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制造

ZMR掌门人全图MH工具【不发布】

a18ccms — Mon, 08 Feb 2010 20:29:16 +0800

今天下午闲来无事，上午是单位的联欢会。忙活了一上午，中午吃完就跑回来了。留下那些海量的继续喝吧。哈哈~~
想想是不是玩会DOTA，上群里喊人。都没下班呢。。条件性的去外挂网站看看有没有新挂。来确认现在ZMR里面的环境是不是清洁。。没想到搜到一个人的BLOG。
内容搞笑：

标题：开挂被发现。。
内容：用小小开图控各种符杀各种人，14分钟超神，13级
HOLY SHIT的声音响起三次之后，对面的死骑终于忍不住了，说：山岭，你开挂了吧
我菊花一紧。。。这都被他发现了~~~~一般不开图是看不出来对面英雄开图的，莫非这个死骑也用WARMH么
我当然要狡辩一下：什么挂？我怕你们卡，连QQ都没开啊
死骑：你就说实话吧
我：真没开啊，不信看录像去
死骑：你就承认了吧，你一直那么大个？你的大招一直有？
结果对面除死骑之外的四个人齐刷刷打出SB二字。。此刻他队友肯定内牛满面

原文地址

发现原来ZMR里面还是有人在用外挂的啊。崩溃。我还以为里面很“纯洁”呢。而且他还没发布出来。这样就他自己“爽”，这怎么可以。我们要“公平”！
所以花了下午的时间制作了个很简单的全图，凑合用下。~~刚才去ZMR试了下单人，没有“报警”，有待深入测试~~~
顺便说下：大半夜的，怎么没人玩DOTA啊。。！！

使用情况：

2-9 晚：今天晚上试用了下自己做的外挂。安全通过ZMR。不过也发现个问题。我之前制作的时候一直是在近卫的。所以一切都很正常。尝试加入别的主机。发现不好使了。再次尝试得出结论。我只能在近卫使用，看来是HACK了近卫的全图，还缺少天灾的。准备明天上午上班去把这部分HACK出来。做个完整的部分。估计应该不会再遇到什么问题了。呵呵
2-10 0:50 完善的版本制作完毕。本来想上班弄的。想想应该没什么东西。就顺便弄了下。。没想到天灾的和近卫的不一样。汗。不过总算弄完了。掌门人测试通过。

中国官场：呼唤真实，呼唤勇气

soulronin — Sat, 06 Feb 2010 17:15:07 +0800

　　今天的中国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各方面既发展迅速又相当浮躁。浮躁的民间、浮躁的学界和浮躁的官场，是人们随处可见的现象。

最近，中国大陆一些媒体又在炒作一个话题：欧盟可能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不但一些小报在炒作，就连一些有影响的电视节目也在讨论。笔者之前就曾指出，所谓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对欧盟内部决策机制稍有了解、对美欧之间在亚洲政策上的沟通有一些知识的人，就可知道，这是近期内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这一话题之所以在中国不断被人提起乃至炒作，除了有一些媒体不负责任（至少专业知识不够）的原因之外，在官场文化上，其实也折射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即报喜不报忧或唯上主义。

军售解禁：欧盟内部程序复杂

　　了解欧盟内部决策架构和机制的人们都知道，欧盟有三大支柱，即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决策机构，所有的重大外交决定必须经过欧盟理事会的一致通过；欧盟委员会是一个执行机构，虽然行政权力很大，但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决策权；而欧洲议会则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在议题设置和引导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作为决策机构的欧盟理事会，迄今一直实行由成员国每半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制度，同时在理事会内设立对外安全和外交事务高级专员一职；在作为欧盟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内，则在常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外，也设立对外事务专员。必须承认，上述这些机构和岗位的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乃至重复的。这是欧盟作为官僚机构的弊端，但在客观上也避免了这个有几十国组成的庞大国际组织，决策和执行权落入某个大国或个人之手。

　　在去年《里斯本条约》通过之后，欧盟又设立了欧盟总统和负责统一外交的安全和外交事务高级专员两个职务，并将逐渐取消欧盟委员会内部的对外事务专员一职。这一调整当然是着眼于欧盟内部整合，其中也包括在同一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的整合。但在目前的过渡阶段，欧盟实际上处于外交决策相对微妙的阶段。

　　一方面，由阿什顿担任的“欧盟统一外长”，理论上将统筹外交大权，但她实际可支配的行政资源，又不得不依赖于相当强势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作为过渡阶段，欧盟目前仍延续每半年轮值主席国机制，而实际上轮值主席国不是权力有限，就是明知无可作为而在半年时间里心猿意马。更重要的是，即便外交领导权得以解决，欧盟27个成员国要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取得一致，也是短期内极难想象的事情。

　　再加上从几年前开始，美欧在亚洲和对华政策上协调机制，即便欧盟内部能解决其问题，美国对欧盟施加的压力，或者通过欧盟内部的所谓“新欧洲国家”施压，也将使对华军售解禁更为遥远。

中国专家们哪里去了？

　　关键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决策的机制来看，中国似乎很难了解欧盟内部这一复杂的决策程序。正如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美国的决策机制就是麻烦，中国到底是该与美国总统谈，还是与美国国会谈（大意）。但其实，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决策程序无疑更为复杂。

　　2004年12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前，无论是当时的欧盟大国领导人施罗德、希拉克，还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抑或欧盟理事会共同安全与外交事务专员索拉纳，都几度表示欧盟应该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既然欧盟大国和欧盟具体领导人都已表态，军售解禁应该已指日可待。因此，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海牙开会前，中国从外交部到其他有关方面都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最后，中国总理在海牙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最后只能在回程的飞机上表示“我们尽力了”。

　　作为中国领导人，日理万机的温家宝当然不可能对欧盟内部决策程序了解得十分透彻，但中国的众多欧洲问题专家哪里去了？众多智囊机构为什么就没有向国务院总理提供符合实情的专业意见？其间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最后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不缺有水平的专家，而缺少勇于讲真话的专家。

官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

　　这显然不是一个在专业范围内能够解释或解决的问题，而涉及到学界传统和官场文化。

　　从学界传统来看，缺乏实证研究是通病；学者往往满足于基本概念的使用，缺乏对细节的追踪和研究。从官场文化来看，唯上主义和报喜不报忧，则是多年的通病。中国的大量官方智库及其研究人员，究竟能否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各级官员能否从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立场出发，向上级提供经过自己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其间当然有官场机制的问题，似乎也有官方学者和官员个人良知的问题。

　　这样的例子绝不仅限于对外关系领域。实际上，官场唯上和报喜不报忧的文化，更多地存在于对内的各个领域。今天的中国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各方面既发展迅速又相当浮躁。浮躁的民间、浮躁的学界和浮躁的官场，是人们随处可见的现象。但世界上任何职业都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知，官员恐怕也不例外。当民调显示“性工作者诚实度已优于官员”时，也许是各级官员应该深思的时候了。至少，类似“皇帝的新衣”的闹剧再也不该在今天的中国上演了。

作者是凤凰卫视评论员

《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205.shtml

深圳启动公务员改革近7成公务员将实行聘任制

soulronin — Fri, 05 Feb 2010 18:40:41 +0800

深圳公务员分类改革驶进“快车道” 将实施职位分类和聘任制 69%公务员“官帽”将被摘

本报深圳讯（记者廖嘉明实习生陈岑通讯员龚婷）昨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详细公布了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内容，继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迈进了“快车道”。

改革将把公务员原来“大一统”管理模式划分成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69%的公务员将被划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中，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的实施，部分公务员“官帽”将被摘掉，“铁饭碗”变成“瓷饭碗”，独立的晋升渠道让长期困扰公务员的“天花板”问题得到破解。

铁饭碗变瓷饭碗

改革内容

目前，深圳公务员都按综合管理类进行管理，此次改革的重点就是把大部分从事政策执行、一线执法、专业服务的公务员从综合管理类中划分出来，归为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后两者晋升渠道独立、待遇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

69%公务员“官帽”被摘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指的是在行政机关所属执法单位中主要履行监管、处罚、稽查等执法职责的公务员。此类公务员职务统称为执法员，设7个职级，从高至低为一至七级执法员。据了解，深圳市委、市政府已确定了市直10个部门的执法单位和各区有关执法单位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单位，约有6300人，另外加上已试点的公安系统公务员、监狱劳教警察，改革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人数将达24000多人，约占行政机关公务员总数（35000人）的69%。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指的是各级行政机关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履行专业技术职责，为实施公共管理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技术手段保障等工作的公务员。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目前确定市气象局的气象预警预报处、信息网络处共16人，约占此次纳入分类管理改革公务员总数的0.1％，以后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逐步扩大范围。

待遇行政职务级别脱钩

此次改革，根据职位类别的不同，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建立了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的独立职务序列，公务员的待遇和晋升重点考虑其年资积累和工作业绩，“不同职级的公务员，干的是同样的活，只是待遇不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

改革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明确为非领导职务，各职级间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职级晋升与个人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挂钩；执法员职级的设置不受机构规格限制，保证市、区、街道和基层所、站的各类执法员有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让基层公务员晋升“天花板”问题得到破解。

专业技术类，仅规定由高至低设主任、主管、助理等职级，具体设置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与专业技术条件挂钩，体现对专业技术能力的尊重，同时考虑个人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专业技术类介乎于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之间，强调的是专业层面上的竞争，在专业领域内领导别人。

年增千名聘任制公务员

改革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扩大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将实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传统公务员的“铁饭碗”将变成“瓷饭碗”，有效促进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据了解，深圳从2007年1月开始了公务员聘任制的试点工作，目前已基本建立了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并招聘了两批共53名聘任制公务员。从今年起，深圳决定扩大聘任制公务员招聘规模，在有行政编制空缺的前提下，争取每年补充1000名左右聘任制公务员。

“分类管理后，考试的内容和科目是按照类别来安排的，深圳会根据单位的申报情况，灵活安排招考。”王敏说。

3月首次公开招聘

昨日的报告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王敏透露，3月深圳将组织今年第一次聘任制公务员公开招聘。

深圳市人社局副局长陆韬表示，今年下半年，深圳可能会再安排一次招考，年内安排不超过两次。

另外，在今后几年内，分类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包括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等，将被列入考试内容，考生考上后将按报考职位明确的职务（职级）和薪级订立聘任合同。

由于分类管理强调“各司其职”，偏重职位管理，陆韬强调进入公务员队伍后“二次择业”的成本会比较高，而且待遇以职级为唯一标准，不再以学历衡量。

改革用3年分步组织实施

分类管理将采取“制度先行、逐步推进”的办法，用3年时间（2010年~2012年），分步组织实施。

随着分类管理制度的制定和首批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两类公务员职位的界定，下一步，深圳将全面启动套转行政执法类或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级工作，新进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职位公务员实行聘任制。

本文来源: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2/0204_17_1536586.shtml

爆笑90後雷人語︰談什麼感情，多傷錢啊！

soulronin — Tue, 02 Feb 2010 11:10:13 +0800

“談什麼感情啊？多傷錢啊！”

今天突然看到這句90後的雷人語，爆笑之余，覺得現在的世界真的變化太快了，10年前，誰能說出這樣的話啊，但是如今，這句話卻得到很多人的推崇，尤其是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什麼，卻是一腦子世故，你批評他們嗎？但是想想，他們這樣的想法是誰造成的，是物欲橫流的社會，誰制造的紙醉金迷、道德淪喪？是你們！40後，50後，60後！試問在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的，如何能保持純潔思想？？你說出家去吧，少林寺的門口都擠滿了比基尼美女走秀，開著奔馳的方丈CEO不知道已經有幾個二奶了！

不要一味去指責90後多麼非主流！我們的主流是什麼呢？因為你想想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了多麼糟糕的成長環境！在媽媽肚子里開始，滿世界的電腦電視電冰箱手機輻射包圍著，汽車廢氣，工廠毒氣呼吸著,這還算幸運的，更有甚著，爸爸的精子還沒有機會踫到媽媽的卵子呢，就被一層薄膜隔住了，因為一個人一生要辦80個證，養到18歲要花最少50萬，所以沒有錢的直接沒有機會生了！

堅強點的終于熬過10個月出了媽媽肚子，一不小心可能就中了毒奶粉，幸存下來的可以吃口飯了，就可能踫上毒大米，注水豬肉，瘋牛病，禽流感，豬流感，口蹄疫，你告訴孩子雞是吃蟲子長大的，誰信啊？你干脆不吃肉，那好，蔬菜也是轉基因的，而且農藥超標！接下來孩子無比頑強的度過了童年，該上學了，要樹立遠大理想，他該以什麼為楷模呢？滿世界的電影電視網絡上都是發財暴富的故事，宣傳的是有錢才是英雄，沒錢的就是笨蛋，學校里不穿名牌就被罵鄉下人，從幼兒園開始去爭所謂名校，為了進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孩子沒有時間玩，甚至沒有時間睡，父母要跑門路，拼著命去塞錢。。。

然後在大學里，女的長得丑點又沒錢，被同學看不起，被戀人甩，出去坐台還賠打車費，長得漂亮點的在學校被教授潛規則，出去膀個大款被人罵二奶。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找工作就開始比爹的能量，沒有好爹的去人才市場可能被擠成傷殘，做個簡歷恨不得付上裸體寫真。。。想想你將要面對怎樣吃人的社會啊，所有的人都不擇手段，只為了一樣東西，就是錢，只要你有錢，你就是英雄，成功人士，親戚朋友就會圍繞在你旁邊替你鼓掌，所以當官的在貪污，警察聯合罪犯一起撈錢，做生意的去騙，做假貨，農村的女孩到城里去賣淫，回到老家還趾高氣揚，城里的女人做貪官二奶，三奶，全家人慶祝！。。。。這就是我們呈現給我們的後天的所謂主流，比較起來，非主流是多麼純潔啊！

最後，堅強的孩子們終于熬出頭，工作也找到了，然後準備結婚，放眼望去︰男的長的帥的花心，長的帥不花心的沒有錢，長的又帥又有錢又不花心的結婚了，長的又帥又有錢又不花心又沒有結婚的是同性戀！！女的漂亮的做了二奶，漂亮的沒有做二奶的等著做二奶，又漂亮又沒有做二奶的結婚了，又漂亮又沒有做二奶又沒有結婚的是整容的，不漂亮不是二奶沒有結婚沒有整容的是博士，不漂亮不是二奶沒有結婚沒有整容不是博士的在街上洗頭房打工。。。。

說到這里，不能再說了，怕有人看了會自殺~~

還是做個俯臥撐吧，怕被控殺人，警察抓去躲貓貓，還是去打醬油吧。

媽媽叫我回家吃飯了。
本文来源: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44153

这十年，北京是这么拆名人故居的

soulronin — Tue, 02 Feb 2010 11:06:00 +0800

在北京名人故居旧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北京内城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正被压缩和加速消失。
　　“奥迪、帕萨特、马自达……这些人刚到这时，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两年不到，这十几号人全部换了新轿车。”戴着红袖章正为社区执勤的王兴说。说话间，一辆崭新的马自达轿车从狭窄的胡同里溜过去，“这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王兴是一名退伍老兵，退休前在延庆县山里的兵工厂做刺刀，上下六代都生活在北京宣武区的老城里，自言离不开内城生活，因为这里有便利和高效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他口中的“这些人”，都是为“中信城”项目做拆迁服务的包工头。他们与住户谈判，各个击破，获得房屋产权，然后层层加码，卖给开发商。

　　这些开上新车的人，正与王兴等居民展开激烈“交锋”。因为补偿费用鸿沟巨大，居民的生活时常受到骚扰。“康有为故居”门前的影壁上，一个“拆”字写了又涂。王兴就住在这个大杂院里。“两会期间，他们怕影响不好，把‘拆’字又给涂了。”居民指着周围的建筑，“你看所有的墙壁、房屋，都被写满了‘拆’字，甚至路面上都有。”这是梁思成故居险遭拆除之后，又一处面临消失命运的名人故居。它的存废，将关系到各方利益：政府、开发商、原住居民、拆迁公司、“拆派”与“保派”专家。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旧城改造和拆迁，更多的是政治力量在发挥效用，那么，在1998年房地产政策改革之后，资本力量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主因。在经历了政治运动有意识的拆毁，以及上世纪80年代无意识改建后，已经失去本来面目的北京内城，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正被压缩和加速消失。

争夺战

　　11年前赵景心老人的遭遇，似乎预示着一个开端。1998年2月底的一个傍晚，80岁赵景心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赵景心终于知道，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道跟自己扯上了关系，虽然赵家小院离大马路有140余米，根本无碍，但是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想借马路拓宽之机建设商业大楼。

　　作为两航起义功臣的赵景心教授，当然不愿意向开发商屈服，因为他深知这所房子和屋内家具的重要价值。这座被称为家庭博物馆和玫瑰园的院落，建于明末清初，两进院，有1000多平方米，格局整齐，建筑精致。院中几株玫瑰长成了大树，有一人多高，珍贵的凌霄树蜿蜒苍劲。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每一块窗格的小饰件都完好无损。室内的陈设更是条幅书案古典高雅。

　　60年前，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赵景心父亲），经梅兰芳家人的介绍，用100多匹布从一赵姓中医手里购得此屋，并携女儿赵萝蕤入住。赵萝蕤是研究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家，一生从事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生前是北大一级教授。据研究者介绍，她的藏书排在世界第三位。当年，这父女俩就是带着他们宝贵的藏书和满堂的明代家具搬进美术馆后街22号。

　　赵景心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闻讯之后的舒乙来了，文物专家来了，记者来了，小院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所有人都在帮忙出谋划策。在一份向政府发出的保留呼吁书中，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等人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赵家小院声名远播，拆迁的脚步好像也慢了下来，拆迁公司的人不再上门，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赵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但是，赵景心并不敢掉以轻心，白天，夫妇俩紧张地守护在家；夜晚，他们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查看。眼见得平安大街两边竖起了不伦不类的明清风格假古董，商业房因招商困难而冷冷清清，赵景心越发找不到屈服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拆了真古董盖起假古董？

　　只是，所有的呼吁和努力并没有挡住轰鸣而至的推土机，一天下午，小院的院墙被铁臂直接捣毁，赵景心要求恢复，拆迁公司理直气壮：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其后，愤怒的赵教授把相关责任方告上法庭，却遇到巨大的荒唐事，东城区文物局相关领导出庭作证，指称赵家院落没有保护价值，支持拆迁。开发商随即打出公告，要求住户“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几天之后，赵景心教授接到了东城区房地局最后的裁决：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11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2000年10月26日，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工人的锄镐，专家和公众一直关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终于化作了废墟和尘土。赵景心夫妇在强行拆除前，被用救护车送走了。

利益链

　　赵景心的失败只是一个开始，几乎与此同时，又爆发了蔡元培故居拆迁事，之后，菊儿胡同、南池子胡同、砖塔胡同、锣鼓巷、东四八条胡同、草场胡同等等文物古建，不是被拆毁，就是遭到局部破坏，还有一些胡同被商业重建，做成“假古董”。据故居研究者陈光中介绍，几乎每一次拆毁都伴随着一场拆与保的争论，但往往“拆派”占得上风，成为最后的赢家。

　　时间来到2009年7月，这次，拆迁队的铁锤落到保护北京老城的标志性人物——梁思成的故居上。位于二环内、建国门地区的北总布胡同24号的此处，正是开发商眼里的黄金宝地。可是，倒退70多年，这小院里进进出出的，可都不是寻常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共在此租住了6年多。从1930年到1937年，他们在这里生了个儿子，并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林徽因布置的“太太的客厅”，则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张奚若、沈从文、冰心等政治和文化名流，都是小院的常客。

　　“梁什么也得拆啊。”来自安徽的拆迁工人并不知道这个小院的标志性意义。看着日渐破落和混乱的院子，他觉得并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我亲自参与了西厢房的拆除，我们四个人，拆了两天。”工人认为现在工程暂停并不是专家呼吁的原因，而是很多拆迁户都没有搬走。与这名工人持有相同意见的是尚未搬走的居民。“还故居呢，这早就不是原来的房子了。”住了27年的住户老马说完哈哈大笑。他之所以在这里坚守两年多，是因为拆迁公司给的价钱，一直不能令他满意。为了对付开发商，他的邻居在门口和窗口安装了三只监控摄像头，时刻提防拆迁队的“偷袭”。

　　梁林故居的拆迁补偿价已经涨到5.5万元/平方米，但是八成的居民还是表示不能接受，毕竟他们每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在日渐增长的北京房价面前，他们目前得到的价格，并不能让自己买到满意的房屋。这些居民的坚守，也客观地阻止了拆迁者对故居的损害，虽然他们本意并非如此。由于《城记》作者王军的奔走和努力，对梁林故居的拆迁被紧急叫停。但未来的结果，并不被“保派”专家看好，真正属于故居的部分，仅剩四间倒座房和一棵马樱花树。但王军觉得，即使将来造一座假的也要留下来，因为这是保护老北京的标志，即使只剩一棵树。

　　对这个小院一直虎视眈眈的，是京城地产大鳄中信地产。这块东至弘通巷、西至北总布胡同的地块，将被一座23层、高70米的科研大楼占据。只是前所未有的拆迁难度，让这个名为弘通大厦的项目停滞了6年之久。该项目早在2003年就被一家名为富恒房地产的公司，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拿到了土地开发权，当年北京市规委审定了项目的规划方案，并完成了设计意见书。

　　但是居民的不合作，让富恒在巨额拆迁费面前停住脚步。一直看好这个项目的中信地产抓住机会，乘虚而入。财大气粗的中信地产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拿下富恒地产，直接获得这块土地的开发权。但当拿到这块“肥肉”之后，中信地产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两年中，中信地产连续向该项目投入了1.2亿元，却只拆迁了整个地块的1/5。

　　碰到阻碍的中信地产，在运作一年多之后，不得不引进新的资本力量。几经接触，另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亿城集团跃跃欲试。当时雄心勃勃的亿城集团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有潜力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纳入土地储备。弘通大厦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达15.23万平方米，又紧邻建国门交通枢纽。宝贵的区位优势和可观的土地面积，让亿城集团对这个项目产生极大兴趣。为此，亿城还在与中信的谈判阶段，就迫不及待地将弘通大厦项目算作了公司拟开发的储备土地挂在网站介绍栏里，并筹划通过上市公司增发股份募集资金开动项目。

　　但随后的故事发展却出乎亿城的意料。投入近亿元资金，接近一年的项目运作之后，亿城集团最终在2007年夏选择了退出。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解除原来收购建国门弘通大厦项目后，亿城股份总经理鄂俊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退出并不是因为增发未成资金紧张，而“主要还是拆迁难度大”。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同样因拆迁难题而败走麦城。

　　记者试图采访又回到中信地产旗下的富恒公司，但遭到拒绝。他们承认拆迁已经暂停，但拒绝给出原因。不过，一条围绕故居拆建的利益链，却可以通过此事折射出来：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上市公司或者大型房企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公司通过投标获得商业权益，建设公司承建，购（租）房者消费之。在利益链的另一端，是文保专家的呼吁和奔走，力量孱弱，胜者寥寥。

恩怨录

　　围绕北京旧城的改造与开发，一直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拆派”与“保派”。“保派”的代表人物有郑孝燮、梁从诫、吴良镛、王军、华新民、罗哲文等，而最著名的“拆派”专家是王世仁。虽然两派在人数上对比悬殊，但在拆迁争夺战中，主张拆迁的意见往往占上风，因为背后有权力和商业力量的支持。

　　“我是悲观主义者，百无一用是书生。”陈光中感叹说，起先，“保派”呼吁保护成片的旧城，可是旧城被逐渐打碎切断，后来又主张由面到线，为保护一条条胡同而奔走、写信，后来胡同也保不住，不得不继续退让，希望能把零散分布的名人故居，留存下来，但现在故居也一所所地被拆掉。

　　“‘拆派’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改善人民生活。”陈光中说，事实上，大杂院里的内城居民确实生活条件较差，“拆派”人物总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王世仁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说起“拆派”与“保派”的交锋，有几次著名的事件不得不提。美术馆后街22号是一个开端，在小院拆与保的僵持阶段，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来王世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受委托参与了对赵家院子的文物鉴定。最终，王世仁在法庭上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各位“保派”专家提出的保护理由。

　　2002年，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作为北京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南池子的命运牵动了“保派”专家的心，当时华新民为了唤起政府领导对文化故居的认知，还举办了一个图片展览。加上很多专家给中央写信，后来改造工程中途停滞。

　　王世仁再次出面，主张继续加大拆迁力度。他说：“拆到这个地步了，很难办，改很难改。只有继续拆。” 最终南池子保护区大半区域被整改，大批质量较好、具有历史价值的院所，再一次灰飞烟灭。

　　2007年5月，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了东四八条胡同上。由于这里属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拆迁刚一启动，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随着信息来源的不断增多，质疑的声音开始转移到王世仁本人身上。此前力主拆迁的王世仁，一直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这次，他的女儿和女婿被推上前台，王的女婿林楠作为合伙人创办的筑合建筑设计师事务所，从东四八条改造项目中获取了部分设计业务，而在此之前，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接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业务，那也是王世仁作为规划评审专家力主拆迁改造的项目之一。

　　处在风口浪尖的王世仁并没有退让，他指出自己的子女参与到工程改造中，“是因为活儿好”，所有对他的“攻击”，都来自“一个怀有政治目的的集团”，他们“有来头，有背景”。王世仁希望“安全部门去调查一下”，他还进一步声明：“他们想让老百姓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这样做就是在污蔑共产党、污蔑政府。”目标直指一直与他站在对立面的各位“保派”专家。

　　“我们除了向公众呼吁和向文保部门反映，几乎没有更有效的保护方法。”陈光中说“保派”专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即缺乏权力部门的支持，也没有商业力量的赞助。而“拆派”人物，利益清晰，背后有资本力量的支持，很容易就占得上风。在媒体人王军为梁思成故居奔走呼喊的那些日子里，一位署名“未名”的作者连续在报纸上发文质疑，称梁林故居保护只是一个噱头、含金量不大、不利于改进民生云云。诸多论调，似曾相识，熟悉京城故居拆保纠葛的人，都会相视一笑。

　　“保派”与“拆派”的故居争夺战，并非全无成果。他们从推土机下抢回了蔡元培故居，尽管它的背后是开发金宝街的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在梁林故居被暂时保留下来之后，“保派”专家的目光都齐齐投向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和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据王军介绍，中信地产准备把康有为故居周边的房屋都拆掉，不能拆的文物保护单位，将用一座大楼包围起来，“故居被吞进肚子里去了”。

　　记者发现，在“中信城”的兜售广告中，开发商还把“故居文化”作为一个商业元素在叫卖，“我们还有一个南海会馆，它就是康有为故居”。那里是“各种各样文脉的聚集地”，可以“收藏首都，点睛北京”，“我们的项目延续了历史”。

北京名人故居拆迁十年不完全记录

　　上世纪80年代，辜鸿铭的寓所变成了王府井旅馆；1991年，李鸿章祠堂成为东城区档案局；1998年，明代严嵩的别墅被拆。之后的十年，名人故居依然未得到北京这个城市的尊重，拆迁一直处于进行时。

　　1999年，为了展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有评论认为，“十七间半”的外墙在扩展后的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绕行，保留“十七间半”对扩宽道路并无影响。后传出消息，曹雪芹故居在离原址不远处重建。

　　2000年10月26日,位于美术馆后街22号的赵紫宸故居被拆，赵紫宸为知名的基督教领袖。这座10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曾被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但最终仍未避免厄运。

　　2002年，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林白水故居被推土机铲平。一位在现场的大妈说：“除了挂了一块牌子以外，根本看不出是文保单位。”林白水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6年被军阀张宗昌杀害。

　　2003年，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号”（后来的红星胡同5号）虽被列为文物，但仍然被拆除。无量大人胡同5号曾是民间外交场所，“几年间造访的国际友人多达六七千人，包括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英、美、意、西、日等国驻华使节，文艺界、教育界、政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等等”。《梅兰芳珍藏老别册》曾提及，宅内“亭台楼阁、山石曲廊、院宇深深、景色别致、陈设典雅”。

　　2003年，察院胡同23号，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叶家的四合院已有200多年历史。胡同保卫者华新民曾致信叶嘉莹，描述拆迁时的场景：“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

　　2003年年底,东城区贡院头条2号，法学家钱端升的私宅被拆除。

　　2004年，东城区西裱褙胡同31号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的故居被拆。除了对北京有特殊意义的于谦祠外，西裱褙胡同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其中包括西裱褙胡同36号的何其芳故居。

　　2004年11月，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被拆，成为高楼的施工现场。张恨水1955年搬入该处居住，直至去世。

　　2005年，孟端胡同45号清代果郡王府被连夜“迁建”，这座王府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的“上上品”。拆迁后，这里成为北京金融街的开发项目用地。孟端胡同拆迁后，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

　　2005年6月16日，西城区赵登禹路北端东侧的八道湾后院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同年8月8日至10日，八道湾西侧鲁迅写《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时的三间书房在三天之内被拆除。

　　2005年，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曾经寓居的原历史博物馆宿舍院被拆，沈从文曾在此处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院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

　　2006年，前民国总理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该院名为“意园”。被拆时，3号院墙上的“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的牌子被一张报纸遮盖住，其后，这块牌子竟被从墙上撬了下来。麻线胡同3号院建筑风格独特，有中西合璧之风。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宅内有太湖石砌门洞，两边大青石条有对联，为乾隆御笔，是圆明园遗物”。

　　2007年，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亡。平坦胡同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2007年11月，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被打上了“拆”字，这里曾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常在此地。

　　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后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等人的呼吁下，梁林故居残余部分得以保留。“梁林”因保护老北京而闻名，却未曾料到死后故居竟险遭拆除。与其一墙之隔的金岳霖故居也险遭破坏。(辑/张坚）

本文来源:http://www.neweekly.com.cn/index/newsview.php?id=1433

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反人类、反科学的《阿凡达》

soulronin — Tue, 02 Feb 2010 10:57:42 +0800

　　江晓原

　　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是我非常喜欢的。这原是科幻剧集《星际战舰卡拉狄加》(BattlestarGalactica)中人类逃亡舰队的指挥官阿达马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终极性质的追问,许多思想深刻的幻想作品最终都会涉及这个追问。而影片《阿凡达》中对这个追问的答案竟然是如此明确———人类已经不值得拯救。

　　在科幻电影史上的初步定位

　　影片《阿凡达》伴随着超强力的营销推介,横空出世,全球热映,一票难求。许多人期许它将成为科

　　幻电影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样的期许能不能成立呢?

　　网上和平面媒体上关于《阿凡达》的影评已经汗牛充栋,可惜其中大部分只是营销程序中标准动作所产生的泡沫。欲求真正能够直指精微的评论,则渺不可得。

　　看科幻影片,大致有三条标准:一曰“故事”,故事要讲得好,能吸引人；二曰“奇观”,即场景、画面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冲击；三曰“思想”,这要求影片能够提出某种深刻的问题,并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引发观众思考。

　　在我看来,这三条标准是递进的———“故事”是对所有故事片的基本要求,“奇观”本来是科幻影片最适合展现的,而“思想”才是科幻影片的最高境界。

　　例如《星球大战》系列,是科幻电影史上公认的丰碑,“故事”其实是常见的王朝兴衰故事,只是改在幻想的时空中搬演而已,主要胜在“奇观”,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刻思想。又如《银翼杀手》,被推崇为科幻影片中的头号经典,“思想”很深刻,“故事”和“奇观”也都有可取,但都没有达到令人震撼的地步。再如《黑客帝国》系列,也是科幻电影史上公认的丰碑,有“奇观”更有思想,地位肯定在《星球大战》和《银翼杀手》之上。

　　如果持上述三条标准,尝试给《阿凡达》一个科幻电影史上的大致定位,则“科幻电影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样的期许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阿凡达》不仅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它甚至能让人联想到“钉子户”和“强拆队”),也有非常惊人的“奇观”(许多观众就是被这些“奇观”震撼和打动的),更蕴含了极为深刻的问题和思想———而且是以前的科幻影片中很少涉及和很少这样表现的。

　　敢于反人类

　　《阿凡达》之所以有资格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丰碑,主要是因为它有思想———这些思想深刻与否是一个问题,正确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

　　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曰反人类,二曰反科学。

　　卡梅隆自己谈《阿凡达》的思想,是这样说的:

　　科幻电影是个好东西,你要是直接评论伊拉克战争或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你会惹恼很多人。但是你在科幻电影里用隐喻的方法说这个事,人们被故事带了进去,直到看完了才意识到他们站在了伊拉克一边。

　　我不知道他这样一番赤裸裸地夫子自道之后,会不会在美国“惹恼很多人”。不过卡梅隆上面那段话,确实接触到了科幻电影(以及科幻小说)中的一个奥妙之处,那就是科幻作品可以通过幻想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去讨论和思考一些人们平时不会去思考或不便去讨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沿着《阿凡达》所用的隐喻思考下去,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卡梅隆所说的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所能限制的。如果我们仿照做代数习题的方式,将“伊拉克”代入“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而将“美国人”代入影片中的“地球人类”,那确实如卡梅隆上面所说的那样；然而如果我们直接在影片本身的故事框架中进行思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资源真的如影片中所假想的那样濒临耗竭,而某个有着文明的星球上恰恰有我们急需的资源,我们会不会去抢夺呢?我们应不应该去抢夺呢?或者说,当我们“以全人类的名义”去发动对潘多拉星球的掠夺战争时,有没有正义可言呢?

　　卡梅隆在《阿凡达》中的立场非常明确:人类对潘多拉星球的掠夺是不正义的。所以影片中的主角和他的几个反叛政府的朋友成为英雄。卡梅隆通过巧妙的叙事,让观众为人类的叛徒欢呼,为人类在潘多拉星球的失败欢呼。

　在这个意义上,《阿凡达》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人类电影。

　　不过,《阿凡达》的“反人类”在眼下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不过是对人类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进行反省、进行批判而已。卡梅隆能搞出这样的《阿凡达》,表明他有思想,而且有足够的深度。

　　敢于反科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判定人类对潘多拉星球的掠夺是不正义的呢?人类确实需要那些矿石啊!作为一个人类,难道可以站到“非我族类”一边吗?

　　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原型很像豹子———脸像,身材也像,也有尾巴,行动也极其敏捷……总之,它们完全就是卡梅隆以前执导的影片《异形》中的外星生物异形(alien),只是比较接近人类形状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和异形讲什么人权、公正和正义呢?我们屠杀它们,掠夺它们的财富,难道没有正当性吗?

　　对于上述诸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在这里我们只讨论《阿凡达》中的立场,并进而推测影片采取此种立场的理由。

　　面对这类问题时,有一种相当朴素的立场,是看两个冲突的文明孰优孰劣———当然这种判断不可能客观,通常总是根据局中人的利害关系来决定的。幸好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部科幻影片,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自己是外人,是第三者,我们需要评判的是影片中的两个文明孰优孰劣。在这样的假定之下,得出某种相对客观的判断是可能的。

　　那么影片中的人类文明,和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文明,究竟孰优孰劣呢?

　　在以往的绝大多数科幻影片中,外星文明都是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者———他们的科学技术远比人类已经拥有的更为发达和先进。但是在《阿凡达》中,这一点似乎已经被颠倒过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在《阿凡达》中,人类文明的形式是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梦寐以求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遮天蔽日的武装直升机、精准的战术导弹、暴雨般的机枪扫射、便捷的无线电指挥和定位系统……这些原本就是地球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武装力量形式。在影片中,人类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代表。这是一个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钢铁、炸药、无线电的世界。

　　站在人类侵略军对面的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它们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它们的武士是骑乘在一种大鸟上的“飞龙骑士”,武士的武器只有弓箭。这是一个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相信世间一切生灵都可以相互沟通、相信巫术和神灵的世界,是一个圣母、精灵、智慧树的世界。

　　当这样的两个世界发生碰撞时,胜负不是早就可以预知了吗?现代化战胜原始文明,科学战胜巫术,机关枪战胜弓箭,无线电通讯打败“鸡毛信”……这些场景不是在地球上早就上演过无数次了吗?但是卡梅隆竟说:不!他要让和平的潘多拉星球战胜发动侵略的地球,要让善良的纳威异形战胜刚愎自用的人类侵略军。于是,人类的叛徒成为潘多拉星球的救世主,他召唤来的“飞龙骑士”们击落了武装直升机,被“圣母”召唤来的巨兽掀翻了人类侵略军的坦克……人类战败了。

　　卡梅隆通过这场战争告诉我们: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文明更优秀,更应该得到保存,所以他让人类战败了。

　　在这个意义上,《阿凡达》又可以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科学电影。

　　不过,《阿凡达》的“反科学”在眼下更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不过是用电影来表现西方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的种种反思而已。曾几何时,科学是如此地被全世界人民所热情歌颂和崇拜,但是发达国家的思想家们,从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哈耶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呼吁要警惕“理性滥用”,再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掀起的思潮席卷西方,不仅在大学中可以靠“反科学”谋得教职,而且在大众传媒中“反科学”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卡梅隆能搞出这样的《阿凡达》,表明他有思想,而且跟得上时代思潮。

　　真到了那一天我们怎么办?

　　这样一部让异形战胜人类、让神灵战胜科学的影片,竟然能够在西方和中国同时大受欢迎,这是令人欣慰的。

　　我同意《阿凡达》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影片———尽管有朋友开玩笑说,其实卡梅隆根本没有那么深刻,影片中的那些“深刻”之处,是我“拔高”的结果。我倒觉得,即使那真的只是我的拔高,至少也说明影片能够启发人们进行较为深刻的思考。

　　在还没有真正发现外星文明的今天,人类还显得很强大,人类的未来还有光明。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还可以讲讲公正和正义,还有底气同情潘多拉星球上的纳威人,所以全世界的观众还会排队进电影院看《阿凡达》,并为它鼓掌(美国影院中放映《阿凡达》时确实如此)。这番景象,展现了人类尚存的仁爱和自信。

　　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今天人类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比如地球上的资源即将耗尽,我们如果不立即发动对潘多拉星球的掠夺战争,人类文明就会灭亡,那时我们会怎么办?

　　那时我们会像刘慈欣在他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想象的三体文明那样,出动一千艘太空战舰,以倾国之兵对潘多拉星球进行孤注一掷的战争吗?

　　那时我们会将反对发动掠夺战争的人视为“人类公敌”吗?

　　那时要是卡梅隆还敢拍《阿凡达》这样的影片,他会不会立即以“反人类罪”被起诉、被判刑、被流放,甚至被枪毙?

　　于是,我们必须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来———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作者：江晓原）

本文来源: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1/28/content_8643619.htm

中国改革的两条政策思路

soulronin — Tue, 02 Feb 2010 10:53:54 +0800

郑永年专栏

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体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政治和社会改革为辅。直到16大才把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解决单面向GDP主义留下来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问题，二是为未来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资源和增长方式，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尽管各方面在推进社会改革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很不理想。GDP主义还是继续盛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在GDP主义指导下，很多政策措施在稳定了经济的同时使得社会不稳定化。或者说，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而达成的。不可否认，有关方面每出台一个政策总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只不过是政策的实践往往和愿望相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决策者的发展哲学或者指导思想层面来寻找。如果在指导思想方面出了问题，所制订的政策很容易出问题，甚至走向反面。

GDP主义曾发生积极作用

　　在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历史地看，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过积极的作用。GDP主义的核心就是用物质利益来刺激各级党政官员在发展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物质利益引导，就很难冲破原来僵硬的体制的束缚。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完美地体现为GDP主义。GDP主义首先进入经济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民营化（不管其发生怎样的问题）、新产权制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经济自由举措，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GDP主义闯入中国社会领域的时候，就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问题。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或者商品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是合一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就是社会政策。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业化改革目标在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而非原来的社会甚至是政治单位。这方面相当成功，中国的企业已经甩掉了社会包袱。照理说，当企业从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国家就要建立社会政策，替代企业来负担社会功能，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但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抓大”政策产生了很多庞大无比的国有企业，它们有财力以不同形式继续承担一些社会政策功能。“放小”政策（民营化）则导致了原来隐含在企业制度内部的社会政策的全方位解体。而从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来的非国有企业的情况，和被民营化的企业的情况相差无几。

　　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建立社会政策（或者社会保护）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严格地说，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建立社会政策制度。在官方层面，社会政策仍然从属于经济政策，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牺牲社会来保障GDP增长

　　但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冲击了。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诉诸于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提升GDP的增长。尽管教育产业化没有明文的政策，但实际上是大行其道。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属于社会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教育则成了一个暴富“产业”。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增长展开的。GDP主义侵入教育领域是中国教育改革越改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

　　之后，GDP马上就侵入了其他领域。医疗卫生是另一个社会政策的重灾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市场，更是把GDP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政府的一揽子拯救危机的财力和宽松信贷政策的好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在GDP主义的推动下，把本来具有很大社会性的房地产视为纯粹是经济增长的来源。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社会本来就很脆弱，但现在是越来越难以支撑自身。例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得到发展，但到现在为止，这个阶层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和中国缺失保护社会的社会政策有关。社会领域被GDP主义侵占之后，中产阶级没有生存空间。无论是教育、房地产和医疗卫生政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是在培育社会和保护社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产阶级。社会上所说的“房奴”和“孩奴”就是对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当然，下层阶级仍然处于社会体制之外，很多人连当“房奴”和“孩奴”的资格都没有。）

　　也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阻力了。例如它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制度和意识障碍。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痛苦的，需要做很多的调整。在调整时期，不见得每年都能保障所规定的GDP增长目标。但是因为各级官员的政绩都是用GDP来衡量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去作调整产业方面的工作。相反，为了保障稳定的增长，他们会采用保护那些本来应当淘汰的落后产业。低层次的扩张式增长是地方官员最理性的做法。

第二种政策思路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明的是，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道路，把经济和社会政策合二而一。相反，这要求明确确立社会政策，用健全的社会政策消除资本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的同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源。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偏颇。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市场经济受到批评和攻击。极端者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味道。的确，如果市场监管不严，就会导致这样那样的危机。但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

　　通过确立社会政策机制、建立消费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否认资本和市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地产等等领域主要是社会政策。但要这些社会政策可持续，还必须要有经济政策和市场来保障。就是说，这些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在社会政策的构架内还必须实行有效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经济还是社会政策的基础，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管怎样的政府都难以达成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

　　自近代以来，资本和市场能够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和其社会制度创新分不开。在讨论西方制度创新的时候，人们往往放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创新。实际上，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同样重要。社会制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社会政策的确立。早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无穷的弊端，才会出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要自我灭亡的预言。但正是社会政策的确立，社会得到最基本的保护，资本和市场才逃避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命运。

　　中国的资本和市场要生存和发展，保护社会是前提。在很大程度上，第二种政策思维实际上也已经存在，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很多政府行为仍然受GDP主义所驱动，从第一种政策思路到第二种思路的转型还是困难重重。从历史上看，在任何国家，作这样的转型都是很困难的，甚至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才达成的。但不管怎样，GDP主义指导下的对社会的破坏必须得到扼制。如果社会一再被弱化，最高速的GDP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来源:http://www.zaobao.com/yl/yl100202_001.shtml

Google退出闹剧的最大赢家是Google

soulronin — Tue, 02 Feb 2010 10:51:08 +0800

　　经历了“坚决退出——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不退出”这系列的小孩子过家家般宣言后，虽然中国和美国还在隔空较力，外交战争不断。但是，Google至少现在不退出中国了。

　　作为一个商业主体，进入某个市场或者退出某个市场本来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Google能够闹到这个份上，还是少见的。仔细审视这场闹剧，Google赢了。

　　Google当初退出的宣言是为了捍卫人权，不堪忍受中国的审查制度，在中国遭到黑客攻击。于是要退出。我想，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机构，它们在进入中国之前都是对中国的市场进行过深入考察的，哪些退出的理由在它们进入之前就已经设置好了，它们也是在接受了这些约束之后才进来的。所以这些退出的理由世纪是不存在的。再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它们宣布退出前的一些情况：

　　退出宣言 2001年1月12日世界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表示“不愿继续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对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并威胁退出中国市场，中国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政府的表态倒是极为迅速，还在南太平洋访问的希拉里13日马上称“美国正等待中国政府说明这一引发严重关切与质疑的事件”。国务卿对单一企业的行为发表声明，连西方媒体都措手不及，称“太罕见了”。

　　希拉里国务院宴请事件 1月7号，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国务院请吃饭。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晚宴，规模虽小，来客却都是通讯科技界的重量级人物。客人名单上有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以及Mobile Accord 总裁 James Eberhard, Cisco 的行销总裁 Susan Bostron, 纽约大学教授 Clay Shirky, Personal 个人民主组织创始人Andrew Rasiej等。这是美国国务院利用信息技术来推进美国外交目标的努力的一部分。

　　谷歌与中国作家协会维权风波Google未经中国作家同意，就擅自扫描中国作家的作品，而且面对中国作家的维权主张，Google态度傲慢。虽然有人出于对中国文学的不慢而借机辱骂中国作家，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保护版权，是最基本的。但是Google却一直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诚意。直到2009年11月18日中国作家发出集体维权申明后，才得到Google一封傲慢的回复信。而这件事情，随着人们对退出闹剧的关注，再也没有人提起和关注。

　　Google与百度之争拥有美国搜索引擎市场64%的份额，Google看上去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在全球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互联网市场--中国，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Google尽管排名第二，却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百度。百度占有中国搜索引擎市场60%的份额，远高于Google 30%的份额。尽管Google也多次发出要超赶百度，甚至还不惜与微软撕破脸皮，从微软挖来李开复，但是一直未能够实现。李开复的离开，实则是宣布了Google计划的破产。Google除了与微软不能够修补的关系外，就只剩下了屈居老二的事实。

　　从上面的事实看来，它们在中国奋斗几年，与它们当初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呈现略微下滑的趋势。Google在中国的商业经营是以失败告终的。

　　虽然Google一直自称自己在商言商，但是我们知道，商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否则，世贸组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美国也就没有对中国频频搞什么反倾销了。虽然从中国传统的道义、面子上来讲，Google输了，但是一句实用主义的观点，Google赢了。

　　一是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2008年奥巴马当选的时候，中国基于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黑人与美国华裔定位为美国弱势群体，而奥巴马的当选，似乎标志着这样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全国的欢欣鼓舞状态堪与北京奥运会媲美。奥巴马上台，美国旋即发生金融危机（两者无必然联系，不要瞎想），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似乎一枝独秀，于是有人鼓吹“中美国”。奥巴马也一反传统，对中国频频示好（后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又频频对中国举起反倾销的大旗、对台售武是后话）。

　　想当年，微软也在中国宣起反盗版行动，并要黑屏，最终遭到中国民众的抵制而不了了之。而此次，Google甫一宣布退出，立刻总统、国务卿高调支持，连我们自认为光宗耀祖的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也出来喊话。如此一致的行动，似乎是以前的美国企业没有享受过的。

　　Google则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人，我们，在美国政府心目中的地位是大大的重要，连对我们立刻需要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尚且如此，其他的国家和人就小心点，惹着我，就是惹着美国政府，惹着美国政府，哼，伊拉克、阿富汗就是榜样。

　　二是给自己准确定位。Google一直想效仿微软等，做中国的老大，偏偏其他的成功了，就是自己的不行，第二也就罢了，偏偏市场份额还那么一点点。此之谓奇耻大辱。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拉来李开复，李开复来了，市场份额上去了，但是与它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太远。可是后院起火，李开复竟然走了，再给多少钱都不干。

　　好，没有厨师，难不成就不吃饭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我们的忠实粉丝。结果出来了，份额就那么一点点，似乎几年了，中国人接受先进的还是那么低。所以，今后要修改计划了，虽然做还是要做的，但是不要那么全力以赴了。中国人，观念是落后的。

　　三是成功地逃过了商业危机。作为一个IT企业，时时会受到黑客的攻击。这是不争的事实。遭受攻击，本来是企业的耻辱，掩盖尚且来不及，就更不敢说高声宣扬了。Google本次是否遭受黑客攻击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它们却成功地把自己渲染成了一个悲情英雄，我遭受攻击，不是我做得不好，而是敌人太狡猾。这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

　　同时，中国作家对自己版权的不依不饶也一直困惑着Google。侵犯了别人的版权，自然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开始Google还无所谓，所以态度也一直是傲慢的。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的中国作家竟然较真了，不停地向媒介爆料，尽管Google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说法，但是尊重版权是最基本的事实，这件事情的关注者，我们应当相信，绝对不只是中国作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绝对不容小觑。如果Google输了这场官司，那么它的声誉自然要受到影响。如果Google赢了，那么以后我要侵犯你，你就别说什么，你不是当年也对中国作家说过同样的话吗。我也没有把你的核心技术用来搞什么商业啊，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免费使用啊，我是耶稣啊。而这次推出风波，则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多美啊。

　　不过，我们知道，谷歌还没有推出，谷姐已经火了，所以离了王屠夫，照样吃猪肉。商场上最大的赢家、最久的赢家永远是诚信经营，把顾客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挟顾客之需，来达到个人的目的的商家。这也是Google在此次推出闹剧后需要记住的一点。

本文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us100131.shtml

社科院预测中国2040年成中等发达国家

soulronin — Sun, 31 Jan 2010 10:53:27 +0800

　　（北京讯）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完成首次真正现代化，并提前10年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在204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新华社报道，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作出上述预测。根据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目标为，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报告指出，如果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到时中国现代化水平大致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元，关键经济指标的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100％，城市化率和信息化率超过80％；建成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政治文明，国际竞争力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文化生活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文化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大学普及率超过80％，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人居环境质量基本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报告指出，如果从19世纪40年代算起，中国现代化已经走过了160多年历程，经历了现代化起步、局部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的三个阶段。如果按照1990年至200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估算，中国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在2040年前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指出，中国现代化是迄今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若按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估算，中国21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百分之四，这说明如果完全依靠国际经验，中国现代化前景并不乐观。因此，中国需要加强现代化研究，寻求现代化的高效路径，大幅度降低现代化的成本和阻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概率。

本文来源:http://www.zaobao.com/zg/zg100131_006.shtml

国家将统一核算地区GDP 信任危机催生“统计新政”

soulronin — Fri, 29 Jan 2010 16:52:17 +0800

　　昨日，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要积极推进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 DP方案，正式推出主要指标环比制度。面对统计数据的“信任危机”，从2009年开始，我国掀起了一轮“统计新政”，以实现统计能力数据质量和公信力的新提高。

　　统一核实地区G DP防数据造假

　　“太有必要了，希望在今年一季度就可以实施。”昨日，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听到“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 D P方案”的消息后十分兴奋。叶青表示，此举可减少各地之间的攀比，减少人为因素对G D P的影响。

　　目前，我国G D P核算是采取“下管一级”的办法：由地方自己核算G D P，最后由国家统计局进行核实。叶青认为，这种核算方式最大问题就是人为因素，有的地方提供的数据，国家统计总局很难说是对和错，没有充分理由就难说明。

　　即将推行的国家统计局统一核实地区GDP的核算方案，是采用国际通行的“下算一级”的核算办法。各省不再核算GDP数据，只提供一些基础资料数据，加上国家统计局各个专业司所统计的数据，最后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出各地的GDP数据。

　　叶青认为，由国家出台统一的标准，统一核算各地的G D P，既可防止某些地方官员刻意数据造假，还可避免地方之间出现的重复核算。导致出现地方核算的G D P普遍比国家算出的G D P要高的显现。根据南都记者统计，2009年，全国有26个省份出现了两位数增长，只有上海、山西、新疆三省份没有达到全国8.7%的增幅。

　　叶青建议，国家统一核算地方G DP，要制定合理的方案。要依据一些重要的指标进行核算，如：三大产业数据、投资、消费、外贸等面的数据；此外，还要强调指标间的匹配性，如对每个省工业增长的数据，要参照其用电量、道路货运量等数据来参照，以增强数据的公信力。

　　建环比数据敏锐反映经济走势

　　国家统计局通过由国家核算地方G D P来增加统计数据公信力，还将推出主要统计指标环比制度，来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

　　叶青认为，同比是与一年前数据相比，时间跨度比较长，如果这两年正常，还可以看出点问题，但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则可比性的意义就减弱。如：2009年第四季度G D P同比达到10.7%的高速增长，马建堂也承认“与2008年四季度数据比较低有关系”，“今年的一季度同比数据都可能比较高”。

　　1月19日，温家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对第一季度的工作部署上表示，要充分考虑去年同期基数影响，加强对主要指标的环比分析，密切跟踪市场需求变化，准确判断形势，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因此，采用与相邻的月份或季度相比的“环比”方法，比“同比”数据更加灵敏地反映出经济走势。同比、环比相结合，可以消除外界因素和季节因素对数据的影响，及时观察经济动向。

　　我国目前公布了CPI、PPI、进出口等数据的环比数据，但工业生产、季度G DP、投资、消费零售额等重要环比数据从未正式发布。马建堂在1月22日表示，从2010年3月起，重要的月度、季度都将公布环比数据。

　　信任危机下的“统计新政”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统计数据遭遇民众的“信任危机”。2009年，国外媒体多次对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速和电量、石油等消耗不匹配提出质疑。7月和10月，国家统计局先后公布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都在10%以上，都引发了网民“收入被增长”的议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看到网友说工资“被增长”感到“脸红”。他承认，工资统计覆盖范围确实窄，有不科学的地方。

　　此外，“87.53%”这个神奇的数据走红网络，原因是有网友搜索发现，这个数据屡次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是巧合还是编造？不得而知，但不争的事实是许多人对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产生了“信任危机”。

　　面对“信任危机”，2009年，我国掀起了“统计新政”。外界质疑“经济增速和发电量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官员先后近10次进行回应和澄清。从2009年2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同时发布PPI和CPI数据；从8月开始，国家统计局增开月度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将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市场、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主要经济统计数据集中同一天发布；11月，国家统计局恢复了7年前的“双发言人制度”，来加大对统计数据的诠释力度。此外，还组织新闻媒体培训统计知识，避免犯低级错误。

　　在法律法规制度上，由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制定《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统计法》，都明确严惩数据作假行为。

　　据统计，2009年，全国共检查统计违法违纪单位2 .94万家，对1.35万起统计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国家统计局直接查处12起经济普查违法违纪案件。

　　此外，马建堂还表示，今后将认真实施“企业一套表”和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劳动工资统计制度，抓紧建立国家统一的服务业统计制度等。

　　本报记者杨章怀发自北京

本文来源: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1/29/content_86616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