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中文版

搜索失败

Somers — Sun, 21 Mar 2010 13:30:49 +0800

谷歌考虑离开中国

搜索失败

西方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发现庞大市场，机会却寥寥无几

Mar 18th 2010 | HONG KONG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若不出意外，和解几乎是天方夜谭，三月末谷歌撤离中国已然成为定局。谷歌在中国取得了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却无法说服当局信息需要自由。几次对电邮系统袭击，对搜索结果愈演愈烈的审查，对数字图书馆的法律申诉，还有——一直以来中国令人担忧的——国家媒体与日俱增的刻薄过后，人们预计的离开，终于到来。

1月，谷歌曾掀起撤退风波，却在门口徘徊左右顾虑，各中原因四亿——中国政府自称网民四亿人。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马克西•马尼和尤瓦•阿茨姆恩称，中国人民越来越多选择网络，而非以电视为代表的其他媒体，作为娱乐消遣、获得信息和发表观点的渠道。十年来，数字广告收入由小基量发展，呈爆炸性增长；阿茨姆恩预测，这样的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很快发现了中国网络潜力，却基本无法抓住机会。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格封勿论，毫不含糊。Ebay步履维艰，一则因为管理错误，同时也因为其支付系统Paypal的批准一拖再拖；本周，Paypal与在华对手牵手合作。雅虎曾允许中国政府搜索用户邮件，寻找政治异见人士，引起了轩然大波——雅虎自此也发誓绝无下例。

上述网站在中国都存在国产等同产品——百度对谷歌，淘宝对eBay，人人对Facebook，还有即时通讯、游戏和社交软件QQ——经营状况还相当不错。它们所吸引的流量带来了巨大潜在收入，以及大量有用数据以帮助它们未来引领网络，而非单纯跟随西方模式，来自北京科技业咨询公司BDA的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如是说。

虽然西方公司已经很好抓住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网络却通常被视为营销工具。麦肯锡举了两个例子：雀巢公司利用聪明的网络广告，宣传咖啡时间的享受，在这个饮茶大国推销咖啡；诺基亚则通过手机访问，加上视频网站的影响，进行音乐促销活动和音乐比赛。

未来几年内，中国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网络访问，互联网公司在此获得直接收入可能会更加困难。谷歌这样的内容提供商一般说来需要得到本地牌照，也就需要在中国拥有子公司或合作伙伴。这已经让它们的处境十分尴尬，而新条例又让这些障碍更加棘手，要求提供域名牌照，而且很可能，就算国外网站也毫不例外。

谷歌酝酿离开，让留守中国的跨国公司毛骨悚然。广告商和工作人员都知道，倘若他们以中国政府喜而乐见的形式存在——即中国企业——日子可能更加好过。撤离中国，也会让人们对谷歌有新的认识：人们眼中的谷歌拥有先进的技术，是成功者；而在中国的经历却说明，只有在当地法律不干涉其链接分布网页内容之时，它才能兴盛。法律环境发生变化，商业成果可是大不相同。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rhine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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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罪与宗教之罪

Somers — Sun, 21 Mar 2010 13:27:28 +0800

天主教会与恋童癖

法律之罪与宗教之罪

罗马教皇应当坦荡大声地表明：对儿童的性侵犯不仅亵渎神明，而且触犯法律。

源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2010年3月18日

情况已糟至极限。性丑闻正朝着天主教会铺天盖地而来，力量之凶猛，以至于梵蒂冈都觉得不得不出面为十六世教皇本尼迪克特本人开脱。在德国的一些天主教学校的儿童，受到有组织的性侵犯；恋童癖们只是被调换做其他工作，而不是受到解雇或告发。[对儿童]的性侵犯现象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浮出水面。红衣主教的肖恩•布雷迪大主教承认：1975年，受布伦丹•史密斯神父性侵犯过的两个少年被说服签署缄默誓约时，他在场。史密斯虽然被解除了神职，但包括布雷迪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史密斯的罪行向警方告发。在20年里，史密斯对男童的性侵犯一如既往而不受处罚。

然而，教会对性侵犯的否认仍是普遍现象。爱尔兰主教区家庭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琼斯主教抱怨：尽管大多数性侵犯事件发生在家庭内部及其他非教会组织，却唯独把教会的挑出来。他问到：“性侵犯事件几百年来屡见不鲜，为什么现在却如此大张旗鼓单挑教会出来替罪？为什么现在却只对教会的掩饰行为作如此巨大的聚焦？”。

当琼斯主教说在其他一些讳莫如深的机构里（比如说，专制国家里的孤儿院）也屡屡发生这种可耻的性虐行径时，他是对的，不过此说没有切中要害。任何教会都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只用世俗世界中最堕落的部分为基准作评判的地步。如果教会宣讲绝对的道德价值观，那么评判教会就要用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此次教会高层对性丑闻处理之无能，不论对天主教徒还是对非天主教徒而言，都是令人沮丧。而今教堂制定了惩戒性的儿童保护条例——条例如此严格，以至于，有时会事实上抑制对儿童的积极关爱行为。那是过去的丑闻，流毒之深，在今天留下的后遗症。

用现代准则去处理古已有之的行为是困难的。在过去，教会管理层常常不把恋童癖看成是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只是看成一种危害作恶人灵魂的宗教罪孽：与酗酒、偷窃教堂资金之类行为同属。一名“犯错”的神父应受训斥，教区关注（也许吧），然后重新开始。对性侵害受害者受到的可怕损害则是不予重视，甚至假装不知。

在一些教会界仍然存在另一种挥之不去错误认识——将恋童癖和同性恋混为一谈。把神父和少年之间的性行为只看着是如两个神父之间的鸡奸行为一样的罪过。且还认为前者不能算作是令人恶心的滥用他人的信任的行为。

有人又把独身加作一条应受指责的理由。那些被隔绝于家庭生活之外的人可能体会不了父母对儿女受性侵害的恐惧感。在当今这个色迷欲痴的年代，禁欲听起来是反自然的，于是就变成了性变态的理由。不过，稍作思考，就看的出这种理由多么有失公允。无子女的也“关心”起儿童来。某些最严重的儿童性侵害者却是父母自己。独身和恋童癖之间的统计相关性至今没有结果。

正如在如此之多的丑闻中那样，掩盖只会使宗教原罪严重。往昔那些罪恶的秘密都要涮出来曝光。主教们都要坦承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建立在诚信和忏悔基础上的教会在此等事上如此的煎熬，是不同寻常的。今天的天主教高层们一定还记得，两千年前，祭司滥用权力，却用法律上的遁词辩护，结果曾经大大激怒了一位在巴勒斯坦的巡回传教士（指耶稣——译者注）。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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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尽杀绝

Somers — Sat, 20 Mar 2010 12:06:45 +0800

蓝鳍金枪鱼

赶尽杀绝

Mar 18th 2010
From Economist.com

一项针对买卖蓝鳍金枪鱼的禁令没能获得通过

3月18日，代表们齐聚多哈投票表决是否通过一项针对买卖蓝鳍金枪鱼的禁令，这是颇有戏剧性的一刻。头一天晚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175个缔约国的许多代表在日本大使馆参加了一个招待会。菜单上，蓝鳍金枪鱼寿司赫然在列。而CITES大会次日的议程中却包含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建议，鉴于蓝鳍金枪鱼已经足够濒危，应该完全禁止该物种的买卖（本刊支持这样一项禁令）。

这项复杂的提案呼吁进一步讨论蓝鳍金枪鱼面临的困境。欧洲、美国、摩纳哥和挪威都希望大会休会，从而能够利用周末对上述问题作出妥善的调研。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Kevern Cochrane表示同意。他还承认粮农组织官方的专门调查小组已经认定该物种符合被列为足够濒危而有资格受到买卖禁令保护的科学标准——蓝鳍金枪鱼的种群数量已经降至历史最高水平的15%以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目击者报告利比亚代表团作出了不寻常的干预。来自OCEANA这家海洋慈善组织的David Allison说利比亚代表开始“尖叫并指责大家都是骗子……他说科学没有用，不过是发达国家阴谋的一部分而已。一切就像是演戏。接着他停止了尖叫并要求立即投票。”另一位目击者，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渔业专家Sergi Tudela同意上述说法。他说：“利比亚代表指责联合国粮农组织为政治利益服务，并声称把蓝鳍金枪鱼列入禁止买卖的名单缺乏科学依据。”

随后讨论就停止了。摩纳哥提出的禁止买卖蓝鳍金枪鱼的呼吁立即被通过程序上的手段付诸表决，并最终以68票反对，20票赞成，30票弃权而未能获得通过。美国人对此尤其失望。该国一些机构一直努力工作就是为这次大会做好准备，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作为对此次表决的回应，该机构将致力于确保目前管理蓝鳍金枪鱼的机构（尽管其表现不佳）全面落实各项承诺并继续设法按照科学建议缩小捕捞规模。而日本人将对表决结果感到高兴。该国一段时间以来都为反对禁令而竭力游说各方。

蓝鳍金枪鱼的前景不容乐观。科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其数量正急剧减少，而分配给渔民的捕捞配额仍然过高，以至于恢复种群数量的肯定性无法达到合理水平。非法捕捞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控制也会对种群数量是否有机会恢复具有重大影响。虽然大会于本月25日闭幕前，技术上来说还有可能把蓝鳍金枪鱼重新放回议程中来，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看来把该物种列入禁止买卖名录的新一轮努力可能要等到三年后的下一届CITES大会上了。

对于蓝鳍金枪鱼来说这或许太晚了。利比亚耍了一个程序上的花招，在没有对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展开任何实质性讨论的情况下强行将提案付诸表决。唯一一个现有的讨论是否需要采取行动拯救一个正在被捕捞、买卖、和餐桌消费到灭绝的物种的公共论坛就此被该国撇在一边。要是投票否决买卖禁令之前能够有一场讨论，那么这至少本可以算作一次光荣的胜利。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premier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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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游戏？（肥胖肥胖~~）

Somers — Sat, 20 Mar 2010 12:04:03 +0800

因果游戏？

以胖为荣

然而，这两位研究者更加敏锐地发现了脂质过多能破坏啮齿目动物的心肌细胞，甚至摧毁其胰腺细胞的证据。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代谢综合症之后出现的糖尿病症会造成对胰腺细胞的损伤。
专业人士一般都认为脂肪组织的增长会造成肝、肌肉和脂肪组织对胰岛素（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产生抵抗，从而无法吸收血液里的葡萄糖。这一现象的发生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话题，但是脂肪组织倾向于产生恶化炎症的化学物质这一点却经常被提及。

代谢综合症

Mar 11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长得胖对你可一点儿都不好，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认为。然而，可能每个人都错了。实际上，发胖可能是保护身体的方法。与肥胖有关的健康问题或许并不是肥胖本身引起的，而是暴饮暴食的又一个后果，又一个症状
这正是罗杰•昂格尔和菲利普•谢勒提出的颠覆传统的观点。一直以来，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昂格尔博士和谢勒博士都在进行被称为代谢综合症的科学研究。代谢综合症是一系列症状，比如高血压、胰岛素抵抗和肥胖，这些症状似乎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晚发型心脏病和肝病的患病风险。美国六分之一的人都患有代谢综合症。

“综合症”是一个医学术语，表示一系列的症状，而导致这些症状的共同原因没有得到正确地理解。代谢综合症最先出现的症状通常为肥胖，因而肥胖一般被视为其根本起因。

然而，昂格尔和谢勒博士颠覆了这一逻辑。他们指出，一个人从开始发胖到出现其他症状，中间往往隔着很多年的时间。如若脂肪组织（人体贮藏脂肪的细胞）的增长是直接有害的，那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这是一系列证据之一，根据这些证据，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除了能够为预防未来的饥饿而储存脂肪之外，发胖也是抵御代谢综合症的一个保护性机制。

人体需要很少量的脂质（含脂肪的分子群）构成细胞膜，脂质过多是则有毒的，这是他们的论点。将脂质吸收到脂肪组织是人体处理这种毒性的一种途径。不过，脂质真的有毒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然是的。血管中脂肪斑块的堆积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而它则是由构成血管壁的细胞无法处理过多的脂肪造成的。

现代生活中的一大祸害或许被深深地冤枉了

昂格尔和谢勒博士反驳了这一整个观念。在刊登在《内分泌学和新陈代谢趋势》的一片文章中，他们驳斥道，胰岛素抵抗是代谢综合症的另一个副作用，代谢综合症又是由脂质分子破坏它们所在的组织造成的，而脂质分子不应在这些组织中大量存在。他们认为，脂质的破坏性与激素有关，这些激素不是由胰腺分泌的，而是由脂肪组织本身分泌的。它们被称为瘦素和脂联素。

瘦素扮演着几个角色，而其中一个就是刺激细胞氧化脂质从而摧毁它们。例如，以上面提到的心肌细胞和胰腺细胞来说，给这些细胞注入瘦素可以使它们保持健康。而脂联素则刺激人体的脂肪组织吸收脂质。

然而，随着脂肪组织的增加，它分泌脂联素的数量会减少。因而脂肪组织吸收脂质、保持身体其他部位的安全的能力也跟着下降。同时，瘦素的分泌量却随着脂肪组织的增加而增加。昂格尔和谢勒博士的理论中有一部分证据最为不充分，在这一部分中，他们称其他细胞会对瘦素的累积产生反应，开始对激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从而不再对脂质进行氧化，是它们受到脂质毒性的攻击。

昂格尔和谢勒博士认为瘦素的刺激机制，尤其是在氧化脂质中的角色，的失效，对代谢综合症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这是脂肪组织负荷过重的一个症状。

根据这一切，他们认为正如肥胖一样，胰岛素抵抗不应被视为一个症状，而应被视为人体对流通的脂质过量的适应性反应。当细胞受到过量的脂质的威胁时，为了保护自己，它们对胰岛素变得抗拒，从而可以阻止它们吸收多余的葡萄糖，从而阻止这些葡萄糖被转化为脂质。

为了支持这一假说，两位研究者提及对老鼠的研究，这些老鼠的瘦素受体因基因突变而受到破坏，在一个健康的老鼠（有正常的瘦素受体）体中，即使吃了含60%的脂肪的食物，除了脂肪组织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产生脂质的积累。但是在受体受损的老鼠体中，哪怕饮食中的脂肪含量只有6%，也足够使其他组织中的脂质多到产生毒性。当然，这样的实验不能在人身上进行，不过，有的人天生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不幸的人生来就没有脂肪组织，他们身上很快就出现了代谢综合症的症状。

悲哀的是，对于自我放纵的人类，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影响他们对保持健康的理解，仍然认为应该少吃东西多锻炼。不过，这的确提出了关于该怎样治疗代谢综合症的重要问题。很多医生把重点放在控制葡萄糖上，但倘若胰岛素抵抗真的是一个保护性手段，那么这一做法也许是错误的，并且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即使不是这样，随糖尿病而来的胰岛细胞的毁坏也许跟胰岛素抵抗的形成没有关系。而抽脂（诚然是大多数医生都不推荐的）则会被认为会使情况恶化，因为这会切断能够控制脂质的激素的来源。

所以，昂格尔和谢勒博士是想将一些新思路应用到一种疾病中，随着世界日益富有，这种疾病危害着越来越多的人。即便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一点横向思维也能够给这一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将来很多人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Rita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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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育，尚需努力

Somers — Fri, 19 Mar 2010 09:51:53 +0800

关于德国的特别报告

德国教育，尚需努力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在完善之中

Mar 11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我做得怎么样？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德国，但其领先地位早已让与了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往昔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和思想家的这片土地上，如今正陶醉于其培训烤面包、修电器等技工的“双元制”教育体系。没有进入大学的青少年可以申请就读于3年制的培训机构。这些机构采用课堂教学与企业的实习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这种教育体系的结果使德国各行各业的产品——无论是理发还是小轿车，质量全都上乘。教育部长沙范夫人说，双元制“使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学员（德语Azubis）在这里不只是取得了专业资格证书，他们的实际水平也是名符其实的。
但是，双元制也受到了压力。各公司提供的实习岗位名额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满足要求。大概有同等数量的青少年进入一种过渡性的综合学校学习，这是一种为进入双元制学校或另一种职业资格培训学校而开办的的学前培训机构，是一种成分混杂的教育系统。进入这类学校学习对求学者，特别是国外移民而来的男学生而言常常是死路一条。

考虑到德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与很多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相比要少得多，一些人怀疑是否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够适应未来以知识为主的职业要求。亚历山大•科里提科斯在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认为：“双元制的教育体系是为200年前定制的。人们不免要问，如果我们要保持创新能力，这个体系还能适用吗？”

这个体系是几乎由所有相关方共同实施管理，他们是联邦和州政府、商会及工会。通过这个体系控制350个严格定义的职业工种的准入资格。你可以通过培训成为金匠，如果您想要开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那你得去学习餐饮系统。烤面包与制作糕点分属不同的专业。这个体系之外的学校没有资格为学生们提供这种特定的职业培训。

海克•索尔加在位于柏林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她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是有道理的，但双元制僵化且带有歧视性。由于专业岗位划分过细，导致找到一份工作很难。2005年，超过三分之一完成了学业的毕业生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找不到工作。索尔加女士认为专业工种的数量应大幅削减，初期阶段的培训专业不要分得太细，这使学生调换专业更容易一些；应该开放职业培训，给予更多的学校办学权。她说：“考查一个学生的水平不应该看他是在哪所学校毕业的，而应看他会做些什么”。

一次选拔定终生

在德国，上哪类中学，通过了哪些课程和考试分数如何，他的一生就由此被划定了。与其它国家相比，这种划分实施的早，且更严格。美因茨大学的社会学家斯特凡•贺拉迪说“在德国，职业资格证书的重要性超过世界其它任何地方”。

许多儿童在10岁时才能确定性格，而此时德国的大多数州就要决定这些孩子进入3类中学的哪一类了。传统上，普通中学(Hauptschulen)居于最底层，是双元制职业学校新生的主要来源，但普通中学逐渐成了倾倒学业一般的孩子们的垃圾场，办学水平堪忧。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有些学生甚至没有通过毕业考试）有近40％进入毫无保障的的综合学校学习。双元制职业学校的新生现在主要来自居于中间层次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n），也有少量新生是来自居于顶层的文理中学（Gymnasien）。实科中学的目标是培养白领工人，文理中学则是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

政府的官僚体制承认存在四种职业生涯：普通、中级，高级和最高级。处于底层的官员们也很少渴望能够攀上更高的层次。文理中学的教师享有比其它学校更高的地位，并拥有自己名称堂皇的工会——语言学者学会（Philologenverband）。行业技师证（Meisterbrief）是最高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它不仅是一枚证明技能的徽章，而且在一些行业还能起到让对手望而却步的作用。

德国人现在正在自省：如此行事是否公平？等级森严的规则现在是否还行之有效？德国虽然收入分配较为公平，但提供给每个人的机会并不平等。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乌尔里希•迈耶评论说：“德国是比较先进的社会中最刻板的一个”。

德国人还记得上世纪50和6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美好时光，恋恋地将之称为“年轻人火红的年代”。这一时期虽然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善了，但相对的社会位置并没有多大改变。由于不平等的因素越来越大，这种刻板的等级制度难以让人接受。阿伦斯巴赫是一家民意调查公司，该公司的雷拿特•科克说，底层社会的德国人饱受“身份宿命论”的折磨，对改善他们及其子女地位的前景不抱希望。

位于慕尼黑的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的卢德格尔•沃斯曼因（Ludger Woessmann）指出，与几乎其它任何国家相比，德国青少年在国际竞赛中的表现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都更大一些。即使取得相同的分数，父母上过大学的孩子进入文理中学的概率大概是工农家庭的孩子的4倍。

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产生优秀的人才。2001年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一组数据显示，在有32个国家的学生参加的15岁组阅读能力和数学水平的测验中，德国学生的分数位居最末的三个国家之一，这场”PISA冲击波”造成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没有消失。总体而言，德国学生的表现平庸。超过五分之一的15岁学生不能正确地阅读和计算，有8％的青少年辍学。

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

沙范夫人说：“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没有共识”。这方面的争论由小学一直延伸到大学，对教育的传统和地位的争论也同样激烈。许多德国人实在不愿意抛弃这样一个与德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密切相关的教育制度。

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德国最小的州之一，最近在这里爆发了公开的论战，表明这场认识上的冲突有多么激烈。2008年，三级中学制的传统捍卫者——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左倾的绿党第一次结成了州一级的同盟。基民盟作出让步，同意绿党进行激进的学校制度改革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小学的学年延长两年（因而缩短了中学阶段的教学）。其出发点是，如果按少儿的能力进行分流能进行得晚一点的话，晚成的孩子将有更多的时间赶上来，而天资聪慧的孩子并不会因此而耽误了前程。

本来毫无疑问能进入文理中学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的父母炸窝了。这些“古奇抗议者”们征集到足够多的支持签名，使这项改革的实施必须付诸全民公决。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在社会公正的名义下受拖累而导致学业落后，但现有的证据都是支持相反的观点。这场造反唤起了广泛的同情。在持保守观点的人看来，汉堡州政府正在努力追求一种高贵而且雄心勃勃的教育理念，在目前的州立学校体制下仍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

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必然会冒犯一些人的利益。2006年，在强化联邦制的浪潮中，联邦政府禁止向16个州自行管理的领域（包括教育）进行投资，使得实施重大的改革愈发困难。但是，看似固若金汤的顽固堡垒正被人口构成变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等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击的七零八落，摇摇欲坠。改革的进程是蹒跚的，但其方向相当明确：精简教育体系，提高办学效率；学校承担更大的责任，学校的分级制有更多的灵活性。如同在德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需要巧妙的手法来推进这场变革。

2001年PISA得出的学生成绩，不仅将德国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而且在德国的各州间相互进行比较，使各州的教育部长倍感压力。沃斯曼因先生说，学生成绩最差的州与成绩最好的州间的差距在6年的时间内就缩小了一半。联邦和州政府都磨刀霍霍，睁大眼睛盯着学校的表现。从2005年开始，各州政府第一次在中学推行强制性的质量标准。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座落在柏林，该所的所长约根•鲍默特说：“对于德国这是一个有示范意义的转变”。

其示范性体现在学校的管理方式不会发生突然改变，而是推行一种渐进式改革。在一些州，学校领导也被赋予了些许的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择本校的教师。虽然半日制学校仍然是主流，但2002至2006年间以某种形式进行下午教学的学校增加了一倍。

正如出现在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情况一样，标准的三级学校制被压缩成两级，其部分原因是青少年的人数正在减少。汉堡所有二级制中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基民盟和自民党政府去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在普通中学任教的教师必须接受与文理学校的教师相同的培训标准。

随着青少年人口的不断下降和对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各州正在制定措施降低双元制学校的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的难度，弱化职业学院和正规大学培训的严格区别。宝马公司现在将1/4的学徒送到开办应用科学专业的大学去学习。这类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专业类似于传统大学的初级程度（学制较短），读这类专业的学生约占高校学生的四分之一。这类专业的大学新生有40％以上来自普通中学而非文理中学。

各大学也逐一卷入了这场变革风潮。这些大学放弃了其高贵的学位制度，按照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规定对毕业生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学制一般较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德国的高教系统与欧洲其它国家相一致，鼓励各国的学生相互流动，将学位授予倾向于应用型专业。传统观念的铁杆捍卫者们原则上反对这场变革，但反对的主要是改革后一些大学放松了管理和大学（扩招后）引起了普遍性的教学资源缺乏。

德国的教育体制和观念仍然过于守旧。教育优先（Teach First）是一个教育慈善组织，该组织的凯伊加•兰兹伯格说：“德国教育的现状仍然是一名教师站在一个有30名学生的教室前讲课，学生们记笔记”。移民的儿童受害最深。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dqz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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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气的保诚集团

Somers — Fri, 19 Mar 2010 09:47:35 +0800

保诚收购友邦

阔气的保诚集团

保险业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案催生了业界最大规模的一次股票增发：美国国际集团和英国保诚集团都为此下了巨大的赌注
Mar 4th 2010 | HONG KONG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保险行业历来都异常的沉闷。本周，英国保诚集团收购美国国际集团（以下简称AIG）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协议打破了这一局面。如果这项价值355亿美元的交易顺利达成的话，对保诚和友邦来说都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改革，鉴于两家公司股价的波动，交易可能会流产。对于那些计划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的财务公司来说，该交易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教会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从理论上说，这项交易会将保诚推到亚洲地区保险业领头羊的位置。保诚会借助自己庞大的销售团队以行业领军人物的姿态在15个大的市场上发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一些投资产品，而这些市场中的人群已经有足够能力来购买这些产品。假设兼并交易能顺利完成，保诚的销售中来自亚洲的部分有可能会从30%扩张到80%。保诚赶在AIG盘前对友邦进行收购，其支付金额只是友邦之前市值的一部分。这确实一个以白菜价进行收购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同时，美国国际集团丧失的不仅仅是友邦的前途，还有过去一路积攒下来的人脉。交易中涉及到的还有友邦位于上海外滩的办公室，这是康那利斯•斯达（Cornelius Vander Starr）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花了近30年的时间创立美国国际集团的地方，身为律师兼发行商的斯达也被传是间谍，他在上海外滩打下的根基在现如今已经无法复制。

但是AIG也会采取大的行动来恢复其普通公司的地位。保诚的竞价使得AIA准备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计划胎死腹中。AIG觉得卖断的方式没有后患并且收益更大。交易的结果是AIG增加250亿美元的现今，和增加价值105亿美元的保诚股份及有价证券。新增的现今会立即用来偿还美国政府投资在AIG身上的大约1820亿美元的援助。紧接着，出售保诚股票所得也会退还给政府。AIG希望用这笔钱来减少政府在其薪酬支付及日常运作中的干预。

目前这项交易还不明朗。保诚宣布增股200亿美元来为交易融资，这是伦敦证券交易市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股票增发。股价每下行一点，保诚股东所持股份被稀释的程度越大，而在保诚公开交易的两天内，其股价就下滑了20%。股价每一次的下跌都会增加稀释的效应从而助长股价的进一步下滑，这会招致恶性循环的风险。如果保诚的股价持续下跌的话，收购交易可能会流产。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保诚所有权结构及其亚洲业务的重新洗牌。有传闻称亚洲大型的国有财富基金可能会参与到保诚的增股中。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有投资机构会参与其中，但是马来西亚也有可能。

亚洲政府一向倾向于支持本地巨头，在此背景下，保诚会发现他对友邦的收购对其大有裨益。在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这三个至关重要的市场上，友邦在独立运作方面享有特权，相对于约束本地合资公司的法律较为自由。总的来说这些特权是无价的，而这些权利能否随着公司一起被转让也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保诚和友邦有着丰富的亚洲市场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理应在宣布交易前就能达到批文。再加上两家公司都有上市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也使得批文的下发更有保障一些。

保诚要攻克的不仅仅是财务和政治方面的障碍。两家公司的销售团队一直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并且二者的客户也有重合的部分，保诚必须要将这些资源机进行整合。大量案例显示，一些国家并不喜欢助推强势的外资竞争方的发展，而这些国家本身的作风也更官僚化，所以保诚不能在等拿到监管方的批文后才开始资源整合的对于而保诚的这些动作必须要快，否则其代理机构和客户都有流失到更稳健的保险公司的危险。

对于AIG来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实现增长而是相反：巧妙的进行瘦身。出售友邦是AIG自2008年9月被美国政府大规模接管后进行的一系列出售交易中最大宗的一笔。到目前为止，甩卖的进程还不够顺利。在政府援助后的最开始几个月里，AIG进行了一次大甩卖。其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总部在房地产危机中被抛售，慕尼黑再保险收购HSB的价格之比AIG 9年前买下这家公司时价格的一半稍高了一点点，HSB是AIG集团从事机械项目保险的附属公司，在业界享有盛誉。

更多的抛售会随之而来。据称，另外一家名为海外人寿保险的子公司（Alico）也已经出售给了美国保险公司大都会（MetLife）。另外一家飞机租赁部门在评级高的时候对AIG来说很值钱，但是危机之后却变成了集团的拖累，该部门也将被出售。理论上说，很多其它方面的业务也都在清仓名单中，其中包括了经纪业，养老保险，财产保险，意外伤害险和抵押保险等。

友邦和其它类似的交易中可能会附有非竞争协议，目的是限制AIG, AIG历史上的强处正好和现在的组织上的螺旋下降相反。在这样一个风险和额外收益并存的交易中，一些牵涉其中的保诚高管之前在AIG有过很长的任期，这种现象绝不是巧合。他们的前东家最终最终定位于重启增长上。但是AIG首先要做的是建立新的根基并且减少枝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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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even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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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弗拉金: 他家地里挖出的东西是真是假？

Somers — Thu, 18 Mar 2010 09:15:20 +0800

逝者

埃米尔·弗拉金

Mar 11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埃米尔·弗拉金——农民，格罗佐文物宝窟的所有者——于2月10日逝世，享年103岁

天一亮，耕童就要下地干活。所以，1924年3月1日那天破晓之时，埃米尔·弗拉金正和他的爷爷赶牛耕地，那块地叫作迪朗东。极其糟烂的一块地，以前从未被耕过，到处是石头，湿滑的粘土顺坡流进一个河谷。瓦雷耶河在谷底流淌，细瘦的树木盖着坡顶；这是一个只有四间房子、名叫“格罗佐”的村子，位于法国正中部，在阿列省的一处无名角落，离维希市12英里。

地里满是荆棘，牲畜要奋力前行。其中一头牛叫作佛罗伦萨，它被一个洞给绊倒了，耕犁散到一边。但当埃米尔把牛拉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洞其实是一个地下室，里面有斧头、陶瓷花瓶、刻着奇怪划痕的砖块、人的骨头。埃米尔打碎了几个罐子，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钱币；没那运气。窖室内壁的砖上涂了秞，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埃米尔那时17岁，刚刚离开村里的学校没几年，嘴上刚有些绒毛，总爱咧嘴笑。到25岁时，他会和全欧洲研究史前历史和碑文的教授打交道；此外，还有卢浮宫的馆长，还有法国第一流的考古学家，还有法律。他穿着干活的衣服，脚踏木鞋，看着陌生人来到这里挖他的地——现在改名叫作“逝者之地”，那里最后一共出土了约5000件珍奇的人工制品。但是问题是——一个被证明很难回答的问题——学生们为了这个问题会以臭气弹相向，屠夫的孩子会在巴黎街头摔起跤来——这是否确是古时的墓葬之地，是新石器时期的？亦或甚至是旧石器时期的？或者只是小埃米尔自己伪造的。

神秘的字母泥板

这些发现极其引人入胜。到弗拉金的博物馆参观的访客（门票4法郎）会找到——现在仍会找到——没有嘴的面罩和脸部雕刻品；穿着洞的骨头，洞周围划着太阳光线；陶罐、片岩制成的圆环、磨光的石头。有些供膜拜的神像是雌雄同体，阳物长在前额。几块骨头上刻有驯鹿奔跑的图画，尽管法国的这块区域上的驯鹿被认为在一万年前就消失了。但是最让人兴奋的是十几块方方正正的泥板，上面刻着字母——如果这些泥板来自新石器时代，那么上面的文字就要比腓尼基字母早好几千年，而西方的这套字母被认为源自腓尼基字母——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就从中东变到了格罗佐。

这个离奇论述最早来自安东·莫雷——维希的一位医生和业余考古学家，他接手了挖掘工作。是埃米尔把他争取来的，而且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把他接到的这里。埃米尔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爸爸说要在这块地上种庄稼。莫雷付给弗拉金一家一年200法郎的挖掘费，而且在自己撰写的关于这里考古发现的文章中与埃米尔联合署名。埃米尔于是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学者，而且用当时时髦的夸张风格来签名，但是势利的巴黎人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粗野的”乡下男孩。

1926-1928年期间，莫雷带来了专家。有些专家——包括一个专家委员会——认为这很显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尽管还令人不解地混有铁器时代、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物品。其他人马上就摒弃了新石器之说，而埃米尔却坚守自己的说法。卢浮宫馆长嘲笑他，他就控告他诽谤，好似大卫对决哥利亚。警察抄了他的农场博物馆（法兰西史前史学会会长报的信），甚至带走了他弟弟混土的平底锅，他于是向他们吼叫，还因此挨打。他被指控半夜偷偷出来埋下那些石头，而且上面的划痕都是新弄上的，但是没人可以证明这点。他还被正式指控欺诈，但是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回。

1928年，位于巴黎的犯罪记录办公室的主任检查了那些印有字母的泥板，说在当中找到了青草，还有苹果枝，还有20世纪的衣服纤维。但到了1982年，一个瑞士学者认为这些泥碑和字母来自凯尔特时期。1973年的光热测试认为泥碑所处时期可以在公元前300年到13世纪之间的任何时候；碳测定法的结果是5世纪到15世纪之间；法国文化部在1995年的一份简报中给出结论，认为这处遗址是中世纪的。弗拉金则静观事态发展，他知道尽管这不太可能是一处遗址——这么多年代的这么多东西全都混杂到一处——但是每一件宣布的文物真品都巩固了他的名誉。1990年，他因为自己的发现被授予棕榈勋章。尽管争论之声依然热烈，一直吵到了网络时代——网上接着论战，但是他感到对他的冤枉已经大白。

5000件的物品，他一件也没出卖，尽管许多人都要买，而且这些钱能让一个农民家庭更宽裕。他把这些东西每件都安放在各自的玻璃盒子里，有些下面还虔诚地铺着红布。

至于那块叫作迪朗东的土地，他再也没有耕过。考古挖掘已经把这块多丘的土地毁掉了。而且还需要更多的挖掘才能弄清格罗佐之谜。迷雾中的三月树审视着逝者的幽魂，看着罗马人、凯尔特人、中世纪的农民、带草帽的考古学家——出现，消失；还有年轻的埃米尔·弗拉金，他正在督促他的队伍挖掘逝者留下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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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eas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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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捕鲸而是沉陷

Somers — Thu, 18 Mar 2010 09:07:15 +0800

不是捕鲸而是沉陷在国际羞辱的汪洋里。不过和解的救生索也许就要上手

Mar 11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一片在口中咀嚼时会油脂四溢的软骨是否合你胃口呢?如果是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鲸鱼肉。不只是口感，鲸鱼肉还能让你体验到长年积累的水银。想想看，这些聪慧的鲸鱼在被猎捕时所受的折磨; 还有那赶尽杀绝的军事和工业手法。日本的捕鲸行为是，套一句王爾德(Oscar Wilde)的话说，那难以形容的恶追差堪食用的肉。
就像英国的猎狐，各方意见似乎争论不休。自从1986年以来，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就已禁止了商业的捕鲸行为。可是每年南极夏天时，日本都会派遣船队南下去捕捉数百只鲸鱼以供作”研究用”。而每一年在IWC的会议上，赞成捕鲸和反对捕鲸的两方阵营都会绷着脸来共襄僵局。在捕鲸的渔场上，日本船队遭遇了海洋守护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这些海上的战士，往日本船只甲板丢掷酸臭的奶油、用船索要缠住螺旋桨、还试着要逮捕捕鲸船船长。今年稍早，一艘海洋守护协会的船在碰撞后沉没了。最近一部美国电影将日本沿海的捕鲸行为暴露在探照灯下。这部名为海豚湾(The Cove)的电影大部分是秘密拍摄的，将日本主岛一个渔村太地盯(Taiji)年度的海豚滥杀揭露无遗。本周该电影得了奥斯卡奖。
对海豚的滥杀伤害了日本在海外一般人心中的地位。就连和澳洲长期以来在亚洲最亲近的伙伴关系也面临危局。澳洲的首相陆克文(Kevin Rudd)威胁着要日本在十一月下个鱼季来临前放弃捕鲸，否则要在在国际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上提出控告。面对这些，日本捕鲸的意志似乎反而更坚定了。捕鲸集团用暗示的方式胁迫着日本的戏院不要播放”海豚湾”。两位被怀疑揭发了日本捕鲸计划弊案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也被拉上法庭。
刚上台的日本民主党(DPJ)，比起之前的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对捕鲸并不是太有好感。该党却面临着国际舆论在鲸鱼和鲔鱼上的大肆哒伐。本周一个国际野生动物保育团体开始会商，会议的决定可能会禁止北大西洋黑鲔的贸易。许多日本人，如果不让他们把这做寿司和生鱼片的珍贵鱼种吃到绝灭可是会生气的。有些批评的人则把这种保育上的病态扩大来做解释。他们说，日本是要自绝于世界。
不过，去太地盯这个小渔村走走会给你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该渔村是日本一个独特而引人入胜的地点。村里的人有着像Tomi(守望)、Kaji(铁匠)、和Amino(渔网)的姓。四百年前当地的居民发展出有突破性的鱼叉技术，也学会用网来延滞回游的鲸鱼。一张古老的画中，在海上的村民正要用梯子攀上一尾已被屠戮的露脊鲸。斑驳的石碑见证着村民安抚鲸鱼魂魄的心，而鲸鱼的躯壳也在无数次饥荒中拯救了村民。
由于村民被禁止捕杀沿岸的小须鲸，他们转而去捕捉海豚和不在IWC禁杀之列的齿鲸。村民对IWC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IWC自从1986年以来容许了几个原住民族群为了生计猎捕鲸鱼。例如已经忘却如何操舟狩猎的美国华盛顿州马侃族印第安人。加勒比海的Bequia岛民虽然可能会捕捉座头鲸，但是他们是在1870年才被新英格兰人教会捕鲸。相较之下，日本太地盯人却已经在沿海捕鲸几乎上千年了。
南极的捕鲸却是另一码事。可不能把工业化规模的捕鲸说成是文化延续的行为吧。当初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推动日本捕鲸的现代化是为了替二次大战后饥饿的人们找一些蛋白质。现在除了少数像太地盯这样坚守传统的地方之外，已经很少人还有吃鲸鱼肉的习惯了。国营的捕鲸公司之所以仍不破产，要归因其政府的低利贷款和补助。海洋守护协会也对捕鲸造成冲击: 船队的捕获量只有他们意想中的一半。这两百多艘南极船队和支持他们的官僚体系正就是民主党(DPJ)宣言要打击的特殊利益团体。不过在上次选举中，捕鲸业的选民是转而支持民主党的。当海洋守护协会不在媒体焦点时，捕鲸的活动几乎不会吸引任何广大群众的注意。公众对捕鲸的意见，不论是支持或者是反对，都是很冷漠的。
自己打来的狐狸可要自己吃
所以也许最终可以有一个各家接受的方案吧。去年一位前外交部发言人谷口智彦(Tomohiko Taniguchi)，不再保持和日本政府口径一致。他说，日本应该思考放弃南极”研究”，来交换有限度的开放商业捕鲸。他指陈南极捕鲸对日本国际地位的损伤，以及对少数当地捕鲸渔夫在市价上的冲击。僵持不下的IWC也朝同一方向上摸索类似的方案。一项与IWC主任委员(Cristián Maquieira)同名的提案，计划以大幅削减捕获量为前提来有限度开放现有捕鲸人的商业捕鲸，而同时要求将南极研究列入IWC管制。日本似乎有兴趣，不过提案细节在今年夏天IWC年度会议时才会比较清楚。
保育人士对重新开放商业捕鲸一定又会大声疾呼。澳洲也是。不过陆克文先生在保护鲸鱼上的动机可不是那么单纯。澳洲对南极和周边的海域主张了领土权。陆克文先生也希望用他的热情在下一次选举中赢取绿党的支持者。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妥协的方案都要比继续僵持要好。鲸鱼肉仍将是差堪食用，不过捕鲸行为却将会是较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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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zenpot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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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同当

Somers — Wed, 17 Mar 2010 09:07:52 +0800

处理财政赤字
有苦同当

Mar 4th 2010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政府公债与预算赤字的上升，或将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纳税人与公务员之间

赶上日子难过的时候，许多人都禁不住借信用卡挺一段时间。而当经济陷入衰退之时，很多政府则乐于扩大他们的预算赤字，以帮助经济度过难关。

合理倒是合理。只是在过去大概18个月的经济危机期间，预算赤字在若干国家的迅猛增长致使人们普遍认为，中期的预算修整将不可避免。处在甚或超过GDP10%的赤字水平是无法持久的——尤其考虑到不安的市场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而公债的规模亦在增大。

市场压力为赤字（问题）在南欧的赫然出现提供了解释。尤其是在希腊与葡萄牙，融资成本已然急剧上升，一些投资者对两国延展（或者滚偿）债务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赤字在即将到来的英国选战中，同样会成为中心议题。而在美国，“茶党”已经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反对上升的政府支出。

赤字与公债相对总体经济的规模何时才算太高，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对发达国家而言，公债的GDP占比不超过60%是危机前公认的安全范围。然而，尽管日本的国债规模早已超过GDP多年，其政府尚未遭遇任何融资危机——原因或许在于，它在国内拥有大量的人群愿意购买政府债券。但是，如果政府在其财政操守上确实失去了市场的信任，危机便会很快出现，并迫使国家做出痛苦的政治决定。

很明显，经济增长会让决策者的日子好过许多。通过税入的上升以及在失业救济等方面的支出下降，（经济）增长会自动达到削减赤字的效果。随着经济增长，赤字回落，公债也会变得更具可持续性，调整的负担得以减轻，投资者也消除了疑虑。

过去——通常是战争结束之后——国家摆脱庞大的债务负担，靠的是人力与资源得以从冲突中解脱，并被投入到更具生产性的工作当中。当政治家们转向今天的赤字问题时，选择改善长期增长前景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此处并不乏机会：例如在某些国家，延长退休年龄以及其他增进劳工市场灵活度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早该推行的事情。

然而，假设许多发达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快速而持久的增长想来是不明智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甚至萎缩，增长滞缓的可能性其实更大。而且，金融危机后的增长通常趋于疲弱。在一本有关主权债的新书《此次非比寻常》（“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与哈佛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各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们的债务。”

既然如此，除了债务违约或者借助通胀暗地里赖账之外，就只剩下两个办法来结束赤字（问题）：要么支出必须削减，要么赋税必须增加。未来几年，许多政治斗争都将在这条自然的战线上拉开；一方是纳税人，另一方是公共支出的受益者。而前者与公务员之间的冲突已是箭在弦上。在一些国家中，一党可被视作纳税群体的代言人（比如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共和党），另一党则是公务员的代表（比如两国各自的工党和民主党）。

另一场斗争将在代际之间展开。在美国，中期预算的最大威胁是退休金与老年人的医保支出。巨额赤字也许减轻了短期内的经济痛苦，却增加了下一代人承担税负与利息支付上升的风险——而这两项都将侵蚀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斗争也不是彼此独立的：纳税人供养着退休的公务员，而后者所享受的养老金——大体而言——都比私人部门要慷慨许多且不易更改。

此类斗争的胜负结果可能因国而异。斗争双方均有威力强大的武器。许多最重要的纳税人也是政治捐赠人，所以有机会接近掌权人物。如果他们被忽视了，那结果很可能是卷起铺盖，另投明主。尤其是在欧洲，公共雇员加上那些公共服务的受益人很可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工会，他们的组织无疑更完善。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捐赠者。就像法国工人经常展现的那样，公共部门的联盟可以利用罢工与游行来威胁政府。而其希腊弟兄已经试着要超越他们了。
削减的理由

经验表明，政府应致力于削减支出而不是提高税负。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1996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主要依靠政府薪资[以及转移支付]上的支出削减的财政调整[1]，成功的机会更大，且属扩张性。相反，大多依靠增税与削减公共投资的财政调整则难以持久，而且具有紧缩性。”欧洲中央银行的António Afonso与经合组织的Davide Furceri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发现，政府支出的GDP占比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放缓趋于相关。英国中右翼智库Policy Exchange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成功的债务重组有80%要归功于支出上的削减（见表格）。

一些更成功的赤字削减方案则伴随着通胀与利率的下降。这减轻了经济反弹的阻力并帮助政府赢得选举支持。只是，现在的通胀已经很低，大部分国家的债券收益同样如此。所以削减支出或许无法在降低利率上得到市场太多的认可。但是，认为支出或许无需削减的想法将招致利率上升的惩罚。

只是，削减公共开支并非好啃的骨头。衰退时，福利支出会自动上升；养老金支付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继续升高。西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利用冷战结束的机会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可考虑到阿富汗持续的军事行动还有恐怖主义的威胁，进一步大规模的削减难以想象。由80年代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所开创的大型国企私有化所带来的简单、而一次性的收益，今天也不复存在了。

奥巴马承诺要冻结可自由支配开销（不包括防御跟内保），以便在10年内节省2500亿美元。比起每年1万亿美元甚或更多的预算赤字，这并不算多。所以美国政府必须触及那些政治上更加敏感的区域。社会保障（养老金体系）不属于可自由支配项目，但其变化很可能成为任何财政改革无法绕过的一部分。假使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他们或将更改福利支出的领受资格。

许多政府由于以工作或补贴来报答自己的支持者而自缚手脚。希腊的右翼新民主党在2004年掌权时发誓要推进经济自由化。然而当它于2009年下台的时候，公务员的数量反而比上台时还要多。这类“食客主义”往往导致政府经济参与度的上升，使得在就业与收入上依赖政府的民众越来越多，而这些人在选举时又倾向于维持现状。强迫政府以损害其核心支持者的方式采取行动很可能造成危机。

而如果危机真的发生，市场往往坚持把削减公共支出作为对政府骨气的一种考验。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到：“即便是那些承诺付清所有债务的国家也不得不大幅紧缩期财政政策，以便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并以此降低风险利差”

于是，政府可能发现其政治决定受驱于取悦市场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南欧国家的选择如此匮乏的原因。被缚在单一货币区内，这些国家失去了贬值本币的选择，而这是他们过去（摆脱困难）的惯用伎俩。同样，把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也不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对后者的控制。
选民，抑或债主？

倘使所需的（开支）削减尤其痛苦，将其推行到底的政治成本便可能是政府所非常不愿承担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发生于1931年，当时英国正设法维持金本位。彼时的工党政府被告知说，只有削减预算赤字——尤其是失业补助——才能平息市场，否则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将在2个星期后告罄。内阁就此破裂。时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接管了一个（大体上由保守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结果一直以来饱受左派谩骂。在付出一切努力之后，节俭计划终告失败；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英国就退出了金本位。

这1931年的小插曲，在工党的历史上被视作“银行家的引道”[2]——金融家们通过它设法将政府逼到了损害穷人利益的路线上。今天的政府同样会试图将自己的问题栽到“投机者”的头上——他们所谓的“投机者”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了从银行家到对冲基金经理在内的所有人。债权人可能因为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坚持提高利率的想法，对政治家而言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在1月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Davos economic forum）上，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说到：“这是某些其它利益集团——政治的也好、金融的也罢——对欧元区的攻击。大多数情况下，某些国家可以说是被当作了欧元区的薄弱环节。”

即便如此，希腊政府还是承认了其平衡预算的必要。就削减赤字的政策而言，帕潘德里欧拥有一些决定性的优势：他在去年的大选中取得了显著性的胜利；民意测验表明希腊人接受这种节俭的必要；反对党也正表示支持；而其泛希社运党（Pasok party）与工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左翼政党而言，完成预算削减应该会容易一点。

社会团结的拥护或许是瑞典在其90年代初的银行危机后，成功完成财政紧缩的原因。其社会民主党政府将94年占GDP达9.3%的预算赤字扭转为98年1.2%的盈余。支出下降达到GDP的5%强，税收收入增长同样不相上下。这4年间经济平均增长达到3.2%，失业水平甚至比方案实施之初还要低——这当然成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恩惠。

政府内部的利益之争，对赤字削减而言亦是可好可坏。直到一个成功的紧缩方案于1995年在自由党的预算中得以公布，加拿大此前三次财政改革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早先的改革遇到了政府部门的阻力而无法推行。在第四次尝试中，各部门接到鼓励，要表现奉献精神——他们还被告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包括全体人员在内的预算将被削减10%。若干领域——包括国防，农业补贴以及失业救济——完成了开支的削减。预算从1994年占GDP6.7%的赤字转变为1997年的小额盈余。

也许提税——尤其是对富人提税——才能确保大众接受痛苦分担的政策，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是大规模的增税可能损害经济。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而与其相关的都是那些为吸引商业与资本而实行减税的国家。爱尔兰因其（高）增长率而被称作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它的公司税率只有12.5%，而且在去年的财政紧缩中也没有被提高。

过去30年，公司税的下降趋势可谓义无反顾。华府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的Robert Carroll做了一份调查发现，经合组织中的最高税率已从80年代初的51%下降到了2009年的32%（见图）。如果商业因为低税率而来，他们也可以因为高税率而去。

高税收的欧洲政府已经在过去抱怨过来自诸如爱尔兰这类国家的（税收）竞争。当下的危机将增加税收政策合作上的要求。事实上，很多国家将同时提高税率，这将减少商业移动的诱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起点，对那些税率较低的国家而言，提税应该相对容易一些。

高收入的人群，流动性可能一样很高。在过去10年中，法国有大量专才迁往伦敦，以至于该国总统萨科奇（以减税作为交易）央求他们返回祖国。英国正逐渐失去其对高收入海外人口的吸引力。会计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计算表明，英国当局对一名年收入达到25万英镑（37.3万美元）的已婚高管的薪资增缴额，将超过除意大利之外的所有G20国家。

需要最大限度地对其国民征税，重新引起了各国打击避税的兴趣。G20已然向诸如瑞士这样的低税国家施加强压，令其公布海外储户的信息。尽管如此，商业与个体仍然拥有许多合法途径迁往那些税制更为优惠的国家。

因此，诱人的将是那些不好逃避的税种，尤其是消费或者增值税。此类税收的政治缺陷在于其落在穷人身上的负担要大于富人。这势将不得人心，尤其因为许多人把本次危机看作是高收入银行家的过错。另外，倘使提税导致需求下降，经济或将再次陷入衰退。1997年日本消费税的提高始终背负着导致复苏脱轨的罪名。

欧洲政府相应地在其紧缩方案中搞出一组混合措施。欧猪四国（PIGS）[3]均承诺要对公共部门薪资进行开刀——要么对薪水进行削减或者冻结，要么减少公务员的数量。希腊于3月3日公布了新一轮削减。不过这些方案中也包含了增税（葡萄牙的高速公路费，希腊的燃料税）与打击逃税的举措。

逃税在希腊的专业阶层看上去十分普遍——很少有人申报高收入。政府对此的反应之一是尝试鼓励使用发票。申请个税减免至1万2千欧元的高收入者需要提供至少不低于该价值的支出凭证[4]。

即便努力的分摊痛苦，希腊政府还是招来了公共部门的罢工浪潮。政府可以借外部的金融压力作为推动改革的借口，否则将面对强大的政治阻力。但是这一平衡很难把握。如果这些严酷的措施被看作是外国人的指手划脚——无论其来自欧盟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民或许会变得更加顽抗。
人民并未造反

英国前首相索尔斯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与其他19世纪的保守派人士认为，民主或将导致私有产权的终结。债务人的数量趋于超越债权人，结果在选票的数量上亦将如此。

此类悲观主义尚未得到证实。有时，（二者的关系就像）无盾不穿之矛碰上了无矛不挡之盾。例如在加州，选民有权通过公决为特定的财政政策进行投票。其结果是明确了征税的约束，却模糊了开支的界限。冰岛正打算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为该理论提供一个明确的检验。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同意对冰岛破产银行中的外国储户进行赔偿的条件。

无论如何，加拿大与瑞典的努力表明，如果危机足够紧急，改善不无可能。而且专制政体未必就好过民主决策。拉美军事专政（除智利之外）的经济纪录都很糟糕，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为军官提供舒适工作、为军工厂提供补贴的源泉。此外，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缺失很可能诱使独裁统治者去贿赂选民中有影响的群体。

然而，民主国家还是要在未来几年面对棘手的（政治）决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养老金，其成本将使近来用于银行援救的资金相形见绌。当德意志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89年引入国家退休金的时候，预期寿命是45岁。其想法在于为那些干脆不能再工作的人提供保障。而今天，一个挺到65岁才退休的女人还有可能再活20年。

甚至这样棘手的计算结果，也首先依赖于人们会工作到65岁。许多雇主——尤其是在公共部门——已习惯令其雇员在60岁上下的时候退休。让法定退休年龄即将延至67岁的德国人去援救只需工作到63岁的希腊人，当然会让前者感到恼火。

在英国，大部分公务员依旧享受最终薪资（final-salary）、或者固定福利制（defined-benefit）。相反，私人部门的新雇员则经常被归入金额不定的固定缴费制（defined-contribution）。二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可高达薪资总额的30%。

提高退休年龄——或许到70岁——以及削减公共部门的养老金支付在短期内的节省效应虽然不大，却将极大地改善长期图景。然而，推行的阻力将大得难以想象。处于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比例正在上升；而且比起年轻人，年老的更可能参加投票。而如果没有改革，那些无动于衷的年轻人将面临令人乍舌的赋税压力。

赤字之战不乏脚本：纳税人对公务员；老年人对年轻人。促进增长的适当政策或可缓和斗争的惨烈程度。即便如此，血战将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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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 原文是个病句。察看所引文章，应该是“fiscal adjustments which rely primarily on spending cuts on transfers and the government wage b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uccessful and are expansionary.” 详见 http://www.nber.org/papers/w5730

[2] 更多背景可参看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uttonwood/2009/12/1931_revisited

http://ehr.oxfordjournals.org/cgi/reprint/XCIX/CCCXCIII/770

[3] 即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还有西班牙

[4] 为打击避税，希腊政府于2010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抵税规定。申报免税额在6000至12000欧元之间的纳税人，需要出具占其收入10%的开支证明。参见：http://livingingreece.gr/2010/02/12/taxes-greece/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弓长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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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要闻

Somers — Tue, 16 Mar 2010 09:52:55 +0800

将临数日

奥巴马再访亚洲

Mar 14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online

奥巴马计划出访亚洲，并把他孩提时代的家乡印尼作为出访的起始之站。不过，原定于3月18日（星期四）启程的这次出访，将推迟至21日（星期日），以便于奥巴马能够亲临国会，对医改法案的关键性表决作最后的游说鼓动。奥巴马表示，他期待着访问久萦于心的印尼，这个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他肯定会与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讨论有组织反恐问题，预计会重申他去年在开罗演讲的主旨——谋求加强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他也将访问澳大利亚。

3月15日（星期一），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负责人克里斯托弗•多德将推出期待已久的法案——关于重整美国金融业的法案。由于共和党坚持新消费者保护机构应该有一些权力，偿试促成跨党派法案的努力宣告失败。该法案很可能因场外衍生工具过多而主张集中票据清算，并主张设立一个利于控制的机构，逐渐减少已显出增值能力整体弱化迹象的金融公司。

3月15日（星期一），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最大的反政府组织“正义与平等运动”，将共同迎来达成一项正式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由于达尔富尔的其他主要反政府组织没有参与和谈，这有可能致使任何形式的协议达成都成为泡影。苏丹各政治力量离下月举行重新大选已经时日不多了。这次大选是该国在约25年来的首次多党选举。明年1月，苏丹南部也将面临全民公决分治问题——这有可能使改善达尔富尔局势的所有努力失去意义。

3月17日（星期三），在维也纳举行的一个小组会上，欧佩克生产配额将受到审查。虽然每桶售价已超过80美元，但预计生产量不会立即变化。虽然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石油需求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欧佩克可能认为尚无必要对配额问题采取行动。

法国总统萨科齐拥有绝对的议会多数派，没有真正意义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竞争对手，但在地方选举中还得面对一场夺权战役。在第一轮选举一星期之后的3月21日（星期日），法国22个本土地区及四个海外地区的政府选举将进行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对于执政的萨尔科齐的“人民运动联盟党”来说，前景将很不乐观。选民惯于在大选后的中期表达不满情绪，地方一级选举中各社会党之间步调不一，造成脱节，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不乐观原因。地方一级选举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尚可原谅，而在国家一级则是不能接受的。萨科齐可能需要一个靠着哭泣的肩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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