带回家的更不在少数。在熟客们的肯定和鼓励下，林群壮便开始将“白切薄壳米鸡”作为店里的一道特色主打售卖。 2010年的9月份，林群壮带着他的薄壳米鸡参加了中国第二节粤菜峰会，出其不意地摘取了“名菜”的头衔。说起此事，他深感自豪。薄壳鸡的名头渐响，林群壮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这个品牌，在朋友的提醒下，特意跑了趟北京，为自家的“薄壳米鸡”申请了专利，“以后谁要是山寨我的鸡，就要给我赔钱。”他笑着说道。林群壮一直以探索的姿态，挖掘更多来自生活的智慧。他将这一点很好的诠释在了对新的薄壳米菜式的研发上。 2009年，林群壮在薄壳米加工上的成功，引来了汕头餐饮业界的注意。著名潮菜研究学者、《潮菜天下》的作者张新民就亲自前来参观林群壮的薄壳米加工工厂。“他当时看到我们手工加工的薄壳米时，很是欣慰，还建议我尝试研发一下薄壳米相关的菜式，并提出要举办 “薄壳美食节”的想法。”林群壮坦言，第一次听到张新民提议举办薄壳美食节的提议是很是迷茫，“我们这里薄壳米虽然产量很大，但是吃法很少、很传统，大概就四、五样，根本不可能凑成一桌，更谈不上办美食节了。”当张新民建议他自己用薄壳米研发新菜式，林群壮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答应下来了。虽然我没有专业学过潮菜，但是我从小就喜欢吃，平时也经常自己做，所以还是有把握的。” 回忆起研发新菜式的那段日子，林群壮很有感触。凭着对潮菜的喜爱和言出必行的性格，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自己在家里苦心琢磨，经过了上百次的尝试，真的就创出了十几个新的菜式。他研发的的这十几个全新薄壳米菜式组成了最初的薄壳米宴，在2009年的第一届澄海薄壳美食节上一亮相，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不少来自潮汕地区的美食专家也对林群壮的创新赞叹不已。“他的这种敢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这是如今潮菜餐饮业最缺少的。”在张新民看来，林群壮的成功并不只是一时运气，而是努力加创新的结果。 2009年薄壳美食节的成功，让林群壮看清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于是，除了原有的薄壳米加工工厂，他还租下了这个在收费站前的店面，取名“壮雄薄壳米”，于2009年底正式开始了薄壳米宴的经营。虽然薄壳米宴和薄壳米鸡让林群壮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林群壮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他的心中，还有更加宏伟的目标。他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要“进军”汕头的餐饮业，将薄壳宴在汕头推广开，而他的终极梦想则是将薄壳米做成罐头销往全国各地。对于在心里酝酿了快两年的开设分店计划，他坦言至今还未迈出实际的一步。“我刚刚才跨界做潮菜，很多方面经验还不足，所以不能盲目扩张。分店肯定是要开始，但是要仔细计划好才行。” 而在妻子眼中，林群壮也是是个踏实、谨慎的人。“他虽然一直以来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但迈出的每一步，一定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他很有冲劲，但绝对不冲动。” “薄壳米”品牌之路仍长远林群壮说自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虽然店里在现在进入了休整期，他却不想就这么闲着。前些天，他忽然想到，冬季虽然是薄壳的淡季，却是生蚝的旺季。那为什么不在没有薄壳的时候改做生蚝呢？林群壮觉得这个点子可行，就开始在脑海里构思，他想先想一个新奇又朗朗上口的名字来吸引顾客的注意。 “就几天前，我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想到了‘蚝酷’这个词，蚝酷——好酷，好记又直白，就这个了。”他对于自己创新想出的这个名字很是满意，并立刻开始联系朋友帮其注册专利。 “我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脑子还没有锈，还能时常蹦出一些好点子。” 谈起创新，林群壮觉得不应有太多思想束缚，而应该让自己乐在其中。 2011年的最后几天，林群壮或悠闲地坐在店里喝茶，或联系老友，谈谈创新生蚝菜式的想法。而对于薄壳米，他还很多新的点子有待实现。村里的人工生产薄壳米的方式还将延续，但是缺少现代先进的生产流程和科学的经营理念，打造出享誉海内外的“薄壳米”品牌之路依然长远。林群壮相信，未来的路，将会越走越宽阔。（记者：张晓燕黄丹霞刘嘉珺陈晓娣张秋宁）（编辑：李玲）

各地高中学子聚汕大，与科研大师同行

李玲 — Wed, 08 Feb 2012 22:45:33 +0800

2月8日下午，汕头大学“与大师同行”科学交流活动在图书馆演讲厅顺利开幕，此次活动从全国选拔83名优秀高中生，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他们将与来自耶鲁、史丹福、普林斯顿、洛克菲勒、杜克大学的世界顶级学者近距离接触，更进一步感受科学。活动开幕式由汕大顾佩华执行校长主持，中国工程院韦钰院士等嘉宾受邀致辞。韦钰院士担任此项目顾问及评审专家组组长。她谈到，希望参与该项目的高中生可以学习到优秀的科学家们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探寻并理解什么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和科学家的人生追求。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女士在致辞中特意转告李嘉诚先生对高中生的一句话：“我不是一名科学家，但我深知科学家的生涯中不可避免出现苦困、起伏与失望。我希望这几天的深刻领悟能成为一个序幕，让你们从此翻开一页又一页的成功篇章。”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威绍斯博士在开幕式后与高中生分享自己的科学之旅（郑丽纯摄）随后，一九九五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埃里克•威绍斯（Eric Wieschaus）作了名为《我的科学之旅：抵达生物与物理学科的交叉地》的专题演讲。在演讲及问答环节中多次鼓励高中生们关注于能激发自己热情的领域，专研自己喜欢的科学。他在回答一女高中生的提问中说道，正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做实验，喜欢科学，才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实验。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希望能与高中生们分享“科学的乐趣”。在随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威绍斯博士更称赞中国的学生年轻、聪明、有着学习科学渴望，是一帮美好的年轻人。现场认真听大师演讲的高中生（郑丽纯摄）首届“与大师同行”活动以备受当今社会关注的“生物医学”为主题，参与“与大师同行”的八十三名高中生是从全国二十个省份五十一所高中选拔出来，由内地专家评审小组根据品学操行、英语及交流能力、各科成绩、课外科技研究项目等方面严格挑选。入选最多学生的省市分别为北京、广东与上海。抵达汕大后，他们被平均分配成10-11人的八个小组，参与期间的小组讨论、讲座、共餐等互动环节。参与该活动的高中生们都利用茶歇时间与科研大师交流（郑丽纯摄）据悉，从今年开始，“与大师同行”项目每年都将会在重要的科学和工程领域选定一个主题在汕头大学举行交流活动。李嘉诚基金会希望活动自今届启航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影响力，鼓励内地高校与国际间的科研交流与教学发展。 (记者:郑丽纯编辑:李玲)

在汕头贵屿我们看到了什么——造访“电子垃圾第一镇”

09llpeng — Tue, 07 Feb 2012 23:56:59 +0800

编者按：电子垃圾已然成了地球村里发展最迅速的废弃物。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世界每小时大约产生４０００吨电子垃圾。欧洲每年产生的电子废物升幅达3%—5%，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制造电子废物。发达国家因为“三高”——电子垃圾产生量高，环保标准高，工人工资高，而想方设法把电子垃圾运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贵屿，中国广东潮汕地区一个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20万左右的小镇，因为近20年来，以年均吞电子垃圾300万吨，成为“电子垃圾第一镇”。近日记者3次赴该镇调查采访，零距离考察小镇环境和“垃圾人家”生存状况。电子垃圾：贵屿的财富和祸患马路两侧，一侧是水面漆黑的河流，一侧是手工拆解电子垃圾的简易作坊。从贵屿汽车站下车，顺着这条数十公里长的“黑河”往回走，就是密集分布的作坊。作坊里的人们，一年365天都要跟两种东西打交道：电子垃圾与废塑料。绿色和平组织几年前提供的数据显示，贵屿镇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加工的村庄有20个，企业300余家，其中年拆解量2万吨以上的有10家，1000吨以上的有40家，有的拆解大户在高峰期里日拆解量高达200吨。与此同时，贵屿年加工生成塑料、铜、铁再生资源在2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有4家，还有近5500个农户从事间歇性、作坊式的经营。另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贵屿全镇80%以上的人员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并有大量外来人员加盟，人年均收入1.5万元，是全镇农民年均收入的5倍。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电子产品中的有毒物质大部分会长期沉积在环境中，很难被消除，而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甚至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与学习能力。在距离汽车站千余米外的华美村待了约30分钟，记者即感到恶心，咽喉不适。这些单门独户的作坊有一个共同特征——10米高的烟囱里每天都会袅袅升起刺鼻的黄烟。作坊里的“烧板工” 盘桓小巷中，拐角一间铁皮搭成的小屋进入记者视线。小屋没有窗户，屋顶上，烟囱坚定屹立着。 30出头的湖南大哥坐在木制小凳上，重复着手里的工作——从成堆的废电子板中抽出一块，放在通电仪器上灼烧（高温会使电子板上的金属溶解、脱落），然后轻轻一拍，锡及其它零件分别被隔离在铁板上和篓筐里，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电子板。这个过程就叫做“烧板”，所产生的气体是贵屿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板寸发型的他黝黑皮肤，白色衬衫已经发黄，赤脚穿着凉拖，连口罩都不戴，在烧板产生的强烈恶臭中默默工作着。湖南大哥说，他在贵屿“烧板”十多年了，妻儿都在老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屿人就开始从事废旧电器的拆解生意。低洼地势对贵屿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加之电器拆解业的诱人利润，使当地居民纷纷弃耕从“金”。恰逢电器拆解在贵屿茁壮发展之际，湖南大哥告别他乡，盼望着靠这种新兴行业养家糊口。头几年，烧板工的确在贵屿大受欢迎。后来，电子垃圾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地人们的血铅超标问题，废旧电子板从国外引进引起的国际商贸问题……贵屿成了“驰名中外”的地方。媒体的曝光，人们意识的改变，都使电子垃圾拆解业发展受阻，湖南大哥的工作量也明显减少。据他介绍，很多外来工已经被当地老板辞退，剩下的工人只有九万左右，分别来自湖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地。湖南大哥现在的想法是“做一天算一天”。在新东家工作有一年多了，湖南大哥的工资虽然有所上涨，但在同行之中仍算较低。“一天工资100块，一个月不休息得到的工资就是3000块。”因为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会突然结束，也为了赚钱，湖南大哥一般不会休假。作坊，家，作坊……这十几年，湖南大哥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任何娱乐消遣，即使春节假期，湖南大哥也会因为心疼买火车票的几百元钱，十多年来他只是“偶尔回家”。电路板经过在贵屿的加工后，会被卖到其他工厂，制成新的电路板或电子零件。至于怎么从海关处获得，又将卖给什么人进行再生产，他一概不知。他只知道，每天的任务是“烧”。当天，摆在他面前的就有两个米袋分量的废电子版板。在他眼里，烧板的气味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没用任何防护措施的他，似乎还没意识到气体中含有的有毒有害成分可能在慢慢侵蚀着他的身体。临走前记者与老板道别，老板一手在玩五子棋，一手与我们挥别。他面前的湖南大哥仍重复着烧板工作。半个月过去了，再次来到小屋，湖南大哥还在，沉默如故。可通电仪器换成了蜂窝煤炉，小屋里还新来了一位同样打工的江西大姐。并不是每一个外来工都有工作收入，像江西大姐这类临时工，只有在工作量大时才有工作，工资也按日计算，八十元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只能在临时工市场坐等，有需要的工头会到那里挑选工人。一个月到头，能工作二十天算是很幸运的。从通电仪器到蜂窝煤，老板的成本低了。每天两个炉同时作业，每个炉一天需要八个煤左右，一个煤两三角，每天成本不到四元。相比之下，通电仪器功率达2000瓦，每天十小时，每度电六七毛，一天成本十二三块。然而，小屋里的空气却变得加倍的浑浊。这家作坊的本地老板二十岁不到就开始请师傅带领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这个作坊已经经营了十几年，如今这位矮小个子的老板已经三十多岁了，中指和无名指分别带着一枚金戒指。在贵屿讨生活的“垃圾人家” 在贵屿，只身来打工的外乡人比比皆是，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外来工也不在少数。为了生活，他们拖家带口定居在了贵屿。在一条四周都是塑料厂的小巷里住着吴阿姨一家三口。见面时，男人正在用井水洗衣服，女人在做饭，一旁是他们的女儿潘红英。吴阿姨是四川人，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面积不足十平米，用木板和水泥砖隔离而成的小房子里。房子里光线昏暗，只有透过隔壁房间另一家人上方的一个小天窗透过来的一点光线。一张不算宽的木板床，两张用木板做的简陋的小桌子，已经占据了屋内一大半的空间。因此，他们很多生活必需品都必须挂在墙上的钉子上，记者数了一下，竟有42枚之多。环视屋内，一部14寸的电视机看似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了。厨房在走廊上，炉子搭在小小的木桌上，排气孔就是这条狭长的走廊。卫生间就在走廊的尽头，里面只有一盏极小的灯泡投下昏黄的光线。记者刚进屋的时候，吴阿姨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开水喝”。由于电子垃圾产业导致水污染问题严重，饮用水成了贵屿的一个问题。井水由于被污染不能被饮用，有自来水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平均四五天才来一次。因此吴阿姨会用准备好的塑料桶接满自来水存起来用上四五天，供给平日的饮用做饭，至于洗衣服和洗澡，只能用井水。镇上不少住户都会买水，但是阿姨一家很少买水，因为一桶四十斤要四五元。在贵屿很多外来女工都做着“挑料”工作，吴阿姨也是其中一员。用打火机燃烧塑料，通过燃烧释放出来的气体来辨别塑料的种类。塑料燃烧会产生多种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二恶英”，一旦吸入体内便难以被排出。但是吴阿姨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不适，而且熟能生巧，有时吴阿姨不需要燃烧塑料仅通过塑料外表的光泽度就可区分。因为厂里货源不多，阿姨现在一个月只上20到23天左右的班。而通常外来男工都会做像潘叔叔一样的“拉货”工作，主要是开着三轮车去马路边等拉货，拉的货也主要是塑料和电子产品。拉一次货的价格主要取决于货物的重量以及目的地的路程。货多的时候可以拉到几百块的生意，平均一天能挣一百到两百元。 2000年，阿姨来到贵屿镇之前，就在深圳做批发蔬菜的工作。后来听自己的哥哥说贵屿好赚钱，就和丈夫一起来到贵屿干活。虽然现在比以前赚多了，但是担负着两个孩子的学费和抚养双方父母的费用并没有使吴阿姨的生活宽裕起来。阿姨和丈夫来贵屿有8年了，但真正存到的钱并不多。他们已经有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在记者和吴阿姨聊天的过程中,阿姨的女儿红英在旁边蹦蹦跳跳，还不停地凑到妈妈耳边用四川方言说悄悄话。红英今年7岁，读一年级，是阿姨去年带过来读书的。吴阿姨还有一个大儿子已经9岁了，在家乡四川平昌读三年级了。小红英经常玩的玩具就是家门口那个自己用木板和塑料制作的跷跷板，每当小红英把脚放上跷跷板上时，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小红英在当地人的学校读书而没有去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吴阿姨说主要是因为本地学校的教学条件比较好。但是她从来不让小女儿跟本地人的孩子来往，因为在阿姨看来，“如果本地人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闹了矛盾的话，那些本地人的家长又很宠他们的孩子，他们就要仗着地方势力来找我们麻烦的”。尽管日子过得拮据，但是在对待小红英的营养上和穿着上阿姨从不怠慢。阿姨说夏天都会给红英买牛奶。平时阿姨很少买衣服，要买也是三四十块一件，质量一般的款式。但是红英穿的是较好质量八九十块一件的衣服。转眼到了吴阿姨家吃饭的时候，吴阿姨做了一点面，和着一些剩饭热了一下，就着辣椒酱便是一顿。碗里面没有菜也没有肉，阿姨说这样“省一点”。阿姨的生活虽然简单，每天重复着几乎一样的旋律，但是也不缺乏乐趣。阿姨最近在追看湖南卫视的电视剧《武则天》。她笑着说，自己最喜欢看古装电视剧，所以现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就准时去隔壁四川老乡那儿一起看电视，红英也会一起跟去。除此之外，阿姨有时候还会和老乡们一起玩扑克，玩的是“六朋友”——是六个人一起玩的扑克游戏。红英还在一旁笑着补充“还有五朋友十朋友呢，我也会玩”。女教授与贵屿的执着对视 8年前，贵屿的电子垃圾产业给她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从此，她率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团队，年复一年前往到那片河水发黑、空气刺鼻、土壤贫瘠的土地，采血检查当地的学龄前儿童血液含铅量等等指标，向当地居民开展预防铅污染宣传教育。8年中，参与调查贵屿环境问题的一届又一届本科生研究生相继毕业，她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在贵屿的调查研究，带领着她的学生在贵屿打起了长久战。她就是霍霞教授。汕头大学医学院科研处处长、免疫病理学实验室，分析细胞学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6年出生的霍霞教授，在广西南宁长大，父亲终身行医。1998年，霍霞从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同样学医的丈夫来进入汕头大学医学院工作。 2002年，霍霞从央视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了贵屿电子垃圾业发展的状况，她形容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一幕”。她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身为医学科学家，她认为，贵屿环境问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研究机遇。 2003年，霍霞受香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邀请，参加贵屿环境问题的课题研究，从此翻开了八年贵屿之旅的篇章。回忆起第一次去贵屿的情形，霍霞一边翻着之前去贵屿的照片一边向记者解说，“当时的空气质量可差了，到处可以见到从作坊里面飘出来的黄烟，当时的土地很贫瘠，河水上面飘满了垃圾，可是还有小孩子在乌黑的河里面游泳，当时他们的环保意识太差了”。霍霞几年来的调查发现，电子垃圾从业人员易出现头痛头晕、失眠、记忆力下降、鼻塞、恶心、皮疹、结膜充血等症状，当地医院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患者较多。检测结果还显示儿童体内的重金属水平已超出安全范围，对儿童的智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新生儿脐带血中重金属水平高于正常值，对新生儿神经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是我们请幼儿园配合，现在经幼儿园园长介绍，家长都请求我们能增加体检的次数。”霍霞笑着说，在他们的宣讲之下，连幼儿园的园长在说起防铅时也头头是道。有了霍霞小组的定期检查，该幼儿园甚至成为家长们的首选，“要走后门才能进了。我们成为了他们生源的保证。” 虽然她的研究小组在这所幼儿园上取得了进展，但宣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够。“今年的目标是希望把这项工作扩展到更多的幼儿园里，并且希望能加深普及的知识程度。”霍霞说道。霍霞8年来的关注和实践，不仅影响了整个贵屿，还影响到了整个国际社会。她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关于贵屿电子垃圾与环境影响的文章，还应邀参加了多个国内外的重要会议，接受了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霍霞翻出了最新报道的《中国日报》，其中用了大篇幅的版面刊登贵屿的情况以及霍霞的成果。 [...]

凝聚向善的力量——汕头神职人员年轻化

王思思 — Fri, 03 Feb 2012 18:40:12 +0800

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市，地处粤东南，有“省尾国角”之称。这座海滨城市有其独特的文化圈，初到汕头的人会发现，此地宗教文化特别浓郁，“村村有庙宇，信奉神明多”。汕大新闻学院记者通过为期近3个月课余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潮汕地区宗教团体发生改变最大的，就是在各种宗教中为信仰、膜拜对象服务的神职人员例如教宗，主教，司铎，牧师，神父，修女、方丈，拉比……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情形。天主教：8名神职人员本科毕业，主教黄炳章44岁天主教传入汕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首先传入惠来，次为潮阳、潮安与澄海，而后及于内地。《汕头市志》2000版记载，1949年前后，汕头教区（包括汕头市、揭阳市、潮州市、汕尾市）有外籍神父20人，华籍神父38人，教徒约30000人，其中市区教徒约2000人。目前汕头教区有神职人员23人，主教1人，神父22人，修士2人，修女30人，教徒21000人。全区教友约13万人，教堂约150座。据汕头市若瑟堂（教区主教堂座）的林丹凤修女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汕头市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年龄较大，七八十岁的神父很常见。而现在汕头教区神父与修女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新任神父大部分毕业于中南神哲学院，修女多毕业于汕头修女院。” 在汕头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提供的数据中，2006年汕头教区新晋的6名神职人员中，25岁到40岁的有2人，40岁到60岁的有2人，60岁以上的有2人。2011年新晋的8名神职人员中，主教黄炳章44岁，25岁到40岁6人，60岁以上1人，且8名神职人员都是大学本科毕业。 11月6日星期六上午9时许，记者到了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33号主教楼旧址的天主教教堂，刚好赶上了弥撒（感恩祭）。望弥撒是天主教每周的必修课。每周日，众教徒都会聚集教堂，齐望弥撒。当日，整个望弥撒的过程由黄炳章主教亲自主持。黄炳章主教穿着深绿色的祭披，头戴粉紫色的主教帽，颈系十字架，右手无名指戴着象征主教地位的全戒，站立于主讲台的正中间，神父们以半弧形分站立于主教两侧。黄炳章主教生于1967年1月，汉族，广东惠来人，本科文化，1985年高中毕业考入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1991年5月毕业并晋升为神父。同年7月被委派在广东省汕头市若瑟堂（教区主教座堂）服务至今。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汕头市政协常委，汕头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等。2011年5月11日被推选为汕头教区候任主教。望弥撒的第一个内容是吟唱赞美诗诵读圣经，和着修女的钢琴声，众教徒齐声唱颂。当日的主题是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一个关于智慧和死亡的故事。主教向教徒讲解圣经“十童女”，解读“寻觅智慧的人，就可找到智慧。”；之后就是领福音，由唱诗班的孩子领读，代替耶稣向教徒传递福音。望弥撒结束后，记者采访了王飞京神父。在天主教中，神职人员都认为圣经有要求独身的根据，故遵循着独身生活的要求。对于越来越年轻的神职人员，天主教的独身要求引起不少争议。王飞京神父，1977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武汉中南神哲学院毕业后就一直服务于天主教会。“在选择做神职人员时，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选择的不单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说。当问到当未来遇到一个不可离弃的女人，是否会考虑放弃神职时，王飞京神父回答：“未来尚不知道，信仰不会放弃。如果遇到了我的真爱，我会衷心祝福她找到更好的，而不是去占有。” 基督教：年轻牧师平均年龄三四十岁基督教牧师首次到汕头南澳传道是在1848年，自此，基督教进入潮汕地区。 2011年11月13日，记者到汕头市基督教东教堂采访。当日，由曾佩英牧师主讲《细拉的灵训》，主席为徐景填教师。仪式由徐景填主席主持，他身着白色衬衣，黑色西装，黑色领带，站立于主讲台前，以潮汕方言主持仪式。另外，曾佩英牧师以一套女士灰色西装亮相，内着翠绿色女士衬衣，站在主讲台前侃侃而谈，不亚于任何男牧师。教徒王女士向记者透露，基督教东教堂的驻堂牧师是李瑞畅牧师，但是各教堂之间牧师的流动性很强。每周日的礼拜活动大部分由不同的牧师交换主持。近几年来新晋的牧师大多为30、40岁，毕业于广东协和神学院或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2011年11月23日，记者造访汕头基督教协会现任会长——詹海烈牧师。詹海烈牧师196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1989年毕业于金陵协会神学院。当日，他身着一套棕灰色西装，内着白色衬衣，衬衫领口微开，没有了领带的束缚，显得詹海烈牧师更加随和。记者进入会长办公室时，詹牧师正埋首工作中，与助理商讨工作事宜。对于当神职人员的初衷，他表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身为基督教徒的母亲的鼓励；另一个是由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思想理解。据詹海烈牧师提供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记者发现，我国半数以上基督教徒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初中占32.7%，中专及高中占10.1%，大专及以上占2.6%。我国基督徒中35~64岁信徒占60%以上，14岁及以下占0.6%，15~34岁占0.6%，65岁以上占25.7%。而在华南地区，约22.7%的基督徒开始信教的年龄是在14岁以下，24.4%的基督徒开始信教的年龄段是在25~34之间。从教龄来看，中国基督教群体总体上仍然是年轻的。在2010年汕头基督教牧师、长老的统计表中，记者可以发现30~50岁的牧师有8人，50岁以上的11人，10位长老则都为60岁以上。而在2011最新的拟授职的16名汕头基督教神职人员全部都是30~50岁且接受过专业的神学教育。大部分毕业于金陵协和神学院、广东协和神学院或汕头神学院进修班。基督教神职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逐渐显现。佛教：“80后”僧人生活采撷佛教传入潮汕，时间不晚于唐代贞观年间。佛教作为汕头地区的传统大教，其对汕头的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必然深刻，成为潮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汕头很多地方在兴建或修葺庙宇。据2002年初步统计，获各地民族宗教局登记，潮汕庵寺300座、居士林5座、道场2座、精舍77座，佛堂26座，佛学院1所，总计413座，常住僧人尼约1154人，信徒数万人。汕头的建筑、艺术、风俗、纪念等方面，无不渗透着佛教思想文化，足可以看出汕头佛教氛围的浓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文化业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教徒的构成也朝着年轻化的趋势发展。 23岁的题望法师来自福建宁德，因为从小对和尚充满向往，初中毕业后便在桑浦山上的龙泉寺出家了。因是家中长子，曾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在他极力争取下，父母最终同意。题望法师在寺庙的工作是采买寺庙所需的食材以及一些生活用品。有时会做一些法事，或者到外地交流学习佛法。对于外界的诱惑，他表示没有太多的向往。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学习佛法。平时空闲的时候，题望法师还会在自己房间玩玩电脑、看看新闻或者打打游戏。本应作为80后的冲动与激情在题望师傅身上无法体现。“我们生活在现代的和尚，生活方式的确是跟以前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是有了电脑，手机。但是这不会使佛学本质的改变。我们遵循祖上规训，发扬佛学。” 汕头市佛教协会办公室负责人余庆河认为年轻人愿意皈依佛门，主要是因为家庭氛围的影响，生长于佛教徒家庭里，跟是同是佛教徒的长辈生活在一起，从少就有了信仰；第二就是年轻人容易看破红尘，譬如说现任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的明生法师就是在18岁的高考中受到刺激后，遁入空门的。他还说道，现在的年轻僧人一般都会使用电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会比老一辈的僧人要强。在汕头市宗教与事务局提供的2011年汕头佛教神职人员统计表中，汕头佛教神职人员为504人，其中30岁以下，占17%，30~50岁占57%，50岁以上占26%。而学历方面，初中以及小学学历的占大多数。佛教神职人员统计表相比于基督教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年轻化、专业化情况，佛教的主事人员，存在着年龄偏大、专业化偏弱的状况。而因为佛教神明众多，“拜老爷”、“报地头爷”、“拜妈祖”、“进祠堂”，信徒绝大多数已分不清佛教，更不论其主旨了。很多都是信奉妈祖、三山国王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甚至潮人自己创造的神。“省尾国角”的潮汕人把自己寄托给祖上与各路神明的冥冥保佑的，会看得开一些，遇事平和一些。解读潮汕诸神信仰汕头地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神职人员年轻化、专业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记者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似乎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神明崇拜之风就越盛，特别是沿海开发地区。比如浙江的温州、福建的石狮、广东的潮汕等地。专家对此解释称，一方面，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生活的变化力度和速度越快，对前途越没有把握；越是在海上作业的地方，风险越大，危险性和偶然性就越大。这些都给神明崇拜提供了条件。加上这些地方经济富裕了，有条件拿出多余的钱财，去修庙供奉、捐款礼拜，搞起活动来也有声有色。而另一方面，潮汕地区古属楚之地，背五岭而面南海，是我国典型的海洋文化区域。这里的人相对于山区和草原的人来说，见多识广，对客观世界的复杂性认识得多，疑问也就多了，于是形成了楚人“信鬼而好祠”的传统。因此可以说，凡是在小农经济势力较强的基础上开始经济起飞的地方，都有较强的神明崇拜意识。（记者：曾俊林翠媚张晓婷冯家红欧海虹刘全指导老师：宋骥弘）

潮语歌手李腾专访

蔡青青 — Sat, 07 Jan 2012 18:25:18 +0800

汕头90后原创歌手李腾，18岁就自己出资推出个人专辑《有空你就听听我唱歌》，其中一首带有摇滚味道的潮语歌曲《阿嬷》一经推出便在网络上被“疯转”。2011年12月，李腾正式签约香港大名娱乐，并启用新艺名：李腾一。（视频/邓欣欣陈燕华陈晓娣配音/陈晓娣指导老师/樊林君编辑/蔡青青）

汕头“二手自行车市场”乱象探访

王思思 — Sat, 31 Dec 2011 15:23:33 +0800

“可幸我是失主” 10月17日，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范灵浩在QQ签名上称：“悲剧莫过于买了部黑车在学校遇到失主，可幸我是失主”。一个星期前，他的山地自行车在校园内不翼而飞。巧的是，这部丢失的单车，几天后竟然在校园现身。 “样式、颜色等与我丢失那辆车一模一样，包括坐垫上那块污渍。”范灵浩称。他百分百肯定当天在校内D座教学楼下看到的那辆山地车，就是自己一个星期前丢失的那辆。那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样将爱车锁在了第三饭堂门口的停车处。约30分钟后，吃完晚饭的范灵浩走到停车处却傻眼了：刚买了15天的山地车不见了！ “我当即就报告了学校保卫科，又立刻到东门的监控室看闭路电视，发现我的车是在18时40分被一男子从东门骑出去。”但光线太暗未能看清画面上男子的正面。令范灵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车竟然被同校师弟从二手车市场上买来。师弟说，他花了430元买到这辆车。 “我当初买这辆车时花了500元。”范灵浩说自己这辆车和这位师弟一样，也是从汕头电视塔附近的“二手车市场” 淘回来的。去电视塔附近买车时，也怀疑过那里卖的车可能不是正规来路，但因为那价格实在便宜，还是买了一辆。师弟坦言。经过协商，范灵浩补偿师弟200元，拿回了丢失的车。范灵浩所说的“黑车市场”位于潮汕路与金凤路交接的路口附近。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黑车市场”进行暗访。现场实录 “我们都是一起的” 2011年10月19日18时30分，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街灯已经亮了。潮汕路与金凤路交界处的红绿灯路口附近，零零散散过往着骑摩托车的、开车的、骑自行车的。不到百米的行人绿化带附近，却聚集着四五十人。他们中有的倚傍单车站着，张望四周。有的骑着单车不停在潮汕路边的“香江家居”到金凤路路段来回逡巡，有的坐在载有婴儿的单车上；有的蹲在路边。这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女，大都是一人推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偶尔与几名年轻男子和几个未成年人交谈搭讪，看上去彼此很熟悉。约10分钟后，一骑着黑色山地自行车，皮肤黝黑，扎着马尾，身着红黑相间格子衬衣的中年驼背女子，在离执勤交警约50米处的花圃边停了下来，隔着斑马线朝记者高喊：“要吗？” 此时，紧跟她子身后，一位身着小学校服、戴着红领巾的少年骑车过来，将一辆26寸女式自行车停在了中年女子前方几米处。记者佯装挑选，走过去端详红领巾少年骑来的那辆自行车，发现该车配件齐全，但车身有明显的翻新痕迹。记者以要购买折叠单车为由婉拒了。“要折叠的啊，后面有，很多的。”驼背女子指点记者“往后走”。记者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她笑，未回答。据记者观察，卖车人中有人说着潮汕本地方言，也有些人会互相用外地方言沟通，彼此之间表现得非常熟络。记者询问一说四川方言的中年妇女，“你们相互认识？都是一起的？”中年妇女指着对面正在卖车的男子，用普通话说：“我们卖车的都是一块的。我是四川的，他们是江西的。” 未成年女孩兜售“自己的车” 10月19日下午16时许，从香江家居门口走来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其中一人的红色T恤上写着“汕头大学法学院”。记者随后了解到，两位女生均为汕头大学2011级学生。“是师姐让我们来这里买车的，师姐说这里的二手车比较便宜。汕大很多学生的车都是在这里买的。” 此时，一穿蓝色运动裤，白色T恤，白色校服上衣，约十三四岁的女孩，推着一辆蓝色折叠车走到记者旁边，问道：“姐姐，要吗？这车是我自己的，我想卖掉。” 11月4日，记者再次到该地点采访时，又遇到了这名女孩，不过这次她推的车换成了一辆黑色山地车。包票有，发票没有 “骑这样来路不明的车，在路上会不会被人认出来？”记者佯装买车时发问一兜售单车的中年男子。 “我打包票，不会出事。”他说。“这车是从潮阳来的，你在汕头任何地方骑都没问题。” 但他并没有否认所售的是“来路不明的车”。 11月3日，在同一地点的暗访中，一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她所兜售的自行车是“自己的车”，并称“是从澄海工厂进的新车”。 “ 妹啊，说实话，我们这就是偷税漏税，所以便宜啊！但我的绝对是新车啊，名牌车。”该妇女向记者讨好。而当记者问“有没有发票”时，卖车妇女答，“要发票就去商店里面买，来这里买车还要什么发票啊。” 回收旧车，什么车都要 11月3日，记者见到两个穿校服的中学生模样的男孩被一群卖车的人包围，其中一男孩左耳夹着一支烟，用潮汕方言与卖车人对话，另一男孩则骑着七成新红色小单车，在一盘望风。围观车贩中有人说：“110元，太贵了，便宜点。”夹烟男孩则摇摇头。其中一车贩子告诉记者，两个男孩是要来卖掉他们骑过来的那辆红色单车的，可是开价太高，在场车贩都不愿意买。几分钟过后，车贩们都推车散去，记者上前问准备离开的两个男孩，“你们是卖车吗？”夹着烟的男孩瞥了记者一眼，回答：“不是啊。” 随即跳上红色单车后座，两人一起骑车离开了。男孩离开后，一年轻男子凑上来向记者推销他推着的那辆旧车，记者试探说，想卖掉自己现有的旧车。年轻男子立马说可以卖给他。 “我不确定哦，因为我的车有锈了，旧了。怕你们会不要。”记者说。 “拿来看看啊，多烂的车都要，价格不一样。”年轻男子答道。 “有锈蚀的呢？”记者继续问。 “这不怕，拿来喷一下就可以了。” 男子答。 “那你大概会给多少钱？” “拿过来看看，准保叫你满意。我这人还是蛮厚道的。”年轻男子为了说服记者，解释自己做些处理后转手再把车卖出去，每辆车赚几十元钱而已。 “你不用核实车的来源么？你不怕我卖给你的车是赃车？”记者笑问，年轻男子机警地看了记者一眼，笑了笑，没有回答。黑车交易与警方“躲猫猫” [...]

生命尽头宁静港湾——汕头宁养院的故事

王思思 — Sat, 31 Dec 2011 14:52:55 +0800

你知道什么是“宁养院”吗？它跟一般医院不同，专门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免费服务，包括进行止痛、心理辅导、临终关怀等。宁养服务虽然不能挽救病人垂危的生命，却能帮助他们平静安详地走完人生，感受人间的真情和关爱。所以宁养服务是一项关注病人身体和心灵的公益工作，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护理范围。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推出这一服务。1998年11月，李嘉诚先生捐资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成立了中国首家宁养院。采写本篇报道的记者中，就有该宁养院的义工，本身是新闻故事的亲历者、见证人。愿这些鲜活的故事，给人们留下对癌症患者生命最后一站温馨尊严的记忆。亚麻色舒适沙发上整齐排列着柔软的抱枕，漂亮的中国画和别致的鸟笼安静悬挂在墙上，黑色简洁的茶几上翠绿的盆景生意盎然，走进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每个细节都散发着家的气息。在这里，晚期癌症患者开始接受生命最后时刻的关怀—宁养服务。申请到宁养服务，翁先生放弃自杀在汕头市金平区鮀浦街，2011年12月3日，记者一行随汕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的黄木春医生，第二次来到宁养对象、晚期膀胱癌患者翁先生家中。冬日上午的阳光射进翁家客厅，暖暖的。三年前，56岁的翁先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接下来三年中，他接受了3次肿瘤切除术，“度日如年！讲话也痛，牵动腹部肌肉钻心痛”,翁说。晚期癌症病人备受病痛煎熬，伴随他们家人的是泪水与绝望。“我妻子以泪洗面，天天哭”，翁先生告诉记者，每当他痛得受不了直撞墙的时候，妻子便忍不住大哭。 “疼痛，实在难忍受，我下了决心离家出走，死在外面免得给家人增添负担。”一天，翁先生悄悄躲进了揭阳山林里，当时的念头是“不活了”。家人找了三天三夜，寻找过程中，偶然从一位司机那里得知，可以申请宁养服务。翁先生从藏身地打回电话，叫家人不要再找他了。妻子哭着告诉了“宁养服务”这件事，于是，翁先生回家了。据社工黄木春介绍，宁养服务的对象是晚期癌症患者，需要申请宁养服务的患者需要具有县（市）级以上医院确诊为晚期癌症患者资料、家庭贫困证明和慢性中—重度疼痛症状等条件。“患者申请宁养服务前，宁养院工作人员会先到患者家中进行探访、评估，确实符合服务条件才可向基金会申请服务的。” 宁养院确定患者可以接受宁养服务后，家属前往宁养院填写预约申请表，然后宁养院医护人员前往患者家中探访患者，进行系列的体格检查，疼痛、心理、护理评估后，制定恰当的止痛、症状控制治疗方案、心理舒缓和护理指导。晚期癌症患者在取得上述资格后，其家属每个星期到宁养院领取镇痛药宁，宁养院医护人员按规定定期探访患者，根据患者情况及时调整护理方案。 1998年，李嘉诚先生出资创建的国内首家上门免费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生命伦理等方面照护的临终关怀机构——宁养院——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立。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在汕大医学院启动，先后在内地32家医院设立宁养院，服务患者超过10万人。至2011年，李嘉诚基金会每年拨出5000万元，用于对贫困的癌症晚期患者进行临终关怀。宁养医疗通过家居服务和门诊咨询等方式，提高了数以万计贫困的晚期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探索出晚期癌症病人宁养服务的崭新模式。更多宁养院信息请点击链接越多： http://www.hospice.com.cn/ 一丝不苟梳理后，才肯出来见人记者随宁养院的医生来到患者赖女士家。赖女士今年52岁，患了胃癌。赖女士与丈夫在家，听说有随行的学生记者，赖女士坚持让丈夫把她送进卧室，仔细地整理了身上穿的衣服，一丝不苟梳理头发，才肯出来见人。环顾赖女士的家，家具不算多，也不华丽，但所有一切物品打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干净利落。丈夫长期在家中照顾患病的她，数十年夫妻，不舍不弃。赖女士丈夫告诉记者，赖女士喜欢干净，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样子，患了这个病，整天卧床，胃癌给她带来的疼痛和日常生活的不雅，令她十分痛苦。 “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她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赖女士丈夫说，“她不想死，她想看着她的孙子孙女长大成人。” 宁养院的社工黄木春介绍，宁养服务的理念是，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患者死亡，这称为“放任性治疗”，为患者提供病痛和其他痛苦的缓解办法，结合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医疗照顾，帮助患者尽可能积极地生活，不畏惧死亡。 “像赖女士这种情况的患者，社工、义工会定期进行探访，与他们聊聊天、谈谈心，鼓励他们积极生活，排解他们心里的烦忧。”黄木春说道，“若他们有宗教信仰如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佛教的话，我们会帮忙联系宗教团体来帮助患者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 那些“点灯的人” 有人把宁养服务义工称作“点灯的人”，为晚期癌症病人及其家属点亮一盏心灯，给他们送去光明和温暖。 “与患者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用心倾听是那么地重要”，“义工队副队长林晓东告诉记者，”我是本地人，用潮汕话跟他们拉家常很方便。我发现，其实患者有时候缺少的是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有些话他们对亲人说不出口，但这种与陌生人之间新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却可以让他们无所顾忌地说出心里话来。” 12月12日和12月12日，汕头大学医学院大学生宁养医疗服务义工队（以下简称“宁养义工队” ），分别于汕头大学医学院本部和汕头市中山公园举办爱心义卖活动，筹集“天使梦想”基金。 “一个患者的孩子，希望能拥有个录音笔，录下爸爸最后那段时光里说的话；另一个患者的妹妹，希望自己的哥哥能吃到他一直想吃的草莓和水饺……然后，我们用‘天使梦想’基金的善款，买了他们迫切想拥有的东西送过去”。宁养义工队的副队长林晓东这样回忆着说。据现任宁养义工队的队长林喜茂介绍，目前义工队的成员有102人，大学生义工要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而义工一般到了高年级就要退出，“学生义工流动性相对是比较大的，”他说：“目前宁养义工队中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和医护人员等社会人士的参与是比较少的，希望未来更多的社会人士能够成为宁养义工。”目前，义工队的服务主要分为“欣灯”和“展妍”两种形式。 “展妍”面向的是晚期癌症患者的子女或正患晚期癌症的病童，包括“天使梦想”基金：通过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萤火”计划：提供义务家教、陪伴丧亲儿童；通过这两个子项目，宁养服务旨在让孩子们重新展开笑颜。汕头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的申凤彩是名宁养义工。她的服务对象是13岁的蔡逸晗。逸晗的妈妈今年10月被检查出乳腺癌转移晚期，不久去世。目前逸晗寄养在外公家。宁养义工们每周会给蔡逸晗辅导功课，陪伴他过周末。义工李嘉敏说，有一次逸晗拿出一张全家福，回忆他和妈妈一起去旅游的时光，表面看起来很坚强，很平静，他说“妈妈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要努力，为了妈妈我要争气”。记者跟随义工们探访时都给逸晗辅导功课，跟他聊天，开导他。慢慢地，逸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起吃饭时，逸晗还会帮义工姐姐们夹菜、插饮料吸管。义工们临走时，逸晗还不忘叮嘱“姐姐以后要来哦”。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的义工队副队长林晓东笑着说“参加宁养义工服务，我收获最大的是，我懂得了我们能做的珍惜现在，珍惜家人，多抽点时间去陪他们。现在放假回家，会愿意陪妈妈看一些她喜欢而我不喜欢的看的剧。” 被问及做宁养义工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汕大医学院09临床专业的宋婧则认为做宁养服务的义工和做其他方面的义工不一样，挑战更大，需要学习的地方更多了。“因为义工需要服务的是临终的晚期癌症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面对他们时，我们更需要注意他们的心理变化，更小心地说话。”她很直率地说。宁养院的使命目前，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宁养科室有医生4人，护理师3人，社工1人，文员1人，司机2人。自2003年起组建了经过专业培训的宁养义工服务团队，累计义工人数达到了1000多人，目前在岗人数近200人，义工们定期到患者家中进行内容丰富的义工服务，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了身心灵等方面的照顾。每周二和周四上午8点至11点病人家属自行到宁养院领回一周的药量。宁养院医生每个月定期到患者家里探访，进行病情估测、心理辅导等。黄木春医生说，他们去病患家中探访，往往跑一天下来只能去两三个家庭，有时甚至只能去一个地方，因为患者住址不同；他们到病人家中探访，主要是了解他们的近况，和他们聊聊天，做些思想工作，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信心。今年7月份，李嘉诚基金会“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被中国民政部授予第6届中华慈善奖，宁养服务模式也成为中国内地临终关怀服务和慈善项目管理的范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被患者誉为“生命尽头宁静的港湾”。未来，宁养服务团队将如何推动了中国内地宁养医疗服务事业的发展？就此，我们采访了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办公室社工服务主任刘晓芳。记者：和香港、台湾的疗养服务相比，您觉得中国临终关怀服务取得进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刘晓芳：台湾的疗养服务起步比较早，比我们早了十几年的时间。宁养服务在台湾已经得到立法保护，政府的给予财政支持，所以他们那边是有宁养病房的，加上台湾的社会保障系统比较完善，临终病人住进去就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临终关怀服务。目前中国国内的社会保障系统够不完善，政府对临终关怀机构的投入也比较少，国内的宁养院很少设有宁养病房。我认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改善和政府对临终关怀机构的重视对中国临终关怀服务机构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再者，人们本身对死亡的认识也是临终关怀服务是否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死亡是一个忌讳，不能在临终病人面前提起。但是，通过宁养服务的示范、宣传下，希望人们对死亡不再避而不谈，人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临终病人因此得到灵性精神的照顾，在最后一段时光做到社会关系的修复、内心能平静。让死亡也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意义，这是一种生命教育，是医疗本质的回归。记者：对宁养项目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刘晓芳：第一，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发挥示范和倡导作用，总结适合中国临终关怀的发展道路，能够让更多的癌症末期病人，不仅仅是贫困的癌症末期病人得到帮助。这些帮助不仅仅是医疗上的，还有心理方面的。第二，推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促进更多的医学院开姑息医学的选修课程，促进研究、出版工作，让姑息医学尽量成为正式学科。第三，希望未来可以得到社会企业以及政府包括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把姑息医学推广到癌症以外的疾病。（记者：江美仪丁倩杭黄婷李曼 [...]

潮汕机场大巴时刻表

09hjli3 — Mon, 26 Dec 2011 16:53:03 +0800

揭阳潮汕机场空港快线首期开通5条线路，分别是汕头东线、西线、澄海线、揭阳线、潮州线。机场快线售票处位于一楼到达厅4号门左侧。汕头东线运营线路：汕头客运中心站（始发站）-泰山路-金砂东路-天山路（南航大厦设经停站）-黄河路-金凤路-潮汕路-汕揭高速-潮汕机场（终点站）市区往机场：首班发车时间5时，每小时1班，整点发车，20时以后发车时间根据航班时刻确定。机场往市区：首班发车时间根据最早进港航班确定，末班车在最晚进港航班到达一小时内发车。汕头西线运营线路：中旅华侨大厦（始发站）-汕樟路-中山路-汕头旅游总公司（设经停站）-光华桥-324国道-潮汕路-汕揭高速-潮汕机场（终点站）市区往机场：首班发车时间5时30分，每小时1班，半点发车，20时30分以后发车时间根据航班时刻确定。机场往市区：首班发车时间根据最早进港航班确定，末班车在最晚进港航班到达一小时内发车。澄海线运营线路：澄海花园酒店（始发站）-324国道-嵩山路-南航汕头公司办公楼（设经停站）-东厦北路-金凤路-潮汕路-汕揭高速-潮汕机场（终点站）市区往机场：发车时间5时、11时、14时、16时、18时。机场往市区：发车时间根据进港航班确定。揭阳线运营线路：黄岐山客运站（始发站）—和丰国际商务酒店（设经停站）—黄岐山大道—新阳东路—206国道—潮汕机场（终点站）市区往机场：首班发车时间6时，每小时1班，整点发车，20时以后发车时间根据航班时刻确定。机场往市区：首班发车时间根据最早进港航班确定，末班车在最晚进港航班到达一小时内发车。潮州线运营线路：潮州汽车客运站（始发站）—潮州宾馆（设经停站）—潮枫路—新风路—省道S335—曲溪镇—206国道—潮汕机场（终点站）市区往机场：首班发车时间6时，每小时1班，整点发车，20时以后发车时间根据航班时刻确定。机场往市区：首班发车时间根据最早进港航班确定，末班车在最晚进港航班到达一小时内发车。提示：运营线路以机场客运站公告为准，发车时间及车次随潮汕机场航班密度可能进行调整。资料来源/《南方日报》及网上资料摄影/罗慧坤整理/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