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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个大家族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2:41:00 +0800

眼下关于“民众民主素质”的话题很热闹，连台湾同袍都加入了。可惜绝大多数都是门外文谈，个人私见，几乎毫无意义。西方政治学大约五、六十年前创立了一门分支学科“政治文化研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像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为基础，不能再在河里瞎摸一气了。

鄙人的“谈聪明”讲过，知识分五个层次，“私见”是最低层次。不读书、不学理论，就不可能懂科学真理，我们网民们的发言却绝大多数是私见，不见真理。民粹主义的大罪恶，就是认为民众天然智慧而且最智慧，读书越多越反动，至今流毒甚广。这和中华文明“特重知识”、特重读书的优良传统完全抵触。

十几年前美国有三位教授出了一本书《钟形曲线》，专门研究不同种族的智商。他们的结论是，犹太人智商最高，其次是儒教文明圈的亚洲人，第三是百人，第四是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他们取样在美国），第五是黑人。当然，此书被左派骂得狗血淋头。不管怎样，中国人智商高是有许多证据的，我要问的是：为什么？

中国人智商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明特重知识、特重读书！这和犹太人完全一致。五四运动有其贡献，强力冲击了极端保守势力，但不幸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反传统。中华文明看来看去，就是两个字“吃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群食人族——你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民族是这么糟蹋自己祖先的！

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为后来大行其道的政治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这和法国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铺平道路如出一辙。把自己的祖先踩进泥里，把德国人俄国人奉为祖宗，还有比这更卖国的吗？CP根本是苏俄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事实上，在现代化这个文明巨变发生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跑在全世界最前面的！

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至今吹捧法国启蒙运动，完全搞错了！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大相径庭，自由宪政是英国出品，法国产出的是激进民粹民主。自由宪政的思想来源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政治保守主义、渐进改良主义、哈耶克所说的演化理性，这些都和法国传统格格不入。我们必须学习英国！

现代化的原生地是英国，传播到美国，然后传向全世界。这才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而法、德、俄各国都在回应现代化的严峻挑战过程中出了大偏差，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就是精英领错了路，先是学德日，然后学法俄，就是没走英国道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去认真学习研究英国模式，注定毫无希望。

英国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是，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先法治后民主、先宪政后民主，因为自由、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就是一回事。这和民主可以根本没有关系。宪政制度下的选举不是全民普选，是少数人选举极少数人，而民主必以全民普选为要件。自由和民主可以是一致的，但也完全可以是不相容的。

先自由后民主，这是制度创设的适当程序问题，可以根本不涉及民众素质，免得徒生困扰，惹许多人不爽。从政治文化角度说，理由其实是：宪政、法治的核心是约束政治权力，其中当然包括约束多数穷人的权力，而十足吊诡的是，民主从一出世，就有一股巨大势力即极端民主，从根本上仇视对多数穷人权力的约束！

极端民主根本否认约束多数人权力的理念，认为那就是上等人反民主的罪恶勾当。他们没有“不受限制约束的权力一定是专制”的概念，只是一味迷信多数人统治的正义和高明，把它神圣化为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他们认定只要是多数人的统治就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种民主根本不承认什么法治、宪政、人权保障。

刚才一位网友问得非常好：少数人选举极少数人，能保证多数人的利益吗？那就要了解什么是宪政。最简单地说，每个人最重大、最核心的利益是什么？人权！自由！自行选择人生目标和实现人生道路的权利！宪政、法治就是要保障这一大堆生死攸关的根本利益！还有其它几个领域需要宪政来保障，请参考我的文章。

宪政下有选举权的少数人当然必须是坚决维护自由宪政的精英，决不能是王立军及其主子那种独裁专制的暴君和法西斯团伙！我们最大的麻烦恰恰是在这里，思想上懂得宪政、行动上维护宪政的精英实在太少太少。所以第一，必须尽快普及自由宪政的知识，第二要把所有宪政立场的各界精英拧成一股绳，团结奋斗。

据我观察，宪政立场的精英正在不断壮大，其中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法律界人士）和一部分“太子党”，还有一些草根精英。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派，其实都可以达成自由宪政的共识，宪政完全可以作为所有这些派别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还是当年80年代那句话：精英和痞子赛跑。精英就是宪政派，痞子就是各种极端主义者：极左新毛、极右激进民粹民主、极端民族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必须努力让中左、中右这两大宪政温和力量成为主流，把各种极端主义牢牢控制住。张木生的超越左右不对，中左中右无从超越，要超越的是极左和极右。

看到我们各界精英的现状，我曾经极其悲观。从上到下，大家脑子里全都是混沌一片，不是私人意见，就是马列毛，胡争乱吵，永远出不来真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太坏，坏到了极点，导致我们的精英手里根本没有顶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各派人各从西方拿来一堆浮皮潦草的干瘪教条，然后打得不可开交。

自由、民主都不是什么神圣教义，不是当大旗挥舞的，那是工具，是解决我们急迫问题的工具。我们首先要认清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问问自己，什么样的工具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还得会用这些工具。民主/专制黑白二分，推翻专制就必定是民主，哪有这回事？为什么不会是推翻旧专制，迎来更坏的新专制？

我们很多民主派什么民主文献都不看，任何民主化的实际案例都不研究，脑子里从小被硬灌的那些伪知识从不清理，就大谈民主，认定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不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吗？甚至还急于建功立业，马上行动，这要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还能是什么？自由民主绝对不那么简单！

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一个大家族，成员众多。最粗糙地区分，其中有好民主，就是自由民主，建立在自由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也有坏民主，民粹民主、极端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激进民主、大众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民主，等等，全都是坏民主。还有最坏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许多西方学者用一个特别省事的办法来处理极其复杂的民主问题：好民主才是民主，坏民主根本不是民主。所以，民主就是自由民主。于是，那些坏民主的拥趸们照此办理，说他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这种把民主这个经验事实道德化、事实和价值不分的办法，完全违背了科学规范。

我们的民主派很像我们的基督徒，偶然碰上什么人传道给他，一辈子认定那就是唯一真传，不容置疑，谁不同意，就往死里整。很可惜，我们的民主派得到的“真传”绝大多数不是左的，就是极左的，恰恰和自由民主背道而驰。自由宪政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些右翼创立的，恰恰是和左派的政治社会理念分歧极深。

西方国家只是在左派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等极左思想，向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缴械投降，成为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之后，自由民主才得以巩固下来。但左派就是左派，他们内心深处想要无限伸张多数穷人的福利和权力的冲动是永不止息的，于是，在少数服从多数成为神圣教义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

于是就有了秦晖所说的现象：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上台，为了多数选票都得谄媚多数穷人，都得大搞社会福利，都得向少干活、多享受的多数潮流低头，不到个人、家庭、政府统统破产不会停止。早在1830年代，伟大的托克维尔就已预见到民主这种民粹化、平庸化、极度平等化的大趋势，为之忧心忡忡。

西方就是这样衰落的，和古希腊城邦民主的衰败如出一辙。我实在想不出他们的出路何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脆朝“少数服从多数”猛烈开炮的原因所在，因为问题的总根子就在这儿！揭穿来看，“少数服从多数”根本就是多数穷人罔顾全民利益，一心谋取自身私利的一件所向披靡的核武器！

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看到了。共和的良治政体必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极贫和极富永远不可能在城邦中和平共处。所以贫富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会有自由民主，所以极贫和极富都不可以掌握统治权。这就等于说，一切良治政体都必须首先消灭穷人——当然不是肉体消灭，而是让穷人富起来。

来源：@舵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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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津皖湘赣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1:58:00 +0800

今天情人节我给女友送了一束玫瑰，她给我发了条短信：“天津安徽湖南江西。”（@Lee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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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看乌坎良性发展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1:27:00 +0800

以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回复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来源：中年格瓦拉的博客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278b730100zrp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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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叔与寡妇小白的爱情故事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1:13:00 +0800

乔海燕

我下乡当知青时，喜欢听当地的故事、传说，好的便记下。刚下乡时，一颗红心，爱听打日本、打老蒋、阶级斗争的故事。承建看我到处乱跑，就说，你听那干啥！很有些嫌弃我的意思。承建是县一中的回乡青年，我的好友。他给我讲了八叔的故事，颇浪漫，又富传奇，我才知道了什么是好故事。后来，我就认识了八叔，有时去他家里闲坐、聊天。后来熟了，也在一块儿喝酒。（八叔的故事，还可以参阅本专栏《小人物张树森》一文）

八叔是我们临队的生产队长，我下乡那年，他已经四十七八的年纪，还是独身。自己住一座小院，两间麦秸草房，灶火在当门，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八叔喜欢弄乐器──他拉坠子，而且拉的非常好。坠子是河南南阳越调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民间叫“坠子”，戏班子叫“坠胡”，可以独奏。

逢到晚上没有什么事，队里又不开会。喝罢汤（吃过晚饭），八叔在自家小屋里哼几声曲子，便拉起坠子。我听见琴声，径直进屋去看。他翘着腿，琴筒下面垫块布，见我进屋也不说话，只眯着眼睛，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摇头晃脑的，晃着膀子运弓。

坠子不像二胡，它的把位高，逢到一个八度音时，把弦的左手上下活动幅度比较大，运弓与换把之间的配合，技巧就在此时。八叔一手操弓，一手把弦，拉弓如满月，推弓如上坡；时而按弦到低把位，手指细细叩弦，低头侧耳细听，如痴如醉；忽而又抬起胳膊到高把位，运弓、换把，走马一般来回奔腾，似有博大胸怀。那一把雕着凤头的坠子，被他掌在手里，时而推向前，时而抱入怀。声情并茂，有滋有味，直叫人看得傻呆呆。
过来听八叔坠子的，有几个固定听众，进门各自找位子坐下。还有些听众并不来跟前，天暖和了就在街上、院墙外站着；天凉了就在自己家院子里、屋门口蹲着。坠子弦声响起，村子里渐渐安静。彼时，一轮皓月当空，清风徐面，萤火点点，草虫唧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八叔的坠子声。

说八叔是生产队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敬重他，承认他的人品，在村子里的地位；二是承认他在农活方面的权威，无人可比。其实，他并不是队长，至少不是正的。但是，八叔在队里的威信，比队长还高。队委会开会前，队长总要私下与他商量，先听听他的意见。不光是这个生产队，全大队六个村子十三个生产队，知道八叔的，莫不是满脸崇敬，称赞他是个人物。

说起缘由，还是土改时的一段故事。

村里土改那年（1948年左右），八叔还没有成家。父母相继过世，撇给他一间草房，残垣破院。他一人无牵无挂，不愿做长工，嫌拘束，便在农忙时帮大户人家扛活，农闲就在附近乡间走街串户的揽零活，卖手艺，落得自由自在。他早年读过村里的学馆，认得几个字，也能写，干庄稼活是把好手，还会木匠活儿、看水脉打井，也会窝桑杈，真急了，也敢给牛灌药。他脾气好，人缘好，无论是谁，隔着院墙叫一声，他放下饭碗起身就走，是个四邻五乡受欢迎的人物。土改来了，工作队便选他充当贫协委员兼民兵队长。

那时候，村里有一户地主，家道衰败，虽说还有十几亩地，放在亲戚家照看，其实已经算人家的了。这户地主家有一个守寡的小媳妇，三十出头的年纪，叫姚玉勤，因生得白净，个子又小，人们当面叫她“小白”，背地也有称她“小白寡妇”的。

土改前，八叔已经和小白相好了。开始的时候，知道的人不多，两人做事也比较谨慎。此事虽说于伦常无大碍，毕竟人有高低贵贱之分，有违世代风俗，不是可以张扬的。所以，两人不敢白天来往，多在后半夜。有人就看见小白曾从八叔家离开，那是晨曦初显之时，影影绰绰的。过了几年，他们也放松了些，就有风言风语传出，听到的人还将信将疑。

几个给我讲故事的人都说，八叔年轻时相貌堂堂，紫膛脸，浅浅的脸面胡子，中等身材，宽肩扎腰，胳膊上鼓起的筋条清晰可数，女人们背地说他“屁股头子都是四棱的”；他虽然是个眯缝眼，很有心计的样子，但细看过去，那眼睛里却透透地射出柔和与温顺的神色。这相貌，这眼神，还有这身材，足以吸引四乡八村的女人们。

但是，八叔最能吸引女人的，还是他拉的一手坠子。他演奏时非常投入，忘情。据村里老人说，早些年八叔拉坠子时，全村静悄悄的，人们都坐在自家院子里，听他的小草房里传出坠子的曲牌段子。

拉个“小桃红”吧──有人隔着街大声请求。小桃红是曲牌，短小，比较活泼。

还是“大慢板”吧──马上就有几个声音接着。大慢板也是曲牌，比较抒情。

这么招人喜爱的八叔，偏偏和一个破落地主家的小寡妇好上了。谁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一百个人说不该是他俩，偏偏两人就好了；天上就掉下一滴儿雨，恰好砸在他俩头顶。

有人说，即使年轻时，小白生得也不好看，个子不高，岁数还比八叔大几岁，就是长得白净些。

已经不是闺女啦！──说这话的人显得很替八叔惋惜。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说，分开了细看，小白的眉眼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个子虽不高，四肢却匀称。

承建悄悄告诉我，最主要的原因，小白是八叔的知音，她好像通音律似的，八叔拉坠子，小白是最有心的听众，隔着几道院墙，她能听出八叔拉坠子的心情。碰到八叔弦按不准，弓推不上的时候，小白也坐不住，在院子里转。过后，小白会找机会宽慰八叔，陪着他，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小白就拿着白面去八叔家，给他做面条。

本来，八叔与小白是想成家，两人相好几年，偷偷摸摸总不是个事，总得有个归宿吧。但是，提起成家的事，就有无法冲破的障碍摆在两人面前。

小白的婆家是一层障碍。原来，小白的丈夫吸大烟，但凡手里有点钱，都送到店街（赊店镇）的烟馆去了。小白嫁来时，家里还剩几十亩地，只几年功夫，又扔掉一半，剩下的被亲戚家借故托管，拿走了。丈夫死后，小白带孝将满三年，提出要离家，出去自己过，虽没有明说嫁人，但意思已经摆在那儿。可气的是这家的老二也是个烟鬼，公公和婆婆拉着二儿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小白不要走，说，你一个人走，就是死三个人。说得小白无奈，只有流泪。

紧接着土改来了，八叔与小白成家的事又出现了第二层障碍。土改开始不久，工作队发动群众，八叔也当了民兵队长。他想，解放了，穷人当家了，共产党给咱穷人做主，工作队也整天宣传妇女解放，自己的婚姻自己作主。八叔就把自己与小白相好的事悄悄告诉了工作队，说，已经好了几年了，她也是个命苦的人，盼望着解放。八叔的意思，想叫工作队帮忙，把小白从婆家解放出来，两人成家。谁知工作队几个领导听说，却愣了一下，便异口同声，坚决反对。

工作队长批评八叔，你是民兵队长，怎么这么不觉悟！和一个地主家的寡妇搅在一起！

另一个队长说八叔，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又一个队长说，怎么向上级汇报！

工作队队员轮流和八叔谈话，做工作，说，你是贫农，是被剥削阶级，她是地主的寡妇，是剥削阶级，你怎么能和她结婚！似乎八叔不在“穷人解放”之列，小白也不在“婚姻自主”之列。工作队里有几个戴眼镜的队员，平时说是大学生，知识多得不得了，这时候拿着很厚的书给八叔念，搞得他头疼。最后，工作队长斩钉截铁说，不行，组织上不会批准！八叔不知道组织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这么大权势？两个人过日子为什么要组织批准？

总之，这两层障碍实在无法冲破，小白冲不破婆家，八叔冲不破组织。

到土改结束，小白婆家被划为地主。定案造册那天，贫协里有几个委员不同意小白家的地主成分，认为她家实际已经没有家产，连中农都不如。工作队的几个领导听到有不同意见，警觉起来，相互使了眼色，又聚在一起商量，认为是地主富农破坏土改，八叔受蒙蔽，供人驱使。为绝了八叔的念头，不仅坚持要划小白婆家地主，还把分子的帽子叫小白戴上。从此，她与八叔的姻缘算彻底破灭了。

八叔和小白眼看着婚事不成，两人便不顾一切地来往，大白天也不遮遮掩掩了，小白有时候就吃住在八叔家。邻居们看着两人疯狂的样子，都同情八叔；村里原先几个嫉恨小白的女人，这时候也都叹气，悄悄给小白提供些方便。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工作队可以抓人、杀人，多说一句话，可能就是一场灾难。

很快，工作队就发现八叔仍旧和小白来往。他们有斗争经验，就抓住小白不放。只要八叔不断与小白的关系，他们就开会斗争小白。自古以来，中国人糟蹋、整治寡妇的办法不可胜数，况且又是一个地主家的寡妇，又是在土改期间。终于，八叔屈服了，一个汉子的头悄悄低下了，他不再与小白来往。那些日子，也不知道二人是怎样熬过的。

一首委婉的恋曲，戛然而止。

当然，八叔并没有因与小白成家的希望破灭而倒下。天地之间，他依然是个堂堂男子，还是村里那个多少人的眼光和心跳紧随的八叔。而且，因为他与小白的情事被公开，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再遭受侮辱，忍痛退步，人们更觉得他是个站得住的男人。只是八叔再也不动成家的念头了，有人给他说媒，他便一口拒绝。

我知道八叔和小白的故事后，总想知道谁是小白，长什么摸样？就想叫承建指给我看。

承建说，你想见小白？等一等吧。

我问，等什么？

他说，你要是见着在地里干活的小白，算你白看见她一次，你听我的话，我叫你看真正的小白。

我便耐心等待。这一等就是一个月。

其实，这一个月里，我还真看见过两次小白。一次离得比较远，一次不是正面，但也能看清楚就是个老太太。果然个子不高，戴着一顶挂黑布条的草帽，以显示她“五类分子”的身份。有一次她取下草帽，便看见满头花白头发。

一天晚上，我在承建家闲聊，听见八叔的坠子响起，曲牌“书玉”。承建说，机会来了，等会儿我带你过去。

那天恰逢十五，月亮很好。我和承建悄悄往八叔家院子走，路上见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靠着柳，听八叔拉坠子。

八叔一曲终了，静默一会，又开始拉另外一曲。

我俩走到离八叔院子不远的一棵槐树下，头上是阵阵花香，耳畔是声声音响。

承建低声对我说，你看前面，右手靠墙站着的，就是小白。

我看过去，一个穿白布衫的人，蹬着石阶，倚着一道矮墙，面朝着八叔的小屋，静静听着音乐。果然是她。

月亮在小白的身后升起，很大，很圆，也很亮，映出她的身影。因为背着光，我看不清小白的面容，只能看见她的身影，剪影般的一动不动。

我想起她与八叔的故事。两人的感情，就像田野里的一丛草，悄悄生长，又悄悄湮灭……可是，谁又知道，那田野承载了人间多少情感，多少悲欢离合的经历啊！

而这样的倾听，从土改那年算起，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

我悄悄向前挪步，渐渐可以看清小白的面容，一头白发，一张瘦小的脸，其余还是看不清楚。

但我知道，那张隐在月光里的苍老面容上，此刻正堆显出多少记忆的皱纹……那瘦小的身躯内，此刻正掀起多少爱情的浪花……

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有情人。人们啊，珍惜今天吧！

来源：华尔街日报

链接：http://cn.wsj.com/gb/20120214/QHY083840.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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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庭苇《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1:09:00 +0800

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1L2Wu5yC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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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大叔唱倒韩新歌MTV《您是打假猛士》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1:03:00 +0800

@方舟子：娱乐时间：红衣大叔唱倒韩新歌MTV《您是打假猛士》http://t.cn/zOZMCM3

马伯庸：陌生人的情人节

xilei — Tue, 14 Feb 2012 20:31:00 +0800

沙尘暴来的时候，我刚刚睁开眼睛，窗外传来风铃的响声，似乎在楼上，在楼下，也许就在我家的阳台上，总之它无处不在。那是一种淡紫色的声音，是的，淡紫色的声音。她喜欢用颜色来描述一切纤细的感觉，

我从床上爬起来，身上还残留着六神花露水的香气，屋子外面升腾起黄色的雾，眼前的景物似乎都模糊起来，我的心绪不知道为什么也自纷乱起来。我在桌子上拿起一支大前门，把它叼在嘴里，却不点燃，任凭烟草的清香从唇边慢慢渗透进身体里。

她仍旧睡在我的身边，昨夜的一切似乎从未发生，只有略显凌乱的床单似乎还残留着一些模糊的记忆。不过这记忆也是若有若无，就好象她的吻一样，轻柔飘渺，仿佛偶然落在花蕊的蝴蝶。

我站起身来，伸出右手在CD架子上随便挑了一盘，放进昨天刚刚拆封的AIWA CD机里，轻轻地按下PLAY。她曾经说过，喜欢我收藏的每一盘CD，那种闭着眼睛随意在CD架里选出一张，就是自己所中意的声音，这样的感觉是“深绿”色，她这样说。

开头照例是盗版CD特有的噪音，我喜欢这种噪音，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感受到对未来微茫的期待，深知我喜欢的声音一定会到来，并且不需要等太久。

HOU-BAOLIN的声音缓缓地响起，在整个房间里舒展开来，在这样的清晨，他的声音融合进空气之中，契合无间，象风一样在房间里流动。HOU- BAOLIN的中文名叫做侯宝林，不过我还是喜欢用拉丁字母来称呼他，而且只买他与GUO-QUANBAO——中文名叫做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这也许是一种偏执吧。无论是刘宝瑞，还是马三立，始终无法比较。

这时候她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她很久没有在HOU-BAOLIN的相声中从梦中醒来，因为没人放给她听。

我也笑了，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同时感觉到一股奇特的香水味道。这不是六神，比起“六神”的热情，这种味道更为矜持阴郁，而且夹杂着一丝幽幽的神秘感，我确信我在哪里曾经闻到过。

于是我松开她的肩膀，慢慢地蹲下去，从床的下面小心地拿起一盏已经燃烧殆尽的蚊香，最后一缕轻烟正袅袅地飘着，在它身边散落着一些小蚊子的遗体，就好象秋天的法国梧桐树叶一样，满地皆是。

通常在这样的天气，我都会在上班的途中路过的DJ BAR买一杯DJ喝。我绝不喝袋装的速溶品牌，而BAR的老板用DJ机和新鲜的DJ豆亲手磨出来的，所以DJ BAR的DJ有一种天然的清香。或是因为亲手磨制的缘故，这清香中还有丝淡淡的忧郁。老板也是HOU的FANS，所以我每天都会特意早起半个小时，去那里叫一杯DJ，然后坐在高背椅上一面啜饮一面enjoy “Hou”那低沉阴郁的相声。

我和她的相识就在DJ BAR，那时她穿着深绿棉袄，大红棉裤，头上扎着镶花边的头巾，手里握着一碗散发着清香的DJ，在BAR来往人群中仿佛一只孤高的天鹅。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她时，心里竟是一阵莫名的触动，她的身影回荡在瞳孔里，似乎让我心里的某一部分消融。

我走过去，坐在她的旁边，对老板说：

“一杯DJ，加一点SALT，不要SUGAR。”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个邻座的男人，居然笑了。

“你也喜欢SALT DJ？”

那时候正是HOU的两段相声的间隔，BAR里一瞬间陷入微妙的沉静，我点了点头

“对于一颗破碎的心，既然无法粘合，索性就让它消融吧。”

她又笑了，笑容在DJ蒸腾的热气中是冰蓝色，我觉得。

“老板，来两碗豆浆，一碗甜的一碗咸的。”我们的身后有人大声喊道，我们两个人同时无奈地摇摇头，习惯了“DJ”的叫法，豆浆这个词是如此的刺耳，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不出去走走么？”我对她说。距离上班的公车抵达还有五分钟。

她躺在我的怀里，我双臂搂住她，她的红棉袄和我的棉布坎肩就躺在我们身下，HOU的相声仍旧回荡在房间里。

“起来吧，我们去喝DJ，加SALT，不加SUGAR。”

我俯下身子，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轻轻地吹气。

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森冷都市的人来说，早晨的一杯DJ格外温馨，对于生活的情调，也就格外地偏执。对于爱人，何尝不是如此，我已经错过一次，所以对于她，我异常地小心。

“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喝DJ呢……”

她凝望着窗外呼啸的黄砂，眼眸里有一丝痛苦的迷惘。“我们去吃JB，今天是情人节，就让它与众不同吧。”

我记得她曾经说过，DJ是浓郁的橘黄色，而JB则是海的深蓝，这些都是紧锁在她回忆深处的颜色，就象我。

两个身体上彼此依靠，心灵上却彼此紧锁的人。

在这个黄沙的情人节，我们去吃蓝调的JB。

JB的全称叫Jian·bing·guo·zi，中文名叫做煎饼果子。她对这个相当挑剔，只在东街胡同口一家叫“红双喜”的JB BAR去吃。那里对于她，似乎有着纪念碑或图腾式存在的意义，我们彼此的结合似乎是会让彼此更加孤独无助。

我们一起走出屋子去，我仍旧叼着大前门，她仍旧穿着红棉袄与绿色的棉裤，只是用头巾包住脸，看上去她纱巾下的表情是那么不可捉摸。

她说过，她喜欢80年款的飞鸽，那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贵族气质；然而我只有一台继承自父亲的二八加重，黑色的厚重，她说看到它时，会感觉整个身体都异常沉重起来，象是黑云一样郁结在心头，难以呼吸。所以，二八加重被我放进车库，开着朋友那里借来的八三年款永久，她坐在后座，两个人都沉默着，只有车冷冷地向前移动。

去年的情人节，我一个人过。

其实每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只是今年的心绪与前略有不同。往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抱持着一种对未来微茫的期待，总以为会有这么一年的今天，会有一个人和我共同享这煎饼的芬芳。而去年，我则是品味着 “失恋”青涩果实迎来这一天的到来。我的爱情之花终究凋谢的太早，没有等到节日的祝福，就枯萎了。

所以，之于我，那是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这句子滥俗、古老且缺乏创意。然而句子本身所具备的巧妙修辞却准确地散发出混杂哀伤与无奈的气味，简洁的语法结构昭示着一个简洁的逻辑：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仅此而已，这道理岂非很简单？简洁明了一如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后者改变了整个世界，前者则彻底改变了整个我。西方大哲在一粒砂中看世界，东方大贤在一朵花里窥天国，而我又看到了什么呢？

我将思绪收回来，回头望了望她，她正看着两侧向后退去的小贩出神。

来到JB BAR，老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头发散乱，胡子剃的很干净，一袭白色的长袍颇为利落。据她说，这里的JB相当考究，面粉是选用的天津小站麦，昨日的新鲜鸡蛋，油条也用Aomiao洗衣粉特别浸泡过。她特别喜欢将面糊摊在锅面的一刹那，那一瞬间会令她开朗很多，JB毕竟不是蓝调的产物。

“两位要些什么？”

老板问道，同时把手里的Dashao晃了晃。每一样食品都有其自我的器具，就好象COFFEE豆机之于COFFEE，DJ豆机之于DJ一样，对于 JB来说，Dashao（也许应该叫“大勺”吧，不过这个单词的微妙寓意很难用中文来表达）也就意味着一个JB BAR的品位与风格。她说她当初就是为了这把Dashao而着迷的。　　“两个JB，谢谢。”

我回答说。老板点点头，娴熟地用 Dashao在面盆里舀起一勺乳白色的面糊，手腕轻转，面糊象是有生命一般，一下子从大勺流泻出来，均匀地平摊到黑色的锅面之上，随即被一把精致的小推子推成一个优雅的圆形。那种从容不迫的流动，让我想起BEIJING Opera《Strategem of empty city》里的Kung-Ming.。难怪她会说，看着一个JB的诞生，心情会开朗很多。

“今天是情人节吧，这样的天气，总令人很感伤呢。”

老板一边拿铲子翻弄着JB，一边低头说道。

“其实也不过是普通的一天罢了，若是没了心灵的震颤，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她略带哀伤地回答，我搂着她的肩膀，发现我们始终无法彼此温暖。不过我没有悲伤，因为我也早就失了心灵上的震颤，只剩下D·J和J·B还有HOU的相声，在我里面。

我的前生是十六世纪法国的贵族女子，就住在枫丹白露，每天要吃很多的J·B

昨晚我和她躺在床上，她这样喃喃地说，然后我微笑，把灯关掉，开始亲吻她。

老板拿起刷子，在盛满了酱的瓶子里搅了搅，然后涂抹到已经凝固的煎饼上面。我注意到，他刻意涂出一个心形，于是在黄白色的J·B上，就有了一个心，但那又是象征着什么呢？

“情人节该有情人节的礼物呀，无论是谁。”老板将一根油条放进J·B，然后熟练地卷起来，煎饼并没有破损，那个酱色的心还在那里留着。老板把它递给她，她想了想，然后又递给了我。

“情人节快乐。”

她似乎露出一丝笑意，我欣然接过。

我们两个就坐在J·B BAR的马路边上，将两个煎饼一点一点吃完。当我们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彼此都明白想要说些什么。

“多谢你的情人节礼物。”

“那么，再见了。”

两句简短的对话，为我们两个尘世里偶遇而有分离的人做了最后的呼唤。

她的背影逐渐离去，大红棉袄与绿色棉裤慢慢消失了黄沙里。我面无表情地将最后一块煎饼咽下去，从怀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那根大前门。

她也许真的爱我

我也许也会爱他

但是D·J也罢，J·B也罢，HOU的相声也罢

全都无法穿透这层细腻的黄沙帷幕

沙子静静地从天上落下

静静地落在我的身上

烟草的香味消失了，散发出令人郁闷的刺鼻烟雾，我扯了扯自己的棉布坎肩，将大前门从嘴里拿出来，无力地送开手，烟蒂悠然落地。

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过来，向我要五元的罚款，我看着那红袖章，想起了她的红棉袄。我转身狂奔起来，那红色象是她的眼眸，我只想躲藏，回避，越远越好。

当我一口气跑回家，红袖章被我甩掉。我走进卧室，颓然地蜷缩在床边，开始哭起来。

因为我想起来，那两个心形的情人节煎饼，忘记向老板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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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财经：方舟子：一个打假英雄的诞生

xilei — Tue, 14 Feb 2012 19:52:0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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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冬的人性

xilei — Tue, 14 Feb 2012 19:42:00 +0800

人多怀念童真，原因不二，惟儿时尚不识人生苦乐滋味也。我13岁时“文革”方宣告结束，假使现在讨论“文革”对人性或生命的摧残，我多半不会认为那些惨烈会跟我的童年有什么关联。就像一个90年代生在巴格达的孩子并不觉得他们的日子有什么过不下去的理由。

我时常觉得，所谓历史，其实并不关普通人什么事。带领大家回看历史的人，多半说的不是他自己的事；有能力回看历史、并且将其条分缕析、对照关联、鞭辟入里的言论，未必能够联动起每一个经历者的真切记忆；即使联动勾起，经历者也未必肯去过多玩味。比如现在入冬了，我就总在想念上世纪70年代用“东风二汽”运到院门口的大同煤、以及全院子里的男女老少提筐分煤的情景——我在想那时满大街奔跑的穿碎花棉袄的翘辫子女孩儿，想那些棉帽子下面通红的脸蛋儿和冒热气的头发；见到整整一卡车的煤，几十户贫穷沉闷的人家都绽放了笑脸。随即我自然会想到铸铁的炉子、接在一起的白铁皮烟囱以及烤在炉口的金黄的白薯，和距离白薯很近的正在渐渐温暖干燥的棉鞋。

是的，我忽略了白薯跟棉鞋之间味道的差异，忽略了夜晚父亲因思念生计而发出的轻声叹息，忽略了一个被定性为右派的失眠的邻居，更可能忽略了那时的冬夜有很多人见不到煤、见不到温暖。回溯历史，我们会像多年后想起一位前女友、多半也会只记得她的好处一样——回忆，带有自我选择性。

尽管入冬，今晚广场上参与合唱的人们依旧声音高亢、节奏铿锵。这些很多一辈子都不曾大声说话的人，尽管都已渐入老年，也依然要将自己没入人群才肯通畅发声。他们很少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一生站位的原则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一旦孤立就会怀疑自己。“集体无意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中的某一个人忽然觉醒，忽的发现身边挤挨的都是行尸走肉或鬼魅魍魉。我曾经有一篇《坚硬的朝阳沟》受到这个人群的诘问，好在我已渐脱愤青的愁苦，我知道自己不该去动别人手里的玩具，更不该褒贬人家那件玩具的美丑。就如同我自己也时常觉得以前的天更蓝、以前的人更好一样。一出戏并不能挑剔它的戏文，更应该多看它曾带给人个体的快乐。假使一个老人终生情爱的想象对象就是一个叫“银环”的姑娘，你是不可以说出“银环”的虚假的。纳粹被历史否决，但一个在18岁加入了党卫军的日耳曼青年也并不需要用战后的一生来懊悔和自责，他一定仍在记忆的隧道里寻找着快乐；比如某个晴朗天气下他与一个女监看守之间迷茫而又深情的眼神，他关心着如何将今天的靴子擦亮，好去向那个女同事献一点殷勤。那时集中营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布鲁克纳，而营房里几个孱弱的犹太生命即将死去。这个青年会固执地认为布鲁克纳乃人生最美妙的音乐，但营房里的人就会相反。

孩童活在当下，而历史是成年人嚼舌头的东西。战后被拉到街头剪去头发的女子，未必全是以皮肉换取安逸的人，在阿姆斯特丹某个下午的冬阳下，一个德国男人细腻白皙的手指和整洁的头发，或许也曾给某个荷兰女子真切的欢愉和美妙。一个人的双眼看不见抑或不愿看见的，却都被历史看见了，比如那个德国男人靴子后跟儿上粘着的人血。个人记忆，永远只是历史的碎片。

但所谓真相，真的不是存在于每个生命个体各自的记忆中吗？

我曾有过一个奇幻的梦境，我走在一条街上，我自在而悠闲，经验告诉我再行走一刻钟功夫就能到达一个拐角处的咖啡馆，但我却永远走不到。由于是梦里，我就发现我行走的街道是一条正在运转的传送带，我看见柏油路的下面，那里居然热火朝天，像泰坦尼克号的动力舱，好些壮年在那里挥汗劳作，为的是让那条传送带向与我相反的方向运转。我，一个个体生命；咖啡馆，一个个体生命的具体目标；而那条会转动的街道就是所谓“历史的车轮”。在这条街道上，静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任何个体都将被裹挟向前，像泥石流中的草房、风中的沙。

但童真是坚定有力的，像河底的石子，翻滚颠簸，却终究留在了今天的水底。所谓童真，乃是我们赤裸无羁状态下的人性。

人性不可遏制，像铁蹄下的野花、岩石中的泉水、旷野的风、天边的云。人性是每一个男孩掩饰不住的坏笑，是女孩无从假扮的羞赧，人性是穿久了的布鞋大脚趾前头无法藏匿的破洞，是新嫁娘迈出家门时由急切造成的慌乱。

历史有四季，二战时的欧洲和文革时期的中国，都曾是人性的冬季。

冬季里的人性藏在了地板下面、谷仓上面，有时它还藏匿于一封信的字里行间，隐忍在肥大的上衣里或15瓦灯泡的光晕中间；更多时，它会随时随地悄然爬出我们的嘴角，牵动那里的肌肉群，使我们嘴角上扬，做出一个人间最美的表情。在我长成一个半大小子的年头，我开始到处狂走，像一条闷了七天的雪纳瑞刚被放出来一样，四处奔跑、四处狂嗅、四处留痕，对看到眼里的每一点景象都感激涕零、激动震颤、呼哧乱喘。我惊喜于看见的铁轨，它的笔直是那么刚健、弯曲又那么优雅，近景敦实沉重，远景又飘逸轻扬；我看见各种树、各种叶子，我能盯着一片树叶沉浸半个下午，我把那些复杂的叶脉看成织物、又看成河流；我来到野河浜子，我见到那么多昆虫、鱼虾、鸟儿，我把一只蟋蟀装进口袋想象着我们已经成为战友，我拉开麻雀的翅膀看见它神奇的蓝色筋脉。是的，我是一个半大小子，而他的青春早就于一个初春的早上，公然来到。

较早时候，“市联派”和“地老总”还在敌对，“有力量”的工人阶级开始械斗，他们甚至已经用工厂的车床制造出了土枪土炮，街上年纪更大的男孩子们还在传诵立场相异的双方间“战斗”的惊人场面。现在回想，我们上班时的爹妈叔叔大爷们，都是脸色坚毅铁青、洗白了的劳动布工装肃杀板结，在随时的二元选择中间不断变换着敌我阵营。会有某一天晚饭开始前，大人会严肃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再跟某个孩子走得太近，因为他的父亲，刚被发现是国民党特务，于是那个孩子很快就开始独自放学，在下午的阳光下过早地孑然一身。

从小儿，我们这一阀孩子们就都学会了站队、表态、选立场、排斥异己、为所隶属的队伍做不计代价的冲杀。我们以为人生来就是分拨儿的，不是一拨儿的人哪怕他的球鞋雪白、数学成绩最好、家里还有手风琴，统统要拿出抢白的眼神和挖苦的手势，甚至听从一声令下在胡同口揍得他鼻子出血。我们历经无数次与同龄孩子的决裂，又因为头目的一句话又无来由地与之和好。我们从小儿就把自己交给了团伙儿，我们觉得人如果没有一支队伍的收纳简直不能活。

我说了，所谓文革对人性的摧残、所谓政治专制，于我、于我们院儿里的孩子们，或许没有造成过什么样的恶果吧？但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十几个孩子站成一排，一齐向一个被孤立的孩子吐口水之后，有没有给这个孩子形成什么心理阴影？更有，当我们都拿出这个孩子以前借给我们的画书撕个粉碎并摔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否多年后想起仍旧会暗自流泪？他会不会因此而过早地产生诸如仇恨、敌视、报复、雪恨等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瞬间爆发、给更大的人群造成伤害呢？

毕竟，事情才刚过去几十年。

来源：彭东海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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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平和的空中跳伞

xilei — Tue, 14 Feb 2012 19:35:00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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