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思想™

是否卖楼

caogen — Sat, 23 Jan 2010 16:54:41 +0800

去年，写过一篇《是否买楼》。今年，续写一篇《是否卖楼》。

我在想，到了2010年年底，当中国的M2直奔七十万亿的时候，资产市场会是一个什麽样的景观呢？那如同狼奔逐突的流动性该往哪里去呢？继续冲入楼市和股市吗？继续2007年意犹未尽的疯狂吗？

老实说，我不敢相信。

中国的管理层确实很笨，但还不至于疯掉。至少不会集体发疯。中国绝对经受不起一次房地产大崩溃。为了不崩溃，唯一的办法就是有效控制房价。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了。

控制房价是容易的。但是，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过剩的通货，也就是那些狼奔逐突的流动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方法有三：

第一，创造新经济（例如，科网股泡沫）。

第二，制造虚拟经济（例如，美国的次级按揭）。

第三，全面通货膨胀（例如，工资迅速上涨300%）。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管理层大概会采用第三种方法：全面的通货膨胀。

如果你有兴趣读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史，你就会发现，楼市价格变动是有规律的。首先，楼价疯狂上涨；随后，工资拼命上涨；最后，经济衰退，进行休整，再开始下一次的循环。如果你长寿，一生可以经历两三次吧。

2010年，中国楼价稳定下来之后，几乎没有悬念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是否卖楼，而是卖了楼以后，投资什麽。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年底的文章中已经作了建议。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有所收益了。

历史地看（长周期），优质房地产确实具有保值功能。所以，我是不主张卖掉祖屋的。但是，现实地看（短周期），房地产价格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由于中国已经出现了规模庞大的的投机性资本，这种波动可能会是比较惨烈的。请注意，惨烈一词的含义。就是涨到你心慌，跌到你恐惧。投机就是心理游戏。胜败就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然而，很多人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不由自主地高买低卖，成为投机资本的点心，使自己一生的辛苦付诸东流

做房地产投资，一定要相信数学，千万不要相信感觉。请注意以下的逻辑关系：

房价每上涨50%，你赚到了三分之一间房；房价每下跌50%，你失去了二分之一间房。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决策上，可以使用反向对比原则：

当房价有机会上涨100%，也有可能下跌50% 的时候，请你放弃选择。只有突破反向对比原则的时候，请你再作出选择。

在钱的问题上，我不相信勤奋，我相信缘分。

也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这是用财政危机替代金融危机

caogen — Sat, 23 Jan 2010 16:51:58 +0800

假如凯恩斯先生知道2009年各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他一定会苦笑的。

凯恩斯先生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凯恩斯先生在大萧条之后，试图寻找一种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他想到了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修正市场非理性行为的可能性。笔者将凯恩斯主义称之为财政主义。也就是通过有限的财政扩张来平抑金融收缩对经济运行的严重冲击。

笔者知道，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无法读懂通论的，更遑论一般的经济工作者。《通论》是一部横穿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策论。这对于单纯熟悉宏观经济学或者单纯熟悉微观经济学的人而言，都会是极其困难的超越。其实，对中国人而言，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内涵并不陌生。凯恩斯先生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公式严谨地叙述了王安石同志均输平准的经济思想。在总供给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调节总需求，维护供需平衡。通常，一般经济学家也就到此止步了。然而，这还远远没有接近凯恩斯主义的内涵。凯恩斯先生的可贵之处与王安石同志是相同的。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平衡本身，他们是要解决社会分配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过度剥削和过度投机问题）。所以，《通论》标题的第一个词就是就业。

笔者读《通论》，感慨的不是凯恩斯精湛的经济学素养和严谨的数学逻辑，而是被他的悲悯所感动。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没有标签的社会主义。凯恩斯先生的供需平衡，真正目的在于就业均衡和分配均衡，这才是关键。

2009年个别国家政府的救市行为，或者个别国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与真正的凯恩斯主义相去甚远。他们在制造形式上的供需平衡，而没有追求就业均衡和分配均衡。他们是在制造一种不可持续的间歇性需求。就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时间游戏，他们将国民的未来需求提前实现了，用于平衡当下过剩的刚性供给，制造出了一种短期繁荣的假象。

个别国家的财政扩张并非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而是公然动用纳税人的钱接手个人和机构的不良资产，挽救私人资本理应承担的投资损失，对于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充分就业帮助甚微。非但如此，就业均衡和分配均衡可能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虽然，他们的行为在形式上具有某些凯恩斯主义的特征，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内涵却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只是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解决一部分人的私人问题。例如，地产开发商的问题。

一句话：这是用财政危机替代金融危机。

是的，表面上，短期内，金融危机缓解了。但是，本质上，短期的金融危机转化为长期的财政危机。一些国家政府在迅速地消耗脆弱的财政资源。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见识到各国陆续出现的财政危机。

政府公然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金融机构，甚至直接挽救房地产行业，这显然是在破环基本的经济伦理。然而，这却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金融机构雇用的经济学家都属于旁门左道，根本没有资格对经济政策说三道四。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天的一些国家中，他们现在非但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家，而且登堂入室，成为国家决策的直接参与者。笔者多年以前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须警惕新买办》。笔者问：“拿洋行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年薪的洋行分析师们，为什么会像白求恩同志一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什么他们在签属了排他工作条款之后，唯独不排斥为中国政府工作，他们为什麽可以随意登上中国的主流媒体？他们领了外国人的钱是回来报效祖国的吗？”一群原本就是掮客的机构学者如同张仪入楚一样，正在主导一些大国的经济政策。

笔者实在不敢深想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这种将买食品的钱用于买补品的战略抉择，实在是够绝的！吃了补品的人亢奋异常！然而，明天呢？后天呢？未来呢？

凯恩斯先生能在中国找到知音吗？据来自中国最牛高等学府的朋友说，他们那里是没有几个人通读过《通论》的。到底有几个人能够真正读得懂呢？天知道！《通论》之于中国人，就如同当年的《资本论》之于中国人是一样的。更有趣的是，前两天还满街都是佛里德曼的信徒，一夜之间他们就改换门庭了，现在满街都是凯恩斯的信徒，能不让人惊讶吗？货币主义一夜之间就变成财政主义了，中国还有主意吗？

当金融危机转变成财政危机，意味着将私人和机构的问题变成了国家的问题。通俗一点说吧，终于将富人的问题变成了穷人的问题。看到老百姓在恶性通胀前夜的焦躁与煎熬，你已经可以感受问题的严重性了。

一些国家的政府被误导了。他们似乎忘记了凯恩斯主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可能还不了解，凯恩斯本人对凯恩斯主义的是何等的慎重。请记住，个人和机构的问题再大，也是小问题。国家的问题再小，也是大问题。一旦金融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性危机。

万法皆税

caogen — Sat, 23 Jan 2010 16:50:53 +0800

中国的名义税负应该算是比较轻的。但是，中国却供养了足以管理太阳系的庞大公务人员队伍。并且，中国的公务人员拥有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平。很少有人去仔细地算一算，现有的税收体系如何能够支撑如此规模的公务人员队伍，如何能够维持公务人员如此之高的生活水平。

请注意，笔者使用的是公务人员概念，而不是公务员概念。

笔者无法获得准确数据。笔者的估计是，现有税负只能支持全部公务人员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名义税负之外，客观存在着庞大的实际税负。

所谓实际税负，就是名义税负加上非税收入之和。

非税收入，就是不以税收名义（非税）取得的，具有税收性质的，由纳税人承担的，公务人员收取的，并由公务人员自由支配的那部分收入。

笔者将非税收入分为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为法内非税收入。所谓黑色收入为法外非税收入。

问题来了。

第一，非税而合法，其法必乱。

第二，非法而收入，其政必乱。

古今中外，所有立法，皆具有直接经济功能和间接经济功能。司法和执法过程更是与利益纠缠不清。这就是所谓的万法皆钱。当公法被公务人员私用并获取收入的时候，便成为笔者本文的题目：万法皆税。

当万法皆税的时候，名义税负所表达的仁义已经荡然无存了。道理很简单，万税万税万万税。

万税万税万万税，就是中国消费疲弱不兴的根本原因。当然，更是房地产疯狂上涨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万税万税万万税是无法计算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的来源只能是国民福利。挤压国民福利是有极限的。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无不对此了然于胸。优秀的政治家懂得让利于民；拙劣的政治家搞到苛税猛于虎。

笔者有三篇重要的文章：《治国先治税》；《中国第一部预算案百年祭》；《政府的死亡底线》。这些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这些文字如大川之上鼓瑟，其音也寥寥，其应者也寥寥。

笔者痛恨中国奢言民主者。民主之要义，即在税法；民主之过程，即在预算案；民主之结果，即在共同富裕。中国用了一百年的时间竟然搞不出一个像样的预算案，民何以主之？舍本逐末，沽名钓誉，罔顾历史，漠视民生，皮毛之民主何益？一百年了，竟然做不了英国人八百年前做完的那点小事儿。八百年了，各种大道理汗牛充栋，小事情一件也办不好。一群群误国、误民、误事的臭书生！

释迦牟尼佛所言之法，当然不是本文所言之法。但是，笔者笃信万法皆缘这句箴言。

何谓万法皆缘？必待我国国民有缘见识真理，并戮力践行，幸福也就在其中了。

解析钱老的提问

caogen — Sat, 23 Jan 2010 16:50:00 +0800

钱老不同于季老。

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仍然划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芒。

钱老向总理发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提问，这绝非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教育问题。那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问题，那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那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

钱老难道仅仅是在发问吗？钱老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科学家，若非经过缜密思考并已经得出结论，他会向一个大国总理发出如此严肃的提问吗？那麽钱老的结论是什麽呢？

笔者以为，钱老自己就是答案。钱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为什麽不能产生我呢？与此同时，坐在病榻上的钱老将自己作为答案一并交给了总理。

科学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创新。创新是需要颠覆传统的。颠覆传统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广谱性地进行了“胆囊摘除手术”，大家都在传统中战战兢兢地生活，谈什麽创新。没有创新，万马齐喑，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会萎靡不振。钱老希望的是，百家争鸣，大师辈出啊！

诺贝尔奖得主高锟先生虽然腼腆温和，却是一个极富反叛精神的思考者，他竟然相信玻璃可以作为导体，他颠覆了传统学术中对于传导物质的认识。他成功了。如果，高锟这样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学者在中国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们“睿智”的领导可以接受玻璃作为导体的逻辑吗？我们“急功”的领导会为高昆提供足够的条件和经费吗？七大姑和八大姨们会允许高锟玩玻璃导体的游戏吗？

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管理尚且如此。那麽，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就更加严重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反叛精神将直接冲击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领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问题了，而是沉重的铁桶问题了。一个习惯于铁桶思维的学者，有可能进行创新吗？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的弯弯绕学者。他们沿着铁桶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趴行着，说着毫无意义的车轱辘话。也就是毫无争议的废话。说废话的老师教授学生，学生继续说废话，废话就像烟尘一样弥漫了我们的生活。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孩子们，总是不能理解，我们一圈一圈绕来绕去的，到底要说些什麽呢？

一般人认为钱老是物理学家，就如同今天大多数人对于高锟的看法一样。其实，他们是了不起的哲学家。钱老尤其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作为哲学家的钱老，在生命弥留之际，向承载大国命运的领袖道出最后的善言，其意义自不待言。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是极富科学精神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造反有理。这可以说是对科学方法论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有着极高的境界、极远的视野、极阔的胸怀，他有胆量也有能力包容并控制剧烈的变革，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作为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更加喜爱动态的平衡，那才是生命的勃发，那才是美的最高境界。整齐地码放算子，的确可以达到超级稳定。不过，从哲学意义上讲，那意味着死亡，那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了。

钱老是伟大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深情地凝望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伟大的民族正在失去创造力。一个失去创造力的民族必将最后失去生命力。他是在呼唤我们，他在深情地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很多人以为钱老在谈教育问题。实则不然。精通教育问题的钱老，一定懂得教育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这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这其次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最后是一个经济问题。教育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有什麽样的需求就有什麽样供给。有什麽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有什麽样的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钱老的深意。他为什麽不和教育部长谈教育问题，他为什麽要和总理谈教育问题。

当季羡林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竟然说出“真话不全说”这样“睿智”的语言，你就可以理解钱老提出的问题是何等的沉重！

很遗憾，对于钱老的提问，尚且没有正式的回答。当然，也不会有立即的改善。

一个使用“科学”一词频率最高的民族，理应严肃地回答一个科学家的认真提问。

笔者认为，要想回答钱老的提问，仅仅靠政治家是不够的。这需要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是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创新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创新是需要一些牺牲的。中国需要有一批破壁而出的人物。就让七大姑八大姨和弯弯绕们继续趴在锈蚀的桶壁上吧。

钱老了不起，不愧是大科学家。人走了，将问题高高地挂了出来。能够提出问题，这才是科学家最了不起的地方。然而，我们总不能让钱老的问题高高地挂在那里一百年吧？中国的政治家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谁如果能够解决钱老提出的问题，足以名留史册。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不会留下什麽思想或者理论的。他们留下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时代。

第三次逆城市化

caogen — Tue, 29 Dec 2009 19:52:22 +0800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曾经出现了两次逆城市化现象。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中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大规模返乡。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文革中期），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笔者估计，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初期，中国将会出现第三次逆城市化。

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其中，逆城市化是对过度城市化的自然纠正。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较漫长，他们比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和政策配套问题。后工业化国家城市化速度太快，往往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其中，南亚和拉美城市化问题尤为严重，出现了大量贫民窟，城市化使失地农民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

中国农民在廉价失去土地的同时，没有获得城市身份，没有获得资本补偿，没有获得福利保障。他们成为徘徊在城市边缘的流浪者。他们的名字叫农民工。要知道，那是数亿人口规模的流浪者啊！

中国的城市正在迅速异化。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就是这种异化的产物。城市人可能拥有数套住宅；农民工三辈子挣不到一间瓦房。

中国的管理层当然不懂得逆城市化的原理了。就如同他们从来就不明白城市化的原理一样。他们正沉浸在有心人安排的城市化的童话之中。他们的感觉很辉煌。他们正在尽情享受金色泡泡的辉煌。

逆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剧烈的通货膨胀。逆城市化的本质是严重的分配失衡。逆城市化往往伴随着大萧条。

2009年，中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已经为剧烈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2009年，中国畸形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令人恐惧的大萧条正在步步逼近。然而，就在2010年到来之际，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改进的迹象。一片莺歌燕舞，到处潺潺流水。

中国再也不是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了。中国如果再次发生逆城市化，将不会是安静的和有序的。那将是一次残酷的再分配过程。

很多人以为，逆城市化仅仅是伤害农民工的利益。其实，受到严重伤害的将不仅仅是农民工。那些被城市化绑架了的中产阶级将会更受伤。他们很有可能大规模破产，重新沦为城市贫民。

看着如梦如幻的金色泡泡，看着泡泡中天真无邪的笑脸，笔者真不知道该说什麽好。

自求多福吧！

被导演与被理论

caogen — Tue, 29 Dec 2009 19:50:57 +0800

我无法忘记北京奥运上那颇为讽刺的一幕。

我军千百个士兵装扮成古代的书生，在晦暗阴郁的灯光下，用轻柔婉转的声音咏颂一个“和”字。宏大的鸟巢顿时变成了华丽的后宫。一时间，空气中弥漫了浓浓的脂粉气息。

我就不明白了，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刻，为什麽看不到“秦王破阵舞”。

我从来就不喜欢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内部观摩过他的作品《菊豆》。张先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解读令我级之反感。《菊豆》是伤痕文学的尾声，叙述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在张先生眼里，知识分子只有两条出路，要麽就忍受权贵的“性虐待”，要麽就偷偷和外人“通奸”。他的结论是，由于不喜欢“性虐待”，所以只好去“通奸”了。张艺谋在不自觉中，为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通奸”提供了并不高明的借口。当然，似乎也在暗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然而，通奸毕竟就是通奸。看似控诉，实则狡辩。

张先生以后的作品并未超越《菊豆》。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知识分子，也并未超越菊豆。要麽就忍受权贵的“性虐待”，要麽就偷偷和外人“通奸”。

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没有第三条道路了吗？当然不是！张宏良先生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张宏良先生站到了老百姓的一边。他在为普通的民众说话（和茅于式先生相反）。他们在顽强地坚守一道即将破碎的道德底线。同样都是张先生区别咋就这麽大呢？这是因为，第三条道路是无比艰辛的，那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慷慨的牺牲。不要以为苟且只是为了偷生。不是的，苟且是可以**的。在中国，苟且之路充满了鲜花和掌声，苟且之路是当代知识精英飞黄腾达的捷径。当张爱玲与汉奸在上海苟且的时候，丁玲和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们伫立在太行山上。然而，今天，在中国，却是张爱玲更红更火了。人们几乎彻底忘记了丁玲。我不想重复列宁的话了。当“通奸”成为一种社会审美，背叛就会成为全社会的正剧。汉奸于是就会成为主角，败类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人妖就会成为英雄。

一切都被导演了。

许多人未必明白，“通奸”已经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为什麽权贵们可以忍受知识分子“通奸”呢？因为，“通奸”并不能改变倒悬的社会结构。而任何真正的变革将会改写历史。于是，近三十年来，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和流了。他们共同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通奸模式”。

不要以为现实是一种偶然。

一切都被理论了。

新自由主义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中国化。这是一种不反对“性虐待”的“通奸”合法化。这种追求身体解放的伟大运动，终于消蚀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身体处于极度的快感中，中国已经在整体上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中国开始习惯于中枢神经的刺激，而再也不习惯于使用大脑进行逻辑分析。于是，中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夜间消失了，中国冒出了无数的经济学家。在被理论并被导演之下，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华丽的闹剧。中国在经历了100年的解放运动之后，再一次沦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殖民地。

新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使用了一个高明的障眼法，他们称之为“科学”。

只有科学是超越民族和阶级的。科学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超越一切主体性，就是超越一切历史性特征，就是超越一切人道主义诉求。我们在科学的名义下，重新沦为了奴隶。

请注意，我们不是沦为了科学的奴隶；我们是被所谓的科学沦为了奴隶。

由此，中国的一切解说，均具有了令人费解的数字化特征。

中国的管理层天生就是恶的吗？当然不是。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善的。然而，至善而入愚蠢。

他们正在被导演。他们正在被理论。

他们正在以科学的名义追求真理；他们把他们的追求真的当成了真理。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远远背离了人性。

背离了人性，就成为工具。他们具备了工具理性；他们奉行工具主义。

谁的工具呢？

请看看今日中美一体化的结局吧！

G2好听吗？CHIMERICA好听吗？那是被统一的同意语！

笔者在《掠过佛莱堡》一文中说过，我敬佩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们，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崛起，他们不惜与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百年论战。他们在争什麽？他们在争德意志民族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笔者还说过，我瞧不起奥地利学派的世界人品性，一群毁灭自己祖国的学者，终究不过是一群乞食于豪门的流浪犬。一群华丽而肮脏的东西。

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思想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有纷争是好事。特别是那些无私无畏的年轻人，就是要敢于独立思考，要勇于走自己的道路。

社会科学没有科学可言。

社会科学者放弃了立场而奢言科学，必然是在推销现代迷信。

我们不需要被导演。我们不需要被理论。

中国也不需要被崛起。我们根本不需要被别人接受的崛起。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士兵去咏颂什麽“和”字。崛起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固有的权力。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被批准或被认同的问题。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争脱思想的枷锁吧！站起来，举起思想的火炬吧！让那些习惯了在晦暗中爬行的人们继续爬行吧！你们大胆地向前走，莫回头！

中华民族需要重塑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惟其如此，才有资格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第一部预算案百年祭

caogen — Sat, 19 Dec 2009 16:05:48 +0800

笔者按：我们讨论房地产政策，我们讨论任何经济政策，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是时候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了。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试办之宣统三年预算案发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预算案。这部预算案对于中国建设宪政国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自此开始，由皇家度支的封建专政体制，步入了公共预算的民主宪政体制。

预算案是指政府在每一财政年度经立法程序批准的全部公共收支计划。就本质而言，预算案是政治集团协调利益分配的结果。预算案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水平的集中体现。

中国人谈宪政，往往偏向于政治民主。其实，政治民主从来都是经济民主的结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只能是政治家开列的空头支票。现代预算制度是经济民主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观察一个国家宪政建设的程度与水平，阅读他们的预算案就可以得出全部结论。

英国是世界宪政建设的先进国家。他们在十三世纪（中国的宋朝）就开始了宪政国家的建设。英国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所有的宪政进步都是围绕着预算案进行的。西方国家建立议会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工作就是审核预算内容和监督预算执行。一般而言，议会甚至可以称之为预算会议。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意义的预算制度，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宪政国家。

非常遗憾，中国的第一部预算案是满清帝国的落日黄花，一年之后就陨落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了。然而，革命并不总是带来进步。中国的历次革命，总是在争夺预算的权利，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化预算的制度。

满清帝国覆亡之后，中国历届政府都有自己的预算案。以此为标志，中国在理论上进入了现代社会。

中国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并非是各方利益均衡博弈的结果。用笔者的话来概括，中国一向是枪杆子里面出预算。我们虽然也称之为预算案，可隐约中仍然有皇家度支帐目的味道。预算在中国仍然是国家机密。一百年来，中国内部始终没有形成各种政治集团均衡博弈的局面。一百年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且是极端的一面倒。没有均衡的政治博弈，也就谈不上均衡的财政政策。中国的预算案总是过度偏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100年来，中国顽强维持了预算制度的畸形结构。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历史事变之后，中国历届政府并无意愿建立和完善一部规范的《预算法》。没有法律规范，当然也就谈不上完整规范的预算制度。所以，笔者将中国100年来的预算案称之为“良心预算”。当我们有幸恭逢明君，我们就会得到一部亲民的预算案；当我们不幸遭遇昏君，我们就有可能得到一部流氓的预算案。

笔者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政府的死亡底线》。这两篇文章谈的都是财政问题。《伤于财政毁于金融》是用历史学的方法讨论政府兴亡更替的财政原因；《政府的死亡底线》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证政府步向死亡的财政过程。笔者的上述文章受制于一个无奈的前提，那就是想要唤起“良心预算”的良心。所以，这两篇文章看上去不像是学术论述，而更像是奏折。笔者非常清楚，上述文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国家的预算制度本身就可以制止政府非理性的预算冲动。

中国人很讲政治，但普通国民却根本不了解政治的基本内涵。西方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宪政运动始终围绕的就是一部预算法。再进一步说，政治斗争的焦点表面上是政治权力，而本质则必然是经济权利，也就是财政权利。西方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一定反映在预算案上。在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中，国王的权利被限制和剥夺，公民的权利逐步确立并获得保障。中国人在第一部预算案诞生后，历经无数的战争和斗争，却没有争取到一部像样的预算法。中国人似乎一直在寻找明君，而并不积极建立一部可以长治久安的法律。显而易见，中国国民严重缺乏宪政意识，也就是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现代公民意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道理非常简单：明君不常有，而法律长存。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一部《预算法》了。是的，我们在1994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将此部预算法与西方国家预算法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区别。我国的预算法规范的重点是预算的内容和方法；而西方预算法规范的重点是预算建立和执行的程序。也就是说最关键的差别在于程序正义。一个拥有法律常识的人应该清楚，没有程序正义，法律的内容和方法并无实际意义。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就算是这样一部残缺的法律，也仅仅是具有象征性意义。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很少认认真真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责任。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几乎看不到满清时期咨议局（准议会）那样关于预算的激烈争论。争论都没有，也就根本谈不上去规范政府行为了。当然，更遑论纠正政府在预算制度和预算政策方面的缺失了。结论很简单，失去了程序正义，任何法律只能是一种摆设。

预算法的程序正义就是预算法的人民性。预算法的人民性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第二，经过了人民的同意。

第三，接受了人民的监督。

预算法没有体现人民性，何谈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谈预算案的外延问题。

一部预算案内涵了税费收入和公共支出项目。不过，预算案还有不易察觉的外延问题。由于，预算案涉及到政府借款（例如发行国债）和政府贷款（例如购买他国国债），政府的财政行为可以转变成为金融行为。此种金融行为对于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形成了超越宪政体制干预经济的特殊能力。这种特殊能力附带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此种能力一旦失去控制，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状况，在“良心预算”的体制之下，极其容易演变成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我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言。非常可惜，这些知识分子是分散的，他们的研究是泛泛的，他们的建言是零乱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大家无法在核心问题上形成全民共识，更无法形成深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加之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的强力干扰，激进知识分子容易走入政治改革的误区，保守知识分子容易走入技术修正的误区。而经济民主的核心议题反而被长期冷落和搁置。中国的预算制度就是被刻意边缘化的经济民主议题。

浏览中国的百年预算史，让人感慨万千。要知道，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开启了中国经济民主的历程；要知道，一部小小延安边区的预算案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预算案；要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政府搞出了中国最滥的预算案。一部预算史，就是一部经典的宪政史。从法学角度看，我们前进的步伐实在是太慢了。100年来，我们在满清帝国的基础上仅仅前进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

在中国第一部预算案诞生100周年之际，希望国民警醒起来，认真关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预算制度改革。这才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事情。

国民不问预算，政府必然滥权。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预算国家，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只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国家，国民的福利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重释恐怖主义

caogen — Sat, 19 Dec 2009 16:04:51 +0800

亨廷顿先生是偷换概念的高手。西方国家原本有一套解释殖民战争的逻辑，他们通常称之为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战争。这个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民族解放运动彻底消解了。殖民理论再也不能继续堂而皇之地叙述了。西方的新殖主义非常需要一块新的遮羞布。于是，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出笼了。赤裸裸的民族压迫，赤裸裸的国家剥削，在亨廷顿先生巧妙的论述中，变成了信仰和文化的冲突。

新殖民主义又一次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新殖民主义一旦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就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并且，逐步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例如，华盛顿共识。并以此构建了所谓的“国际新秩序”。那些饱受欺凌和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在“国际新秩序”中，被剥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权力。他们别无选择地开始进行非常规的抗争。西方国家将使用非常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terrorism)的本来定义是，泛指国际社会中某些国家，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遗憾的是，当代恐怖主义一词已经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西方学者偷换了概念并进行了目标锁定。他们将恐怖主义演变成为一个现代的政治咒语。一旦被这个政治咒语诅咒，被诅咒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相当于西方人对东方人进行道德和法律的缺席判决。一旦被认定为恐怖主义，则意味着丧失一切权利。而所谓的反恐，则披上了一套神圣和正义的外衣。

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人类特有的同情和包容，它超越了低等动物的野蛮相残，具有了认同人类共同价值的特征。由此说来，文明与文明并无冲突。否则，文明将不配称之为文明。无论如何，殖民主义都不属于文明的范畴。无论是直接的战争殖民，还是间接的金融殖民，对于被殖民者而言，这都是野蛮的，充满恐怖的。因此，殖民主义更接近恐怖主义。

然而，真理并不等于道理，真理并不等于法律，真理并不等于权利。

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没有多少话语权。孱弱的国家和民族，到哪里去讲道理？到哪里去讲法律？到哪里去争取权利？

毛泽东对此有经典的回答：造反有理。

认识西方反对恐怖主义的逻辑，必须从新自由主义入手。

笔者在《掠过佛莱堡》一文中说过：自由是相对的。主体的自由，往往构成客体的不自由。主体的绝对自由，可以导致客体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在“自由主义”之路上，我们见识了黑奴、鸦片和虚拟的金融衍生商品。其实，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花环”遮掩着一个关键词：扩张。这是拥有主体性的发达经济体系向外扩张的“自由”。对于不发达国家，盲目地接受“自由主义”，差不多等于接受花样翻新的“殖民主义”。

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新自由主义杂揉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从而具备了某种人道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具有强烈的欺骗性。至少，新自由主义对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具有欺骗性。道理很简单，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剥削，进化成为国家剥削和民族剥削，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烈度，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对外扩张策略得到国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这就使得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缺乏内在的反省能力。从而使得新殖民主义得以四处泛滥。

非常遗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像自由主义那样与时具进。他们不再适应崭新的历史环境。作为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武器，这些“武器”落后了。没有了批判的武器，一些国家和民族被迫开始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在用血肉之躯进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批判。这种惨烈的批判当然是恐怖的。试问，还存在其他更温情的方式吗？

人们总是健忘的。当年，那些今天的发达国家，为了争取本民族的生存空间，都曾进行过“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人为了对抗英国人的压迫，曾经长期进行“恐怖主义”的抗争。如果翻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民族英雄有几个不是“恐怖分子”。伪自由主义者们只允许他们拥有搞恐怖主义的自由，却不允许被失去自由的人们拥有搞恐怖主义的自由。这是在颠覆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逻辑。

笔者是和平主义者。笔者倡导甘地主义。笔者主张非暴力不合作。

但是，发生在中东的一系列战争宣告了当代甘地主义的破产。西方国家开启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是西方国家对于不合作者率先使用了暴力。对于东方国家而言，要麽合作，要麽选择暴力抗争。既然是暴力抗争，当然会恐怖。恐怖主义恰恰是被恐吓出来的一种理性主义。

笔者认为，恐怖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孪生兄弟。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是自然法则；这是天意；这是上帝也无能为力的因果规律。

笔者的结论非常简单：解决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抛弃殖民主义。笔者也提醒我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不要总是去做别人牵驴你们拔橛子的蠢事。

龙永图先生的时空错乱

caogen — Sat, 19 Dec 2009 16:03:01 +0800

看了贵州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问道》，心中一惊。龙永图先生关于血汗工厂和购买美国国债的解释令我难以释怀。龙永图先生认为，血汗工厂是落后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购买美国国债是别无选择的最佳选择。笔者费解，此论是出于无知，亦或是在延续一个局呢？这像是2009年的中国电视台吗？他的这些话，放在在1989年，放在美国电视台，还算是有些道理的；他的这些话，放在1999年，放在中国电视台，已经很成问题了。然而，今夕是何年？已经是公元2009年了！竟然是在中国本土的电视台！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埋头经济，不读哲学，也不读历史，时空错乱，人已经变得很傻很傻了，甚至连最基本的逻辑都理不清楚了。

办血汗工厂是为了换取发展资本。购买美国国债是输出发展资本。这相当于脱了裤子放屁！这是不值一驳的弯弯绕逻辑！这个弯弯绕逻辑一百六十年前用过了，先去卖血换银子，然后在用银子换鸦片（福寿膏），最后去享受发自于神经系统的快感。连老外恩道尔先生都知道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看来，又有中国人走火入魔了。

中国资本需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89极度匮乏时期；1989~1999基本平衡时期；1999~2009相对过剩时期；2009~2019绝对过剩时期。在1979~1999之间，我们缺钱，搞血汗工厂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此之后，仍然强调血汗工厂的合理性，令人疑窦丛生。至于购买美国国债，本应是一种备兑支付的财务安排，应以实际支付需要为依据。中国外汇备兑支付的极限也不过5000亿美元。即便是备兑支付款，也没有必要一定要采用美元债券形式。积累天量外汇，并将之债券化，相当于大规模输出资本。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大规模输出资本。一百年后，这将是另一个白银换鸦片的辛酸笑话。此时，仍然说购买美国国债是最佳选择，用心何其良苦啊！

到了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超额完成“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前实现“小康”了。按理说，应该结束“血汗工厂模式”，走上“中康”的发展模式（当然也包括生活模式）。然而，非常遗憾，实现了小康之后，龙大人还是要搞血汗工厂，龙大人还是要买美国国债。如果龙大人可以代表政府的话，那意味着，中国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经济战略规划能力。我们正在自觉接受美国的经济战略规划，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美国需要中国作出牺牲。美国需要中国提供无条件的国民福利转移和庞大的政府支出贷款。

如何提供呢？

血汗工厂+外汇储备=价格补贴+美国国债=美国国民福利+美国政府支出。

中国的国民获得的好处是什麽呢？剧烈的通货膨胀！

龙永图先生，你到底是在为谁而永图呢？

今天，公元2009年，我们还需要廉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换取资本吗？我们缺钱吗？我们天量的外汇储备该如何解释呢？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卖血，不为吃也不为穿，而是为了奉养美国国民，而是为了供给美国政府，这个中国人难道不是神经病吗？！同时，我们外汇储备真的别无选择了吗？难道中国就不能够建立铀、石油、黄金等稀缺资源的战略储备吗？难道中国人不能到外国去购买资源和资产吗？在公元2009年，龙永图先生仍然敢于公然推销让中国人“卖血”再买美国国债的逻辑，笔者感到齿寒！

笔者很好奇。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一个具有丰富历练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什麽会“傻”到这种地步呢？哪到底是什麽让龙先生产生如此的时空错乱呢？

这个问题极其敏感。只有两个字：利益！古人说的好：利令智昏！

是的。一种商业模式长期存在，一定存在无法割舍的利益。

简单一点说，这种模式，除了让美国国民和美国政府获得了巨大利益之外，也让一部分高端的中国公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当中应该包括龙先生及其家人。

回到经济层面：血汗工厂和美国国债并举，必然形成当前中国的联系汇率模式。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发行权的逐步丧失。这也就确立了人民币跟随美元持续通货膨胀的模式。这也就确立了外在金融权力主导中国经济运作的管制模式。在中国，外在金融权力基本上是一种超越现有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就本质而言，这是国际金融资本假借一部分官僚之手，控制并转移中国财富的一个历史性过程。显然，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这次历史性的机遇。

一位台湾学者说，中国已经在经济经济层面完成了与美国的全面捆绑（所谓全面整合），甚至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体化。我对他的言论一直将信将疑。看了龙永图先生的节目，我开始相信了。尤其令我不安的是，美国政府在2010年度新增国债和旧债转新债的总额度可能高达3.5万亿美元，美国正在积极安排下家。龙先生们及时而准确地开始做舆论铺陈了。

历史真的叫人很无奈。我们当年曾经用敬佩的目光送他们去闯“地雷阵”。结果，始终听不到“雷”响。今天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闯”进了老百姓的“瓜田”。

欲哭无泪！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埋头经济，不读哲学，也不读历史，时空错乱，人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傻了，甚至连最基本的逻辑都理不清楚了。

笔者没有开玩笑，这是真的！

龙永图先生正襟危坐，带智者相，呈大师状，一路大话西游，而听之者仍然送去敬佩的目光。一个“挖地雷的”，教训一群“瓜农”，牛叉到极点了！

可能，龙永图先生并没有时空错乱。是我们时空错乱了。我们把鬼子当成八路军了。人家满怀豪情来对我们进行扫荡，我们还屁颠儿屁颠儿地热烈欢迎。扫荡完了，还要人家留下心得体会，还要送上敬佩的目光。

笔者绝对不会让孩子看这类“益智”节目。也绝不允许孩子向这类智者“问道”。没事做，不如读一点哲学和历史，至少可以避免上当。实在读不进去，就去“瓜田”转悠，至少看住了最后的那几颗可怜的瓜儿。笔者总是放心不下那些不听话的大孩子们。

本文最后，笔者郑重地向龙永图先生道歉。这是必须的。有些话虽然出于龙先生之口，却非龙先生的创造发明（这需要水平），更不是龙先生可以放之四海的（这需要权力）。龙先生曾经搞过洋务，又敢于说出买办才敢说出的话，只好委屈龙先生作一回靶子了。老实说，使用“傻”这个字有点过分，笔者当然知道龙先生们一点儿也不傻。或许，是笔者太傻了也不一定。不过，无论如何，看在“瓜农”的份上，敬请原谅。

伊朗危矣

caogen — Sat, 19 Dec 2009 16:01:31 +0800

奥巴马增兵阿富汗的计划另有玄机。

奥巴马非常需要一场战争。显而易见，无论是解决国内问题，还是解决国际问题，仅仅靠总统的口才是不行的。美国人信奉战争，他们会在战争中凝聚和统一；多数国家惧怕战争，他们会在战争中妥协并归编。

请打开中东地图。伊朗西侧是伊拉克，东侧是阿富汗，南侧是地中海，北侧是连绵的高原山地，美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包围。其中，东、南、西三个方向重兵压境，围三缺一，形成战则必胜的有利局面。况且，美军拥有绝对的制天权和制空权，在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伊朗没有战略纵深可言。这就意味着，美军能够在一小时内，对伊朗任何目标进行有效摧毁，而伊朗目前没有可以进行抵抗的技术手段。单纯从军事角度观之，此战胜负已然没有悬念。

对伊朗开战，可以实现五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第一，遏制中东核扩散的可能性，舒缓以色列紧迫的生存危机。

第二，重塑美元的强势地位，赢得重整美元资产的时间。

第三，压抑国内反对派反弹，强行推行医保等改革措施。

第四，引爆全球性通货膨胀，强化美元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

第五，阻断伊朗对伊拉克的渗透，为未来从中东全面撤军做好准备。

此外，就军事战略而言，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制服伊朗。否则，一旦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对伊朗的战略包围就会解体，再想制服伊朗则极其困难。此次阿富汗增兵，将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最佳时机。

在战术上，美国可以有多种选择：

第一，围而不打，挑动内乱。

第二，空中突击，瘫痪待变。

第三，占领要塞，控制石油。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止美国的侵略战争。

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伊朗自身。波斯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且颇富智慧的民族，他们自己手上拿着避免战争的钥匙。

笔者忧虑的不是伊朗。笔者十分忧虑中国。

如果开战，中国将成为此次战争最大的间接受害国。中国将在突发的能源危机中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将凸现中国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将演变成为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危机。这将对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

笔者始终反对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笔者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完整的经济保全计划。其中，保全的重点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要将中国建立在豪宅和汽车上。中国现在根本不具备实现大康的必要条件。

请保存珍贵的战略资源。

请预留政府的战略潜力。

请前置经济调整的战略空间。

请珍惜结构调整的宝贵时间。

中国政府没有能力阻止美国对伊朗开战。但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努力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利益。中国可以在战前和战中采取大胆的经济举措，破解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战略企图。我们在构建强势美元问题上，我们在遏制全球通货膨胀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们手上还是有几张牌可以打的。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有时间也有能力做到有备而无患。

美国的三万大军已经整装待发了。他们将把枪炮架设在中国的腹背之上。同时，美国还有一只隐形的金融部队，他们已经像水银泻地般地渗透了我们的每一个经济部门。奥巴马正在虎视眈眈。是的，他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笔者已经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压力。

笔者再喊一遍：伊朗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