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出版社

“文革后时代”，文学中石破天惊的性与政治

学苑出版社 — Mon, 13 Feb 2012 11:08:58 +0800

文革时期的文学，连仅有的一点爱情叙事都被排挤掉，在按照“三突出”原则创作出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身上，“革命”被置于神坛之上，作品中充满了唯灵的中世纪气息。正当的爱情都难以挤进革命的宏大叙事，描绘性爱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张贤亮的《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十月第2期。全书约13万字。张贤亮写作《绿化树》时。正值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的风头上，是在“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来的。小说对爱情的描写并不占主要地位。以张贤亮一贯的政治敏感度，不可能不考虑到情爱描写的“分寸”。小说最大胆的地方只是描写了男主人公在马缨花家里二人动情的拥抱而已，他们两人的交谈并没有离开“吃”多远。那个野性的马缨花对自己“荒唐”的过去的讳言，对自己那个来历不明躲躲闪闪的交代，以及两人对“肉欲”的恰切控制，非常符合当时的审美规范。因此，《绿化树》顺利地获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

而张贤亮在1985年发表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文学事件，最主要的原因是正面描写了性爱，描写了一个右派分子在劳改中性功能的失去和恢复。围绕《绿化树》的争议尚未平息，这本书引来了更大的议论。

在《绿化树》中，性与政治的关系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十七年文学的叙述框架，政治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地位，性爱、情感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作家将《资本论》大段大段的引用，以增加小说的政治色彩，让章永璘手捧《资本论》，怀着“虔敬的心情”，把它当成《圣经》来读，作为自己灵魂的导师来对待，以期望在“灵”上超越自己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新人。《资本论》是一个政治符号，它在文本中一再出现，缝合了小说因写饥饿、爱情、苦难而产生的文本裂隙，照亮了文本中的阴暗面。

当章永璘在马缨花家里控制不住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欲，忘情地拥抱了马缨花时，劳动人民马缨花及时地制止了他，接着，他用了整整一节4000多字的篇幅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当然，这种忏悔有其深层的原因，情欲属于人性论的范畴，特别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情欲，以当时的文艺政策来衡量，更是“不洁”的，是要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清除掉的。作者在文本中对此预先进行了灵魂的 “大批判”，以防止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责难。需要指出的是，对自己流露出的肉的欲望痛加自责，这里延续的是十七年文学的写法。《青春之歌》中坚贞的革命者卢嘉川和江华，都对林道静产生了深深的爱，但是他们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因为他们认定还有更崇高的革命目标需要献身，儿女情长是不对的。只是在革命有了闲暇之时，江华才将这种爱恋吐露出来，并留宿在林道静的住处，行短暂肉体之乐。而在《青春之歌》中，这只是罕见的一个例外。最为常见的情景是，反面人物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欲，陷入到感官享乐的泥坑里。

而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性明显地压倒了政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采用的是感官化视角，小说叙述的焦点围绕此一点展开。虽然从表面看来，故事发生在“文革”末期，讲述的是一个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所经历的一场不成功的婚姻，但是内核却是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化，表现了对性的热烈追求和充分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唯肉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当时确实震惊了社会，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热门话题。登载小说的杂志被抢购一空，许多年轻人抢着阅读此书，仿佛在偷尝禁果一般。“在严肃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人体的描述也很少有如此细微的”，“对性欲的表现达到了很惊人的地步……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遭。”当时，对小说持肯定性赞赏性评价的，有黄子平、蔡葵、蓝棣之、许子东、曾镇南等人。作者借政治的外衣，详细描写了女性的人体美，用比喻大段描写了做爱的场面，几近赤裸裸的，拿到今天来看也不落伍。当时有评论诘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奇怪的‘政治性学’”：“难道描写这种性疯狂、性变态，乃至描写性机能的丧失，就能算作显示特殊环境对人性压抑之深，难道显示环境对人性的扭曲达到了产生性疯狂性无能的地步，就能算作最深层次的暴露？”其实，这种批评也很有道理。这种畸形的性爱的发生实在是很勉强很不自然的，可以说是很怪异的，做作的，以性机能的丧失来比喻整个知识界被阉掉了也非常牵强，失之于简单化。现在看来，那些当初热情肯定这部小说的人，主要是就其中的性描写突破了创作禁区而喝彩吧，因为在当时“创作自由”的口号下，“性描写的禁区不仅可以冲破，而且应该冲破。它本来就是宣传社会主义人性、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创作自由’口号的积极响应。因此我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创作上带有标志性，它具体说明了我们今天的文艺究竟开放到什么程度；有力地回答了‘创作自由’究竟是真格的还仅仅是一句口号；形象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对于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

与《绿化树》相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政治因素变稀薄了。变成了以政治演绎性意识这一奇怪的逻辑。小说中的政治，在蓬勃的性意识的笼罩下，变得苍白、干瘪、甚至是滑稽可笑。章永璘目睹了妻子黄香久和曹学义偷情，与宋江、庄子、马克思的对话显得十分勉强、做作。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试图故伎重演，想在性与政治、性本能与哲学思辨之间构筑一种牢固的关系，以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是即便在当时，一些读者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政治拼贴的“虚假性”。政治与性之间的裂隙在扩大，看来是难以弥合了。

即使在今天，我们解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惑。这是一个带有试验色彩的文本，表面上是一部反映劳改生活的政治小说，实际上，除了性和政治，它还包含有多重的声音：

1. 知识分子仰仗拥有知识的权力，充分运用话语权，对没有知识的黄香久进行控制和支配。章永璘与黄香久的结合，结婚、离婚书的起草，对肉欲的渴望以及虚伪的“超跃”，以及那个高高在上进行而上哲学思考的高大主人公，等等，都在昭示这种知识上的优越性。

2. 知识分子人格中的虐恋倾向。章永璘总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难者，在《绿化树》中就醉心于对右派改造的苦难历程的描绘，在这部小说中仍是一如既往。在发觉妻子和支书曹学义上床后，却发表如下的奇谈怪论，暴露了自己内心的“虐恋癖”：

回顾过去所受到的凌辱，与所有不幸的人的所有不幸的遭遇比较，唯独这种屈辱我还没有受过。没有受过这种屈辱道是我觉得惊异，感到意外，不相信命运会如此厚待我。似乎我天生下来就注定了必须经过一切痛苦，要穿过水与火与剑与蛇铸成的全部炼狱……

3. 监狱伦理支配下的非常态人生。在大墙之内，远非《红岩》用来砺炼革命者意志的炼狱。监狱规训制度下，爱情、婚姻、人际关系、饮食起居都遵循一种非常态的伦理规范。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章永璘总是自私自利地企图占用宿舍中最好的铺位，为何想方设法骗取老乡的胡萝卜，利用掌勺师傅的错觉多打些稀粥（《绿化树》），这不仅仅是如作者所说是主人公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的问题，而是在受监禁情形下形成的特殊行为。婚姻和爱情只和本能联系着，对女性性特征的疯狂想象，更是监狱伦理的直接恶果。

4. 用虚构“梦中的洛神”对自己献身这种艺术的“白日梦”的方式，来补偿作者长达20余年的劳改生活中所缺少的女人的滋润，从而使自我的焦虑得以缓解。小说中的本我、自我与超我处在激烈的论辩交锋中，本我对肉体的沉迷、自我对现实的清醒以及超我对形而上的追求，导致了“我”对女人的矛盾行为。

5. 对家的逃离。现代文学中的家往往是不和谐的，破碎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冲突的、紧张的。章永璘结婚后刚刚得到家庭的温暖、性生活的和谐，却要逃出这个家，这一反常举动，同样也是这个母题的延续。

其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最主要的还是对人的肉欲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张扬。而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肉欲是一个贬义词，只有反革命人物才会沉溺于感官享受。肉体的欲望是不洁的，是对纯洁的革命思想的伤害。身体其实是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的。《青春之歌》中，在学生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余永泽没有走上街头，选择了书斋，对国学报有浓厚的兴趣，对这样一个致力于做学问的有识青年，小说把他描写成一个沉溺于个人情感不能自拔的伤感的小资，他与卢嘉川争夺林道静的斗争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因为卢是革命的化身。其实，余永泽无非是要在乱世做做学问，过一个美满温馨的小家庭生活而已。余永泽一个致命的不足在于对肉欲的沉迷。他为了说服林道静同意和他同居，假装害了相思病，从而诱使林道静决定和他住在了一起。余永泽的这些表现，注定是成为林道静革命路上需要超越的绊脚石。叛徒戴愉为了破坏北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和北大学生王晓燕认识，二人却堕入了爱河。这是《青春之歌》中描写得最为详细、完整的一场恋爱。在认识王晓燕之前，戴愉就和自己的情妇兼上级——一个妖艳的女人上了床，敌人控制戴愉的竟是一个非常规的手段——女性的身体。摧毁革命者意志的，往往是肉欲、美食、物质的享乐、甚至是西方的流行文化，而尤以女色最为具有杀伤力。戴愉对王晓燕的身体有着极大的热情，和王晓燕拥抱、接吻，进入了热恋，并且屡次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而王晓燕则礼貌地守住最后的防线。为此，他恼羞成怒：

你固执得很——封建，把童贞看得那么神圣。真对你没办法！

这个声音，和余永泽对林道静说过的话又是多么类似：

静，听我的话，咱们搬到一块儿吧！我这是第十次请求你了……你想想，那是咱们该多么幸福。

是否对浓妆艳抹的女性身体感兴趣，往往可以检验一个男性革命者的真伪。另外一个叛徒孟大环，在诱捕革命者江华时，因为在对大街上的一个装扮妖艳的女人不自觉露出了欲望而被江华识破了真面目：

孟大环望着那个女人的雪白的颈脖，望着那白嫩的裸露的双臂，嘻嘻了两声，突然贪婪的张大了嘴巴。江华脸上却掠过一丝看不见的微笑。

而接下来在“大观楼”电影院里的一幕，更使这个叛徒堕落的嘴脸暴露无遗：

银幕上映的什么东西，江华并没有看见，他只是在黑暗中偷眼察看身边孟大环的神色。当银幕上出现了许多光着大腿的妖艳女人扭着跳着、靡靡的音乐中一对男女拥抱接吻的时候，他扭头去看孟大环，只见他咧着大嘴嘻嘻笑着，涎水顺着嘴角滴了下来。

对肉体的沉迷、对感官享受的追求，只有阶级敌人才会孜孜以求的。如果有谁追求这些，就难免会遭到因果报应。《青春之歌》里的北大美丽超群的花王、皇后李槐英，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平素迷恋“洋装的文学书”、“美国的、法国的时装画报”，颇富小资情调，结果，李槐英在参加一个酒会后被一个日本军官掳走，遭到强暴。这一经历，才使花王变成一个学运积极分子。《红岩》里的共产党员甫志高，因为留恋自己温馨的家庭，留恋自己的妻子，没有听从上级组织许云峰所发出的晚上不要回家以防特务埋伏的劝告，买了妻子最爱吃的“老四川”麻辣牛肉，在刚回到家就特务被捕了，在物质享受的利诱面前很快就变了节。

女性的身体、好莱坞电影、流行歌曲、舞会……这些当时上流社会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作用于人的感官，容易乱人心旌。革命者对此采取了拒绝的姿态。听到流行歌曲，林道静的反应是：

房东开了收音机，流行歌曲带着哭声好像送丧似的传到道静的耳鼓：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凤，/吹个不停……

北京饭店舞会里的阔太太，在林道静的眼里，却是这样的：

她低着头盯住那些五颜六色的高跟鞋、那些涂着蔻丹的好像妖魔一般的红色大脚趾……

在十七年文学中，身体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强化。对人的欲望的叙述只限于反面人物身上，革命人物做的是革命工作，是没有时间来荒淫无度的。对肉体快乐的排斥使作品充满了唯灵的气息。如果说《青春之歌》中还有人性的正常需求，如描写革命者卢嘉川、江华对林道静的爱，叙述江华和林道静的同床共枕，到了《红岩》，则有了文革文学的影子，共产党员的高大、坚贞，俨然半神半人的超人形象，反面人物则加以漫画化，经常代之以“猩猩”、“狗熊”等蔑称，将其妖魔化成半人半兽的形象。身体在这里是无性别的，只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的神圣形象，小说着重表现的是对身体的监禁、惩罚、规训，敌人对革命者身体折磨的残酷，反而表现了革命者的坚贞信仰。一部四十一万字的小说，在描写女人的身体方面真是惜墨如金，倒是作为反面人物的中央社记者玛丽小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句话，惊动了一位披着金色鬈发的女记者，她一听有人提到中央社，立刻扭转身，飞出一个眼波，涂着蔻丹的纤手从镁光照相机上轻轻举起，便想隔席搭话。

这个摩登女郎，却拥有一颗多愁善感的敏感心灵。当她见到地下党成瑶时，用的是女性的审美的眼睛：

她的目光不由得凝滞起来。那年轻的女记者，还不到二十岁吧？你看她，圆圆的脸，红润润的，一双大眼睛多么机灵！头发烫得端正美观，额前一绺刘海，显示着青春年华。一看见她，玛丽就暗自感到韶华难留，心头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滋味。

《红岩》在这个不经意的瞬间，流露出了人性美的闪光，使板结成铁板的革命格式化叙述，出现了裂隙。亮丽的青春、美丽的身体是任何阶级的铁幕都遮掩不住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人的性欲望为核心情节的设计，表面上很有“现代”意识，很开放，其实并没有摆脱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套路。身体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主人公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在无产阶级的监管下劳动改造。按照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叙事逻辑，这个“反面人物”对待女性肯定是色相毕露的，是沉溺于感官享乐的不可救药的堕落分子。令人惊异的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这个方面恰恰落入了十七年文学的叙述成规：主人公章永璘对女性的肉体怀着疯魔般的渴望，小说有对女人裸体的详细而带有快意的描写，有对性生活、性体验的大段描写，有对阳痿的描述，等等，这正从正面说明了这个右派分子的阶级本性。可是，这个右派分子却是受冤屈的好人，是错划的右派，长期的监禁使他年近四十仍然孑然一身，身体的利比多无从释放，这使他的性饥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吊诡的是，既是受冤屈的好人，那么他的不正常的欲望也就有了合法的意义，而他虽有疯狂的性想象却患了阳痿症，这样的写法就有了政治学的意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身体意识形态，性与政治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另一种形态，小说对政治压抑与阳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反复强调，说明了这种形态远比十七年文学更为紧密地强调了性与政治的不寻常关系，同时也令人沮丧的感觉到，新时期文学在骨子里并没有离十七年文学多远，二者之间虽有巨大差异，其实还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承继关系。

本文内容摘自学苑出版社《重读八十年代：兼及新世纪文学》王德领著。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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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纪念梁思成与林徽因？

学苑出版社 — Wed, 08 Feb 2012 09:53:17 +0800

新年伊始，“梁林故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拆除一事，引起社会关注。北京文物局局长孔繁峙称，此次是“公然拆毁已被认定的文物建筑”，梁思成故居被拆是最恶劣事件。

谁该纪念梁思成与林徽因？
　　200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北总布胡同故居要被拆毁之际，引起社会关注，最终得以保全。最应该纪念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不是我们，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

北总布胡同：林徽因“我们太太的客厅”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今北总布胡同24号）的故居，是林徽因和梁思成1931年到1937年间的住处。这方院落里曾经有过名噪京华的“太太的客厅”，聚集过中国文化界名流，承载着林徽因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她家的客厅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和文学沙龙，经常集聚着一批文人墨客在此高谈阔论。

北总布胡同3号从前的院子是个宽广、温馨的地方，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院子中间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双小儿女常在树下嬉戏。

就在这间客厅里，每到周末，金岳霖、徐志摩、萧乾、沈从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人士就会聚集一起，在阳光中畅叙，间或飘起几杯刚煮好的咖啡的浓香。而聚会的主角自然是林徽因。梁思成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居有好多故事，比如1933年11月1日，沈从文将正在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萧乾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几天后，读了这篇小说的林徽因对沈从文说：“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沈从文随即写信告诉萧乾，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喜欢你的小说，要请你到她家去吃茶。就这样，兴奋而有点紧张的萧乾，穿着自己最好的蓝布大褂，与师傅一起叩响了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门扉。
那天的情景萧乾一直记忆犹新，“她刚刚骑马归来，身上还穿着骑马装，显得格外潇洒轻盈，哪看得出是个病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聊起天来，谈锋甚健，几乎没有别人插嘴的机会。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逼近之时，他们不堪沦落日寇之手，操起行囊远赴深山老林，抢救祖国的建筑遗产。自此，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北总布胡同住过。

新林院8号：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

新林院8号，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时的居所，不仅见证了清华建筑系创建的历史，而且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及全国急需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从这里诞生。新林院8号成为新中国首批国家艺术创作的诞生地，留下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起步的见证。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今天的新林院8号依然意韵隽永。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复员北平之际，在工学院增设建筑工程学系，梁思成受聘为教授兼系主任，新林院8号从此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清华园的居所。

新林院8号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正房前檐用水泥砌出拱形雨篷，房间十分高大，当时还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能暖和。

几个院落都被院墙遮掩着，基本见不到主体房屋的样子。小小的门牌提示来访者“新林院8号”到了。大门紧闭，主人想必在午睡。树影婆娑之下只见得屋檐处的构造，其余已经被加建的房屋和高高的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这里是清华园最早的家属区，若干像8号一样的院落围拢着一个200平方米的小操场，白天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晚上还有露天电影看。小操场早就没了，被几栋板楼取代，与8号所在的几个院落同向排列。

“新林院8号”以前没有高的围墙，只用矮矮的砖垛一围，正房和后院就是大家伙围聚和工作的地方。恰好碰到有人从旁边小门出来，才得知，这里已经住上了四五户人家，正房里住的是房东，加建的几间小房是租户。既然来了，便想看个究竟，试着叩响正门，果真有人在家。推开院门，终于发现了以前8号的些许印记，原来围护小院的矮矮的砖垛已经成为了高大围墙之内的一个长台面，摆放着花草，正房的门头还在，透过门帘，后院沐浴在阳光下，因为主人很不情愿被打扰，两三分钟我们就识趣地离开。

1948年末，虽然清华园解放了，北平尚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梁思成林徽因忧心古都北平的命运而夜不能寐。“一天晚上，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新林院8号梁家，为攻占北平城做准备：万一与傅作义将军的和平谈判失败，不得不被迫攻城时，要尽可能保护古建筑。他们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新中国刚成立，梁思成和林徽因以从未有过的欢欣鼓舞和昂扬精神，不顾病弱之躯，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凝聚着清华建筑系师生集体智慧和梁思成林徽因艺术才华的国徽方案，作为中华民族特征、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完美结合的象征，在新林院8号诞生了。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国徽提案

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国徽设计方案

国徽设计组成员与各种国徽设计方案合影

1955年4月1日晨6时20分，旷世才女林徽因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走完了她51年绚丽多姿的生命旅程，1972年1月9日，梁思成久病之后逝世，但他们夫妇留下的国徽图案却永远留在祖国各地，这是他们永远的丰碑。

以上内容主要摘自学苑出版社《茶余饭后话北京》（2012）李革主编，祁建等著。新闻内容来自新京报，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博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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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与传统节日数字之谜

学苑出版社 — Mon, 06 Feb 2012 09:48:56 +0800

正月十五闹元宵，元宵节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节日，也是大部分老百姓心目中真正“过完年”的标志。当我们仔细观察中国各个传统节日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元宵节为什么要赏灯？这其中潜藏了怎样的心理暗示？

国人向来以“双数为吉”，却为何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几乎都是单数月单数日？这种与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的节日安排如何被百姓接受？

这些谜题，我们来为您一一破解......

赏灯如赏火 灶火驱百病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一个单月单日相叠的日子，也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称之为上元之日。它的仪式主要是赏灯，赏灯实际上是赏火。火在人的生活之中是保卫生命、抵挡侵害的有力武器，因而在节日文化之中用它来抵挡由单数带来的亡灵的侵害。如果哪一个亡灵或鬼神在初五被送走之后，仍然要求享受供奉而不肯离开，那么正月十五遍地的火光就会把它们吓回到应该去的地方。因而，正月十五连妇女小孩都要借助于天上月光的照明走出家门，到外边的火光底下，让亡灵们看到一个在火光保卫之中的人。所谓亡灵作祟，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让活人生病。为了抵抗亡灵的侵害，争取不生病，正月十五的外出走动就被称为“丢百病”。这一内在意义艺术化之后，变成了正月十五闹花灯、玩社火。其文化内涵是让人们走进火光之中，抵抗鬼灵的侵害。

最早的元宵节，起源于秦汉年间。相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就开始有了街头放灯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正月十五元宵节也被称之为“灯节”。然而，不论怎样变化，元宵节祭火消灾的意义却仍然得到保留，只是火变成了灯。至于月亮，只不过是为人们烧鬼仪式照明而已，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和月亮没有关系。

单双数的观念与传统节日的形成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的生命力极其脆弱，认识能力也受到限制，只能从某些片面局部的经验中积累所谓知识。如果得到了某种重复性，就被认证为规律，这些规律就成为禁忌而规范人们的生活。某些节日的形成和这些禁忌认知有着某种联系，其中之一就是对于单数的禁忌。

在粗知数字的时期，人们从月亮的圆缺了解到十二个月为一年的时间概念。但是，在数字的排列上，人们认同了双数而忌讳单数。对双数的认同首先来自于人对自身的感受，人的肢体是对称的，两只手可以协同劳作，两条腿可以交替行走，两只眼睛可以看清楚事物，否则视为肢体不全，不全也就是畸形，畸形的生活能力大大减弱，人从最本质意义上对于不对双的事物有了某种惧怕。其次人们从生活习惯中认同了对称，筷子成双可以夹起食物，双木为林，二人成家，生活的需要与繁衍都需要双数。人们常说，“双桥好走，独木难行”、“孤掌难鸣”，从身体和生活经验出发，把双数和吉利、顺畅相联系，双数也被称为吉数。在传统之中，喜庆之时所采用的数字，无论是成婚的日子，还是送礼的数字都要取双数，称为好事成双。相反，不双为单，它和双的吉利相反，是凶恶、坎坷的代词。不吉的观念同样来自于感觉，也是生活之中对于孤单、畸形不便利的总结。数有单双之分，双数表示运气好，因而数又代表了人的命运。“李广不封缘数单”，数单则是不走运的另一种说法。

这一数字观念在古代漫长的时期是通行的，人们把它用在一年时间的排列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的现象，一方面一年十二个月有六个单数六个双数，单单相逢和双双相逢都成了节日。另一方面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大都集中在单数上，它们分别是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月数日数单单相逢。一月又称正月，正月正是我们传统的大年初一，一直到初五都是正规的节日。三月三是沐浴节，接着就是清明节，五月五是端午节，七月七是乞巧节，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九月九是重阳节。十作为从头开始，已经是数字的结束，后面的也不被人们所重视。由此可见，热热闹闹的传统节日，恰恰是建立在不吉利的单数之上，按照中国传统之中“逢凶化吉”的思维转换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节日喜庆的外表是为了完成单月单日由凶转吉，一系列的节日活动是为了镇压住凶气、战胜凶气而设立。

单数节日的观念与内涵

腊月二十三 大年初一 过新年

作为传统中被重视的大的节日，不仅有序地排列在单数之上，而且各有一套不成文的过节程序，本文推测这些节日是为了由凶转吉、克服单数所带来的恶运而生成。这可以从它们充满了禁忌、祈求和保卫措施的活动程序之中得到印证。

过年是中国节日文化中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仪式相当繁多。从农历的腊月二十三送灶开始，就进入了过年的倒计时。腊月二十三被称为小年，也就是说，过年的程序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启动，二十三也取一个单数，从这一天开始，人们的生活实际就已经开始走向特殊的状态，为一个特定的时刻、时段进行认真的准备，这个特定的时刻就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和日都是单数的大年初一。

从年三十的半夜子时开始，单单相逢，这个时刻被称为过年。它的仪式是，放爆竹、烧纸、吃饺子、年糕、守岁。这一仪式的文化内涵在连天的爆竹声中已经比较模糊，人们只知道“一夜连双岁，子时分二年”，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单纯的辞旧迎新这般简单。年三十的半夜，民间称为“接神”。所谓接神一是接回被送走的灶神，二是接回逝去的先人亡灵。神灵和亡灵，在爆竹的欢迎仪式之中被亲人从另一个世界接回到家庭中来，要在家庭度过五天时间。此时是打乱人、神、鬼生存空间的时刻，在人的生存环境之中，多了神和鬼的监督和威胁。因而，人们变得格外谦恭。对于那些没有后代接回家中的游神和孤鬼，人们也要在另外的地方为它们烧上几张纸，等于捐钱给它们，让它们也有一个安慰。因此，这一段时间称为“普天同庆”，它的实质意义是宇宙之间所有的生灵、亡灵、神灵都来到人间活动。因而对于活人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一段时间。因此，过年的几天，生活里充满了禁忌，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俗称要说“过年话”，禁讳打碎碗碟。妇女这一段时间不做针钱活，不动刀剪，避免无意伤到亡灵。男女老少都穿上光鲜的新衣服，见人要客客气气，家里要布置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是对联和福字的装饰。这给我们一个现实的联想，很像是小心地接受上级领导的检查，在它的文化底蕴上，也的确是接受祖宗和神灵的检查，让祖宗高高兴兴看到后代的成绩，心顺气顺。说白了，就是人不敢得罪这些神灵，免得招来祸患。一直到初五人们又放炮竹、吃饺子，这称为送神，这一天包饺子被称为“捏破”。这是送亡灵的仪式，这顿饺子相当于送别宴，捏破的意义就是补救，万一这几天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敬请鬼神多原谅。过了这一天，天、地、人又空间分明起来，人们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中，生活禁忌消失。因而，初五俗称破五，也就是第五天可以破除禁忌。我国过大年的历史很悠久，名称也几次改变。不论称元旦、大年还是春节，中国人还是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大节来过，这不仅仅是传统的惯性，而且还由于其内在意义决定形式价值，其保卫生命的意义，存活于过年严谨的程序之中。

三月三 上巳节洗浴

第二个单数相逢的日子和月份是三月三，它在古代被称为上巳节。主要的仪式是走出家门到水边去洗浴，被称为祓禊，意味着用水洗去不祥。水和火是人类能够看到能够运用的武器，水能够冲走脏东西。祓禊等于把身上所有的凶气丢到水里，让水远远地冲走。祓禊二字本身已经说明了它的文化内蕴。

三月十五 清明节祭祖

三月十五是这个月份中的另一个重大节日。清明，是亡灵的节日，它的仪式是上坟和放风筝。人们携带食品，到故去亲人的居住地上供、祭拜，同时为亡灵的坟上添土，等于是替故去的亲人修修房子，让他们安心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度过一年，这是用安抚的手段间接地保卫自己。由于和逝去亲人的亡灵有过接触，人们要去踏青放风筝。放风筝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有益的体育活动，但它的本意却是放晦气，也就是放走由于亡灵或其他无形的邪恶力量带给自己的可能的伤害。因而最忌讳落到自家的房上，等于凶气回到了自己家里，如果落到别人的房上，就会引起争执。所以必须远远地到野外去放。踏青实际上是躲出家门，避免亡灵的侵害。

五月五 端午节赛龙舟

第四个单数的月份是五月，五月五是端午节，是传统节日之中仅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五是单数中的中间数字，也被认为是“重大”、不可侵犯的数字，五五相逢，是双重重大、凶中之凶。民间俗称它为瘟神爷散药的日子。因而，它的仪式最多，保卫生命的意义也最明显。

端午节最主要的活动是划龙船、赛龙舟。这在后代文人的笔下被称为是纪念屈原。然而，在学校教育普及之前，中国的乡村父老并不知屈原为何人，也不会为一个不相干的人形成一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它的真实意义是送凶。过去人们依水而居，水流向远方，成为人们排除凶恶的方便渠道。因而，在过端午的时候，各家各户要用代表亡灵集合点的香火在各个房间里走一遍，然后把各家各户的香火统一送到一条船上，让它漂流到远方。各村子的船都要争取早走、快走，以免带回凶神，这就是具有比赛速度的龙船竞赛的意义原点。在不邻河的山地村庄，人们用纸船来作代表，把香火插在小纸船上，让小纸船顺着小溪漂走。实在没有小溪，则把小船烧掉，也正是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所表现的“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原始意义。

了解了上述的文化内涵，端午节其他仪式的内蕴均可洞见。房檐上插艾草和柳条，这二者都有显在的消毒和隐在的辟邪作用。“辟邪”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躲避起来，插在房檐上是一种伪装，很像是战士头上戴的植物伪装圈，为的是让瘟神找不到自己的居处。儿童的手腕上有长辈们拴上的五色丝线，是为了加固娃娃的生命，免得被瘟神爷拉走。手腕上的五色丝线，很像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圈，会用它的光彩吓走瘟神。最关键的心脏部分，要用红兜肚盖住，上面绣有蜈蚣、蝙蝠、葫芦图案，等于是以毒攻毒，让瘟神和邪祟远远走开。端午节的饰物还有荷包和葫芦，这二者都是装药用的，象征着抗毒的药物。最后一项是饮雄黄酒和吃粽子。雄黄酒有消毒的作用，人们形象地形容雄黄酒能够使修炼千年的白娘子显出原形，至于其他的邪恶，没有道行的鬼魅，自然也难逃雄黄酒的威力。粽子是糯米加红枣，用竹叶外包，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如果说主要的内容都是从抗击侵害的意义出发，最后的饮食却是从加强自身来补充的。而其全部仪式最根本的意义还是为了抗过这一大凶的日子。

七月七 中国情人节

七月七，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中国的情人节。喜鹊搭桥，让分离的夫妻在桥上相会，故事美丽而富有人情味。但是，这完全是后来衍生的意义。七在中国人原始的数字观念之中属于亡灵所有，如果说活人多用五来数数，所谓“人五人六”，而七则更多的属于死去的灵魂。普通人家把三七作为对亡灵最隆重的纪念日，也就表示一种告别，表示逝者作为人的程序最后结束。因此，如果哪一个人敢于大胆破除有关七的禁忌，则被称为“不管三七二十一”。而讲究一点的人家，就要坚持到五七和七七。因此，七七单数相逢，是阴气最重的日子，死去的亲人，每逢七日要进行祭祀，而七七是极限，过了这一天就不再进行祭祀，一些鬼魅都可以去投胎再生于人世。因而，民间相传七月七是所有死去者灵魂的还阳日，也就是说这一天所有死去的人的灵魂都会回到世上捕捉他们的猎物。这中间没有反抗之力的儿童自然是最危险的，所以做母亲的既要保卫自己的儿女不被捉走，又不敢得罪游鬼，就采取了赎买的方式，用花花的纸船引游鬼上去乘坐。而纸船上有很多小纸人，吸引了游鬼们的注意力，他们上去捉拿那集中的小人，也就放松了对真正的活着的儿童的危害。最后它们享受了儿童的父母们送给的祭品鱼、肉、水果，酒、茶、饮料，也就心满意足。最后，花船和小人都被烧掉，也就是送给了出游的鬼魂，使它们满意而去，由此换来儿童一年的平安。待到来年七月七，一切再重演，直到孩子具有了抵抗能力为止。有这一仪式的地方把七月七直接称为“小人节”。

也有人认为七月七会有一些不诚实的小鬼，投胎为新生儿来欺骗人。它们不会长久地留在人间给人做负责任的儿女，而是经常骗去父母的感情后夭折或以多灾多病去折磨父母。因而，七月七日诞生的孩子往往被认为是不吉利，《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女儿就因为生在七月七日，被王熙凤说成“生的日子不好”，刘姥姥才想出了以毒攻毒的办法，称这女孩为“巧姐”，希冀取得逢凶化吉的转换。因而，所谓的“乞巧”，在它产生之时，并不是女人为了心灵手巧而去向仙女求教，而是祈求一种吉凶的转换，来保卫自己的孩子。儿童过去为妇女所管，七夕也被称为妇女的节日。人们即时创造了七仙女的故事，也留下了男不拜月的习俗。因而，七月七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不利于儿童的“儿瘟日”。

七月十五 中国鬼节

七月十五俗称为鬼节，是继清明之后，成规模的纪念亡灵的日子。这一天，要给死去的亲人送去一个个纸包袱，装上准备过冬的寒衣或纸钱。同样，也要对那些没有后代的孤鬼们给予抚恤。它和清明的意义都是显在的抚慰。

九月九 重阳节登高

最后一个单月是九月，单单相逢的日子是重阳节。单数又被认为是阳数，二阳相逢叫重阳。九是数字之中最大的数字，所以这一天也是大凶日。这一天的仪式活动是登高、赏菊、饮酒、吃蟹。登高是本质意义，后三者是附加活动。登高，也就是到野外去登山，这就是躲避，离开平日生活的环境，躲避凶气的捕捉。相传这一天里会有瘟气降临，人们要离开自己的家，尽可能到高处去，才能平安。在道教的传说里有生动的描绘，道士费长房告诫友人九月九要全家登高，友人照办，晚上回来见家里的猪羊都已死去。这个故事形象地说出了九月九之毒之凶。这一天的另一个仪式是在头上插茱萸，茱萸是一种中草药，和艾草一样具有消毒的作用，也不乏伪装的意义。王维《九月九日怀山东诸弟》中，“遥望兄弟登高日，遍插茱萸少一人”，记的就是全家登高的活动。它强调的是全家躲避，要数一数是不是丢下了一个人，丢下者就会被瘟神捉走。

由此可见，单单相逢的日子被称为节日，举行特殊的仪式和活动，是人们为了保卫生命的积极措施，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淡化了避凶的禁忌内容，而保留了形式意义，节日逐渐成为单纯的喜庆。

以上文字摘自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化论坛》中刘晔原教授的文章《节日的形成与数字观念》，内容略有改动，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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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陵“穿越成疯”,阿凡达也穿朝服

学苑出版社 — Mon, 30 Jan 2012 16:03:29 +0800

近日，一文化公司在清东陵操办了一场另类的庙会。先不说违背了“停灵的庙不举行庙会”这一习俗，庙会内容也让人唏嘘，眼下“穿越”盛行，各种穿越剧上演得络绎不绝，但好歹都是正儿八经的“人类”吧，而这家文化公司逐利炒作，竟搬出机器猫、阿凡达为“穿越”助阵，还收取几十元的门票，这种闹剧实在不该发生。

荒唐庙会惹争议

此次清东陵庙会主题为“穿越大清朝”，称为首届“穿越大清朝”福地庙博会，这个穿越庙会，初衷是想宣传景区，可是活动引来的争议之声远多于肯定之声，文化乱象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北京民俗学会会员韩硕对媒体说，“天坛搞文化周，有祭天表演。大观园搞庙会，有元妃省亲。可这清东陵搞庙会，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表演项目上，既不合规矩，又糟践文化”。他还表示，“虽然不能说停灵的庙都不能举办庙会，但庙会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而且一些以庙会闻名的大庙如隆福寺，确实是不停灵的。在陵墓上举办庙会，对死者不尊重，不合民俗传统。”

老北京网创始人张巍则在微博上说道：“首届也应成为最后一届！”他表示，在清东陵这种文化遗产景区做庙会活动，是一种不尊重，是破坏文化氛围。“穿越的主题在这样的地点是不合适的，陵区搞祭祖之类的活动可以，搞这种庙会就不对。”

而广大网友也通过微博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一位网民说，“我真没看出来哪儿体现大清文化，是那些儿童游乐设施？还是暴力耍猴的表演？或是那些烧烤摊？我真怕失火了怎么办……真见了个机器猫，还有穿着朝袍的阿凡达。”更多网友直接表示不满，“好好搞搞文物保护，一陵区搞什么庙会？！”“庸俗低级，请大家尊重世界文化遗产，自觉抵制！”“阿凡达和机器猫同清朝文化有一毛钱的关系么？”而对于“穿着朝服的阿凡达”，清西陵也在微博上评论道，“千万别搞这出呀！”

搞文化先应该懂文化

庙会作为中国民间传统风俗活动，在节庆为百姓带来了很多欢乐，为每年都举行的庙会想新点子固然没有问题，还应该提倡，然而具体在哪儿办？怎么办？却是一门学问，这次清东陵庙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材，主办庙会的文化公司对清东陵的情况肯定也不是很了解，这里我们就大致介绍一下：

清东陵（Eastern Royal Tombs of the Qing Dynasty）清东陵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的遵化市境，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据说是顺治到此打猎时选定的，康熙2年（1663年）开始修建。陵区南北长125公里、宽20公里，四面环山，正南烟炖、天台两山对峙，形成宽仅50公尺的谷口，俗称龙门口。清代在此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诸陵园以顺治的孝陵为中心，排列于昌瑞山南麓，均由宫墙、隆恩殿、配殿、方城明楼及宝顶等建筑构成。其中方城明楼为各陵园最高的建筑物，内立石碑，碑上以汉、满、蒙三种文字刻写墓主的谥号；明楼之后为"宝顶"（大坟头），其下方是停放灵柩的"地宫"。由陵区最南端的石牌坊向北到孝陵宝顶，由一条约12公尺宽、6公里长的神道连成一气，沿途大红门、大碑楼（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龙凤门、七孔桥、小碑楼（神道碑楼）、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等建筑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当年顺治到这一带行围打猎，被这一片灵山秀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从此昌瑞山便有了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清东陵。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有580多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豪华装修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　整座东陵在木构和石构两方面都有精湛的技巧，可谓集清代宫殿建筑之大成，其中孝陵的石像生最多，共达18对，造型多朴实浑厚；乾隆的裕陵规模最大、最为堂皇，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则是首屈一指的精巧建筑。目前，清东陵15座陵园中，只开放了裕陵和东、西太后陵及香妃墓等四处供游客参观。

清东陵以她无可辩驳的魅力，以她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11月30日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1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级AAAA级旅游景区。联合国世界遗产专家说清东陵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清东陵内葬人物
　　孝陵
　　内葬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他是清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后的第一帝，在位18年。与福临合葬的还有孝康皇后、孝献皇后。孝康皇后是康熙帝的生母。孝献皇后是顺治帝的宠妃，死后被追尊为皇后。
　　景陵
　　内葬圣祖康熙皇帝和孝诚、孝昭、孝懿、孝恭四位皇后及敬敏皇贵妃。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为入关后第二帝，在位61年，是清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出兵击退盘踞在我国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沙俄侵略军，遏制了沙俄对华的侵略野心。他曾多次平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部分上层分子分裂祖国的叛乱。玄烨注重农业，大力治理河患，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热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在文治武功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素有“康熙大帝”之美誉。他本人虚心好学，多才多艺，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书法算学都比较精通。孝诚皇后是玄烨的嫡皇后、被废黜的皇太子允礽的生母。孝恭皇后是世宗雍正皇帝的生母。
　　裕陵
　　内葬高宗乾隆皇帝，孝贤、孝仪二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是清朝中期的著名君主。他25岁登基，在父、祖文治武功的基础上，奋发有为，勤于政事。政治上，继续平定国内叛乱，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并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屯田开荒。在文化上，提倡汉学，编纂大量图书。在他统治期间，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他在位60年，又当了三年太上皇帝，享年89岁，是我国封建社会寿命最长、掌实权时间也最长的皇帝。孝贤皇后是弘历的嫡皇后。孝仪皇后是嘉庆皇帝的生母。
　　定陵
　　内葬文宗咸丰皇帝和孝德皇后。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183l—1861)，在位11年中，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逃到热河，死在避暑山庄。孝德皇后为奕詝的嫡福晋，死后被追尊为皇后。
　　惠陵
　　内葬穆宗同治皇帝和孝哲皇后。
　　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4)是慈禧的独生子，6岁即位，卒年19岁。他是清朝最短命的皇帝。
　　昭西陵
　　内葬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1613—1687)。她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庄妃，是顺治帝的生母，康熙帝的祖母。曾协助皇太极处理国政，又先后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代幼主，为大清江山的开创作出了贡献，被史家誉为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
　　孝东陵
　　内葬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1641—1717)，她是顺治皇帝的皇后，21岁时被尊为皇太后，77岁死，当了57年皇太后。她是清代当皇太后时间最长的一位。该陵内还陪葬了28位顺治帝的妃嫔。
　　普祥峪定东陵
　　内葬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1837—1881)即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她是咸丰帝的皇后。咸丰帝死后，曾与慈禧在同治、光绪年间两次垂帘听政达20年之久。
　　菩陀峪定东陵
　　内葬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即慈禧皇太后，俗称西太后。她原是咸丰帝的一名贵人。咸丰帝死后，她与恭亲王奕欣合谋，发动了“辛酉北京政变”，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在她统治前期，一方面拉拢满汉勋旧贵族势力，另一方面又支持洋务派走靠西法强国之路。她利用汉族地方武装，同时又借助洋人力量，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使清朝统治得到了相对稳定，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中后期，由于外国的侵略扩张，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加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程。慈禧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扼杀了“戊戌变法”，扑灭了义和团烈火。慈禧作为一个女人，垂帘听政、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景陵皇贵妃园寝
　　内葬康熙帝的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
　　景陵妃园寝
　　葬康熙帝的48位妃嫔和1位皇子。
　　裕陵妃园寝
　　内葬乾隆帝的死后被贬的乌喇那拉皇后和35位妃嫔。
　　定陵妃园寝
　　内葬咸丰帝的15位妃嫔。
　　惠陵妃园寝
　　内葬同治皇帝的4位皇贵妃。
　　公主园寝
　　内葬宣宗道光皇帝的2位公主和2位皇子。

以上部分观点来自人民网、新京报，其余内容来自学苑出版社《大清皇陵秘史》（徐广源著）与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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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清朝最阔衙门与最窝囊衙门

学苑出版社 — Fri, 20 Jan 2012 10:36:21 +0800

最窝囊的检察署——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

北海公园东门曰陟山门，该门与景山公园西门隔街相望。陟山门外有一完整的古建筑院落，系清代的稽查内务府衙门。该衙门格局和规制上均与一般行政衙署大异，溯其因由，首先是地处皇城禁地之中，当然不能显示署衙之尊。其次是所稽查的对象是内务府，以微稽尊，以疏查亲，也实难有开署列堂之尊。虽然占地面积和房屋间数并不少，但给人的印象是所“四合院”。

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机关本部系“内务府堂”，下辖“七司”、“三院”等机构，亦各有办事公所。七司为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三院为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以广储司而言，下辖六库、织染局、绮华馆等机构，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亦隶属广储司。

总管内务府衙门的首长系内务府大臣，官阶为正二品，多由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任。内务府的执掌是“掌上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以“奉天子之家事”。顺治十八年“裁撤十三衙门，收阉官之权归至旗下”，以后太监均属内务府管辖，有犯禁者，内务府有权“先行锁拿”。汉、唐、明三大统一王朝均有宦官之祸，有清一代只有慈禧掌政时期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两个宠寺，但其权势去汉、唐、明远矣。究其因由，内廷之掌在内务府而不在宦官。

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其官序与六部侪之。长官系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督、巡抚的兼衔。对于独裁、专制者而言，不容许有来自民众的监督，亦不容许“奴才”监督“主子”。内务府的职责是“奉天子之家事”，古有“宰相家丁七品官”之说，言外之意就是无人敢惹，内务府的堂官、司官、曹官就是皇上的大大小小管家，当然更是没人敢惹。清代的太监有“奴才坑主子点银毛，不算没良心，只要对主子有忠心就行了”之说，“坑主子”是在经济上横捞一把，“有忠心”是在政治上绝对可靠。此道完全可以扩大到内务府的大小官员。皇上对太监横捞一把可以默认，对内务府官员亦然。故有清一代，太监和内务府都没有闹出什么重大经济案件。只要在宫廷斗争中不站错队，经济问题均可忽而略之。曹雪芹出自江宁织造之世家，要不是其父在雍正继位的问题上站错了队，雍正大概也不会追查曹家的经济问题。

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又称稽查内务府御史处，系都察院的派出机构，以协理陕西道，掌贵州道二员兼管，下设经承三人。内务府机构庞大，有职官三千多人，其官员的编制大于户部十多倍，而户部的编制居于六部之首。太监、苏拉、包衣、匠役、库丁……均由内务府管辖，其人数当超十万人。以兼职官二人，职吏三人稽查如此庞大的机构，只能是诸事流于形式。概而言之，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注销”。内务府各司院每年用过的钱粮数目，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按款开造黄册进呈，送稽查内务府衙门处“注销”。广储司下属六库官员更调及取用存储物件之数，由御史处随时稽查，每月初五、二十五日“注销”。由此可知，御史处的职掌就是“注销”，注销的目的是让皇家的一切开支合法化。内务府的账是查不清、查不得的“秘档”，常驻内务府“查账”的自全之道就是闭上眼睛盖印，“注销”之后一切也就销之大吉了。“御史”在官制上是“差”不是“缺”，而且是“钦差官”。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故御史外出总有收获，即便查不出什么名堂来，也会收到一笔“仪程”，不会空手而归。惟有派到内务府者，只能是坐冷衙门。好在“缺”的任期不会超过三年，否则是难免会“面有菜色”了。因为内务府上上下下没人会“打点”一下，只能是“例行公事”的注销员。注销员在派驻单位捞不到油水，原单位的工资又低得可怜。按照清廷的定制，七品文官的年俸为45两，月俸为3.75两；九品文官年俸为35两，月俸不足三两。两名兼职御史系“七品官耳”，三名专职经承乃“九品末流”。这些无外快可赚的穷京官，其生活水平和八旗兵丁等而侪之。

最阔衙门——内务府

内务府是最阔的衙门，清代北京城中有“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说。其意是在内务府当差发得最快。内务府七司三院的衙署今已不存，至多留下个地名，唯独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的格局、规制保存完整。就是多年的时间里无拆无毁，在清代所遗的衙署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特例，能够成为“唯一”，或许是这座衙门是有清一代最窝囊的衙门，留下来可的那个历史的见证。

以上内容摘自学苑出版社《茶余饭后话北京》（2012年版），李革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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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正月初一观天坛祭天大典

学苑出版社 — Wed, 18 Jan 2012 10:23:14 +0800

一年一度的礼乐传统大戏天坛文化周中的祭天表演1月18日开始彩排。一时间，钟磬齐鸣，在三百余名“文武百官”的陪同下，“皇帝”行至丹陛桥，走进祈年殿院内，开始祭天乐舞。2012年天坛文化周将于正月初一拉开大幕，持续到初五。

农历初一：天坛祭天大典

祭天源自原始先民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畏惧及崇拜，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特的国家祭典活动，也是一项有着繁缛程序的礼仪活动。我国自公元前26世纪的三皇五帝时期至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清王朝倒台，祭天活动贯穿始终。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祭天活动由原始社会时期简单、朴素的对天行礼、膜拜，发展成为隆重的祭天大典。庚寅年春节，北京天坛公园将继续往年的传统，举办大型文化周活动。祭天大典作为其中的保留项目，将再次展现在广大市民和游客面前。

天坛祭天大典乐舞表演

在祭天大典中，祭天乐舞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明清两朝对祭天乐舞的演练以及对乐舞生的管理相当严格，以保证大典的庄重和神圣性。明清时期在天坛设立的神乐署（明朝初年至清乾隆初年称神乐观），是皇家最高乐舞学府，迄今已伫立了近六百年。它承载着历史、建筑、艺术等诸多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是天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坛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署内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对祭天乐舞生进行培养和训练。鼎盛时期署内有乐舞生三千多人。明清天坛祭天大典中所演奏的祭天音乐称 “中和韶乐”（已被列入北京市市级和崇文区区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一种集礼、乐、歌、舞为一体的皇家祭祀音乐。皇家祭祀乐舞的演练也在神乐署进行。

神乐署署门

明朝时的皇帝普遍崇信道教，祭天乐舞生也由道士担任。乾隆七年（1742年），皇帝下诏严禁神乐观乐官习道教，不愿从业的人削籍为民，神乐观中道士尽遭驱逐。神乐观没有了道士，旋即被更名为神乐所，相应的职官即由知观改为知所，祭祀乐舞生也改而选用年少俊秀的八旗子弟充任，由朝廷派协律郎对祭天乐舞生进行培训。乾隆十九年（1754年），神乐所又改神乐署。

天坛祭天大典乐舞表演

《律吕正义后编》祈谷坛舞谱

清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永例》颁布天下，清朝服制正式确立。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考经据典，在历朝的基础上，制定了空前绝后、宏大完备的祭天礼仪，至清亡几无更改。兹以神乐所改神乐署后的乐舞生服饰为例，以见一斑：

童子舞服饰，衣用黑绸、齐袖，绘金云气。天坛圜丘执事乐舞生，服蓝镶边青缎袍；武舞生和执旌节乐舞生，服青缎销金花袍。文舞生和执旌节乐舞生、焚香乐舞生，服青缎补袍，所有补用素绘葵花文。祈谷坛执事乐舞生，服蓝镶边青罗袍；武舞生服红缎销金花袍；文舞生、乐生、焚香乐舞生服红缎补袍。以后，乐舞生服色改为天坛用青色，执事袍服无缘。如祭日遇雨，用雨衣雨帽，花样如前制（详载《清会典》、《钦定服饰肩舆永例》、《皇朝礼器图式》等）。祭祀文舞生冬冠，骚鼠为之，顶镂花铜座，中饰方铜，镂葵花，上衔铜三角，如火珠形；袍用绸制，其色圜丘用石青色绸，祈谷用红罗，前后方襕销金葵花；带用绿绸。武舞生冠顶上衔铜三棱，如古戟形；袍用绸制，通销金葵花；余制与文舞生同。中和韶乐乐生，冠顶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袍用红缎，前后方襕绣黄鹂，带均用绿云缎。

神乐署童子舞衣

神乐署文舞生袍服

民国祭服

清朝覆灭后，祭天活动一度被废除。1914年12月，“洪宪皇帝”袁世凯率百官举行祭天大典，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祭天。有人曾对现今祭天表演中演出者身着清装表示质疑，其实这无可厚非。虽然在《周礼》《诗经》等古代典籍中已有对祭天活动的记载，但清朝在祭服、流程上的条文规章，多过之前的历朝历代。或者可以说，清朝是我国历代王朝中祭天礼仪最复杂、最完备的时期，选择对其进行重现，可以尽可能的展现我国古代祭天活动的全貌。

天坛旧闻：神乐署中益母草

明清时期，尽管“坛庙禁例”中明确规定了天坛乃祭祀禁地，严禁喧哗，不许饮酒、嬉戏以及开设茶坊酒肆，禁止无关人员进坛游玩，并派专人稽查，但神乐观一带却一直是香客熙来攘往，游客云集，店铺商肆也应运而生。其中的药店专卖用天坛内生长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膏，是医治妇女病的良药。

乾隆初年，皇帝下令禁止商贾在坛庙重地经商，神乐观内禁止栽花，观内各座铺面迁至天坛之外，仍不能禁止神乐观游人聚集。到了嘉庆年间，神乐署内不仅药铺林立，茶社的买卖也兴盛起来，“聚集闲杂多人，或至话古弹词，亵越尤甚”。嘉庆帝一再下令清净天坛，最后只剩几家药铺存留，游人渐少。

但因神乐署严禁栽植花木，药店主人无法开地扩种药材，只就坛内原有的益母草自然生长。天坛益母草于是由原来的人工培植变为野生，后益母膏成为出口药品，行销海外。清亡后的1914年，袁世凯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为了安全起见，将神乐署内的所有药店逐出天坛，在天桥、前门一带另辟新铺面，只允许每年秋季进天坛采药。失去了天时地利，天坛益母膏的销路受到影响，从此逐渐衰落。

以上文字摘自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德音雅乐——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题目为编者所加。

《天坛清代全盛图》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并附图：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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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清代全盛图》背面将古代皇家祭天的原因、仪式、祝文一一详解，并将“乾隆赐名‘回音壁’”、“神乐署里的假老道”、“一勺卖千钱的神厨神水”等天坛掌故一网打尽，正所谓“一图在手，神游盛世天坛”。

此外，还特别附送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和先农坛的介绍及珍贵古图。

康熙清除鳌拜的真正幕后推手

学苑出版社 — Fri, 30 Dec 2011 10:17:30 +0800

康熙幼年智勇双全除鳌拜的故事一直是历史文学作品里的热门主题，虽说是一朝之君，但小小年纪如何清除顽党，或许幕后的推手是不可缺失的角色。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擔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则别无可否，惟唯诺而已。”可见孝庄放手使用，四辅臣权力很大。加之缺乏监督、约束的机制，辅臣中个别人逐步走上结党营私、擅权乱政之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官，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官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女性的战略眼光与灵活策略。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入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入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此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能够善始善终。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入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三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愈走愈远。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辅臣“仍行佐理”。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后，鳌拜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玄烨亲政伊始，苏克萨哈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清除异已，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清除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他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他的种种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部署。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的种种失误与施政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孤立。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考虑到鳌拜以往的功绩，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几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他在“首崇满洲”的原则下，着力改善满汉关系，崇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若无祖母的指教，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铲除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这种做法尤为难能可贵。

以上文章摘自学苑出版社《康熙皇帝一家》，杨珍著。标题与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数千年帝王家庭中，康熙皇帝一家独领风骚，备受瞩目。本书发掘满文档案，揭示这一帝王之家鲜为人知的情况，剖析众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耿全面地认识康熙皇帝、更深入地了解清朝历史。康熙皇帝治家的成败得失，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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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黑白社会”中的华丽转身

学苑出版社 — Wed, 28 Dec 2011 10:19:46 +0800

杜月笙，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因此他的原名叫“月生”，意为月半而生。马屁文人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中杜月笙“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而把“月生”改为“月笙”，并为他取名为“镛”。

上海的青帮三大亨是指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取代上海青帮大字辈而成为上海最有势力的黑社会头子。

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不满足于当黑社会头子，而是要跻身于工商界，以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正派”。他们利用从事黑色事业（卖鸦片、开妓院、走私等）赚到的大量金钱，转而投向正当的金融业和工商业。1928年杜月笙筹办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随后又插足别的行业，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到1947年，他在工商界的董事长、理事等头衔，不下20个。为了笼络各路文人、贤士，他的智囊人物向他出谋划策，成立了一个社团——恒社。其成员中，有的是他初期弟子，多为小流氓、包打听、巡捕和赌徒；有的是商家殷实富户的子弟，他们是因为害怕被绑架而寻求庇护；三是寄希望于恒社，以求发展的人。恒社最初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近2000人。为了得到报纸的吹捧，杜月笙还设法进入新闻界，杜月笙任上海中汇银行董事长时兼任了上海《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中央日报》常务董事。

黑社会的特点，就是由黑色事业转向白色事业。一般是从事黑色事业起家，在拥有相当的实力后，黑社会头子们，自己便不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是把从事黑色事业赚到的钱财，用于金融或工商业，从事正常的经济事业。清末民初，当帮会组织从秘密结社蜕变为黑社会时，他们所从事的黑色事业也在向白色事业过渡。

首先是进军金融业。

青帮三大亨在进军金融业方面，以杜月笙最为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青帮人物陈群，劝告杜月笙今后应该以投资金融和工商业为主要活动，以便洗刷以往经营烟、赌场的流氓形象，并可借此跻身上流社会。1929年2月，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之一、青帮门徒钱新之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办了“中汇银行”。杜月笙鉴于自己对于金融业并不熟悉，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担心没有人来存款，最初颇为犹豫。钱新之告诉他：上海的银行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新银行开业，其他各银行都要先去存上一笔钱，称为“堆花”。上海的各大银行的老板们，得知你杜月笙要开办银行，自然要前来“堆花”。加上租界里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凭借你的名气，肯定会把钱统统存入你的银行。杜月笙在钱新之的开导下，便决定开办银行。杜月笙用这个办法，开起了“国民银行”（后来改名为中汇银行）。一些富豪为了讨好他，便纷纷前来投资，如大富豪徐懋棠就向该银行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另外，该银行还得到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支持，从而使杜月笙不用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开办了一个资金雄厚的“国民银行”。后来，当国民银行改名为中汇银行时，上海银行业老板陈光甫一次就存入白银50万两，存款时间，从一般堆花的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而且不取分文利息。“中汇银行”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把经营的重点，主要放在收付烟赌两项游资和押款等业务方面。那些资金雄厚的烟土商，只要付给中汇银行巨额的费用之后，即可以使烟土保提、保运和保销，从中获得巨额的利润。后来，杜月笙又利用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被当局指定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成为上海银行界的巨头。

其次，涉足实业界。

青帮三大亨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又投资于实业界正常的工商业，成为上海的大企业家。在这方面，三大亨中也以杜月笙最为突出。

他首先把手伸向面粉业。他趁30年代上海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负赌债数十万元难以偿还，而打算出售面粉厂的机会，以109万元的低价收购了该面粉厂。1936年5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因为业外大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导致面粉价格猛涨，交易所的经纪人大多面临破产的危险，只好向交易所仓库主任黄柄权求救，请他转托杜月笙帮忙。在得到杜月笙的首肯后，他们以杜月笙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50万包，他们自己也抛出80万包，致使面粉价格下跌。迫使朱如山让步，经纪人也免于破产。这件事终于使杜月笙当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

1931年，在杨管北的帮助下，杜月笙又成功地打进了上海的航运界。杨管北是江苏镇江人，大学肄业，北伐军到达上海后，他成为北伐军政治部交际股的政工人员，因为善于辞令，受到杜月笙的赏识，逐渐成为杜门座上宾。为了使杜月笙的势力打入轮船航运业，他为杜选中了著名的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是清末著名事业家张謇于1904年所创立，垄断上海至扬州的航线达24年，拥有四条江轮，总吨位在4000吨以上，还有若干条拖船和木驳船。1925年张謇去世，其弟张詧因支持北洋军阀而被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遭到通缉，张氏的势力一落千丈。经理鲍心斋把企业的利润存在南通得记钱庄，1930年得记倒闭，存在钱庄的银钱化为乌有。次年，公司拥有的两条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死亡船员和旅客1000多人，公司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杨管北看准了机会，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大量收购大达公司的股票，使自己和杜月笙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然后二人又使尽各种手段，进入公司的领导核心，最后，杜月笙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公司副经理，掌握了公司的实权。

再次，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150多个。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不仅同杜月笙一同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大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并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

以上文章内容摘自学苑出版社《中国地下社会》第三卷，秦宝琦著。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是一次200多年来中国地下社会的大起底。
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会、哥老会、青红帮、洪门、一贯道……这些在众多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秘密组织到底如何成势？势力大到何种地步？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这何种角色？又是如何土崩瓦解？
“康雍乾”时期一片盛世景象，众多秘密教门为何却逐步兴起？
嘉庆年间，天理教徒如何制造“汉唐宋明未有过”的袭击紫禁城事件？
天地会的创立宗旨竟然不是广为人知的“反清复明”！真相如何？
洪秀全的天平天国靠什么聚拢人心从而迅速崛起？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竟起始于天地会？
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如何力助辛亥革命成功？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青帮三大亨的真实发家史是怎样的？他们如何“掌控”上海滩？
蒋介石在最危难时期得哪位帮会大亨相救？
港澳台及海外华人黑社会真实情况如何？
秘密组织一贯道如何利用抗战疯狂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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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全的老北京城门珍贵照片

学苑出版社 — Mon, 19 Dec 2011 09:53:02 +0800

史上最全的老北京城门珍贵照片

正阳门

左右城墙上各辟两个门洞，是城门改造的工程项目之一。东门洞直通户部街，西门洞直通刑部街。工程于1916年完工。

正阳门面阔7间，齐城平台宽50米，进深24米，通高42米，重檐三滴水歇山顶，上铺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瓮城巨大，呈弧形，宽108米，深85米，四面各辟一门。

崇文门

图为1912年之崇文门城楼南面。崇文门位于北京内南垣东侧，距正阳门约三里，是内外城通衢的孔道之一。城楼面阔5间，通宽39.1米深3间，通进深24.3米；楼连台高35.2米；重楼重檐，歇山式灰筒绿琉璃瓦剪边。

宣武门

宣武门城楼面活五间，通宽32.6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3米；楼连台通高33米；重楼重檐，歇崇山峻岭式灰筒瓦绿互谅互绿琉璃瓦剪边。瓮城南北长83米，东西宽75米；西墙辟券门，其上为闸楼。瓮城南墙城台之上为箭楼，箭楼面活七间，通宽36米；通进深21米，连台通高30米。

朝阳门

图为清末的朝阳门。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中，日军的炮火摧毁了朝阳门，这幅是1906年竣工后不久拍摄的。朝阳门形制与崇文门略同，面阔五间，通宽31.3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9.2米；楼连台通高32米；箭楼形制略与宣武门相同，面阔七间，通宽32.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5米。

东直门

东直门城楼形制同朝阳门，但规制略小，面阔五间通宽1.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5.3米；楼连台通高34米；瓮同西直门，四角皆为直角；东西为62米，南北为68米；南侧瓮墙辟券门，门上建闸楼。

西直门

20年代初期的西直门城楼、瓮城和箭楼，是在城墙外侧由南向北拍摄的。西直门城楼面阔五间，通宽32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5.6米；楼连台通高32.75米；重檐、歇山、山崖为筒瓦绿琉璃剪边瓦顶。箭楼面阔七间，通宽35米；进深三间，连抱厦通进深27.8米。瓮城呈正方形，四角皆为直角；东西长62米，南北为68米；瓮城南侧墙上辟券顶闸楼门，门上建闸楼。

阜成门

图为20年代初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的。苍劲雄壮的阜成门城楼、瓮城、箭楼兀然耸立。阜成门城楼面阔五间，通宽31.2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6米；连台通高31.70米。箭楼面阔七间，通宽32.5米；进深五间，通进深25.6米；连台通高30米。瓮城东西长65米，南北宽74米；其北侧墙辟券门，上建闸楼；瓮城内东北角建有关帝庙。

安定门

图为1860年时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拍摄的安定门城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城楼形制略同于朝阳门。城楼面阔五间，通宽31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6.05米；楼连台通高33.13米；重檐、歇崇山峻岭、灰筒瓦绿琉璃剪边瓦顶。箭楼形制亦与崇文门略同。箭楼面阔七间，通宽32.5米；进深三间，连抱厦通进深25米；楼连台通高30米。瓮城为北羰呈圆弧状之正方形；东西长68米，南北为62米；瓮城东侧墙上辟券顶闸楼门，门上建闸楼。

德胜门

图为清末的德胜门城楼西南侧面。德胜门城楼面阔五间，通宽31.5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6.8米；楼连台能高36米；重檐、歇山、灰筒瓦绿琉璃剪边瓦顶。箭楼面阔七间，通宽34米；进深三间，连抱厦通进深9.6米；楼连台通高31.9米。瓮城为北端呈圆弧状之长方形蒸汽机70米，南北为118米；瓮城东侧墙上辟券顶闸楼门，门上建闸楼。

永定门

图为20世纪初在城外护城河南岸向北拍摄的永定门城楼、瓮城、箭楼。永定门是北京城市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建筑。永定门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瓮城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宽42米，南北长36米，瓮城墙顶宽6米。箭楼规制与城楼差距较大，不甚协调；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2.8米，进深一间6.70米，高8米，连城台通高15.85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七孔，东西每层3孔；北铡楼门为过木式方门；箭楼下城台正中对首城楼门洞辟一券洞门。

左安门

图为20年代初，在左安门城外护城河南岸从东南向西北拍摄的左安门。左安门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灰筒与顶；面阔三间，通宽16米，进深一间，通进深9米，高6.5米，楼连城台通高15米；瓮城呈半圆形，东西宽23米，南北长29米。箭楼为单歇山小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宽6米，高7.1米，楼连城台通高16.6米；其南侧面辟两层箭窗，每层7孔；东西侧面亦辟两层箭窗，每层3孔侧面正中辟过木方门。

右安门

图为20年代初在城外从东向西拍摄的右安门，画面中可以看到右安门箭楼和瓮城。右安门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通宽16米，进深一间，通进深9米，高6.5米，楼连城台通高15米；瓮城呈半圆形，东西宽23米，南北长29米。箭楼为单檐歇山小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深6米，高7.1米，楼连城台通高16.6米；其南侧面辟两层箭窗，每层7孔，东西侧面亦辟两层箭窗，每层3孔侧面正中辟过木方门。

广渠门

图为20年代初在城外从南向北拍摄的广渠门城楼、瓮城、箭楼的南侧面。广渠门门楼低矮，仅一层，廊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四周有回廊。瓮城呈弧形。箭楼为单檐山顶，正面及两侧各辟箭窗二层，正面每层7孔，两侧每层各3孔，共26孔。箭楼下开拱形门洞。

广安门

图为20年代初在城外从北向南拍摄的广安门城楼、瓮城、箭楼的北侧面。广安门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三间通宽13.8米；进深一间，通进深6米；高17.6米；楼连城台通高26米。瓮城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长34米，南北宽39米，瓮城墙基宽7米、顶宽6米。箭楼为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6.6米，高7.8米，连城台通高16.6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7孔，东西每层3孔；北侧楼门为过木式方门系冰月楼下城台正中对着城楼门洞辟一券洞门。

1956年隔着护城河自东向西拍摄的朝阳门箭楼东侧面

清末在西便门护城河北岸处拍摄的西便门

大清门位于天安门正南今毛主席纪念堂原址

长安右门，位于天安门西南侧

长安左门，位于天安门东南侧

东安里门

西安门

地安门

正对天安门正中为千步廊之通道，道内东、西建廊房各110间，又东、西折有北向廊房各34间，皆为连檐通脊、硬山、灰筒瓦顶、红墙(千步廊于1914年拆除，其东、西复墙于1958年拆除)。

故宫外筒子河

故宫角楼

景山与三座门

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西侧护城河

西直门城楼

钟楼

1915年之前拍摄的正阳门城楼的北侧面。画面中尚可见东侧马道，宽近5米。

1916年之后不久从箭楼向北拍摄的正阳门城楼南面全貌

1968年拍摄的崇文门城楼

20世纪20年代在东便门外石桥北端拍摄的东便门北侧全景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正阳门箭楼冬景

20世纪在城外护城河南岸向北拍摄的永定门城楼、瓮城、箭楼

20年代初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拍摄的安定门城楼北侧面

20年代初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的阜成门外景

20年代初在城内从西向东拍摄的广渠门城楼西侧面

20年代初在城内拍摄的右安门城楼北侧面

20年代初在城外拍摄的广安门城楼、瓮城、箭楼的北侧面

20年代初在左安门城外护城河南岸拍摄的左安门

1900年时的崇文门城楼西侧面。城楼上下是英军还有英属殖民地的印度兵

1956年拍摄的永定门城楼南侧面

西直门城楼、瓮城和箭楼

20年代初期拍摄的德胜门箭楼东、北侧面，瓮城已因修环城铁路而拆通了

20年代初阜成门箭楼的南侧面，城台下几个孩子在挖野菜

宣武门箭楼

城外护城河

城外角楼

东直门

地安门

大前门

安定门箭楼

崇文门

德胜门

民国初始的安定门箭楼北侧面

以上图文摘自余钊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旧事》，题目为编者所加。

北京城里天子脚下怎么还有个国中之国？老舍怎么在小羊圈里躲过八国联军的屠刀？充满血泪的人贩子市场在哪儿？京官怎么就这么难当？为什么说“饿不死的西城，渴不死的东城”？……说起来，这些事现而今知道的人不多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陈年旧事无异于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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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洪门争夺战

学苑出版社 — Mon, 28 Nov 2011 15:25:38 +0800

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城学校，全力争取华侨加入，积聚巨额资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感到了危机来临。他们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外。孙中山VS康有为。革命派VS保皇派。这里边隐藏着哪些历史秘闻？

争华侨先争洪门不入洪门难安身

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派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那里的华侨。

洪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迨洪氏金陵溃后……其余党复以海外为尾闾（指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的部下逃到海外，继续秘密抗清）。……其后统名为致公堂。致公堂者，三合会之总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种种不一，而皆同宗致公”。洪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洪门在北美牢牢扎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派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洪”。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八九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欹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沙加缅度、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之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包装。但在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而也就轻而易举地取得进入华侨社会的入门券。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一张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保皇会。康有为由是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中。

康有为

康有为如鱼入渊孙中山单刀赴会

把康有为与孙中山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组织，知道华侨中十之七八为洪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原来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可见，在洪门问题上，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人都发现人多势众的洪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其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洪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得最多的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为人说服并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重要原因。

根据记载，1904年4月1日，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派同伴。康有为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

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陈继俨等就已探悉他的行踪，乃电告旧金山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保皇党便与清领事何佑联系，何佑复照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由是孙中山4月6日在旧金山港口被拘，何佑又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致孙被拘留于码头上的木屋十余日，后求救于致公堂首领伍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领事的图谋。5月24日，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经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矶、巴梳斐立士、巴士杰、组柯连、必珠堡、圣路易、关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数地，最后到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宣传革命救国，取得可观效果。直到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8个半月。而康有为复于1905年2月12日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到同年11月29日，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

孙中山入境后，旋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倒戈”，但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党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会宣传已多，但尚未接受过了解大势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故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是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为何意？“彼众多不能答也。”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归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党。故由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党。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党的“保清”（以“保皇救国”相号召）有天壤之别。这一招对“破解”康有为保皇会的宣传顿收“点穴”之效。孙中山复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本正源，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是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保皇会大肆攻击中立华侨多倒戈

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如此，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言词犀利，每语往往中的，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美洲洪门会员达15万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一边失去15万同情者和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杨咏雩攻击孙中山的演讲，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

杨咏雩的演讲是1904年月5日在费城做的，其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咏雩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可见保皇党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如同水火。杨咏雩其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为了表示热烈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护、林信等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后，于如心酒楼宴叙。宴毕返会所，杨咏雩便应邀发表演说：

弟以驽骇下驷，幸得随维新诸志士后，今承贵埠诸同胞以爱国之心，而爱及于吾会，因爱会而爱及于小弟。此所以令小弟有无限感触于心而不能已者也。……弟今日与诸君既自认为维新中人，则当担认天下兴亡之责任，勿谓此四万万人之事，非我一人之力所能为也。但以四万万视一，则一之成数少且小；合四万万为一，则成数多且大。譬之建九霄之高塔，需砖四万万，一砖之有不有，似何补于塔之高低？抑知塔之所以能高，实积四万万之一而成耳。及塔既成，中缺一窟，则此一砖，其有补于九层之塔也大矣。乃者强邻四逼，国命日危，我政府宴游酣睡如故，一若任人宰割，甘为奴隶马牛。诚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于皇上之不能复位也。

从民族大义来说，他的这番话没有错，且很富哲理，充满感染力。但跟着杨咏雩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是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咏雩演讲中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

夫我会岂可任人攻击者乎？宗旨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埠同志，日见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知爱国。惟其实定保皇立宪之目的，断未有改向方针之道理。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致弄成吾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兹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予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

一句话，只要皇上复位变法，中国就可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按照他的说法：

既内地教堂林立，倘一轻动，则各国调兵，藉保教护裔为名，是速招灭亡。率我四万万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隶，当不知孙某是承何心！竟认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对中国！更何以对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试问孙某有何地能聚此数万人以作乱乎？有何地可筹饷乎？何地为军火之接济乎？以政府俨然有一国之权，尚不能以敌强国，孙某欲以乌合之众，敌人素练之兵乎？内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敌人？孙某自问，亦应索然矣！年来政府治乱党愈严，一有扰动，孙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则妻子田庐尽居内地，果谁被其害乎？成则孙某为帝为王，败则我同胞断头流血。孙某方言舍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盘石乎？家且不欲舍，况肯舍身乎？其家则恐被害，何独不恐吾同胞家属被害乎？是以居万全之地，直驱同胞于死地也，是何良心？伤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发冲冠。吾与孙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国之举动，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义论，则吾不能已于言也。

这里所以不厌其详地将杨咏雩的演说照录下来，是因为这段话属将“保皇”与“革命”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同时又褒此贬彼的典型之作，为今天观察了解当年旅美保皇派攻击革命派的立论根据提供了绝好素材。按照杨咏雩的说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孙中山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咏雩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党人在宣扬保皇、反对革命时，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裔”，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经接至海外，无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吓唬华侨民众。这两种宣传手法，合为一体使用，颇具效用。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后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历史地看，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其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党成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为中下层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唯华侨上层人士之言之行是从，因此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

孙中山

争夺战愈演愈烈洪门分化难避免

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9月29日，亲保皇会的满浅拿省表雪地埠联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书》，猛烈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曰：

当兹强邻逼胁无已时，国破家亡于眉睫，试问我兄弟能自免于奴隶牛马之日乎？若保皇会则报馆、学费、商务等，皆为世界最文明之事业。且人人知爱国心，年来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转移，宗旨之正大，会规之良善，已为中西通（同）人所共认。我等正宜发奋协同保皇会，庶可救国种之危亡，虽不能计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为救国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对，日事攻击，与同种之人为敌，而忘异种之仇，惟恐国之不早亡，种之不早灭，丧心病狂，岂有过于此者哉？况洪顺堂设立例誓，载在条章，不得与凤仔同谋，共事泄漏花亭机关，今竟信头发未干之孙贼，尊为神明，拜为大哥。请心自问，条章例誓，合当与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创立之《大同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来，给了它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新世纪伊始的首次脱胎换骨。颇为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侨社会没有办法改造洪门，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这时，“外来”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却改造了洪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皇会栖身于美国华侨社会以后，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华侨社会的影响，而只有洪门是个例外：是保皇会改变了洪门，而不是相反。当然，孙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门，使它与时俱进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10年代，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门都聚纳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保皇和革命，洪门只能以一个自己的分裂，并分别跨向两个对立的团体，来表明跟旧包装、旧理念告别。不幸的是，这种跨越虽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却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实上，对洪门来说，跨越与分化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带来了分化，分化也带来了跨越。

以上文字摘自高伟浓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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